从拆迁问题看物权法（合集5篇）

第一篇：从拆迁问题看物权法

从拆迁问题看《物权法》

摘 要

2004年9月重庆发生一起号称为最牛钉子户的拆迁案，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此时正值物权法颁布，于是此案被列为物权法第一案。一方是公民基本财产权，一方又是公共利益，两方的权利权衡是关键。同时该案也暴露出了物权法的局限性和不完善性，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城市房屋拆迁问题是不可避免会发生的，如何协调各方的权利将是摆在法律工作者面前的一大难题，是公民利益还是公共利益，如何保护公民私有财产，如何制定补偿标准，如何给予拆迁补偿等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亟待物权法的完善，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为维护社会安定，维护法律秩序，捍卫法律尊严贡献自己的力量。通过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制定公平的补偿的标准、建立科学合理的土地征收程序，可以有效地规范政府的征收行为，大大强化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使得“促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立法初衷得以实现。

如何在加速城市发展建设与保护个人私有财产中找到平衡，构建合法有序的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保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建立和谐稳定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热点问题 城市房屋拆迁涉及地区广泛，人数众多，集团诉讼和群体上访多，钉子户现象不断出现，拆迁自焚事件更是将城市房屋拆迁制度推到风口浪尖，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关键词：钉子户；拆迁；物权法；公共利益；公民私有财产权；征收与补偿

拆迁法律制度

目 录

一、案情回放.........................................5

二、本事件涉及的《物权法》上的问题„„„„„„„„„„5

2.1 关于“《物权法》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问题„„„..5 2.2 关于“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征收个人房屋”的问题„5

2.3 关于“征收个人房屋应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的问题„6

三、我国房屋拆迁中存在的问题„„„„„„„„„„„„6 3.1 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不健全„„„„„„„„„„„„6

3.2 滥用公权力„„„„„„„„„„„„„„„„„„7

3.3 不合理的程序设置与补偿机制„„„„„„„„„„7 3.4 混淆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7

四、《物权法》保护被拆迁人利益之不足„„„„„„„„„7

4.1 缺少对商业性拆迁的规定„„„„„„„„„„„„7 4.2 未能对公共利益进行具体界定„„„„„„„„„„7 4.3 征收补偿标准不明确，补偿不充分„„„„„„„„.8 4.4 征收程序存在瑕疵„„„„„„„„„„„„„„„8

五、在物权法背景下对拆迁法律制度的设想与建议„„„8

5.1 进一步明确城市房屋拆迁的公共利益标准„„„„„8 5.2 如何妥善处理钉子户问题„„„„„„„„„„„„8 5.3 建立健全拆迁中法律程序性规定„„„„„„„„„9

六、结语„„„„„„„„„„„„„„„„„„„„„„„9

一、案情回放：

2004年9月，重庆市九龙坡区鹤兴路片区商圈改造，由重庆南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重庆智润置业有限公司共同进行开发。该片区280户均已陆续搬迁，仅剩一户至今未搬迁。这幢户主为杨武、吴苹夫妻。他们的两层小楼一直伫立在工地上。开发商根据评估价格提出了货币补偿和实物安置两种方案，业主认为评估价格太低，要求在原位置、原朝向、原面积、原楼层进行实物安置。由于双方分歧较大，一直未能达成协议。于是就出现了如下一幕：一边是开发商经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裁决，申请法院强制拆迁，另一边是业主把一面国旗和一条写有“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横幅挂在楼顶，称要与小楼共存亡。

2005年2月，开发商向九龙坡区房管局提出拆迁行政裁决，要求裁决被拆迁人限期搬迁。2007年1月11日，九龙坡房管局下达了拆迁行政裁决书，并于2月1日向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先予强制拆迁申请书》。3月19日九龙坡区法院裁定限吴苹夫妇在3月22日前自行拆除房屋，并于3月26日责令户主在3月29日前自行搬迁，但吴苹夫妇逾期均未搬迁。由于开发商与被拆迁人无法达成协议，于是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今年3月30日发布公告，责令吴苹夫妇在4月10日前自动搬迁，否则将依法对房屋实施强制拆除。法院同时表示，在强制拆迁前法院仍将组织拆迁双方进行协商。2007年4月2日，开发商与吴苹夫妇最终达成协议，房屋被拆除。

二、本事件涉及的《物权法》上的问题

重庆“钉子户”事件的发生正逢我国《物权法》刚刚通过，有人甚至将该事件上升到《物权法》第一案的地位。因为它涉及了《物权法》上的有关问题。

（一）关于“《物权法》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问题

我们看到重庆“钉子户”在自己房屋外墙上悬挂了一副标语：“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钉子户”以法维权，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物权法》第四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物权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

即我国《物权法》明确规定了对公民合法财产权的保护，这是此次事件中各方引用最多的法律条款。该事件中房主杨武、吴苹对其房屋享有合法的财产权，享有拒绝房屋不被开发商强拆的权利。但是我们不能错误地理解“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其实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可侵犯的财产，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征收或征用私人的财产。因此，我们应当理性看待和思考这起事件。

（二）关于“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征收个人房屋”的问题

《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也就是说，《物权法》对公民合法财产的保护是以不与公共利益相冲突为前提的。那么“钉子户”的利益要不要保护，就要看该事件是否涉及“公共利益”。这是社会讨论最激烈的一点，也是争议最大的一点。是不是公共利益，谁说了算呢？当然是法律。但是对此《宪法》没有规定，《物权法》也没有规定。

各国法律所规定的征收的法定条件有三项：一是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二是 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三是必须予以公正补偿。严格限定征收用于公共利益的目的，以确保具体的征收行为在目的上的合法性。社会公共利益以外的目的，例如商业目的，绝对不适用国家征收。因商业目的需要取得公民和法人的土地使用权，应当与土地使用权人平等协商，按照《合同法》的规定签订合同。现实生活中，房屋拆迁有为公共利益的，也有纯为商业利益的。但目前的立法没有将两者区别对待。因此，围绕着拆迁问题出现的一些矛盾和对抗，其主要症结在于国家征收制度被滥用。国家征收是指国家强行取得公民的财产，但不可忽视的是，公民对自己的合法私有财产享有不受侵犯的权利。因此，使用国家征收制度必须要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而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则是其首要条件。在许多国家，商业用地是绝不能采用国家征收的办法取得的，而在我国，目前不论是公共利益用地，还是商业利益用地，往往都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采取国家征收的办法，补偿标准也定得非常低，这就难免引发“钉子户”事件。因此，在《物权法》中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迫在眉睫。

（三）关于“征收个人房屋应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的问题

《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事实上，重庆“钉子户”与开发商争议的焦点问题就是拆迁补偿问题。房主吴苹称：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没有向她提供与其房产市场价格相匹配的补偿。她表示：我要求把我重新安置到一处面积相同、地理位置相似的房子中，或按照市场价格给予补偿。这些要求是符合我国法律的。开发商只是想拆了我的房子，尽可能少地给予补偿[1]。

重庆市九龙坡区房管局拆迁管理科任秋萍科长认为：他们(吴苹夫妇)有权利选择拆迁补偿方式，拆迁人应该予以尊重。但房屋补偿的价值只能按照评估的价格决定，当然如果双方对于补偿能够达成协议，我们也没有异议。可是，在目前双方协调未果的情况下，作为政府部门只能支持评估的价值。对于实物安置，可以根据评估，给予与旧房价值相等的新房。但他们要求同样位置、同样朝向的实物，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按照城市改造的规划方案，在他们房屋的位置，要规划一个大商场，每一层都是5000平米的大开间，也根本没有办法满足他们。房屋拆迁补偿的原则、范围等《物权法》没有具体规定，因此，在实际中造成了法官无法可依。所以，有必要在《物权法》中增加相关规定。

三、我国房屋拆迁中存在的问题

（一）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不健全

长期以来一直沿用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为主体建立起来的拆迁体系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征收私有财产涉及到公民的基本权利，只能以全国人大代表委员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相关法律为依据，而条例在法律渊源上仅属于行政法规，这就与上位法立法法相冲突，某些法学专家提出违宪 对私有财产的征收前提是必须基于公共利益 现行的有关法律并没有具体列举哪些需要符合社会公共利益，也并没有明确的法律程序来判断是否属于社会公共利益需要，致使房屋拆迁缺乏法律依据，因此，目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还是十分抽象与笼统的，需要在立法与实践中逐步完善与健全。

（二）滥用公权力

在实践工作中，由于“公共利益”概念理解上的缺失，工作中对公共利益的解释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行政相对人表现出更多的脆弱和无奈，由此而成为推土机前的弱势群体，因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无法通过法律救济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有的忍气吞声，有的以暴力对抗强制拆迁，还有的甚至采取自焚爆炸等极端方式来抵制拆迁，由此引发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政府在房屋拆迁管理中特别是在强制拆迁中的角色定位有失偏颇。

（三）不合理的程序设置与补偿机制

现行城市房屋拆迁制度设计对被拆迁人的参与权与知情权保护力度不够，补偿机制不合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并没有关于被拆迁人参与权的规定，而这将是“腐败的温床”。拆迁补偿的范围、标准，程序和结果应该公平，公正与公开，房屋拆迁价格评估以市场价格为参考依据，在政府、评估专家、企业拆迁户等各方面代表的广泛参与、共同见证下，通过商业化的评估，来提高评估结果的公正性公平性。这种商业化评估，不是把权力交给一部分人，由这一部分人来决定苍白无力的程序设置以及不合理的补偿机制。

（四）混淆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

《条例》对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并没有进行明确的分类规定，公益拆迁是指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进行的拆迁，除此之外都属于商业拆迁范畴。在商业拆迁中，双方应该充分地实现契约自由，有权按照市场规律来判断最有利的自身利益。因此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对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做出明确的分类规定。

四、《物权法》保护被拆迁人利益之不足

（一）缺少对商业性拆迁的规定

《物权法》仅规定了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征收产生的拆迁，而没有规范商业性拆迁。由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大量拆迁纠纷主要是由商业性的拆迁引起的，欲以《物权法》的规定来规范这些商业性的拆迁，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之下，更需要进行立法规范的是商业性拆迁。

（二）未能对公共利益进行具体界定

《物权法》规定了公共利益，并未具体界定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一个与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具有相似性的框架性概念，因其概念本身的概括性、内容的宽泛性、开放性、不确定性以及分层次性，使得在法律上准确的界定公共利益很困难[2]。但在实践中，作为矛盾对立双方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政府与被拆迁人之间却经常围绕征收目的是否构成“公共利益”而继续发生矛盾与冲突[3]。政府征收征用房屋和土地往往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理由，经过一定程序之后，将公民的个人房屋转化为开发商的开发项目，造成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尖锐的冲突[4]。这些冲突体现了公民对政府所谓的公共利益随意解释的不满，因此对公共利益这一概念明确进行界定很有必要。

（三）征收补偿标准不明确，补偿不充分

补偿是征收过程中公民私有财产权是否得到保障的重要体现。现代各国大都对公用征收的补偿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如在日本，公益征收补偿分为财产权补偿和生活权补偿两部分，财产权补偿又分为狭义的财产权补偿和附随的损失补偿；生活权补偿又包括狭义的生活权补偿、少数残留者补偿、离职者补偿、事业损失补偿、生活再建措施等，而美国坚持“合理补偿”原则[5]。《物权法》尽管也规定了补偿原则，提出了“足额”补偿标准，但这一标准只适用于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对城市住宅的补偿标准很模糊，就算是“足额”补偿标准，也规定的不是很具体，导致补偿不充分。在补偿过程中，违规操作大行其道，随意确定补偿额度和补偿方式的现象大量存在，被拆迁人获得的补偿价格往往低于应达的、准确[6]的市场价格位。

（四）征收程序存在瑕疵

城市房屋拆迁是对被拆迁人的财产权的限制，因此，应该从保护市场主体财产权的角度出发，对拆迁规定严格的法律程序。拆迁的程序是对被拆迁人的一种法律程序的保障，是拆迁制度中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征收程序一直备受各国立法的重视[7]。但是，《物权法》对于征收没有作明确的程序性规定，只是笼统的要求应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而实际上，当前适用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虽对城市房屋拆迁及补偿程序做了规定，但这些规定却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主要有：缺少一套公众参与的协商机制，不能吸收公众意见，实现信息的交流与沟通；关于强制拆迁的规定存在着诸多问题，严重损害了被拆迁人的利益；城市拆迁补偿中，由于没有规定行政裁决的条件、程序和时限等程序规则，[8]在实践中经常出现滥用行政裁决的问题。

五、在物权法背景下对拆迁法律制度的设想与建议

（一）进一步明确城市房屋拆迁的公共利益标准

就城市发展的现实来看，没有拆迁就没有城市的发展，如果矫枉过正，会导致城市发展受阻，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确界定区分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既可以保证了城市建设的需要，又保护了公民合法权益［］物权法提出了公共利益需要，在审理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中，主要是根据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确定调查群体，并根据调查结果作出相应的裁决笔者认为仍需要更清晰地认定，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确定公共利益 首先，国家因修建道路(包括铁路和公路等)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或公益性设施场所而征收房屋的，属于为公共利益 其次，根据城市发展长远规划，符合区域或城市建设要求，能为区域(或城市)带来较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二）如何妥善处理钉子户问题

在房屋拆迁过程中，关键是要处理好利益分配问题。但是，部分被拆迁户因对拆迁协议有较大异议，经协调后仍然无法达成调解协议，不愿意搬迁，必然使拆迁工作陷入僵局。于是，政府拆迁管理部门只有采取强制措施来保障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而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容易产生暴力抗拆的恶性事件。如何公平合理 地推进房屋拆迁，妥善处理所谓的钉子户，笔者认为应做到如下几点：

1.以人为本

采取人性化的措施晓之以情，动之以理，通过协商劝说等方式温和地推进房屋拆迁工作，防止拆迁人与被拆迁户之间的矛盾冲突激化，严厉惩处拆迁单位采取不人道手段强迫被拆迁人搬迁的行为。《物权法》第六十六条明确规定了对公民合法财产进行保护，拆迁中的停水停电停热停气阻断交通等手段是不人道的[9]，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财产权利，而且关系到他们的人身权利。“最牛钉子户”重庆杨家坪鹤兴路旧城改造拆迁项目纠纷，引起海内外各大媒体高度关注，工地现场曾聚集着上百家媒体，但不可否认钉子户的出现，在另一个层面表明了政府的进步，在《物权法》通过后，在重庆钉子户事件中政府采用“温情迂回”策略，引导舆论导向与传媒，这种克制态度及处理模式是过去动不动就强制拆迁的政府行为无法比拟的，这个典型事件将成为未来解决类似事件的比照模式，也是值得各级地方政府借鉴与学习的。

2.禁止走一户拆一户的做法

进行旧城区改造是一项民生工程，因此要让老百姓满意，让民生工程变成民心工程。在拆迁工作中一定要做到逐户征求意见，一户不满意都不能拆，都要想办法沟通，达到居民满意为止，禁止走一户拆一户的做法。在拆迁问题上不能急功近利，规定在拆迁区域中全部住户都与拆迁方签订补偿协议后，再统一拆迁。

（三）建立健全拆迁中法律程序性规定 1.充分保障被拆迁人知情权与参与权。

实务中某些地区忽视公民的合法财产权益，任意压低拆迁补偿安置标准，动辄采取强制手段，影响政府公信力，与和谐社会的理念相悖。具体措施是，建立房屋拆迁听证制度。笔者应为，在实施行政强制拆迁之前，应召开两次以上的听证会，针对尚未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比例较高的情况，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受理裁决申请之前，应当邀请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拆迁当事人代表以及具有社会公信力的代表等，对行政强制拆迁相关的法律依据、裁决程序、补偿安置标准等内容，举行听证会，以广泛征求居民意见，赋予居民更多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在拆迁阶段，被拆迁人同样有权参与全过程，及时而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与诉求[10]。

2.严格拆迁法律程序

首当其冲是严格拆迁行政裁决程序，拆迁人双方如就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等方面无法达成协议的，可以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行政裁决、行政强制拆迁以生效的裁决为法律依据。在此，适用强制拆迁手段的前提，是拆迁当事人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出裁决申请，在强制拆迁之前，拆迁当事人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出裁决申请的，应先进行调解，这是行政裁决的必经程序。在调解过程中，应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和理由的合理性充分性加以认定，认真听取当事人的陈述意见，对当事人所提出的合理要求，应予采纳；如果无法实现调解，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实施强制拆迁之前，应事先通知被拆迁人，耐心做好解释说明工作，力求被拆迁人的理解、解受。此外，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进行强制拆迁时，应组织街道 办事处（或当地居委会）被拆迁人单位代表到场，作为强制拆迁的证明人，并由公证部门对被拆迁房屋财产进行公证。另外，要严格市场准入，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拆迁信访机制，严肃查处房屋拆迁工作中的违法违纪行为。

六、结语

有恒产者有恒心，而恒心的前提在于恒法。随着我国城市建设的的高速发展，拆迁问题也成为了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如何妥善解决城市拆迁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及纠纷，寻找到更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与对策，需要政府各个相关部门制度透明、公正公开、价值均衡。当前，私人财产征收征用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不是权利人滥用物权，而是一些地方政府滥用“公共利益”与公权力，恣意征收被征收人的私人财产，而许多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又得不到充分的行政保护与司法救济。为建设法治政府、诚信政府，构建和谐的安居乐业与投资创业环境,政府应当切实尊重与保护私人物权，在征收私人财产时慎之又慎，可征收、可不征收的，坚决不征收。政府擅自解除政府与私人签署的合同（包括但不限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就是违约行为，擅自拆迁权利人的房产就是侵权行为。即使政府的确为公共利益而征收私人财产，也要恪守程序严谨、补偿充分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1] 马利德.重庆“钉子户”考验中国物权法[EB/OL].[2007-03-28]http:/ /www.xiexiebang.com,2005-11-20 [3] 徐海燕.公共利益与拆迁补偿:从重庆最牛“钉子户”案看《物权法》42条的解释[ J].法学评论,2007,(4):139.[4] 詹约伦,李双元.房屋拆迁中的公民宪法权力及其实现之实证分析[J].时代法学, 2009,(3):47 [5] 郑文科.析《物权法》对被拆迁人不动产权利的保护兼论相关法律体系的完善[J].法学杂志,2009,(1):37 [6] 詹约伦,李双元.房屋拆迁中的公民宪法权力及其实现之实证分析[J].时代法学,2009,(3):47.[7][8] 豆星星.论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制度的完善[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4):118.120 [9] 石晓梅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研究.合肥: 安徽大学，2006 [10] 陈 静，李 益 明 城市拆迁法律问题之分析与对策.贵州警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第二篇：从毛泽东1956年讲话看征地拆迁补偿问题

从毛泽东1956年讲话看征地拆迁补偿问题

2009-12-21 10:43 来源：法律教育网 【大 中 小】【我要纠错】

【正文】

近来征地拆迁补偿问题再度成为社会热点，其中两个重要的助推力量为成都的“唐福珍事件”和北大五教授上书事件。今晚去听王锡锌教授讲拆迁问题，PPT中有一处引用了毛泽东1956年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上的一个讲话，非常切题，体现了毛一贯的人民立场和反官僚的群众路线。回来后核对了一下，确认出处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5页，摘录如下，供参考：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

这里短短的一两百字充分体现了毛风趣、深刻、犀利的话语风格。这里可以解读出一系列的政治法律观点，用于对照今日中国之“暴力拆迁”乃至更为宽广的暴力执法问题：·政府定性的道德勇气：毛明确将群众的抵制行为正当化，但今日官僚制下不可能有任何的官员如此定性，从而也证明了中国“个人魅力型统治”的彻底终结，从常态演化规律来看，只能走向“法理型统治”；

·官民的对立统一：官僚制将官与民的法理对立绝对化，毛的政治哲学具有卢梭式的人民主权意涵，主权者与臣民（公民）的辩证统一，以政府为规范中介，以“民主”（实质意义上）监督政府，打通“官”与“民”的政治与法律分隔；官僚头顶悬的真正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形式上是宪法法律，实质上是人民的主权尊严与常态下的人心良知；

·日常问题的非常解决：毛的政治哲学是“大民主”，脱离宪政法律秩序，将日常问题之法律解决转化为群众运动式的“批判—执行”过程，潜藏了日后的文革的基本理路，官僚制的理性之于将群众运动式的民主通过法制转化为司法程序问题，西方民主理论最新的发展则提供了“制度化参与”的制度理性，我们所谓的“有序政治参与”接续的是后者；

·生存对抗的根本性：征地拆迁对于政府和开发商而言只是一个“统计数字”问题，而对于具体的被拆迁人而言却是生存基础被摧毁——不仅包含经济意义上财产损失，还包括精神意义上的价值损失，“安土重迁”本身既是生存美德，也是政治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不可不察也；这就要求我们思考征地拆迁问题时，首先需要确立“最小变动”原则，即除非公益特别明显突出，否则不得动用行政征收权动摇公民生活的“地基”，其次才是所谓的公平补偿的问题；现今的征地拆迁法律程序中，公益限制背后的“最小变动”原则或“最小扰民”原则基本没

有发挥作用，只关注所谓的拆迁安置补偿问题，从源头上否定了“安土重迁”美德对于政治稳定的根本性意义；政府不察，轻率地摇动作为民之生存根本的“地基”，就是在动摇“国基”；·制度与工作方法：毛在这里重点谈的实际上是工作方法问题，即如果政府工作人员没有考虑民众疾苦，没有做好安置与说服工作，则老百姓的反抗就天然正当。与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不同的是，这里不是“未经法律正当程序，不得……”的问题，而是“未经合理安置和说服，不得……”，我将后者概括为“政治正当程序”。现在中国的征地拆迁问题是，两种意义上的正当程序都缺失了。在政治与法律转型期，我们需要具有面向常态国家建设法治的基本理性，但又不能不注意到转型期政治的力量特点与伦理特性，需要以“法律正当程序”为基本框架，通过传统的“政治正当程序”的有效回溯与调用，实现问题解决的最优化；否则政府将在政治和法律上都不正当，这种对于“统治合法性”的透支将比“碳排放”更加可怕；

·政治审美与制度理性：毛基于自身对于群众价值和历史进步规律的认知，认为“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这在政治伦理上没有问题，但在制度理性上有问题，即容易导致矛盾激化和群众运动的无序化，尽管无序也可能是一种政治审美，但笔者更愿意将政治理解为庸常理性的运作，通过制度压抑权威，疏导激情。面对当今“唐福珍”们的人民的血泪，我们可以从毛那里获取足够的政治道义资源，但很难重新采用他曾经赞赏和实践的具体方法。我们必须具备基本的制度理性，提供充分有效的制度程序化解对抗的社会情绪——仅有形式法治程序是不够的，司法的不作为或不能作为已经是有目共睹，我们还需要以同样的制度理性将曾经的“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所根植的人民/公意伦理转化为制度保障的民主化参与，以制度理性开出的“民主”和“法治”协同解决相关社会问题。在此意义上，我们对现实丑恶的愤慨与道德热情不能成为左派所谓重返“毛时代”的充分理由，我们需要的是用制度理性来安顿“良知”。

·制度变迁与社会参与：天下苦于《拆迁条例》久矣，但一直没有足够的社会能力来推动修改或废止。此次成都的“唐福珍事件”提供了一个契机，媒体迅速跟进，法学精英即刻行动（五教授上书），国务院在如此的压力下作出前所未有的反应，称已经开始就条例修改问题进行专项调研，并准备要求上书之专家“入阁研讨”；这让我们法律人自然而然地联想起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及收容条例的废止经验；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特殊的政治/法律转型期的制度变迁模式，它的成功运作需要四方结构的良性互动：作为问题源的当事人的激烈行为+公共媒体的强力跟进+知识/社会精英的体制外推动+政府方面的积极回应。政府回应可以被解读为寻找社会契机主动变革制度，但更可能的情形是基于压力被迫应对。动机不论，重要的是“潜伏”或被有意压抑的问题被“问题化”，通过多方良性参与和互动最终达成制度变迁的优化方案。如果这样一种“社会参与”式的制度变迁模式通过更长时段的社会历史实践得以固化并不断优化，也不失为一种我们时代公共生活的“生动”方式。就本文关注的征地拆迁补偿问题，由于这已经是官民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主要触发点，政府基于政治和制度理性应该借此机会通过法规修改的方式重新调整利益格局，强化程序机制建设，引导有序社会参与和鼓励司法承担个案解决功能，最终贡献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2009年12月14日晚于北京大学畅春新园宿舍）（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田飞龙）

北大法律信息网

第三篇：从暴力拆迁看中国行政管理

从拆迁问题看中国行政管理

人力0702 3070809034 章雪琴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拆迁已演变为越发猛烈而普遍的行为。全国各地上演的暴力拆迁冲突不断通过传媒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从唐福珍事件到如今，“拆迁热”大肆推进，一再引起媒体大众的关注。而由拆迁而引发的冲突问题，也以上升为一个社会问题。

在当今中国，城市拆迁不过十多年历史，其主要发端于北京的拆胡同、毁故居的“示范”行为为全国城市改造扩张提供了样板。地方政府与开发商从中获利颇丰，再由此不断推高地价、房价，再实施新一轮甚至连绵不绝的拆迁，当各地从拆迁中尝到甜头时，拆迁运动就以不可扼止之势席卷各地，地方政府以更为强势的手段去动员和实施拆迁。

在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中，政府行政产生了一些问题。

政府部门缺乏科学的规划，配套措施不健全。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由于一些城市管理者没有真正树立起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片面追求不切实际的发展指标，城市之间盲目互相攀比，急功近利，大小城镇都追求宽马路、大广场、大草坪等“贪大求洋”、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导致城区的房屋拆迁规模超过了环境资源和群众的承受能力，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同时，由于拆迁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配套完善、拆迁管理工作不到位、行政裁决和强制执行不规范等原因，加上相关制度、法律法规缺失及部份拆迁人员法制意识淡薄、素质低下，拆迁领域违法违规事件经常发生，出现大量的群体性上访事件，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

少数政府官员与拆迁公司勾结，缺乏有效的监督。少数地方市政主管部门的官员与拆迁公司相互勾结，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大肆收受贿赂，违规批准拆迁公司进行房屋拆迁，放纵其违法行为，造成被拆迁居民的重大损失。某些腐败的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去寻租，追求自身的物质利益；不法的开发商利用手中的财富，去寻求行政权力的支持，以便在城市房屋拆迁中以最小的投入来获取最大的利益回报。少数政府官员收受贿赂后，给拆迁公司在城市房屋拆迁活动中大开绿灯，违法拆迁，致使国家利益遭受损失的同时，大肆侵害被拆迁居民的合法权益。这是当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引发恶性拆迁案件和大规模集体上访事件的主要因素。

政府行政补偿不到位，不能较好的保障居民利益。其一，由于公共利益被曲解，商业利益、政府利益甚至官员私人利益的掺杂，许多拆迁户只能得到过低的甚至象征性的补偿。其二，目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基本上只限于财产权补偿，而财产权补偿中也只限于直接损失的补偿。事实上，广大拆迁户在拆迁过程中失

去的不仅是房屋，他们的生活、工作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而这些在以往的拆迁行政补偿中都未得到相应体现。其三，目前我国的拆迁行政补偿基本上是以金钱补偿为主，辅之适当的实物补偿，而这对于那些以出租自己的房屋为生的部分城市居民、还有那些因自己居住环境的改变而不得不寻求新的工作、增加就业成本的居民来说，都无法从简单的金钱补偿中解决今后遇到的实际困难。因此，只有对行政补偿问题给予充分的重新认识，充分保障被拆迁居民的实际利益，拆迁中的很多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当前，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出现的问题，依照依法治国的要求，切实贯彻依法行政理念，保障被拆迁居民的切身利益，做到有情拆迁。

完善与拆迁配套的法律法规，健全政策措施。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精神，建设部制定了《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和《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这两个文件，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的精神，为我们做好城镇房屋拆迁工作提供了很好的依据。按建设部要求，在房屋拆迁工作中，要严格依法行政，根据当地的实际，尽快建立拆迁公示、信访接待、投诉举报、拆迁承诺、拆迁监管和责任追究等制度，尽快成立专家评估委员会，使拆迁工作规范化。因此，要落实依法行政的理念，就要求有关部门加快对与国务院《条例》，以及上述两个文件精神不一致、相抵触，或明显损害拆迁当事人权益的地方性法规条款的修改，进一步完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对与有关法律法规不符的，要迅速组织修订；对政策不明确的，但确属合理要求的，要抓紧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限期处理解决。

严格控制拆迁规模，制定科学拆迁计划。政府主管部门要把城市建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结合起来，把城市建设的规模、房屋拆迁的规模与社会、经济和群众的承受能力结合起来，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合理确定城市建设和房屋拆迁规模。在决定实施拆迁工程前，政府职能部门要认真检查建设项目和拆迁规模，使之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首先，要加强规划管理，进一步完善规划审批程序，推进城市规划的政务公开。对涉及拆迁量较大的项目，在规划审批或变更前必须实行公示和听证制度，充分听取被拆迁人等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其次，要避免大拆大建，结合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采取多种办法来改变城市面貌和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对老城改造、老小区整治要有计划有步骤进行。最后，要有计划地实施拆迁，避免拆迁工作的盲目性。努力做到科学制定城市发展规划和编制拆迁计划，切实防止临时动议，突击拆迁。坚决制止为了追求政绩，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随意拆迁的行为。

加强政府对拆迁各方行为的监管，实行“阳光操作”。要严格规范拆迁程序，把拆迁双方当事人的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全面规范拆迁管理部门、拆迁人、拆迁实施单位、拆迁评估机构、房屋拆除队伍的行为，加大对拆迁工作的监管和执法力度，严肃查处侵害老百姓利益的行为。要加强拆迁工作人员的培训，进一步提高拆迁队伍的素质，努力建设一支业务精、能力强、素质高的拆迁工作队伍。同时坚持依法行政，加快建立执法过错追究制和评议考核制，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各级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要大力推进规范化管理，实行“阳光操作”。全面推行拆迁估价鉴定、行政裁决听证和行政强制拆迁听证制度，以及拆迁公示制度、投诉举报制度、拆迁承诺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这是保证平安拆迁的重要措施，是依法行政、加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范拆迁行为的重要措施。

完善行政补偿制度，做到人性化“有情拆迁”。政府要逐步提高房屋拆迁补偿最低额度以及住宅房屋拆迁补偿最低保障单价，来保障被拆迁居民的基本利益在拆迁中不仅不受损失，还要略有增长，实现人性化拆迁。拆迁工作要满足城市建设的需要，更要考虑被拆迁人的补偿安置问题，要依法实施拆迁，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法推进城市的建设。同时，妥善解决房屋拆迁中困难家庭的住房，也是保证房屋拆迁工作健康推进的重要环节。政府部门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切实解决弱势群体的拆迁安置问题，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为城镇最低收入家庭提供房租补贴或廉租住房，做到有情拆迁：一方面充分考虑被拆迁居民的实际需求，大力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应，加大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力度；另一方面加快廉租住房制度建设，保证被拆迁户中符合条件的最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

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必须对公共行政权力主体及其公务人员进行约束与监督，形成依法行政的理念，才能实现法治现代化。法律至上，有法必依；勤政为民，服务社会；接受监督，违法必究。只有贯彻依法行政的理念，以法律为准则规范行政行为，才能提高政府部门及其公务人员依法行政的能力，依法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水平。现代政府是服务型政府，这就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投入到工作中。现代政府应该是公开透明的“阳光型”政府，公民具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行政机关要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的要求，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在行政管理实践中，强化依法行政理念，可以规范行政权的行使，提高行政管理效率，保证行政管理的统一性、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四篇：从信访问题看依法行政

从信访问题看依法行政

信访问题是社会矛盾的综合体现，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大量问题和矛盾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出来，信访总量一直高位运行。从我区实际来看，土地征用、城市拆迁与旧城改造、劳动社保、农村土地纠纷、城嫁女村民待遇、代课教师、参战退伍军人、区内困难企业等老大难问题，以及部分涉法涉诉案件等诸多涉及民生的问题成为群众信访的主流。群体上访、越级上访、缠访闹访、重信重访等现象居高不下。仅今年上半年，区级信访总量就达1690件次，单访和群体访910人次，到区集体访72批650人次，到市集体访22批892人次，赴省集体访8人次，京访12人次。信访形势严峻，信访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全区正常工作秩序。

信访问题之所以如此突出，从表面上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一是群众“信权不信法”的惯性思维定式由来已久

我国现行信访制度作为民情上达、申冤维权的特殊渠道，对社会起着安全阀，对群众起着宽慰剂的作用。所具有的职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参与，即“上达民意”；二是权利救济，即信访已成为司法程序之外的救济手段，群众通过信访获取权威支持来解决纠纷和实现权利救济。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几千年“人治”社会传统影响，形成的“权大于法”的思维定式根深蒂固。从形式上，人们把信访看成了优于其它任何救济途径甚至司法救济的捷径，举横幅跪地喊冤、拦领导公车告状，赴京上访“告御状”等等过去只能在古代戏文里才能看到的现象如今也司空见惯；从内容上，人们更是把各种诉求意愿交织在一起，无论是涉及司法案件、还是行政事务，无论是事关家庭纠纷、还是邻里矛盾，事无巨细，只要是认为不如意、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全都通过信访渠道向政府涌来，大量的社会矛盾在政府堆积，导致“信访问题综合症”普遍存在。

二是信访部门责重权轻，处理信访问题力不从心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信访除了听取民声、反映民意、维护稳定的基本功能外，还成了“优于其他救济甚至于司法救济的救命稻草”，信访机构要承担如此之大的责任，就必须要拥有相应的职权。但我国目前的信访机构并没有具体的行政职权，没有独立处理问题的权限，它只能承担“上传下转”的程序性功能，不可以也不可能去解决本应由相关国家机关处理的社会事务。没有行政权力的依托，信访工作也缺乏权威性和约束力，因此对群众来信来访所反映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的呈现出了“什么都管，但什么都管不了”的尴尬境地。尽管地方政府在专门信访机构的基础上，都相应成立了由政府主要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信访联席会议，作为处理重大信访案件的议事机构，但面对与日俱增的大量信访案件，信访联席会议处理案件的数量也非常有限，力不从心，根本无法应对势如潮汐的信访问题。

三是基层政府处理信访手段消极滞后，负面膨胀效应日渐凸显 “稳定压倒一切”这是长期以来中央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的根本体现。在处理信访问题上，地方政府也秉持这一原则，通常通过建立执行领导包案、量化考核、责任追究等系列制度的形式，处理信访问题，以达到息访的效果。现实中，面对大量的群体信访和矛盾激化的各类信访个体，地方政府往往处于上级政府明令限期化解和下面群众信访问题难以消化的双重压力之下，因此，往往在处理基层信访问题中不得已采取稳控强压、看死盯牢、跟踪截访、“花钱放事买平安”等等法治以外的手段和措施，而且已逐渐将这些措施作为基层政府平息上访的一贯做法而心照不宣，常此以往，结果一定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老问题尚未解决，新问题又相继出现，导致信访问题此起彼伏，愈演愈烈。

信访问题如此突出，探究其深层次原因，基层政府及其各类行政机关未能很好的依法行政是导致大多数信访问题产生的根源。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内，80%的法律，90%地方性法规和几乎所有的行政法规和规章都是靠行政机关来执行，行政机关绝大多数的行政行为直接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从目前大量的信访问题的所反映实质内容来看，绝大多数属于利益纠纷，而这些纠纷的产生与各级各类行政机关的不当行政行为密切相关。因此，信访问题就像一面镜子，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毫无保留的反映出了当前一些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管理过程中的症结所在。

一是依法行政意识淡薄

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我国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途径，是一种全新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理念和方式。但在现实工作中，一些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对于什么是依法行政，为什么要依法行政，怎样才能依法行政还存在模糊的认识和作法。主要表现为：一是把依法行政作为口号，喊在嘴上，写在纸上，钉在墙上，存在着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现象；二是有些领导长官意志严重，民主科学决策意识匮乏，习惯于以传统的思维方式方法处理问题，遇到问题拍脑袋，决策问题拍胸脯，轻法律手段、轻管理制度，重协调解决“和稀泥”，往往导致一言堂、和事老，决策失误；三是重权利轻责任，重利益轻服务，官本位、权本位思想严重，注重严管重罚，轻视便民服务人性化管理；四是唯上、畏上，唯权、畏权，恪守领导讲话、批示精神，忽视法律规范和引导功能等等。

二是违法行政问题时有发生

行政机关最主要的职能是行政执法，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能否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大多数要靠行政执法去落实。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往往直接影响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人民群众也是通过行政执法来认识法律，评价政府，因此，行政机关是否公正、廉洁执法，直接关系着政府的威信和法律的权威，关系着依法行政的成败。然而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着行政机关违法行政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行政执法职责模糊，行政执法权分散，部门职能重叠，多头管理，重复执法的现象仍然存在。二是行政执法和利益挂钩。有的执法系统内部，将罚没返还作为一种推动执法工作的激励机制，基层执法机关罚得越多，返还的也就越多；有的执法单位对违法行为视而不见，任其发展，秋后算总账，事后宰肥羊；有的故意设置“局”，引诱行政执法相对人违法，而后施以重罚，陷民于不义等等诸如此类不当行政行为，造成了执法行为与行政管理的终极目的相背离。三是“随意性”执法现象普遍存在。一种情况是执法程序随意性。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随意简化程序，不履行事先告知义务，剥夺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不告知行政执法相对人获得救济的途径，剥夺行政相对人的申诉权；另一种情况就是执法内容随意性，滥用自由裁量权。有人情关系，轻处理、少罚款或不罚款；无人情关系，“铁面包公”一罚到底，处罚任由执法者心情嗜好畸轻畸重，随意执法，往往是处理合法但极不合理，相对人只能有看法，但是没办法。四是部分基层执法人员素质还有待提高。从法律素质看，还有相当数量的执法人员没有受过系统法律专业教育，缺乏行政执法所必备的法律素质，执法不懂法。从职业道德素质看，部分执法人员不注重工作方式方法，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在执法中“霸气”、“匪气”十足，违法执法、野蛮执法。

三是规范性文件制定不规范

规范性文件是指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为实施法律，执行政策，在法定权限内制定的除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外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及行政措施等。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来保证法律法规的有效执行。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存还在一些问题：一是一些部门制定程序不规范。程序意识淡薄，不调研，不论证，不经过政府法制机构审核，仅凭上级的文件或者是领导讲话便制定规范性文件。二是内容不规范、不合理、不合法的现象时有发生。内容空洞，于法无据，缺乏可操作性问题尤为突出，文件起草者责任心不强，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上级文件，没有结合具体实际，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本地难以施行；随意增设于法无据的限制性条款，或者随意删减或变通法律规定的禁止性条件而制定规范性文件，致使法律法规被错误执行，损害群众利益，降低文件了权威；有些行政机关为了扩大职权，强化部门利益，对同一社会公共事务，竞相出台规范性文件，造成政出多门、相互矛盾，文件冲突情况屡屡发生。

四是行政执法监督力量薄弱

行政执法监督是规范行政执法的有效途径，是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行政执法监督一般采取开展行政执法大检查和专项检查，个案监督、行政效能监察、法制建议书，行政复议等多种方式。虽然方式方法很多，但监督效果却不明显：一是行政执法监督缺位。集中开展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活动数量少、范围局限，未形成系统化、制度化、经常化和全面化的执法监督格局，造成依法行政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二是行政执法监督滞后。认为监督就是查错纠偏，忽视事中监督这个重要环节，偏重于事后监督，导致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预防和控制。三是行政执法监督缺乏权威。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对于市县政府法制机构行政执法监督权限规定不明确，定位不高，力度不够，没有权威，政府法制机构在法律上，制度上根本无法对行政执法进行有效地监督，对于种种违法行政行为只能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有看法，没办法。同时，政府法制机构只有“建议”权而没有直接处理权，而且有权机关对于违法行政行为的处理，往往是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处理力度疲软，不足于对违法行政行为给予警示和震慑，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监督问题。

五是普法教育不够，群众法律意识淡薄

当前，虽然法制宣传工作已进行到“五五”普法阶段，但是，群众法律意识仍然比较淡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法制宣传形式单一，法律普及的效果没有保障。法制宣传教育形式重于实效，模式陈旧，“搞活动，凑热闹”的思想严重，普法形式总停留在出板报、读读报纸等，强调建立了多少宣传栏、发放了多少宣传资料、建立了多少人的法律志愿者队伍，忽视法制宣传教育的实际效果。在内容上多为法制理论知识，与实际结合不很紧密，不能与时俱进，不能适应群众的实际需要，群众学法积极性不高；因此普法工作天天喊，群众素质提高不明显的现状依然存在。

显而易见，要减少信访问题，通过目前政府接待信访这种非法治化的的手段，并非从根本上理顺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万全之策。在我国，行政机关承担着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各项管理职能。行政机关能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直接关系到政府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实现，关系到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如果各级政府都能够根除弊症，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信访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大都可以迎刃而解。那么，如何才能更好的依法行政？笔者认为，关键有以下几点：

一是要合法合理行政

合法行政是对行政机关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重要的要求。由于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所以，仅仅要求行政活动合法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角度提出更为具体要求。例如征地补偿问题，这是近年来群众集体信访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其矛盾焦点在于征地补偿款的补偿基数。国家在对征地补偿基数的规定上有一个较大的浮动幅度，很多地方政府部门在进行征地补偿时并非是按照规定范围内的最高标准而是按照最低或中间标准进行补偿，虽然属于合法范围，但群众认为不合理，从而引发上访。由此可见，行政活动除了要以合法为原则，不损害公民合法权益，还必须以合理为条件，维护群众根本利益。

二是要树立司法权威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国家的核心是要树立司法权威。当前，涉法涉诉的信访问题成为困扰各级党委政府的一大难题，很多案件，虽然司法机关已经进行了调解或判决，但案结事未了，当事人仍然不断越级上访或缠访闹访，寻求行政权威解决问题。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访人对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存在质疑。这也是现实很多信访问题，原本完全可以通过司法途径予以解决，但群众放弃诉讼而选择上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须要保证司法机的独立性和内部的纯净性，确保司法裁判的公正、公平，真正树立司法权威，用公正、公平、高效的司法实践逐步扭转百姓“信权不信法，信访不信法”的思想观念，依法解决纷争，减少信访总量。

三是要加强监督问责

行政机关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如果缺乏必要的监督，则其行政权力将很难受到限制，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说过‘不受制约的权利必然产生腐败’。许多在群众信访中反映的“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滥用权力”等现象，都是该句名言的现实写照，都是因为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造成的。因此，要进一步加强政府法制机构、纪检监察部门、司法部门、新闻媒体和社会民意的监督作用，加大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查处力度。同时强化办案责任制，落实责任倒查制，加强政务公开，把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置于多重监督之下，让依法行政得以真正实现。

第五篇：物权法下的建设征地拆迁

物权法下的建设征地拆迁(2008-01-18 02:54:36)

标签：教育

物权法下的建设征地拆迁

------对长沙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钉子户的反思

背景：

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刚刚消失在人们视线中，物权法正式施行（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事件：

2007年10月26日，星期五，湖南长沙市最繁华的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旁，长沙自古以来的商业重地南门口，一家新的商业大厦开业了。场面很热闹，还有很多气球在空中飘。但就在商厦的门口和旁边，散立着3栋孤零零的破旧房子，它们的外墙一片狼藉，很明显，曾经连接它们的其他房子都已经拆掉了，变成了广场的一部分，而它们却继续坚定地站在繁华的商业大厦面前。看上去多少有些不协调。

虽然拆迁项目已启动三年，3栋孤零零的旧房子依然挺立在长沙繁华的步行街旁。该房产业主称该路段寸土寸金，自己房子小只能拿很少的补偿款，希望能置换到同路段的商铺。开发商却表示必须要将差额款项补齐才能置换。

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开始表现出强烈的城市化渴求。改造旧城区，打造现代化新都市，是都市居民的愿望。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镇拆迁所诱发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日益凸现。房地产开发商、拆迁户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拆迁问题愈发凸显，导致的拆迁冲突也层出不穷。

随着物权法的出台，人们相信中国拆迁会越来越规范。随着物权法出台，网上的“×××钉子户”和“×××最牛钉子户”之类的消息越来越多了。网上百度一下“钉子户”，就可以看到中国的大江南北的地方名称都有：重庆，长沙，广州，上海，深圳，成都„„，还有前两天的“北京【钉子户】被强拆！户主服毒被送院急救„„”。好像物权法一出，中国的物权法突然增多了似的，当然这是人们维权意识更强的表现.但从网民对这次长沙最牛钉子户的反应没有出现和重庆那次一边倒的局面: 部分网友提出“三十多万元是漫天要价”“这也太有碍市容了，不能这样为所欲为”。而针对这种网上占据优势的意见，网友“陈小花”指出，“如可随时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去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那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不合理制度的牺牲品。”可见，现在人们更加理性的看待这个“钉子户”问题。并也指出，虽然物权法出台，但还有很多东西要完善，例如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如何相处。根据《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只有国家在为了公共利益的需

要的前提下，才可以强制征收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但是《物权法》对“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并未作出具体解释。“即使拆迁具有一定的公共色彩，也不能成为损害公民合法权利的根据，如因公共利益需强制拆迁，必须以对被拆迁人予以合理补偿为前提，但相关法律对合理补偿的标准同样没有具体规定。”蔡律师说，可见《物权法》的某些内容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解决办法：

《物权法》是维护公民权利的标志性法律，可具体到复杂的拆迁现状，现在的拆迁条例作为政府规章显得落伍老迈不合时宜了。因此，要督促政府加快修改完善拆迁条例，使其与《物权法》实现无缝对接，避免城市开发中当地方政府使用“蛮力”拆迁时出现的被动局面。另外，缓解拆迁冲突的办法还有以下方法：

1.完善政府职能，提高办事效率。政府要不断研究新对策，探索新思路，寻求新方法，以求房屋拆迁工作在逆境中取得更大突破；避免在拆迁中采取一刀切的不公平的补偿做法，在实施分户评估的基础上采用分类评估法；对被拆迁人的一些不合理要求，不做不符合规定的许愿和乱开“口子”，坚决防止造成“以闹取胜”的不良影响，并对依法拆迁的工程项目给予坚定的支持，进而保障开发商的合法权益；真正出于公共利益目的的建设应履行严格的审批程序。

2.通过进一步立法来使得拆迁事务处理趋于更大的合理化，进而实现缓解冲突。解决拆迁矛盾的一个基本思路是要理清公权和私权的分界和建立一个让各方都认可的基本规则；相关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应明确规定被拆迁人享有对土地使用权进行补偿的权利；制定相关的土地使用权补偿的具体操作标准；司法机关以个案审理的方式，解决房屋拆迁各方当事人之间因补偿安置等问题所产生的争议。有关机关尽快对有关拆迁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立法进行一次全面的审查，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要求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3.完善拆迁听证制度，并规定行政强制拆迁决定应当依据听证报告做出。对于裁决受理听证，鉴于目前该制度弊漏太多，实施效果不佳，实际意义不大，而听证成本高昂，建议取消；对于行政强制拆迁听证，建议明确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受理强制拆迁申请后，应当邀请拆迁当事人、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等有关单位的代表，对强制拆迁的条件、裁决程序、裁决事项以及裁决履行情况等内容，公开进行听证，而且强制拆迁决定必须依据听证情况做出。

4.在专家评估委员会之外，建立新的拆迁评估异议处理机制。规定没有成立专家评估委员会的地方，异议人可以向原评估机构申请复核，对复核结果仍有异议的，可以提出技术鉴定申请，由裁决机关组织3名以上单数估价师组成专家组，进行技术鉴定。也可以不经复核，直接申请技术鉴定。鉴定意见认为估价报告存在技术问题的，原评估机构应据此重新出具估价报告，并承担鉴定费用；鉴定意见维持估价报告的，鉴定费用由鉴定申请人负担。

物权法的出台无疑只是为城市房屋拆迁指明的一个整体的方向。也迫使那些与物权法相冲突的法律法规的改变，例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相应要修订。将使城市房屋拆迁越来越规范。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这是最关键的。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网民对长沙钉子户的两种观点的所在。

作为政府行为的城市建设拆迁，应让拆迁户感受到城市建设中得到应有的公平、公正、平等自愿的赔偿，感受到社会的进步，只有真正实现对公民私有财产的尊重和保护，公民才能真正告别拆迁带给他们的苦痛。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在政策面前不能人人平等，都是“钉子户”产生的原因。对此，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当前和谐拆迁迫切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注：观点主要参考《关于房地产开发拆迁冲突的思考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