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罗倩诉奥士达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罗倩诉奥士达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来源： 法制办主站 发布时间： 2009-04-27 10:30 阅读次数：
罗倩诉奥士达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2007年7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第7期出版）
裁判摘要：
一、从事一定社会活动的民事主体，如果其从事的活动具有损害他人的危险，则该民事主体负有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履行前述安全保障义务的，属于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不履行其他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二、在生产经营者的工作场所内，经生产经营者默许临时从事劳动的自然人，即使没有与生产经营者形成正式的劳动法律关系，生产经营者对该自然人仍负有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
原告：罗倩，女，20岁，学生，住浙江省临海市台州学院师范系学生宿舍。
被告：浙江黄岩奥士达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南城街道十里铺村。
法定代表人：汪奇富，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罗倩因与被告浙江黄岩奥士达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士达公司）发生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向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罗倩诉称：原告的母亲吴玉荷是被告奥士达公司的职工。被告因外销业务紧张，一直雇佣临时人员从事产品包装工作。自2001年开始，原告就利用学校放寒、暑假时间在被告处从事包装工作。2004年8月11日起，14号（云娜）台风开始影响黄岩市。被告为了外贸合约能按时履行，无视台风过境的危险，在8月12日仍组织全公司职工上班。受台风的影响，当日下午4时许，原告所在的工棚在风雨中突然倒塌，原告和母亲吴玉荷、妹妹罗素素等人被压在钢架工棚下。该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的结果。原告因此次事故受伤后住院治疗71天，住院期间连续二人陪护。经台州市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原告的伤情构成八级伤残。故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8872.50元、误工费6346.93元、护理费1420元、交通费1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65元、营养费1000元、残疾赔偿金79080元、后续治疗费3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以上合计152884.43元。
原告罗倩提交以下证据：
1．台州市黄岩区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函文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已经先行向劳动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劳动部门经审查认为认定工伤的依据不足，建议原告向法院起诉；
2．调解协议书和仲裁调解书各一份，用以证明和原告同时受伤的原告母亲吴玉荷及在此次事故中死亡的原告妹妹罗素素的民事赔偿事宜已处理结案；
3．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收据一份（复印件）、输血押金收据二份、剃头费领条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受伤后住院发生医疗费59721.59元、输血费2300元、剃头费120元；
4．14号（云娜）台风受灾住院特困医疗补助申请表一份，用以证明人民政府向原告补助住院医疗费53269.09元；
5．医疗诊断证明书四份，用以证明原告病情以及原告住院期间需要一人护理，出院后应休息4个月的事实；
6．台州市劳动鉴定委员会伤残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一份，用以证明经鉴定，原告伤情构成八级伤残；
7．台州市黄岩区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对汪奇富、张品梅、黄义海所作调查笔录各一份，汪奇富笔录的主要内容是证明原告在被告厂房内因厂房倒塌致伤；张品梅、黄义海笔录的主要内容是证明原告在节假日期间在被告奥士达公司从事包装工作。
一审期间，2005年7月25日，原告罗倩因拆除右踝骨钢板再次在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共住院8天），用去医疗费4011.61元。原告向法院申请增加诉讼请求，其中医疗费增加为12884.11元，误工费增加为8505.95元，并要求被告奥士达公司赔偿假肢安装费58850元。残疾赔偿金增加为87276元，总赔偿额增加至226401.06元。
原告罗倩申请增加诉讼请求后补充提交以下证据：
8．医疗费收据二份、出院记录一份、医疗费清单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因拆除钢板用去医疗费4011.61元；
9．医疗诊断证明书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拆除钢板后需要休息二个月；
10．医疗诊断说明书一份、上海精博假肢矫形器有限公司证明一份、交通费发票四张、住宿费发票二张，用以证明原告因本案事故受伤导致右小指坏死，需要安装假肢。原告到上海安装美容手指，用去车费580元、住宿费220元，安装的美容手指价格为1100元，使用寿命为1至2年。
被告奥士达公司辩称：原告罗倩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造成原告受伤的是百年不遇的台风，属于不可抗力，不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奥士达公司提交以下证据：
1．黄岩南城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蔡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用以证明原告罗倩的妹妹罗素素在本案事故中死亡后，经有关部门调解，被告对死者亲属给予了一定补助；
2．母仕君、郑宏兵证言，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经质证，被告奥士达公司对原告罗倩提供的证据3有异议，认为原告仅提供住院收据复印件，未提供正式发票，真实性不足；对原告提供的证据7有异议，认为张品梅、黄义海的证言真实性不足；对原告提供的证据8、9、10均有异议，认为上述证据系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不应认定。法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3中，虽然住院收据确系复印件，但该收据复印件和证据4能互相印证，故应予确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7中张品梅、黄义海的证言有异议，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故对原告提供的证据7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8、9虽系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但系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属于新证据，且符合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求，故应予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10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被告不同意质证，故不予认定。
原告罗倩对被告奥士达公司提供的证据均有异议，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1涉及的证人未到庭作证，被告提供的证据2涉及的证人均系被告单位职工，与被告有利害关系。法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1涉及的证人未到庭作证，证据形式要件不足，被告提供的证据2涉及的证人系被告单位职工，与被告有利害关系，且上述证据内容与本案争议事实关联性不足，故均不予认定。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
原告罗倩之母吴玉荷系被告奥士达公司职工，从事产品包装工作。原告及其妹妹罗素素经常利用寒、暑假及休息日到被告单位和吴玉荷一起从事产品包装工作。因被告单位实行产品包装按件计酬，原告及罗素素所完成的工作量均记录在吴玉荷的工账单上。14号（云娜）台风于2004年8月11日影响台州市，同月12日下午4时许，14号（云娜）台风登陆台州市，原告及吴玉荷、罗素素等人正在被告单位工棚内从事包装工作，因受台风袭击，该工棚突然倒塌，造成罗素素死亡、原告及其母亲受伤。原告伤后到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脑挫裂伤、右内外踝骨骨折、右小指末节坏死、全身多处挫伤等。原告住院期间，共发生医疗费59721.59元（该费用已由人民政府以特困医疗补助方式向原告补助53269.09元）、输血费2300元、剃头费120元。2005年5月22日、23日，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先后出具二份医疗诊断证明书，载明原告在住院期间需要1人陪护护理。2005年3月9日，台州市劳动鉴定委员会对原告的伤情作出台劳鉴（2005）2-212号台州市伤残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为：原告的伤情为八级伤残。2005年7月25日，原告因拆除右踝骨钢板再次在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共住院8天），发生医疗费4011.61元。2005年8月25日，台州市黄岩区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致函原告，称由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不清，认定工伤依据不足，建议原告就赔偿事宜向法院起诉。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罗倩与被告奥士达公司之间是否形成劳动法律关系；2．原、被告之间如果不存在劳动法律关系，被告是否应当就原告受伤一事承担民事责任。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认为：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劳动关系是指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别归属于不同所有人的情况下，劳动力所有者按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指示工作，劳动产品归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所有，由生产资料所有者向劳动力所有者支付报酬，从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劳动法律关系是指相关法律规范在调整劳动关系过程中形成的法律上的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关系，是劳动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是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符合劳动法律规范、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关系。劳动法律关系中的用人单位一方，依法享有接受劳动者参加工作、分配任务和要求劳动者遵照单位内部劳动规则进行劳动的权利，同时，必须承担支付职工劳动报酬、提供劳动条件和实现劳动保护的义务。而劳动法律关系中的劳动者一方，依法享有按劳取酬、享受劳动保护的权利，同时负有必须遵守劳动纪律的义务。本案中，原告罗倩的母亲吴玉荷系被告奥士达公司的职工，该公司实行产品包装按件计酬制。原告及其妹妹罗素素利用寒、暑假及休息日到被告处和母亲吴玉荷一起从事产品包装工作，她们所完成的工作量均记录在吴玉荷的工账单上，被告按照工账单上记载的工作量发给吴玉荷报酬。由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原、被告双方没有订立正式的劳动合同。罗倩以及罗素素的工作，在客观上提高了被告正式职工吴玉荷的工作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被告的利益，因此被告对于罗倩以及罗素素进厂帮助其母工作的行为，没有加以制止，而实际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但是，被告并不直接给罗倩及罗素素分配工作任务，也不直接给其发放报酬。罗倩及罗素素是在其母吴玉荷的指示下进行劳动的，其劳动成果的价值，是通过将其完成的工作量计入其母吴玉荷的工账单，算作吴玉荷完成的工作量，最终由被告给吴玉荷发放报酬而实现的。罗倩及罗素素并不受被告单位工作时间的约束，只是利用寒、暑假及休息日等时间临时到被告处工作，能够自由支配自己到被告处工作的时间。综上，虽然原告的工作在客观上增加了被告的利益，被告也默许了原告的行为，但是原、被告双方没有订立正式的劳动合同，同时，双方权利义务的内容也不符合劳动法律关系的特征，故原告与被告之间并未形成劳动法律关系。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罗倩与被告奥士达公司之间虽未形成劳动法律关系，但是，对于原告在本案事故中受伤这一事实，被告仍然需要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从事一定社会活动的民事主体，如果其从事的活动具有损害他人的危险，那么该民事主体就负有在合理限度内防止他人遭受损害的义务，这个义务即属于民法通则上述规定中的“其他义务”，如果行为人不履行这项义务，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告奥士达公司是从事生产经营性活动的法人，有义务在合理限度内为在其生产经营场所内的人员提供安全保障。根据本案事实，被告对于原告罗倩及妹妹罗素素利用寒、暑假及休息日到被告工厂和其母、被告正式职工吴玉荷一起从事产品包装工作这一事实是明知的，但由于原告等人的行为客观上增加了被告的利益，故被告对原告的行为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否则作为工作区域的实际控制人，被告完全有权、也完全能够拒绝原告的行为。因此，被告与原告之间虽然没有形成正式的劳动法律关系，但被告对原告仍然负有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被告在台风来临之际，不但没有停止工作，疏散工作场所内的人员，反而为了单纯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不顾安全问题，仍然组织工人到工棚这一相对危险的工作场所进行劳动。无论是对吴玉荷等正式职工，还是对原告等进入被告工作场所的临时人员，被告都没有尽到其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被告虽以造成原告受伤的原因是百年不遇的台风，属于不可抗力为由进行抗辩，但其抗辩不能成立。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台风作为一种严重的自然灾害，确实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在气象等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台风是可以预见的，通过采取适当的措施，台风过境造成的影响也是能够减小到最低程度的。本案中，政府已经对14号（云娜）台风即将登陆发出了通告，且台风在登陆前就已经对台州市产生影响，奥士达公司对台风即将登陆这一事实是明知的。因此，被告对于受台风袭击致工棚倒塌，造成一死六伤这一恶性事故，并非不能预见、不能避免，被告完全有条件在台风登陆前停止生产，疏散人员，或者安排工人到相对安全的地点工作。但是在台风登陆的当日，被告为了自己的利益还组织工人到工棚工作，致使在工棚这个在台风过境时相当危险的工作场所内的所有人员身处险境，最终导致工棚倒塌一死六伤惨剧的发生。因此，被告关于本案事故发生系因不可抗力的抗辩理由，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原告罗倩因此次事故遭受的实际损失为：第一次住院费用59721.59元加第二次住院费用4011.61元加输血费用2300元加剃头费用120元，减去政府补助费用53269.09元，以上合计医疗费用12884.11元；护理费按照每天20元计算71天，为1420元；交通费1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每天15元计算71天，为1065元；营养费1000元；残疾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546元计算6年，为87276元。以上各项损失共计103745.11元。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原告没有和被告奥士达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不受被告单位劳动纪律（如上下班制度）的约束，但其缺乏自我防范意识，在台风过境之时，仍到被告单位工棚中从事产品包装工作，自身亦有一定过错。综合以上因素酌定由被告承担80％的赔偿责任，原告自负20％，被告应支付原告赔偿款82996.01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该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综上，原告罗倩主张被告奥士达公司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予支持，但根据损害事实和后果，并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等多种因素，酌定由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
原告罗倩主张的后续治疗费没有实际发生，原告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原告主张的误工费，因原告系在校学生，主张误工损失依据不足；原告主张的假肢安装费，依据不足。对原告上述主张均不予采纳。
据此，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于2006年5月25日判决：
一、被告奥士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罗倩因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82996.0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以上共计97996.01元；
二、驳回原告罗倩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第二篇：陈某、刘某诉亳州保险公司道路交通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陈某、刘某诉亳州保险公司道路交通人身损害赔偿
纠纷案
广 东 省 徐 闻 县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0）徐法民一初字第823号
原告陈某，男。
原告刘某，女。
委托代理人林律师。
被告亳州市保险公司。
委托代理人赵心文，男，安徽智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某，男。
委托代理人庄律师。
原告陈某、刘某诉被告亳州市某公司、被告郑某道路交通事故人身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0年#月#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0年#月#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二原告委托代理人林律师、被告亳州市某公司委托代理人赵心文、被告郑某委托代理人庄律师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0年#月#日11时40分，被告郑某驾驶粤号大货车在G207线徐闻县国防加油站门口路段处，因未按规定倒车而与从南往北方向直行由陈某（二原告的儿子）驾驶的粤号摩托车相撞，造成陈某当场死亡，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了徐公交认定（2010）第###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被告郑某承担事
故的主要责任，陈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对此事故认定，原告方认为是错误的。因事故完全是被告郑某违章倒车造成的，陈某是正常行驶，没有任何违章行为，故被告郑某应承担全部责任，而陈某不应承担事故的责任。陈某的死亡，给二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及精神创伤。据有关法律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
1、被告亳州市某保险公司在郑某为粤号大货车投保的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的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由于交通事故致儿子陈某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112000元；
2、被告郑某除已支付的230000元外再赔偿223466元给原告；
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
被告亳州市保险公司辩称：
1、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合法有效的，且原告方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复核申请，故该认定书应为合法证据；
2、本案中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是经公安交警部门组织原告陈某与被告郑某代理人郑某双方调解达成的协议，故它也是合法有效的；
3、本案中的涉案车辆如确定在我公司购买了保险，那我公司可按规定依法给予赔偿；
4、原告方提出的财产索赔请求因缺乏事实依据，故我方不予认可；
5、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我公司对本案的诉讼费用不予承担。
被告郑某辩称：
一、原告方诉请被告亳州保险公司赔偿其112000元没有理由，不应给予支持。因为：
1、交通事故发生后，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送达双方，且双方对该认定书均无异议，并都向交警大队提出调解申请；
2、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组织被告郑某儿子郑李凯及原告陈某进行调解，并达成了赔偿协议（郑某一次性赔偿
230000元给陈某家属作为死亡丧葬费及死亡赔偿金并一次性付清；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或代理人签名后生效，今后互不相关，了结此案）。在调
解达成协议的当天，被告郑某已付清给陈某230000元；
3、原告陈某已向徐闻县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请免除郑某的刑事责任。基于上述情况，二原告已完全处分了其民事赔偿权利，其已无权再向被告被告亳州保险公司追索赔偿；
二、两原告诉请被告郑某赔偿其223466元没有理由，不应给予支持。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事实清楚，双方对该认定书均无异议，并就交通事故的赔偿问题达成了调解协议，且被告郑某已一次性付清调解书中所确认的赔偿金额230000元。二原告在无任何证据的前提下要推翻原事故认定，并向被告郑某索赔223466元，显属无理，不应给予支持。
经审理查明：2010年#月#日上午11时40分左右，被告郑某驾驶粤号大货车在G207线徐闻县国防加油部门口路段处与从南往北方向直行由陈某（二原告的儿子）驾驶的粤号摩托车相撞，造成陈某当场死亡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当天8时，徐闻县公安局拘留了被告郑某。至2010年#月#日，陈某的尸体被火化。至2010年#月#日，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上述事故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郑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陈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并于9月13日送达给双方的有关人员。在被告郑某于2010年9月13日向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提出调解申请后，原告方也于2010年9月14日向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提出调解申请。至2010年10月提出免除追究郑某的刑事责任的申请后，在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主持下，与被告郑某的代理人郑李凯就事故的赔偿问题达成了协议：
1、陈某的丧葬费20387.49元；
2、451881.49元；被告郑某一次性赔偿230000元给陈某家属作为死亡丧葬费及死亡赔偿金，并一次性付清；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或代理人签名后生效，今后互不相关，了结此案。上列调解协议签订后，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便当日分别向原告陈宏
瑞及被告郑某的代理人郑李凯送达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调解书》。在双方签收上列调解书后，被告郑某一次性付给了原告陈荣瑞赔偿款230000元。至2010年10月12日，被告郑某被释放。至2010年10月14日，二原告以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错误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
1、被告亳州保险公司在郑某为粤GJ2769号大货车投保的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的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由于交通事故致儿子陈某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112000元；
2、被告郑某除已支付的230000元外再赔偿223466元给原告；
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
另查，被告郑某驾驶的粤号大货车（发动机号为01312934）是向江西省宜春市胡某购买的。该车辆为胡某所有时的车牌号为贑（发动机号为
01312934）。之前，胡某又是向安徽省亳州市某物流公司购买的。该车为安徽省亳州市某物流公司所有时的车牌号为皖##（发动号为
01312934）。在转让的过程中，现为被告郑某所有的上述发动机号为01312934的货车已在亳州保险公司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有效期至2011年1月21日止。
上列事实，有被告郑某的五次询问笔录，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徐闻县公安局作出的《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书》及原告方提供的《火化证书》、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原告陈某与被告郑某的代理人郑李凯达成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调解书》、原告某领取赔偿金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凭证》、原告陈某分别向徐闻县人民检察院及徐闻县公安局提出免除追究郑某的刑事责任的《申请书》、徐闻县公安局《释放通知书》、被告郑某为粤号大货车购买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为证。
本院认为，被告郑某驾驶粤号大货车在G207线徐闻县国防加油站门口路段处与从南往北方向直行由陈某（二原告的儿子）驾驶的粤号摩托车相撞，造成陈某当场死亡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是事实。原告陈某父、刘某作为死者陈某的父母，在上述交通事故发生至陈某死亡后，依法要求被告郑某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相关费用，合理合法，应予支持。原告陈某父作为死者陈某的父亲及原告刘某的丈夫，在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送达后并未提出异议，且在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主持下与被告郑某的代理人郑李凯达成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尔后又领取了由被告郑某依上述调解书所确认的义务所支付的一次性赔偿金230000元。至此，原告陈某父作为原告刘某的丈夫，其上述一系列行为在法律上应视为表见代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其代理行为有效，其处分一切民事权利行为应视为二原告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原告陈某父在本案中处分一切民事权利行为应视为也受原告刘某的委托。原告刘某在庭审中主张对在陈某死亡后原告陈某父的代理行为不知情，显属无理，本院不予持。原告陈荣瑞在领取了一次性赔偿金后，就已经完全处分了二原告在本案中的民事索赔权利，其已无权再向被告被告亳州保险公司追索赔偿。二原告在不提出任何证据证实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所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存在责任认定错误及双方签订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调解书》显失公平的前提下，而诉至法院，主张判令被告亳州保险公司在郑某为粤号大货车投保的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的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由于交通事故致儿子陈某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112000元及被告郑某除已支付的230000元外再赔偿223466元给原告的请求，依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条“当事人在公安
交通管理部门主持调解时或自行协商达成的协议，是各方当事人为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后果签订的民事合同。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经审查该协议不具有无效、可撤销情形的，可依法认定有效，并据此作出判决。”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十一条“保险公司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之规定，显属无理，本院不予支持。
综之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予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责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某父、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330元全由二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团
审 判 员 龙 进 云
审 判 员 沈 堪 兴
二0一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三篇：王国富诉仝学刚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颁布日期】2006.06.19
【实施日期】2006.06.19
【失效日期】
【颁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
【文号】２００７年第３辑（总第６１辑）【时 效 性】有效 【分 类 号】1*** 【内容分类】民事
王国富诉仝学刚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要点提示】
自然人权利能力始于出生，胎儿本身不具有权利能力，法律不能为了保护胎儿的某种特殊的利益而改变权利能力制度，但是，我国民法有一个“延伸保护”的原则，为胎儿将来出生预留出合理的利益空间，待胎儿出生并成活后，便于依法保护胎儿的合法权益。
【案例索引】
一审：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法院〔２００６〕内法民初字第２７０号（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９日）
【案情】
原告：王国富。被告：仝学刚。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１日晚１１时左右，被告仝学刚雇佣司机尚建军驾驶一辆货车由南向北行驶至河南省内乡县金城宾馆门口时，将由西向东步行横穿公路的原告王国富撞伤。事故发生后，原告在医院住院１３０天，花费医疗费２６２３１．６７元。其伤情经内乡县人民医院诊断为：（１）闭合性颅脑损伤；（２）右上颌窦底部，右颧骨、右眼眶外侧壁，下壁多发骨折；（３）胸外伤伴多发助骨骨折，胸腔积液，双侧肺挫伤，右第１～１２肋、左第２～７肋骨骨折；（４）腰外伤伴第２、３横突骨折；（５）闭合性腹部损伤；（６）右锁骨粉碎性骨折；（７）右耻骨支骨折；经南阳溯源法医鉴定为：多发性肋骨骨折属八级伤残、右眼外伤后视力下降属十级伤残。
内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经对事故现场勘验，认定尚建军驾驶的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对路面情况观察不周，没有确保安全，应负主要责任；王国富横过公路没确保安全，应负次要责任。
原告在住院期间，由于被告仅支付医疗费６００元，因此原告诉诸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被赡养人生活费、伤残鉴定费、精神抚慰金等费用。诉讼中，原告之妻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６日生下一男孩。为此，原告又请求追加被抚养人生活费１６３０２元，以上各项费用共计１５１２００．８６元。
被告认为：（１）根据内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认定书可以看出，其在该交通事故中无任何责任，所以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２）即使该赔偿，但事故发生时，原告的儿子尚未出生，不具有公民资格，不享有民事权利，所以原告要求追加被抚养人生活费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
【审判】
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被告仝学刚作为货车车主，也即雇主，与尚建军之间形成的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应当对雇员尚建军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于被告辩称
不赔偿被抚养人生活费的主张，因孩子出生以后，原告王国富对孩子进行抚养是其法定义务，因此，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孩子抚养费等各项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对诉请的合理数额依法应予支持。但原告在横穿公路时未能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对自身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也应承担一定责任。原、被告之间的赔偿责任按３∶７划分为宜。原告请求的医疗费２６１３１元，系医疗机构出具的正规票据，应予支持。误工费为１５００元÷３０天×１４０天＝７０００元；护理费（７５＋５６）天×１５元＝１９６５元；营养费（７５＋５６）天×５元＝６５５元、残疾赔偿金８６６７．９７元×２０年×３０％＝５２００７元；被扶养人生活费：王光均为６０３８．０２元×９年×３０％＝１６３０２元、王铭志为６０３８．０２元×１８年÷２人×３０％＝１６３０２元；鉴定费６００元，以上共计１２０９６２元的７０％为８４６７３元、精神抚慰金根据原告的伤情酌定３０００元。被告支付原告医疗费６００元，应从总数额中扣除，即为８７０７３元。涉及原告二次手术费部分，因该费用未发生，原告可待费用发生后，另案处理。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仝学刚赔偿原告王国富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鉴定费和精神抚慰金共计８７０７３元。
判决书送达后，原、被告双方均未上诉，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被告已全部执行完毕。
【评析】
１．被告仝学刚在这起事故中并没有过错，为什么应承担赔偿责任？
一是这种赔偿责任出自我国法律规定的雇佣关系。所谓雇佣关系，指雇员依照雇主的授权或指示，利用雇主提供的条件，以自身的技能为雇主从事生产经营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主向雇员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
本案尚建军和被告仝学刚之间形成了雇佣劳动关系，并且原告的人身损害是因尚建军和被告仝学刚的雇佣关系引起，也即尚建军是在受被告仝学刚的雇佣活动中，驾驶车辆与原告王国富发生相碰撞的交通事故，因此，依据《解释》的规定，原告王国富在提起诉讼时有选择权，可以起诉雇主仝学刚，也可以起诉尚建军，或同时起诉仝学刚和尚建军，要求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同时，上述法律对仝学刚的利益也规定有救济的渠道，即仝学刚在赔偿了受害人以后，即取得了“追偿权”，可以向真正的交通事故责任人尚建军进行追偿，从而弥补自己的损失。
二是雇主对雇员的损害赔偿，我国采用的是无过错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也称无过失责任原则，是指没有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依法律规定由与造成损害原因有关的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适用这一原则，主要不是根据行为人的过错，而是基于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根据行为人的活动及所管理的人或物的危险性质与所造成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由法律特别规定的承担责任情形。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我国民法对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承认。同时，《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从上述法律规定可见，雇员在从事雇佣劳动中受到损害或致人损害的，除不可抗力或雇员本身的故意是免责事由之外，不管雇主有无过错，雇主均应承担赔偿责任。而本案中，致原告伤残的原因，既非不可抗力，也非尚建军的故意，因此雇主仝学刚就没有法定的免责事由。同时，依据《解释》第九条的特别规定，作为雇主的仝学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２．胎儿享有怎样的民事权利？本案胎儿在其父发生交通事故后出生，为什么能获得抚养费赔偿？我国对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采用的是出生说，即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承担民事相应的民事责任。而关于胎儿享有怎样的民事权利，立法较少，尤其在胎儿的抚养权问题上，目前的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的规定。
但我国《继承法》第二十八条“遗产分割时，应该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的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中“遗腹子女可以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的规定，却体现了我国法律保护胎儿权利的立法精神，即上述法律法规为胎儿规定了“特留份”制度，也就是说，如果胎儿出生成活，这份遗产或抚恤金的所有权归这个孩子。同时，我国民法理论上还有一个“延伸保护”的原理，为胎儿在出生后行使权利提供了预留的合理空间，也体现了我国民法的“公平原则”和“有损即有救济”的裁判原则。因此，参照上述法律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要从人性化角度出发，本着为当事人着想，减少当事人的诉讼负担的原则，有必要对胎儿的“预留权”进行法律保护。本案中，虽然在交通事故发生时王国富的儿子还没出生，但是胎儿的出生具有必然性，即孩子出生并存活下来后，必然获得接受扶养的权利，抚养费问题应当得到妥善解决。即使在诉讼过程中，孩子还没有出生，那么这份赔偿也应预留，等到孩子出生并成活时再执行；而本案在诉讼过程中，孩子已经出生并成活，因而被告应该对孩子的抚养费进行赔偿。
第四篇：马青等诉古南都酒店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推荐）
马青等诉古南都酒店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原告：马青，女，82岁，住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和平新村。
原告：钱南雁，女，32岁，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宁夏路。
原告：钱南鹏，男，29岁，住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和平新村。
被告：江苏展览馆，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玄武门。
法定代表人：肖皋，该展览馆馆长。
被告：南京古南都明基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玄武门。法定代表人：吴海明，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信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玄武门证券营业部，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玄武门。
负责人：黄波，该营业部总经理。
被告：信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长江路。
法定代表人：钱凯法，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马青、钱南雁、钱南鹏因与被告江苏展览馆、南京古南都明基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古南都酒店)、信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玄武门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信泰证券营业部)、信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信泰证券公司)发生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向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马青、钱南雁、钱南鹏诉称：被告信泰证券营业部在南京市玄武区玄武门 22号二楼207房间(以下简称207室)开设了大户室。原告方的亲属钱进在该室炒股期间，到室外的阳台上捡拾掉落在那里的鞋垫。由于阳台底板突然塌落，导致钱进坠楼身亡。事后查明，该阳台虽然外观上与其他阳台无任何区别，但底部仅是一层薄薄的石膏板，没有承重能力，且无人在这个阳台上设置不能进入的警示。作为事故房屋的所有人和经营管理者，被告江苏展览馆、古南都酒店、信泰证券公司、信泰证券营业部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阳台均未尽高度警示和预防义务，均应对钱进的坠楼身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请求判令四被告连带给原告赔偿死亡赔偿金232 0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0437．50元、丧葬费11 09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合计303 567．50元。
被告江苏展览馆辩称：我方只建造了事故楼房的框架，其他部分由被告古南都酒店投资装修。我方对钱进死亡一事没有过错。原告要求我方承担民事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应当驳回。
被告古南都酒店辩称：事故楼房建成后，根据地方政府提出的地区环境综合整治要求，我方在该楼房外墙面安装了放置空调室外机的平台。为防止发生事故，我方在楼内每扇窗户上都安装了限位器，限制楼内人员开启窗户误入这个平台。即便是工人到这个平台上去作业，也都必须具备防护辅助措施。钱进私自用工具破坏了窗户上的限位器，打开窗户进入207室窗外的平台，以致坠楼身亡。我方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不应由我方对钱进的坠楼身亡承担责任，原告对我方提出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
被告信泰证券营业部、信泰证券公司辩称：我公司于2005年7月底开始承租古南都酒店的一、二楼开办证券营业室，当时该楼房外墙面已经存在放置空调室外机的平台，并非原告方所称的“阳台”。钱进无视翻窗的危险，私自用螺丝刀拧开207室窗户上的限位器翻出窗户，以至造成意外死亡。钱进是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钱进毕竟是在我公司营业室内活动期间坠楼死亡，对此我公司深表同情，已经出于人道主义给原告钱南鹏借款8000元，用于处理钱进的丧事。但对我公司来说，这起事故是不可能预知、防范的。我公司已在合理限度范围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因此对钱进的死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对我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后，依职权向南京市公安局玄武门派出所调取了该派出
所拍摄的涉案照片，以及对证人程家楣、王立群、侯广盛制作的询问笔录。涉案照片反映，207室窗户上安装着限位器，窗台上留有一把螺丝刀。证人程家楣称，当天在207室炒股的，有他和钱进、王立群共三人；他看见钱进站在窗外，手扶着外面的窗户，面朝里在窗台上慢慢移动，过了一会儿再看，人已掉了下去；他和王立群就到窗边，看到平台上有一个洞，平台下负一楼的地面上躺着一个人，从衣着上判断是钱进。证人王立群称，当天上午10时左右他在207室看股票时，突然听到外面一声惊叫，从窗户伸头出去，看到楼下有人躺着；窗台上有一把螺丝刀，前一天没有发现，应该是钱进带来的；这扇窗户他以前开过，不能开大，人是不能出去的。证人侯广盛称，当日早上他从证券公司那里经过，看到一个人在二楼外面的一个平台上，之后看到那人从平台上掉了下来。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南京市玄武区玄武门22号楼房，为被告江苏展览馆所有，由被告古南都酒店承租。该楼房二楼207室的窗户上安装着限位器，窗外装有空调室外机，空调室外机下方有一个平台，窗户及窗外平台均由古南都酒店建造和安装。2005年7月22日，江苏展览馆作为房屋产权人，古南都酒店作为房屋出租人，被告信泰证券公司下属的分支机构被告信泰证券营业部作为承租人，三方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协议》，约定信泰证券营业部承租该房屋第一层部分区域及第二层全部区域，作为开展证券业务的场所，承租期为2005年7月21日至 2007年9月21日。
2005年11月1日，原告马青之子钱进(系原告钱南雁、钱南鹏之父)在被告信泰证券营业部的207室内进行股票交易。上午10时许，因晾晒在窗台上的鞋垫落到窗外平台，钱进卸开207室窗户上的限位器，翻窗到窗外平台上欲捡回鞋垫，因平台底板塌落而坠楼，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事发后，被告信泰证券营业部于2005年11月5日借给原告钱南鹏8000元，用于处理钱进的丧事，并表示待丧事处理完毕后另行协商借款的处理。
以上事实，有原告方提供的接处警登记表、照片，被告古南都酒店提供的《房屋租赁协议》、被告信泰证券公司提供的借据、照片，法院调取的照片、询问笔录，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案争议焦点是：
一、207室外的平台是否为阳台?
二、各被告是否应对钱进的死亡承担民事责任?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认为：
一、楼房的阳台，是一个连接室内与室外空间，可供人们在上面踩踏，进行乘凉、晒太阳或者远望等活动的平台。正因为阳台必须有这样的功能，因此设阳台的楼房房间内，必然有通往阳台的门。只有通过门，人们才可以正常到达阳台，并在阳台上活动。本案事实证明，207室外虽有一个平台，但却没有通往该平台的门，只能从窗户上看到该平台。因此，该平台不是供人们在上活动的阳台。原告将207室外的平台称为阳台，该观点不予采纳。
二、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建筑物发生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建筑物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也规定：“对于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建筑物的所有人、管理人应当保证建筑物的使用安全，对因建筑物坠落而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建筑物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只有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才可不承担责任。在该建筑物内从事经营活动的经营者，对在此接受其服务的公众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如果经营者不尽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人身损害，应当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经营者只是在合理限度范围内履行安全保障义务，这个合理限度应当根据一般常识来确定。
被告古南都酒店在对南京市玄武门 22号楼房进行装修时，为美观需要，根据地方政府关于环境综合整治的要求，在该楼房外墙壁的靠窗户处，修建了放置空调室外机的平台。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当从室内没有通往平台的门这一事实上，认识到窗外的平台并非阳台。考虑到窗户虽然不是人行通道，但为了避免不了解内情的人翻越窗户到达不具备承重能力的平台上，古南都酒店还将窗户加装了限位器，限制窗户开启的幅度，使人不能从窗户进出。客观上消除了室内人员翻越窗户到达平台的可能。被告信泰证券营业部在承租该房屋作为自己的经营场所后，保留了窗上加装的限位器。钱进是基于自己对平台性质作出的错误判断，以自己携带的螺丝刀，擅自卸开207室窗户上的限位器，翻越窗户到达窗外平台，以至坠楼身亡。无论是被告江苏展览馆还是古南都酒店，都已用事实证明，作为该建筑物的所有人、管理人，其已保证了建筑物的安全使用，对钱进的坠楼死亡没有过错。无论是被告信泰证券公司还是信泰证券营业部，也都以事实证明，其已在合理限度内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对钱进的坠楼死亡不应当承担责任。事实上，不是该建筑物的所有人、管理人没有消除207室窗外平台存在的安全隐患，也不是在该建筑物内从事经营活动的经营者没有履行安全保障义务，而是钱进自己破坏了管理人设置的安全保障设施，从而置身于险地。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钱进应当对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在已经给窗户安装了限位器的情形下，要求该建筑物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在该建筑物内从事经营活动的经营者还要预料室内人员会用工具拧开限位器翻越窗户，从而还要对实施这种行为的人发出危险警示，已经超出人的正常认知水平，超出了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
综上，原告方以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由，要求被告方对钱进坠楼身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于 2006年5月15日判决：
驳回原告马青、钱南雁、钱南鹏的诉讼请求。
诉讼费2060元，由原告马青、钱南雁、钱南鹏负担。
马青、钱南鹏、钱南雁不服一审判决，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 207室窗外存在一个看似坚固的平台，被上诉人古南都酒店、信泰证券公司、信泰证券营业部就有义务警示人们不要到该平台上活动。古南都酒店、信泰证券公司、信泰证券营业部未尽此项义务，应当对钱进坠楼身亡的后果承担相应责任。
被上诉人古南都酒店、信泰证券公司、信泰证券营业部答辩同意一审判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了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上诉人古南都酒店作为涉案房屋的出租人、管理者，被上诉人信泰证券公司、信泰玄武门营业部作为在该房屋内经营证券业务的经营者，其安全保障义务只能在合理限度内履行。涉案房屋内没有通向平台的门，常人据此应当能判断窗外平台是不允许进入的。加之207室的窗户还有限位器限制窗户开启的幅度，正常情况下人们不可能通过窗口到达平台。就正常认知水平而言，无论是古南都酒店还是信泰证券公司、信泰证券营业部，都无法预料室内人员会动用工具卸开限位器翻窗到达平台。因此，要求古南都酒店、信泰证券公司、信泰证券营业部对207室窗外平台的危险性再予警示，超出了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应当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驳回。据此，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于2006年7月 31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五篇：吴凯诉朱超、曙光学校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吴凯诉朱超、曙光学校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原告：吴凯
法定代理人：吴福成，系原告吴凯的父亲 被告：朱超
法定代理人：朱善勇，系被告朱超的父亲
被告：江苏省淮安曙光学校 法定代表人：丁德利，该校校长
原告吴凯因与被告朱超、被告江苏省淮安市曙光双语学校（以下简称曙光学校）发生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由其父吴福成代理，向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朱超的父亲朱善勇代理朱超应诉。原告吴凯诉称：原告在被告曙光学校的寝室里休息时，被被告朱超乱扔的橘子砸伤眼
睛，经多家医院治疗，仍留下残疾。曙光学校对原告负有监护职责，原告在学习、生活期间受伤，曙光学校理应向原告赔偿损失。朱超是直接致害人，亦应承担赔偿责任。可是曙光学校与朱超相互推诿，拒不承担赔偿责任。请求判令曙光学校与朱超向原告赔偿医疗费39056.76元、护理费1.2万元、住院伙食费180元、营养费249.37元、住宿费1500元、交通费3996元、伤残补助费9507.80元、精神抚慰金5000元、鉴定费300元、误学费1208元，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朱超辩称：朱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父母对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监护职责已经转移给学校。被告曙光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对在校寄宿的学生负有监护职责，应当对原告在校期间遭受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原告受伤后，曙光学校救治不力，延误了治疗，扩大了损失，据此也应承担责任。
被告曙光学校辩称：法律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是其父母，只有监护人才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职责。监护职责不能随便转移给学校。原告吴凯是因为被告朱超的行为受伤，受伤后得到我校及时救助。我校对寄宿学生已尽到保护、照顾和管理的职责，对原告受到的伤害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况且法定的人身伤害损害赔偿项目中，没有误学费赔偿这一项目，应当驳回原告对我校提出的诉讼请求。淮安市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被告曙光学校是民办寄宿制
小学，对在校学生实行封闭式管理。2004年6月13日，原告吴凯与被告朱超的监护人分别与曙光学校签订入学协议书，送吴凯与朱超入学。同年9月，吴凯与朱超成为曙光学校一年级（1）班学生，在同一宿舍住宿。同年12月17日晚10时许，吴凯与朱超在宿舍内各自床上休息时，朱超将一枚橘子扔到吴凯右眼上，致吴凯右眼受伤。吴凯受伤后哭泣，老师发现后即送吴凯到校医务室治疗。12月底，曙光学校将吴凯受伤一事通知吴凯的父母。吴凯的父母带吴凯先后到建湖县建阳眼科医院、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治疗，共花去医疗费39592.58元，交通费2040元，住宿费1000元。为给吴凯治疗，朱超的监护人
垫支过561.60元，曙光学校垫支过1万元。
经法医鉴定，原告吴凯的右眼钝挫伤、右玻璃体积血、右
（1）未成年学生在校学习、生活期间，学校是否承担监护职责？（2）谁应当对本案的伤害后果承担责任？（3）原告方关视网膜脱离致右眼低视力1级，于误学费赔偿的诉讼请求是否伤残程度为10级；吴凯伤后1个月需营养补助，伤后3-4个月期间需护理；伤后使用的药物均为外伤病人临床对症处理用药，无明显不妥之处。双方当事人对上述法医鉴定结论无异议，对此次鉴定收费300元、住院期间伙食补助支出180元、营养费支出249.37元以及吴凯需残疾赔偿金9508元也无异议。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入学协议、病历和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鉴定费等相关票据，以及调查笔录、证明、鉴定书等证据证实。
本案应解决的争议焦点是：
合理？
淮安市楚州区人民法院认为：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6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据此，监护是基于身份产生的民事权利。当未成年人无父母或其他亲属做监护人时，其父、母所在单位或者其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等单位，才可能成为监护人。学校不能成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法律对监护人的范围规定很明确，监护关系不容随
意设立或变更。故监护人将未成年学生送至学校学习，其监护职责并未转移给学校；学校也不因接受未成年学生到校学习，自然而然地承担起对该学生的监护职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2条规定：“„„”这一条规定了监护职责可以因委托而转移。监护人如果想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学校，必须与学校达成明确的委托约定。没有明确的委托约定，不能推定学校已经接受监护人的委托，对到校学习的未成年学生承担起部分或全部的监护职责。本案被告曙光学校是一所民办寄宿制小学。与其它实行走读制的学校相比，寄宿制小学只是在学校内部的管理上有所扩展，并未改变其对学生承担教育、管理和保护义务的本质。
而学校内部管理里上的变化，并不必然导致未成年学生监护职责的转移。在曙光学校与学生家长签订的入学协议中，没有约定家长委托学校对未成年学生履行监护职责。因此，对在校学习的未成年学生，曙光学校没有监护职责。
（2）本案原告吴凯是在被告曙光学校的寝室内休息时，被被告朱超扔的橘子砸伤右眼。《民法通则》第133条规定：“„„”致害人朱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朱超致伤他人，朱超的监护人依法应当是当然的赔偿主体。《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
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曙光学校虽然对在校未成年学生没有监护职责，但有。在履行教育、管理和保护义务中，曙光学校如果无过错，则不是本案的责任承担主体；如果有过错，就会成为本案另一责任承担主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吴凯在2004年12月17日晚10时许受到伤害，此时早已是寄宿学生熄灯就寝的时间。按照曙光学校的管理制度，学校里专门负责学生生活的老师应当对未成年学生的就寝情况进行巡视。事实证明，吴凯、朱超等
人超过规定时间未入睡，对这一异常情况，曙光学校没有及时发现并管理，以致本可避免的伤害事故发生。伤害事故发生后，曙光学校不仅未给吴凯提供及时、有效的治疗措施，且滞后10多天才向监护人通知吴凯受伤的情况，以致吴凯伤情加重。曙光学校对未成年学生没有充分履行教育、管理和保护的义务，主观上有一定过错，理当成为本案又一责任承担主体。
《民法通则》第133条规定，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致害行为，监护人承担无过错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其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在校园伤害案件中，学校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民事
责任。原告吴凯是在被告曙光学校生活期间受到伤害，自身无过错；被告朱超虽然实施了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人身伤害赔偿项目中，没有误学费赔偿一项。吴凯请求加害行为，但朱超是未成年人，赔偿误学费，没有提出法律依且是在校期间伤害他人。无论对加害人还是对受害人，曙光学校都有教育、管理和保护义务。曙光学校未充分履行此项义务，是导致本案伤害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曙光学校的主观过错较大，应当对伤害后果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由于曙光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使朱超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受到限制。对朱超的加害行为，其监护人虽然无过错也应承担责任，但应承担次要责任。原告方不应承担任何责任。（3）原告吴凯因身体受到伤害，不得不休学，虽然存在一定的经济损失，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据，故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第119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第2款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第10条第1款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
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
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第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18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第1款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第2款规定：“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
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
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第19条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
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第21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 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第22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23条规定：“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第24条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第25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根据以上规定，原告吴凯的医疗费应当认定为39592.58元；护理费参照江苏省有关标准，按1人次4个月计算，应为6767.67元；交通费、住宿费，分别酌情确定为2040元、1000元。吴凯的伤情构成10级伤残，身体上、精神上都遭受一定的损失，被告曙光学校和被告朱超应当向吴凯赔偿
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手段、场合、行为方式和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酌情确定为4000元。除此以外，双方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以及鉴定费的赔偿无异议，予以认定。
据此，淮安市楚州区人民法院于2006年12月16日判决： 原告吴凯的医疗费39592.58元、护理费6767.6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80元、营养费249.37元、残疾赔偿金9508元、交通费2040元、住宿费1000元、精神抚慰金4000元、鉴定费300元，合计63637.62元，由被告朱超的法定代理人朱善勇赔偿30%即19091.29元，扣除其已支付的561.60元，应赔偿18529.69元；由被告曙光学校
赔偿70%即44546.33元，扣除其已支付的1万元，应赔偿34546.33元，均于本判决生效后20日内给付原告吴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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