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某、皮某诉碧波公司、夏某、奥康公司合同纠纷案[共五篇]

第一篇：陈某、皮某诉碧波公司、夏某、奥康公司合同纠纷案

陈某、皮某诉碧波公司、夏某、奥康公司

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当事人自行约定的合同名称不影响对合同性质的认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根据前述规定，法人与他人恶意串通签订合同，表面上损害法人自身利益，实质上损害第三人利益的，第三人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

三、对于前述条款中“恶意串通”行为的认定，应当分析合同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并全面分析订立合同时的具体情况、合同约定内容以及合同的履行情况，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判定。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民事裁定书

(2009)民申字第1760号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A单位。

法定代表人：夏某1，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新宙，北京市嘉诚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夏某1。

委托代理人：赵新宙，北京市嘉诚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C单位。

法定代表人：王振滔，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锦炎。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某3。

委托代理人：刘谋，重庆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美军，重庆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皮某4。

委托代理人：刘谋，重庆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美军，重庆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A单位(简称碧波公司)、夏某

1、C单位(简称奥康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陈某

3、皮某4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

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渝高法民终字第1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碧波公司、夏某

1、奥康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关系，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1．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建设鞋都工业园配套住宅小区合同书》(简称联合开发合同)及《联合开发建设鞋都工业园商住小区包销协议》(简称包销协议)，并未涉及土地使用权转让事宜。

2．奥康公司在合作开发过程中，除投入土地使用权外，还承担提供批复文件，办理相关手续，协调落实优惠政策，参与项目监督，审查签署项目对外文件等多项责任。截至2007年底双方解除合同为止，奥康公司为项目支付的费用达 4000余万元。3．奥康公司委托碧波公司包销其所应分得的18 000平方米住房，与是否承担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风险事项无关。由于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是以奥康公司的名义进行，奥康公司对外仍然要依法承担项目的全部责任。(二)二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程序违法，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1．二审法院不应重新进行鉴定。2．二审鉴定程序违法，剥夺了当事人对鉴定机构的选择权。3．鉴定内容不全面，不足以确认或者排除《领款单》的真实性。4．二审判决依据二审鉴定结论推定陈某

3、皮某4尚未收回投资款缺乏证据证明。(三)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陈某

3、皮某4不是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之间的《关于解除“联合开发奥康住宅小区合同”及“包销协议”的协议》(简称解除协议)的签约人和权利义务人，二审判决依据解除协议认定陈某

3、皮某4权益受到侵害，没有法律依据。(四)二审判决认定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缺乏证据证明。

1．恶意串通以明知或应知侵害第三人利益为构成要件，奥康公司在签订解除协议时，不知道陈某

3、皮某4与夏某1之间存在《股东合作协议》。即使知道陈某

3、皮某4与夏某1之间的合伙关系，基于时间在先的《领款单》，奥康公司有理由相信该合伙关系已经解除，其与碧波公司签订解除协议，不构成恶意串通。2．二审判决以解除协议签订时重庆市商品房销售总体上“呈现出量价齐涨”的态势为由，认定碧波公司和奥康公司签订解除协议明显违背商业规律不能成立。3．二审判决认为奥康公司支付300万元违约金，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解除合同时未对债务进行清理与常理不符，没有事实依据。4．二审判决认为解除协议签订后，夏某1仍在主持项目工作，与合同解除应当导致的后果明显相悖没有事实依据。在解除协议履行之后，基于夏某1本人对该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熟悉。奥康公司聘请夏某1作为项目负责人之一，继续主持项目工作。(五)本案当事人不适格。在合伙纠纷中，奥康公司不是适格被告。在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诉讼中，陈某

3、皮某4不是合同关系当事人，不是适格原告。皮某4不是碧波公司股东，也无权提出股东派

生诉讼。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陈某

3、皮某4提交书面意见认为，(一)二审判决认定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属土地使用权转让关系是正确的。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14条、第24条的规定，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合同和包销协议约定奥康公司取得固定的“房屋包销款” 1980万元，属于名为联建实为土地转让合同的情形。2．碧波公司、夏某

1、奥康公司称奥康公司为项目支付费用达4000余万元没有证据证明。(二)二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合法，但鉴定对象《领款单》并非本案的关键证据。1．二审法院决定重新鉴定是正确的。二审鉴定机构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2．鉴定对象《领款单》是孤证，碧波公司没有举出退投资款的资金来源及退款渠道方面的证据。3．《领款单》与本案其他证据矛盾。

4．《领款单》仅能证明夏某

1、陈某

3、皮某4于2006年12月 26日退回了投资款，不能以退投资款为由推定三人解除了《股东合作协议》。

(三)夏昌钧、奥康公司恶意串通事实清楚。碧波公司和奥康公司并无资金投入，奥康公司明知夏某

1、陈某

3、皮某4三人是项目的实际投资人和控制人而与碧波公司签订解除协议，损害了陈某

3、皮某4的权益。在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签订解除协议前，项目已进入投资回报期，此时签订解除协议不合常理。合同解除后，夏某1仍然是项目的实际控制人。

(四)本案不存在当事人不适格的问题。碧波公司、夏某

1、奥康公司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本院认为，(一)关于碧波公司和奥康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2006年8月29日，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签订了联合开发合同书及包销协议，核心内容是：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联合开发鞋都工业园配套住宅小区，奥康公司以土地作为联合开发的投入，碧波公司负责投入该项目所需的建设资金；奥康公司不参与此项目建设和营销的具体日常事务；此项目独立建账，独立核算，由碧波公司负责日常管理，与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双方其他任何业务分离，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双方的其他任何债权和债务与本项目无关；奥康公司分得此项目房屋建筑面积18 000平方米住房，其余联合开发项目的资产全部归碧波公司所有；奥康公司将在联合开发合同中所分得的 18 000平方米住房进行作价，总价为1980万元委托碧波公司进行包销。2007年3月 21日，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夏某1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成立以奥康公司名义的项目部，该项目部单独建账，独立核算；奥康公司雕刻“奥康〃碧波水岸项目部”和“奥康〃碧波水岸项目部财务章”两枚印章，用于该项目的一切活动。该印章由碧波公司、夏某1掌管，盖有此章的所有文件的一切经济与法律责任由碧波公司、夏某1承担。该协议第四条还约定，碧波公司和夏某

1连带承担以奥康公司名义实施开发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责任和费用，给奥康公司造成的损失由碧波公司和夏某1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述约定表明，奥康公司在与碧波公司联合开发过程中的主要义务是提供土地并办理相关手续，所分配的利益是18 000平方米住房的包销款1980万元，不承担经营风险，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关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规定。奥康公司主张其为项目支付了4000余万元的费用，并提供了其向建筑公司支付工程款等部分单据复印件。本院认为，由于整个项目是以奥康公司名义开发，对外支付工程款也应是以奥康公司名义，且奥康公司举示的大部分票据复印件的日期为2008、2009年，而本案解除协议签订于2007年12月28日，在本院审查程序中不足以证明奥康公司关于其在与碧波公司合作期间投入资金4000余万元的主张。奥康公司主张由于项目是以其名义进行开发，因此其对外要依法承担此项目的全部责任。本院认为，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项目部虽以奥康公司名义成立，但单独建账、独立核算，项目部经营活动的一切经济与法律责任由碧波公司、夏某1承担。即使奥康公司对外承担了项目经营活动的责任，其仍可以要求碧波公司和夏某1对于奥康公司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二审判决认定奥康公司不承担经营风险并无不当。综上，碧波公司、夏某

1、奥康公司关于二审判决将奥康公司和碧波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主张不能成立。

(二)二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所作的鉴定结论是否应予采信，《领款单》是否足以证明夏某

1、陈某

3、皮某4三人合伙关系已经解散。1．二审法院决定重新鉴定是否正确。经审阅卷宗，一审法院《选定鉴定机构情况表》载明，当事人选择机构情况为“协商”，选择结果为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当事人签名处为碧波公司代理人陈兵和夏某1代理人廖东锋二人签名，确无陈某

3、皮某4或其代理人签名。在约定协商选定鉴定机构的情况下只有一方当事人签名，而无另一方当事人签名，构成鉴定程序违法，所作鉴定结论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二审法院决定重新鉴定并无不当。2．二审法院委托鉴定的程序是否合法。经审阅卷宗，2009年6月30日笔录载明，二审法院司法鉴定处工作人员告知当事人能够做笔迹形成时间鉴定的机构有公安部鉴定机构和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两家鉴定机构。2009年7月2日笔录载明，二审法院司法鉴定处工作人员告知双方当事人：“今天来摇个顺序，如果第一顺序的不行，就第二家”，当事人均表示同意，当天摇号确定的是公安部鉴定机构。2009年7月20日笔录载明，二审法院司法鉴定处工作人员告知当事人选定的公安部鉴定机构没有鉴定资质，各方当事人同意去西南政

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了解能否做笔迹形成时间鉴定。2009年7月21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选鉴定机构笔录”载明，二审法院司法鉴定处工作人员询问当事人是否同意选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为鉴定机构，各方当事人均表示同意并签字确认。根据上述笔录记载的情况，尽管选择鉴定机构过程中各方当事人曾有争议，但最终一致同意选择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因此，碧波公司、夏某

1、奥康公司关于二审法院选定鉴定机构的程序违法，实际上剥夺了当事人对鉴定机构的选择权的主张难以成立，本院不予采纳。3．二审法院委托鉴定的范围是否足以排除《领款单》真实性。二审法院委托鉴定的范围是(1)领款单1、2中的手写字迹是否直接书写形成：(2)领款单1上领款人署名“皮某4”字迹是否皮某4书写；(3)领款单2上领款人署名“陈某3”字迹是否陈某3书写；(4)领款人署名“皮某4”、“陈某3”的书写形成时间。上述鉴定范围虽然未包含领款单上“原因或用途”、“金额”两栏中所书写的“收回投资款”及对应的金额大小写以及两张《领款单》右上角“陈某3”字样的确认签字及日期，但是对于《领款单》而言，最主要的是对“领款人”栏目签名真伪的鉴定，是否鉴定其他部分对于确认《领款单》的真伪不具有根本性影响。因此，碧波公司、夏某

1、奥康公司关于司法鉴定内容不全面，不足以确定或排除《领款单》真实性的主张难以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因碧波公司、夏某

1、奥康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二审法院委托作出的鉴定结论存在需要重新鉴定的情形，二审法院未予准许其重新鉴定的申请，并无不当。4．《领款单》是否足以证明夏某

1、陈某

3、皮某4的合伙关系已经解散。两份《领款单》上载明“收回投资款”的金额分别为 150万元和365万元，共达515万元。作为付款单位的碧波公司未提供付款证据证明其确已将515万元的投资款退还陈某

3、皮某4二人，因此，仅凭《领款单》这一证据难以证明陈某

3、皮某4二人的投资款已经实际退回。夏某

1、陈某

3、皮某4三人成立合伙时签订有《股东合作协议》，对于项目基本情况、合作方式、股份划分、出资时间、项目管理、盈利分配和风险承担等事项进行了详细约定，若三人协商解散合伙，亦应有相应的解散合伙以及清理合伙债权债务、分配合伙盈利的证据，现仅依据《领款单》主张三人合伙关系已经解散证据不足。因此，即使《领款单》上的领款人签字以及右上角的“陈某3”签名确系陈某

3、皮某4二人书写，且陈某

3、皮某4已经实际收回投资款，也难以形成充分证据证明夏某

1、陈某

3、皮某4三人的合伙关系已经解散。

(三)二审判决认定碧波公司和奥康公司签订解除协议侵害了陈某

3、皮某4的权益是否正确。本案的基本法律关系是，夏某

1、陈某

3、皮某4三人投资给碧波公司，由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合同进行项目开发。在三人合伙关系存续的前提下，陈某

3、皮某4可以基于投

资行为向碧波公司主张项目利润的收益权。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签订解除协议后，项目收益归属奥康公司。因陈某

3、皮某4与奥康公司没有投资关系，二人无法向奥康公司主张项目收益。因此，二审法院认为碧波公司和奥康公司签订解除协议的行为侵害了陈某

3、皮某4二人的权益并无不当。判断解除协议是否侵害陈某

3、皮某4的权益是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问题，不涉及合同相对性原则，碧波公司、夏某

1、奥康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认为二审判决认定陈某

3、皮某4权益受到侵害没有法律依据的主张不能成立。

(四)二审判决认定奥康公司和碧波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是否有充分证据证明。1．关于奥康公司是否明知或应知解除协议侵害陈某

3、皮某4权益的问题。构成恶意串通确需行为人明知或应知该行为侵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即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恶意。而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恶意则需结合具体案情予以综合评判。本案二审判决根据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签订解除协议当时和之后的具体情况，结合《股东合作协议》、联合开发合同及包销协议的约定和履行情况，综合评判奥康公司和碧波公司是否构成恶意串通，证明方法并无不当。2．根据查明的事实，在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2007年12月28日签订解除协议时，该项目已有部分房屋竣工，绝大部分房屋已取得预售许可证，在即将取得项目预期利润时，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签订解除协议，仅由奥康公司支付300万元违约金，将项目归属于奥康公司，缺乏解除合同的合理理由，确属明显违背商业规律，二审判决这一认定并无不当。3．联合开发合同和包销协议的性质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奥康公司已将土地实际交与碧波公司开发，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没有明显违约行为，而解除协议约定由奥康公司支付碧波公司 300万元违约金，确与履约事实以及常理不符，二审判决这一认定并无不当。

4、根据查明的事实，解除协议签订后，夏某1仍在全面负责该项目。现奥康公司主张夏某1是受奥康公司聘请作为项目负责人，但基于夏某1系碧波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合伙人之一的特殊身份，奥康公司的这一主张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关于奥康公司与夏某1在解除协议签订后实施的行为，与合同解除应当导致的后果明显相悖的认定。综上，碧波公司、夏某

1、奥康公司认为碧波公司和奥康公司不存在恶意串通所依据的理由和证据，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关于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认定，该项主张不能成立。

(五)本案是否存在当事人不适格的问题。本案系陈某

3、皮某4以碧波公司和奥康公司签订的解除协议侵犯其权益为由诉请确认解除协议无效，诉讼标的为侵权法律关系，不涉及合同相对性原则，与二人是否系联合开发合同及解除协议的当事人无关。陈某

3、皮某4为本案侵权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起诉条件，是本案适格的原告。

奥康公司亦是侵权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是本案适格的被告。碧波公司、夏某

1、奥康公司认为本案当事人不适格的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碧波公司、夏某

1、奥康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A单位、夏某

1、C单位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张国明

代理审判员 刘小飞

代理审判员 潘 杰

二0一0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新田

第二篇：陈全、皮治勇诉重庆碧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夏昌均、重庆奥康置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2

陈全、皮治勇诉重庆碧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夏昌均、重庆奥康置业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案

[裁判摘要]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当事人自行约定的合同名称不影响对合同性质的认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根据前述规定，法人与他人恶意串通签订合同，表面上损害法人自身利益，实质上损害第三人利益的，第三人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

三、对于前述条款中“恶意串通”行为的认定，应当分析合同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并全面分析订立合同时的具体情况、合同约定内容以及合同的履行情况，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判定。

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09)民申字第1760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碧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夏昌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新宙，北京市嘉诚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夏昌均。

委托代理人：赵新宙，北京市嘉诚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奥康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振滔，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锦炎。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全。

委托代理人：刘谋，重庆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美军，重庆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皮治勇。

委托代理人：刘谋，重庆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美军，重庆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重庆碧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碧波公司)、夏昌均、重庆奥康置业有限公司(简称奥康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陈全、皮治勇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渝高法民终字第1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碧波公司、夏昌均、奥康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关系，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1．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签

订的《联合开发建设鞋都工业园配套住宅小区合同书》(简称联合开发合同)及《联合开发建设鞋都工业园商住小区包销协议》(简称包销协议)，并未涉及土地使用权转让事宜。2．奥康公司在合作开发过程中，除投入土地使用权外，还承担提供批复文件，办理相关手续，协调落实优惠政策，参与项目监督，审查签署项目对外文件等多项责任。截至2007年底双方解除合同为止，奥康公司为项目支付的费用达 4000余万元。3．奥康公司委托碧波公司包销其所应分得的18 000平方米住房，与是否承担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风险事项无关。由于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是以奥康公司的名义进行，奥康公司对外仍然要依法承担项目的全部责任。(二)二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程序违法，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1．二审法院不应重新进行鉴定。2．二审鉴定程序违法，剥夺了当事人对鉴定机构的选择权。3．鉴定内容不全面，不足以确认或者排除《领款单》的真实性。4．二审判决依据二审鉴定结论推定陈全、皮治勇尚未收回投资款缺乏证据证明。(三)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陈全、皮治勇不是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之间的《关于解除“联合开发奥康住宅小区合同”及“包销协议”的协议》(简称解除协议)的签约人和权利义务人，二审判决依据解除协议认定陈全、皮治勇权益受到侵害，没有法律依据。(四)二审判决认定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缺乏证据证明。1．恶意串通以明知或应知侵害第三人利益为构成要件，奥康公司在签订解除协议时，不知道陈全、皮治勇与夏昌均之间存在《股东合作协议》。即使知道陈全、皮治勇与夏昌均之间的合伙关系，基于时间在先的《领款单》，奥康公司有理由相信该合伙关系已经解除，其与碧波公司签订解除协议，不构成恶意串通。2．二审判决以解除协议签订时重庆市商品房销售总体上“呈现出量价齐涨”的态势为由，认定碧波公司和奥康公司签订解除协议明显违背商业规律不能成立。3．二审判决认为奥康公司支付300万元违约金，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解除合同时未对债务进行清理与常理不符，没有事实依据。4．二审判决认为解除协议签订后，夏昌均仍在主持项目工作，与合同解除应当导致的后果明显相悖没有事实依据。在解除协议履行之后，基于夏昌均本人对该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熟悉。奥康公司聘请夏昌均作为项目负责人之一，继续主持项目工作。(五)本案当事人不适格。在合伙纠纷中，奥康公司不是适格被告。在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诉讼中，陈全、皮治勇不是合同关系当事人，不是适格原告。皮治勇不是碧波公司股东，也无权提出股东派生诉讼。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陈全、皮治勇提交书面意见认为，(一)二审判决认定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属土地使用权转让关系是正确的。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4条、第24条的规定，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合同和包销协议约定奥康公司取得固定的“房屋包销款” 1980万元，属于名为联建实为土地转让合同的情形。2．碧波公司、夏昌均、奥康公司称奥康公司为项目支付费用达4000余万元没有证据证明。(二)二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合法，但鉴定对象《领款单》并非本案的关键证据。1．二审法院决定重新鉴定是正确的。二审鉴定机构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2．鉴定对象《领款单》是孤证，碧波公司没有举出退投资款的资金来源及退款渠道方面的证据。3．《领款单》与本案其他证据矛盾。4．《领款单》仅能证明夏昌均、陈全、皮治勇于2006年12月 26日退回了投资款，不能以退投资款为由推定三人解除了《股东合作协议》。(三)夏昌钧、奥康公司恶意串通事实清楚。碧波公司和奥康公司并无资金投入，奥康公司明知夏昌均、陈全、皮治勇三人是项目的实际投资人和控制人而与碧波公司签订解除协议，损害了陈全、皮治勇的权益。在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签订解除协议前，项目已进入投资回报期，此时签订解除协议不合常理。合同解除后，夏昌均仍然是项目的实际控制人。(四)本案不存在当事人不适格的问题。碧波公司、夏昌均、奥康公司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本院认为，(一)关于碧波公司和奥康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2006年8月29日，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签订了联合开发合同书及包销协议，核心内容是：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联合开发鞋都工业园配套住宅小区，奥康公司以土地作为联合开发的投入，碧波公司负责投入该项目所需的建设资金；奥康公司不参与此项目建设和营销的具体日常事务；此项目独立建账，独立核算，由碧波公司负责日常管理，与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双方其他任何业务分离，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双方的其他任何债权和债务与本项目无关；奥康公司分得此项目房屋建筑面积18 000平方米住房，其余联合开发项目的资产全部归碧波公司所有；奥康公司将在联合开发合同中所分得的 18 000平方米住房进行作价，总价为1980万元委托碧波公司进行包销。2007年3月 21日，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夏昌均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成立以奥康公司名义的项目部，该项目部单独建账，独立核算；奥康公司雕刻“奥康•碧波水岸项目部”和“奥康•碧波水岸项目部财务章”两枚印章，用于该项目的一切活动。该印章由碧波公司、夏昌均掌管，盖有此章的所有文件的一切经济与法律责任由碧波公司、夏昌均承担。该协议第四条还约定，碧波公司和夏昌均连带承担以奥康公司名义实施开发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责任和费用，给奥康公司造成的损失由碧波公司和夏昌均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述约定表明，奥康公司在与碧波公司联合开发过程中的主要义务是提供土地并办理相关手续，所分配的利益是18 000平方米住房的包销款1980万元，不承担经营风险，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关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规定。奥康公司主张其为项目支付了4000余万元的费用，并提供了其向建筑公司支付工程款等部分单据复印件。本院认为，由于整个项目是以奥康公司名义开发，对外支付工程款也应是以奥康公司名义，且奥康公司举示的大部分票据复印件的日期为2008、2009年，而本案解除协议签订于2007年12月28日，在本院审查程序中不足以证明奥康公司关于其在与碧波公司合作期间投入资金4000余万元的主张。奥康公司主张由于项目是以其名义进行开发，因此其对外要依法承担此项目的全部责任。本院认为，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项目部虽以奥康公司名义成立，但单独建账、独立核算，项目部经营活动的一切经济与法律责任由碧波公司、夏昌均承担。即使奥康公司对外承担了项目经营活动的责任，其仍可以要求碧波公司和夏昌均对于奥康公司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二审判决认定奥康公司不承担经营风险并无不当。综上，碧波公司、夏昌均、奥康公司关于二审判决将奥康公司和碧波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主张不能成立。

(二)二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所作的鉴定结论是否应予采信，《领款单》是否足以证明夏昌均、陈全、皮治勇三人合伙关系已经解散。1．二审法院决定重新鉴定是否正确。经审阅卷宗，一审法院《选定鉴定机构情况表》载明，当事人选择机构情况为“协商”，选择结果为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当事人签名处为碧波公司代理人陈兵和夏昌均代理人廖东锋二人签名，确无陈全、皮治勇或其代理人签名。在约定协商选定鉴定机构的情况下只有一方当事人签名，而无另一方当事人签名，构成鉴定程序违法，所作鉴定结论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二审法院决定重新鉴定并无不当。2．二审法院委托鉴定的程序是否合法。经审阅卷宗，2009年6月30日笔录载明，二审法院司法鉴定处工作人员告知当事人能够做笔迹形成时间鉴定的机构有公安部鉴定机构和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两家鉴定机构。2009年7月2日笔录载明，二审法院司法鉴定处工作人员告知双方当事人：“今天来摇个顺序，如果第一顺序的不行，就第二家”，当事人均表示同意，当天摇号确定的是公安部鉴定机构。2009年7月20日笔录载明，二审法院司法鉴定处工作人员告知当事人选定的公安部鉴定机构没有鉴定资质，各方当事人同意去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了解能否做笔迹形成时间鉴定。2009年7月21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选鉴定机构笔录”载明，二审法院司法鉴定处工作

人员询问当事人是否同意选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为鉴定机构，各方当事人均表示同意并签字确认。根据上述笔录记载的情况，尽管选择鉴定机构过程中各方当事人曾有争议，但最终一致同意选择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因此，碧波公司、夏昌均、奥康公司关于二审法院选定鉴定机构的程序违法，实际上剥夺了当事人对鉴定机构的选择权的主张难以成立，本院不予采纳。3．二审法院委托鉴定的范围是否足以排除《领款单》真实性。二审法院委托鉴定的范围是(1)领款单1、2中的手写字迹是否直接书写形成：(2)领款单1上领款人署名“皮治勇”字迹是否皮治勇书写；(3)领款单2上领款人署名“陈全”字迹是否陈全书写；(4)领款人署名“皮治勇”、“陈全”的书写形成时间。上述鉴定范围虽然未包含领款单上“原因或用途”、“金额”两栏中所书写的“收回投资款”及对应的金额大小写以及两张《领款单》右上角“陈全”字样的确认签字及日期，但是对于《领款单》而言，最主要的是对“领款人”栏目签名真伪的鉴定，是否鉴定其他部分对于确认《领款单》的真伪不具有根本性影响。因此，碧波公司、夏昌均、奥康公司关于司法鉴定内容不全面，不足以确定或排除《领款单》真实性的主张难以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因碧波公司、夏昌均、奥康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二审法院委托作出的鉴定结论存在需要重新鉴定的情形，二审法院未予准许其重新鉴定的申请，并无不当。4．《领款单》是否足以证明夏昌均、陈全、皮治勇的合伙关系已经解散。两份《领款单》上载明“收回投资款”的金额分别为 150万元和365万元，共达515万元。作为付款单位的碧波公司未提供付款证据证明其确已将515万元的投资款退还陈全、皮治勇二人，因此，仅凭《领款单》这一证据难以证明陈全、皮治勇二人的投资款已经实际退回。夏昌均、陈全、皮治勇三人成立合伙时签订有《股东合作协议》，对于项目基本情况、合作方式、股份划分、出资时间、项目管理、盈利分配和风险承担等事项进行了详细约定，若三人协商解散合伙，亦应有相应的解散合伙以及清理合伙债权债务、分配合伙盈利的证据，现仅依据《领款单》主张三人合伙关系已经解散证据不足。因此，即使《领款单》上的领款人签字以及右上角的“陈全”签名确系陈全、皮治勇二人书写，且陈全、皮治勇已经实际收回投资款，也难以形成充分证据证明夏昌均、陈全、皮治勇三人的合伙关系已经解散。

(三)二审判决认定碧波公司和奥康公司签订解除协议侵害了陈全、皮治勇的权益是否正确。本案的基本法律关系是，夏昌均、陈全、皮治勇三人投资给碧波公司，由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合同进行项目开发。在三人合伙关系存续的前提下，陈全、皮治勇可以基于投资行为向碧波公司主张项目利润的收益权。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签订解除协议后，项目收益归属奥康公司。因陈全、皮治勇与奥康公司没有投资关系，二人无法向奥康公司主张项目收益。因此，二审法院认为碧波公司和奥康公司签订解除协议的行为侵害了陈全、皮治勇二人的权益并无不当。判断解除协议是否侵害陈全、皮治勇的权益是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问题，不涉及合同相对性原则，碧波公司、夏昌均、奥康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认为二审判决认定陈全、皮治勇权益受到侵害没有法律依据的主张不能成立。

(四)二审判决认定奥康公司和碧波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是否有充分证据证明。1．关于奥康公司是否明知或应知解除协议侵害陈全、皮治勇权益的问题。构成恶意串通确需行为人明知或应知该行为侵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即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恶意。而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恶意则需结合具体案情予以综合评判。本案二审判决根据奥康公司与碧波公司签订解除协议当时和之后的具体情况，结合《股东合作协议》、联合开发合同及包销协议的约定和履行情况，综合评判奥康公司和碧波公司是否构成恶意串通，证明方法并无不当。

2．根据查明的事实，在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2007年12月28日签订解除协议时，该项目已有部分房屋竣工，绝大部分房屋已取得预售许可证，在即将取得项目预期利润时，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签订解除协议，仅由奥康公司支付300万元违约金，将项目归属于奥康公司，缺乏解除合同的合理理由，确属明显违背商业规律，二审判决这一认定并无不当。3．联合开

发合同和包销协议的性质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奥康公司已将土地实际交与碧波公司开发，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没有明显违约行为，而解除协议约定由奥康公司支付碧波公司 300万元违约金，确与履约事实以及常理不符，二审判决这一认定并无不当。

4、根据查明的事实，解除协议签订后，夏昌均仍在全面负责该项目。现奥康公司主张夏昌均是受奥康公司聘请作为项目负责人，但基于夏昌均系碧波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合伙人之一的特殊身份，奥康公司的这一主张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关于奥康公司与夏昌均在解除协议签订后实施的行为，与合同解除应当导致的后果明显相悖的认定。综上，碧波公司、夏昌均、奥康公司认为碧波公司和奥康公司不存在恶意串通所依据的理由和证据，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关于碧波公司与奥康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认定，该项主张不能成立。

(五)本案是否存在当事人不适格的问题。本案系陈全、皮治勇以碧波公司和奥康公司签订的解除协议侵犯其权益为由诉请确认解除协议无效，诉讼标的为侵权法律关系，不涉及合同相对性原则，与二人是否系联合开发合同及解除协议的当事人无关。陈全、皮治勇为本案侵权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起诉条件，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奥康公司亦是侵权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是本案适格的被告。碧波公司、夏昌均、奥康公司认为本案当事人不适格的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碧波公司、夏昌均、奥康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重庆碧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夏昌均、重庆奥康置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张国明

代理审判员 刘小飞

代理审判员 潘 杰

二0一0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新田

第三篇：XXX公司诉XXX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XXX公司诉XXX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承办律师江苏道多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凯

【成功案例入选理由】 娴熟把握和运用法律，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2008年8月27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布展合同》，合同约定：甲公司为乙公司布展2008年、2009年香港某展览会。合同签订后，甲公司按约完成了上述展览会在香港亚洲国家博览馆展位的部分布展工作，乙公司支付了相应的价款。同年11月，乙公司向甲公司出具《保证协议》，保证甲公司继续负责乙公司所有展台的制作与搭建工作，否则甲公司将自愿承担总合同金额10%的违约金。后因乙公司未将展台制作与搭建工作继续交由甲公司负责完成。展会结束后，甲公司发现这一情况，遂要求乙公司支付违约金。乙公司则认为，甲、乙公司之间所签订的布展合同履行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甲公司不具备进入香港履行搭建工作的资质和相关条件，因此，乙公司有理由不再履行布展合同。据此，乙公司的行为不构成违约，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为此，甲到我们这里咨询，委托我们依法为其处理本案。

【我们对本案的分析意见及工作方法】 我们认为，乙公司认为，甲、乙公司之间所签订的布展合同履行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甲公司不具备进入香港履行搭建工作的资质和相关条件，因此，乙公司有理由不再履行布展合同的抗辩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乙公司的抗辩观点，是滥用不安抗辩权的表现。甲的合法权益是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的。

承办本案的李凯律师认为：

1、甲、乙二公司之间签订的布展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

2、乙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将展台制作与搭建工作继续交由甲公司负责完成，乙公司应该承担违约责任；

3、不安抗辩权是指依据合同约定，应当先履行合同义务的一方，如果发现合同对方出现可能无法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在提出确切证据的前提下，有权暂时不予履行己方的合同义务，并可以要求对方提供适当担保后再继续履行合同，或者在对方不能提供担保时解除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合同当事人行使“不安抗辩权”时，必须要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合同对方具有法定的可能无法履行合同义务的情节，否则即会被认定为违约。因此，在甲公司已经按约完成了上述展览会在香港亚洲国家博览馆展位的部分布展工作，乙公司亦支付了相应价款的情况下，乙公司滥用不安抗辩权试图免除自己应该承担的合同义务，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为驳斥乙公司滥用不安抗辩权试图免除自己应该承担的合同义务的辩解，李凯律师认为，本案的第一工作重点应该放在要求乙公司举证证明甲公司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方面。同时，甲公司还可以向法院表明自己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并将自己已经部分履行合同的情况向法院展示。以争取法院将乙公司的辩解归于无效。

另外，为圆满实现甲公司的诉求，李凯律师还做了以下二个方面的工作：

1、细致的向法院陈述了合同一方当事人履行不安抗辩权的要求和顺序。在法律根据上争取法院的支持，将乙公司的辩解归结于滥用法律而无效。

2、根据乙公司滥用不安抗辩权的现象，对乙公司可能在本案中继续不当使用法律规定进行狡辩的可能性进行了预测。李凯律师预测，因为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在香港，乙公司很可能还会在本案的管辖问题上做文章。

果不其然，乙公司很快提出，因为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在香港，因此本案不能由本市法院管辖审理。

由于李凯律师事先即对乙公司可能继续不当使用法律规定进行狡辩可能性进行了预测，李凯律师当庭提出，虽然法律规定合同纠纷可以在合同履行的法院

审理，但是，法律同时还规定合同纠纷也可以在被告所在地法院审理。据此：

1、合同纠纷是在合同履行地的法院审理，还是在被告所在地法院审理，法律并没有将选择权赋予被告（本案中为乙公司），而是赋予了原告（本案中为甲公司）；

2、法律规定，合同纠纷可以在合同履行地的法院审理，也可以在被告所在地法院审理，其法律基础是便利诉讼原则。在合同约定需要搭建展台的展会已经结束的情况下，本案由被告（乙公司）所在地（本市）法院审理，更符合便利诉讼的法律原则。

由于李凯律师对法律规定的娴熟把握和运用，法院全面采纳了李凯律师的意见。

【裁判结果】 法院判决乙公司全面承担了违约责任。

第四篇：XX公司诉XX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

XX公司诉XX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0）浦民二（商）初字第1000号

民事判决书

原告(反诉被告)XX公司，住所地上海市XX。

法定代表人金XX，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XX，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XX公司，住所地上海市XX。

法定代表人华XX，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严XX，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储XX，XX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XX公司诉被告XX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0年3月25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唐旭华独任审判，被告XX公司于2010年5月5日提出反诉，经2010年6月8日、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合并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赵XX，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严XX、储XX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XX公司诉称，原、被告经人介绍，于2008年1月28日签订《出口合同》，约定由原告为被告的外商客户加工侧边航空箱2800只，加工单价为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58元，共计价款为162,400元；交货日期为2008年2月28日之前；出货后，提单做电放，在原告发货后十天内付款，被告收汇后将货款支付给原告。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即组织加工生产，并于2008年3月3日将2800只航空箱交付给被告委托装箱的单位上海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由被告代理出口。2008年6月，被告办理了该单货物的外汇核销，取得出口退税，但对于所欠原告的价款未能支付，现要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162400元；如被告

未能收取外商之货款，则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62,400元；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欠款的利息损失5,000元(暂定)。

原告XX公司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为：

1、原、被告签订的《出口合同》；

2、案外人华XX出具的函件。

被告XX公司答辩称，原告所称双方约定十天付款，该内容合同中没有约定；本案所涉的外商与原告直接联系，原告只是将办理出口的业务交由被告代理；由于原告并没有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故被告没有办理外汇的核销。鉴于被告仅仅为原告的出口代理商，故既没有义务向原告支付货款，在原告无法获得货款时亦没有责任向原告进行赔偿。现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另外，被告在代理期间为原告垫付运费3,845元，现提出反诉，请求判令原告支付垫付的上述运费；判令被告支付该欠款的利息损失500元(暂定)。

被告XX公司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为：

1、货物装箱单；

2、货物出口报关单；

3、跟单信用证，信用证通知书；

4、货物运输代理业专用发票；

5、加盖原告印章的说明文件。

经审理查明，2008年1月28日，原、被告签订《出口合同》。约定由原告按照外商客户的加工要求、质量要求加工生产侧边航空箱2800套，每套加工单价为58元；货物由原告送至客户指定仓库并承担费用；出货后，提单做电放，被告收汇后凭原告提供的全额增值税发票向原告支付货款；交货日期为2008年2月28日之前；原告自行组织出口货源，出口货物因交货日期或产品质量问题以及其他原因造成客户索赔、纠纷或者损失均由原告与

客户协商解决，与被告无关。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即组织上产加工，并于2008年3月3日将出口商品交付给案外人上海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该批货物在同月6日办理报关手续出运。嗣后，原告因未能收取该批货物的货款，要求被告予以支付，因无结果，故形成纠纷，由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2008年2月13日，XX银行开出信用证。该信用证记载的申请人为XX公司，受益人为XX公司，金额为22,120美元，信用证编号为XX，有效期至2008年3月25日，最后装运期限为2008年2月28日。2008年2月14日，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向被告送达信用证通知书，告知被告该行收到前述的信用证，并要求被告在交单时将本通知和信用证一并提示。2010年6月12日，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在上述信用证通知书上记载了“信用证在该行未议付”。

2008年6月30日，被告在一份说明文件上加盖印章。该说明的内容为，原告委托被告代理出口箱包给台湾客户，由于原告晚交货，外商拖延支付外汇，目前正在和台湾客户协商中，与客户协商一致后，外商将立即付款。合同项下海运费到付，国内拖柜包干费共计3,845元，由于原告资金非常紧张，暂时无力支付，申请被告先代为支付上述运费以便及时从船公司拿回报关单核销单，上述费用等外商付款后从原告的货款中扣回。为了此票能够在外商付款后办理退税，现原告申请用被告的其他外汇收入先核销原告出口货物对应的外汇核销单，上述核销用外汇等外商付款后补回给被告。被告将原告出口货物对应的外汇核销单核销的行为不代表从原告指定的外商处收到相应的外汇，仅以日后从外商处取得的付款证明(通知)书与被告从银行取得的该外商为付款人的收汇水单为收汇对账凭证。

本案审理期间，证人华XX出庭作证。陈述称，台商需要箱包，要求其在大陆市场寻找生产商家，因此，其与原告进行联系，并于2008年1月27日向原告出具了一份函件，内容主要为向原告订购的箱包2800只，FOB上海码头价为8元，交货日期为2008年

2月28日，出货后10个工作日付款。该单业务交由被告方小严(即严XX)做合同。原告在该文件上表示同意。该单出口业务确实由被告操作，在货物出口后，因没有收到台商的货款，其曾陪同原告到被告处催要，但被告没有支付。同时，原告将其诉讼请求确定为要求被告赔偿损失162,400元和相应的利息损失。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原告将其诉讼请求明确为要求被告赔偿货款损失162,400元和相应的利息损失。因此，被告在代理出口货物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是考量其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基?Ｊ紫龋诨跷锍鲈酥埃桓嬉丫盏教ㄉ躺昵氲男庞弥ぃ庞弥ど霞窃氐淖詈笞霸似谙尬?008年2月28日，该日期与原、被告在合同约定的交货日期一致，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原告交货日期为2008年3月3日，由于原告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履行交货义务，最终导致信用证没有兑现，被告没有过错。其次，在货物出口以后，在信用证没有兑现的情形下，原告虽向被告催讨货款，但依合同约定出口货物因交货期或者产品质量问题以及其他原因造成客户索赔、纠纷或者损失均由原告与客户协商解决，与被告无关。可见，双方在签订合同之时，已经将与客户协商的责任归于原告。现被告表示考虑到合同关系，在得到原告的授权后并承诺承担必要的费用后，被告愿意为原告催讨涉案货款，故被告亦没有过错。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及其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被告反诉要求原告支付运输费3,845元的诉讼请求。双方的合同约定，运费由原告承担，在说明中原告已经承认拖欠拖柜包干费3,845元，故该款应当由原告向被告予以支付。原告认为：

1、该说明系由被告起草的，并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因原告在该说明上加盖印章，表明原告对于该说明所记载的内容为没有异议，故原告的该抗辩，本院不予

支持；

2、该说明中注明所欠被告的款项在台商支付的货款中予以扣除，现台商没有付款，原告亦不应向被告支付该款。上述说明中确实记载了拖欠被告的费用从台商支付的货款中扣除，该表述仅仅表明欠款的付款方式，原告以此为由拒付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被告反诉要求原告承担前述欠款利息损失500元的诉讼请求。由于合同和说明均没有明确的付款时间，故被告的该项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XX公司要求被告XX公司赔偿货款损失162,400元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原告XX公司要求被告XX公司赔偿利息损失5,000元的诉讼请求；

三、原告XX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被告XX公司运输费3,845元；

四、驳回被告XX公司要求原告XX公司赔偿利息损失500元的诉讼请求。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本诉受理费3,648元，减半收取为1,824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5元，合计1,849元，由原告XX公司负担1,839元，由被告XX公司负担1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唐旭华

书记员褚剑慧

第五篇：A公司诉B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代理词

A公司诉B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代理词

A公司诉B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代理词 审判长、审判员：

国浩律师集团（天津）事务所接受原告A公司的委托，指派我担任A公司诉B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案第一审代理人，通过法庭调查，综合案件情况，现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应依法予以解除 2007年10月3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该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出租位于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XX号房屋。该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约定：“拖欠房租累计壹个月以上”，原告有权解除合同、收回房屋。截至2010年7月24日（先予执行之日），被告已经累计拖欠房屋租金共计21个月之久，且经多次催要未果。

代理人认为，《合同法》第227条明确规定：“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此外，《天津市房屋租赁管理规定》第27条规定：“拖欠租金累计6个月以上的”，出租人有权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并收回房屋。本案中，被告拖欠房屋租金长达21个月，无论是法律规定的6个月还是当事人约定的1个月，均成就了合同解除的条件。

二、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房屋租金3850000元

《房屋租赁合同》第二条第1款约定：“出租房屋价格全年总计人民币220万元，大写贰佰贰拾万元整”。由于被告已经累计拖欠房屋租金21个月，故应向原告支付房屋租金共计3850000元（220万/12月×21个月）。

对于被告提到的房屋面积问题，代理人认为，房屋面积问题不属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不应作为被告拒付租金的抗辩理由。

其一，本案租金计算标准为整体计租而非按面积计租 《房屋租金合同》第一条明确约定：“甲方将位于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XX号总面积双方认定为3700㎡出租给乙方”。第二条第1款约定：“出租房屋价格全年共计人民币220万元，大写贰佰贰拾万元整”。

根据合同的约定，原告的计租方式是出租房屋的整体（1-3层）而不是依据具体的面积。按照通俗的讲法，本案属于典型的“打包出租”。因此，房屋的面积问题不应成为本案的争议焦点。

其二，租赁物的面积与合同约定的面积并不冲突 由于原被告双方对于出租房屋的面积没有明确约定为使用面积或建筑面积，根据《合同法》第61条的规定，应按照交易习惯确定。

合同中之所以约定为“双方认定为3700㎡”，便是因为在面积计算时，累加了天津市高层房屋公摊系数为1.33的公摊面积。因此，本案中出租房屋的实际面积与约定的面积并无冲突。

其三，被告放弃房屋面积鉴定申请，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庭审中，被告曾要求对涉案房屋的面积进行司法鉴定，但由于被告未支付鉴定费用，故未对此进行鉴定。

代理人认为，被告逾期不预交鉴定费用，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三、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770000元

《房屋租赁合同》第四条第9款约定：“如任何一方违约而致使本合同无法依照约定履行的，应向无过错方支付本合同项下租金总额中尚未交纳部分的20%作为违约赔偿金”。代理人认为，该条款是双方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约定的内容和比例均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鉴于被告拖欠房屋租金共计3850000元，因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违约赔偿金770000元（385000元×20%）。

四、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08年、2009年采暖费266400元 《房屋租赁合同》第二条第3款约定：“供暖费由乙方负责，以上收费如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变动，按市政府要求相应变动”。

截至2010年7月24日（先予执行之日），被告连续拖欠了2008年及2009年两个采暖期的费用。根据天津市物价局《关于我市调整非居民供热价格的通知》，2008年、2009年采暖期非居民供价格为每平方米36元。因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08年、2009年采暖期供热费用共计266400元（36元×3700㎡×2年）。

五、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物业服务费56666元

《房屋租赁合同》第二条第4款约定：“全年物业服务费40000元”。

自2009年2月15日至2010年7月24日，被告已经累计拖欠物业服务费长达17个月之久。根据合同的约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物业服务费56666元（40000元/12月×17个月）。

六、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由原告垫付的保证金等费用476200元

因涉诉房屋如不能及时腾交原告，将严重影响原告的正常经营。故原告于2009年5月4日向南开区人民法院提出先予执行申请。

由于被告拖欠商场租户保证金等费用，导致商场租户拒绝腾交房屋。为了减少各方经济损失，原告为被告垫付了本应由被告支付的保证金等共计476200元。

原告认为，商场租户的保证金等费用均交纳给了被告。因此，本应由被告向商场租户返还全部费用。鉴于原告已经为被告垫付了全部保证金等费用，因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保证金等共计476200元。

七、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由原告垫付的评估费112000元 庭审中，被告提出对于涉诉房屋的装修、设施等进行评估鉴定，但拒不交纳评估费用。为了使庭审能够顺利进行，原告为被告垫付了评估费用共计112000元。代理人认为，该评估费用依法应由提出申请的被告承担。鉴于原告为被告垫付了该评估费用，因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评估费共计112000元。

综上，代理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正确充分，依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原告的诉讼请求理据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支持，以维护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此致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代理人：国浩律师集团（天津）事务所 杨超

2010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