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陈维礼诉赖国发雇佣合同纠纷案
陈维礼诉赖国发雇佣合同纠纷案原告:陈维礼,男,35岁,四川省中江县人,农民。委托代理人:范军,四川德阳锦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赖国发,男,54岁,四川省广汉市人,广汉市连山镇供销合作社职工。
委托代理人:蒋培凤,赖国发之妻。
委托代理人:唐斌,四川德阳泓法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维礼因与被告赖国发发生雇佣合同纠纷,向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我在受雇为被告赖国发看管运沙车期间,被汽车摔下夹断左腿,经鉴定为五级伤残。请求判令被告给我赔偿因工致伤的医疗费3944.20元、住院费2800元、住院生活补助费900元、护理费2000元、一次性伤残抚恤金70560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8960元、一次性医疗补助费7840元、残疾人轮椅费12800元以及律师费、差旅费2000元,合计111760.2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辩称:本案是劳动争议,依法应先进行劳动争议仲裁。此次损害的发生,是因原告严重违反操作程序所致,过错在原告方。况且被告已对原告进行了及时救助,双方还对善后处理达成协议,由被告给原告一次性补偿1000元后,不再承担其他责任。该协议履行后,原告又由于自己的原因加重了伤情,不应由被告承担责任。
广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原告陈维礼从1996年8月起受雇为被告赖国发工作,主要工作是跟随赖国发经营的运沙车,为汽车换轮胎、在倒车时给主车连接拖车的转动三角架上插插销固定方向、提醒驾驶员注意安全等。双方口头约定,赖国发每月付给陈维礼工资300元,负责吃、住。同年10月7日晚,运沙车在成都某地卸沙需要倒车,此时上下插销孔错位,必须等车辆在运动中将插销孔正位后才能完成插插销的动作,陈维礼便跳上主、拖车之间的三角架,准备在车辆运行中插插销。主车倒车时,陈维礼在三角上未站稳,左脚滑进三角架内,被正在转正的三角架将左腿夹断。
原告陈维礼当日被送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陈维礼之父因生活所迫,与被告赖国发达成由赖负担此次住院期间的一切开支,并再支付1000元继续治疗费用,今后不再承担其他责任的善后处理协议。据此协议,陈维礼于1996年10月21日出院,出院的诊断结论为:左胫骨开放性骨折,左小腿及皮肤撕脱伤;患者及家属要求出院;出院后注意加强营养、及时换药,回当地医院继续治疗。赖国发支付了此次住院期间的全部医疗费。原告陈维礼回家后,在中江县龙台中心卫生院继续住院治疗,后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治疗而出院,共用去医疗费2
643.20元。出院后,陈维礼多次请求广汉市连山镇法律服务所协助解决要求被告赖国发赔偿损失一事未果,遂在四川省德阳市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法律援助下提起诉讼。1999年7月23日,陈维礼的伤情经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临床法医学鉴定,为五级伤残。
另查明:1995年1月13日,被告赖国发同广汉市连山运输社达成协议,约定由赖国发自己购车加入运输社,车辆由赖国发自己经营,运输社负责管理及协调各种关系并收取一定费用。涉案汽车(车牌号为川F30491)就是赖国发根据这项协议购置的,车辆行驶证和其他相关手续均登记为广汉市连山运输社。
广汉市人民法院认为:
原告陈维礼和被告赖国发达成口头协议,由陈维礼为赖国发提供劳务,赖国发给付陈维礼报酬,属雇佣合同。该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成立和有效的全部要件,应受法律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10月14日《关于雇工合同应当严格执行劳动保护法规问题的批复》的规定,陈维礼在受雇佣期间,依法应得到劳动保护。其在工作期间因职务行为而受伤,应当由雇主赖国发承担民事责任。赖国发无证据证实此次事故的发生与陈维礼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有关,应当承担事故的全部赔偿责任。具体赔偿标准,参照劳动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
办法》和四川省劳动厅的规范性文件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
第十条的规定,赖国发还应承担法律援助中心援助人员在为陈维礼办案中的必要开支。故陈维礼请求赖国发赔偿经济损失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解释:‚劳动法第二条中的‘个体经济组织’,是指一般雇工在七人以下的个体工商户‛。被告赖国发没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不是依法成立的个体工商户,故不能作为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本案不是劳动法律关系,而是雇佣法律关系,属人民法院主管范围,劳动仲裁不是本案的必经程序。赖国发以本案应属劳动法律关系为由,主张本案应先进行劳动仲裁,人民法院无权受理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原告陈维礼受伤住院后,其父同被告赖国发达成的善后处理协议,非陈维礼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无效。赖国发辩称在雇佣关系终止后,陈维礼由于自己的原因加重了伤情,无证据证实,不予采信。据此,广汉市人民法院判决:
一、被告赖国发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一次性付给
原告陈维礼医疗费2634.20元,伤残抚恤金71442元,医疗补助费7938元,合计82023.20元。
二、被告赖国发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一次性付给法律援助人员在援助原告陈维礼中开支的办案必要费用2000元。
三、驳回原告陈维礼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其他诉讼费100元,均由被告赖国发负担。
赖国发不服一审判决,向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是事实上的个体工商户,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的是劳动用工关系,应当受劳动法调整。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住院期间与被上诉人之父达成的善后处理协议,其中的事故处理费1000元已由被上诉人之父领取,并承诺以后费用由陈家自负。该协议已经履行应为有效,被上诉人无权再提起诉讼。请求二审改判。
被上诉人陈维礼服从一审判决。
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赖国发雇佣被上诉人陈维礼干活并给付其劳动报酬,双方形成的是雇佣合同关系。陈维礼在受雇佣期间,为了赖国发的利益而受伤,赖国发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赖国发无证据证实陈维礼的受伤是其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为此一审判决赖国发承担全部责任,是正确的。赖国发未经工商部门依法核准登记,故不
具有个体工商户的法律地位,更不属法律规定的个体经济组织。赖国发上诉称‚本案应适用劳动法及相关法律调整‛的理由,与法律规定相悖,不予支持。赖国发上诉称‚陈维礼之父已收其对事故处理费1000元,并承诺以后费用由陈家自负,故上诉人不应再赔‛,因陈维礼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民事权利的处分应由其本人或经其委托人行使,故这一上诉理由也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
(一)项的规定,于2000年3月15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其他诉讼费100元,均由上诉人赖国发负担。
第二篇:陈维礼诉赖国发雇佣合同纠纷案案例分析
陈维礼诉赖国发雇佣合同纠纷案案例分析
陈维礼诉赖国发雇佣合同纠纷案实事清楚、证据确凿,法院也做出了合法合理的判决,我认为没有什么有争议的地方。针对这项作业,我查阅了网上对案件的陈述、一些法律人士对本案的解释,对照课本上的知识法条,在QQ群上也看了部分同学对该案的理解,下面谈谈我对此案的一些看法。
本案原告与被告争议的焦点之一我觉得是对法律关系的认定。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双方具有平等性和隶属性。劳动法律关系主体一方是劳动者,另一方是用人单位。在劳动法律关系建立前,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是平等的主体,双方是否建立劳动关系以及建立劳动关系的条件由其按照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依法确定。劳动法律关系建立后,劳动者是用人单位的职工,处于提供劳动力的被领导地位;用人单位则成为劳动力使用者,处于管理劳动者的领导地位,双方形成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劳动法律关系的该特征与民事法律关系主体间具有平等性、行政法律关系主体间具有隶属性相区别。雇佣法律关系,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为他方提供劳务,他方给付报酬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它的主体双方具有平等性,没有隶属性。雇佣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是平等的法律关系,不管是雇佣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以及履行,均是平等的,没有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二者的区别是:劳动法律关系主体一方必须是劳动者,且必须是自然人,另一方是用人单位;雇佣法律关系的主体则没有上述限制。劳动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律地位具有平等性和隶属性;雇佣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没有隶属性。在案件的陈述中有两段文字对该案法律关系的判定具有决定作用:一是“原告陈维礼从1996年8月起受雇为被告赖国发工作,主
要工作是跟随赖国发经营的运沙车,为汽车换轮胎、在倒车时给主车连接拖车的转动三角架上插插销固定方向、提醒驾驶员注意安全等。双方口头约定,赖国发每月付给陈维礼工资300元,负责吃、住。”二是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赖国发未经工商部门依法核准登记,故不具有个体工商户的法律地位,更不属法律规定的个体经济组织。”充分说明说明陈维礼与赖国发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属于雇佣法律关系。而不是赖国发所称的劳动关系,所以属于人民法院管理范围,无需劳动仲裁就可直接审理,符合程序法。虽然雇佣关系中没有工伤一说,但《关于雇工合同应当严格执行劳动保护法规问题的批复》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合同中受到人身伤害的,雇主应承担责任,这符合劳动法规定的责任义务和社会主义公德,应当得到支持。唯一存在证据不足之处,是双方订立的口头约定,属于雇佣合同,该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成立和有效的全部要件,应受法律保护。但要出具以下条件:一是有第三者,既是在场听见有此类口头约定的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第三者。这条在案件审理的资料中没有提及,但赖国发本人承认了该约定。二是确实由于意外原因导致。这点赖国发认为陈维礼违规操作所致,却提不出相应的有力证据,因此法院不予支持。
赖国发认为1995年1月13日,自己同广汉市连山运输社达成协议,约定由赖国发自己购车加入运输社,车辆由赖国发自己经营,运输社负责管理及协调各种关系并收取一定费用。涉案汽车(车牌号为川F30491)就是赖国发根据这项协议购置的,车辆行驶证和其他相关手续均登记为广汉市连山运输社。因此是事实上的个体工商户,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的是劳动用工关系,应当受劳动法调整。但赖国发并未经工商部门依法核准登记,不具有个体工商户的法律地位,并且还构成事实上的无证经营,应当受到处罚,这点与本案关联不大,但
我觉得可以记录在案,另作处理。
本案另一焦点是赔偿的程度问题。赖国发认为自己已经履行了约定,即与陈维礼之父达成由赖负担此次住院期间的一切开支,并再支付1000元继续治疗费用,今后不再承担其他责任的善后处理协议。我认为这不但不符合雇佣法律关系中雇员在从事雇佣合同中受到人身伤害的,雇主应承担责任的义务;也是对受伤雇员的一种不负责任放任态度,与社会公德有悖。此外陈维礼所受的伤并不影响他判断事物、作出决定的能力,因此陈维礼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民事权利的处分应由其本人或经其委托人行使,本案并未提到陈维礼委托父亲与赖国发达成协议,仅仅是陈维礼的父亲因生活所迫与赖国发达成了协议,本身不具备平等自愿性质,又未经当事人委托,故赖国发这一上诉理由也不成立。因此,赖国发有义务赔偿陈维礼医疗费、伤残抚恤金、医疗补助费、法律援助人员在援助原告陈维礼中开支的办案必要费用及案件受理、诉讼费用。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七日
第三篇:XXX公司诉XXX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XXX公司诉XXX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承办律师江苏道多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凯
【成功案例入选理由】 娴熟把握和运用法律,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2008年8月27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布展合同》,合同约定:甲公司为乙公司布展2008年、2009年香港某展览会。合同签订后,甲公司按约完成了上述展览会在香港亚洲国家博览馆展位的部分布展工作,乙公司支付了相应的价款。同年11月,乙公司向甲公司出具《保证协议》,保证甲公司继续负责乙公司所有展台的制作与搭建工作,否则甲公司将自愿承担总合同金额10%的违约金。后因乙公司未将展台制作与搭建工作继续交由甲公司负责完成。展会结束后,甲公司发现这一情况,遂要求乙公司支付违约金。乙公司则认为,甲、乙公司之间所签订的布展合同履行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甲公司不具备进入香港履行搭建工作的资质和相关条件,因此,乙公司有理由不再履行布展合同。据此,乙公司的行为不构成违约,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为此,甲到我们这里咨询,委托我们依法为其处理本案。
【我们对本案的分析意见及工作方法】 我们认为,乙公司认为,甲、乙公司之间所签订的布展合同履行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甲公司不具备进入香港履行搭建工作的资质和相关条件,因此,乙公司有理由不再履行布展合同的抗辩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乙公司的抗辩观点,是滥用不安抗辩权的表现。甲的合法权益是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的。
承办本案的李凯律师认为:
1、甲、乙二公司之间签订的布展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
2、乙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将展台制作与搭建工作继续交由甲公司负责完成,乙公司应该承担违约责任;
3、不安抗辩权是指依据合同约定,应当先履行合同义务的一方,如果发现合同对方出现可能无法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在提出确切证据的前提下,有权暂时不予履行己方的合同义务,并可以要求对方提供适当担保后再继续履行合同,或者在对方不能提供担保时解除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合同当事人行使“不安抗辩权”时,必须要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合同对方具有法定的可能无法履行合同义务的情节,否则即会被认定为违约。因此,在甲公司已经按约完成了上述展览会在香港亚洲国家博览馆展位的部分布展工作,乙公司亦支付了相应价款的情况下,乙公司滥用不安抗辩权试图免除自己应该承担的合同义务,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为驳斥乙公司滥用不安抗辩权试图免除自己应该承担的合同义务的辩解,李凯律师认为,本案的第一工作重点应该放在要求乙公司举证证明甲公司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方面。同时,甲公司还可以向法院表明自己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并将自己已经部分履行合同的情况向法院展示。以争取法院将乙公司的辩解归于无效。
另外,为圆满实现甲公司的诉求,李凯律师还做了以下二个方面的工作:
1、细致的向法院陈述了合同一方当事人履行不安抗辩权的要求和顺序。在法律根据上争取法院的支持,将乙公司的辩解归结于滥用法律而无效。
2、根据乙公司滥用不安抗辩权的现象,对乙公司可能在本案中继续不当使用法律规定进行狡辩的可能性进行了预测。李凯律师预测,因为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在香港,乙公司很可能还会在本案的管辖问题上做文章。
果不其然,乙公司很快提出,因为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在香港,因此本案不能由本市法院管辖审理。
由于李凯律师事先即对乙公司可能继续不当使用法律规定进行狡辩可能性进行了预测,李凯律师当庭提出,虽然法律规定合同纠纷可以在合同履行的法院
审理,但是,法律同时还规定合同纠纷也可以在被告所在地法院审理。据此:
1、合同纠纷是在合同履行地的法院审理,还是在被告所在地法院审理,法律并没有将选择权赋予被告(本案中为乙公司),而是赋予了原告(本案中为甲公司);
2、法律规定,合同纠纷可以在合同履行地的法院审理,也可以在被告所在地法院审理,其法律基础是便利诉讼原则。在合同约定需要搭建展台的展会已经结束的情况下,本案由被告(乙公司)所在地(本市)法院审理,更符合便利诉讼的法律原则。
由于李凯律师对法律规定的娴熟把握和运用,法院全面采纳了李凯律师的意见。
【裁判结果】 法院判决乙公司全面承担了违约责任。
第四篇:XX公司诉XX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
XX公司诉XX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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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浦民二(商)初字第1000号
民事判决书
原告(反诉被告)XX公司,住所地上海市XX。
法定代表人金XX,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XX,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XX公司,住所地上海市XX。
法定代表人华XX,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严XX,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储XX,XX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XX公司诉被告XX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0年3月25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唐旭华独任审判,被告XX公司于2010年5月5日提出反诉,经2010年6月8日、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合并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赵XX,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严XX、储XX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XX公司诉称,原、被告经人介绍,于2008年1月28日签订《出口合同》,约定由原告为被告的外商客户加工侧边航空箱2800只,加工单价为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58元,共计价款为162,400元;交货日期为2008年2月28日之前;出货后,提单做电放,在原告发货后十天内付款,被告收汇后将货款支付给原告。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即组织加工生产,并于2008年3月3日将2800只航空箱交付给被告委托装箱的单位上海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由被告代理出口。2008年6月,被告办理了该单货物的外汇核销,取得出口退税,但对于所欠原告的价款未能支付,现要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162400元;如被告
未能收取外商之货款,则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62,400元;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欠款的利息损失5,000元(暂定)。
原告XX公司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为:
1、原、被告签订的《出口合同》;
2、案外人华XX出具的函件。
被告XX公司答辩称,原告所称双方约定十天付款,该内容合同中没有约定;本案所涉的外商与原告直接联系,原告只是将办理出口的业务交由被告代理;由于原告并没有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故被告没有办理外汇的核销。鉴于被告仅仅为原告的出口代理商,故既没有义务向原告支付货款,在原告无法获得货款时亦没有责任向原告进行赔偿。现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另外,被告在代理期间为原告垫付运费3,845元,现提出反诉,请求判令原告支付垫付的上述运费;判令被告支付该欠款的利息损失500元(暂定)。
被告XX公司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为:
1、货物装箱单;
2、货物出口报关单;
3、跟单信用证,信用证通知书;
4、货物运输代理业专用发票;
5、加盖原告印章的说明文件。
经审理查明,2008年1月28日,原、被告签订《出口合同》。约定由原告按照外商客户的加工要求、质量要求加工生产侧边航空箱2800套,每套加工单价为58元;货物由原告送至客户指定仓库并承担费用;出货后,提单做电放,被告收汇后凭原告提供的全额增值税发票向原告支付货款;交货日期为2008年2月28日之前;原告自行组织出口货源,出口货物因交货日期或产品质量问题以及其他原因造成客户索赔、纠纷或者损失均由原告与
客户协商解决,与被告无关。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即组织上产加工,并于2008年3月3日将出口商品交付给案外人上海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该批货物在同月6日办理报关手续出运。嗣后,原告因未能收取该批货物的货款,要求被告予以支付,因无结果,故形成纠纷,由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2008年2月13日,XX银行开出信用证。该信用证记载的申请人为XX公司,受益人为XX公司,金额为22,120美元,信用证编号为XX,有效期至2008年3月25日,最后装运期限为2008年2月28日。2008年2月14日,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向被告送达信用证通知书,告知被告该行收到前述的信用证,并要求被告在交单时将本通知和信用证一并提示。2010年6月12日,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在上述信用证通知书上记载了“信用证在该行未议付”。
2008年6月30日,被告在一份说明文件上加盖印章。该说明的内容为,原告委托被告代理出口箱包给台湾客户,由于原告晚交货,外商拖延支付外汇,目前正在和台湾客户协商中,与客户协商一致后,外商将立即付款。合同项下海运费到付,国内拖柜包干费共计3,845元,由于原告资金非常紧张,暂时无力支付,申请被告先代为支付上述运费以便及时从船公司拿回报关单核销单,上述费用等外商付款后从原告的货款中扣回。为了此票能够在外商付款后办理退税,现原告申请用被告的其他外汇收入先核销原告出口货物对应的外汇核销单,上述核销用外汇等外商付款后补回给被告。被告将原告出口货物对应的外汇核销单核销的行为不代表从原告指定的外商处收到相应的外汇,仅以日后从外商处取得的付款证明(通知)书与被告从银行取得的该外商为付款人的收汇水单为收汇对账凭证。
本案审理期间,证人华XX出庭作证。陈述称,台商需要箱包,要求其在大陆市场寻找生产商家,因此,其与原告进行联系,并于2008年1月27日向原告出具了一份函件,内容主要为向原告订购的箱包2800只,FOB上海码头价为8元,交货日期为2008年
2月28日,出货后10个工作日付款。该单业务交由被告方小严(即严XX)做合同。原告在该文件上表示同意。该单出口业务确实由被告操作,在货物出口后,因没有收到台商的货款,其曾陪同原告到被告处催要,但被告没有支付。同时,原告将其诉讼请求确定为要求被告赔偿损失162,400元和相应的利息损失。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原告将其诉讼请求明确为要求被告赔偿货款损失162,400元和相应的利息损失。因此,被告在代理出口货物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是考量其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基?J紫龋诨跷锍鲈酥埃桓嬉丫盏教ㄉ躺昵氲男庞弥ぃ庞弥ど霞窃氐淖詈笞霸似谙尬?008年2月28日,该日期与原、被告在合同约定的交货日期一致,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原告交货日期为2008年3月3日,由于原告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履行交货义务,最终导致信用证没有兑现,被告没有过错。其次,在货物出口以后,在信用证没有兑现的情形下,原告虽向被告催讨货款,但依合同约定出口货物因交货期或者产品质量问题以及其他原因造成客户索赔、纠纷或者损失均由原告与客户协商解决,与被告无关。可见,双方在签订合同之时,已经将与客户协商的责任归于原告。现被告表示考虑到合同关系,在得到原告的授权后并承诺承担必要的费用后,被告愿意为原告催讨涉案货款,故被告亦没有过错。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及其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被告反诉要求原告支付运输费3,845元的诉讼请求。双方的合同约定,运费由原告承担,在说明中原告已经承认拖欠拖柜包干费3,845元,故该款应当由原告向被告予以支付。原告认为:
1、该说明系由被告起草的,并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因原告在该说明上加盖印章,表明原告对于该说明所记载的内容为没有异议,故原告的该抗辩,本院不予
支持;
2、该说明中注明所欠被告的款项在台商支付的货款中予以扣除,现台商没有付款,原告亦不应向被告支付该款。上述说明中确实记载了拖欠被告的费用从台商支付的货款中扣除,该表述仅仅表明欠款的付款方式,原告以此为由拒付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被告反诉要求原告承担前述欠款利息损失500元的诉讼请求。由于合同和说明均没有明确的付款时间,故被告的该项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XX公司要求被告XX公司赔偿货款损失162,400元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原告XX公司要求被告XX公司赔偿利息损失5,000元的诉讼请求;
三、原告XX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被告XX公司运输费3,845元;
四、驳回被告XX公司要求原告XX公司赔偿利息损失500元的诉讼请求。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本诉受理费3,648元,减半收取为1,824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5元,合计1,849元,由原告XX公司负担1,839元,由被告XX公司负担1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唐旭华
书记员褚剑慧
第五篇:陈微诉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
陈微诉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要点提示】
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作为一种新的案件类型在商事案件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该类案件通常涉及到多重法律关系,而立法的相对滞后增加了案件的审理难度。本案在合同效力的判定、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特许方与加盟方的利益平衡等方面均具有典型性。
【案例索引】
一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03]浦民二(商)初字第1853号(2004年2月3日)
【案情】
原告陈微。
被告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
“永和豆浆”品牌最初由台湾弘奇在台湾创立,1995年,台湾弘奇先后将其“永和”文字和“稻草人”头型的组合商标、“稻草人”孩童全身图形商标以及“稻草人”头型图形商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管理局商标局核准注册。2000年9月1日,台湾弘奇向被告出具授权书,授权被告为“永和豆浆”大陆地区区域特许人,得在许可区域内使用以及许可他人使用授权人专用商品、商标、企业VI、营销模式、培训体系、财务体系、专有技术等;得在许可区域发展“永和豆浆”加盟店。授权期限至2001年8月31日。2001年12月30日,台湾弘奇将以上3个注册商标转让给永和国际。2001年11月29日,永和国际与被告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许可被告使用包括“永和”文字和“稻草人”头型的组合商标在内的3个注册商标,许可使用期限为2001年12月30日至2006年12月30日,并授权被告在商标使用许可地域(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将有关商标许可第三方使用。该合同经国家商标局备案。
2001年4月1日,台湾弘奇与原告直接签订商标授权使用许可合同,许可原告设立的唐山市路南永和豆浆店使用上述3个注册商标,许可使用期限自2001年4月1日起至2004年4月30日止,双方约定许可使用费及支付方式由加盟合同另行规定。当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合约”,合同注明,被告为台湾弘奇(即“永和”商标及相应服务标志的持有人)在中国大陆的惟一可进行区域特许的代理人。合同约定,授权期间自2001年4月1日起至2004年4月30日;授权许可的内容及范围为“被告将永和豆浆中式美食及相关KNOW—HOW授予原告使用”,具体事项包括商标的使用、被告拥有专有权的制作物的采购、广告招牌的悬挂张贴等,被告承诺不在唐山市授权第三者成立加盟店。被告的主要义务为:将权授予原告使用并提供代表该特许体系的营业象征及经营手册;对原告提供开业前的教育和培训,指导原告做好开店准备,保证原告能完成独立营运开业。原告的主要义务为:所属人员应接受被告相关训练,并经被告检定认可后方可正式营业;按被告规划之标准化资料进行店铺的规划、内部工程装潢、设备施工等,并负担相关费用;所需原、物料等事项由被告统一供应或指定供应商;产品的贩售种烊、储存方式、生财器具、营业用品、调理方法、销售加热流程、包装方式、作业标准及装潢设计、招牌形式、员工服装、会计制度及报表之填具需遵照加盟相关办法及被告规范行政流程办理;对被告提供的调理技术等负有保密之责;向被告支付权利金(每月营业额的3%)、加盟储备金8万元(用于培训、代收代付等)、商标授权金10万元(代收代付)、保证金5万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加盟费8万元,商标使用费10万元,保证金5万元,货款76695元;(用于从被告处购进设备等)。原告按照被告要求的统一标准进行了店铺的规划、内部工程装潢,完成了店面的装修。在原、被告双方签订“合约”后,被告对原告进行了开业前的培训与指导,培训的内容包括店面装修、开展服务、员工操作规程、食品的制作
工艺。2001年5月16日,原告经营的永和豆浆店开业。同年5月8日,案外人刘凤英在唐山市建设南路31号开办的唐山市路北区建设南路永和豆浆店开业,因刘凤英于开店前后在店外招牌上和餐具上均使用了未经授权的“稻草人”头部图形和“稻草人”孩童图形,台湾弘奇于同年8月15日向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起诉刘凤英。2002年4月30日,唐山市路北区法院作出[2001]北民初字第249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刘凤英侵犯了台湾弘奇的商标专用权,给台湾弘奇及陈微开办的水和豆浆店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判决刘风英停止侵权,赔偿台湾弘奇损失10万元。判决生效后,台湾弘奇将刘凤英赔付的款项向原告支付了85 265元。
原告诉称:原、被告双方于2001年4月1日签订“合约”,原告加入“永和豆浆中式美食”国际连锁店,并向被告支付了商标使用费等共计306 695元。但被告并非“永和”注册商标所有权人,在与原告签约时,被告成立尚不足1年,不符合“ 1年以上良好经营业绩”的法定条件,不具备特许者条件。且被告经营管理混乱、法律手续不完备,在餐饮连锁店中无独特的专利产品和可传授的经营管理技术和诀窍。被告的欺诈行为使原告在履行了约定义务后,未能取得合法有效的权,不仅无法得到预期利益,还长期亏损,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此外,被告承诺在唐山市不授权第三方成立加盟店,唐山市却开设了其他的“永和豆浆店”,导致原告的独家“特许经营”形同虚设。由于以上原因,原告在经营4个月内亏损达190 151.77元,无法维持正常营业,自2001年9月30日起停业至今。为此,请求法院判决:
(1)确认原、被告双方于2001年4月1日签订的“特许经营合约”无效;(2)判令被告退还原告基于“许经营合约”支付的费用306 695元,并按同期银行固定资产贷款利率支付利息;(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90 151.77元;(4)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辩称:(1)被告系“永和”及“稻草人”图形文字注册商标的许可使用人,不存在隐瞒自身情况、故意欺诈原告的情形。被告2000年9月成立后,成为台湾弘奇(后为永和国际)在大陆的特许连锁业务的惟一许可人。台湾弘奇与永和国际均书面许可被告在中国大陆发展“永和豆浆”特许连锁业务,并签订了商标许可使用合同;(2)被告在唐山市从未有原告之外的授权,唐山市其他“永和豆浆店”的存在与被告无关,被告一直积极努力打击假冒侵权的门店。2003年12月30日,被告书面向法院表示同意解除合同,并退还原告合同保证金5万元。
【审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国内贸易部制定的《商业管理办法(试行)》(下称《管理办法》)对特许经营行为进行了规范,依据该《管理办法》,特许经营是指特许者将自己所拥有的商标(包括服务商标)、商号、产品、专利和专有技术、经营模式等以合同的形式授予被特许者使用,被特许者按合同规定,在特许者统一的业务模式下从事经营活动,并向特许者支付相应的费用。因此,具备特许者资格是特许者得以与他人签订合同的前提。本案中,被告虽非“永和豆浆”品牌的持有人,但“永和豆浆”相关注册商标和“永和豆浆中式美食体系”的所有人台湾弘奇以授权书的形式,授权被告为“永和豆浆”大陆地区区域特许人,可以在许可区域内许可他人使用台湾弘奇专用商品、商标、企业VI、营销模式、培训体系、财务体系、专有技术等,以及在许可区域发展“永和豆浆”加盟店。台湾弘奇的授权行为并未违反我国法律的规定,应属有效民事行为,据此授权,被告已取得中国大陆地区区域特许人的资格。在台湾弘奇向被告出具授权书时,被告虽尚未注册成立,但被告在此后注册成立,具备了法人资格,该授权书的效力当然及于被告成立之后。在台湾弘奇将注册商标转让给永和国际之后,被告继续从永和国际取得注册商标的使用权以及许可他人使用的权利。因此,原告称被告不具备特许者资格、以欺诈手段与原告签订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认为,依据《管理办法》规定,特许者需具备1年以上良好的经营业绩,而被告与原告签订合同时成立尚不足1年,因此合同应属无效。鉴于“永和豆浆”的相关商标在1995年已在中国大陆注册,该品牌在我国餐饮业中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加之被告是依据台湾弘奇的授权与原告签订合同,.因此,被告成立的时间对原告的加盟行为并无直接的影响。又因《管理办法》属部门规章,原告以被告违反该规章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亦缺乏法律依据。关于原告认为被告在餐饮连锁店中无独特的专利产品和可传
授的经营管理技术和诀窍的主张,本院难以支持。首先,被告已经按约定将“永和豆浆”的注册商标、企业形象等授权原告使用,并已在原告开业前就员工操作规程、食品的制作工艺等对原告的员工进行了培训和指导。其次,依据惯例,餐饮连锁店的操作规程、食品制作工艺等均需统一,否则,难以体现特许者统一的业务模式。再次,依据原、被告双方在“合约”第三条第七项中的约定,“原告所属人员均应接受被告所安排之相关训练,并经被告检定认可后方可正式营业”,因此,如果被告未对原告进行培训、未向原告传授食品制作工艺等技术,原告根本无法开业。综上,本院确认被告已履行了相应的合同义务。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原告所设立的永和豆浆店停业的原因在于刘凤英所开设假店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的侵犯,对此,台湾弘奇已起诉刘凤英并获胜诉,台湾弘奇已将刘凤英赔偿款项的80%支付给原告用作补偿。而原告在停业后,怠于继续履行“特许经营合约”,至今未继续开业,造成其经济损失的扩大,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因原告自身行为造成的损失,于法无据。鉴于原告有关合同无效的主张不成立,且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因此,原、被告间的合同尚不具备解除的条件。现被告自愿解除合同并退还原告保证金5万元,于法不悖,本院对此予以准许。考虑到原告停业至今,以及被告同意解除合同的意愿,对本院判决解除合同之日至合同期满之日(即2004年4月30日)的商标使用费和加盟金,被告应酌情按比例向原告返还,经计算,商标使用费为8100元,加盟金为6480元,共计14 58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陈微与被告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于2001年4月1日签订的“合约”;
二、被告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陈微合同保证金人民币50 000元:
三、被告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陈微商标使用费人民币8100元,加盟金人民币6480元,共计人民币14 580元;
四、原告陈微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 404元,由被告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负担1353元,原告陈微自行负担9051元。
【评析】
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03年底,我国已有1900个体系,特许加盟店近802万个,就业约200万人,覆盖50多个行业。在我国,特许经营这种新型的经营模式近年来正以每年50%至60%的速度在发展着。由于特许经营合同对特许方、加盟方的权利义务、特许经营权的内容和授予方式等的约定往往较为模糊,导致纠纷频频产生。作为一种新的案件类型,特许经营合同纠纷在商事案件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该类案件通常涉及到多重法律关系,而立法的相对滞后增加了案件的审理难度。本案在合同效力的判定、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特许方与加盟方的利益平衡等方面均具有典型性。
(一)系争合约是否具备合同的法律特征
依据商务部于2004年出台的《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商业是指通过签订合同,特许人将有权授予他人使用的商标、商号、经营模式等经营资源,授予被特许人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经营体系下从事经营活动,并向特许人支付费。本案对的定义援引的是国内贸易部制定的《商业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因《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的实施,已于2005年2月1日起废止)。两者比较而言,前者的规定显然更加精确,即将“自己所拥有的商标„„”修改为“有权授予他人使用的商标„„”。依据上述定义,特许经营合同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基本要素:特许方与被特许方(又称加盟方);权的内容;对合同双方的调整和控制条款;费用的支付。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约”来看,内容涉及到被告的区域特许人资格、授权许可的内容及范围、对被特许人的教育和培训、权利金和加盟金的给付。合同内容完备,具备特许经营合同的法律特征。
(二)本案案由如何确定
最高法院于2000年10月30日制订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并无特许经营合同纠纷这一案件类别,本案在立案时所确定的案由为经营合同纠纷。经营合同纠纷作为一种案由,囊括了诸如承包经营、租赁经营、联营等一般意义上的、调整特定经营行为的案件类别。而特许经营作为一种新的经营模式,与
上述的经营行为有显著区别。主要表现在:(1)法律关系更为复杂,是一种一揽子解决方案,其中包括特许者提供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如商标、商号、诀窍、训练和技术支持,特许者对被特许者的相对控制权,及被特许者遵循特许者指示,遵循协议财务条款。”[1](注释[1]:参见张玉卿、庞正中主编:《国际特许经营指南》,法律出版社出版,第2页。)(2)对特许者资格的审查更为严格,这种资格直接决定了合同的效力,如本案的争议之一即为被告是否具备特许者资格。(3)法律依据不同,除了援引合同法、民法通则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外,在对合同主体、内容等的审查上,可以参照商务部制订的《商业管理办法》。基于上述原因,为了统一执法尺度,规范相关案件的审理,我们认为,应当将涉及这一新型的商事行为的案件以合同纠纷确定案由。
(三)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
原告提起诉讼的主要原因在于认为合同无效,其主要理由在于,认为被告不具备特许者资格(成立不足1年,以及并非权利人)。在该类合同效力的判定方面,“特许者适格”的确是合同有效成立的前提。《商业管理办法》针对特许人的资格规定了六个条件[2](注释[2]:参见商务部《商业管理办法》第七条。)。本案所援引的《管理办法》亦规定,特许者需具备1年以上良好的经营业绩。但由于这些规定均属于部门规章,尚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只能作为审理案件时的参考。因此,本案所涉及的特许者资格问题主要指被告是否有权将经营权授予他人,从举证责任分配的角度而言,被告应就此提供证据。本案中,被告提供了台湾弘奇的授权书。依据授权书,台湾弘奇作为永和豆浆品牌的持有者,授予被告在特定地域内独占的、自己开特许店或向他人进行特许的权利,因此,被告具备分特许者的资格。依据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如果被告不具备该资格,其与原告签约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在未得到特许者追认的情况下,一方面构成对权利人(台湾弘奇)的侵权,另一方面将直接导致其与他人签订的合同的无效。
(四)被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
原告还认为被告存在“无独特的专利产品和可传授的经营管理技术和诀窍,允许他人在同地开设加盟店”的欺诈行为,这就涉及到特许经营权的内容问题。特许经营权主要包括商标、商号和经营模式等经营资源。对此,同样应由被告针对合同所约定授权范围进行举证。法院在审查时,应要求特许者就合同条款进行充分的阐释。为避免纠纷发生,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应尽量就经营权的内容特别是经营模式作出详细约定。本案中,法院依据一些间接证据如被告对原告进行了培训、为原告提供了统一的企业形象等,确认被告合同义务的完成。关于原告主张的第二个理由,即被告是否允许他人开设加盟店的问题,则取决于合同双方对于区域性的是否做了排他性的约定。此外,法院虽判决被告返还部分加盟金,但严格来说,加盟金是加盟方者获取特许经营资格的对价,加盟方在交纳该费用后即可直接享受他人成功的经营模式,因此,加盟金在法律性质上不同于预付款,如果合同未涉及解约时的处理原则,即使中途解约,加盟金也不存在退还问题。本案之所以判决被告返还部分加盟金,是考虑到被告同意解除合同以及原告始终处于亏损状态这一事实,努力实现合同双方的利益平衡。
(编写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徐慧莉
责任编辑:袁春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