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元诉中佳旅行社旅游合同纠纷案_542102340

第一篇：孟元诉中佳旅行社旅游合同纠纷案_542102340

孟元诉中佳旅行社旅游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一方当事人提出解除合同后，在未与对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拒绝对方提出减少其损失的建议，坚持要求对方承担解除合同的全部损失，并放弃履行合同，致使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应自负全部责任。

原告：孟元。

被告：中佳国际合作旅行社。

法定代表人：贾敏生，该旅行社总经理。

原告孟元因与被告中佳国际合作旅行社(以下简称中佳旅行社)发生旅游合同纠纷，于2004年5月26日向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2004年4月21日我与被告签订了旅游协议，委托被告代订机票和酒店服务，并向被告交纳21480元。由于出现“非典”疫情，4月24日，我向被告提出退团、返还费用，遭对方拒绝。4月28日，我向被告发出书面退团通知，但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我与被告签订的旅游合同是委托性质的合同，双方签订的协议是格式合同，被告未告知我机票和房款不能退还，因此协议显失公平。请求：撤销该协议，由被告退还21480元并承担诉讼费。原告提供的证据有：

1．《中佳国际合作旅行社三亚协议》和中佳旅行社开具的21480元收据，用以证明已根据协议向中佳旅行社付费。

2．原告2004年4月28日以传真形式发给中佳旅行社的通知，用以证明其已书面通知中佳旅行社退出旅游团。

被告辩称：我社与原告签订旅游协议后，即向有关航空公司和酒店支付了全款。原告在4月24日咨询退出旅游团时，我社明确表示可以解除合同，但支付的费用已不能退还。考虑原告可能因此遭受损失，建议其授权我社代为转让，但被拒绝。由于原告未接受我社转让名额的建议，耽误了减少损失的时机。4月28日16时，我社接到原告的书面退团申请后，当即用传真方式通知原告：4月30日是出发日期，无法全额退款；如在4月29日10时前告知名单，我社继续安排原告等人的行程。此后，再没有接到原告的电话。原告以“非典”为由提出退团要求时，我社已经开始履行协议，有关费用无法退还原告。原告没有正式办理退团手续，我社只能继续按协议执行，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不应由我社承担。

被告提供的主要证据有：

1．三亚椰林滩大酒店2004年“五一”期间房间报价表及三亚椰林滩大酒店的说明。用以证明已根据协议为原告预定了酒店，并支付了房款，且“五一”黄金周期间该酒店不退预付款。

2．赛特旅行社与中佳旅行社的飞机座位包销协议书、赛特旅行社出具的机票费收据及说明。用以证明已根据协议为原告预定了机票，并支付了机票款，机票为不得退款的包机机票。

3．孟元名下南方航空公司CZ3112航班机票一张。用以证明航空公司已经为原告出票。

4．中佳旅行社于2004年4月28日向原告传真的回复通知，用以证明已及

时对原告退出旅行团的要求进行了详细答复。

5．《中佳国际合作旅行社三亚协议》，用以证明双方在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了权利和义务。

在法庭调查中，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原告认为，酒店的房间报价表不是原件，缺乏效力；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已代付了房款；被告与其他旅行社的协议书的效力有问题，并对没有提供其他人名字的情况下，被告能否买飞机票提出异议；否认曾接到被告的答复传真。

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应原告的申请，就本案争议的事实向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为：该公司4月30日CZ3112航班有198个座位，实际登机者为192人。原、被告双方对此调查结果均无异议。

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认定的本案事实如下：

2004年“五一”期间，被告中佳旅行社组织了“三亚自由人旅行团”，旅行社为该旅行团提供的具体服务为：为游客提供往返机票和入住酒店，游客到达后自由活动。

4月21日，原告孟元为参加该旅行团，与中佳旅行社签订了《中佳国际合作旅行社三亚协议》。协议约定：旅行社为孟元及其余5人提供4月30日北京去海南三亚和5月4日返回北京的机票，并提供6人入住三亚椰林滩大酒店的3间花园房，每人为此支付的费用是3580元。协议还约定：旅行社提供的机票为团队折扣票，不得签转、退换、更改。协议签订后，原告当即交付了6人的全部费用共计21480元。4月22日，中佳旅行社向三亚椰林滩大酒店交付旅游团全部预订房费，共计43804元，其中原告及其余5人的预订房费为5460元，人均910元；并向赛特国际旅行社交付了往返包机票费用106680元，预订42位包机的往返机位，每位往返机票为2540元，其中为原告及其余5人预订的往返机票交款15240元。

4月24日，原告以北京市及外地出现“非典”疫情为由，口头提出退团，并要求中佳旅行社退还全款。中佳旅行社表示，可以代为转让机位和酒店，但不同意全部退款，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4月26日，原告到北京市旅游局反映情况，该局调解未果。4月28日，原告传真通知中佳旅行社退团，中佳旅行社以原告未正式办理退团手续为由，拒绝解除合同。4月30日，原告及其余5人未参团旅游，中佳旅行社预订的CZ3112航班空余6个座位；原告及其余5人亦未入住被告预订的椰林滩大酒店客房。关于中佳旅行社已预付的机票和住店费用，赛特旅行社表示，该机票费用属包机票款，按约定不能退款；椰林滩大酒店表示，“五一”黄金周期间的订房有专门约定，客人未入住亦不退款。本案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是：(1)原告要求免责解除合同是否成立。(2)合同未履行的责任应如何确定。

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认为：

一、原告要求免责解除合同是否成立。

原告孟元和被告中佳旅行社签订的“三亚自由人旅行团”旅游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同的内容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有效，双方都应遵守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在合同签订后，孟元交付了6人的全部旅游费用，中佳旅行社为孟元预订了6人机票和酒店客房，并支付了费用。至此，双方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在中佳旅行社履行了自己义务后，孟元以出现“非典”疫情为由，要求与中佳旅行社解除合同并全部退款，其免责解除合同请求权的行使，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规定。当时我国虽然出现了“非典”病例，但疫情范围很小，不构成对普通公众的日常生活形成危害，即原告不能以当时“非典”疫情的出现作为免责解除合同的依据。且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不可抗力因素亦不是当事人不承担解除合同责任的必然条件，故原告以此为由，单方面要求解除合同并由对方承担全部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中佳旅行社表示可以解除合同，但要求原告自己承担因解除合同造成的经济损失，理由正当。本案中，根据双方协议的内容，中佳旅行社的义务是负责为原告代购机票和代订酒店，确具有委托的性质。中佳旅行社根据原告的要求，为其代购机票和代订酒店后，有权利按协议收取必要的费用。原告称与旅行社签订的旅游合同具有委托合同的性质，委托人可随时解除合同，中佳旅行社作为被委托人应无条件退款，没有法律依据。原告在距旅游出发日期50小时以传真形式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但因未办理退团手续，应视为合同继续有效。

二、合同未履行的责任应如何确定。

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原告虽提出解除合同，但同时附加了全部退款的条件，原告与被告中佳旅行社并未就如何解除合同达成一致意见，应认定原告单方违约。原告称已通知中佳旅行社中止合同，但原告提出中止合同时，中佳旅行社的代购机票和代订酒店行为已经发生，其法律后果应由原告承担。原告称双方签订的协议是中佳旅行社提供的格式合同，中佳旅行社在签订合同时没有告知其机票和房款不能退还，双方的协议显失公平，故合同无效，并由中佳旅行社承担一切责任。经查，双方协议中已载明“机票为；团队折扣票，不得签转、退换、更改”，这说明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已就有关事宜作出了约定，该约定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格式合同禁止条件，原告根据协议享受的权利与中佳旅行社提供的服务相当，主张其显失公平没有法律依据。由于原告未向中佳旅行社提供登机人名单，亦没有委托其转让机票，造成中佳旅行社既无法拿到其他5人已支付票款的机票，又无法对机票予以转让，应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原告以未享受旅行社提供的服务为由，要求中佳旅行社按协议退还21480元，依法不予支持。

据此，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于2004年8月18日判决：

一、终止原、被告签订的《中佳国际合作旅行社三亚协议》。

二、驳回原告要求撤销《中佳国际合作旅行社三亚协议》、退还21480元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孟元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孟元的主要上诉理由是：与中佳旅行社签订的旅行协议，没有其他参加旅行人员的具体姓名等准确情况，应认定协议无效；中佳旅行社并没有实际受到经济损失。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上诉人关于“合同上没有其他五人的姓名等情况不能生效”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通常情况下，由一个人代表他人签订国内旅游服务合同是完全正常的。合同签订时，参加旅游一方明确人数即可，游客的具体姓名，可以在以后进一步明确，旅行社根据对方提供的人数即可以履行预定机票和酒店客房的义务。本案中，当事人已在合同上签字，并当场缴足了六人的全部费用，应认定合同已经生效。

上诉人关于“中佳旅行社的损失并没有实际存在”的主张，虽然中佳旅行

社向椰林大酒店、赛特国旅付款订房、订机票时，没有具体游客的姓名，但考虑到旅行社是根据商业惯例在保证其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履行预定机票和酒店客房义务的，中佳旅行社关于4月22日已为上诉人预订了机票和酒店客房的说明合乎常理，且有相应的证据，认定其主张成立，并无不当。

上诉人关于“4月24日就提出终止合同，但对方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导致损失的产生与扩大”的主张，旅行社在双方解除合同的具体后果上存在争议，对方又没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没有向他人转让上诉人预定的机票和房间，并无不当。一方当事人提出解除合同时，有权要求对方当事人采取合理措施，尽可能减少因解除合同所造成的损失，但无权在未与对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即单方面强行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承担解除合同的全部损失。本案中，上诉人提出解除合同和要求退款是可以理解的，但中佳旅行社亦有权提出异议。在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时，仍应继续履行合同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违反合同约定的一方，应承担合同违约的责任。上诉人在双方未对是否解除合同达成一致意见时，拒绝对方减少损失的建议，坚持要求对方承担解除合同全部损失，并放弃履行合同，致使损害结果发生，故应承担全部责任。

综上，合同生效后，双方当事人按照合同的约定认真履行义务。一方提出解除合同的，应积极与对方协商，而不能强行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承担全部损失。上诉人未与对方协商一致即单方面终止合同，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应自行负责。

据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11月20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fnl_67278

文件提供：vip.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 Tel:010-8268 9699

第二篇：旅游合同纠纷案

旅游合同纠纷案

原告王林祥、陈卫东因与被告江苏省扬州市雄都旅行社(以下简称雄都社)发生旅游合同纠纷，向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原告诉称：被告在组织旅游中不履行安全告知义务，以致原告之子王呈在海滨浴场玩耍时死亡。被告还没有按规定在出发前为旅游者办理每人 30万元的旅游意外保险，以致王呈死亡的事故发生后，原告不能获得保险公司理赔。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 30万元保险金额的损失，给原告赔偿精神抚慰金、人身损害赔偿金 20万元。

被告辩称：原告王林祥和其子王呈去海滨浴场游泳，既不是被告安排的旅游项目，也不在被告安排的时间内。王呈死亡后，原告已从事故单位海滨浴场获得赔偿。王呈死亡与被告无关，不能由被告承担责任。按照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江苏分公司的旅游意外保险适用条款，王呈不满16周岁，不能参加保险;而且王林祥交纳的旅游费用中，也不包含连王呈在内几名小孩的保险费。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1999年 8月 2日，原告王林祥到被告雄都社联系外出旅游事宜。根据雄都社提供的旅游行程分解表，双方口头达成了 8月 3日至 7日游览普陀山等地的旅游合同，王林祥预付了 10个人的旅游费 7000元。旅游行程分解表中注明，旅游价格包含了人身保险费。

8月 3日上午，被告雄都社组织包括原告王林祥等 10人在内的旅游团出发。8月 5日晚，该旅游团在普陀山下的一个饭店住宿后，原告王林祥及其子王呈(14岁)与其他人等到距饭店不

远的普陀山海滨浴场游玩。18时 30分左右，王呈因不慎被海浪卷走，直至同月 9日尸体才被发现。为此，海滨浴场给王林祥赔偿了浴场门票保险金额 5万元和其他费用 3万元。

原告王林祥回江都后，在处理王呈的善后事宜时发现，被告雄都社在旅游团出发前并未给王呈投保，而是事后补办的投保手续，保险公司拒绝给王林祥理赔。为此，王林祥与雄都社发生纠纷。

另查明：1999年 8月 6日，被告雄都社在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江都支公司为王呈等 9人办理了旅游意外保险。保险单注明：被保险人数为 9人，保险项目为意外伤害，保险费 9人合计为 108元，保险金额合计为 270万元，保险期间为 3天。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庭审笔录，雄都社旅游行程分解表，雄都社收取王林祥交纳的旅游预付款凭证，同行旅游的陈小祥、滕家明、黄益林、徐萍等证人的证词，雄都社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江都市支公司于 1999年 8月 6日订立的旅游(团体)意外保险合同抄件，国务院发布的《旅行社管理条例》，国家旅游局颁布的《旅行社办理旅游意外保险暂行规定》，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江苏分公司苏保寿发(1999)119号和52号文件，王呈的户籍证明，普陀山海滨浴场门票以及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山分局关于王呈失踪及尸体发现过程的情况说明，海滨浴场向王林祥支付门票保险金额 5万元和赔偿金 3万元的凭证等证据证明。所有证据经质证，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五十六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规定用特定形式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

律保护。”原告王林祥为外出旅游到被告雄都社处，根据雄都社提供的旅游行程分解表，双方就旅游的期限、目的地、人数、待遇等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这一口头合同成立。法律有关国内旅游方面的规定，以及雄都社的旅游行程分解表内容，是这一口头合同中双方权利义务的书面依据。

国务院于 1996年 10月 15日发布实施的《旅行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旅行社组织旅游，应当为旅游者办理旅游意外保险，并保证所提供的服务符合保障旅游者人身、财物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物安全的事宜，应当向旅游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从此条规定看，办理旅游意外保险，保证旅游者人身、财物的安全，提示安全注意事项，防止危害发生，是旅行社在旅游合同中必须承担的法定义务。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合同的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部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王林祥履行了预付费用的义务，被告雄都社履行了组团出游的义务，合同已经开始履行。无论从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看，还是从雄都社的旅游行程分解表看，雄都社都应当在旅游出发前给旅游者办理旅游意外保险。办理保险的费用，已经包含在旅游者交纳的旅游费用中。雄都社没有按时履行此项义务，而是在王呈死亡事故发生后补办，是违约行为。

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告雄都社没有按期办理旅游意外保险，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雄都社辩称原告王林祥交纳的旅游费用中不包含王呈等小孩的保险费，没有证据证明，不予采纳;又辩称按照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江苏分公司的旅游意外保险适用条款，王呈不满 16周岁，不能参加保险，这已经被雄都社给王呈补办保险的事实所否定。

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一方违反合同时，向另一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对于违反合同而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原告王林祥由于得不到保险公司的理赔，状告被告雄都社违约，请求判令其赔偿损失，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王呈在旅游期间意外身亡，符合旅游意外保险合同中给付保险金的条件。海滨浴场给付原告王林祥的赔偿，是保险公司从海滨浴场的门票收入中收取保险费后承担的另一保险责任，海滨浴场是为保险公司代付保险金，与本案无关。被告雄都社以此事由抗辩自己应承担的违约责任，理由不能成立。

如果被告雄都社不违约，王呈意外身亡就成为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事由，二原告作为受益人能因此得到保险公司给付的 30万元保险金。这应当得到却不能得到的 30万元保险金，是雄都社违约行为给二原告造成的损失，雄都社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告请求判令雄都社给付 30万元，应当支持。

原告王林祥与被告雄都社之间存在的是旅游合同关系，雄都社在此案中有违约行为，应当承担的是违约责任。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雄都社的违约行为与王呈的死亡有什么因果关系，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合同的违约一方还需要向另一方给付精神抚慰金。二原告请求判令雄都社赔偿人身损害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20万元，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据此，扬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

一、被告雄都社给原告王林祥、陈卫东赔偿可得利益损失 30万元;

二、驳回原告王林祥、陈卫东要求被告雄都社承担精神抚慰金、人身损害赔偿金的诉讼请求。

诉讼费 850元，由原告王林祥、陈卫东负担 340元，由被告雄都社负担 510元。

第一审宣判后，被告雄都社不服，提起上诉称：

1、国务院的管理条例和国家旅游局《旅行社办理旅游意外责任保险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中所指保险的险种，是旅行社旅游意外责任保险，不是旅游者旅游意外保险。旅行社对旅游者的人身没有保险利益，因此旅行社没有法定义务一定要给旅游者办理旅游意外保险。

2、被上诉人王林祥出示的旅游行程分解表，仅仅是上诉人的要约邀请，该表上所列报价标准等为每人 860元，但王林祥的小孩王呈只交了 300元，未交保险费、住宿费。双方的陈述均证明王林祥没有按上诉人要约邀请中的价格交费，说明双方在订立口头旅游合同时，并没有执行旅游行程分解表中的价格。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口头旅游合同成立是正确的，但是在该合同中，双方并没有事先约定要由上诉人给王呈办理旅游意外保险，更谈不上上诉人出发前未投保是违约行为。

3、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江苏分公司苏保寿〔1999〕52号文中，关于投保范围的第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年龄在 16至 65周岁，身体健康„„均可作为被保险人参加保险。”王呈是 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显然不能成为本条款所指的被保险人。

4、王呈随其父、被上诉人王林祥擅自离开团队，到不是上诉人给安排的旅游项目中自行游玩，这个行为表示他们自行中止了上诉人安排的旅游行程。对他们在此期间发生的意外，不仅上诉人因为没有过错而不承担民事责任，就是王呈的旅游意外保险按时办理了，保险公司也不会根据保险合同理赔，被上诉人不可能得到 30万元的保险金。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王林祥、陈卫东答辩称：

1、办理旅游意外保险，是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和暂行规定第四条明确规定应当由雄都社履行的义务。上诉人在王呈死亡后采用“倒签单”的方法补办

保险的事实，不仅证明上诉人明知应当履行这个义务，还证明他们收取了王呈等人的保险费。

2、上诉人认为行政法规和规章所规定的，是让他们办理旅行社旅游意外责任保险，不是旅游者旅游意外保险，这纯粹是断章取义，曲解法律。

3、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江苏分公司的文件中，并未明确规定 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能参保。王呈死亡后，上诉人与保险公司为包含王呈在内的 4名未成年人办理的旅游意外保险证明，所谓 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能参保的说法站不住脚。

4、百步沙、千步沙都是普陀山景区的游览景点，旅游者不清楚百步沙、千步沙是有区别的。千步沙本来是预定旅游行程中的一个景点，被导游随意删除，旅游者自然将百步沙当成了雄都社安排游览的景点。导游知道并同意王呈等人去那里游泳，说明不存在自行脱离团队和自行中止旅游行程的事实。二审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雄都社与被上诉人王林祥及其子王呈之间存在着旅游合同关系，本案案由是旅游合同纠纷。

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本规定所称旅游意外保险，是指旅行社在组织团队旅游时，为保护旅游者利益，代旅游者向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费，一旦旅游者在旅游期间发生意外事故，按合同约定由承保公司向旅游者支付保险金的保险行为。”这一条已经指明，旅游意外保险是旅行社为保护旅游者利益，代替旅游者办理的事项。旅游意外保险的被保险人是旅游者，受益人是旅游者指定的人，旅行社不能成为旅游意外保险合同关系中的当事人，只是代办人。上诉人雄都社把旅游意外保险解释为旅行社旅游意外责任保险，不是旅游者旅游意外保险;又以旅行社对旅游者的人身没有保险利益为由，否认旅行社有代办旅游意外责任保险的法定义务，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

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旅行社应当为旅游者办理旅游意外保险。暂行规定第四条也规定：“旅行社组织团队旅游，必须为旅游者办理旅游意外保险”。上述规定中的“应当、必须”，均说明旅游意外保险是强制保险，是国家规定旅行社必须为旅游者代办的事项。上诉人雄都社没有及时为被上诉人王林祥和其子王呈办理旅游意外保险，显然不符合旅游合同的约定。雄都社上诉称王林祥交纳的费用中不包括王呈的保险费，双方没有约定过给王呈保险，既没有证据证明，也与其给王呈补办旅游意外保险的行为相矛盾。

对不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是否可以投保一般人身险，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但是，当不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成为旅行社组织的团队之中的旅游者时，法律规定旅行社必须为他们代办旅游意外保险。上诉人雄都社在事故发生后为王呈等 9人办理了旅游意外保险的事实也证明，所谓 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能成为被保险人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暂行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国内旅游、出境旅游，旅游意外保险期限从旅游者在约定的时间登上由旅行社安排的交通工具开始，直至该次旅行结束离开旅行社安排的交通工具为止。”普陀山海滨浴场是开放的浴场，并非极不安全的场所。被上诉人王林祥与其子王呈到该海滨浴场游泳，是在上诉人雄都社的旅游团队安排住宿后的自由活动时间。王林祥与其子王呈去游泳虽不是雄都社安排的旅游项目，但他们从事这项活动仍然在整个旅游行程期间内，他们这时的身份仍然是雄都社旅游团队中的旅游者，旅游意外保险的期限对他们是有效的。在此期间发生王呈意外死亡的事故，正是旅游意外保险的理赔事由。雄都社上诉称保险公司对王呈的意外死亡事故不会理赔，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雄都社应当按照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在旅游出发前履行为王呈代办旅游意外保险的义务。雄都社未履行此项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雄都社虽然在事故发生的次日补办了旅游意外保险，但该补办的手续依法不能生效，使被上诉人王林祥、陈卫东

不能作为受益人获得保险赔偿，雄都社对此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按照行政规章的规定和雄都社事后补办的旅游意外保险中的约定，旅游意外保险的最高保险金额为 30万元，这是王林祥、陈卫东的可得利益，也是雄都社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限额。一审认定雄都社违约，判决其赔偿王林祥、陈卫东的可得利益损失，适用法律正确，判处恰当，应当维持。据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 2000年 3月 2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850元，由上诉人雄都社负担。

第三篇：南方航空旅游公司诉玉龙旅行社等代销合同纠纷案

南方航空旅游公司诉玉龙旅行社等代销合同纠纷案

原告：海南南方航空旅游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新力，总经理。

被告：海南玉龙旅行社。

法定代表人：王，董事长。

被告：海南玉龙工贸实业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志忠，总经理。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直属海府支行。

法定代表人：王明镜，行长。

被告：海南中华会计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沈中民，主任会计师

案情介绍

原告海南南方航空旅游公司（以下简称旅游公司）因与被告海南玉龙旅行社（以下简称玉龙社）、海南玉龙工贸实业公司（以下简称玉龙工贸）、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直属海府支行（以下简称海府建行）、海南中华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会计所）发生代销机票合同纠纷，向海南省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旅游公司诉称：被告玉龙社没有完全履行与原告签订的机票销售代理协议，截至1995年9月止，已累计拖欠原告的机票款526610元。当原告向玉龙社追索拖欠款时，该社和其开办单位玉龙工贸均下落不明。原告经调查发现，玉龙社是凭被告海府建行出具的虚假存款证明和被告会计所出具的虚假验资证明，才得以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因此海府建行和会计所对玉龙社给原告造成的损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过错责任。请求判令玉龙社和玉龙工贸偿还托欠原告的票款，并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判令海府建行和会计所对玉龙社和玉龙工贸的上述债务负连带责任。

被告玉龙社和被告玉龙工贸没有答辩。

被告海府建行辩称：工商部门给企业办理法人开业登记，是依据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证明，不依据银行的存款证明书。银行的存款证明书不是企业法人开业登记的必备文件，不能等同于验资证明或者资金信用证明。况且原告起诉所持的是50万元存款证明书，而本行给玉龙社出具的只是10万元存款证明，不是一回事。因此，玉龙社的注册资金实与不实，与本行无关，本行不应当对此承担责任。

被告会计所辩称：本所当初是凭一张银行《进帐单》和海府建行出具的50万元存款证明书，才给玉龙社出具了50万元的验资证明。此事是玉龙社和海府建行相互勾结，出具虚假的存款证明蒙骗本所，本所也是直接受害者之一。在此验资过程中，本所既无意作假，也无工作失误，故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1994年12月22日，原告旅游公司与被告玉龙社签订《销售代理协议》一份，约定：玉龙社为旅游公司开展国内客票销售代理业务，代售机票款的万分之四按旅游公司

三、玉龙社七分成。旅游公司根据每日航班座位情况，负责发放客票并灵活机动地提供一定的座位配额，收取销售日报表和营业款；玉龙社指定两名专人负责客票的领取，领取的客票如有丢失，应按每张2000元予以赔偿，每天的售票款应于当天（或次日）付给旅游公司，若不能及时给付，则按应付款项的每天5％计付违约金。

合同签订初期，被告玉龙社尚能主动履行合同各项义务，票款亦能按时给付，后期由于经营不善，便不再给付票款。1996年11月18日，经原告旅游公司和玉龙社共同清查，最

后确认玉龙社尚欠旅游公司票款526611元（包括丢失客票3张和保险费收据一本所应赔偿的1万元）。

被告玉龙社是由被告玉龙工贸申请开办，1993年2月经海南省旅游局批准筹建的三类旅行社。按《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开办经营第三类旅行社的，应有3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1993年3月27日，玉龙工贸供给玉龙社10万元，至同年5月10日，玉龙社帐面上还有535.5元。被告海府建行于1993年5月10日为玉龙社出具建存证NO：0009296号存款证明书，证明玉龙社当日在该行263273帐户内的存款余额为10万元。随后，玉龙社将作为转款凭证的一张中国农业银行《进帐单》上的数额以及海府建行出具的存款证明上的10万元数额，都改写成50万元，一并交给被告会计所验资。会计所据此于5月12日出具了验资证明书，证明玉龙社有以现金方式投入的注册资本50万元。

1997年4月23日，海南省旅游局下文取消了被告玉龙社。

上述事实，有原告旅游公司与被告玉龙社签订的《销售代理合同》，玉龙社给旅游公司出具的《未付票款和损失赔偿确认书》，原告单位发给被告海府建行的《查核银行存款通知书》回执，旅游公司和被告会计所提供的农行《进帐单》和建行《存款证明书》（金额均为50万元），海府建行提供的农行《进帐单》和《存款证明书》（金额均为10万元），会计所出具的《验资证明》，海府建行出具的玉龙社《存款证明申请表》、玉龙社的《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筹建许可证》、《年检报告》和公司章程，海南省旅游局《关于同意成立海南玉龙旅行社的批复》和《关于取消164家旅行社和旅游公司经营组织招待国内旅游业务的决定》，海府建行的科目明细帐和法院的《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证实。

审判结果

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认为：

原告旅游公司与被告玉龙社签订的《销售代理合同》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六条规定：“经济合同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全面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玉龙社未依约按时付清票款，是违约行为，应负违约责任。经济合同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经济合同时，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因玉龙社违约，旅游公司请求按照双方的约定，由玉龙社向其支付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七条规定，法人应当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规章规定，第三类旅行社应当有3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被告玉龙社虽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由于其在申请开业登记和验资时，自有资金仅为535.5元，达不到行政规章规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故玉龙社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应由其申请开办单位、被告玉龙工贸承担。

被告玉龙社1993年5月10日在被告海府建行的即日存款余额是535.5元，海府建行却为玉龙社出具了当日有存款余额10万元的证明，引起验资不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6〕3号《关于金融机构为行政机关批准开办的公司提供注册资金验资报告不实应当承担责任问题的批复》的规定，海府建行应当在虚假证明金额以内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会计所作为开业验资的审计部门，对验资报告的真实性负有责任。会计所在为被告玉龙社验资时，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进行核实，轻率地为玉龙社出具了50万元的验资报告，从而使玉龙社有条件给他人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应当负验资不实的过错责任，依法在验资不实的范围内为玉龙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本案被告玉龙社和玉龙工贸经多次传唤不能到庭，现下落不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据此，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于1998年6月18日判决：

一、被告玉龙社尚欠原告旅游公司的售票款526611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120330.6元，由被告玉龙工贸负责偿还；

二、被告海府建行在虚假证明金额99464.5元的范围内，对被告玉龙工贸的债务负连带赔偿责任；

三、被告会计所在不实验资金额499464.5元的范围内，对被告玉龙工贸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上述款项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案件受理费20550元，由原告旅游公司自付8604，被告玉龙工贸负担11948元（对玉龙工贸负担的11948元，被告会计所连带负担全额，被告海府建行连带负担其中的2055.2元）。

第一审宣判后，被告海府建行不服，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

1、存款证明不等于资金信用证明或验资证明，不具有证明资金真实性的效力，不能用于申请企业法人的开业登记。本案的存款证明书，是本行为玉龙社办理注册登记和申请开业而给工商局出具的，但事实上工商局的档案中并没有这张证明。工商局是凭会计所出具的50万元验资证明给玉龙社办理了企业法人开业登记；

2、玉龙社擅自涂改本行出具的10万元存款证明，其违法经营造成的后果与本行无关，本行出具存款证明书的行为与玉龙社从事经营活动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况且玉龙社1994年办理年审时的净资产有485605元，这足以证明其具备法人资格，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3、本行出具的是存款证明书而非验资报告，玉龙社也不是行政机关开办的公司而是企业开办的企业。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6）3号批复，对本案不适用。综上，并非本行出具的存款证明书使玉龙社得以成立并从事经营活动，从而给他人造成损失。请求撤销原判，驳回旅游公司对本行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旅游公司没有书面答辩，二审中表示，应将玉龙社代销机票的手续费14465元从其诉讼请求中扣除。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除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以外，另查明：1993年2月27日，原审被告玉龙工贸向原审被告玉龙社在上诉人海府建行的263273帐户内转入的10万元，明确为玉龙社的开办费用。1993年5月20日，玉龙社在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资金为50万元，而玉龙工贸自投入10万元的开办费用以后，再无资金向玉龙社投入。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旅游公司与原审被告玉龙社签订“销售代理协议”委托玉龙社代销机票，并无违法之处，但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超出法律规定的最高限，其超出部分应属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4〕4号《关于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第一条第2项规定：“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已经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实际投入的自有资金虽与注册资金不符合，但达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第（七）项或者其他有关法规规定的数额，并且具备了企业法人其他条件的，应当认定其具备法人资格，以其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如果该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开办企业应当在该企业实际投入的自有资金与注册资金差额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原审被告玉龙社的注册资金是50万元，原审被告玉龙工贸向玉龙社投入开办费10万元，虽未达到玉龙社的注册资金数额，但已达到国家有关经营第三类旅行社应有3万元以上注册资本的规定，且玉龙社也实际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故玉龙社具备法人资格，应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现玉龙社已被撤销，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开办单位玉龙工贸应当在实际投入资金与注册资金差额4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原审认定玉龙社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全由玉龙工贸承担不妥。

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7〕10号《关于验资单位对多个案件债权人损失应如何承担责

任的批复》规定：“金融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出具不实的验资报告或者虚假的资金证明，公司资不抵债的，该验资单位应当对公司债务在验资报告不实部门或者虚假资金证明金额以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上诉人海府建行作为金融机构，在原审被告玉龙社进行工商登记注册时出具虚假的存款证明，应当在虚假证明数额的范围内，为玉龙社不能清偿的到期债务承担赔偿责任。海府建行的存款证明是给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说明海府建行是要以此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证明玉龙社的资金实力。虽然该存款证明没有直接在工商局使用，但事实上已经为玉龙社起到证实资金的作用。该证明上的数额被玉龙社擅自涂改成50万元，虽然玉龙社的这一造假行为不能由海府建行负责，但也不能掩盖海府建行出具虚假资金证明的违法性，海府建行还应在虚假资金数额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玉龙社1994年有了48万余元的净资产，并不说明该社从成立时起就具有合法的法人资格。海府建行上诉称并非自己出具虚假证明书使玉龙社得以成立并从事经营活动，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应当连带为玉龙社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8〕13号《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为企业出具虚假验资证明应如何承担责任问题的批复》规定：“会计师事务所系国家批准的依法独立承担注册会计师业务的事业单位。会计师事务所为企业出具验资证明，属于依据委托合同实施的民事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在1994年1月1日之前为企业出具虚假验资证明，给委托人、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与案件的合同当事人虽然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但鉴于其出具虚假验资证明的行为，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民事责任的承担上，应当先由债务人负责清偿，不足部分，再由会计师事务所在其证明金额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1993年5月12日，原审被告会计所不经核实，就以当事人提交的材料为根据给原审被告玉龙社出具验资证明，现已查明该验资证明上的数额是虚假的，会计所应当在虚假证明数额的范围内对玉龙社所欠被上诉人旅游公司的到期债务连带承担赔偿责任。会计所出具的50万元验资证明，其中10万元有上诉人海府建行的存款证明为依据，责任应当由海府建行承担，其余40万元验资不实的责任，由会计所承担。

原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基本正确，但在实体处理中，对原审被告玉龙工贸和原审被告会计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认定有误，应予纠正。另外在实体处理中，还应将被上诉人旅游公司与原审被告玉龙社约定的代销机票手续费，从玉龙社拖欠旅游公司的票款中扣除。据此，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于1998年11月20日判决：

1、维持一审民事判决的第二、四项。

2、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的第一项。

3、原审被告玉龙社向被上诉人旅游公司支付拖欠的票款512146元，以及该款从1996年11月18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玉龙社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的债务，由原审被告玉龙工贸在4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变更一审民事判决的第三项为：原审被告会计所应在验资证明不实的4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案件受理费20550元，由被上诉人旅游公司负担8604元，原审被告玉龙社负担1194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550元，由上诉人海府建行负担。

第四篇：XXX公司诉XXX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XXX公司诉XXX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承办律师江苏道多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凯

【成功案例入选理由】 娴熟把握和运用法律，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2008年8月27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布展合同》，合同约定：甲公司为乙公司布展2008年、2009年香港某展览会。合同签订后，甲公司按约完成了上述展览会在香港亚洲国家博览馆展位的部分布展工作，乙公司支付了相应的价款。同年11月，乙公司向甲公司出具《保证协议》，保证甲公司继续负责乙公司所有展台的制作与搭建工作，否则甲公司将自愿承担总合同金额10%的违约金。后因乙公司未将展台制作与搭建工作继续交由甲公司负责完成。展会结束后，甲公司发现这一情况，遂要求乙公司支付违约金。乙公司则认为，甲、乙公司之间所签订的布展合同履行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甲公司不具备进入香港履行搭建工作的资质和相关条件，因此，乙公司有理由不再履行布展合同。据此，乙公司的行为不构成违约，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为此，甲到我们这里咨询，委托我们依法为其处理本案。

【我们对本案的分析意见及工作方法】 我们认为，乙公司认为，甲、乙公司之间所签订的布展合同履行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甲公司不具备进入香港履行搭建工作的资质和相关条件，因此，乙公司有理由不再履行布展合同的抗辩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乙公司的抗辩观点，是滥用不安抗辩权的表现。甲的合法权益是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的。

承办本案的李凯律师认为：

1、甲、乙二公司之间签订的布展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

2、乙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将展台制作与搭建工作继续交由甲公司负责完成，乙公司应该承担违约责任；

3、不安抗辩权是指依据合同约定，应当先履行合同义务的一方，如果发现合同对方出现可能无法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在提出确切证据的前提下，有权暂时不予履行己方的合同义务，并可以要求对方提供适当担保后再继续履行合同，或者在对方不能提供担保时解除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合同当事人行使“不安抗辩权”时，必须要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合同对方具有法定的可能无法履行合同义务的情节，否则即会被认定为违约。因此，在甲公司已经按约完成了上述展览会在香港亚洲国家博览馆展位的部分布展工作，乙公司亦支付了相应价款的情况下，乙公司滥用不安抗辩权试图免除自己应该承担的合同义务，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为驳斥乙公司滥用不安抗辩权试图免除自己应该承担的合同义务的辩解，李凯律师认为，本案的第一工作重点应该放在要求乙公司举证证明甲公司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方面。同时，甲公司还可以向法院表明自己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并将自己已经部分履行合同的情况向法院展示。以争取法院将乙公司的辩解归于无效。

另外，为圆满实现甲公司的诉求，李凯律师还做了以下二个方面的工作：

1、细致的向法院陈述了合同一方当事人履行不安抗辩权的要求和顺序。在法律根据上争取法院的支持，将乙公司的辩解归结于滥用法律而无效。

2、根据乙公司滥用不安抗辩权的现象，对乙公司可能在本案中继续不当使用法律规定进行狡辩的可能性进行了预测。李凯律师预测，因为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在香港，乙公司很可能还会在本案的管辖问题上做文章。

果不其然，乙公司很快提出，因为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在香港，因此本案不能由本市法院管辖审理。

由于李凯律师事先即对乙公司可能继续不当使用法律规定进行狡辩可能性进行了预测，李凯律师当庭提出，虽然法律规定合同纠纷可以在合同履行的法院

审理，但是，法律同时还规定合同纠纷也可以在被告所在地法院审理。据此：

1、合同纠纷是在合同履行地的法院审理，还是在被告所在地法院审理，法律并没有将选择权赋予被告（本案中为乙公司），而是赋予了原告（本案中为甲公司）；

2、法律规定，合同纠纷可以在合同履行地的法院审理，也可以在被告所在地法院审理，其法律基础是便利诉讼原则。在合同约定需要搭建展台的展会已经结束的情况下，本案由被告（乙公司）所在地（本市）法院审理，更符合便利诉讼的法律原则。

由于李凯律师对法律规定的娴熟把握和运用，法院全面采纳了李凯律师的意见。

【裁判结果】 法院判决乙公司全面承担了违约责任。

第五篇：XX公司诉XX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

XX公司诉XX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0）浦民二（商）初字第1000号

民事判决书

原告(反诉被告)XX公司，住所地上海市XX。

法定代表人金XX，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XX，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XX公司，住所地上海市XX。

法定代表人华XX，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严XX，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储XX，XX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XX公司诉被告XX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0年3月25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唐旭华独任审判，被告XX公司于2010年5月5日提出反诉，经2010年6月8日、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合并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赵XX，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严XX、储XX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XX公司诉称，原、被告经人介绍，于2008年1月28日签订《出口合同》，约定由原告为被告的外商客户加工侧边航空箱2800只，加工单价为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58元，共计价款为162,400元；交货日期为2008年2月28日之前；出货后，提单做电放，在原告发货后十天内付款，被告收汇后将货款支付给原告。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即组织加工生产，并于2008年3月3日将2800只航空箱交付给被告委托装箱的单位上海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由被告代理出口。2008年6月，被告办理了该单货物的外汇核销，取得出口退税，但对于所欠原告的价款未能支付，现要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162400元；如被告

未能收取外商之货款，则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62,400元；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欠款的利息损失5,000元(暂定)。

原告XX公司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为：

1、原、被告签订的《出口合同》；

2、案外人华XX出具的函件。

被告XX公司答辩称，原告所称双方约定十天付款，该内容合同中没有约定；本案所涉的外商与原告直接联系，原告只是将办理出口的业务交由被告代理；由于原告并没有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故被告没有办理外汇的核销。鉴于被告仅仅为原告的出口代理商，故既没有义务向原告支付货款，在原告无法获得货款时亦没有责任向原告进行赔偿。现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另外，被告在代理期间为原告垫付运费3,845元，现提出反诉，请求判令原告支付垫付的上述运费；判令被告支付该欠款的利息损失500元(暂定)。

被告XX公司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为：

1、货物装箱单；

2、货物出口报关单；

3、跟单信用证，信用证通知书；

4、货物运输代理业专用发票；

5、加盖原告印章的说明文件。

经审理查明，2008年1月28日，原、被告签订《出口合同》。约定由原告按照外商客户的加工要求、质量要求加工生产侧边航空箱2800套，每套加工单价为58元；货物由原告送至客户指定仓库并承担费用；出货后，提单做电放，被告收汇后凭原告提供的全额增值税发票向原告支付货款；交货日期为2008年2月28日之前；原告自行组织出口货源，出口货物因交货日期或产品质量问题以及其他原因造成客户索赔、纠纷或者损失均由原告与

客户协商解决，与被告无关。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即组织上产加工，并于2008年3月3日将出口商品交付给案外人上海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该批货物在同月6日办理报关手续出运。嗣后，原告因未能收取该批货物的货款，要求被告予以支付，因无结果，故形成纠纷，由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2008年2月13日，XX银行开出信用证。该信用证记载的申请人为XX公司，受益人为XX公司，金额为22,120美元，信用证编号为XX，有效期至2008年3月25日，最后装运期限为2008年2月28日。2008年2月14日，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向被告送达信用证通知书，告知被告该行收到前述的信用证，并要求被告在交单时将本通知和信用证一并提示。2010年6月12日，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在上述信用证通知书上记载了“信用证在该行未议付”。

2008年6月30日，被告在一份说明文件上加盖印章。该说明的内容为，原告委托被告代理出口箱包给台湾客户，由于原告晚交货，外商拖延支付外汇，目前正在和台湾客户协商中，与客户协商一致后，外商将立即付款。合同项下海运费到付，国内拖柜包干费共计3,845元，由于原告资金非常紧张，暂时无力支付，申请被告先代为支付上述运费以便及时从船公司拿回报关单核销单，上述费用等外商付款后从原告的货款中扣回。为了此票能够在外商付款后办理退税，现原告申请用被告的其他外汇收入先核销原告出口货物对应的外汇核销单，上述核销用外汇等外商付款后补回给被告。被告将原告出口货物对应的外汇核销单核销的行为不代表从原告指定的外商处收到相应的外汇，仅以日后从外商处取得的付款证明(通知)书与被告从银行取得的该外商为付款人的收汇水单为收汇对账凭证。

本案审理期间，证人华XX出庭作证。陈述称，台商需要箱包，要求其在大陆市场寻找生产商家，因此，其与原告进行联系，并于2008年1月27日向原告出具了一份函件，内容主要为向原告订购的箱包2800只，FOB上海码头价为8元，交货日期为2008年

2月28日，出货后10个工作日付款。该单业务交由被告方小严(即严XX)做合同。原告在该文件上表示同意。该单出口业务确实由被告操作，在货物出口后，因没有收到台商的货款，其曾陪同原告到被告处催要，但被告没有支付。同时，原告将其诉讼请求确定为要求被告赔偿损失162,400元和相应的利息损失。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原告将其诉讼请求明确为要求被告赔偿货款损失162,400元和相应的利息损失。因此，被告在代理出口货物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是考量其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基?Ｊ紫龋诨跷锍鲈酥埃桓嬉丫盏教ㄉ躺昵氲男庞弥ぃ庞弥ど霞窃氐淖詈笞霸似谙尬?008年2月28日，该日期与原、被告在合同约定的交货日期一致，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原告交货日期为2008年3月3日，由于原告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履行交货义务，最终导致信用证没有兑现，被告没有过错。其次，在货物出口以后，在信用证没有兑现的情形下，原告虽向被告催讨货款，但依合同约定出口货物因交货期或者产品质量问题以及其他原因造成客户索赔、纠纷或者损失均由原告与客户协商解决，与被告无关。可见，双方在签订合同之时，已经将与客户协商的责任归于原告。现被告表示考虑到合同关系，在得到原告的授权后并承诺承担必要的费用后，被告愿意为原告催讨涉案货款，故被告亦没有过错。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及其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被告反诉要求原告支付运输费3,845元的诉讼请求。双方的合同约定，运费由原告承担，在说明中原告已经承认拖欠拖柜包干费3,845元，故该款应当由原告向被告予以支付。原告认为：

1、该说明系由被告起草的，并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因原告在该说明上加盖印章，表明原告对于该说明所记载的内容为没有异议，故原告的该抗辩，本院不予

支持；

2、该说明中注明所欠被告的款项在台商支付的货款中予以扣除，现台商没有付款，原告亦不应向被告支付该款。上述说明中确实记载了拖欠被告的费用从台商支付的货款中扣除，该表述仅仅表明欠款的付款方式，原告以此为由拒付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被告反诉要求原告承担前述欠款利息损失500元的诉讼请求。由于合同和说明均没有明确的付款时间，故被告的该项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XX公司要求被告XX公司赔偿货款损失162,400元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原告XX公司要求被告XX公司赔偿利息损失5,000元的诉讼请求；

三、原告XX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被告XX公司运输费3,845元；

四、驳回被告XX公司要求原告XX公司赔偿利息损失500元的诉讼请求。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本诉受理费3,648元，减半收取为1,824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5元，合计1,849元，由原告XX公司负担1,839元，由被告XX公司负担1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唐旭华

书记员褚剑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