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顾骏诉上海交行储蓄合同纠纷案(借记卡)
顾骏诉上海交行储蓄合同纠纷案
文件编号：17787
2审结时间：20041220
原告：顾骏，男，26岁，住上海市七浦路。
被告：交通银行上海分行，住所地：上海市江西中路。
负责人：金大建，该分行行长。
原告顾骏因与被告交通银行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上海交行）发生储蓄合同纠纷，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在辖区内有重大影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提审。
原告诉称：原告在被告处办理了一张太平洋借记卡，与被告建立了储蓄合同关系。2003年6月，原告发现自己卡内的资金无端短少了10 068元，因此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公安机关侦查，原来是犯罪分子在自助银行门禁系统上安装了盗码器，窃取了原告借记卡上的信息和密码，然后复制成伪卡，凭伪卡在异地盗取了原告卡内的资金。自助银行和ATM机是银行推出的交易场所和交易工具，银行有义务保障在这个场所使用这个工具进行的每一笔交易都是安全的，有责任防范这个场所和这个工具被犯罪分子利用。犯罪分子看到被告对自助银行的管理存在疏漏，就利用加装在自助银行门禁系统上的盗码器窃取储户的存款信息和密码，然后伪造银行借记卡提款。这不是银行与储户进行交易，而是犯罪分子利用伪卡欺骗银行，侵犯的是银行的财产权。银行不能识破犯罪分子的欺骗手段，损失应由自己承担。原告在使用借记卡的过程中没有过错，储蓄合同中所谓“凡是通过交易密码发生的一切交易，均应视为持卡人亲自所为，银行不应承担责任”的格式条款，是银行为加重储户责任而单方推出的，这个条款对储户不公平，因而是无效条款。请求判令被告给原告支付10 068元及此款从2003年6月9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银行活期存款利息，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提交以下证据：
1．交通银行太平洋借记卡，用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的储蓄合同关系；
2．证人戚雅琴的证词，用以证明证人陪同原告到自助银行刷卡准备取款的经过；
3．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用以证明原告发现卡内资金短少后立即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4．接报回执单、呈请立案报告书、呈请移送案件报告书，用以证明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的经过；
5．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经侦支队于2003年6月10日对原告所作的询问笔录、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于2003年9月23日对原告所作的询问笔录、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于2003年8月29日、11月13日对犯罪嫌疑人罗淦所作的讯问笔录、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于2003年11月17日对犯罪嫌疑人陈秋哲所作的讯问笔录，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的作案经过；
6．犯罪嫌疑人罗淦指认犯罪地点的记录、盗码器图片、上海市公安局的文检鉴定书，用以证明原告卡内的资金被罗淦等人提取；
7．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沪徐检刑（2003）第471号起诉书、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03）徐刑初字第525号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犯罪分子窃取原告卡内资金的事实已被司法机关确认；
8．交通银行太平洋借记卡对账单和原告给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经侦支队出具的补充材料，用以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与其实际损失吻合。
被告辩称：要用太平洋借记卡取款，必须凭持卡人在办卡时设立的密码。密码是从ATM机上取款的关键，密码只有储户掌握，银行不知晓。保守密码是保障存款安全的关键措施，是储户在储蓄合同中应尽的义务。现已查明，原告卡内资金的短少，是犯罪分子利用加装在自助银行门禁系统上的盗码器，盗取了原告借记卡上的信息和密码，复制成伪卡后取款所致。原告经常使用自助银行，应该有能力识别犯罪分子加装的盗码器。然而原告没有警觉，以至犯罪分子能顺利地从其账户中盗取存款。原告设立的密码能被犯罪分子掌握，说明原告没有尽到注意保密的义务。原告团办理了太平洋借记卡而与被告建立了储蓄合同关系。太平洋借记卡的办卡须知中早已向持卡人明示，凡通过交易密码发生的一切交易，均应视为持卡人亲自所为，银行不负责任。这是储蓄合同的一个条款，双方当事人均应遵守。对原告卡内资金的短少，被告既不存在过错也没有违约，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被告提交以下证据：
1．太平洋借记卡章程和办卡须知，用以证明“凡是通过交易密码发生的一切交易，均应视为持卡人亲自所为，银行不应承担责任”这一条款已经向太平洋借记卡的申办人明示；
2．原告申办太平洋借记卡的打印资料，用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着储蓄合同关系；
3．银行对账单，用以证明原告长期使用本案所涉太平洋借记卡的事实，以及犯罪分子取款的日期。
法庭组织了庭前证据交换和庭审质证、认证。经质证，被告上海交行对原告顾骏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ATM机不可能区分地域、性别、年龄或者分辨刷卡人是否为持卡人本人，它只能通过识别卡上的信息和确认密码来进行电子化程序操作。卡上的密码，只有持卡人能控制和掌握，银行并不知晓。顾骏提交的这些证据恰好证明，犯罪分子是从顾骏处盗取了卡上的信息和密码，然后通过ATM机在顾骏的账户内进行了交易，因此盗取的是顾骏的钱款。顾骏卡内资金的短少与上海交行无关，不应由上海交行承担责任。
原告顾骏对被告上海交行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也没有异议，但认为：作为金融机构，保障储户交易安全是其法定义务。自助银行和ATM机都是银行推出并用于与储户进行交易的工具，银行有义务保障通过这些工具进行的每一笔交易都是安全的。犯罪分子在自助银行门禁上加装盗码器作案，手段隐蔽，连银行的保安和监控系统都未发现，一个普通公民如何能识破这个犯罪手段。原告在刷卡时，虽然注意到自助银行门禁系统上有一个新装置，按照这个新装置的提示操作后没能打开自助银行的门禁。在现今这个新型号新产品层出不穷的时代，原告对自助银行门禁上的新装置究竟是银行安装的，还是犯罪分子加装的，客观上无法作出分辨。况且没有任何人向原告提示遇到这种情况应当如何处理，故对犯罪分子以盗码器盗取借记卡上的磁条信息和密码，原告不负任何责任。上海交行既然承认是与原告存在储蓄合同关系，那么借记卡上的每一笔交易，都应当是在上海交行与原告之间进行。事实证明，原告卡内短少的这笔资金，不是原告持真卡取走的，原告没有参与此笔交易，上海交行谈不上与原告进行了交易。上海交行未能保障交易场所安全，未能识破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被犯罪分子所持的伪卡欺骗。犯罪分子用伪卡欺骗银行，侵犯的是银行财产权，上海交行不应将自己的损失转嫁给原告。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原告顾骏持有在被告上海交行处申办的太平洋借记卡，卡号为：
***02。2003年5月22日晚8时左右，顾骏欲进中国银行上海市南京东路支行的自助银行，看到该自助银行门禁上有一个装置，上面有“进门前请先刷卡并输入密码”的提示语。顾骏按提示刷卡并输入密码后，自助银行的门却没有打开，无法入内在ATM机上进行刷卡取款的操作，顾骏即离开。6月10日，顾骏又到交通银行的ATM机上取款时，发现其借记卡内的资金短少了10 068元，遂向警方报案。后经查，顾骏卡内的1万元，已于6月7日、6月9日分两次被提取，两次取款用去手续费68元。
业已生效的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03）徐刑初字第52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03年5月下旬至8月中旬，被告人罗淦、陈秋哲先后在中国银行上海市南京东路支行、上海
交行市南支行、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市分行长江分理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温州市分行营业部等金融机构设立的自助银行门禁系统上安装盗码器，共窃取23个人的银行借记卡磁条信息和密码，使用窃取的磁条信息和密码伪造成银行借记卡，再通过ATM机从银行取款11万余元，其中包括顾骏的1万元（开支手续费68元）。另外，罗淦、陈秋哲还盗取过4个人的银行信用卡存款2．2万元。罗淦、陈秋哲犯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十四年。从罗淦、陈秋哲处追缴到的赃款，仅有6000元。
另查明：中国银行上海市南京东路支行现已更名为中国银行上海市北京东路支行。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一样，都是全国银行卡联合组织成员。本案被告上海交行发行的太平洋借记卡上，有“银联”联网标识，可以在作为全国银行卡联合组织成员的其他商业银行通用。本案争议焦点是：对利用自助银行或者ATM机实施的犯罪活动，应由储蓄合同的哪一方当事人防范？犯罪分子利用窃取的信息和密码伪造银行借记卡取款，造成的损失应由储蓄合同中的哪一方当事人承担？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提供交易场所功能的自助银行和提供交易功能的ATM机，都是商业银行利用先进技术向社会推出的金融工具。金融，由于其特性，历来易招致多种犯罪攻击。自助银行和ATM机的推出，既为储户带来了便利，更改善了银行的经营环境，为银行能更多地吸纳存款和增加盈利提供了机会与空间。然而自助银行与ATM机的推出，也会给金融交易安全带来新的风险。
相对储户来讲，推出自助银行和ATM机的商业银行，有条件了解自助银行和ATM机的构造和工作原理，有机会及时掌握通过自助银行和ATM机实施各种犯罪的情报，有能力改进和加强自助银行和ATM机的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
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商业银行有条件、有机会、有能力防范犯罪分子利用自助银行和ATM机犯罪，有责任承担起这个防范犯罪的义务。商业银行应当根据自助银行和ATM机在被各种犯罪活动攻击后暴露出来的弱点，随时对其进行改进。在新的改进方法尚未出台时，商业银行还可以通过采取不断巡查、明示使用自助银行和ATM机时的注意事项、向储户通知犯罪手段、甚至是暂停使用等方法，来履行防范犯罪的义务，以确保金融管理秩序的正常运转，确保储户的存款安全，维护储户的合法权益。
原告顾骏是一个普通的借记卡持有人，对自助银行的设施不具有专业知识。顾骏在使用中国银行上海市南京东路支行所设的自助银行时，虽然注意到该自助银行的门禁处多了一个新装置，但在该自助银行没有操作规范、使用说明和风险提示的情况下，顾骏无法识别这个新装置究竟是银行对门禁系统的改进设施，还是犯罪分子的犯罪工具，以致其借记卡信息和密码被窃取。顾骏发现借记卡内的资金短少后马上报警，并及时采取了相关措施。顾骏的借记卡和密码未丢失，也未委托他人使用，故对借记卡信息和密码被泄露，顾骏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显然，商业银行未能及时履行通知犯罪手段和保障交易场所安全的义务，是犯罪分子使用盗码器得逞的主要原因，商业银行应当承担责任。
被告上海交行因向原告顾骏发行了太平洋借记卡，而与顾骏存在储蓄合同关系。凡因涉案借记卡发生的每一笔交易，都应该是在上海交行与顾骏之间进行。犯罪分子利用窃取的借记卡信息和密码伪造成借记卡到ATM机上取款。由于商业银行在推出ATM机时，没有给ATM机赋予识别借记卡真伪的功能，以至ATM机向持伪卡的犯罪分子付款。此时，作为储蓄合同凭证的真借记卡没有用于交易。这是犯罪分子利用伪卡欺骗商业银行，不能视作商业银行与顾骏成就一笔交易。
由储户在借记卡上设立自己能掌握和控制的密码，是保障储户存款安全和防范犯罪的一
个手段。但本案事实证明，尽管储户遵守保密义务，犯罪分子仍然能破解和利用储户设立的密码。在技术不断进步且犯罪手段也不断变化的今天，不具体分析失密的原因，不考虑储户是否存在过错，一概以“凡是通过交易密码发生的一切交易，均应视为持卡人亲自所为，银行不应承担责任”这一格式条款作为银行的免责理由进行抗辩，把一些本应由银行承担的责任也推向储户，无疑加重了储户责任，有违公平原则，被告的这一抗辩理由难以成立。被告上海交行向原告顾骏发行的太平洋借记卡，其上有“银联”联网标识，能在具有全国银行卡联合组织成员资格的其他银行进行跨行交易。在跨行交易中，其他银行是上海交行的代理行，与顾骏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顾骏因在其他商业银行使用自助银行而与银行发生的储蓄合同纠纷，还应当以发卡行上海交行为合同当事人。
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被告上海交行在储蓄合同中，负有保障交易场所安全、防范犯罪发生、向储户及时通知犯罪手段和保障存款人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义务。上海交行未尽相关义务，导致原告顾骏借记卡内的资金短少，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据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12月20日判决：
被告上海交行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顾骏10 068元及此款自2003年6月9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银行活期存款利息。
案件受理费413元，由被告上海交行负担。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第二篇：沈A诉A(上海)木业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沈a诉a（上海）木业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010）闵民二（商）初字第262号
民事判决书
原告沈a，男。
委托代理人邱a，上海a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吕a，上海a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a（上海）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春申路×××。
法定代表人卜a，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a，北京市b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叶a，北京市b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原告沈a与被告a（上海）木业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0年2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周皓媚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a及其委托代理人吕a，被告a（上海）木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叶a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沈a诉称，其与被告存在长期的礼品加工承揽业务合作关系。2009年9月14日左右，被告员工俞a通过电话及网络要求原告为其紧急加工一批变色礼品杯，双方就此业务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口头约定礼品杯单价为8.3元（人民币，下同），加工数量5,000个，交货时间为2009年9月25日，被告于2009年9月14日先支付原告30%款项即12,450元。之后，原告立即按约完成了承揽义务，并于2009年9月25日交付被告。但被告收货三天后却以质量不合格为由拒绝支付余款29,050元，并要求原告将系争礼品杯取回。原告认为，其承揽的杯子不存在质量问题，被告以此为由拒不付款侵害了其合法权益，故诉至本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剩余价款29,050元。
原告为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3、原告银行卡对帐单及送货单各1份，证明被告于2009年9月15日支付原告预付款12,450元；原告于同年9月25日按约交付被告约定数量的礼品杯；
4、通知1份，证明被告承认于2009年9月25日收到原告交付的礼品杯5,000个，以及被告以杯子存在质量问题拒付原告剩余价款。
被告a（上海）木业有限公司辩称，原、被告确实存在5,000个礼品杯的承揽合同关系。被告收到杯子后，因杯子的质量问题与原告进行过协商，原告之后委托了李a全权处理此纠纷。根据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被告与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a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将价款减少为21,450元，扣除已付原告的预付款12,450元后，剩余价款9,000元在签订协议时即支付给了李a。因此，本案系争的承揽合同纠纷已经了结，原告的诉请应予驳回。
被告为其抗辩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2009年10月9日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1份，证明原告委托李b、李a全权处理原、被告之间的承揽合同纠纷； 2、2009年10月12日的协议书1份，证明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a与被告协商后签订协议，同意将价款减少为21,450元，扣除已付款12,450元后，剩余价款9,000元在签订协议书时即支付给了李a，李a以收款人身份在协议书上予以签收。
庭审质证中，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认为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但认可俞a系其单位员工；对证据2真实性不能确认，但认可原、被告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对于价款、数量等均无异议；对证据3中对帐单真实性无异议，对送货单真实性无法确认，但认可其员工俞a确实代表被告签收了5,000个礼品杯；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均不认可，认为李b、李a不是其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上债权人c制伞厂亦与原告自然人身份不符，但原告承认与被告发生纠纷后，其曾委托讨债公司追讨款项，并向讨债公司出具了该份内容并不完整的授权委托书，庭审中原告确认该授权委托书上第一行委托人处“沈a”的签名及落款处委托人“沈a”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第二行手写的电话号码亦其本人所写，委托书除此之外的手写内容非其本人所写。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原告亦不认可，认为该协议书无被告公章、所谓的原告代理人李a提供的身份证号虚假、且该协议书仅能证明被告与李a之间的约定。
本院对双方的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
基于上述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09年9月中旬，原、被告通过网络方式，商定被告委托原告为其定作5,000个礼品杯，礼品杯单价为8.30元，交货日期为同年9月25日，并约定被告于同年9月14日支付原告总价款的30%即12,450元作为预付款。双方达成承揽合意后，即实际履行。被告于2009年9月15日向原告支付了12,450元预付款，原告则于同年9月25日向被告交付了5,000个礼品杯。
2009年9月28日，被告致函原告，认为经对原告交付的礼品杯检查后发现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并要求作全部退货处理。双方由此产生纠纷。
2009年10月12日，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a持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与被告协商后签订协议书1份，内容大致为：被告向原告采购的礼品杯由于质量问题，原告委托李a全权处理此事，原总价为41,500元，经协商一次性付款21,450元，前期已付款12,450元，今天再付款9,000元。协议书上，李a以原告代理人身份签字，并在收款人处签字，对此，被告称协议书签订当时，其向李a支付了余款9,000元后，由李a在协议书收款人处签字进行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之间就本案系争承揽合同所产生的债务是否已经结清。被告提供了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协议书，据此主张其已与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a就本案纠纷达成了减少价款的协议并已实际履行完毕，因此双方的债务已经结清。针对被告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原告述称该委托书系其先前委托讨债公司追讨本案系争价款时向讨债公司出具，其签名时委托书上其余内容均为空白，但其从未委托过李a处理与被告之间的纠纷，亦不认识李a。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原告对授权委托书上签名在前、主文手写内容形成在后这一节事实并未举证证明；其次，即便原告所述属实，那么原告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具备一定的法律常识和风险意识，应当预见到其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名并将委托书交付给他人所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因此，该授权委托书应当对原告具有法律约束力，由此所引起的民事法律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基于上述规定，本案中，李a持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以原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被告磋商并达成的《协议书》，亦应对原告产生法律拘束力。原告作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李a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由此，被告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将本案价款余款9,000元支付给了李a，其已经履行了余款支付义务。至此，原、被告之间的债务已经结清，原告现起诉被告再行支付价款，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如认为李a在代理活动中对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可根据相关证据，另行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沈a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63.13元，由原告沈a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书 记 员 周皓媚茅建中
第三篇：XXX公司诉XXX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XXX公司诉XXX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承办律师江苏道多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凯
【成功案例入选理由】 娴熟把握和运用法律，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2008年8月27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布展合同》，合同约定：甲公司为乙公司布展2008年、2009年香港某展览会。合同签订后，甲公司按约完成了上述展览会在香港亚洲国家博览馆展位的部分布展工作，乙公司支付了相应的价款。同年11月，乙公司向甲公司出具《保证协议》，保证甲公司继续负责乙公司所有展台的制作与搭建工作，否则甲公司将自愿承担总合同金额10%的违约金。后因乙公司未将展台制作与搭建工作继续交由甲公司负责完成。展会结束后，甲公司发现这一情况，遂要求乙公司支付违约金。乙公司则认为，甲、乙公司之间所签订的布展合同履行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甲公司不具备进入香港履行搭建工作的资质和相关条件，因此，乙公司有理由不再履行布展合同。据此，乙公司的行为不构成违约，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为此，甲到我们这里咨询，委托我们依法为其处理本案。
【我们对本案的分析意见及工作方法】 我们认为，乙公司认为，甲、乙公司之间所签订的布展合同履行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甲公司不具备进入香港履行搭建工作的资质和相关条件，因此，乙公司有理由不再履行布展合同的抗辩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乙公司的抗辩观点，是滥用不安抗辩权的表现。甲的合法权益是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的。
承办本案的李凯律师认为：
1、甲、乙二公司之间签订的布展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
2、乙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将展台制作与搭建工作继续交由甲公司负责完成，乙公司应该承担违约责任；
3、不安抗辩权是指依据合同约定，应当先履行合同义务的一方，如果发现合同对方出现可能无法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在提出确切证据的前提下，有权暂时不予履行己方的合同义务，并可以要求对方提供适当担保后再继续履行合同，或者在对方不能提供担保时解除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合同当事人行使“不安抗辩权”时，必须要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合同对方具有法定的可能无法履行合同义务的情节，否则即会被认定为违约。因此，在甲公司已经按约完成了上述展览会在香港亚洲国家博览馆展位的部分布展工作，乙公司亦支付了相应价款的情况下，乙公司滥用不安抗辩权试图免除自己应该承担的合同义务，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为驳斥乙公司滥用不安抗辩权试图免除自己应该承担的合同义务的辩解，李凯律师认为，本案的第一工作重点应该放在要求乙公司举证证明甲公司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方面。同时，甲公司还可以向法院表明自己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并将自己已经部分履行合同的情况向法院展示。以争取法院将乙公司的辩解归于无效。
另外，为圆满实现甲公司的诉求，李凯律师还做了以下二个方面的工作：
1、细致的向法院陈述了合同一方当事人履行不安抗辩权的要求和顺序。在法律根据上争取法院的支持，将乙公司的辩解归结于滥用法律而无效。
2、根据乙公司滥用不安抗辩权的现象，对乙公司可能在本案中继续不当使用法律规定进行狡辩的可能性进行了预测。李凯律师预测，因为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在香港，乙公司很可能还会在本案的管辖问题上做文章。
果不其然，乙公司很快提出，因为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在香港，因此本案不能由本市法院管辖审理。
由于李凯律师事先即对乙公司可能继续不当使用法律规定进行狡辩可能性进行了预测，李凯律师当庭提出，虽然法律规定合同纠纷可以在合同履行的法院
审理，但是，法律同时还规定合同纠纷也可以在被告所在地法院审理。据此：
1、合同纠纷是在合同履行地的法院审理，还是在被告所在地法院审理，法律并没有将选择权赋予被告（本案中为乙公司），而是赋予了原告（本案中为甲公司）；
2、法律规定，合同纠纷可以在合同履行地的法院审理，也可以在被告所在地法院审理，其法律基础是便利诉讼原则。在合同约定需要搭建展台的展会已经结束的情况下，本案由被告（乙公司）所在地（本市）法院审理，更符合便利诉讼的法律原则。
由于李凯律师对法律规定的娴熟把握和运用，法院全面采纳了李凯律师的意见。
【裁判结果】 法院判决乙公司全面承担了违约责任。
第四篇：XX公司诉XX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
XX公司诉XX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0）浦民二（商）初字第1000号
民事判决书
原告(反诉被告)XX公司，住所地上海市XX。
法定代表人金XX，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XX，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XX公司，住所地上海市XX。
法定代表人华XX，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严XX，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储XX，XX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XX公司诉被告XX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0年3月25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唐旭华独任审判，被告XX公司于2010年5月5日提出反诉，经2010年6月8日、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合并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赵XX，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严XX、储XX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XX公司诉称，原、被告经人介绍，于2008年1月28日签订《出口合同》，约定由原告为被告的外商客户加工侧边航空箱2800只，加工单价为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58元，共计价款为162,400元；交货日期为2008年2月28日之前；出货后，提单做电放，在原告发货后十天内付款，被告收汇后将货款支付给原告。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即组织加工生产，并于2008年3月3日将2800只航空箱交付给被告委托装箱的单位上海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由被告代理出口。2008年6月，被告办理了该单货物的外汇核销，取得出口退税，但对于所欠原告的价款未能支付，现要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162400元；如被告
未能收取外商之货款，则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62,400元；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欠款的利息损失5,000元(暂定)。
原告XX公司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为：
1、原、被告签订的《出口合同》；
2、案外人华XX出具的函件。
被告XX公司答辩称，原告所称双方约定十天付款，该内容合同中没有约定；本案所涉的外商与原告直接联系，原告只是将办理出口的业务交由被告代理；由于原告并没有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故被告没有办理外汇的核销。鉴于被告仅仅为原告的出口代理商，故既没有义务向原告支付货款，在原告无法获得货款时亦没有责任向原告进行赔偿。现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另外，被告在代理期间为原告垫付运费3,845元，现提出反诉，请求判令原告支付垫付的上述运费；判令被告支付该欠款的利息损失500元(暂定)。
被告XX公司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为：
1、货物装箱单；
2、货物出口报关单；
3、跟单信用证，信用证通知书；
4、货物运输代理业专用发票；
5、加盖原告印章的说明文件。
经审理查明，2008年1月28日，原、被告签订《出口合同》。约定由原告按照外商客户的加工要求、质量要求加工生产侧边航空箱2800套，每套加工单价为58元；货物由原告送至客户指定仓库并承担费用；出货后，提单做电放，被告收汇后凭原告提供的全额增值税发票向原告支付货款；交货日期为2008年2月28日之前；原告自行组织出口货源，出口货物因交货日期或产品质量问题以及其他原因造成客户索赔、纠纷或者损失均由原告与
客户协商解决，与被告无关。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即组织上产加工，并于2008年3月3日将出口商品交付给案外人上海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该批货物在同月6日办理报关手续出运。嗣后，原告因未能收取该批货物的货款，要求被告予以支付，因无结果，故形成纠纷，由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2008年2月13日，XX银行开出信用证。该信用证记载的申请人为XX公司，受益人为XX公司，金额为22,120美元，信用证编号为XX，有效期至2008年3月25日，最后装运期限为2008年2月28日。2008年2月14日，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向被告送达信用证通知书，告知被告该行收到前述的信用证，并要求被告在交单时将本通知和信用证一并提示。2010年6月12日，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在上述信用证通知书上记载了“信用证在该行未议付”。
2008年6月30日，被告在一份说明文件上加盖印章。该说明的内容为，原告委托被告代理出口箱包给台湾客户，由于原告晚交货，外商拖延支付外汇，目前正在和台湾客户协商中，与客户协商一致后，外商将立即付款。合同项下海运费到付，国内拖柜包干费共计3,845元，由于原告资金非常紧张，暂时无力支付，申请被告先代为支付上述运费以便及时从船公司拿回报关单核销单，上述费用等外商付款后从原告的货款中扣回。为了此票能够在外商付款后办理退税，现原告申请用被告的其他外汇收入先核销原告出口货物对应的外汇核销单，上述核销用外汇等外商付款后补回给被告。被告将原告出口货物对应的外汇核销单核销的行为不代表从原告指定的外商处收到相应的外汇，仅以日后从外商处取得的付款证明(通知)书与被告从银行取得的该外商为付款人的收汇水单为收汇对账凭证。
本案审理期间，证人华XX出庭作证。陈述称，台商需要箱包，要求其在大陆市场寻找生产商家，因此，其与原告进行联系，并于2008年1月27日向原告出具了一份函件，内容主要为向原告订购的箱包2800只，FOB上海码头价为8元，交货日期为2008年
2月28日，出货后10个工作日付款。该单业务交由被告方小严(即严XX)做合同。原告在该文件上表示同意。该单出口业务确实由被告操作，在货物出口后，因没有收到台商的货款，其曾陪同原告到被告处催要，但被告没有支付。同时，原告将其诉讼请求确定为要求被告赔偿损失162,400元和相应的利息损失。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原告将其诉讼请求明确为要求被告赔偿货款损失162,400元和相应的利息损失。因此，被告在代理出口货物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是考量其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基?Ｊ紫龋诨跷锍鲈酥埃桓嬉丫盏教ㄉ躺昵氲男庞弥ぃ庞弥ど霞窃氐淖詈笞霸似谙尬?008年2月28日，该日期与原、被告在合同约定的交货日期一致，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原告交货日期为2008年3月3日，由于原告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履行交货义务，最终导致信用证没有兑现，被告没有过错。其次，在货物出口以后，在信用证没有兑现的情形下，原告虽向被告催讨货款，但依合同约定出口货物因交货期或者产品质量问题以及其他原因造成客户索赔、纠纷或者损失均由原告与客户协商解决，与被告无关。可见，双方在签订合同之时，已经将与客户协商的责任归于原告。现被告表示考虑到合同关系，在得到原告的授权后并承诺承担必要的费用后，被告愿意为原告催讨涉案货款，故被告亦没有过错。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及其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被告反诉要求原告支付运输费3,845元的诉讼请求。双方的合同约定，运费由原告承担，在说明中原告已经承认拖欠拖柜包干费3,845元，故该款应当由原告向被告予以支付。原告认为：
1、该说明系由被告起草的，并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因原告在该说明上加盖印章，表明原告对于该说明所记载的内容为没有异议，故原告的该抗辩，本院不予
支持；
2、该说明中注明所欠被告的款项在台商支付的货款中予以扣除，现台商没有付款，原告亦不应向被告支付该款。上述说明中确实记载了拖欠被告的费用从台商支付的货款中扣除，该表述仅仅表明欠款的付款方式，原告以此为由拒付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被告反诉要求原告承担前述欠款利息损失500元的诉讼请求。由于合同和说明均没有明确的付款时间，故被告的该项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XX公司要求被告XX公司赔偿货款损失162,400元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原告XX公司要求被告XX公司赔偿利息损失5,000元的诉讼请求；
三、原告XX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被告XX公司运输费3,845元；
四、驳回被告XX公司要求原告XX公司赔偿利息损失500元的诉讼请求。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本诉受理费3,648元，减半收取为1,824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5元，合计1,849元，由原告XX公司负担1,839元，由被告XX公司负担1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唐旭华
书记员褚剑慧
第五篇：陈微诉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
陈微诉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要点提示】
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作为一种新的案件类型在商事案件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该类案件通常涉及到多重法律关系，而立法的相对滞后增加了案件的审理难度。本案在合同效力的判定、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特许方与加盟方的利益平衡等方面均具有典型性。
【案例索引】
一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03]浦民二（商）初字第1853号（2004年2月3日）
【案情】
原告陈微。
被告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
“永和豆浆”品牌最初由台湾弘奇在台湾创立，1995年，台湾弘奇先后将其“永和”文字和“稻草人”头型的组合商标、“稻草人”孩童全身图形商标以及“稻草人”头型图形商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管理局商标局核准注册。2000年9月1日，台湾弘奇向被告出具授权书，授权被告为“永和豆浆”大陆地区区域特许人，得在许可区域内使用以及许可他人使用授权人专用商品、商标、企业VI、营销模式、培训体系、财务体系、专有技术等；得在许可区域发展“永和豆浆”加盟店。授权期限至2001年8月31日。2001年12月30日，台湾弘奇将以上3个注册商标转让给永和国际。2001年11月29日，永和国际与被告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许可被告使用包括“永和”文字和“稻草人”头型的组合商标在内的3个注册商标，许可使用期限为2001年12月30日至2006年12月30日，并授权被告在商标使用许可地域（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将有关商标许可第三方使用。该合同经国家商标局备案。
2001年4月1日，台湾弘奇与原告直接签订商标授权使用许可合同，许可原告设立的唐山市路南永和豆浆店使用上述3个注册商标，许可使用期限自2001年4月1日起至2004年4月30日止，双方约定许可使用费及支付方式由加盟合同另行规定。当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合约”，合同注明，被告为台湾弘奇（即“永和”商标及相应服务标志的持有人）在中国大陆的惟一可进行区域特许的代理人。合同约定，授权期间自2001年4月1日起至2004年4月30日；授权许可的内容及范围为“被告将永和豆浆中式美食及相关KNOW—HOW授予原告使用”，具体事项包括商标的使用、被告拥有专有权的制作物的采购、广告招牌的悬挂张贴等，被告承诺不在唐山市授权第三者成立加盟店。被告的主要义务为：将权授予原告使用并提供代表该特许体系的营业象征及经营手册；对原告提供开业前的教育和培训，指导原告做好开店准备，保证原告能完成独立营运开业。原告的主要义务为：所属人员应接受被告相关训练，并经被告检定认可后方可正式营业；按被告规划之标准化资料进行店铺的规划、内部工程装潢、设备施工等，并负担相关费用；所需原、物料等事项由被告统一供应或指定供应商；产品的贩售种烊、储存方式、生财器具、营业用品、调理方法、销售加热流程、包装方式、作业标准及装潢设计、招牌形式、员工服装、会计制度及报表之填具需遵照加盟相关办法及被告规范行政流程办理；对被告提供的调理技术等负有保密之责；向被告支付权利金（每月营业额的3％）、加盟储备金8万元（用于培训、代收代付等）、商标授权金10万元（代收代付）、保证金5万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加盟费8万元，商标使用费10万元，保证金5万元，货款76695元；（用于从被告处购进设备等）。原告按照被告要求的统一标准进行了店铺的规划、内部工程装潢，完成了店面的装修。在原、被告双方签订“合约”后，被告对原告进行了开业前的培训与指导，培训的内容包括店面装修、开展服务、员工操作规程、食品的制作
工艺。2001年5月16日，原告经营的永和豆浆店开业。同年5月8日，案外人刘凤英在唐山市建设南路31号开办的唐山市路北区建设南路永和豆浆店开业，因刘凤英于开店前后在店外招牌上和餐具上均使用了未经授权的“稻草人”头部图形和“稻草人”孩童图形，台湾弘奇于同年8月15日向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起诉刘凤英。2002年4月30日，唐山市路北区法院作出[2001]北民初字第249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刘凤英侵犯了台湾弘奇的商标专用权，给台湾弘奇及陈微开办的水和豆浆店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判决刘风英停止侵权，赔偿台湾弘奇损失10万元。判决生效后，台湾弘奇将刘凤英赔付的款项向原告支付了85 265元。
原告诉称：原、被告双方于2001年4月1日签订“合约”，原告加入“永和豆浆中式美食”国际连锁店，并向被告支付了商标使用费等共计306 695元。但被告并非“永和”注册商标所有权人，在与原告签约时，被告成立尚不足1年，不符合“ 1年以上良好经营业绩”的法定条件，不具备特许者条件。且被告经营管理混乱、法律手续不完备，在餐饮连锁店中无独特的专利产品和可传授的经营管理技术和诀窍。被告的欺诈行为使原告在履行了约定义务后，未能取得合法有效的权，不仅无法得到预期利益，还长期亏损，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此外，被告承诺在唐山市不授权第三方成立加盟店，唐山市却开设了其他的“永和豆浆店”，导致原告的独家“特许经营”形同虚设。由于以上原因，原告在经营4个月内亏损达190 151．77元，无法维持正常营业，自2001年9月30日起停业至今。为此，请求法院判决：
（1）确认原、被告双方于2001年4月1日签订的“特许经营合约”无效；（2）判令被告退还原告基于“许经营合约”支付的费用306 695元，并按同期银行固定资产贷款利率支付利息；（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90 151．77元；（4）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辩称：（1）被告系“永和”及“稻草人”图形文字注册商标的许可使用人，不存在隐瞒自身情况、故意欺诈原告的情形。被告2000年9月成立后，成为台湾弘奇（后为永和国际）在大陆的特许连锁业务的惟一许可人。台湾弘奇与永和国际均书面许可被告在中国大陆发展“永和豆浆”特许连锁业务，并签订了商标许可使用合同；（2）被告在唐山市从未有原告之外的授权，唐山市其他“永和豆浆店”的存在与被告无关，被告一直积极努力打击假冒侵权的门店。2003年12月30日，被告书面向法院表示同意解除合同，并退还原告合同保证金5万元。
【审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国内贸易部制定的《商业管理办法（试行）》（下称《管理办法》）对特许经营行为进行了规范，依据该《管理办法》，特许经营是指特许者将自己所拥有的商标（包括服务商标）、商号、产品、专利和专有技术、经营模式等以合同的形式授予被特许者使用，被特许者按合同规定，在特许者统一的业务模式下从事经营活动，并向特许者支付相应的费用。因此，具备特许者资格是特许者得以与他人签订合同的前提。本案中，被告虽非“永和豆浆”品牌的持有人，但“永和豆浆”相关注册商标和“永和豆浆中式美食体系”的所有人台湾弘奇以授权书的形式，授权被告为“永和豆浆”大陆地区区域特许人，可以在许可区域内许可他人使用台湾弘奇专用商品、商标、企业VI、营销模式、培训体系、财务体系、专有技术等，以及在许可区域发展“永和豆浆”加盟店。台湾弘奇的授权行为并未违反我国法律的规定，应属有效民事行为，据此授权，被告已取得中国大陆地区区域特许人的资格。在台湾弘奇向被告出具授权书时，被告虽尚未注册成立，但被告在此后注册成立，具备了法人资格，该授权书的效力当然及于被告成立之后。在台湾弘奇将注册商标转让给永和国际之后，被告继续从永和国际取得注册商标的使用权以及许可他人使用的权利。因此，原告称被告不具备特许者资格、以欺诈手段与原告签订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认为，依据《管理办法》规定，特许者需具备1年以上良好的经营业绩，而被告与原告签订合同时成立尚不足1年，因此合同应属无效。鉴于“永和豆浆”的相关商标在1995年已在中国大陆注册，该品牌在我国餐饮业中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加之被告是依据台湾弘奇的授权与原告签订合同，．因此，被告成立的时间对原告的加盟行为并无直接的影响。又因《管理办法》属部门规章，原告以被告违反该规章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亦缺乏法律依据。关于原告认为被告在餐饮连锁店中无独特的专利产品和可传
授的经营管理技术和诀窍的主张，本院难以支持。首先，被告已经按约定将“永和豆浆”的注册商标、企业形象等授权原告使用，并已在原告开业前就员工操作规程、食品的制作工艺等对原告的员工进行了培训和指导。其次，依据惯例，餐饮连锁店的操作规程、食品制作工艺等均需统一，否则，难以体现特许者统一的业务模式。再次，依据原、被告双方在“合约”第三条第七项中的约定，“原告所属人员均应接受被告所安排之相关训练，并经被告检定认可后方可正式营业”，因此，如果被告未对原告进行培训、未向原告传授食品制作工艺等技术，原告根本无法开业。综上，本院确认被告已履行了相应的合同义务。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原告所设立的永和豆浆店停业的原因在于刘凤英所开设假店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的侵犯，对此，台湾弘奇已起诉刘凤英并获胜诉，台湾弘奇已将刘凤英赔偿款项的80％支付给原告用作补偿。而原告在停业后，怠于继续履行“特许经营合约”，至今未继续开业，造成其经济损失的扩大，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因原告自身行为造成的损失，于法无据。鉴于原告有关合同无效的主张不成立，且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因此，原、被告间的合同尚不具备解除的条件。现被告自愿解除合同并退还原告保证金5万元，于法不悖，本院对此予以准许。考虑到原告停业至今，以及被告同意解除合同的意愿，对本院判决解除合同之日至合同期满之日（即2004年4月30日）的商标使用费和加盟金，被告应酌情按比例向原告返还，经计算，商标使用费为8100元，加盟金为6480元，共计14 58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陈微与被告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于2001年4月1日签订的“合约”；
二、被告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陈微合同保证金人民币50 000元：
三、被告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陈微商标使用费人民币8100元，加盟金人民币6480元，共计人民币14 580元；
四、原告陈微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 404元，由被告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负担1353元，原告陈微自行负担9051元。
【评析】
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03年底，我国已有1900个体系，特许加盟店近802万个，就业约200万人，覆盖50多个行业。在我国，特许经营这种新型的经营模式近年来正以每年50％至60％的速度在发展着。由于特许经营合同对特许方、加盟方的权利义务、特许经营权的内容和授予方式等的约定往往较为模糊，导致纠纷频频产生。作为一种新的案件类型，特许经营合同纠纷在商事案件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该类案件通常涉及到多重法律关系，而立法的相对滞后增加了案件的审理难度。本案在合同效力的判定、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特许方与加盟方的利益平衡等方面均具有典型性。
（一）系争合约是否具备合同的法律特征
依据商务部于2004年出台的《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商业是指通过签订合同，特许人将有权授予他人使用的商标、商号、经营模式等经营资源，授予被特许人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经营体系下从事经营活动，并向特许人支付费。本案对的定义援引的是国内贸易部制定的《商业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因《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的实施，已于2005年2月1日起废止）。两者比较而言，前者的规定显然更加精确，即将“自己所拥有的商标„„”修改为“有权授予他人使用的商标„„”。依据上述定义，特许经营合同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基本要素：特许方与被特许方（又称加盟方）；权的内容；对合同双方的调整和控制条款；费用的支付。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约”来看，内容涉及到被告的区域特许人资格、授权许可的内容及范围、对被特许人的教育和培训、权利金和加盟金的给付。合同内容完备，具备特许经营合同的法律特征。
（二）本案案由如何确定
最高法院于2000年10月30日制订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并无特许经营合同纠纷这一案件类别，本案在立案时所确定的案由为经营合同纠纷。经营合同纠纷作为一种案由，囊括了诸如承包经营、租赁经营、联营等一般意义上的、调整特定经营行为的案件类别。而特许经营作为一种新的经营模式，与
上述的经营行为有显著区别。主要表现在：（1）法律关系更为复杂，是一种一揽子解决方案，其中包括特许者提供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如商标、商号、诀窍、训练和技术支持，特许者对被特许者的相对控制权，及被特许者遵循特许者指示，遵循协议财务条款。”[1]（注释[1]：参见张玉卿、庞正中主编：《国际特许经营指南》，法律出版社出版，第2页。）（2）对特许者资格的审查更为严格，这种资格直接决定了合同的效力，如本案的争议之一即为被告是否具备特许者资格。（3）法律依据不同，除了援引合同法、民法通则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外，在对合同主体、内容等的审查上，可以参照商务部制订的《商业管理办法》。基于上述原因，为了统一执法尺度，规范相关案件的审理，我们认为，应当将涉及这一新型的商事行为的案件以合同纠纷确定案由。
（三）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
原告提起诉讼的主要原因在于认为合同无效，其主要理由在于，认为被告不具备特许者资格（成立不足1年，以及并非权利人）。在该类合同效力的判定方面，“特许者适格”的确是合同有效成立的前提。《商业管理办法》针对特许人的资格规定了六个条件[2]（注释[2]：参见商务部《商业管理办法》第七条。）。本案所援引的《管理办法》亦规定，特许者需具备1年以上良好的经营业绩。但由于这些规定均属于部门规章，尚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只能作为审理案件时的参考。因此，本案所涉及的特许者资格问题主要指被告是否有权将经营权授予他人，从举证责任分配的角度而言，被告应就此提供证据。本案中，被告提供了台湾弘奇的授权书。依据授权书，台湾弘奇作为永和豆浆品牌的持有者，授予被告在特定地域内独占的、自己开特许店或向他人进行特许的权利，因此，被告具备分特许者的资格。依据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如果被告不具备该资格，其与原告签约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在未得到特许者追认的情况下，一方面构成对权利人（台湾弘奇）的侵权，另一方面将直接导致其与他人签订的合同的无效。
（四）被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
原告还认为被告存在“无独特的专利产品和可传授的经营管理技术和诀窍，允许他人在同地开设加盟店”的欺诈行为，这就涉及到特许经营权的内容问题。特许经营权主要包括商标、商号和经营模式等经营资源。对此，同样应由被告针对合同所约定授权范围进行举证。法院在审查时，应要求特许者就合同条款进行充分的阐释。为避免纠纷发生，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应尽量就经营权的内容特别是经营模式作出详细约定。本案中，法院依据一些间接证据如被告对原告进行了培训、为原告提供了统一的企业形象等，确认被告合同义务的完成。关于原告主张的第二个理由，即被告是否允许他人开设加盟店的问题，则取决于合同双方对于区域性的是否做了排他性的约定。此外，法院虽判决被告返还部分加盟金，但严格来说，加盟金是加盟方者获取特许经营资格的对价，加盟方在交纳该费用后即可直接享受他人成功的经营模式，因此，加盟金在法律性质上不同于预付款，如果合同未涉及解约时的处理原则，即使中途解约，加盟金也不存在退还问题。本案之所以判决被告返还部分加盟金，是考虑到被告同意解除合同以及原告始终处于亏损状态这一事实，努力实现合同双方的利益平衡。
（编写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徐慧莉
责任编辑：袁春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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