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上海某有限公司诉某板式换热器公司名誉权纠纷案,

第一篇：原告上海某有限公司诉某板式换热器公司名誉权纠纷案,

原告上海某有限公司诉某板式换热器公司名誉权纠纷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09）浦民一（民）初字第10187号

民事判决书

原告上海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某路某弄某号某室。

法定代表人陈某，上海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金某，上海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奚某，上海市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某板式换热器（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路某号某号厂房。法定代表人程某，某板式换热器（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于某，上海市某律师事务律师。

第三人上海某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松江区某镇某路某号某室，经营地上海市闸北区某路某号一某楼某室。

法定代表人沈某，上海某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马某，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原告上海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诉被告某板式换热器（上海）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09年5月1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周某独任审判，审理过程中，依法追加上海某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09年7月16日、11月2日、2010年4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金某、奚某，被告某板式换热器（上海）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于某，第三人上海某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马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诉称，原告系可口可乐某公司中标的制冷设备供应商。

2008年5月12日，原告向被告授权代理商第三人订购被告公司品牌的“SONDEX”板式换热器六台。签约之时，第三人分别提供被告的各类授权文件及证书。此后，原告将上述六台换热器交付可口可乐某公司工地。之后，被告向可口可乐某公司声称上述换热器并非其品牌产品。为此原告要求第三人予以澄清，第三人与被告共同出函证明上述换热器均系“SONDEX”品牌产品。然而时隔不久，被告委托律师致函可口可乐公司称，其所购的换热器系假冒产品，并称将追究其使用侵权产品的责任。可口可乐公司即要求原告退货、换货，否则停止原告其他所有产品的验收。原告为维护自身之商誉，原告另行采购并安装。为此产生重购费用人民币（以下币种同）684,000元、安装费30,000元、运输费用9,000元，共计723,000元。原告认为，被告一方面确认其授权代理商供应产品的品牌，一方面又发函宣称原告所购产品系假冒产品，其自相矛盾的前后陈述系愚弄原告及其最终用户的恶劣行径，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商业声誉并导致可口可乐某公司退货的严重后果，被告理应为其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现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登报致歉；判令被告赔偿损失723,000元。

被告某板式换热器（上海）有限公司辩称，被告与原告所声称第三人之间没有生意往来，也没有授权，第三人也不是被告的代理商。2009年4月在某可口可乐公司发现涉案设备不是原告生产，故向可口可乐某公司发律师函，被告向可口可乐公司发律师函的行为是正当。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上海某制冷设备有限公司陈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08年5月12日的《设备买卖合同》记载“卖方：上海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买方：上海某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买卖设备：（1）上海SONDEX融冰板式换热器S62－IS10－143－TKTM31二台（2）上海SONDEX供冰板式换热器S62－IS10－1

21－TKTM93二台（3）上海SONDEX冬季运行板式换热器S110－IS10－215－TKTM49二台……”。上述合同卖方签名人为郑晓安。上述合同签订时郑晓安向原告提供了加盖有“某板式换热器（上海）有限公司”印章的某公司简介、确认书、某板式换热器（上海）有限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代码证、某板式换热器（上海）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授权书等。2009年4月2日，加盖有“某板式换热器（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某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印章的函称，可口可乐装瓶商生产（某市）有限公司现场工地的设备系被告原装设备。2009年4月16日，被告委托上海市某律师事务所于某律师致函可口可乐装瓶商生产（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安装的使用的六台板式换热器设备是冒用SONDEX（某）品牌的设备，要求拆除假冒SONDEX产品和设备。之后，可口可乐装瓶商生产（某）有限公司发函要求原告更换涉案六台板式换热器，原告根据可口可乐装瓶商生产（某）有限公司的要求，另行购买相关设备进行了更换。2008年6月至12月期间，第三人向原告提供购货单位为原告、销货单位为第三人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六份，金额为541,880元。

审理过程中，被告提供涉案板式换热器设备与被告生产的板式换热器设备对比照片4组。

上述事实有，《设备买卖合同》及附件、2009年4月2日信函、2009年4月16日律师函、可口可乐装瓶商生产（某）有限公司信函各1份，庭审笔录各3份，照片4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6份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原告、第三人均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在可口可乐装瓶商生产（某）有限公司安装的涉案设备系被告生产，且原告根据可口可乐装瓶商生产（某）有限公司要求更换涉案设备的行为，也可证明涉案设备非被告生产，被告向可口可乐装瓶商生产（某）有限公司发函的行为，是被告维

护其自身权利的合法行为，并不存在侵犯原告名誉权的行为，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海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030元，减半收取计5,515元，由原告上海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周伟忠

书记员周丽萍

第二篇：徐恺诉上海宝钢冶金建设公司侵犯名誉权纠纷案

徐恺诉上海宝钢冶金建设公司侵犯名誉权纠纷案

上传时间:2007-9-16

原告：徐恺，男，44岁，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德都路。

被告：上海宝钢冶金建设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宝泉路1号。

法定代表人：陈明，该公司总经理。

原告徐恺因与被告上海宝钢冶金建设公司(以下简称宝冶公司)发生侵犯名誉权纠纷，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徐恺诉称：原告于1983年8月至被告宝冶公司工作，双方签有正式劳动合同。2001年1月4日，原告向被告提交书面辞职报告，被告负责人于同年1月8日在原告的辞职报告上签字同意，原告亦按被告的要求进行了工作交接。原告离开被告处以后，在求职过程中，多次遇到用人单位起初同意录用，但随后又以各种理由拒绝录用的情况。2005年2月，原告到上海晖龙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应聘，面试合格后，该公司又以原告曾因违反劳动纪律被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为由，拒绝录用原告。原告此时才知道被告在为原告办理退工手续时，注明原告是因违纪被解除劳动合同。正是被告作出的这种不实记载，致使原告在和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后至今未找到工作，长期无法就业。另被告未按规定及时将退工单第三联交给原告，原告至2005年8月才从被告处取得该退工单。原告认为，在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后，被告对已不属于其职工的原告再以违反劳动纪律为由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是无效的，且原告事实上也根本没有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被告的上述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并对原告的重新就业、求职造成影响，使原告长期找不到工作，被告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害原告名誉权；向原告书面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9 340元(按每年上海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2001年计算6个月、2002年计算12个月、2003年计算12个月、2004年计算12个月、2005年计算8个月)；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被告宝冶公司辩称：原告徐恺的辞职申请应向公司劳动人事部门提出，并由劳动人事部门决定是否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原告在向其主管领导提出辞职后，被告曾两次发函通知原告前来办理有关手续，但原告未来办理，故被告未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直到2004年5月，因原告持续旷工，被告才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在解除劳动合同前，被告仍按规定支付了原告工资并为原告缴纳了养老金等。被告认为，原告在递交了辞职报告后，尚未按规定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即不来上班，持续旷工，违反了本公司的劳动纪律，故被告以原告违纪解除劳动合同是正确的，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查明：原告徐恺自1983年8月1日起进入被告宝冶公司工作。1996年12月，原告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宝冶公司机械设备安装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机装公司)根据生产需要，录用原告。合同的期限为无固定期限，自1997年1月1日起，若双方约定的解除或终止条件出现，劳动合同即解除或终止。双方在合同中还约定：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劳动合同的，双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原告严重违反公司劳动纪律及规章制度的，被告可解除劳动合同；原告提前 30日书面通知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并履行了劳动合同约定的赔偿、违约条款，原告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2001年1月4日，原告向被告提交书面辞职报告。同年1月 8日，机装公司副经理杨华兴签字同意了原告的辞职 1

申请。当日，原告将工作移交给被告。后原告一直未到被告处上班。2001年5月30日，被告因原告于2001年1月提出辞职后一直未上班，也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同日，被告开出上海市职工退工通知书，在通知书上写明：因原告违纪解除，于2001年5月30日退工。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另查明，在与原告徐恺解除劳动合同前，被告宝冶公司仍向原告发放了2001年2月、3月、4月的工资。被告于2001年5月30日开出上海市职工退工通知单后，将其中一联给了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劳动服务所，但未将上海市职工退工通知单交给原告。2005年2月，原告到上海晖龙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应聘，该公司以原告曾因违纪被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为由拒绝录用原告。原告于 2005年8月从被告处领取了上海市职工退工通知单。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还查明，机装公司系被告宝冶公司下属的分支机构。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徐恺向其所在单位、被告宝冶公司下属分支机构机装公司提交了辞职报告，机装公司副经理杨华兴于2001年1月8日签字同意了原告的辞职要求。杨华兴的行为应视为被告的行为，且原告随后也于当日完成了工作移交，故应当认定原告与被告于 2001年1月8日协商解除了劳动合同。被告辩称，根据其公司内部规定，原告应向公司劳动人事部门提出辞职报告，杨华兴无权批准原告的辞职申请，故杨华兴的签字不能视为被告同意原告的辞职。法院认为，杨华兴作为被告下属分支机构机装公司的副经理，是否有权同意原告提出的辞职申请，属于被告内部规定公司领导成员分工的事项，原告作为一般员工并不知情。本案中，杨华兴应当知道自己无权批准原告的辞职申请，但杨华兴并未告知原告应向公司劳动人事部门提出辞职要求，而是自行作出批准决定，原告认为杨华兴批准后双方即可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故对被告的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被告宝冶公司在事实上已经与原告徐恺解除劳动合同后，又以原告旷工违纪为由，再次单方面解除与原告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并在退工单上写明原告因违纪被解除劳动合同，缺乏事实依据，其行为具有过错。因被告将其中一联退工单交给了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劳动服务所，使得原告在求职市场上存在了不良记录，导致包括上海晖龙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在内的不特定的用人单位了解到原告“曾因违纪被解除劳动合同”这一不真实的情况。被告的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名誉，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对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其名誉权、书面赔礼道歉的请求，应予支持。根据被告侵权的行为方式、手段、场合及所造成的后果，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并无不当，予以支持。原告诉称2005年 2月到上海晖龙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应聘时，在面试合格后，该公司以原告曾因违反劳动纪律被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为由拒绝录用原告，有原告提供的上海晖龙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的通知单为证，予以采信。对原告因此要求被告按上海市最低工资690元标准计算2005年间8个月的损失，计 5520元的请求，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按前述标准赔偿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的损失，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不予支持。

据此，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06年8月14日判决：

一、被告宝冶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2001年5月30日开出的上海市职工退工通知单上的退工原因予以更正并向原告徐恺书面赔礼道歉(道歉内容应经本院核准)；

二、被告宝冶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徐恺精神损害抚慰金 2000元；

三、被告宝冶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徐恺2005年间8个月的经济损失5520元；

四、原告徐恺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宝冶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被上诉人徐恺的辞职申请应当向公司劳动人事部门提出，且徐恺在向其领导提出辞职后，宝冶公司曾二次发函通知徐恺前来办理有关手续，但徐恺始终未来办理，直至2001年5月宝冶公司因徐恺持续旷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故宝冶公司并未侵犯徐恺的名誉权，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徐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徐恺辩称：在上诉人宝冶公司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后，被上诉人即不再是上诉人的员工，上诉人却以被上诉人违纪为由再次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并将“违纪”事由写进职工退工通知单，影响被上诉人就业，侵犯了被上诉人的名誉权，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了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的事实。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名誉是指根据公民的观点、行为、作用、表现等所形成的关于公民品德、才干及其他素质的总体社会评价，是对公民社会价值的一般认识。公民享有名誉权，法律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劳动用工单位有权对劳动者实施管理并对劳动者的劳动、工作情况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种评价也是劳动者总体社会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用工单位对劳动者作出不实、不良的评价是否构成对劳动者名誉权的侵犯，应当根据劳动用工单位的行为是否具有过错、劳动者的名誉有无被损害的事实、劳动用工单位的行为与劳动者的名誉受损之间有无因果关系等因素加以认定。

被上诉人徐恺原系上诉人宝冶公司下属分支机构机装公司的员工。2001年1月 4日，徐恺向机装公司提交辞职报告，经机装公司副经理杨华兴签字同意后，徐恺办理了工作移交。宝冶公司上诉称杨华兴无权批准徐恺辞职，徐恺尚未正式办理退工手续即不来上班，属于旷工，宝冶公司以徐恺违反劳动纪律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法院认为，杨华兴是否有权决定批准徐恺的辞职申请，涉及宝冶公司内部管理问题，徐恺作为普通员工对此并不了解。杨华兴在接到徐恺的辞职报告后并未指示徐恺到公司相关职能部门办理辞职事宜，而是直接在辞职报告上签字同意，徐恺因此认为已经与宝冶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一审认定徐恺以辞职方式与宝冶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正确，宝冶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宝冶公司在已经与徐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后，又以徐恺尚未正式办理退工手续即不来上班，属于违反劳动纪律为由，再次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并在退工通知书中记载“因违纪而解除合同”，致使徐恺在求职市场上存在不良记录，其行为缺乏依据并具有过错。

上诉人宝冶公司在被上诉人徐恺退工通知书中作出的关于徐恺“因违纪而解除劳动合同”的不实记载，是对徐恺劳动、工作情况的负面评价。该不实记载存在于求职市场，为相关用人单位所知悉，事实上降低了对徐恺的社会评价，并对其就业、求职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一审认定宝冶公司的行为构成对徐恺名誉权的侵犯，并根据侵权的行为方式、手段、场合及所造成的后果判令宝冶公司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并无不当。

据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06年8月14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津世纪大道营业部、中国旅游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天津

证券交易营业部、中国旅游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侵权纠纷案

上传时间:2007-9-9

上诉人(原审被告)：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第41层。

法定代表人：段强，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拉萨道8号。法定代表人：李裕汉，该中心主任。

原审被告：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津世纪大道营业部。住所地：天津市大港区世纪大道90号农业银行大厦三层。

原审被告：中国旅游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天津证券交易营业部。住所地：天津市大港区世纪大道90号农业银行大厦三层。

负责人：徐英姿，该营业部主任。

原审被告：中国旅游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新中街2号。法定代表人：冯宗苏，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世纪证券)为与被上诉人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住房公积金)、原审被告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津世纪大道营业部(以下简称世纪营业部)、中国旅游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天津证券交易营业部(以下简称中旅营业部)、中国旅游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旅信托)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津高民四初字第7-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吴庆宝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贾纬、沙玲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袁红霞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查明：2004年7月2日，住房公积金在中旅营业部开立资金账户，账号为 81000066。当月8日，住房公积金委托中旅营业部以7420万元人民币购入代码为 010405，面值为78 949 000元的国债。2005年7月，住房公积金无法进入资金账户，经与中旅营业部交涉，对账单显示住房公积金购买的上述国债已被挪用。

2002年初，世纪证券开始整体收购中旅信托证券类资产，同年5月1日起世纪证券行使经营权和管理权。2003年9月29日，中旅信托与世纪证券签订协议，中旅信托所属的全部证券资产转让给世纪证券。2005年7月28日，中旅营业部向住房公积金出具说明，其原总部为中旅信托，自 2002年7月原中旅信托的6家营业部的证券资产开始被世纪证券实质性的接管，现中旅营业部隶属于世纪证券。世纪证券在其宣传网页上宣传世纪营业部为协议受让中旅营业部的基础上成立。2005年8月 9日，世纪证券向住房公积金出具说明承认欠住房公积金委托国债资金7420万元，商议以相关房产抵偿债务。中旅营业部已变更为世

纪营业部。

2005年7月28日，住房公积金以侵权纠纷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世纪营业部、世纪证券、中旅营业部、中旅信托返还住房公积金购买的代码为 010405的04国债

(5)或赔偿相应的损失。一审答辩期间，世纪证券提出了管辖权异议。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住房公积金以侵权为由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因侵权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天津市为侵权行为地，本案被告世纪营业部及被告中旅营业部住所地均在天津市，因此其对本案享有管辖权。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该院裁定驳回了世纪证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世纪证券不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津高民四初字第7-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属于委托理财引起的纠纷，上诉人并不存在侵权的事实，一审法院以“侵权行为地”为标准来认定管辖法院不正确。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本案只能依据“合同履行地”或“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而“被告住所地”和“合同履行地”都为广东省深圳市，因此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应当将本案移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住房公积金答辩称：住房公积金与世纪证券不存在合同关系，世纪证券及其他被告挪用住房公积金的国债属于侵权行为。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本案有四个被告，其中两被告世纪营业部和中旅营业部在天津，挪用本案国债的侵权行为发生在天津，住房公积金有权选择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即便本案如上诉人所称是合同纠纷，因世纪营业部和中旅营业部在天津，合同履行地也在天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亦具有管辖权。因此，无论是侵权纠纷还是合同纠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都具有管辖权。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审裁定。

本院认为：客户在证券公司营业部开户投资，证券公司及其营业部对客户资金账户内的资金和证券，不仅负有合同约定的妥善保管义务，而且负有法定妥善保管义务。当客户账户内证券或资金被证券营业部挪用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客户有权选择违约或侵权诉由提起民事诉讼。本案住房公积金因在中旅营业部资金账户内的国债被挪用，以侵权为由对中旅营业部等相关被告向中旅营业部所在地的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世纪证券上诉称本案属于委托理财引起的纠纷，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关于将本案移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上诉请求，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第三篇：沈A诉A(上海)木业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沈a诉a（上海）木业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010）闵民二（商）初字第262号

民事判决书

原告沈a，男。

委托代理人邱a，上海a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吕a，上海a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a（上海）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春申路×××。

法定代表人卜a，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a，北京市b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叶a，北京市b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原告沈a与被告a（上海）木业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0年2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周皓媚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a及其委托代理人吕a，被告a（上海）木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叶a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沈a诉称，其与被告存在长期的礼品加工承揽业务合作关系。2009年9月14日左右，被告员工俞a通过电话及网络要求原告为其紧急加工一批变色礼品杯，双方就此业务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口头约定礼品杯单价为8.3元（人民币，下同），加工数量5,000个，交货时间为2009年9月25日，被告于2009年9月14日先支付原告30%款项即12,450元。之后，原告立即按约完成了承揽义务，并于2009年9月25日交付被告。但被告收货三天后却以质量不合格为由拒绝支付余款29,050元，并要求原告将系争礼品杯取回。原告认为，其承揽的杯子不存在质量问题，被告以此为由拒不付款侵害了其合法权益，故诉至本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剩余价款29,050元。

原告为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3、原告银行卡对帐单及送货单各1份，证明被告于2009年9月15日支付原告预付款12,450元；原告于同年9月25日按约交付被告约定数量的礼品杯；

4、通知1份，证明被告承认于2009年9月25日收到原告交付的礼品杯5,000个，以及被告以杯子存在质量问题拒付原告剩余价款。

被告a（上海）木业有限公司辩称，原、被告确实存在5,000个礼品杯的承揽合同关系。被告收到杯子后，因杯子的质量问题与原告进行过协商，原告之后委托了李a全权处理此纠纷。根据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被告与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a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将价款减少为21,450元，扣除已付原告的预付款12,450元后，剩余价款9,000元在签订协议时即支付给了李a。因此，本案系争的承揽合同纠纷已经了结，原告的诉请应予驳回。

被告为其抗辩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2009年10月9日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1份，证明原告委托李b、李a全权处理原、被告之间的承揽合同纠纷； 2、2009年10月12日的协议书1份，证明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a与被告协商后签订协议，同意将价款减少为21,450元，扣除已付款12,450元后，剩余价款9,000元在签订协议书时即支付给了李a，李a以收款人身份在协议书上予以签收。

庭审质证中，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认为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但认可俞a系其单位员工；对证据2真实性不能确认，但认可原、被告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对于价款、数量等均无异议；对证据3中对帐单真实性无异议，对送货单真实性无法确认，但认可其员工俞a确实代表被告签收了5,000个礼品杯；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均不认可，认为李b、李a不是其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上债权人c制伞厂亦与原告自然人身份不符，但原告承认与被告发生纠纷后，其曾委托讨债公司追讨款项，并向讨债公司出具了该份内容并不完整的授权委托书，庭审中原告确认该授权委托书上第一行委托人处“沈a”的签名及落款处委托人“沈a”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第二行手写的电话号码亦其本人所写，委托书除此之外的手写内容非其本人所写。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原告亦不认可，认为该协议书无被告公章、所谓的原告代理人李a提供的身份证号虚假、且该协议书仅能证明被告与李a之间的约定。

本院对双方的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

基于上述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09年9月中旬，原、被告通过网络方式，商定被告委托原告为其定作5,000个礼品杯，礼品杯单价为8.30元，交货日期为同年9月25日，并约定被告于同年9月14日支付原告总价款的30%即12,450元作为预付款。双方达成承揽合意后，即实际履行。被告于2009年9月15日向原告支付了12,450元预付款，原告则于同年9月25日向被告交付了5,000个礼品杯。

2009年9月28日，被告致函原告，认为经对原告交付的礼品杯检查后发现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并要求作全部退货处理。双方由此产生纠纷。

2009年10月12日，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a持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与被告协商后签订协议书1份，内容大致为：被告向原告采购的礼品杯由于质量问题，原告委托李a全权处理此事，原总价为41,500元，经协商一次性付款21,450元，前期已付款12,450元，今天再付款9,000元。协议书上，李a以原告代理人身份签字，并在收款人处签字，对此，被告称协议书签订当时，其向李a支付了余款9,000元后，由李a在协议书收款人处签字进行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之间就本案系争承揽合同所产生的债务是否已经结清。被告提供了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协议书，据此主张其已与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a就本案纠纷达成了减少价款的协议并已实际履行完毕，因此双方的债务已经结清。针对被告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原告述称该委托书系其先前委托讨债公司追讨本案系争价款时向讨债公司出具，其签名时委托书上其余内容均为空白，但其从未委托过李a处理与被告之间的纠纷，亦不认识李a。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原告对授权委托书上签名在前、主文手写内容形成在后这一节事实并未举证证明；其次，即便原告所述属实，那么原告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具备一定的法律常识和风险意识，应当预见到其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名并将委托书交付给他人所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因此，该授权委托书应当对原告具有法律约束力，由此所引起的民事法律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基于上述规定，本案中，李a持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以原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被告磋商并达成的《协议书》，亦应对原告产生法律拘束力。原告作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李a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由此，被告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将本案价款余款9,000元支付给了李a，其已经履行了余款支付义务。至此，原、被告之间的债务已经结清，原告现起诉被告再行支付价款，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如认为李a在代理活动中对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可根据相关证据，另行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沈a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63.13元，由原告沈a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书 记 员 周皓媚茅建中

第四篇：原告陈x诉被告上海xx健身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原告陈x诉被告上海xx健身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

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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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浦民一（民）初字第6665号

民事判决书

原告陈x，女。

委托代理人梅x（系原告的丈夫），男。

被告上海xx健身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昌邑路55弄22号。法定代表人汤xx，总裁。

委托代理人杨xx，公司职员。

原告陈x诉被告上海xx健身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x诉称，2007年7月30日，原告的丈夫xx在上海xx昌邑健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办理了面额为人民币500元的次卡，次数为25次，期间自2007年8月5日至2008年8月4日。因该卡为次卡，所以原告也可以使用。2008年5月底，原告发现怀孕，就没有再使用该卡。2008年8月4日，原告至xx公司申请暂停会籍。该公司称因原告并非会员，不能暂停会籍，为使余额还能使用，建议再充1,000元(50次)。原告支付了1,000元，与原剩余的13次合并，办理了两张卡，并将两张卡的名字都改为原告。在入会申请表上，xx公司将开始日期写为2008年12月30日，截止日期写为2009年12月30日。原告当场提出异议，xx公司称在该表上无法写得太详细，但在系统中会有记录。后原告意外流产。身体恢复后，原告开始使用其中的一张卡，另一张卡未使用。2009年7月，原告再次怀孕。原告与xx公司电话联系，希望根据《健身俱乐部会员条款及权益》将

卡暂停一年。xx公司拒绝，并称根据其电脑系统，两张卡至2009年年底均到期。后原告与xx公司的经办人员任传虎联系，其在电话中承认当时承诺了原告以上内容，称xx公司已被被告收购但不影响当时的承诺。2009年12月9日，原告至店里交涉，被告称原告不是年卡会员，不能暂停，以前xx公司的销售人员的承诺不再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被告未按约提供服务，存在欺诈行为。诉请：判令被告返还健身卡中的余额1,060元，另赔偿损失1,060元。

被告上海xx健身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辩称，被告受让原xx公司，以系统中的信息对原始会员行使服务义务，原告当初办卡时没有签订会员协议，且其入会申请书上没有加盖公章，只有原告丈夫梅xx的材料是加盖公章的。至于原告所称的xx公司的员工所做的口头承诺，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在会员协议第7项第4条中有相关的约定。原告分别以其本人的名义及其丈夫梅xx的名义办理了两张健身卡，原告的丈夫梅xx的卡中的余额已经转移到了原告名下的卡中。以原告名义办的卡中充值了1,000元,共50次。现原告的两张卡中还剩余45次。表示不同意原告的诉请，但同意给原告延长健身卡的使用年限一年，有效期延长至2011年4月27日。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案外人梅xx系夫妻关系。2007年8月2日，梅xx在xx公司办理了次数为25次的次卡，向该公司支付了500元，卡的使用期限为2007年8月5日至2008年8月4日。2008年8月4日，原告在xx公司办理了次数为50次的次卡，原告向该公司支付了1,000元。原告并将梅xx以前办理的卡中剩余的次数与原告此次办理的卡合并，两张卡均办理至原告的名下，卡号分别为：NO.C5004675、NO.C5004676，两张卡的截止使用日期均为2009年12月30日。在梅xx办理的卡的《会员入会协议》中的xx健身俱乐部会员条款及权益中以及原告办理的卡的《入会申请表》中的健身俱乐部会员条款及权益中均约定：会员的定金、入会费以及会员费一经收取无特殊原因不予退还。年卡会员

可以有三次暂停会籍的权利，但必须以书面形式向xx公司提出申请，并附上相关证明，会籍暂停一次最少一个月，最多六个月。会员暂停会籍后应该交纳管理费，一至三个月为50元，四至六个月为100元。如有女性会员因怀孕需暂停会籍，在提供相关医院证明后可享受会籍免费暂停一年的待遇。会员与任何xx公司员工在未经公司授权的情况下达成的协议、交易或约定，公司都将视其为个人行为，并拒绝承担责任。若有其他任何补充事宜，必须有公司的盖章才予认可。xx公司的总经理是唯一经授权可以变更会员申请表内容的人，公司的其他员工无权变更会员申请表的内容或与会员签订任何单独协议。现xx公司已被被告收购。2010年2月25日，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审理中，原、被告均确认除次卡外，还可以办理年卡。原告办理的是次卡。次卡是按次使用的，年卡是一年内可以无限次使用的。原告表示：其两张卡中还剩余53次，被告则表示：原告的两张卡中还剩余45次。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被告的介绍材料、《会员入会协议》、《入会申请表》、网上打印材料、健身卡复印件、结婚证，以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原告与任传虎的录音，本院无法确定其真实性，且原告提供的《会员入会协议》及《入会申请表》中均有约定“会员与任何xx公司员工在未经公司授权的情况下达成的协议、交易或约定，公司都将视其为个人行为，并拒绝承担责任。若有其他任何补充事宜，必须有公司的盖章才予认可。xx公司的总经理是唯一经授权可以变更会员申请表内容的人，公司的其他员工无权变更会员申请表的内容或与会员签订任何单独协议”，因此，即便相关录音是真实的，任传虎也无权对原告作出相关承诺，即便有相关承诺，该承诺也对被告不发生效力。在原告提供的《会员入会协议》及《入会申请表》中均明确约定“年卡会员可以有三次暂停会籍的权利，但必须以书面形式向xx公司提出申请，并附上相关证明，会籍暂停一次最少一个月，最多六个月。会员暂停会籍后应该交纳管理费，一至三个月为50元，四至六个月为100元。如有女性会员因怀孕需暂停会籍，在提供相关医院证明后

可享受会籍免费暂停一年的待遇”，针对的是年卡会员而原告办理的是次卡并非年卡。因此，原告称2009年7月其再次怀孕与xx公司电话联系，希望将卡暂停一年，但遭拒绝，被告的此行为并不构成违约。原告也无证明表明被告存在欺诈行为。对于原告的所有诉请，应予驳回。被告自愿将原告的两张健身卡的有效期延长至2011年4月27日，于法不悖，应予准许。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陈x的所有诉讼请求；

二、原告陈x在被告上海xx健身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处办理的两张健身卡（卡号分别为：NO.C5004675、NO.C5004676）的有效期延长至2011年4月27日。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陈x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谢辉东

审判员何俊杰

代理审判员许培林

书记员李超

第五篇：公司诉人社局《工伤认定书》纠纷案,原告代理词

代

理

词

审判长、陪审员：

我依法接受本案原告人XXXXXXX有限公司委托，担任原告人XXXXXXX有限公司的全权诉讼代理人，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同时，在庭审前，也是本事件的全程见证人。5.27重大责任事故发生后，我既接受XXXXXXX有限公司之委托，带车急送伤者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XXX医院救治;其间与XXX家属代表及其所聘律师就补偿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因双方期望值相差巨大磋商未果;以后按照原告要求，提供了相关举证材料；今天又参加了庭审调查。对本案的案件事实有着充分的了解。

首先，我受XXXXXXX有限公司之委托，代表公司领导及全体员工，对伤者的受伤表示惋惜和同情，公司领导表态，愿意为XXX在当地最好的医院已经治疗痊愈的情况下，再给予适当的救助和补偿。

根据事实与法律，提出证明被告（某市人社局。以下同。）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违法的资料和意见，维护原告人的合法权益，这是受托代理人的当然职责。纵观本案，受托代理人认为：

一、被告工伤认定程序不合法

被告在答辩状中所列各项程序详细，时间节点明确，看似条理清晰、程序合法。但是，被告故意回避了一个关键的事实，《工伤认定办法》第九条规定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可以根据需要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调查核实”；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根据工作需要，进入有关单位和事故现场”；第二款规定：“依法查阅与工伤认定有关的资料，询问有关人员并做出调查笔录”。本受托

代理人认为，《办法中》的“需要”是指双方当事人意见不一，产生分歧的。《工伤认定决定书》中的双方，正是多次协商未果，产生了巨大分歧，一方当事人才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的。所以，对于被告在法律上是“需要”的，即被告必须履行的职责。被告无视原告根据被告要求所提供的各项举证材料，更不对当事人、事故现场及相关人员进行走访、调查和取证，草率的做出了《工伤认定决定书》，在程序上是不合法的。现在社会上许多人认为，只要是在工作单位受的伤，无论什么情况，都是工伤，单位就得赔偿，甚至有关社保行政部门的某些工作人员也不止一次的对我们说过类似的话。难道这就是合法的吗，就是公平的吗。用人单位是合法纳税人，他们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受到尊重和维护。不要认为这些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实真的与本案无关，这些事实（不管社保行政部门是否清楚的了解，很多认定的轻率，伤者过度的强势意识和用人单位的无奈），在一个具体的案件里，已经成为相关参与者的常识、不言自明的社会认知或潜意识。这些事实已经深深嵌入打工人员、社保行政部门、用人单位等案件参与者的内心深处，成为这些案件参与者做出认知、决定、盲目服从的理所当然的、无需思索的条件。从另一个方面说，社保行政部门即使认定错误却受不到相应的行政处分和责罚，甚至完全没有任何行政处分和责罚。这也是人们无奈的、共知的“社会事实”。

二、被告认定事实不清楚

被告在答辩状中所表述的事故发生的经过是清楚的，但经过不一 定就是事实真相，有时甚至是掩盖了事实真相，本案恰是如此。被告认为“原告陈述XXX故意将手伸进输送皮带并涉嫌故意诈骗的情况没有公安机关的认定，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陈述的内容全部基于原

告自己的推论和设想，原告没有认定XXX是否涉嫌故意诈骗的职权不应妄下结论”。事实是：

1、当时XXX的手还在皮带里绞着，疼痛难忍的情况下，原告人不能也没有权力置伤者的伤情而不顾，坐等公安机关来认定是否涉嫌诈骗，原告只能紧急拆除机器，救出伤者，送往医院。

2、对于“必须先停机，再处理，未停机严禁将手伸入皮带”的规定，当班员工XX证明：“他（指XXX）应该知道，天天强调，大伙都知道，我也没想到他用手去弄”。当班值班领导XXX证明：“这次事故的发生，完全是XXX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因为，根据我所知道的情况和事后了解，XXX是在未停机、机器运转的情况下，拒不听同事XX的提醒，故意把手伸入皮带造成的”；对于操作规程“全体员工是非常认真遵守的，唯独XXX不遵守操作规程造成如此后果”这就是证据，足以证明当时的实际情况。

3、XXX无视安全操作规程，拒不听从当班领导和当班同事的告诫、提醒，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而追求这种结果发生，既不是疏忽大意因为“天天强调”，也不是不可预料因为“大伙都知道”，只能是故意。既然是故意，就有可能涉嫌自残，涉嫌诈骗。这样的推论，我认为是严谨的、科学的，也是合法、合情、合理的，而不是所谓的“妄下结论”。被告认为“原告陈述XXX班前引用了大量白酒，是酗酒，没有相关证据证明”。事实是：当班值班领导XXX证明：“更重要一点，XXX班前饮酒，这也是与此事故有联系的”。这就是证据。这些如此重要的证人证言，被告却只字不提，只要求原告出具公安机关的认定和酒精检测报告，不能出具，就认为是妄下结论。而原告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是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做到的。由此，被告对原告的举证刁难是显而易见的。

三、被告适用法律法规不准确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视同为工伤：1.故意犯罪的。2.酗酒或者吸毒的。3.自残或者自杀的。被告认为：“XXX发生事故的情况，没有证据证明具有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况，理应认定为工伤”。本案中有一个事实，被告在答辩状中未曾提及，本受托代理人认为，应当向法庭如实阐明：首先，XXX班前酗酒，班中不顾领导的告诫、同事的提醒，在完全没有非排除不可的故障的情况下，毫无征兆的、突然地将手伸入皮带内，造成受伤；其次，XXX刚刚被送入医院治疗，伤情尚未稳定之时，其家属及不明身份人员6人，来厂大闹，强索赔偿20万元；再次，XXX家属多次向本受托代理人和他人说：“我家欠别人外债十几万，好几年了，就是没钱还”。“这次起码还个差不多”，等等。凡此种种事实，相互关联，环环相扣，在内容上具有相互联系的因果关系，明确的证明了一个清晰的、完整的证据链条。本受托代理人认为：如前所述，原告向被告提供了较多的证据证明XXX具有主观上的故意，其行为符合故意的主、客观构成要件。既然是故意，就有可能具有法定的三大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视同为工伤的法定情形。如此多的证据指向，被告却视而不见，而简单地归为“职工因疏忽大意未严格遵守”，更证明了被告的长久形成的行为惯性和思维定式。

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是简单草率的。对于XXX一方的证据照单全收，对于原告方的证据视而不见，对于不利与XXX一方的法律规定，只字不提，不但无法明确本事故的全部事实，而且把全部利益均归于XXX一方，在这份认定书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被告人按照长久形成的思维定式，草率认定，应付差事的懒政行为；不难看出，这份认定书是先有了结论然后加以勉强的论证，意在造成已经认定的既成事实。那么，法律何在，天理何在，公理何在。我所代理的原告方，只能仰仗法律之天威，依靠法院的公正，来维护自身应有的尊严、应有的公平。

此致

XXX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受托代理人： XXX

2013-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