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坦公司诉厦门海关行政处罚决定纠纷案

第一篇：博坦公司诉厦门海关行政处罚决定纠纷案

博坦公司诉厦门海关行政处罚决定纠纷案

原告：福建省厦门博坦仓储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海沧嵩屿。

法定代表人：陈和华，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厦门海关，住所地：厦门市海后路。

法定代表人：周卓为，该海关关长。

原告厦门博坦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坦公司）因不服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厦门海关（以下简称厦门海关）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诉称：2004年10月27日，被告厦门海关以明知货物走私进口仍提供卸储服务为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以下简称《海关行政处罚细则》）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对原告作出（2002）厦关查罚字第05-028号行政处罚决定（以下简称028号行政处罚决定），决定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44978766元（以下未特殊注明的金额均为人民币），并处罚款1000万元。首先，为这些油料的进口手续不全，原告曾致函厦门石油总公司，也向被告反映过，被告的工作人员曾为此进行过协调，同意放行这些油料，厦门石油总公司也表示由他们负责补办海关手续，责任由他们承担。其次，《海关行政处罚细则》是为1987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下简称海关法）而制定实施的。被告处理本案时，新海关法已经颁布实施，旧海关法及相关细则不再适用。被告适用旧的细则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再次，原告从这些业务中共获取营业收入5797142.97美元，折合人民币47985271元；扣除劳动者工资、仓储设备折旧提成以及其他必要支出26809 123元，扣除给国家上缴的税款3006505元，原告的所得仅为18169643元。被告仅从营业收入中扣除税款，却把其他支出的经营费用都计算为违法所得，对“违法所得”的构成与数额认定错误。第四，被告既把扣除税款后的营业收入都作为违法所得没收，同时又处以1000万元的罚款，处罚显失公正。请求：

一、撤销被告作出的028号行政处罚决定，限期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或者判决变更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二、判令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博坦公司提交028号行政处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以下简称海关总署）的（2004)003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及收件单，用以证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以及博坦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提交博坦公司1997年度和1998年度审计报告、1997年度和1998年度纳税申报表、卸储64艘次货物支出费用一览表、收入计算说明，用以证明博坦公司营业收入总额中包括了经营费用支出及缴纳的税款。

被告辩称：

一、关于厦门石油总公司进口油料不办理报关手续的问题，在开始时原告虽然向被告的工作人员反映过，被告的工作人员也曾口头答复可以先放行后补办手续，但也明确表示下不为例，以后的货要海关同意才可以卸储。

二、原告是专门从事油料仓储的大型企业，有义务审查进口油料的合法来源。原告明知其卸载和仓储的油料均未在中国境内办理报关纳税手续，是走私进口货物，仍进行卸载和仓储，从中谋取利益。被告根据《海关行政处罚细则》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

三、2000年7月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的决定》，仅是对1987年海关法进行修改，并未废除该法。《海关行政处罚细则》虽然是根据1987年海关法制定的，但至被告处理本案时，尚未被制定机关宣布废止；只要其不与2000年海关法相抵触，就应当继续有效。

四、知情不报并为走私人提供方便的行为是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原告为实施违法行为，当然得投入一定成本，即原告所称的经营费用，但这种成本不应得到法律保护，只能根据咎由自取的原则令违法人自行负担。如果对行为人投入的违法成本也给予保护，无异于纵容行为人实施违法行为。因此，被告在扣除了原告上缴给国家的税款后，将原告的其他收入计算为违法所得予以没收，是正确的。原告要求从中扣除其投入的违法成本，没有法律依据，不应支持。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正确的，法院应当维持。

被告厦门海关提交以下证据：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用以证明博坦公司具有经营油品仓储业务的资质；

2.博坦公司与厦门石油总公司的来往函电，用以证明博坦公司明知油料是未办理报关手续的走私进口货物仍卸载和仓储，且未向海关报告；

3.博坦公司与厦门石油总公司、厦门象屿新大地进出口公司签署的柴油仓储协议，用以证明博坦公司允许涉案油料在其油库中卸储并以此收取违法所得；

4.进口成品油卸储情况统计表，用以证明在博坦公司所属油库卸载、仓储走私油料的船舶、运载次数和运载数量；

5.海关核查进口油料的证明材料，用以证明自1997年3月至1998年6月，赫斯特拉号轮等64艘次船舶运载油料入境，未向海关办理报关纳税手续；

6.对陈燕新、林奇志、曾鸣、吴宇波等人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博坦公司允许走私油料在其油库卸载和仓储，知情不报的事实；

7．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闽刑终字第604号、613号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涉案油料是走私货物；

8.博坦公司与厦门石油总公司的来往账单、相关收入计算证明，用以证明博坦公司因卸载和仓储走私油料共收取违法所得44978766元；

9.税收缴款书及清单，用以证明自1997年5月至1998年6月间，博坦公司共向国家上缴税款3006504.77元；

10.02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笔录、海关总署（2004）003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听证通知、听证会记录、行政处罚告知单，用以证明厦门海关的行政执法程序合法；

11.《海关行政处罚细则》第六条第二款，用以证明行政处罚行为的法律依据。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1997年3月至1998年6月，赫斯特拉号轮等64艘次船舶将未在中国境内办理报关纳税手续的柴油1150156.9吨、毛豆油256569.64吨、毛菜籽油15568.344吨、棕油7171.22吨、精豆油30008.01吨、精棕油5633.231吨、大豆油15945.921吨走私入境后，在原告博坦公司所属的油库卸载、仓储，博坦公司因此收入5797142.97美元，折合人民币47985271元，期间向国家缴纳税款3006505元。据此，被告厦门海关于2004年10月27日作出028号行政处罚决定，决定没收博坦公司的违法所得44978766元，并处罚款1000万元。2005年2月4日，海关总署作出（2004）0037号行政复议决定

书，决定驳回博坦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厦门海关作出的028号行政处罚决定。

另查明：1997年3月，原告博坦公司致函厦门石油总公司，提出厦门石油总公司在博坦公司卸储的油料手续不全，不予装船，要求厦门石油总公司提供海关文件。3月25日，厦门海关工作人员吴宇波在协调此事时，口头表示货可以先放，但要求厦门石油总公司补办海关手续，且下不为例，以后的货要海关同意才可以卸储。3月25日、4月1日，厦门石油总公司给博坦公司回函，称海关手续由其办理，责任由其承担，要求博坦公司以后按照现行方式进行作业。

本案争议焦点是:1.将《海关行政处罚细则》第六条第二款作为028号行政处罚决定适用的法律依据是否正确？2．应当如何认定博坦公司的行为？3．本案违法所得数额认定是否恰当？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海关法是法律，《海关行政处罚细则》是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当然要服从法律，但不等于说法律修改了，根据修改前法律制定的行政法规就自然失效。法律无论是否修改，根据法律制定的行政法规中，凡是与修改前或者修改后法律相抵触的条文都是无效的，其他条文必须由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的命令废止才会失去法律效力。2000年7月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改了海关法。2004年9月19日，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其中第六十八条规定：“本实施条例自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1993年2月17日国务院批准修订、1993年4月1日海关总署发布的《》同时废止。”28号行政处罚决定于《海关行政处罚细则》未被废止之前作出，以《海关行政处罚细则》第六条第二款作为法律依据，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作为专门从事油料仓储的大型企业，对受海关监管的仓储油料进口来源是否合法，原告博坦公司负有审查的法定义务。事实上，博坦公司起初拒绝出货，说明其清楚自己的此项义务。但在此之后，博坦公司却长期卸载、仓储及放行没有合法来源的油料，也是本案事实。博坦公司的行为符合《海关行政处罚细则》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知情不报并为走私人提供方便的”情形，被告厦门海关据此对该公司作出处罚决定，是正确的。海关个别工作人员对本案进行的协调，以及厦门石油总公司出具责任由其承担的回函，均不能免除博坦公司的法定义务，对其行为的违法性质没有影响。原告博坦公司违法经营油料的总收入为47985 271元，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上述款项是博坦公司从事违法行为获取的，与违法行为有直接联系，是违法所得。被告厦门海关在扣除3 006 505元税款后，将余额以违法所得没收，并无不当。博坦公司主张从中扣除经营费用，没有法律依据。据此，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规定，于2005年6月10日判决：

维持被告厦门海关于2004年10月27日作出的028号行政处罚决定。

案件受理费284903元，由原告博坦公司负担。

一审宣判后，博坦公司不服，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理由是：1.上诉人在得知油料没有报关纳税手续后，曾拒绝放行，并且向作为监管部门的被上诉人报告过。其后由于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进行协调，提出对厦门石油总公司进口的油料适用“简易程序”上诉人才将这些货物放行。事实证明，对他人的走私情况，上诉人并不知情，更不是知情不报，而是每次放行货物都有被上诉人同意放行的明确指示，因此不具有《海关行政处罚细则》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2.只有“与走私人通谋为走私人提供运输、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的，才是修改后海关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应当处

罚的情形；而《海关行政处罚细则》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知情不报并为走私人提供方便”的行为就要处罚。对比两个条文可以看出，《海关行政处罚细则》比修改后的海关法还严厉，与修改后的海关法相冲突，不能在本案适用；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本解释所称„违法所得数额‟，是指获利数额。”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投机倒把违法违章案件非法所得计算方法问题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在生产经营中，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构成投机倒把违法违章行为的，其非法所得的计算方法是：凡有进销价（包括批发价、零售价）的，以销价与进价之差作为非法所得；属于生产加工的，以生产加工的产品销价与成本价之差作为非法所得。”从上述司法解释与行政规章中可以看出，经营成本应当从违法所得中扣除。在海关总署政法司的一份复函中，也有同样意见。4．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负有审查货物合法来源的法定义务，认为经营成本不应从违法所得中扣除，但对这两个主张都没有提供相应法律依据，属于没有依法履行举证责任。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028号行政处罚决定。被上诉人厦门海关辩称：1.本案事实证明，对海关监管规定，上诉人是清楚的；在此情况下，上诉人仍为无合法手续的进口油料提供仓储方便且未向海关报告，确实符合《海关行政处罚细则》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2.修改后的《海关法》尽管没有提“知情不报并为走私人提供方便的”，应当处罚，但规定进口货物自进境起到办结海关手续止，应当接受海关监管；经营海关监管货物仓储业务的企业，应当按照海关规定办理收存、交付手续；与走私人通谋为走私人提供运输、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海关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这一切说明，无论按《海关行政处罚细则》还是按修改后的海关法，上诉人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另外，《海关行政处罚细则》第六条第二款对知情不报并为走私人提供方便的人只规定了行政处罚，将其当作一般违法行为处理；而修改后的海关法使用“通谋”一词，把为走私人提供运输、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的行为当作走私共犯行为，对实施这些行为的人首先要考虑追究刑事责任，其次才考虑行政处罚。两者相比，当然是修改后的海关法规定更严厉。《海关行政处罚细则》既不与修改后的海关法抵触，在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作出时也未废止，当然可以适用；3.《海关行政处罚细则》规定的违法所得，是指违法行为人因实施违法行为获得的全部收入，对此不应按合法经营计算利润的方法来确定，也不能用其他规定来解释《海关行政处罚细则》规定的违法所得；4.对上诉人审查货物合法来源的法定义务，以及对没收违法所得，被上诉人都向法庭提交了法律依据，已经履行了举证责任。二审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97年3月4日，被上诉人厦门海关的工作人员吴宇波曾就上诉人博坦公司所报厦门石油总公司进口油料没有报关纳税手续一事进行协调，形成一份“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由厦门海关作为证据向一审法院提交，但一审判决书漏列，并且将此次会议时间错认定为1997年3月25日，应当更正。对1997年3月至1998年6月期间，博坦公司所属油库属非保税油库，不能仓储保税油品；对厦门海关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前履行了告知、听证义务，处罚程序合法等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应予确认。二审期间，博坦公司申请调取海关总署政策法规司的政法函[2003]58号函件。二审应此申请，向海关总署政策法规司进行查询。经查，海关总署政策法规司确实制作过政法函[2003]58号函，这是对国务院法制办工交商事司征询“违法所得”含义时制作的函复意见，从未作为海关总署的正式文件下发各地海关执行。除此以外，确认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

二审争议焦点是：1．博坦公司的行为是否属于《海关行政处罚细则》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2.《海关行政处罚细则》、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是否与修改后的海关法冲突？3.违法所得应否包括违法人为实施违法行为投入的经营费用？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一、看上诉人博坦公司的行为是否属于《海关行政处罚细则》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应当看其行为是否同时具备知情不报、为走私人提供方便这两个客观要件。

关于知情不报，包括知道后不报，也包括应当知道而以不知道为推托不报。判断是否构成应当知道，要根据行为人的知识程度、智力状况、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等因素，对行为人主观上是否认知某一事实进行推断。从一般意义上说，了解相关行业的法律规定，是每一个参与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开展经营活动时应有的能力和基本要求。1996年，博坦公司工作人员廖明德在回复香港PAKTANK亚太公司拿斯·博纶的法律咨询时，在传真件中明确表述了进口油料在非保税油库卸储前应依法履行报关纳税手续的法律规定，说明作为一家专门从事油料仓储业务的大型企业，博坦公司十分清楚我国海关的法律规定。在具体业务过程中，博坦公司也是按照这些法律规定进行操作。如对在“赫斯特拉”号油轮之前“佩拉”号油轮卸储的进口油料，博坦公司就曾因厦门石油总公司没有提供相应海关文件拒绝放行。其后对“赫斯特拉”号油轮卸储的进口油料，被上诉人厦门海关的工作人员在协调中，虽然提出适用“简易程序”先放行后补办手续的意见，但同时也要求厦门石油总公司在补办海关手续后，应当将申请书和海关批准文件的副本送达给博坦公司，作为博坦公司提供卸储服务的根据。对“赫斯特拉”号油轮随后进境卸储的油料，博坦公司又因海关手续问题再次拒绝放行，并在发往厦门石油总公司的传真件中重申厦门海关的上述协调意见，多次明确卸入其油库的进口油料应该是已交纳关税的物品，指出“从国外进来的油品将只有在厦门海关的书面批准获得之后才能放行装油”。这些事实证明，博坦公司有能力认识到厦门石油总公司不能出示海关批准手续，多次将进口油料卸储在其经营的油库中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厦门海关的协调意见没有对博坦公司产生误导或欺骗作用。然而，博坦公司只限于一再表示拒绝提供仓储服务，却又一直实际地为厦门石油总公司的走私进口油料提供仓储服务，并不向作为监管部门的厦门海关报告。博坦公司无视我国法律规定，长期为没有合法手续的进口油料提供仓储方便，放任他人违法行为的发生和发展，主观上存在过错，行为上同时具备了知情不报、为走私人提供方便的两个客观要件，触犯了《海关行政处罚实施细则》

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博坦公司上诉主张，其已将所知道的情况向监管部门作了通报，对涉案油料的每次卸储及放行都有厦门海关同意的明确指示，缺乏相应的证据，不予支持。

二、1987年颁布实施的原海关法，对走私犯罪行为的表现形式规定得不够仔细，特别是对走私共犯之间的责任如何承担未作规定，以至实际操作中产生不少问题。为了执行原海关法中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根据该法第六十条的授权，国务院批准制定和修订了《海关行政处罚细则》，其中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对两人或者两人以上共同所为的走私行为，应当区别情节及责任，分别给予处罚。”

第二款规定：“知情不报并为走私人提供方便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两倍以下的罚款。”这一条不仅第一次提到共同走私，也是第一次将“知情不报并为走私人提供方便”的行为列为共同走私。1999年12月25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与走私罪犯通谋，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或者为其提供运输、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犯论处。”为了与修正后的刑法一致，修改后的海关法第八十四条规定：“伪

造、变造、买卖海关单证，与走私人通谋为走私人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海关单证，与走私人通谋为走私人提供运输、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海关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通谋”一词，常见于刑事立法中对共犯关系的描述。既是“通谋”，前提必须是明知，而明知包括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依照修改后的海关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如果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走私人正在从事走私活动，仍然为走私人提供运输、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就构成“与走私人通谋”，此时首先考虑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其次才考虑对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罚。两相比较，《海关行政处罚细则》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与修改后的海关法第八十四条规定不冲突，只是处罚程度没有修改后的海关法第八十四条严厉，可以对本案适用。

三、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什么样的行为违法，对违法行为人给予何种处罚，都应当由相关法律、法规来规定，各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之间不必然具有参照适用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对人民法院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中存在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解释，仅限于人民法院审理此类刑事案件时适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投机倒把违法违章案件非法所得计算方法问题的通知》，亦仅限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处理投机倒把违法违章案件时适用。上述两个文件均与认定走私案件的违法所得无关。海关总署政法司的复函，既不是法律、法规和规章，也不是海关总署为具体应用法律、法规和规章作出的解释，仅是海关总署内设机构对相关法律问题表达的一种观点，依法不能作为行政案件的审判依据。况且对违法行为人投入的经营费用应否从违法所得中扣除，这三份文件也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不具有参考价值。《海关行政处罚细则》第六条第二款只规定对知情不报并为走私人提供方便的人要没收违法所得，没有规定还要将违法行为人投入的经营费用从违法所得中扣除。上诉人博坦公司认为审理本案应当参照前述三份文件，主张其投入的经营费用应当从违法所得中扣除，没有法律依据，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被上诉人厦门海关作出的028号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是正确的。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判决维持028号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上诉人博坦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据此，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于2005年10月14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84 903元，由上诉人博坦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第二篇：重庆市朱家沱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诉重庆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纠纷案

重庆市朱家沱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诉重庆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纠纷案

【案由】 行政 —＞ 行政管理范围 —＞ 行政作为 —＞ 环境保护行政 —＞ 行政行为种类 —＞ 行政处罚

【案件字号】(2005)中区行初字第331号 【审理法官】 田猛，何琦，肖梅 【文书性质】 判决书 【审结日期】 2006.02.27 【审理法院】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审理程序】 初审 【代理律师/律所】 温晓峰，重庆捷讯律师事务所

【行政责任情节】 行政处罚，合法，违法，罚款，行政判决 【诉讼关键词】 罚款，视听资料，质证，听证

重庆市朱家沱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诉重庆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纠纷案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05）中区行初字第331号

原告重庆市朱家沱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地址：永川市朱家沱镇四望村一社。

法定代表人黄兴全，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温晓峰，重庆捷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地址：本区人民路212号。

法定代表人曹光辉，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进，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洪平，该局工作人员。

原告重庆市朱家沱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朱家沱贸易公司”）不服被告重庆市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市环保局”）行政处罚一案，于2005年11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05年12月1日受理后，于2005年1 2月1日向被告市环保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5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家沱贸易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温晓峰，被告市环保局的委托代理人陈进、刘洪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市环保局于2005年8月31日对原告朱家沱贸易公司作出渝环罚字[2005]6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经查，原告朱家沱贸易公司原煤运输码头建设项目，未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擅自于2004年6月开工建设，其中临时泊位（含配套的堆煤输煤设施）已于2004年9月建成投入使用，且原煤堆放场无防扬散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和《重庆市环境保护奖励与处罚办法》第二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对原告朱家沱贸易公司作出以下行政处罚：

1、责令立即停止临时泊位的使用，同时停止正式泊位的建设，向环保部门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并尽快使配套环保设施达到竣工验收要求，其配套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2、罚款捌万元整。

被告市环保局于2005年12月12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

1、2005年7月19日对朱昌萍的调查笔录一份，证明原告有违法行为；

2、2005年7月22日对黄兴全的调查笔录一份，证明目的同证据1；

3、被告现场检查情况视听资料一份，证明目的同证据1；

4、永川市环保局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

5、处罚告知书、听证告知书、听证笔录，证明程序合法；

6、《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第十七条和《重庆市环境保护奖励与处罚办法》第二十条第（一）项的规定，证明被告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原告朱家沱贸易公司诉称，原告因原煤运输码头建设项目，未向环保部门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被告市环保局于2005年8月31日向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原告认为被告市环保局的处罚应适用《环境影响评价法》，被告市环保局作出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故依法应予撤销。

被告市环保局辩称，原告原煤运输码头建设项目，未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擅自于2004年6月开工建设，其中临时泊位（含配套的堆煤输煤设施）已于2004年9月建成投入使用，且原煤堆放场无防扬措施。被告认为原告的行为已违反了《重庆市环境保护奖励与处罚办法》第二十条第（一）项的规定，故于2005年8月31日对原告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因此被告作出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2、3、4、5、6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依法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朱家沱贸易公司原煤运输码头建设项目，在未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条件下，于2004年6月开工建设。其中临时泊位（含配套的堆煤输煤设施）已于2004年9月建成投入使用，且原煤堆放场无基本的环保配套设施（防扬散措施）。据此，被告市环保局于2005年8月31日对原告朱家沱贸易公司作出了渝环罚字[2005]6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朱家沱贸易公司对此不服，以被告市环保局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为由向重庆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重庆市人民政府维持了该决定。

本院认为，《重庆市环境保护奖励与处罚办法》第二十条第（一）项规定，建设项目未按规定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经批准的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发生重大变化未按规定重新报批，以及批准的项目5年后方开工建设而未报原审批机关重新审核同意，擅自开工建设或建成投入使用的，责令停止建设或使用、恢复原状，可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本案原告朱家沱贸易公司的原煤运输码头建设项目在未向行政主管部门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情况下，实施建设项目并投入使用，且建成使用无环保配套设施，该行为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被告市环保局依法具有对原告的违法事实进行调查并予以处罚的职权。被告市环保局对原告朱家沱贸易公司作出的渝环罚字[2005]6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原告朱家沱贸易公司认为被告市环保局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当适用《环境影响评价法》，即应先责令停止建设，限期补办手续，逾期不补办手续的，再处以罚款而不应同时处以罚款的观点，因《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制定是为了预防因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而原告在未经报批就实施建设项目并在无环保配套设施情况下投入使用，不仅违反了《环境影响评价法》，同时也违反了《环保法》，故被告依据《重庆市环境保护奖励与处罚办法》处罚原告并无不当，该《办法》是根据《环境保护法》和《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制定的，不存在与《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有扩大或抵触的情形，故原告朱家沱贸易公司的观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重庆市环境保护局于2005年8月31日对原告重庆市朱家沱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的渝环罚字[2005]6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本案受理费2910元，其他诉讼费用1200元，共计4110元，由原告重庆市朱家沱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田 猛 代理审判员

何 琦 代理审判员

肖 梅 二00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李建

第三篇：A诉B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

除名决定的实体要件和送达程序

一、案情简介

王某系A煤矿职工，于1988年6月左脚非因公负伤。此后在未按规定履行请假手续情况下，王某长期不上班。A煤矿多次派人上门探访，要求王某上班，但是王某仍不上班且不办理请假手续。根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A煤矿于1991年12月1日以王某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为由对王某作出除名决定。作出除名决定后，A煤矿立即派人将除名决定送达王某，但是由于王某家中无人且无法与王某及其亲属取得联系。A煤矿于1991年12月10日以挂号信方式将除名决定邮寄给王某，该邮件被邮局以查无此人为由退回。1991年2月18日，A煤矿将对王某的除名决定刊登在《法制日报》。王某于2004年5月24日向某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该委以其申诉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王某不服仲裁，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王某如对A煤矿的除名决定持有异议，应在劳动法规定的法定仲裁申请期限内提出仲裁申请，然而王某直至2004年5月才申请仲裁，其仲裁申请已经超过60日仲裁申请期限，其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王某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法律分析

除名，是指用人单位专门对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经批评教育无效，且旷工时间超过法定期限的职工，依法采取的一种强行解除劳动关系的处理措施。《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18条规定“职工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经批评教育无效，连续旷工时间超过15天，或者一年内累计超过30天的，企业有权予以处理。可见，企业对劳动者作除名处理必须同时符合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

（一）王某无故经常连续旷工事实清楚

根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18条规定，除名处理的实体要件包括：一是职工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即除有不可抗拒的因素影响，职工无法履行请假情况外，职工不按规定履行请假手续，又不按时上下班，连续旷工超过十五天；或者一年内累计旷工超过三十天，即属于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见1990年1月5日劳动部《关于<企业职工奖惩条例>有关条款解释问题的复函》（劳力字„1990‟1号）。二是连续旷工超过15天，或者一年内累计旷工时间超过30天，但旷工应扣除法定休假日、休息日和其它政策性休假日（如婚丧假、探亲假、年休假，如果办理了相应的休假手续，予以扣除，但未经批准的超假，除非因不可抗力因素引发则仍视为旷工，不能扣除，女职工产假例外）。连续旷工是指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至某年某月某日结束，从未间断，但因前述依法可以扣除的休假日、休息日而中断不视为中断。三是经过批评教育不改，不是指劳动者要无正当理上经常旷工，连续旷工15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30天后，用人单位进行批准教育或给予一般行政处分（开除除外）、经济处罚后，再无正当理由，连续旷工15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30天，而是指只要劳动者无正当理由连续旷工15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30天本身就是经过批评教育不改。

本案中，在未按照规定办理请假手续的情况下，王某以自己左脚受伤为由，长期不回煤矿上班，经过批评教育，仍旧旷工，旷工时间长达337天，其行为完全符合《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18条规定的除名情形，A煤矿有权予以除名。

（二）除名决定符合送达法定程序具有法律效力

《在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20条第2款规定“职工受到行政处分、经济处罚或者被除名，企业应当书面通知本人。”由此可见，企业对职工作出除名决定的，应当书面通知本人。否则，该除名对被除名者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

由于《劳动法》和《在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均没有对除名决定的送达程序作出规定，致使各地方在送达程序存在一定差异。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劳动部办公厅对除名决定的送达程序作出统一规定。1995年7月21日，劳动部办公厅在对吉林省劳动厅《关于通过新闻媒介通知职工回单位并对逾期不归者按自动离职或旷工处理问题的复函》(劳办发[ 1995] 179号)中对除名决定的送达程序作出明确规定：按照《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国发[1982]59号)第18条规定精神，企业对有旷工行为的职工做除名处理，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并履行相应的程序。因此，企业通知请假、放长假、长期病休职工在规定时间内回单位报到或办理有关手续，应遵循对职工负责的原则，以书面形式直接送达职工本人；本人不在的，交其同住成年亲属签收。直接送达有困难的可以邮寄送达，以挂号查询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只有在受送达职工下落不明，或者用上述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方可公告送达，即张贴公告或通过新闻媒介通知。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在此基础上，企业方可对旷工和违反规定的职工按上述法规除名处理。能用直接送达或邮寄送达而未用，直接采用公告方式送达，视为无效。”

按照《关于通过新闻媒介通知职工回单位并对逾期不归者按自动离职或旷工处理问题的复函》规定，依次罗列的送达方式应当为一个先后顺序，如果通过第一种直接送达的方式可以送达，则不能通过第二种邮寄送达的方式，以此类推。也就是说，如果用人单位无法证明曾用前一种方式送达过且前一种方式无法送达外，用人单位直接采用后一种方式送达是无效的。因此，用人单位在向被除名者送达除名决定时，必须注意所采用的送达方式是否符合具体的先后顺序，否则会导致因送达方式的不合法而致使除名决定无效。

本案中，A煤矿在无法直接送达、挂号信被退回的情况下，才通过《法制日报》进行送达。可见，A煤矿对王某除名决定的送达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具有法律效力。

（三）王某的仲裁申请超出诉讼时效

根据法学理论，确定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应当以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益被侵害之日为依据，这符合劳动法律关系的特殊属性与处理劳动争议基本原则的。

《劳动法》第82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3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82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本案中，A煤矿于1991年2月18日在《法制日报》上刊登了除名决定，根据《关于通过新闻媒介通知职工回单位并对逾期不归者按自动离职或旷工处理问题的复函》规定，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果王某对除名决定持有异议，应当按照《劳动法》第82条规定的仲裁申请期限，自送达之日起60日内提出仲裁申请，逾期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将不予受理。然而，王某直至2004年5月才向某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王某申请已超出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3条规定，应当依法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三、启示

用人单位对职工作出除名、终止劳动合同等决定时，不仅要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以及规章制度等依据，而且在作出、送达的程序上也必须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才能保证除名决定、终止劳动合同等决定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第四篇：XXX公司诉XXX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XXX公司诉XXX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承办律师江苏道多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凯

【成功案例入选理由】 娴熟把握和运用法律，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2008年8月27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布展合同》，合同约定：甲公司为乙公司布展2008年、2009年香港某展览会。合同签订后，甲公司按约完成了上述展览会在香港亚洲国家博览馆展位的部分布展工作，乙公司支付了相应的价款。同年11月，乙公司向甲公司出具《保证协议》，保证甲公司继续负责乙公司所有展台的制作与搭建工作，否则甲公司将自愿承担总合同金额10%的违约金。后因乙公司未将展台制作与搭建工作继续交由甲公司负责完成。展会结束后，甲公司发现这一情况，遂要求乙公司支付违约金。乙公司则认为，甲、乙公司之间所签订的布展合同履行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甲公司不具备进入香港履行搭建工作的资质和相关条件，因此，乙公司有理由不再履行布展合同。据此，乙公司的行为不构成违约，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为此，甲到我们这里咨询，委托我们依法为其处理本案。

【我们对本案的分析意见及工作方法】 我们认为，乙公司认为，甲、乙公司之间所签订的布展合同履行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甲公司不具备进入香港履行搭建工作的资质和相关条件，因此，乙公司有理由不再履行布展合同的抗辩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乙公司的抗辩观点，是滥用不安抗辩权的表现。甲的合法权益是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的。

承办本案的李凯律师认为：

1、甲、乙二公司之间签订的布展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

2、乙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将展台制作与搭建工作继续交由甲公司负责完成，乙公司应该承担违约责任；

3、不安抗辩权是指依据合同约定，应当先履行合同义务的一方，如果发现合同对方出现可能无法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在提出确切证据的前提下，有权暂时不予履行己方的合同义务，并可以要求对方提供适当担保后再继续履行合同，或者在对方不能提供担保时解除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合同当事人行使“不安抗辩权”时，必须要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合同对方具有法定的可能无法履行合同义务的情节，否则即会被认定为违约。因此，在甲公司已经按约完成了上述展览会在香港亚洲国家博览馆展位的部分布展工作，乙公司亦支付了相应价款的情况下，乙公司滥用不安抗辩权试图免除自己应该承担的合同义务，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为驳斥乙公司滥用不安抗辩权试图免除自己应该承担的合同义务的辩解，李凯律师认为，本案的第一工作重点应该放在要求乙公司举证证明甲公司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方面。同时，甲公司还可以向法院表明自己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并将自己已经部分履行合同的情况向法院展示。以争取法院将乙公司的辩解归于无效。

另外，为圆满实现甲公司的诉求，李凯律师还做了以下二个方面的工作：

1、细致的向法院陈述了合同一方当事人履行不安抗辩权的要求和顺序。在法律根据上争取法院的支持，将乙公司的辩解归结于滥用法律而无效。

2、根据乙公司滥用不安抗辩权的现象，对乙公司可能在本案中继续不当使用法律规定进行狡辩的可能性进行了预测。李凯律师预测，因为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在香港，乙公司很可能还会在本案的管辖问题上做文章。

果不其然，乙公司很快提出，因为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在香港，因此本案不能由本市法院管辖审理。

由于李凯律师事先即对乙公司可能继续不当使用法律规定进行狡辩可能性进行了预测，李凯律师当庭提出，虽然法律规定合同纠纷可以在合同履行的法院

审理，但是，法律同时还规定合同纠纷也可以在被告所在地法院审理。据此：

1、合同纠纷是在合同履行地的法院审理，还是在被告所在地法院审理，法律并没有将选择权赋予被告（本案中为乙公司），而是赋予了原告（本案中为甲公司）；

2、法律规定，合同纠纷可以在合同履行地的法院审理，也可以在被告所在地法院审理，其法律基础是便利诉讼原则。在合同约定需要搭建展台的展会已经结束的情况下，本案由被告（乙公司）所在地（本市）法院审理，更符合便利诉讼的法律原则。

由于李凯律师对法律规定的娴熟把握和运用，法院全面采纳了李凯律师的意见。

【裁判结果】 法院判决乙公司全面承担了违约责任。

第五篇：XX公司诉XX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

XX公司诉XX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0）浦民二（商）初字第1000号

民事判决书

原告(反诉被告)XX公司，住所地上海市XX。

法定代表人金XX，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XX，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XX公司，住所地上海市XX。

法定代表人华XX，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严XX，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储XX，XX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XX公司诉被告XX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0年3月25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唐旭华独任审判，被告XX公司于2010年5月5日提出反诉，经2010年6月8日、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合并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赵XX，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严XX、储XX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XX公司诉称，原、被告经人介绍，于2008年1月28日签订《出口合同》，约定由原告为被告的外商客户加工侧边航空箱2800只，加工单价为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58元，共计价款为162,400元；交货日期为2008年2月28日之前；出货后，提单做电放，在原告发货后十天内付款，被告收汇后将货款支付给原告。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即组织加工生产，并于2008年3月3日将2800只航空箱交付给被告委托装箱的单位上海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由被告代理出口。2008年6月，被告办理了该单货物的外汇核销，取得出口退税，但对于所欠原告的价款未能支付，现要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162400元；如被告

未能收取外商之货款，则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62,400元；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欠款的利息损失5,000元(暂定)。

原告XX公司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为：

1、原、被告签订的《出口合同》；

2、案外人华XX出具的函件。

被告XX公司答辩称，原告所称双方约定十天付款，该内容合同中没有约定；本案所涉的外商与原告直接联系，原告只是将办理出口的业务交由被告代理；由于原告并没有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故被告没有办理外汇的核销。鉴于被告仅仅为原告的出口代理商，故既没有义务向原告支付货款，在原告无法获得货款时亦没有责任向原告进行赔偿。现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另外，被告在代理期间为原告垫付运费3,845元，现提出反诉，请求判令原告支付垫付的上述运费；判令被告支付该欠款的利息损失500元(暂定)。

被告XX公司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为：

1、货物装箱单；

2、货物出口报关单；

3、跟单信用证，信用证通知书；

4、货物运输代理业专用发票；

5、加盖原告印章的说明文件。

经审理查明，2008年1月28日，原、被告签订《出口合同》。约定由原告按照外商客户的加工要求、质量要求加工生产侧边航空箱2800套，每套加工单价为58元；货物由原告送至客户指定仓库并承担费用；出货后，提单做电放，被告收汇后凭原告提供的全额增值税发票向原告支付货款；交货日期为2008年2月28日之前；原告自行组织出口货源，出口货物因交货日期或产品质量问题以及其他原因造成客户索赔、纠纷或者损失均由原告与

客户协商解决，与被告无关。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即组织上产加工，并于2008年3月3日将出口商品交付给案外人上海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该批货物在同月6日办理报关手续出运。嗣后，原告因未能收取该批货物的货款，要求被告予以支付，因无结果，故形成纠纷，由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2008年2月13日，XX银行开出信用证。该信用证记载的申请人为XX公司，受益人为XX公司，金额为22,120美元，信用证编号为XX，有效期至2008年3月25日，最后装运期限为2008年2月28日。2008年2月14日，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向被告送达信用证通知书，告知被告该行收到前述的信用证，并要求被告在交单时将本通知和信用证一并提示。2010年6月12日，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在上述信用证通知书上记载了“信用证在该行未议付”。

2008年6月30日，被告在一份说明文件上加盖印章。该说明的内容为，原告委托被告代理出口箱包给台湾客户，由于原告晚交货，外商拖延支付外汇，目前正在和台湾客户协商中，与客户协商一致后，外商将立即付款。合同项下海运费到付，国内拖柜包干费共计3,845元，由于原告资金非常紧张，暂时无力支付，申请被告先代为支付上述运费以便及时从船公司拿回报关单核销单，上述费用等外商付款后从原告的货款中扣回。为了此票能够在外商付款后办理退税，现原告申请用被告的其他外汇收入先核销原告出口货物对应的外汇核销单，上述核销用外汇等外商付款后补回给被告。被告将原告出口货物对应的外汇核销单核销的行为不代表从原告指定的外商处收到相应的外汇，仅以日后从外商处取得的付款证明(通知)书与被告从银行取得的该外商为付款人的收汇水单为收汇对账凭证。

本案审理期间，证人华XX出庭作证。陈述称，台商需要箱包，要求其在大陆市场寻找生产商家，因此，其与原告进行联系，并于2008年1月27日向原告出具了一份函件，内容主要为向原告订购的箱包2800只，FOB上海码头价为8元，交货日期为2008年

2月28日，出货后10个工作日付款。该单业务交由被告方小严(即严XX)做合同。原告在该文件上表示同意。该单出口业务确实由被告操作，在货物出口后，因没有收到台商的货款，其曾陪同原告到被告处催要，但被告没有支付。同时，原告将其诉讼请求确定为要求被告赔偿损失162,400元和相应的利息损失。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原告将其诉讼请求明确为要求被告赔偿货款损失162,400元和相应的利息损失。因此，被告在代理出口货物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是考量其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基?Ｊ紫龋诨跷锍鲈酥埃桓嬉丫盏教ㄉ躺昵氲男庞弥ぃ庞弥ど霞窃氐淖詈笞霸似谙尬?008年2月28日，该日期与原、被告在合同约定的交货日期一致，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原告交货日期为2008年3月3日，由于原告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履行交货义务，最终导致信用证没有兑现，被告没有过错。其次，在货物出口以后，在信用证没有兑现的情形下，原告虽向被告催讨货款，但依合同约定出口货物因交货期或者产品质量问题以及其他原因造成客户索赔、纠纷或者损失均由原告与客户协商解决，与被告无关。可见，双方在签订合同之时，已经将与客户协商的责任归于原告。现被告表示考虑到合同关系，在得到原告的授权后并承诺承担必要的费用后，被告愿意为原告催讨涉案货款，故被告亦没有过错。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及其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被告反诉要求原告支付运输费3,845元的诉讼请求。双方的合同约定，运费由原告承担，在说明中原告已经承认拖欠拖柜包干费3,845元，故该款应当由原告向被告予以支付。原告认为：

1、该说明系由被告起草的，并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因原告在该说明上加盖印章，表明原告对于该说明所记载的内容为没有异议，故原告的该抗辩，本院不予

支持；

2、该说明中注明所欠被告的款项在台商支付的货款中予以扣除，现台商没有付款，原告亦不应向被告支付该款。上述说明中确实记载了拖欠被告的费用从台商支付的货款中扣除，该表述仅仅表明欠款的付款方式，原告以此为由拒付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被告反诉要求原告承担前述欠款利息损失500元的诉讼请求。由于合同和说明均没有明确的付款时间，故被告的该项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XX公司要求被告XX公司赔偿货款损失162,400元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原告XX公司要求被告XX公司赔偿利息损失5,000元的诉讼请求；

三、原告XX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被告XX公司运输费3,845元；

四、驳回被告XX公司要求原告XX公司赔偿利息损失500元的诉讼请求。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本诉受理费3,648元，减半收取为1,824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5元，合计1,849元，由原告XX公司负担1,839元，由被告XX公司负担1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唐旭华

书记员褚剑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