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组织犯罪现状

第一篇：中国有组织犯罪现状

中国有组织犯罪现状、原因与对策初探

有组织犯罪作为当今犯罪领域中的最高级组织形式，它的出现已构成对各国国家的安全和法治秩序的极大威胁。有组织犯罪不仅引发腐败、破坏经济发展，同时也威胁国家的安全，而且危害公民的生命安全。因此，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上有组织犯罪被宣称为世界三大犯罪灾难之一，成为全球预防犯罪中特别关注的重大问题。

2000年4月15日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处遇大会的高级别会议通过了提交联合国千年大会审议的“关于犯罪与司法：迎接21世纪挑战的维也纳宣言。该宣言强调为迎接新世纪的挑战，联合国各成员国应加强刑事司法方面的国际合作。中国司法部部长高昌礼在2000年4月14日在维也纳犯罪与罪犯处遇大会上重申：为有效地打击和预防跨国有组织犯罪作出贡献，中国政府愿意与有关国际组织加强合作。

一、有组织犯罪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国带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由沿海地区和边境地区向内地逐渐蔓延发展，其组织程度日渐严密、犯罪手段日益狡猾、犯罪能量不断提高，向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领域渗透，跨国跨境犯罪增多。依据我国97年修订的新刑法第26条第2款的规定：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自80年代中期起，我国就出现犯罪集团这一犯罪形式。特别是在以后的犯罪活动中犯罪集团有增无减，而且又出现了一种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这种犯罪集团犯罪活动区域非常广阔，一般以现代化武器装备，并与境外犯罪集团勾结在一起，以犯罪为“职业”。

根据现有的统计资料，我国当前主要是一些帮会进行有组织犯罪。

帮会组织在全国众多地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存在。据有关资料显示：1990年我国有500多个帮会组织。1992年我国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帮会和联会1800多个。同时在水域船民帮会组织也大量存在。

例如，1992年被围歼的云南省平远街以林洪恩、马惠春为首的武装贩毒集团以及被歼灭的海南、东方、昌江等地以刘进荣为首的“东方集团”都属于这类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目前中国有组织犯罪总体形势具有下述特点：

（一）、犯罪活动地域广，团伙组织种类繁多

中国有组织犯罪已经遍布全国各地，但大部分是区域性犯罪组织。

例如北京、上海、广东、福建、辽宁、黑龙江、山东等各省市。这类犯罪团伙活动猖狙，无恶不作给社会带来极大危害。目前在我国犯罪活动的主要类型有：

（1）、地域型，它是指在某个固定地域内进行犯罪活动的黑社会势力。这种黑社会势力中数量较多一种，也是中国当代黑社会势力特点的表现。这类犯罪集团活动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其势力范围外影响不大。

（2）、流窜性，是指离开本土本乡，以流窜为目的的犯罪组织、该类犯罪组织长期处于流动状态，没有固定的活动据点。它们以码头、车站、铁路列车为作案目标。

（3）、职业型，指专门从事贩毒、偷渡、聚赌、贩卖人口等职业犯罪组织。

（4）、亲缘型，指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家族成员为核心，同时也吸收家族以外不法分子的一种犯罪组织。

（5）、跨境型，指与境外黑社会势力内外勾结组成的犯罪组织。

以上几种类型的犯罪组织主要以地域为活动范围，其势力还不能与国外黑社会犯罪集团相比，但是这类犯罪组织正处于发展的演变之中，对其决不能掉以轻信。

（二）、有组织犯罪的成员反社会心理强

有组织犯罪的成员中以受过处理的“两劳”释放人员为主，即多数是有前科的累犯和惯犯。由于他们具有共同的反社会凝聚力，所以这类犯罪组织内部结构严密，成员之间有职业分工和相关的规范约束。

（三）、有组织犯罪的犯罪手段和装备越来越现代化

目前有组织犯罪的犯罪技能和手段趋向现代化，持枪作案和使用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工具已较为普遍。犯罪活动多数采用暴力手段。

为了寻求司法保护，他们以钱权做交易，采用贿赂腐化的手段拉拢干部以达到其犯罪目的。

（四）、有组织犯罪种类繁多

有组织犯罪种类呈多样化，犯罪动机和侵害的客体也趋向多样化。

有组织犯罪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活动范围很广。目前犯罪多为盗窃、抢劫、绑架人质、走私、贩毒、拐卖人口等带有暴力性质的犯罪。涉足金融、大公司等经济领域进行洗钱或所谓的“合法”经营犯罪活动也逐步增多。

（五）、有组织犯罪国际化

随着社会改革经济发展，中国有组织犯罪正在朝着跨境、跨国的方向发展。国内犯罪团伙的不断壮大和境外黑社会不断渗透影响，我国的有组织犯罪也逐步向更高的组织化程度发展。因此，针对这种变化和演进的发展规律，必须进行研究及时地采取有效的防范对策。

二、有组织犯罪产生的原因

中国当代有组织犯罪产生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综合的结果。但最主要的还是集中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

（1）、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繁荣以及社会财富的增加，使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但是大量财富外露，也使一些人恶性扩胀，产生奇形消费的欲望，是诱发犯罪增多的原因之一；

（2）、经济发展不平蘅和分配方式的多元化，使得贫富差距拉大，一部分人社会心理失衡；

（3）、国营企业管理不善、经营不好使部分职工下岗失业，生活质量下降。农村经济发展滞后，闲散劳力增多，经济结构还处于调整时期，社会职业和劳动力的构成还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社会不同的阶层的收入相差太大，刺激部分人的自私心理的恶性膨胀，引起向钱看局面。腐败现象严重发展诱发新的犯罪；

（4）、社会控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导致社会反犯罪机制的弱化。行政执法不严，刑事司法的腐败，为有组织犯罪提供了实施犯罪的条件。

三、对付有组织犯罪的防范措施

为了有效地防范、打击和控制有组织犯罪，我们要针对有组织犯罪产生、发展及其演变的规律来确定我国的打击、预防和控制有组织犯罪的战略目标。首先要从根本上预防与惩治有组织犯罪，重视实证调查，分析研究有组织犯罪的活动规律，以防为主，标本兼治。其次坚决打击和惩治腐败的行为。为了有效的遏制有组织犯罪集团对国家公职人员贿赂，铲除有组织犯罪的政治保护伞。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政府和司法部门制度的改革，加强公、检、法、司和各级政府部门队伍的建设，为打击有组织犯罪提供组织上和法律上的支持和保证。最后要搞好社区建设，提高社会组织对付有组织犯罪的控制力，加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区组织建设。

我国目前对有组织犯罪的立法现状，主要体现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依据刑法第120条规定：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其他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刑事诉讼法第17条规定了国际间的司法协作内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11条对参与组织、领导、参加有组织犯罪或者走私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的规定。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到，有关部门已意识到有组织犯罪的特殊性和严重性，并在相应法律内作出区别对待的规定。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按照这个司法解释，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具备这些特征：一是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二是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三是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四是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该司法解释还对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作出了从重处罚的规定。

为了打击黑社会组织的犯罪活动，中国已经设立了一些相应的工作机构。例如公安部刑侦局反有组织犯罪处、国家禁毒委员会、各地海关设立的走私犯罪侦查局等缉私工作机关，有的省公安厅还专门成立了反黑社会犯罪处，并与金融、税务、工商、文化、经贸等社会部门加强配合，建立专门的“打黑”队伍，强化“打黑”手段和基础建设。

为有效地遏制与防范跨国跨地区的有组织犯罪，中国警方和司法部门在加强与港、澳、台地区的刑事司法合作的同时，加强同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的合作与交流，并与有关国家签定双边和多边的刑事司法互助条约，积极地参加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国际条约，加强与联合国机构、国际刑警组织间的协调与合作，共同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总而言之，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斗争是中国和世界各国长期而艰巨的斗争。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运用各种防范和惩治措施，以实现对有组织犯罪的有效控制与防范，为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有组织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集团，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犯罪集力等。它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当今犯罪领域中的最高级组织形式，它的出现已构成对各国国家的安全和法治秩序的极大威胁。有组织犯罪不仅引发腐败、破坏经济发展，同时也威胁国家的安全，而且危害公民的生命安全。

一、有组织犯罪的概念

有组织犯罪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犯罪现象，更是一种特殊的犯罪集团，这个犯罪集团是指3人以上为多次实行一种或几种故意犯罪而建立的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和稳定性的共同犯罪组织，具有犯罪主体的多数性，犯罪目的的明确性，犯罪形式的组织性和犯罪结合的稳定性等特征。但目前在国际上尚未形成一个公认的、有权威的有组织犯罪的定义，而各国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在内涵外延上都不尽相同。国外学者关于有组织犯罪的定义，存在行为概念说、功能概念说、结构概念说以及广狭概念说等诸多观点。【1】目前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是国际刑警组织经过数次修改和更正后所形成的如下定义：“任何具有组织的控制结构的、通过不法活动获取钱财为其主要目的的、通常以恐怖活动和腐败活动的经济来源为生的群体”。【2】这就表明了“有组织”应有两层含义：一是行为主体的组成结构，二是行为本身的组织性。笔者认为，有组织犯罪是指犯罪集团、单位和三个人或三人以上组成的，具有一定组织形式的组织，以获取不法利益为目的，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实施的犯罪行为，而在特定的情况下，虽然没有形成犯罪组织，但行为人有计划地组织实施某种犯罪，由于带有明显的行为上的组织性，也可称为有组织犯罪。

二、有组织犯罪的法律特征

在司法实践中，关于有组织犯罪的认定成为一个突出的难点，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法律特征。

2．1形式特征：有一定的公开势力范围。

有一定的势力范围，这就使有组织犯罪集团与其他的犯罪区别开来。这种势力范围可以在一定的行政区域内，也可以是在一定的行业范围内。当然这些势力范围不仅是存在的，而且也是公开的，这样才能对一般犯罪和合法经营者及群众们所知道，从而对他们形成威慑力，使有组织犯罪集力在谋取利益上更加便利。

2．2组织特征：具有高度的组织化程度。

有组织犯罪集团具有严密性和组织性。组织的严密性是指犯罪集团组织结构严密、稳定，有时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其组织运作系内由上而下分为三个层次：核心决策层、中间指挥层、行动实施层。组织性是指有组织犯罪集团具有高度的组织化。其进行犯罪活动时，一般要经过精心选择、暗中部署，制定周密详细的行动计划，各犯罪成员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协调行动。所以有组织犯罪的效率较高，反侦查能力强，社会危害性严重，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本身具有一套严密的组织和有效的运作系统。

2．3行为特征：以暴力、威胁、腐蚀作为手段，犯罪行为的公开性和隐蔽性并存。

《刑法》第294条对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行为手段规定了“发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虽然有组织犯罪的行为可能有多种，但暴力、威胁、腐败、贿赂手段是有组织犯罪最主要的行为手段。

2．4危害特征：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有组织犯罪集团比一般的犯罪有更为严重的危害性。有组织犯罪集团在谋取非法利益时，往往采取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冲击国家当局，欺压百姓，引起社会治安情况恶化、威胁国家的稳定，使人民群众没有安全感，对党和政府失去信心，对政府、司法机关的信托感和依赖感逐渐丧失，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

三、有组织犯罪的形成方式

3．1家族型。

所谓家族型，就是指由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的成员为基础形成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即发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犯罪组织，是家族型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典型代表。

3．2地域型。

这是以一个地方由同学、朋友、同乡等关系的人为主组织起来的犯罪组织，即以地缘关系形成的犯罪组织。地域型的犯罪组织往往以累犯或惯犯为头目，以本地的一伙犯罪分子和游手好闲之徒为骨干而形成的，是典型的地方流氓恶势力。

3．3犯罪联合体型。

这是由各种犯罪团伙和集团联合组成的一类犯罪组织形式。一般地说，犯罪联合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松散型的，另一种是稳定型的。

3．4跨国型。

一般地说，进行跨国性犯罪活动的犯罪组织，往往进行绑架人质，敲诈勒索，组织偷渡，贩卖人口，走私武器以及在海上抢劫、杀人等犯罪活动。

3．5狱友型。

这是由同一个监狱刑期满释放后的人相互勾结而形成的一类有组织犯罪集团。这种类型的犯罪组织经验丰富，手段凶残，犯罪能量大，逃避打击的能力强，并且多拥有武器，一般进行最严重的刑事犯罪活动，如性质十分严重的杀人、抢劫、盗窃以及组织赌博、制贩毒品等。

四、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现状

我国的有组织犯罪，起源于旧社会的帮会。【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于各类黑社会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严厉打击，短短的几年内便使得猖獗的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有组织犯罪的各种雏形——结伙犯罪和团伙犯罪增多。根据中国警方公布的数据，从1986年到1994年，中国查获的犯罪团伙数量，已由3万发展到20多万个；其他成员也由11万余人发展到90万人。个别地区重大(及特大)刑事案件的70-80%是犯罪团伙所为。【4】其中一部分发展成为有一定组织形式的犯罪集团。虽然目前中国的多数犯罪集团还不具备黑社会犯罪的完整特征，但其中有些具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操作规程，已具有黑社会犯罪的某些痕迹和性质。因而可以说，在我国，“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已经出现”，【5】并呈“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地发展的趋势”。【6】从某种程度上讲，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已成为中国境内各种犯罪活动中对社会危害极大的一种恶性犯罪，它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秩序，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

我国目前尚无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只存在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换言之，某些犯罪集团已经具有黑社会组织的某些痕迹和性质，但还不具备黑社会犯罪的完整特征，属于在犯罪集团之上，黑社会组织过渡的一个中间形态。

五、我国对有组织犯罪的惩治

1997年新修订通过的中国新刑法典，对于中国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的出现太其发展演化趋势作了及时反应，在第294条专条规定了对此类犯罪的惩治规范。从法条的存在结构及其立法本意分析，中国新刑法典对于有组织犯罪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惩治的：

5．1强化对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的惩治。

有组织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首先来自于犯罪组织本身的危险性。由于黑社会组织是正常社会相对立的社会团体，因而往往有着同正常社会相抗衡的能力，从主体生存能力、作案技术到逃避打击的措施，都有着很高水平，以至于能够长期在社会上延续下去，成为政府和社会难以对付的犯罪组织。因而各国刑事立法对于此种犯罪惩治和打击的重点，均为建立和参加黑社会组织的行为，我国也不例外。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我国新刑法典第294条第1款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对于该罪，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含义。如前所述，中国目前尚无典型的黑社会组织，而只存在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因而我国刑法对于此类犯罪使用了范围更为宽广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概念。（2）注重对单纯组织、领导、参加行为的打击。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单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即构成犯罪，并不以行为人个人是否实施其他犯罪为构成本罪的必要条件，否则将实行数罪并罚。因此，这三种行为的含义，应有准确的理解：其一，“组织”行为是指倡导、发起、策划、安排、建立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组织行为导致了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产生，因而是各国刑法所打击的重点。其二，“领导”行为，是指在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中处于领导地位，对该组织的活动进行策划、决策、指挥、协调的行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导者，往往是该组织所实施危害行为的直接决策者和指挥者，因而此种行为具有较大的危害性。通常情况下组织者往往即是领导者，但也不尽然，非组织者被提拔成为领导者的情况也较常见。其三，“参加”行为，无论是积极参加还是其他参加行为，均指对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故意加入。由于作为一个以犯罪为主要目的的团伙的成员，其本身就被看作是对法律秩序和社会安宁所构成的显著危险，因而我国刑法采取许多国家对此的立法通例，即将加入黑社会组织行本身视作一种“自身犯罪”，【7】并独立于其它为实现犯罪组织的犯罪目的而实施的任何具体犯罪。事实证明，由于此种立法方式宣布加入黑社会组织的行为即为犯罪，犯罪的确定不需要个人特定犯罪行为的证据，因而是防范有组织犯罪的有力武器。（3）刑罚轻重有序。各国刑法均将有组织犯罪列为重点打击对象，一般都宣布在法定刑法范围内对其严加惩处，例如1996年俄罗斯刑法即有大量此类规定。如该法典174条规定，对普通的洗钱行为，处4年以上8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或不并处没收财产；而对有组织的团伙实施的洗钱行为，处7年以上10年以下剥夺自由，并处或不并处没收财产。【8】这种对个人犯罪、事先通谋的团伙犯罪、有组织犯罪轻重不同的刑罚原则，对有组织犯罪是一种有力的威摄。我国刑法虽然目关未明确规定此种处罚原则，但对有组织犯罪的年罚也有自己的特色。我国刑法虽然规定所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均构成犯罪，但是仍视行为的轻重、主观罪过的轻重等规定了不同的法定刑。例如对于积极参加者和其他参加者就规定不同刑罚，前者应当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后者的法定刑则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5．2注重对入境发展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的惩治。

我国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改革开放初期便遭到来自港、澳、台地区黑社会组织的渗透。近年来，我国10余个省区均发现或者查获境外黑社会成员渗透，涉及到境外黑社会组织达80余个【9】，它们所进行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一方面对我国沿海地区和内地的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威胁，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的有组织犯罪逐渐向跨国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为惩治和打击危害严重的上述行为，我国新刑法典第294条第2款设立了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

对于本罪，应当这样理解：本罪的犯罪主体具有特殊性，即行为人必须是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成员，至于其本人的国籍，则不作任何特别要求，可以是外国人或者无国籍人，也可以是已加入境外黑社会组织的中国公民。应当注意，这里所称的境外黑社会组织，应当是被中国境外的国家和地区确定为黑社会的组织，既包括外国的黑社会组织，也包括中国台湾、澳门地区的黑社会组织。【10】香港已经回归我国，并建立了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但是由于我国对出入香港实行特别的管制制度，要办理特别的审批出入境手续，有别于出入内地的省份，据此有的学者指出，本罪中所指的境外的黑社会组织也包括香港的黑社会组织。【11】

5．3注意对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的惩治。

美国犯罪学家艾兹恩认为，有组织犯罪生存的手段之一，就是对政府官员和司法官员的腐化，向他们提供利益而获得保护。【12】当前，我国境内不少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采用各种手段拉拢、利诱、腐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寻找保护伞，以建立自己逃避处罚的防护机制。这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相勾结，公然包庇犯罪分子，或者对有组织犯罪视而不见的公开纵容行为，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败坏了政府形象，并严重挫伤了公众与有组织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和信心。为打击此种行为，我国新刑法典第294条第4款专门设立了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六、我国有组织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

如何有效地改革和完善立法，以有效地预防、遏制和打击正在泛滥的有组织犯罪，是世界各国立法机关和刑事法律界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我国新刑法典虽然对有组织犯罪的出现和发展趋势作出了及时反应，但还不能称得上尽善尽美。笔者认为，我国新刑法典至少应当在发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6．1进一步严厉打击有组织犯罪相牵连的犯罪行为。

与有组织犯罪相牵连的犯罪行为，主要是指接受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贿赂的受贿罪、妨害对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调查的犯罪行为等。对这类行为，许多国家的刑事立法规定应当给予比同类普通犯罪行为更为严厉的刑罚处罚。例如，1960年前苏俄刑法典规定，对受贿罪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没收财产。【13】而面对日益严峻的有组织犯罪形势，1996年修订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对受贿罪进行了分解，规定对普通受贿罪处5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3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一定活动的权利，或者其他刑罚。但是，它对与有组织犯罪相牵连的受贿罪从严惩处，如对有组织的团伙行贿的受贿罪，均处7年以上12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或不并处没收财产。【14】笔者认为，为有利于打击有组织犯罪，尤其是打击支持、包庇有组织犯罪的外围型犯罪，对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上述犯罪处以相对较重的刑罚是可取的，值得我国刑法借鉴。

6．2严厉打击有组织犯罪团伙所实施的其他犯罪行为。

在普通的刑事犯罪中，共同犯罪的整体社会危害性要比单纯个人犯罪更为严重；犯罪集团所实施的犯罪，其社会危害性显然又要比结伙型或者聚众型的共同犯罪严重。而作为犯罪集团高级形式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有组织犯罪，其社会危害性显然要更为严重。因此，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实施的刑事犯罪，处以比个人犯罪和普通共同犯罪更为严重的刑罚，显然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有利于从严惩处有组织犯罪，对此其他国家已有立法例可资参考。1996年《俄罗斯联邦刑法》体现了这一从重原则。【15】

6．3应当从刑法上鼓励单纯参加犯罪组织者自动退出。

由于我国刑法采取单纯参加黑社会组织即构成犯罪的国际立法通例，因而凡是参加此类犯罪组织的，即使未实施任何其他违法或者犯罪行为，也应当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但对于参加后即退出等行为却又未规定相应的从宽处罚措施，不利于鼓励单纯参加者退出犯罪组织或者终止犯罪

第二篇：浅析有组织犯罪及其对策

浅析有组织犯罪及其对策

一,有组织犯罪浅析

(一),有组织犯罪的产生 有组织犯罪的英文名称是 orgnized crime,有组织犯罪的历史由来已久 [1].在欧洲,他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而最早从事有组织犯罪 这一活动的是意大利黑手党.在 20 世纪 20 年代,随着大批意大利移民 进入北美大陆,黑手党也随着移民的浪潮进入北美,并且在当时的美国 工业中心芝加哥等城市出现了阿里.卡彭,约.多里奥和勒基.鲁西诺为 首的庞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这些犯罪集团利用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 广泛运用现代化规模生产技术的机会,大力发展自己的犯罪企业,谋求 了巨额的经济利益,他们利用这些不正当的金钱来贿赂警察和其他执 法人员,腐蚀,拉拢他们入伙,参与帮派活动,使用各种暴力手段,巩固自 己的势力范围,发展犯罪组织.二战后,有组织犯罪的形式日趋多样化, 不仅从事毒品,卖淫,走私等传统的非法活动,而且还向房地产,金融业, 基础设施建设业等方向转移.80 年代以后,随着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 和网络技术的不断普及,有组织犯罪扩展到了国际范围,成为一个全球 性的问题.中国的有组织犯罪,起源于旧社会的帮会[2].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 中国,帮会组织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的马前卒和以华制华的工具.1927 年,蒋介石利用上海流氓和帮会势力, 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帮会势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充,他们纷纷自立 门户,扩充势力,拉拢腐蚀官员,在某些场合形成政府与帮会勾结,互相 利用[3].寻求某种政治势力保护,这是有组织犯罪重要特征之一.解放后,随着打击反动会,道,门运动的开展,帮会势力遭到了沉重打击, 一大批反动的会,道,门头目遭到了镇压.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外经济交 往的不断加深,港,澳,台黑社会组织对大陆进行了渗透,有组织犯罪出 现了反弹的趋势.在今天大陆境内,虽然还没有出现像意大利黑手党, 台湾竹联帮,香港三合会那样大规模的黑社会组织,但也出现了类似黑 社会的犯罪组织,其中一部分逐步发展为有一定组织形式的犯罪集团.虽然目前中国多数犯罪集团还不具备黑社会犯罪的完整特征,但其中 有些具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操作规程,已具有黑社会组织的某些痕迹 和性质.因而可以说,在中国,“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已经出现 ”[4].如山西侯百万,海南王英汉,辽宁刘涌等犯罪集团,他们成员众多, 有一定的组织体系和分工,拥有大量资产,有的还甚至拥有武装,垄断 一个行业或地区的某种经济,并采用金钱,美女等种种方法,贿赂,腐蚀 地方官员充当他们的保护伞,严重危害了社会治安.(二),有组织犯罪的特征 有组织犯罪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由于他具有普遍性,在世界各国都 出现过,因此他们又具有相通的共同特征:

1,有组织犯罪没有意识形态目标,只追求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这 一点同激进的,主张政治改革的恐怖组织不同.传统意义上的恐怖组织 一般是凭借暴力或其他策略制造恐怖事件,借以威胁,恐吓政府和公众, 以达到政治和社会目的的团体[5].如被爱尔兰共和军,他们通过暗杀, 爆炸等手段制造恐怖事件,是为了迫使英国政府妥协,同意北爱尔兰同 爱尔兰共和国统一.而有组织犯罪不是政治性组织,他们一般是政治上 的保守派,希望维持社会现状,反对任何激进的政治改革.他们虽然也 采取一些政治性行为,与政府和司法机构中的腐败官员相勾结,但主要 的用意是寻求保护和逃避法律的制裁.他们通过提供商品或服务,最大 限度地捞取利润.或者采用掠夺式的方法,来获取尽可能多的赃款赃物.然后采用“洗钱”的非法手段,将获取的巨额利润向具有潜在商业价值 的领域渗透,通过操纵合法经营来维护自己的既得经济利益.2,有组织犯罪是一个永久性组织,具有等级森严的内部结构和组织纪 律性.这是区分有组织犯罪和一般共同犯罪的重要标志.一般性共同犯 罪,如我国所说的结伙犯罪,一般都是为了一个临时性目的而短时间的 纠合在一起,实施一次或数次犯罪后就即行解散.有组织犯罪则具有 长远的计划和目的,其犯罪组织是永久性的,组织成员,特别是核心成 员基本保持稳定,犯罪行为有连续性,即不间断从事犯罪活动[5].它们 具有等级森严的内部结构,上级对下

级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有组织犯罪 的成员大都经过严格的挑选,多数是基于民族,血缘,种族关系而集合 在一起.美国和意大利的黑手党,其成员的祖籍多为意大利大陆和西西 里岛的人.他们自成体系,企图不受社会约束而独立运作.这些犯罪组 织中的首领,经常以暴力对付任何可能给他们带来威胁的人,无论是他 们内部的告密者,还是商业上的竞争者或者警察和司法人员.犯罪组织 的成员稍有差错,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3,有组织犯罪的基本手段是通过威吓,暴力和贿赂腐蚀.在有组织犯罪 的历史过程中,充满了血风腥雨,而且有些犯罪行为必须依赖暴力才能 得以实现,如谋杀,敲诈勒索和强收“保护费”,“管理费”等.但随着各国对 犯罪活动打击力度不断加强,有组织犯罪成员发觉贿赂政府官员,导致 政府腐败,比公开使用暴力更有效,不仅能获得高额利润,而且又能有 效的保护自己.[3] 有组织犯罪现在有把目标更多地转向议会,政府和执法机构,在议员, 政府官员,法官,检察官和警察中寻找“代言人”和“合作伙伴”的趋向,用 贿赂的手段谋取非法利益.美国的毒品犯罪之所以难以治愈,是因为犯 罪分子以数十亿美元的利润用于瓦解执法的努力.政府官员,执法人员 和贩毒集团相勾结,毒品犯罪当然屡禁不绝.在意大利 90 年代开展的“ 净手”运动中,意大利政界丑闻迭起,政府高官纷纷落马.所有这些都表 明,政治腐败是有组织犯罪得以生存的重要条件.只有彻底铲除这些腐 败因素,才能真正打击有组织犯罪,使其彻底失去生存土壤.[5]

4,有组织犯罪逐渐趋向合法经营.传统意义上的有组织犯罪一般从事 具有明显犯罪特征的非法活动,如赌博,卖淫,贩毒,走私等;但随着金钱 财富的迅速积累,犯罪集团将成千上万的资产投入到合法经营中去,通 过“洗钱”这一非法手段,获取更多的社会财富[5].犯罪集团的头目也摇 身一变,成为公司的董事,经理,成为企业家,实业家和慈善家,很难使人 相信他们同任何犯罪活动有什么关联.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有组织犯罪就是指三人或三人以 上,按照纪律或等级永久性结合在一起,为最大限度的获取经济利益, 采用威吓,暴力和贿赂腐蚀的方法而实施的犯罪行为.(三),有组织犯罪的刑事责任 1,有组织犯罪内部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有组织犯罪由于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因此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往往并不 是一个人的犯罪行为,而是一群人有意识的集体行为.而有组织犯罪的 首领或头目一般都退居幕后指挥,因此在罪行暴露时,这些头目可称对 下级团伙的任何罪行不负责任或完全不知情;而下级团伙则辩称是执 行上级的命令,不知道所实施的行为触犯了刑律,从而给定罪量刑带来 了困难.即使依照刑律对那些实施了犯罪的下级团伙的个人追究了刑 事责任,也无法触动整个犯罪组织,甚至会出现犯罪组织内部个人成员 宁愿“背黑锅”,将整个犯罪行为顶替下来,以避免遭到组织内部的报复.2,有组织犯罪定罪量刑原则:对犯罪行为人按刑法规定给予强制性刑 罚,体现了国家强制力对社会个体一种外在的要求,在此环节中,定罪 量刑的意义就显得特别重大.定罪量刑的根据来源于犯罪人对其犯罪 行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但有组织犯罪这一特殊的犯罪形态给定罪量 刑带来了困难.在有组织犯罪中,实施犯罪的个体往往是无关紧要的人 物,即使对他们处以刑罚,也无法捣毁整个组织,而那些具有较大社会 危害性的犯罪者,却往往退居幕后进行遥控指挥.我们说,追究刑事责 任的目的是通过这一途径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刑罚从他产生之日起 就有明确的目的性,那就是通过严厉制裁来遏制犯罪的发生;或者称之 为预防犯罪.只有把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真正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 社会的长治久安.但对有组织犯罪来讲,按照罪刑相一致原则,打击的 往往是一些“小人物”,较大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者却隐蔽的很深,这样便 无法体现预防犯罪功能.因为整个犯罪组织并未受到什么打击,仍然具 有较强生命力.因此,在量刑时,可否考虑到将其整个组织都考虑在内, 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而不论该组织其它成员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以 达到预防犯罪这一刑罚目的.3,有组织犯罪刑罚:在查明有组织犯罪或犯罪分子为了组织利益而实 施了犯罪时,对犯罪组织如何处以刑罚有些适用于单个犯罪个人的刑 罚很显然并不适用于犯罪组织,如监禁,枪决等就是显著的例子.因此, 国家在立法中

可制定针对组织,特别是那些将非法所得投入到合法经 营中的商业,企业的刑罚,以及明确规定刑罚在何种情况下适用.为了 更有效打击有组织犯罪,震慑犯罪分子,应明确规定,对犯罪分子的处 罚和对犯罪组织处罚一旦出现一罪数罚时,不应采取吸收,合并等方式, 而采取累加的方式,使罪大恶极者受到最严厉处罚.同时,在对犯罪个 人在犯罪过程中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应当给予赔偿并处罚金,同时,对 犯罪组织财产予以没收,不论这些财产是非法所得还是合法所得,因为 犯罪组织利用洗钱等手段非法所得转为合法收入,本身就是违法的,不 能受到法律保护,只有彻底断绝其经济利益,才能真正有效防范有组织 犯罪.二,如何防范有组织犯罪 有组织犯罪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他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法 律,金融,税务,商业,外交等.任何一个领域的单独努力,其结果只能是事 倍功半,难见成效.只有各个领域一齐动手,打破行业间界限,加强协作, 信息共享,才能有效打击有组织犯罪.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全球化也成为各个领域发展的趋势,有组织犯罪也不例外.在国际有组 织犯罪斗争中,犯罪组织占有很大优势,一些主权国家,由于涉及到国 家形象,政府责任,法律制度的不同,国际公约及外交战略等等,不能与 他国展开充分,及时,有效的协作,结果在反有组织犯罪中惨遭失败.犯 罪集团十分清楚各国政府在与他们斗争中所面临的优势与劣势,并善 于将劣势转化为优势.因此,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很难见到成效.我 认为,我国的反有组织犯罪必须立足我国国情,同时,借鉴国外成功,有 效经验.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善立法,加强对有组织犯罪的监控 1,打击和预防有组织犯罪,是刑法的重要功能.对有组织犯罪的刑罚,现 行刑法中并没有明确予以定罪和量刑.只是在刑法 294 条规定了有关 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及其处罚.本人认为,这完全是不够的,应在刑法中 明确有组织犯罪并给予相应处罚,才能体现罪刑相一致原则.2,在刑事诉讼方面,可借鉴美国有关法律:美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 沉默权,因此,检察官在检察起诉时,经常会和嫌犯谈判交易,嫌犯利用 认罪来换取轻松控罪,这样,对控诉方来说,可获得重要证据.由于同控 方达成协议,可获得豁免——免于起诉.这种有点类似于香港的“污点 证人”制度.这种手段经常用来对付黑手党和有组织犯罪.因为有组织 犯罪内部具有严密组织性,一些重要证据非内线人物无法取得,只有取 得犯罪组织的内部配合,才能消灭有组织犯罪.同时,在量刑时可以考 虑同控方达成协议的犯罪分子给予法定或酬定减刑,对犯罪情节显著 轻微,可免于追究其刑事责任.对整个犯罪组织,只要确定其实施了有 组织犯罪行为,就应当予以摧毁,而不论其成员是否实施了犯罪.(二),加强金融监管,严防有组织犯罪 有组织犯罪获得了巨额财富,在没有进行洗钱之前,都是“黑金”,无法进 入流通领域.只有通过洗钱方式,将非法收入转为合法收入,货币才能 自由流通.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我国电子支付方式并不是很普及,绝大 多数交易都是用现金方式来支付.在我国刑法中订立洗钱罪就显得徒 有虚名.因为大量货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根本无法分清谁是黑金.因 此,有必要借鉴国外经验:如美国规定凡在美国出入境的,无论其是否 为美国公民,均不得携带超过一万美元的现金,超过部分,应说明其来 源,用途.同时西方发达国家都规定:一定数额以上的交易,不得使用现 金,一律使用银行卡,同时,对卡上现金规定了严格的申报制度.我国可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建立大额现金申报制度,加强外汇监管,严防黑钱转 移出境,加强对进口付汇企业的监控,严把海关验货关,防止犯罪分子 虚报货物价值.其次应尽快实现海关,外汇管理局,外汇指定银行,公安 等部门间电脑联网,提高监管效率.(三),成立专门机构,打击和防范有组织犯罪 打击和防范有组织犯罪,仅仅依靠法律制度是不够的,必须成立专门机 构,有计划,有组织的向有组织犯罪集团进行渗透.对黑社会成员进行 策反和进行心理战,利用他们之间帮派,派系之间的矛盾,从内部消灭 他们.在这一点上,香港特区作法可值得我们借鉴.在香港警察内部,有 一 个 专 门 的 反 集团 犯 罪 组 织 ——“有 组 织 及 三 合 会调 查 科 ”, 简 称 OSCG,直接隶属警察总部,俗称“O 记”.“O 记”探员经常化装打入黑社会 及各种犯罪组织,深受香港社会推崇.依照我国实际情况,在我国公安 机关内部,应建立类似的组织,有计划的向各类犯罪集团进行渗透,同 时,也应建立“污点

证人”制度,保护敢于揭露黑社会内幕的原黑社会成 员的生命安全,使他们不至于遭到同伙的报复.(四),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有组织犯罪 有组织犯罪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犯罪,他像癌症一样吞噬着整个社 会,影响到千万人正常的生活.只有世界各国联起手来,才能真正有效 打击有组织犯罪.依据我国实际情况,我国已是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 我国应当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与其他国家建立起信息交换制度,定期交 流有关犯罪信息;同时,对那些同我国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可以通过 引渡条约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对没有签订条约的,可以通过外交手段 或第三方予以协商,将起绳之以法.2004 年 9 月 29 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正式生效.它 是目前世界上第一项针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全球性公约.它确立了通 过促进国际合作,更加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宗旨,为各 国开展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础.公约规定缔约国 应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它措施,将参加有组织犯罪集团,洗钱,腐败和 妨碍司法等行为定为刑事犯罪.从我国角度来说,打击外逃贪官可能是使用《公约》最多的地方,他们 不仅涉及贪污,大多数也有洗钱行为.同时《公约》除了强调国与国之 间司法合作,还明确提出了“引渡义务”.例如,外逃的赖昌星和杨秀珠, 只要查证属实,依据条约的规定就可以引渡回国.特别是中加两国都加 入了这个公约,只要有管辖权,有溯及力的话,加拿大就有义务把赖昌 星引渡回来.(五),打防并举,重在治本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要遏制和减少犯罪的发生,从根本 上讲,就要堵源截流.犯罪根源是指同犯罪现象存在因果关系的社会现 象.犯罪的源头问题解决好了,犯罪现象必然减少.打击犯罪主要是为 了解决已出现的犯罪问题;预防犯罪是为了解决尚未出现的犯罪问题.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中有一段经典文字:被繁茂芜杂的社会现象 所掩盖的社会本质,是人们的经济利益行为,而人类社会所有政治的, 军事的,宗教的和有意识的形态的行为,都不过是人们经济利益行为的 折射.有组织犯罪也不例外,他们为了获得巨额经济利益,采取恫吓,暴 力,威胁和贿赂,腐蚀等手段.因此,要真正杜绝有组织犯罪发生,除了要 加强政权建设,建立一个高效,廉洁,透明的政府之外,更重要的是改善 人们的生活状况.贫穷的生活,拥挤的环境,种族歧视是有组织犯罪的 温床.无人过问而有毫无希望,饥寒交迫的穷人自然成为犯罪集团的顾 客.因此,只有真正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 高,才能有效防止有组织犯罪的产生.在我国现实生活中,首先应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以发展 生产力为第一要素,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目的,不断的促进经济快 速,稳定,健康的发展.其次应当不断加强执政党的能力建设,提高党的 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再次要重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中 下层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体现效率与公平兼顾.同时不断改善人 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妥善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不断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最后要不断加强法制建设,加大对犯罪的惩处力度,始终保 持对犯罪分子的高压态势和震慑作用,使广大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生 产发展,生活稳定所带来的好处.总之,打击有组织犯罪是一项长期,复杂的斗争,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够 解决的,只有全球各国共同努力,消除贫困和腐败,加强国际合作,才能 真正有效的打击有组织犯罪,乃至消灭有组织犯罪.

第三篇：反有组织犯罪法发言稿

反有组织犯罪法发言稿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全面胜利。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生动司法实践表明，恶势力作为一种特殊的有组织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严重破坏法治化营商环境，严重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具有很强的社会危害性，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演变、发展和壮大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和承接性，必须坚持依法严厉打击。刚刚实施的反有组织犯罪法将恶势力上升为明确的法律概念，为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制度保障。人民法院在深刻理解反有组织犯罪法出台和实施重大意义的同时，要精准把握法律适用，依法认定和惩处恶势力犯罪。

一、要充分认识将恶势力上升为法律概念的重要意义。

199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先提出要打击“流氓恶势力”，恶势力提法由此产生，经数次全国性的“扫（打）黑除恶”斗争，它的概念逐步明确，趋于规范化，一步步从政策概念向广义的法律概念过渡，直至反有组织犯罪法出台，恶势力才真正成为法律概念，填补了法律空白。

一是我国反有组织犯罪实践经验的系统集成。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打击有组织犯罪，经过不断总结经验，确立了对黑恶势力打早打小、打准打实的方针政策，逐渐明确恶势力的法律概念。2009年两高一部印发的《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首次规定了恶势力，并阐明了其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关系。2018年两高两部出台的《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进一步细化恶势力的认定标准，对依法惩处恶势力作了专章规定。随着司法实践经验的积累，以及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对恶势力违法犯罪规定的细化、补充、完善，恶势力已经具有明确的构成要件，满足了法律规范的基本要求，有必要将其上升为法律概念。

二是预防和惩治有组织犯罪的实际需要。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恶势力案件约占有组织犯罪案件总数的80%，已经成为反有组织犯罪的主要惩治对象。恶势力有其自身独特的危害性，其连续犯罪所积累的组织能力、经济能力、社会恶名等极大增强再犯可能性，其社会危害性呈持续状态。另外，作为有组织犯罪高级形态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其形成、发展一般都经历由小到大，由普通共同犯罪、恶势力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因此对恶势力必须坚持露头就打、打早打小，从源头上遏制黑社会性质组织滋生，防止造成更大社会危害。

三是依法做好反有组织犯罪工作的客观要求。

在反有组织犯罪法出台前，我国法律体系中关于惩治恶势力犯罪虽然有了一系列规定，但比较分散、未成体系，部分文件效力位阶比较低。反有组织犯罪法对恶势力的规定，是对我国以刑法为主体的刑事法律体系的重要补充和完善，有力促进了惩治恶势力犯罪法律规范向系统牢固的法律体系迈进。该法对构成恶势力的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进行规定，对适用缓刑、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等刑罚执行方式，对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罚金等附加刑适用，以及认罪认罚、网络犯罪、软暴力、涉案财产认定处置等均作出了明确规定，为防止人为“拔高”或“降格”提供更加有效法律保障，切实保证惩治工作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二、要准确认定和惩治恶势力犯罪。

反有组织犯罪法共九章七十七条，对认定和惩处恶势力犯罪进行了全面系统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应当准确理解把握，确保法律统一适用。

一是准确把握恶势力的认定标准。

作为一种共同犯罪的特殊形式，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恶势力犯罪特征，避免认定扩大化、随意化。在司法办案中，不仅要审查行为本身是否具有不法性，更要审查行为的动机、目的、起因是否具有不法性，坚决防止把婚恋纠纷、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劳动纠纷、合法债务纠纷等确属事出有因的违法犯罪活动，不加区分地认定为恶势力案件。对于恶势力危害后果的认定，要从侵害对象及其数量、违法犯罪次数、手段、规模、人身损害后果、经济损失数额、违法所得数额、引起社会秩序混乱的程度以及对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影响程度等方面，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和所在地区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判断，确保认定全面准确。

二是准确认定网络恶势力犯罪。

反有组织犯罪法第二十三条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势力犯罪正式纳入有组织犯罪的惩治范围。在司法办案中，要从行为手段、犯罪对象、危害后果等方面准确区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恶势力犯罪和一般共同犯罪。对于单纯为牟取不法经济利益而通过信息网络实施“黄、赌、毒、盗、抢、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不具备“欺压百姓”特征的，不应认定为恶势力案件；对于完全通过线上方式，或者主要环节通过线上方式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危害仅及于网络空间的，也要准确甄别，审慎认定为恶势力犯罪。

三是精准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在司法办案中，准确贯彻宽严相济政策的核心就是要坚持审时度势、区别对待。对于恶势力犯罪整体来说，由于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从严惩处。但对于具体的恶势力案件而言，不能将依法严惩简单理解为一律从严，要根据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在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在具体犯罪中的罪责来确定不同的刑罚，坚持宽严并举，突出惩治重点，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适用认罪认罚的恶势力犯罪案件绝不是“一律从宽”，对那些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手段残忍、社会危害严重的，依法不予从轻处罚。

三、要有效适用反有组织犯罪工作机制。

反有组织犯罪法建立了一系列反有组织犯罪工作的长效机制，人民法院要通过行使审判职能，结合工作实际，积极有效推动机制落地，确保反有组织犯罪特别是打击恶势力犯罪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

一是加强重点领域恶势力的惩治力度。

反有组织犯罪法明确了监察机关、政法各单位以及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对农村、城乡接合部、城中村等管控力量相对薄弱的重点地区，和建筑工程、交通运输、自然资源等重点行业的监督管理职责。人民法院要在从严从快惩处恶势力犯罪的同时，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配合民政部门对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资格进行全面审查，对相关刑事案件，及时向纪检监察、组织部门通报情况、送达法律文书，并做好信息核对反馈工作，切实巩固党的执政根基。要深入研判案件背后的社会管理薄弱环节和行业监管漏洞，制发司法建议，配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加强监督管理，提高社会综合治理效能。

二是有效阻断恶势力向未成年人群体渗透。

反有组织犯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对发展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境外的黑社会组织，教唆、诱骗未成年人实施有组织犯罪，或者实施有组织犯罪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在司法办案中，要对教唆、诱骗未成年人或者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恶势力组织及其成员，该重判的坚决重判到位，严格掌握缓刑、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对于符合刑法相关规定的，依法禁止其从事相关职业，始终保持严惩高压态势。对实施恶势力犯罪的未成年人，要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符合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条件的，依法依政策从宽处罚，促进未成年人罪犯改过自新，重回人生正轨。

三是加强对恶势力犯罪规律特点和应对策略的研究。

此次反有组织犯罪法提升了惩治恶势力犯罪相关规范的法律效力层级，作为新的法律规范，可能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法律适用问题。要针对恶势力案件审判执行工作反映出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准确研究把握恶势力犯罪的新特征、新形态、新变化、新动向，创新理念思路和方法手段，发现和总结经验做法，指导司法实践。要结合反有组织犯罪各项工作机制，梳理工作难点、堵点问题的成因和对策，对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共性问题及时研究制定解决方案，不断完善工作方法、模式、流程，形成管用有效的常态化制度机制，坚决防止恶势力卷土重来、死灰复燃。

第四篇：中国犯罪现状分析报告

一、犯罪率

（1）从1988年起刑事立案率持续大幅度上升，到1991年达到最高值，这期间每年的增长幅度分别是：23.29件/10万人（1987年~1988年）、104.08件/10万人（1988年~1989年）、19.41件/10万人（1989年~1990年）、8.81件/10万人（1990年~1991年）。其中1988年至1989年的增长幅度最大，这主要是过去各地都存在刑事案件立案统计不实的问题，1989年各级公安机关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同时，1989年的刑事案件也确实增加了，据一些地方调查，实际发案数1989年比1988年大约上升

（2）似乎1992年刑事立案率有一个明显的回落，此后直至1997年刑事立案率基本上波动不大。其实，1992年立案率下降是由于公安部门修订了盗窃案刑事立案标准：将原来的盗窃数额价值人民币城市80元、农村40元即要刑事立案，修订为1992年以后的盗窃数额价值人民币一般地区300元~500元、少数经济发展较快地区可为600元即要刑事立案。而盗窃案件通常占公安机关刑事立案总数的76%左右。因此，1992年刑事立案率总体数值的下降并不意味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好转。实际上，在1992年，未受盗窃案立案标准提升的影响并对公众安全感影响较大的杀人、强奸、抢劫三类案件的立案率，除强奸案稍有下降以外（由4.46件/10万人略降到4.36件/10万人），杀人案、抢劫案均有一定的增长（杀人案由2.06件/10万人增加到2.11件/10万人，抢劫案由9.32件/10万人增加到10.96件/10万人），这三类案件立案率的平均值也比上年的高（由5.28件/10万人增加到5.81件/10万人）。可以预见，倘若1992年盗窃案的立案标准不作较大幅度调整的话，那么起码1991年与1992年之间的立案率不会形成很大的落差，1988年至1997年之间的立案率应当保持在一个相对平稳增长的态势，即立案率居高不下。这10年间除强奸案立案率的增减在波动中保持相对平稳外（由1988年的3.19件/10万人略增到1997年的3.38件/10万人），杀人案与抢劫案的立案率均呈增长的态势，其中杀人案的立案率1997年比1988年增加了0.45倍（由1988年的1.49件/10万人增加到1997年的2.16件/10万人），抢劫案的立案率1997年比1988年增加了2.46倍（由1988年的3.40件/10万人显增到1997年的11.75件/10万人）。

（3）1998年刑事立案率又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从1997年的133.98件/10万人增加到1998年的164.68件/10万人。

改革开放后，犯罪率趋于增长、波动，尤其是近10年（从1988年起）犯罪率大幅度增长，并保持持续上升的势头，这还不包括大量的犯罪”黑数“.显然，这种增长的幅度以及犯罪率的绝对值已创中国内地1949年以来的最高记录。当代中国社会犯罪率的明显增长，这是一个需要深刻解析的社会现象。

二、青少年犯罪现状 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有人将其列为世界性难题。根据《中国青少年犯罪年鉴》统计，在整个刑事犯罪案件中青少年犯罪比例在不断增加。1959～1963年。我国青少年犯罪率占整个刑事犯罪案件的30%，1976年一下子上升到60%，1986年又猛跳到72.47%，现在仍然有上升趋势。而且根据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资料表明，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又占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80%以上。有详细资料显示，我国有2.2亿青少年，平均每分钟就发生一起刑事案件，并且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新动向，犯罪年龄趋向低龄化，犯罪性质暴力化，犯罪手法成人化和智能化。

二、当代中国犯罪状况的特点

总的看，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犯罪状况中最为显著的特点有三：

（一）犯罪数量明显上升。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第五次犯罪高峰，是以1991年全国发生各种犯罪263万起作为顶峰的，发案率为20‰。这个数字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相比是不高的，与英美这些国家相比，英国每千人当中有60．2个是犯罪分子，美国是每百个人中就有28．8个是受害者，我国犯罪显然是少得多（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统计标准的问题）。但与我们国家前些年相比，却有较大幅度增加，比如我国1950年第二次犯罪高峰的发案率为9·3‰，1961年第一次犯罪高峰的发案率为6．4‰，1973年第三次犯罪高峰的发案率为6‰，1981年第四次犯罪高峰的发案率为8．9‰。从中可以看出：第一，基本上是每隔十年左右，出现一次犯罪高峰；第二，改革开放前所出现的四次犯罪高峰，按人口平均，都没有超过10‰，改革开放后所出现的第五次犯罪高峰，猛增至20‰，犯罪数量明显的上升，实属罕见，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二）犯罪质量状况日趋严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的各种刑事案件，不仅数量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在质量状况上也日趋严重，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据公安部统计，杀人案件在80年代初（1980年－1983年）平均每年以2．6％的速度递增，而1984年至1990年间，竟以15．32％的速度递增，特别是重大案件数量增长速度之快，令人担忧。1985年我国重大案件仅为8万起，1990年猛增至45万起，1993年增至54万起，1995年又增至70万起。重大案件占全部案件的比例，1985年为9％，1990年增长到21％，1993年增长到33％，1995年则上升到42％。

（三）犯罪有向组织化、技术化、智能化发展的趋势。由于境外和国外有组织犯罪开始渗透到中国大陆境内，中国大陆境内的犯罪团伙也有进一步组织化的趋势，中国的有组织犯罪势将进一步地严重。与之相应的是，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运用现代化通讯与交通工具来实施犯罪，并在犯罪过程中运用事先经过周密策划的策略与技术手段。

第五篇：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联合国

第五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105

大会决议

[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A/55/383)]

55/25.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大会，回顾大会1998年12月9日第53/111号决议，大会在该决议中决定设立一个开放的政府间特设委员会，以拟订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全面国际公约，并讨论酌情拟订处理贩运妇女和儿童问题、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问题以及包括在海上非法贩运和运送移民问题的各项国际文书，又回顾大会1999年12月17日第54/126号决议，大会在该决议中请拟订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特设委员会继续依照1998年12月9日第53/111号和第53/114号决议进行工作，加紧努力，争取2000年完成此项工作，还回顾大会1999年12月17日第54/129号决议，大会在该决议中赞赏地接受了意大利政府提出的在巴勒莫主办高级别政治签署会议以签署《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巴勒莫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的提议，并请秘书长在2000年千年大会结束之前为此次会议安排最多一周的时间，赞赏波兰政府在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上向大会提交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初稿，1并于1998年2月2日至6日在华沙主办了根据1997年12月12日第52/85号决议设立的闭会期间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组关于拟订一项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的全面国际公约初稿的会议，赞赏阿根廷政府于1998年8月31日至9月4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主办了特设委员会非正式筹备会议，赞赏泰国政府于2000年3月20日和21日在曼谷主办了加强能力建设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亚太部长级研讨会，深切关注与有组织犯罪活动有关的消极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并深信亟需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加强合作以更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这类活动，深感关切地注意到跨国有组织犯罪与恐怖主义犯罪之间日趋密切的联系，同时考虑到《联合国宪章》和大会的各项有关决议，决心让那些从事跨国有组织犯罪的人无藏身之处，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犯罪都要对其罪行起诉，并在国际一级开展合作，坚信《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将在打击洗钱、腐败、非法贩运野生动植物群濒危物种、破坏文化遗产罪等犯罪活动以及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与恐怖主义犯罪之间日趋密切的联系的国际合作中，成为一种有力的工具和必要的法律框架，1.注意到在维也纳联合国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厅总部开展工作的拟订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特设委员会的报告，2并赞扬特设委员会的工作；

2.通过本决议所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和《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并在根据第54/129号决议定于2000年12月12日至15日于意大利巴勒莫举行的高级别政治签署会议上开放供签署；

3.请秘书长编写关于根据第54/129号决议定于巴勒莫举行的高级别政治签署会议的全面报告；

4.注意到特设委员会尚未完成其有关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补充议定书草案的工作； 5.请特设委员会继续根据第53/111号、53/114号和54/126号决议进行其有关该议定书草案的工作并尽快完成此项工作；

6.呼吁所有国家认清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与恐怖主义行为之间的联系，同时考虑到大会的各项有关决议，并呼吁各国运用《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打击其中所列各种形式的犯罪活动；

7.建议由大会1996年12月17日第51/210号决议设立的、正在开始进行审议以遵照1999年12月9日第54/110号决议拟订一项关于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的全面公约的特设委员会考虑到《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各项规定；

8.促请所有国家和区域经济组织尽快签署和批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以确保公约及其议定书迅速生效；

9.决定除非根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成立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另有决定，公约第30条提到的帐户应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的范围内运作；并鼓励各会员国开始为上述帐户提供充分的自愿捐款，以便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提供它们执行公约及其议定书而可能需要的技术援助，包括这种执行所需的准备措施；

10.又决定由拟订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特设委员会在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召开前尽早举行会议，完成拟订公约所产生的工作，以便起草将提交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审议和采取行动的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及公约第32条所述其他规则和机制的案文草案；

11.请秘书长根据公约第33条指定联合国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厅国际预防犯罪中心担任公约缔约方会议秘书处；

12.又请秘书长向国际预防犯罪中心提供必要的资源，以使其能够有效地促进《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迅速生效和履行公约缔约方会议秘书处的职能，并支持特设委员会依照上文第10段开展工作。

2000年11月15日

第62次全体会议

注:

1.A/C.3/51/7，附件。

2.A/AC.254/34。

附件一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第1条

宗旨

本公约的宗旨是促进合作，以便更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第2条

术语的使用

在本公约中：

(a)“有组织犯罪集团”系指由三人或多人所组成的、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为了实施一项或多项严重犯罪或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以直接或间接获得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而一致行动的有组织结构的集团；

(b)“严重犯罪”系指构成可受到最高刑至少四年的剥夺自由或更严厉处罚的犯罪的行为；

(c)“有组织结构的集团”系指并非为了立即实施一项犯罪而随意组成的集团，但不必要求确定成员职责，也不必要求成员的连续性或完善的组织结构；

(d)“财产”系指各种资产，不论其为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动产或不动产、有形的或无形的，以及证明对这些资产所有权或权益的法律文件或文书；

(e)“犯罪所得”系指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犯罪而产生或获得的任何财产；

(f)“冻结”或“扣押”系指根据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的命令暂时禁止财产转移、转换、处置或移动或对之实行暂时性扣留或控制；

(g)“没收”，在适用情况下还包括“充公”，系指根据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的命令对财产实行永久剥夺；

(h)“上游犯罪”系指由其产生的所得可能成为本公约第6条所定义的犯罪的对象的任何犯罪；

(i)“控制下交付”系指在主管当局知情并由其进行监测的情况下允许非法或可疑货物运出、通过或运入一国或多国领土的一种做法，其目的在于侦查某项犯罪并辨认参与该项犯罪的人员；

(j)“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系指由某一区域的一些主权国家组成的组织，其成员国已将处理本公约范围内事务的权限转交该组织，而且该组织已按照其内部程序获得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的正式授权；本公约所述“缔约国”应在这类组织的权限范围内适用于这些组织。第3条

适用范围

1.本公约除非另有规定，应适用于对下述跨国的且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犯罪的预防、侦查和起诉：

(a)依照本公约第5条、第6条、第8条和第23条确立的犯罪；

(b)本公约第2条所界定的严重犯罪。2.就本条第1款而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属跨国犯罪：

(a)在一个以上国家实施的犯罪；

(b)虽在一国实施，但其准备、筹划、指挥或控制的实质性部分发生在另一国的犯罪；

(c)犯罪在一国实施，但涉及在一个以上国家从事犯罪活动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或

(d)犯罪在一国实施，但对于另一国有重大影响。第4条

保护主权

1.在履行其根据本公约所承担的义务时，缔约国应恪守各国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原则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2.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赋予缔约国在另一国领土内行使管辖权和履行该另一国本国法律规定的专属于该国当局的职能的权利。第5条

参加有组织犯罪集团行为的刑事定罪

1.各缔约国均应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下列故意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

(a)下列任何一种或两种有别于未遂或既遂的犯罪的行为：

㈠ 为直接或间接获得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而与一人或多人约定实施严重犯罪，如果本国法律要求，还须有其中一名参与者为促进上述约定的实施的行为或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

㈡ 明知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目标和一般犯罪活动或其实施有关犯罪的意图而积极参与下述活动的行为：

a.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犯罪活动；

b.明知其本人的参与将有助于实现上述犯罪目标的该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其他活动；

(b)组织、指挥、协助、教唆、便利或参谋实施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严重犯罪。

2.本条第1款所指的明知、故意、目标、目的或约定可以从客观实际情况推定。

3.其本国法律要求根据本条第1款(a)项目确立的犯罪须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方可成立的缔约国，应确保其本国法律涵盖所有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严重犯罪。这些缔约国以及其法律要求根据本条第1款(a)项目确立的犯罪须有促进约定的实施的行为方可成立的缔约国，应在其签署本公约或交存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的文书时将此情况通知联合国秘书长。第6条

洗钱行为的刑事定罪

1.各缔约国均应依照其本国法律基本原则采取必要的立法及其他措施，将下列故意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

(a)明知财产为犯罪所得，为隐瞒或掩饰该财产的非法来源，或为协助任何参与实施上游犯罪者逃避其行为的法律后果而转换或转让财产；

明知财产为犯罪所得而隐瞒或掩饰该财产的真实性质、来源、所在地、处置、转移、所有权或有关的权利；

(b)在符合其本国法律制度基本概念的情况下：

在得到财产时，明知其为犯罪所得而仍获取、占有或使用；

参与、合伙或共谋实施，实施未遂，以及协助、教唆、便利和参谋实施本条所确立的任何犯罪。

2．为实施或适用本条第1款：

(a)各缔约国均应寻求将本条第1款适用于范围最为广泛的上游犯罪；

(b)各缔约国均应将本公约第2条所界定的所有严重犯罪和根据本公约第5条、第8条和第23条确立的犯罪列为上游犯罪。缔约国立法中如果明确列出上游犯罪清单，则至少应在这类清单中列出与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的范围广泛的各种犯罪；

(c)就(b)项而言，上游犯罪应包括在有关缔约国刑事管辖权范围之内和之外发生的犯罪。但是，如果犯罪发生在一缔约国刑事管辖权范围以外，则只有该行为根据其发生时所在国本国法律为刑事犯罪，而且若发生在实施或适用本条的缔约国时根据该国法律也构成刑事犯罪时才构成上游犯罪；

(d)各缔约国均应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供其实施本条的法律以及这类法律随后的任何修改的副本或说明；

(e)如果缔约国本国法律基本原则要求，则可以规定本条第1款所列犯罪不适用于实施上游犯罪的人；

(f)本条第1款所规定的作为犯罪要素的明知、故意或目的可根据客观实际情况推定。

第7条

打击洗钱活动的措施

1.各缔约国均应：

(a)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建立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在适当情况下对其他特别易被用于洗钱的机构的综合性国内管理和监督制度，以便制止并查明各种形式的洗钱。这种制度应强调验证客户身份、保持记录和报告可疑的交易等项规定；

(b)在不影响本公约第18条和第27条的情况下，确保行政、管理、执法和其他负责打击洗钱的当局(本国法律许可时可包括司法当局)能够根据其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开展合作和交换信息，并应为此目的考虑建立作为国家级中心的金融情报机构，以收集、分析和传播有关潜在的洗钱活动的信息。

2.缔约国应考虑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调查和监督现金和有关流通票据出入本国国境的情况，但须有保障措施以确保情报的妥善使用且不致以任何方式妨碍合法资本的流动。这类措施可包括要求个人和企业报告大额现金和有关流通票据的跨境划拨。

3.在建立本条所规定的国内管理和监督制度时，吁请缔约国在不影响本公约的任何其他条款的情况下将各种区域、区域间和多边组织的有关反洗钱倡议作为指南。

4.缔约国应努力为打击洗钱而发展和促进司法、执法和金融管理当局间的全球、区域、分区域和双边合作。第8条

腐败行为的刑事定罪

1.各缔约国均应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下列故意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

(a)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许诺、提议给予或给予该公职人员或其他人员或实体不应有的好处，以使该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不作为；

(b)公职人员为其本人或其他人员或实体直接或间接索取或接受不应有的好处，以作为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不作为的条件。

2.各缔约国均应考虑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以便将本条第1款所述涉及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务员的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各缔约国同样也应考虑将其他形式的腐败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

3.各缔约国还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将作为共犯参与根据本条所确立的犯罪规定为刑事犯罪。

4.本公约本条第1款和第9条中的“公职人员”，系指任职者任职地国法律所界定的且适用于该国刑法的公职人员或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员。第9条

反腐败措施

1.除本公约第8条所列各项措施外，各缔约国均应在适当时并在符合其法律制度的情况下，采取立法、行政或其他有效措施，以促进公职人员廉洁奉公，并预防、调查和惩治腐败行为。

2.各缔约国均应采取措施，确保本国当局在预防、调查和惩治公职人员腐败行为方面采取有效行动，包括使该当局具备适当的独立性，以免其行动受到不适当的影响。第10条

法人责任

1.各缔约国均应采取符合其法律原则的必要措施，确定法人参与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严重犯罪和实施根据本公约第5条、第6条、第8条和第23条确立的犯罪时应承担的责任。

2.在不违反缔约国法律原则的情况下，法人责任可包括刑事、民事或行政责任。

3.法人责任不应影响实施此种犯罪的自然人的刑事责任。

4.各缔约国均应特别确保使根据本条负有责任的法人受到有效、适度和劝阻性的刑事或非刑事制裁，包括金钱制裁。第11条

起诉、判决和制裁

1.各缔约国均应使根据本公约第5条、第6条、第8条和第23条确立的犯罪受到与其严重性相当的制裁。

2.为因本公约所涵盖的犯罪起诉某人而行使本国法律规定的法律裁量权时，各缔约国均应努力确保针对这些犯罪的执法措施取得最大成效，并适当考虑到震慑此种犯罪的必要性。

3.就根据本公约第5条、第6条、第8条和第23条确立的犯罪而言，各缔约国均应根据其本国法律并在适当考虑到被告方权利的情况下采取适当措施，力求确保所规定的与审判或上诉前释放的裁决有关的条件考虑到确保被告人在其后的刑事诉讼中出庭的需要。

4.各缔约国均应确保其法院和其他有关当局在考虑早释或假释已被判定犯有本公约所涵盖的犯罪者的可能性时，顾及此种犯罪的严重性。

5.各缔约国均应在适当情况下在其本国法律中对于本公约所涵盖的任何犯罪规定一个较长的追诉时效期限，并在被指控犯罪的人逃避司法处置时规定更长的期限。

6.本公约的任何规定，概不影响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和适用的法律辩护理由或决定行为合法性的其他法律原则只应由缔约国本国法律加以阐明，而且此种犯罪应根据该法律予以起诉和处罚的原则。第12条

没收和扣押

1.缔约国应在本国法律制度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采取必要措施，以便能够没收：

(a)来自本公约所涵盖的犯罪的犯罪所得或价值与其相当的财产；

(b)用于或拟用于本公约所涵盖的犯罪的财产、设备或其他工具。

2.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辨认、追查、冻结或扣押本条第1款所述任何物品，以便最终予以没收。

3.如果犯罪所得已经部分或全部转变或转化为其他财产，则应对此类财产适用本条所述措施。

4.如果犯罪所得已与从合法来源获得的财产相混合，则应在不影响冻结权或扣押权的情况下没收这类财产，没收价值可达混合于其中的犯罪所得的估计价值。

5.对于来自犯罪所得、来自由犯罪所得转变或转化而成的财产或已与犯罪所得相混合的财产所产生的收入或其他利益，也应适用本条所述措施，其方式和程度与处置犯罪所得相同。

6.为本公约本条和第13条的目的，各缔约国均应使其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有权下令提供或扣押银行、财务或商务记录。缔约国不得以银行保密为由拒绝按照本款规定采取行动。7.缔约国可考虑要求由犯罪的人证明应予没收的涉嫌犯罪所得或其他财产的合法来源，但此种要求应符合其本国法律原则和司法及其他程序的性质。

8.不得对本条规定作损害善意第三人权利的解释。

9.本条任何规定均不得影响本条所述措施应根据缔约国本国法律规定予以确定和实施的原则。第13条

没收事宜的国际合作

1.缔约国在收到对本公约所涵盖的一项犯罪拥有管辖权的另一缔约国关于没收本公约第12条第1款所述的、位于被请求国领土内的犯罪所得、财产、设备或其他工具的请求后，应在本国国内法律制度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

(a)将此种请求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取得没收令并在取得没收令时予以执行；或

(b)将请求缔约国领土内的法院根据本公约第12条第1款签发的没收令提交主管当局，以便按请求的范围予以执行，只要该没收令涉及第12条第1款所述的、位于被请求缔约国领土内的犯罪所得、财产、设备或其他工具。

2.对本公约所涵盖的一项犯罪拥有管辖权的另一缔约国提出请求后，被请求缔约国应采取措施，辨认、追查和冻结或扣押本公约第12条第1款所述犯罪所得、财产、设备或其他工具，以便由请求缔约国或根据本条第1款所述请求由被请求缔约国下令最终予以没收。

3.本公约第18条的规定可经适当变通适用于本条。除第18条第15款规定提供的资料以外，根据本条所提出的请求还应包括：

(a)与本条第1款(a)项有关的请求，应有关于拟予没收的财产的说明以及关于请求缔约国所依据的事实的充分陈述，以便被请求缔约国能够根据本国法律取得没收令；

(b)与本条第1款(b)项有关的请求，应有请求缔约国据以签发请求的、法律上可接受的没收令副本、事实陈述和关于请求执行没收令的范围的资料；

(c)与本条第2款有关的请求，应有请求缔约国所依据的事实陈述以及对请求采取的行动的说明。

4.被请求缔约国根据本条第1和第2款作出的决定或采取的行动，应符合并遵循其本国法律及程序规则的规定或可能约束其与请求缔约国关系的任何双边或多边条约、协定或安排的规定。

5.各缔约国均应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供有关实施本条的任何法律和法规以及这类法律和法规随后的任何修改的副本或说明。

6.如果某一缔约国以存在有关条约作为采取本条第1款和第2款所述措施的条件，则该缔约国应将本公约视为必要而充分的条约依据。

7.如果请求中所涉犯罪并非本公约所涵盖的犯罪，缔约国可拒绝提供本条所规定的合作。

8.不得对本条规定作损害善意第三人权利的解释。

9.缔约国应考虑缔结双边或多边条约、协定或安排，以增强根据本条开展的国际合作的有效性。第14条

没收的犯罪所得或财产的处置

1.缔约国依照本公约第12条或第13条第1款没收的犯罪所得或财产应由该缔约国根据其本国法律和行政程序予以处置。

2.根据本公约第13条的规定应另一缔约国请求采取行动的缔约国，应在本国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根据请求优先考虑将没收的犯罪所得或财产交还请求缔约国，以便其对犯罪被害人进行赔偿，或者将这类犯罪所得或财产归还合法所有人。3.一缔约国应另一缔约国请求按照本公约第12条和第13条规定采取行动时，可特别考虑就下述事项缔结协定或安排：

(a)将与这类犯罪所得或财产价值相当的款项，或变卖这类犯罪所得或财产所获款项，或这类款项的一部分捐给根据本公约第30条第2款(c)项所指定的帐户和专门从事打击有组织犯罪工作的政府间机构；

(b)根据本国法律或行政程序，经常地或逐案地与其他缔约国分享这类犯罪所得或财产或变卖这类犯罪所得或财产所获款项。第15条 管辖权

1.各缔约国在下列情况下应采取必要措施，以确立对根据本公约第5条、第6条、第8条和第23条确立犯罪的管辖权：(a)犯罪发生在该缔约国领域内；或者

(b)犯罪发生在犯罪时悬挂该缔约国国旗的船只或已根据该缔约国法律注册的航空器内。

2.在不违反本公约第4条规定的情况下，缔约国在下列情况下还可对任何此种犯罪确立其管辖权：

(a)犯罪系针对该缔约国国民；

(b)犯罪者为该缔约国国民或在其境内有惯常居所的无国籍人；或者

(c)该犯罪系：

发生在本国领域以外的、根据本公约第5条第1款确立的犯罪，目的是在本国领域内实施严重犯罪；

发生在本国领域以外的、根据本公约第6条第1款(b)项目确立的犯罪，目的是在其领域内进行本公约第6条第1款(a)项目或目或(b)项目确立的犯罪。3.为了本公约第16条第10款的目的，各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在被指控人在其领域内而其仅因该人系其本国国民而不予引渡时，确立其对本公约所涵盖的犯罪的管辖权。

4．各缔约国还可采取必要措施，在被指控人在其领域内而其不引渡该人时确立其对本公约所涵盖的犯罪的管辖权。

5.如果根据本条第1款或第2款行使其管辖权的缔约国被告知或通过其他途径获悉另一个或数个缔约国正在对同一行为进行侦查、起诉或审判程序，这些国家的主管当局应酌情相互磋商，以便协调行动。

6.在不影响一般国际法准则的情况下，本公约不排除缔约国行使其依据本国法律确立的任何刑事管辖权。第16条 引渡

1.本条应适用于本公约所涵盖的犯罪，或第3条第1款(a)项或(b)项所述犯罪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且被请求引渡人位于被请求缔约国境内的情况，条件是引渡请求所依据的犯罪是按请求缔约国和被请求缔约国本国法律均应受到处罚的犯罪。

2.如果引渡请求包括几项独立的严重犯罪，其中某些犯罪不在本条范围之内，被请求缔约国也可对这些犯罪适用本条的规定。

3.本条适用的各项犯罪均应视为缔约国之间现行的任何引渡条约中的可引渡的犯罪。各缔约国承诺将此种犯罪作为可引渡的犯罪列入它们之间拟缔结的每一项引渡条约。

4.以订有条约为引渡条件的缔约国如接到未与之订有引渡条约的另一缔约国的引渡请求，可将本公约视为对本条所适用的任何犯罪予以引渡的法律依据。

5.以订有条约为引渡条件的缔约国应：(a)在交存本公约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时通知联合国秘书长，说明其是否将把本公约作为与本公约其他缔约国进行引渡合作的法律依据；

(b)如其不以本公约作为引渡合作的法律依据，则在适当情况下寻求与本公约其他缔约国缔结引渡条约，以执行本条规定。

6.不以订有条约为引渡条件的缔约国应承认本条所适用的犯罪为它们之间可相互引渡的犯罪。

7.引渡应符合被请求缔约国本国法律或适用的引渡条约所规定的条件，其中特别包括关于引渡的最低限度刑罚要求和被请求缔约国可据以拒绝引渡的理由等条件。

8.对于本条所适用的任何犯罪，缔约国应在符合本国法律的情况下，努力加快引渡程序并简化与之有关的证据要求。

9.在不违背本国法律及其引渡条约规定的情况下，被请求缔约国可在认定情况必要而且紧迫时，应请求缔约国的请求，拘留其境内的被请求引渡人或采取其他适当措施，以确保该人在进行引渡程序时在场。

10.被指控人所在的缔约国如果仅以罪犯系本国国民为由不就本条所适用的犯罪将其引渡，则有义务在要求引渡的缔约国提出请求时，将该案提交给其主管当局以便起诉，而不得有任何不应有的延误。这些当局应以与根据本国法律针对性质严重的其他任何犯罪所采用的方式相同的方式作出决定和进行诉讼程序。有关缔约国应相互合作，特别是在程序和证据方面，以确保这类起诉的效果。

11.如果缔约国本国法律规定，允许引渡或移交其国民须以该人将被送还本国，就引渡或移交请求所涉审判、诉讼中作出的判决服刑为条件，且该缔约国和寻求引渡该人的缔约国也同意这一选择以及可能认为适宜的其他条件，则此种有条件引渡或移交即足以解除该缔约国根据本条第10款所承担的义务。

12.如为执行判决而提出的引渡请求由于被请求引渡人为被请求缔约国的国民而遭到拒绝，被请求国应在其本国法律允许并且符合该法律的要求的情况下，根据请求国的请求，考虑执行按请求国本国法律作出的判刑或剩余刑期。

13.在对任何人就本条所适用的犯罪进行诉讼时，应确保其在诉讼的所有阶段受到公平待遇，包括享有其所在国本国法律所提供的一切权利和保障。

14.如果被请求缔约国有充分理由认为提出该请求是为了以某人的性别、种族、宗教、国籍、族裔或政治观点为由对其进行起诉或处罚，或按该请求行事将使该人的地位因上述任一原因而受到损害，则不得对本公约的任何规定作规定了被请求国的引渡义务的解释。

15.缔约国不得仅以犯罪也被视为涉及财政事项为由而拒绝引渡。

16.被请求缔约国在拒绝引渡前应在适当情况下与请求缔约国磋商，以使其有充分机会陈述自己的意见和介绍与其指控有关的资料。

17.各缔约国均应寻求缔结双边和多边协定或安排，以执行引渡或加强引渡的有效性。第17条

被判刑人员的移交

缔约国可考虑缔结双边或多边协定或安排，将因犯有本公约所涉犯罪而被判监禁或其他形式剥夺自由的人员移交其本国服满刑期。第18条

司法协助

1.缔约国应在对第3条规定的本公约所涵盖的犯罪进行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程序中相互提供最大程度的司法协助；在请求缔约国有合理理由怀疑第3条第1款(a)项或(b)项所述犯罪具有跨国性时，包括怀疑此种犯罪的被害人、证人、犯罪所得、工具或证据位于被请求缔约国而且该项犯罪涉及一有组织犯罪集团时，还应对等地相互给予类似协助。

2.对于请求缔约国根据本公约第10条可能追究法人责任的犯罪所进行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程序，应当根据被请求缔约国的有关的法律、条约、协定和安排，尽可能充分地提供司法协助。

3.可为下列任何目的请求依据本条给予司法协助：

(a)向个人获取证据或陈述；

(b)送达司法文书；

(c)执行搜查和扣押并实行冻结；

(d)检查物品和场所；

(e)提供资料、物证以及鉴定结论；

(f)提供有关文件和记录的原件或经核证的副本，其中包括政府、银行、财务、公司或营业记录；(g)为取证目的而辨认或追查犯罪所得、财产、工具或其他物品；

(h)为有关人员自愿在请求缔约国出庭提供方便；

(i)不违反被请求缔约国本国法律的任何其他形式的协助。

4.缔约国主管当局如认为与刑事事项有关的资料可能有助于另一国主管当局进行或顺利完成调查和刑事诉讼程序，或可促成其根据本公约提出请求，则在不影响本国法律的情况下，可无须事先请求而向该另一国主管当局提供这类资料。

5.根据本条第4款提供这类资料，不应影响提供资料的主管当局本国所进行的调查和刑事诉讼程序。接收资料的主管当局应遵守对资料保密的要求，即使是暂时保密的要求，或对资料使用的限制。但是，这不应妨碍接收缔约国在其诉讼中披露可证明被控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接收缔约国应在披露前通知提供缔约国，而且如果提供缔约国要求，还应与其磋商。如果在例外情况下不可能事先通知，接收缔约国应毫不迟延地将披露一事通告提供缔约国。

6.本条各项规定概不影响任何其他规范或将要规范整个或部分司法协助问题的双边或多边条约所规定的义务。

7.如果有关缔约国无司法协助条约的约束，则本条第9至29款应适用于根据本条提出的请求。如果有关缔约国有这类条约的约束，则适用条约的相应条款，除非这些缔约国同意代之以适用本条第9至29款。大力鼓励缔约国在这几款有助于合作时予以适用。

8.缔约国不得以银行保密为由拒绝提供本条所规定的司法协助。

9.缔约国可以并非双重犯罪为由拒绝提供本条所规定的司法协助。但是，被请求缔约国可在其认为适当时在其斟酌决定的范围内提供协助，而不论该行为按被请求缔约国本国法律是否构成犯罪。10.在一缔约国境内羁押或服刑的人，如果被要求到另一缔约国进行辨认、作证或提供其他协助，以便为就与本公约所涵盖的犯罪有关的侦查、起诉或审判程序取得证据，在满足以下条件的情况下，可予移送：

(a)该人在知情后自由表示同意；

(b)双方缔约国主管当局同意，但须符合这些缔约国认为适当的条件。

11.就本条第10款而言：

(a)该人被移送前往的缔约国应有权力和义务羁押被移送人，除非移送缔约国另有要求或授权；

(b)该人被移送前往的缔约国应毫不迟延地履行义务，按照双方缔约国主管当局事先达成的协议或其他协议，将该人交还移送缔约国羁押；

(c)该人被移送前往的缔约国不得要求移送缔约国为该人的交还启动引渡程序；(d)该人在被移送前往的国家的羁押时间应折抵在移送缔约国执行的刑期。

12.除非按照本条第10款和第11款移送该人的缔约国同意，无论该人国籍为何，均不得因其在离开移送国国境前的作为、不作为或定罪而在被移送前往的国家境内使其受到起诉、羁押、处罚或对其人身自由实行任何其他限制。

13.各缔约国均应指定一中心当局，使其负责和有权接收司法协助请求并执行请求或将请求转交主管当局执行。如缔约国有实行单独司法协助制度的特区或领土，可另指定一个对该特区或领土具有同样职能的中心当局。中心当局应确保所收到的请求的迅速而妥善执行或转交。中心当局在将请求转交某一主管当局执行时，应鼓励该主管当局迅速而妥善地执行请求。各缔约国应在交存本公约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时将为此目的指定的中心当局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司法协助请求以及与之有关的任何联系文件均应递交缔约国指定的中心当局。此项规定不得损害缔约国要求通过外交渠道以及在紧急和可能的情况下经有关缔约国同意通过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向其传递这种请求和联系文件的权利。

14.请求应以被请求缔约国能接受的语文以书面形式提出，或在可能情况下以能够生成书面记录的任何形式提出，但须能使该缔约国鉴定其真伪。各缔约国应在其交存本公约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时将其所能接受的语文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在紧急情况下，如经有关缔约国同意，请求可以口头方式提出，但应立即加以书面确认。

15.司法协助请求书应载有：

(a)提出请求的当局；

(b)请求所涉的侦查、起诉或审判程序的事由和性质，以及进行此项侦查、起诉或审判程序的当局的名称和职能；

(c)有关事实的概述，但为送达司法文书提出的请求例外；

(d)对请求协助的事项和请求缔约国希望遵循的特定程序细节的说明；

(e)可能时，任何有关人员的身份、所在地和国籍；

(f)索取证据、资料或要求采取行动的目的。

16.被请求缔约国可要求提供按照其本国法律执行该请求所必需或有助于执行该请求的补充资料。

17.请求应根据被请求缔约国本国法律执行。在不违反被请求缔约国本国法律的情况下，如有可能，应遵循请求书中列明的程序执行。

18.当在某一缔约国境内的某人需作为证人或鉴定人接受另一缔约国司法当局询问，且该人不可能或不宜到请求国出庭，则前一个缔约国可应该另一缔约国的请求，在可能且符合本国法律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允许以电视会议方式进行询问，缔约国可商定由请求缔约国司法当局进行询问且询问时应有被请求缔约国司法当局在场。

19.未经被请求缔约国事先同意，请求缔约国不得将被请求缔约国提供的资料或证据转交或用于请求书所述以外的侦查、起诉或审判程序。本款规定不妨碍请求缔约国在其诉讼中披露可证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资料或证据。就后一种情形而言，请求缔约国应在披露之前通知被请求缔约国，并依请求与被请求缔约国磋商。如在例外情况下不可能事先通知时，请求缔约国应毫不迟延地将披露一事通告被请求缔约国。

20.请求缔约国可要求被请求缔约国对其提出的请求及其内容保密，但为执行请求所必需时除外。如果被请求缔约国不能遵守保密要求，应立即通知请求缔约国。

21.在下列情况下可拒绝提供司法协助：

(a)请求未按本条的规定提出；

(b)被请求缔约国认为执行请求可能损害其主权、安全、公共秩序或其他基本利益；

(c)假如被请求缔约国当局依其管辖权对任何类似犯罪进行侦查、起诉或审判程序时，其本国法律将会禁止其对此类犯罪采取被请求的行动；

(d)同意此项请求将违反被请求国关于司法协助的法律制度。

22.缔约国不得仅以犯罪又被视为涉及财政事项为由拒绝司法协助请求。

23.拒绝司法协助时应说明理由。

24.被请求缔约国应尽快执行司法协助请求，并应尽可能充分地考虑到请求缔约国提出的、最好在请求中说明了理由的任何最后期限。被请求缔约国应依请求缔约国的合理要求就其处理请求的进展情况作出答复。请求国应在其不再需要被请求国提供所寻求的协助时迅速通知被请求缔约国。

25.被请求缔约国可以司法协助妨碍正在进行的侦查、起诉或审判为由而暂缓进行。

26.在根据本条第21款拒绝某项请求或根据本条第25款暂缓执行请求事项之前，被请求缔约国应与请求缔约国协商，以考虑是否可在其认为必要的条件下给予协助。请求缔约国如果接受附有条件限制的协助，则应遵守有关的条件。

27.在不影响本条第12款的适用的情况下，应请求缔约国请求而同意到请求缔约国就某项诉讼作证或为某项侦查、起诉或审判程序提供协助的证人、鉴定人或其他人员，不应因其离开被请求缔约国领土之前的作为、不作为或定罪而在请求缔约国领土内被起诉、羁押、处罚，或在人身自由方面受到任何其他限制。如该证人、鉴定人或其他人员已得到司法当局不再需要其到场的正式通知，在自通知之日起连续十五天内或在缔约国所商定的任何期限内，有机会离开但仍自愿留在请求缔约国境内，或在离境后又自愿返回，则此项安全保障即不再有效。

28.除非有关缔约国另有协议，执行请求的一般费用应由被请求缔约国承担。如执行请求需要或将需要支付巨额或特殊性质的费用，则应由有关缔约国进行协商，以确定执行该请求的条件以及承担费用的办法。

29.被请求缔约国：

(a)应向请求缔约国提供其所拥有的根据其本国法律可向公众公开的政府记录、文件或资料的副本；

(b)可自行斟酌决定全部或部分地或按其认为适当的条件向请求缔约国提供其所拥有的根据其本国法律不向公众公开的任何政府记录、文件或资料的副本。

30.缔约国应视需要考虑缔结有助于实现本条目的、具体实施或加强本条规定的双边或多边协定或安排的可能性。第19条

联合调查

缔约国应考虑缔结双边或多边协定或安排，以便有关主管当局可据以就涉及一国或多国刑事侦查、起诉或审判程序事由的事宜建立联合调查机构。如无这类协定或安排，则可在个案基础上商定进行这类联合调查。有关缔约国应确保拟在其境内进行该项调查的缔约国的主权受到充分尊重。第20条

特殊侦查手段

1.各缔约国均应在其本国法律基本原则许可的情况下，视可能并根据本国法律所规定的条件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其主管当局在其境内适当使用控制下交付并在其认为适当的情况下使用其他特殊侦查手段，如电子或其他形式的监视和特工行动，以有效地打击有组织犯罪。

2.为侦查本公约所涵盖的犯罪，鼓励缔约国在必要时为在国际一级合作时使用这类特殊侦查手段而缔结适当的双边或多边协定或安排。此类协定或安排的缔结和实施应充分遵循各国主权平等原则，执行时应严格遵守这类协定或安排的条件。

3.在无本条第2款所列协定或安排的情况下，关于在国际一级使用这种特殊侦查手段的决定，应在个案基础上作出，必要时还可考虑到有关缔约国就行使管辖权所达成的财务安排或谅解。

4.经各有关缔约国同意，关于在国际一级使用控制下交付的决定，可包括诸如拦截货物后允许其原封不动地或将其全部或部分取出替换后继续运送之类的办法。第21条

刑事诉讼的移交

缔约国如认为相互移交诉讼有利于正当司法，特别是在涉及数国管辖权时，为了使起诉集中，应考虑相互移交诉讼的可能性，以便对本公约所涵盖的某项犯罪进行刑事诉讼。第22条

建立犯罪记录

各缔约国均可采取必要的立法或其他措施，按其认为适宜的条件并为其认为适宜的目的，考虑到另一个国家以前对被指控人作出的任何有罪判决，以便在涉及本公约所涵盖的犯罪的刑事诉讼中加以利用。第23条

妨害司法的刑事定罪

各缔约国均应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下列故意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

(a)在涉及本公约所涵盖的犯罪的诉讼中使用暴力、威胁或恐吓，或许诺、提议给予或给予不应有的好处，以诱使提供虚假证言或干扰证言或证据的提供；

(b)使用暴力、威胁或恐吓，干扰司法或执法人员针对本公约所涵盖的犯罪执行公务。本项规定概不应影响缔约国制定保护其他类别公职人员的立法的权利。第24条

保护证人

1.各缔约国均应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适当的措施，为刑事诉讼中就本公约所涵盖的犯罪作证的证人并酌情为其亲属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者提供有效的保护，使其免遭可能的报复或恐吓。

2.在不影响被告人的权利包括正当程序权的情况下，本条第1款所述措施可包括：

(a)制定向此种人提供人身保护的程序，例如，在必要和可行的情况下将其转移，并在适当情况下允许不披露或限制披露有关其身份和下落的情况；

(b)规定可允许以确保证人安全的方式作证的证据规则，例如，允许借助于诸如视像连接之类的通信技术或其他适当手段提供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