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

第一篇：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

——湖南省H县调查

近十年来，我国农村特别是中部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直接针对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大都经过各级政府的努力得到了较妥善的处理。但是，也有些事件由于处理不当，各种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并逐渐产生了一些以“减负上访代表”、“减负代表”等名义出现的所谓“农民利益代言人”。在他们的组织和领导下，部分农民与基层政府进行着长期的抗争。其结果是，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在数量、规模和对抗程度方面都在增长。与此同时，农民的政治诉求也发生了重大的升级，在内容上变得更有进取性，并提出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要求，其具体表现就是自发筹建农民协会。

为考察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过程和机制，研究农民有组织抗争所蕴藏的政治风险和改革机遇，我在此类问题较突出的湖南省H县进行了长达三年多的跟踪调查。这份研究报告所陈述的事实，均经过本人认真而符合学术规范的查证，并保存了大量的录音、录像和原始文本资料等以供佐验；报告所作出的判断或提出的主张，仅属于学术探讨。

一、农民有组织抗争的基本特征

农民有组织抗争是以具有一定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领导核心，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非正式社会动员和信息交流网络，以中央或上级政策为依据，以县乡两级政府制定的土政策为抗争对象、以直接动员农民抵制为手段、以宣示和确立农民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为目标的一种政治性抗争。

1、拥有一批意志坚定、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动员能力的“农民利益代言人”。这些“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身份特征较为复杂。其中起主要组织和领导作用的，年龄一般在三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大都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也有少数党员和村组干部；家庭比较富裕，在当地可算中上水平。他们大都对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在处理农民抗争事件上的基本态度。在H县起到组织领导作用的彭双雄和洪阿斌是退伍军人，其中洪阿斌曾经为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第二次入伍并荣立三等功。而在各自的乡镇具有号召力的凌文武和邓夫宾则都到外打过工并担任村组干部。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减负上访代表”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和号召力，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他们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能够通过电视、报刊、各种渠道获得的政府文件、中央领导的讲话，且能较准确地接受和理解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并会将这些政策与本地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使农民的生活处境“问题化”；二是他们（或在其他人心目中有）在农村社区之外具有一定的可资利用的人际关系及其它资源；三是他们有勇气和胆量出面“代表”农民利益直接面对各种权威。就这些“减负上访代表”本身而言，他们开始向村民们宣传自己所知道的中央减轻农民负担文件和精神时，虽然也有希望少交或不交税费提留的经济目的，但随着自己因这些“见识”受到的尊敬及影响力的不断强化，在各种因素的诱导下，他们就成了组织并代表农民上访、帮助农民与收上交提留的乡镇村干部进行讨价还价的角色。

在H县减负上访代表中还有两位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其一是具有“精神领袖”地位的屈劳，他是一位解放前参加革命、到过朝鲜前线、10多年前从东北一钢铁厂退休回乡的职工，虽然已经70多岁且有重病在身，可仍然是H县农民减负上访队伍中的一面旗帜。同样年已70多岁的刘老司，是一位具有大学学历、从外地退休回故乡的教师，他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现在具体负责全县农民减负上访组织的文件起草工作。由于他们俩并不是本地的农民，从事减负上访活动与本人的直接经济利益无关，所以参加这样的活动更具有象征性，一方面彰显他们见义勇为，更重要的是表明农民确实受到非常不公正的待遇。因此，他们受到减负上访代表们的特别尊敬，他们的意见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减负上访代表的这些“英雄主义”行为已经获得了许多农民的认同并转化成为了一种社会动员力量。许多农民在评价这些农民利益代言人时，大都称赞他们“敢为农民说话”、“敢打抱不平”，有的甚至直接称他们是“农民英雄”，并言称现在农村正因为有了这些懂得党和国家政策的“减负上访代表”，乡镇干部才不敢过于嚣张，如果没有这些“英雄好汉”，那农民根本就没有活路了。最近实行的税费改革，虽然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这个新政策的实行，不仅让减负代表觉得他们的抗争终于开始有了成效，更让农民觉得代表们的抗争是有效的，值得支持。因此，这些减负上访代表受到了农民普遍尊重。对这一点，“减负上访代表” 切身的感受。他们都非常肯定地认为，由于参加了减负活动，自己到农民家里受到了欢迎，政治地位有明显的提高。有的减负上访代表形象地说，“现在乡镇长的威信绝对不如我们。他们到农民家里，有时坐的地方都没有。而我们到了农民家里会受到非常热情的款待，农民会高兴地拿出烟和酒来，还会主动地请我们讲解中央的减负文件，有什么困难也主动想到找我们”。特别是，当这些“减负上访代表”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打击时，就有许多农民自发地出来保护和帮助他们。事实上，有多起农村群体性事件正是为了保护和营救这些农民利益代言人而发生的。H县著名的“117事件”，就是一起为营救减负上访代表发生的群体性事件。1999年1月17日，H县Z镇根据县委和县政府的安排，声称要集中力量对农村社会治安进行一次重点整治，召开全镇农村整治动员大会。镇党委书记、镇长和分管政法的副镇长及县驻镇农村整治工作队队长等人商定，将该镇被捕押的部分减负上访代表或他们的亲属等6人作为反面典型，列为帮教对象，用捆绑挂牌的方式在大会上批斗示众。在会议进行之时，一名被捆绑的减负代表的儿子冲进会场营救父亲，台下群众乘机行动，与政府干部发生了大规模冲突，减负上访代表被群众营救，在场的十多名县乡干部和数十名政府聘请的戴红袖套的联防人员（农民称他们是黑社会或黑恶势力）被乱石打得落荒而走，政府租借的数部车辆被砸坏。而在这次营救减负上访代表的行动中，妇女也表现出了难以想象的“英雄主义”行为。当时就有二位与被批斗的减负上访代表没有任何亲朋关系的中年妇女，为了阻挡政府车辆撤离现场，舍命横躺在公路上，迫使县乡干部和联防队员在群众的追打下只得弃车而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减负上访代表的主张和行为还得了其亲属的赞同和支持。减负上访代表彭双雄的妻子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当她看到中央有关农村减负的文件后，非常气愤地对彭双雄说：“这些乡镇干部太坏了，不按照中央的文件办事，为搞腐败而加重我们农民的负担，搞得我们农民活路也没有了。彭双雄你原来是个军人，现在你如果还是男人的话，就站起来领导大家与这些欺压农民的腐败分子斗”。就是在她的鼓动下，彭双雄才成立减负上访组织。虽然，她因此受到了当地政府干部的毒打而受伤住院，可这并没有使她退却，反而更坚定她支持彭双雄从事减负上访活动的决心。现在她的家成了附近乡镇减负上访代表经常集会的地方，而每次来了减负上访代表，都会得到她最热情的招待。邓夫宾因领导农民减负上访，家里可说一贫如洗，但其妻却坚信邓夫宾的行为是正确的，“他领导农民减负上访全是靠家里的收入，有时还将我养的猪卖掉给他作路费，在经济上没有给家里带来一点好处。可是他这样做对大家有好处，我就支持他”。减负上访代表凌文武的女儿是一位只有十三岁的中学生，在谈到其父的减负上访行为时，她感到非常自豪，她说：“虽然也有些干部子女说我爸爸的行为是与政府作对，是犯上作乱，可更多的同学说我爸爸是敢说真话，愿为农民办事的英雄好汉。我也感到爸爸做得对，很佩服他。我长大了也要这样为农民说话做事。”

广大群众的支持和亲人们的理解，使减负上访代表更坚定地确信自己的主张和行为的正确性。也就出现了政府越对减负上访代表进行打击，他们的斗争决心越坚强、形象越“高大”这样的现象。在117事件被群众营救出来的减负上访代表屈劳在接受访问时，满眼含泪并十分深情地对我说：“我已70多岁了，又是从外退休回乡的人，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而上访，竟然遭受到乡镇政府的这般野蛮打击。如果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的拼命相救，我的命可能也没有了。这说明农民群众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是支持我们的。为了报答广大农民群众，就是拼了我这条老命，也要同这些欺压农民的腐败分子斗争到底”。在减负上访代表洪阿斌服刑期间，他的妻女得到了四乡八邻的关照。其中最让他及家人感动的事例是，一次下着大雨，一位与他们家没有任何亲戚关系的农民从十几公里外的地方赶来帮助他家修理房顶。因此，他减刑释放回家后，更是将减负上访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他几次泪流满面地说，“群众对我们这些减负上访代表这样好，我们如果不能为他们主持公道，就对不起这些父老乡亲了，我洪阿斌就枉活一生”。也就是说，随着减负上访代表不断被称赞和英雄化，就不能再简单地用金钱和财富这类物质动力来解释和评价他们的行为了。事实上，他们为组织这些活动，在经济上往往要受到很大的损失。他们更看重的是社会声望、名誉和尊严。特别当他们受到基层政府的打击后，为争个说法而维护名誉的因素就更为突出。

基于上面的事实，我的基本判断是：经过与地方政府多年的反复较量，应该说在一定的程度和意义上，这些“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行为，已具有了相当强烈的政治信仰色彩。这个信仰的基本内容是：党的利益与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党中央是农民的保护神，党的政策是农民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尚方宝剑，所以只要他们以执行中央的“减负”政策和其它诸如推进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的利民政策为旗帜，以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和争取合法的政治权利为目的，他们的行动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和必胜的。尽管减负上访代表中可能也有一些投机分子，但是他们多数人表现出的为党的利益为农民利益不怕牺牲的“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慨”令人震憾，在广大农民中具有难以估量的道德号召力。而且，他们针对的一般都是农村普遍存在的如土地承包、农民负担、农村基金会、学校收费等具体问题，这些问题与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很容易引起群众的共鸣。因为他们宣示的目标是监督地方政府，确保党中央的政策得到忠实的贯彻执行，所以他们拥有无可争议的政治正当性。同时，由于他们客观上是为公众利益而冒被县乡政府打击的政治风险，所以他们在农民中享有崇高的道德优势。当然，我也注意到了农民利益代言人表达的这种政治信仰具有一定的工具性。他们在讲述党中央的政策时，是有一定的取舍的，即将有利于证明自己的行为合理性的条文加以放大引用。这说明，目前他们所表达出来的信仰可能具有策略性意义。但无论如何，他们所表现的敢于面对权威的行为，有别于被称之为农民“日常抵抗”的机会主义抗争。

我对“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这个基本判断与政策研究部门的判断是截然不同的。我注意到，政策研究部门关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调查一方面肯定农民所提的要求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却几乎无例外地断言这些事件的组织者 “别有用心”。我认为这种阴谋论的看法过于简单化，与事实不符，掩盖了事态的严重性和政治性，会误导决策。

2、减负上访代表自发在本乡镇建立了跨村的政治性组织，并初步实现了全县联合，已经正式提出了在全县范围内重建农民协会的要求。

自称“减负上访代表”或“减负代表”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一般首先是在社交圈子内寻找几个志同道合者，以宣传党和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为形式，展开宣传发动工作。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后，建立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而以具体的事件为由头采取集体行动。H县Z镇农民彭双雄，通过在村民小组会上宣读中央和湖南省政府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并提出了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等具体要求，得到了村民的拥护。他就发起该管区13个（基本上保证每个村一人）愿意参加减负活动的村民召开会议。会上决定，不成立具体的“组织”，只称“减负代表”，不设负责人，由彭双雄担任召集人。会后，减负代表整理了有关农民负担的材料，联名上访，后来又在集市上用高音喇叭宣读中央和省市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在当地很有影响。

农民自发成立的这类组织大体上有“减负组”，“减负委员会”，“减负监督组”，“减负维权会”等名称，有的没有名称，成员只称为“减负代表”、“减负骨干”等等。这些组织一般较为神秘，就是同一组织也有不同的名称，很少见到明确的组织文件，大都以口头的方式表述意见，开会不许作文字记录，也不设具体的职务，特别是不设负责人。因为要做到“口说无凭”，“免得让人说在搞非法组织”。应该说这些农民自发组织还处于“非正式”阶段。我这里所说的“非正式”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它们的存在具有一定的法理依据，是以国家宪法规定的公民有结社的自由这类法律为基础的，但并没有得政府有关部门在程序上的认可，所以是没有取得“正式组织”资格的“非正式”组织；其二，就其组织形态上来说，它还是一种非结构的软组织，它们内部虽有一定的分工但缺乏系统性和支配性，没有建立明确的科层制；其成员也没有明确的加入和退出的程序；相互之间没有建立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主要依靠“道义”和“信誉”来维持组织对成员行为的约束；组织自身没有经常性的经济来源，其活动经费依赖其成员和群众的自愿援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农民自发组织，虽然没有得到有关部门在程序上的认可，但并不是以“地下”方式存在的，它们的存在及其活动基本上是公开的，成员与成员之间的联系网络是相对稳定的且对各自的身份都有比较明确的认同。这些组织成员无论面对各级政府，还是在广大农民中都明确地表达自己是“减负上访代表”。他们在解释这种“代表”身份的合理来源时，往往是以一定的社区为依托的。事实上，有关部门在接受他们上访或处理具体的事件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认可了他们所具有的“代表”身份。而且，农民也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应该到谁家里找到什么样的“减负上访代表”。我在调查时，就遇到有农民认为有关全县农民共同关心的问题，应该找正在组织全县农民协会的减负上访代表，而有关乡镇个别问题如学费问题，找本乡镇的减负上访代表出面就可以了。减负上访代表也能够运用群众的这种识别和认同，发起各种宣传或签名活动，有的还直接以当地减负上访代表的身份代理农民进行一些诉讼或其它类似的“讲理”活动，并逐渐成为了一种社区习惯。

农民减负上访组织的产生及其所起到的作用，说明了目前中国农村具有制度性意义的权威结构产生动摇。在目前农村社会的权威结构中，存在着国家权威和基层党政的权威以及地方权威。在常态中，基层政权作为国家的代表者，其权威处于结构的核心位置，国家权威处于隐性，地方权威属于边缘的民间权威。由于基层党政存在大量的对农民利益侵害行为，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村民们的怀疑，国家权威就很自然地进入村民们的视野。为寻求国家权威的保护，单个的村民会意识到集体行动的重要，于是，那些能将村民组织起来的地方权威就会迅速膨胀。当国家的正式制度无法满足农民的利益需求时，在减负上访代表的运作下，体制外的对抗性组织力量就会产生。自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解体后，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国家的制度安排，体现了让村民当家作主的基本精神。但是在具体的实施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它还是乡政府的行政工具，很难代表农民说话。农民缺乏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代言人。不仅如此，农民在寻求国家正式组织（各级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保护也十分困难。由于农民在体制内难以寻求到对其合法权益的保护，他们对制度性权威的信心就会逐渐丧失。体制外的地方权威也就相应地产生和增长。那些对党和国家政策有所了解的村民，特别对农民负担问题有很深的感悟，一旦他们发现包括自己在内的农民利益受到侵害时，都有表达这种“见识”的强烈欲望，由于他们能够清楚意识并有条理地表达村民的利益所在，并敢于批评基层党政加重农民负担的失范行为，自然而然地在村民中产生影响，成为农村社会的舆论领袖或民意代表，村民们在许多方面希望借助于他们的“见识”，并自愿接受他们的影响和指导，这样在他们周围逐渐聚集了集体性组织力量。这种通过“见识”效应逐渐在村民中树立起威信之所以特别有效，主要是在目前的农村普遍存在农民与基层党政信息上的不对称。“基层党政凭借其信息优势和强制性的权力，将不合理、不合法的农民负担说成是合理合法的行为”。完全处于被动的农民，迫切需要这些“觉悟者”的指点。当村民们了解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害时，就希望这些人能代表他们在减轻农民负担上有所作为。而一旦发生诱导性事件，这些事实上存在的地方权威人士就会成为组织领导者，率领村民与基层党政展开对抗。

这些都表明，目前农民所进行的有组织抗争，在很大程度上已超越了“日常抗议”所具有“个体主体”色彩，表现出了一定规模的集体行为，并通过建立相互联系的稳定网络，来实现协调和计划行动。这些在农村体制外政治组织的出现，表明了在我国现行体制对政治资源的垄断与控制的情况下，因农民谈判机制缺乏而产生的对“组织性力量”的需要。由于在乡村社会没有建立基层组织权力和农民权利平衡机制，基层干部的不规则行为以组织的形式出现，而农民只有采取“非正式”组织对抗形式以求保护自己的利益。然而，尽管村民们具有相同的社会地位和共同的期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种形式的组织，但是，农民要通过这种体制外的组织方式建立利益表达机制还是有很大的障碍。这些障碍的存在，严重影响了这些体制外“非正式”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尽管如此，农民“非正式”组织作为一种利益行为的产物，还是具有一定的制度意义。这种意义不仅在于它体现了目前农村社会利益冲突的状况，而且反映了制度性权威丧失的程度，更主要的是它表明了村民们为保护自身利益对“组织”的需要。应该说，这种组织性需求恰恰是重建农村社会秩序所必需的。

3、农民有组织抗争具有较明确的政治性，抗争的对象是基层党政干部，抗争的依据是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抗争的形式从上访为主转变为与基层政府的直接对抗，抗争的靠山是中央的权威。

H县农民有组织的抗争与以往发生的农村各类群体性突发事件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不同，就是具有较明确的政治性。在1990年以前，同我国广大农村一样，H县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主要是民间纠纷型事件，一般是发生在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因争夺资源或宗族矛盾发生的纠纷。自从产生了农民减负上访组织和农民利益代言人，农民之间纠纷型群体性事件急剧下降，而针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这些事件的具体诱因各有不同，有的因为在上交提留时，发生了暴力行为或死人的恶性事件；有的是村民们认为农民负担太重，由少数人出面组织上访进而与基层政府干部发生冲突；有的因为土地等资源被政府侵占而得不到合理补偿问题；有的因村民选举时出现了“非法”的情况，村民们为要求行使“民主权利”而集体上访；有的是由于村民们认为村级财务不清，村干部有贪赃枉法行为而采取集体行动等等。但这些事件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村民们是以基层党政机关（主要是乡镇一级）这些公共权力机关以及基层党政机关在村庄的代理人作为集体行动诉诸的对象。他们树立的是“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和“村务公开和民主理财”等公共性的目标。这说明，农民的抗争已经从资源性权益抗争向政治性权利抗争方向发展。

H县农民有组织的抗争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为依据，并且十分自觉地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活动。减负上访代表普遍对中央减轻农民负担和推行村民自治的政策和相关法律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有些减负上访代表对宪法、行政诉讼法、信访条例也相当了解。例如，在和我交谈时，一位因为宣传减负政策三次坐牢的减负上访代表几乎一字不差地背诵了宪法第五条。同时，他们表示对于中央贯彻执行政策和法律的决心深信不疑，特别强调中国是法治国家，任何政府部门都不能违法。他们普遍认为，市以上的政府还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是农民的“亲人”和“恩人”。事实上，目前在农村流传的许多被农民视为尚方宝剑的中央文件，正是减负上访代表在省市上访过程中获得的。由于减负上访代表掌握了中央和省、市一级具体而明确的文件，所以他们能够有效地发动农民与地方基层政府进行抗争。在减负上访代表的宣传下，许多农民认识到了中央的政策与地方的土政策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他们将县及县以下的基层政府和组织视为自己利益的直接侵犯者，是“仇人”或“敌人”。H县许多农民群众用“乌天黑地”来指称县和县以下的基层政府和组织，因为他们一手遮天，让农民看不到党中央的阳光。

由于农民将抗争的对象直接指向县乡政府不真正落实中央政策这个普遍性问题而不仅仅是具体的事件，而中央政策的外延十分广阔，所以就必然存在一个不断“问题化”的过程，即农民将国家的法律和中央的政策作为一把尺子来衡量县乡政府的决策和行为。因此，农民也就会经常发现县乡政府的“不法”行为，为减负上访代表提供“话题”。前两年H县减负上访代表的主要“话题”有：农业税、特产税、牲猪税、基金会、乡统筹、村民委员会选举、村务公开等问题。去年因税费改革，又出现了计税田亩数量、每亩产量、粮食价格等问题；目前减负上访代表又将并不直接归属乡镇政府管辖的学校乱收费等“问题”列为了抗争的目标。他们还计划将电费、水费等问题作为抗争的问题。而且，由于全县已初步实现了“联网”，只要有一个减负上访代表获得了关于某一“问题”的中央或省市文件，找到了存在某一“问题”的真凭实据，其它乡镇的减负上访代表往往不需要进行“问题”识别就可以把这个“问题”作为本地抗争的内容。能够识别或发现某一“问题”的存在或者获得某一“问题”存在的真凭实据（中央或省市文件）的减负上访代表，往往被视为有功之臣而受到农民和其他减负上访代表们的称赞。事实上，现在许多减负上访代表自费到省市或中央上访，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获得有关中央和省市文件，并在上访过程中获得有关新“问题”的信息。

H县农民有组织的抗争在形式上也发生了值得注意的演变。过去十年出现了许多新型的抗争。一种特别流行的抗争形式是在农村的集贸市场上、组织的群众大会上、或乡镇干部前往收费的村的入口处用高音喇叭宣读中央和省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和中央领导的讲话。此外，农民还以耍灯、搞宣传车、贴标语、放电影等方式吸引群众，借机宣传党的政策。事实上，减负上访代表宣传政策的行为同时也是对地方政府的抵抗行动。因为被宣传的都是地方政府违反的政策，宣传既是揭露地方政府对农民的不公道和对中央的不忠诚，也是动员农民抵抗并且让农民知道他们的抵抗有中央作靠山。目前，H县减负上访代表经常采用的一种抗争方式，就是拿着上级政府的有关规定，直接到违反这些规定的机关或政府部门与负责人交涉，借助同行者和围观群众造成的集体压力，要求负责人当面立即承诺纠正自己的错误。导致这个演变的原因，一方面是湖南省政府的信访部门鼓励减负上访代表向村民宣传党的政策，做到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同时又向他们保证宣传党的政策受法律保护。这让农民觉得自己真有尚方宝剑在手。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他们对于上访和上级政府失去了耐心乃至信心。这些新型的抗争方式的共同特点是从期待上级为民作主走向了农民自己在执行党的政策方面自己当家作主。农民不再停留在拥护党的政策和要求党的政策得到贯彻执行的层面，而是进一步扮演了监督政府是否执行政策、甚至自行解释、宣传并执行中央政策的角色。我访问的不少减负上访代表流露了强烈的“替天行道”情绪，他们反复提出的问题，就是宣传党的政策究竟犯了什么罪。H县的一些干部控告宣传中央政策的农民是扰乱社会治安。减负上访代表对此的回答是：我们宣传的是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这本来是你们政府干部应该做的，你们拿着国家的工资却怕宣传国家的政策，我们作为农民却自己花钱费工宣传和维护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没有错。谁反对我们宣传就是反对党中央和国务院，就是现行反革命。这样明确而充分的道理，经常驳斥得那些企图阻挠减负上访代表进行宣传活动的县乡干部哑口无言。

二、农民有组织抗争蕴含的政治风险

农民有组织的抗争作为转型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表明了目前我国农村政治体制已面临着相当严重的治理性危机，它不仅直接影响到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发展，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甚至决定了国家是否可以顺利地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1、县乡政府对农民有组织抗争的暴力镇压，导致干群矛盾日益尖锐，社会黑恶势力借机侵入，农村基层政权出现了功能性退化。

农民有组织抗争直接针对的是县乡政府及干部，这无疑加大了县乡政府的管理难度和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县乡干部个人利益的实现。因此，对此类事件，地方基层政府的基本态度和措施就是进行打击和镇压。然而，实践证明，盲目地采取镇压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积累更深的社会矛盾。H县党政曾经以整顿社会治安等名义对“减负上访代表”进行过“集体办学习班”、“挂牌亮相”、“罚款”、“抄家”、“关押”等形式的打击。这些打击不仅没有化解干群矛盾，反而产生了一批坚定的农民利益代言人，并因此引发过农民集体冲击县乡政府、阻塞县城公路、追打乡镇干部等更为严重的事件。

县乡政府采取的镇压措施及产生的后果，显然与中央要求维护社会稳定这一政治目标是有差距的。因此，中央及各省市均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定，以约束基层党政对待农民的过激行为。公安部在2000年7月的一份通知就指出：群众自发成立的一般性非法组织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在处理上要坚持“教育疏导、化解矛盾、依法管理、防止蔓延、确保稳定”的原则。各级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事件的性质、起因、规模、危害程度和事态发展，制定相应的处理预案，妥善进行现场处置，并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疏导化解工作，促使其自行解散。特别是在处理农民有组织抗争等事件时，不要轻率采取强制措施和滥用警力，防止因处理不及时或不当造成事态升级或者矛盾激化。湖南省有关部门制定的《维护稳定工作责任制度和相关工作规范》也规定：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存在的问题不认真解决，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或者工作不负责任，失职渎职甚至违法乱纪，致使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屡屡发生或发生重大群体性治安事件，严重影响生产、工作、教学、科研和社会正常秩序的；或随意调动警力参与非警务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等情形，要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同时实行“一票否决”，涉嫌犯罪的，还要移交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在农民抗争和上级政府要求维护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下，有些乡镇政府和干部为了维持在农村的“领导”，甚至假手社会黑恶势力对付农民，并产生了十分严重的社会后果。我曾经对H县所在的湘南某市40个被黑恶势力控制的村进行过专题调查，并向有关部门提交了《黑恶势力侵入农村基层政权的方式和手段》的专题报告。在这份被送达到中央最高决策层的专题报告中，我提到，黑恶势力之所以能控制村级政权，无不与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体制最基层的乡镇党政存在某些关联。有些是由于乡镇党政治理不当和打击不力，导致辖区内黑恶势力猖獗，而这些黑恶势力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就自然而然地将黑手伸向了村级政权组织，而乡镇党政则采取容忍的态度；有些则是乡镇党政领导有意识地扶持或纵容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他们不仅为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提供各种的途径，有时甚至还亲自为这些黑恶势力张目，使其行为“合法”化。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以黑治黑”或“以毒攻毒”，企图用黑恶势力来整治已经混乱的社会治安。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县市交界地，有些乡镇党政面对已经存在的黑恶势力，不是主动地依法进行整治，而企图采取扶持其中的一些黑恶势力来对付另一些黑恶势力。其二，是“以黑治良”，有些乡镇党政在利益的驱动下，为了从农民那里收取税费，就采用“恶人治村”的策略，将那些素有劣迹的村霸扶持到村级政权中，并充当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其三是某些腐败的乡镇干部玩忽职守、收受贿赂、不负责任、与黑恶势力互相利用，狼狈为奸。黑恶势力一般采用两手来对付乡镇干部，即对“识时务”和“合作”的给好处，这些好处不仅是给个人送礼行贿，还有以完成上交提留等为条件，而一些乡镇干部在得到这些“好处”后，就为这些黑恶势力张目、撑腰。而对那些“不识时务”和“不合作”乡镇干部，就会来所谓的“软硬兼施”，在给经济好处的同时，常常以乡镇干部本人或子女的人身安全来恐吓，那些立场不稳、党性不强的乡镇干部，往往在这种威逼利诱下，向黑恶势力低头，充当它们的保护伞和后台。

在我与乡镇干部及一些县级领导的交谈中发现，对于基层领导因腐败而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的非法性和危害，一般都有较明确的认识。而对于所谓“以黑治黑”和“以黑治良”这类引狼入室做法的社会危害性，还有许多基层领导特别是一些乡镇干部并没有意识到。甚至有些乡镇领导还对政法部门打击这些黑恶势力有抵触情绪。有些乡镇干部就认为，“现在中央一再下文件减轻农民负担，搞得农民一点义务观念也没有了，该交的税费都不交。由于上级政府规定了几不准，所以乡镇干部没有其它办法来对付这些不交税费的农民。只有依靠这些社会上的人，他们的名声虽然不好，但由于他们不属于乡镇干部的编制，许多人也是农民，他们对那些不交税费的人或计划外生育的人采取点强制手段也不算违犯政策。如果将这些得力的人处理了，将来就没有人来治理乡村社会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税费就有可能因此而受到损失”。而事实上，任用恶人治村，虽可以短暂苟安，但其危害不可估量，无异于饮鸩止渴，遗害无穷。在H县，许多减负上访代表们和农民就将乡镇干部直接等同于社会黑恶势力，说他们不是人民政府，是土匪。这表明，县乡政府基的政治合法性已经遭到农民的强烈质疑。

2、农民减负反贪的抗争目标长久不能实现，导致社会不满情绪进一步扩散，减负上访代表的政治诉求也逐渐升级，抗争的目标从具体权益向抽象权利方向发展，且已经出现了激进的政治主张。

县乡政府对农民减负活动的打压及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入，使农民的合法权益遭受到进一步的侵害，也进一步激起农民的社会不满。在H县农村，各种反映社会不满的民谣和政治笑话正在通过文本的或非文本的表达方式广为传播。这些民谣和政治笑话除强烈谴责县乡干部腐败行为外，还增加了中央与地方官官相护等对党和国家体制表示失望的内容。这种社会现实，也使更多的减负上访代表认识到，目前农村出现的问题不仅仅是某些干部的所作所为，而是国家政权体制出了问题，他们抗争所追求的目标很难在现行的体制框架内得到解决。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动摇了他们对中央和上级政府的信赖，也迫使减负上访代表从更深层次思考他们的主张。为了淡化由于提出具体目标不能实现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减负上访代表也相应地改变了“问题化”策略，将“目标”和“问题”从具体的权益向抽象的权利转化。例如，减负上访代表陈标提出要解放“现代农奴”。他已经60多岁，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在当地减负上访代表中却是很有影响的“理论家”。他用非常好看的钢笔字写下了大量有关农民生活状况和政治主张的作品，其中一篇《现代农奴纪实录》较集中表达了他的政治主张。在这篇政治散文中，他认为，现在的农民由于无权沦为了农奴而经受着各种盘剥。他说：“年向农奴诈钱的项目多如牛毛。人头要出税，住房要出钱，生育要出钱，办证要出钱，结婚要钱，上环要钱、结扎、妇检都要钱。要钱项目不胜枚举，自盘古开天和历朝历代，那一代人头、住房、生育要出钱？国民党向农民征收旱土农田税又是多少？”他指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农奴们的生杀大权、生死八字均握在渔樵士大夫们的手中、脖子被他们卡着、四时拘魂索命诚惶诚恐；年负的课赋苛杂，由地头恶霸信口雌黄，说红道白专横武断、农奴无任何主权”。因此，他提出了要解放现代农奴的口号，也就是要求地方政府与农民在政治上平等。但面对当前的社会现实，他感到非常的失望，而十分困惑和无奈地呐喊道：“密布在农村山庄的乌云何日消散！农奴们何时才能打开枷锁释得解放？”减负上访代表邓夫宾提出，农民必须自己当家作主，否则就永远得不到解放。这些都表明，H县农民减负上访活动已从具体的权益性抗争向抽象政治权利抗争的方向发展，提出“解放现代农奴”是农民政治诉求发生重大升级的标志。

同时，值得重视的是，激进主义情绪已经开始在少数减负上访代表及农民中蔓延。在一定程度上，领导农民进行抗争已经成了一些减负上访代表的精神寄托，甚至成了他们生命的意义。他们以减负上访为使命，以中央为神明，以落实中央政策为己任。在他们心目中，中央就好比全能全善的上帝，中央的政策就象“句句是真理”的圣经，宣传政策好比传播福音，为此受苦受难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作出牺牲，为此流血坐牢是为真理献身的殉道。不要认为只有法轮功才有“痴迷者”，任何给予绝望者一线希望的“福音”性的东西，包括中央的政策，都有坚信不疑的痴迷者。我注意到，对于铁心的减负上访代表不能以常理度之，他们追求的不是生前的幸福，而是死后的名声。他们在乎的不是上级怎么看，而是子孙后代怎么想。对于他们，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农民精英，他们与普通农民的区别不在于能力和雄心，而在于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不少减负上访代表表示，他们看不到出路，但他们无怨无悔。这种破釜沉舟的心态，很容易诱发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例如，Z镇农民倪明就认为，目前农民没有走向暴力反抗，并不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的思想基础和情绪准备，而是因为大刀长矛的时代已经过去。他在一篇题为《时势论》的政论文中称：“余闻崇祯之世，上清下暗，官贪府污，今似而过之，民视官为虎，官以民为肉，有水火不容之势。若陈吴再世，揭竿可以为旗，斩木可以为兵，未偿不举水浒之义。今所未能者，是揭竿不可以为旗，斩木不可以为兵，故高俅童贯之流仍窃其位。高童二人也，今高童之流遍之角落，已败风气，民怒弥天，恨声载道，倘得古矛长戟可以为用，则高童头颅不知已抛几许矣”。又例如，D乡农民廖某讲到自己儿子是位现役军人，乡镇干部不仅不付给他军属的优抚，而且在收取税费时对他的家人暴力相向。激忿之余，他表示要写信告诉儿子，如果有朝一日他奉命弹压造反的农民，他应该把枪口对准把农民逼上梁山的贪官污吏们。

“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畏在民怨”。H县少数农民从对基层干部施政行为的怨恨，发展到对国家政治体制的不满情绪，应该是一个十分清楚的政治信号。如果执政者不能清楚地理解这个信号，将产生的政治后果也是可以预测的。

3、农民自发组织缺乏明确的纪律，难以有效控制其成员的行为，更难控制非成员的行动，所以这些组织很难有效控制它们发动的农民集体抗议活动，恶性事件可能因此爆发；农民自发组织也有向社会秘密组织方向发展的危险。

由于减负上访组织处于松散的“非正式”状况，所以它们无法将每一个参加者真正纳入到组织体制之中。这种缺乏科层制约束的集体行动最容易发生难以控制的局面。因而，减负上访代表在组织宣传中央文件和党的政策的活动时，有时会诱发集体冲突事件。比如1998年发生在Z镇农民因进行减负活动而与镇区干部发生直接冲突，最后导致减负代表和镇区干部分别被打伤、政府车辆被推翻的事件就是如此。应该说，这样的后果并非是参加减负上访代表的本意，他们甚至没有想象到“群众会做出那些事情出来”。但是在具有“枪打出头鸟”政治传统的背景下，一旦他们挺身而出，他们客观上已经为其他可能参与活动的农民承担了政治风险，许多早就愤愤不平的农民在“法不责众”、“民意难违”等心理因素影响下，积极参与事件之中。而且参与者之间的互动频率很快，经常群情激动，行为越来越不受理智的控制，“卷入其中的人自我意识明显下降，普遍产生不能自制的兴奋、狂热、愤怒、失望等情绪，最终出现一系列破坏行为。”而领导组织这些事件者又大都处于“地下状况”，往往没有组织资源掌握那些行为越来越不受理智控制的群众，这样，事件就会升级，并一般向暴力方向发展。湖南省其它各地近年来发生的多起严重的群体性冲突事件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同时，由于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有结社自由等政治权利没有具体化，政府有关部门往往以各种理由拒绝对农民减负上访组织进行必要的核准登记。这种被各级政府视为防范农民有组织抗争的方式和手段，实际上会产生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有促使农民自发组织向也秘密社团方向发展的危险。我在H县就发现，因对农民自发组织进行的各种方式打击不见成效，反而引发了多起更为严重的群体性事件，目前县乡政府对农民自发组织的活动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即对农民要求成立农会等合理要求不予理睬，对进行各种活动的农民自发组织也就不能进行正常的管理。县乡政府对待农民自发组织的这种态度，已引发了如下几种应引起注意的情况：其一，由于不能够也不需要进行任何登记，这实际上使农民成立减负上访组织没有任何可依据的认证条件，任何农民只要愿意，就可以组建“减负上访”组织，就可以自称为“减负上访代表”；其二，由于政府部门放弃了管理责任，不能对农民进行必要的法律和组织管理的培训，这样使少数本来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减负上访代表，缺乏必要的法律保护意识，对自己行为目标和方式也缺乏系统的思考。有的减负上访代表认为，自己为了大家减负遭受到了各种打击，吃了亏，应该得到补偿，因此也往往以农民的“保护人”身份自居。其三，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法定认可，某些减负上访代表为了防止被政府定为非法组织，就有意或无意地将农民自发减负组织同秘密社团联系起来，仿照历史上有过的秘密社团的组织方式进行活动。其四，某些具有激进主义主张的“减负上访代表”，就正在利用目前农民减负上访组织不能纳入到正常体制管理这一状况，进行一些非正常的活动，企图将农民“以法抗争”引向“非法抗争”的方向。虽然，目前更多的减负上访代表还能够自觉地抵制这些“非法抗争”的主张和活动，但是，如果农民的合法权益长期遭受侵害和减负上访代表的正当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也就有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接受激进主义观点，进而发展成为反体制的力量。

三、对策分析

农民有组织抗争可以成为农村政治改革的重要契机。因势利导，引进新制度，有效而积极地容纳农民有组织的政治参与，建立有序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开辟依法成立的农民组织与地方政府平等协商对话的制度渠道，健全现行的人民民主监督制度，提高农村基层民主的层次，是现实可行的选择，也是刻不容缓的急务。

1、要防止农民有组织抗争向大规模的政治冲突方向发展，其基础性工作就是要调整农村社会的利益结构，从分配格局上改变农村基层政权及权势阶层与广大农民之间存在的直接利益冲突关系，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

我在相关论文中曾提到，由于国家实行了“切块包干、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使县乡政府及其各部门也从单一的国家利益体系中分化出来。相对中央政府而言，省、市、县、乡又是地方，它们又都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家与国家代表者的利益冲突。对于乡镇一级而言，特别是那些没有什么工业和其它收入来源的乡镇，乡镇管理者的个人利益直接与农民的税费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在农村社会，存在着国家与基层政府及基层干部个人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集中表现在对农民剥夺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上。也就是说，在农村社会，与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发生利益冲突的不仅有作为整体意义的国家，而且有作为国家代表者的基层党政，还有作为基层政权管理者的乡镇干部。由于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各级政府机构臃肿，招聘和临时编制人员众多，行政经费入不敷出，当县乡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面临巨大的压力时候，加重农民负担向企业和农民摊派转嫁财政危机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加上社会分配不公的剌激，基层党政干部个人修养不高等原因，造成乡镇干部会利用手中权力直接、间接地为自己谋取私利，收受贿赂、敲诈勒索，大吃大喝、假公济私风等个体化的不规范行为泛滥，并在与民争利时出现了各种非法的失范行为，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乡镇政权处于从农村获利和维护农村安定的两难之中。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以推行农村税费改革来调整农村的利益结构。这项农税改革，被视为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是新中国成立５０年来我国农村继土地改革、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之后的又一重大改革。按照中央的有关政策设计，农村税费改革是从分配上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利益关系，用法治的办法，靠制度来规范农村的分配行为，保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积极性。但从目前推进的情况来看，这项改革要真正取得成效，还需要解决许多重要问题。我在H县的调查就发现，虽然今年农民的税费负担较之往年均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减轻，但农民的不满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相反，因为费改费政策的明晰性和更强的量化性，农民看到的是政策与执行之间更大的反差，因而对县乡政府也更加不满。从减负上访代表向国家有关部门的举报来看，问题主要集中在计税土地面积账实不符；计税的产量过高；计税价格与市场价格差距较大；农业特产税没有据实征收等等。

2、农民有组织抗争，制度根源是不完善的干部管理体制，必须改革以高压为特点的干部管理体制，应在国家法律权威下，通过弱化乡镇体制来限制基层政权的日益膨胀的利益需求，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实现乡镇社区自治。

在我看来，对于发生在H县的农民有组织抗争，当时的县主要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近十年来，这个县的主要领导没有正确地理解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的大政方针，而实行的则是具有强烈极左色彩的“现代化”政策。为了所谓政绩，不顾财力在县城建大广场，建城楼。这种超常规的发展是以抽取乡镇财力和掠夺农民为代价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县主要领导对减负上访农民采取的极左方式的镇压不仅遭到了农民正当的抵抗，也给党和政府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一名减负上访代表直言不讳地称当时H县的主要领导为“奴隶主”，认为他事实上是把H县的几十万农民当成农奴对待的。

更深刻的原因是制度性的。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制度不好，好人会变成坏人”。县乡干部对党中央的利民政策阳奉阴违，甚至公然违抗，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这现象背后至少有三个互相联系的制度因素：其一，以党内任命、下管一级为特点的干部选拔制度，使下级对顶头上司必须唯命是从，但完全可以不顾上司的指令是否符合中央的政策。县乡两级政府的主要领导，既没有中央的直接授权，又没有制度化的民意基础，对于顶头上司的不当甚至错误的决定没有提出异议的权利；其二，异地为官、频繁调动、以及过分量化的政绩评价制度使有政治抱负的县乡干部有动力从事短期行为，恶性追求政绩，完全不顾长远的经济效益和政治后果；其三，上下级领导干部之间在上述两个制度因素的约束下结成政绩共同体，使政绩泡沫难以被发现，发现了也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众多造成巨大浪费和环境破坏的所谓政绩工程不都是以“交学费”的名义轻描淡写地处理了吗？问题是这学费是农民的血汗，交学费换来的是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

也就是说，命令主义的干部管理体制，很容易导致基层政府与农民的对抗。基层政府在高压下有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越规，要么直接动用武力，要么假手黑恶势力，对于合法抗议的农民进行非法的镇压。无论什么情况，都代表着基层政权的危险退化。这种退化必然导致农民与基层政府对抗的激化，我在H县看到的正是这种对抗的激化。县乡政府及干部对待农民组织抗税抗粮既想严厉打击又不得不妥协作法，暴露了他们的尴尬处境，也暴露了上面提到的现行干部管理体制中一个危险特点。如果地方领导获得对上司不切实际的要求说“不”的权利，他们每个人的处境都会更好些。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冒独自说“不”的风险，而他们又不可能集体说“不”。更令人忧心的情况是：即使地方领导干部中有少数李昌平这样的异数，他们的牺牲也不能换取说不的权利这一“公共物品”的出现。

我在H县，看到了许多流泪的场面。农民在讲述他们受的冤屈时痛哭失声；减负上访代表为自己受到县乡政府不公正镇压和得到农民舍身营救与精心照顾而泪流满面；乡镇干部为因为领不到工资而不得不让独生女远行打工而哽咽难言。应该说，流泪的农民和流泪的乡镇干部，都是不合理的干部管理体制的受害者，而这不合理的体制又把两个受害者变成了冤家对头。乡干部迫于各种压力（当然也出于自己的利益）对农民暴力相向，农民则称阻止宣传政策的干部是现行反革命。不少农民领袖扬言与县乡干部誓不两立，你死我活。这是他们双方的不幸，更是国家的不幸。国家的长治久安，系于上下级的平等沟通。自下而上的言路不畅，必导致自上而下政令不通。

因此，为实现农村政治的重新整合，需要对农村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要保持社会的有序和稳定，必须建立科学而完善的农村治理体制。我认为，在目前乡村社会利益主体逐渐分化，乡镇政府组织和乡镇干部的利益已经相对独立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弱化乡镇体制来限制其日益膨胀的利益需求，以从体制上减轻农民的负担。我的政策性主张是：在现阶段要撤乡并镇，大量精简乡镇干部；并通过推行乡镇主要行政干部的直接民选，逐渐发展到乡镇社区自治。这就要求将农村社区事务、国家目标进行适当的区分。对于诸如各种税收、计划生育和国土管理等国家目标，依靠法律手段，进行职能部门的法制管制；对于农村经济的管理，根据市场化的进程，应该从直接管理过渡到利用非行政手段的宏观调节；而对于农村社区性事务，应在国家授权性的法律权威下，实现广泛的自治，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在乡镇一级实行社区自治。

3、农民要求成立的农会，是农民利益的整合和表达组织，是与政府沟通协商的政治参与组织，不是旨在对抗甚至取代地方政府的革命组织。如果引导得当，能够以最小的政治成本、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填补目前农村管理体制存在的制度真空，并为进一步的行政体制改革打好基础。

H县农民自发地筹建农民协会是这个县事实上存在的“农民减负上访代表”组织的公开化，是农民从直接对抗县乡政府向与县乡政府有组织协商方向发展的重要表现。这次由彭双雄等人提出的农民协会筹建方案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内容：其一，农民协会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团结全体农民，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抚贫帮困，引导农民走向市场，共同致富；维护社会稳定，清除社会黑恶势力”。其二，在组织形式上，各个乡镇成立基层农民协会，全县成立统一的协调机构。

我观察到，虽然少数减负上访代表认为成立农会的目的是让农民自己当家作主，但没有一个减负上访代表主张“一切权力归农会”。他们中没有人提出要挑战政府的权威、否定党的领导、取代政府。恰恰相反，他们给农会的定位是积极维护党的领导，保证党的政策在农村不被忽略和破坏。他们认为，农会最重要的功能是使农民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有效又有序地表达自己的利益，组织起来才能确保农民维护合法权益的活动不触犯法律。减负上访代表刘老司在一篇文章中就明确提出：农协会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带领农民学法、执法并能监督基层的工作；重建农协会，其目的是让农民可以参政议政，把农民的心里话通过合法组织的沟通向党交心，确保农心与党心的心心相联；可以减小农民上访的广度，对稳定局势大有好处等等。

毋庸置疑，减负上访代表们提出重建农会，根本上是因为他们对县乡两级政府失去了信心。但他们并没有走到试图推翻县乡两级政府的对立面，他们的最高纲领是与县乡政府在如何忠实贯彻党和国家政策问题上展开公平的谈判，从而防止县乡政府严重违反党的政策。事实上，目前，我国农村不少地区的政治管理体制有一个明显的真空，那就是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实事求是地整合农民的利益并代表农民的利益，也没有一个组织能够为农民提供必要的生产生活服务。真空的出现原因有三个：其一，乡镇政府忙于应付上级指令和自身的生存，无心、无暇也无力为农民发展经济提供任何信息服务、技术服务和市场服务；其二，村委会限于一个行政村，往往无力整合地区经济，不能发展有效益的规模经济；其三乡镇人大选举流于形式，人民代表无法起到代表农民参政议政的作用。要填补这个真空，允许农民成立农会可能是成本最低的选择。

改革干部管理体制的关键是以制度化的方式纳入人民的监督，农会是可取的监督渠道。从这个角度看，农民协会可能是促进干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民间力量。如果管理妥当，农会有可能给农民、地方领导和中央政府创造一个三赢的局面。一方面，农民的负担可能由于农会与地方政府的沟通和谈判得以减轻；另一方面，乡镇干部也可以借用农民的反对而获得对异想天开的上司讨价还价的能力，或者至少降低讨价还价的政治风险；与此同时，中央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取真实的信息，并通过确立令行禁止重建自己的权威。我不想危言耸听，但是我确实觉得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导致1960年代初那场灾难性饥荒的政治机制在过去十年中仍在一些地方起作用，只不过是速度放慢了很多而已。农村一些地方基层政权退化所蕴含的危险，恰如先把安全阀焊死然后慢慢地不断给水加温所蕴含的危险。其结果是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不久前爆发的非典型肺炎危机，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回避问题绝对解决不了问题，拖延解决只能造成积重难返的局面，以几何级数增加解决问题的机会成本和政治成本。

由于农会问题在目前具有十分的政治敏感性，所以，尽管有研究者从农民利益表达和保护的角度提出恢复农民协会组织这一主张，但到目前为此，似乎还没有真正进入决策者的“议事日程”。然而，让农民成立农会是社会发展和进步必然的结果。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同志就说：“８０年代中期的时候我曾经给邓小平同志建议过恢复农民协会。邓小平同志说，成立一个农民协会的意见可以考虑，这样吧，我们看三年，真的需要即可筹办”（引自肖瑞、李利明：《农村土地变迁之路》，《经济管理文摘》２００３年第２期）。应该说，邓小平同志对待农民协会的态度，与他所坚持和提倡的实事求是原则是一致的。政治需要有战略性的模糊，需要有一定的灰色地带。改革中的政体尤其必须保持一定的制度创新空间，不能把不成熟不完善的体制僵硬化。农民组织的存在是个既成的事实，无法否认，也不能消灭。如果中央出面取缔，势必造成可怕的政治信任危机和绝望；地方政府出面取缔，必然导致更强烈的上访和对抗。我认为，对待农民成立农会的要求，应该采取战略模糊的态度。应该允许农会以合法的名义存在。既不能打击取缔，也不必自上而下兴师动众地推动。这样做可以充分利用农民自我动员产生的政治机遇，同时也有助于化解农民自我动员蕴藏的政治危机。农会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它能组织大规模的对抗，也能约束农民在法律范围内行事。但是，目前客观存在的农民政治组织则更象一把单刃的刀，锋芒直对地方政府，而刀背却无法有效约束农民的行为。在无法和平解散现存农民组织的情况下，承认农民的组织，能够有效地让农民领袖们对自己的组织负起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因此，我建议有关方面应该对农民自发成立农会一事予以高度重视，在农民自发提出要求成立农会的地方，可以在本县范围内进行试点，以便摸索经验，逐步完善政治引导和法律规范。

4、改革现行信访制度，把目前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的信访办，全部归总给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让人民代表依据人民来信访行使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权。

信访工作一直被视为国家机关的一项经常的重要政治工作，将“人民群众通过向政府机关写信和要求见面接谈，提出各种要求、表示各种愿望，对各项工作提出意见，对一些工作人员提出批评，这是人民的一种民主权利，是人民监督政府工作的一种方法”。也就是说，信访是人民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是党中央与人民群众直接联系的重要渠道。而在另一种意义上来讲，信访制度还是国家权力介入社会基层生活的一种制度化方式，还是国家化解广泛社会动员的一种重要手段。然而，“上访本身未必就会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渠道。由于国家治理任务过于繁重，而遗留问题却层出不穷，由于科层制普遍存在着推诿、拖延，更由于信访部门在国家权力的设置中并非要害部门和实权部门，上访在实践中更多是作为国家的一种门面和安全阀机制而存在着的”。事实上，对于农民的上访，只要不发生特别突出的事件，中央及省市信访部门大都作些原则性的答复或批转到县乡政府处理。可那些基层政府是很难对自己或下属的行为作出正确的认识和估价，更不说有合理的处理了。有时反而引起他们采取不理智的过激行为对待上访者。信访制度很难真正达到所宣示的功能。

我在H县还注意到了现行信访制度发挥的几个出乎意料的功能。如果套用毛泽东论长征的话来论上访：上访是宣传队，农民在上访途中获悉对他们有用的中央政策和文件，并转而把这样文件变成与地方政府抗争的武器；上访是加速器，农民因为在上访过程中屡遭挫折，进而意识到必须提出更高的政治要求；上访是大学校，农民在上访中看尽各级政府官员的脸色，认识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地位；上访是联络站，减负上访代表们在上访中实现跨村、跨乡、跨县的横向联合；上访是催生婆，农民在上访中得出上访是死胡同的结论，从而转向组织集体抗争；上访还是农民领袖的摇篮，很多农民起初上访是为个人，在上访过程中意识到要发动和组织群众。最大的危险是，在目前的信访制度下，上访有可能动摇农民对于党中央的信心。这里，我们不妨比较两首民谣。1980年代，农村流行的一首民谣说：“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县里是好人，乡里是恶人，村里是仇人”。到了1990年代末，这首民谣变成了：“中央满天晴，省里起乌云，县里下大雨，基层淹死人”。这其中的变化是非常发人深醒的。陕西省白水县副书记马银录同志在他的《向农民道歉》一书中提到一个比喻，即各级政府是一道道的防火墙。从目前看，中央仍然是安全的，但是随着基层防火墙的坍塌，它的安全系数正在降低。几年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人员就警告，进京上访有可能成为反对党领袖的大学校。现在看来，上访成本高昂，效益低下，更多的情况下是导致矛盾激化和上访升级的恶性循环，他的话绝非杞人忧天。

这些情况说明，对现行的信访制度进行改革也已经迫在眉睫。为了使人民的监督变得更加有效，必须让人民的监督长出牙齿。为此，我建议把目前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的信访办，全部归总给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让人民代表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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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2考研《政治》考前知识点预测侵略与抗争史

（1）辛亥革命三个旗帜： 肉联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2、必须始终是我们党执政的根本理念和要求，是我们党战胜各种困坚定不移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

3、必须坚定不移高举难和风险、不断取得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和平、发展、合作旗帜。

4、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2）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遵循的原则：建设。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1.坚持以人为本；2.坚持科学发展；3．坚持改革开放；4．坚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同时，党内也存持民主法治；5．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3）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 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1.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2.没收官僚资产阶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级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 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

（4）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遵循的重要方针:

5、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继续坚持邓小平和“三个代表”

1、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2、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重要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益有机统一

3、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4、坚持社会主义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5、坚持以人为本，6、坚持改革开放，着务实、清廉的要求，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力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

（5）推动先进军事文化繁荣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和要求： 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

1、牢牢把握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政治方向。

2、紧紧围绕军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队建设中心任务推进军事文化建设。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3、坚持把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

4、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始终着眼促进官兵全面发展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5、积极适应形势任务要求推进军队文化建设改革创新 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6）我国 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复兴。

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怎么建设？？？ 领导的多党和合作政治协商制度 按照胡主席在七一讲话中的重要部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

（7）建设创新型国家方针：1.自主创新2.重点跨越3.支撑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发展4.引领未来 时俱进，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全（8）毛泽东思想灵魂：1.实事求是2.群众路线3.独立自主 党思想政治水平。必须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

（9）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是：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

1、民主法治、公平正义

2、自由、人权

3、安定有家事业中来。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牢固树立序

4、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5、诚信友爱、充满活力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

（10）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 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

1、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2、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理想

3、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斗争，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坚心的时代精神

4、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民主集中制，不断推进党的建

（11）三个是否有利于： 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1.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2.是否有利于增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海军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3.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海军党的建设，是确保海军官兵高举旗

（12）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基本问题： 帜、听党指挥的根本保证，是确保海军建设加快推进、科学1.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

2、什么是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是确保海军部队履行使命、不辱使命的必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然要求。当前，海军正处于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3、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4、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各级要确实增强政治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样发展 自觉把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作为全局性重大任务抓紧抓好。

（13）三件大事 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海军党建的主要工作包括哪些？1)、坚

1、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持不懈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党员。2)、着力建设坚强有力、2、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奋发有为的党委班子。3)、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

3、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4)、积极稳妥地推进党内民主建设。5)、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特色社会主义。织建设。6)、下大力气改进领导和机关作风。7)、深入推进（14）三大成就 反腐倡廉建设。8)、扎实抓好海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落实。

1、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

四、军事问题

主义理论体系

3、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1谈谈当前的国际军事形势。

2、谈谈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的使（15）四个选择 命任务与能力建设。

1、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2、选择了马克思主义3、1、新世纪新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力加强高科技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4、选择了改革开放武器装备研制，大力加强信息化作战能力建设，他们通过台（16）四个考验 湾问题、西藏问题等干涉中国内政，遏制中国发展的险恶意

1、执政考验

2、改革开放考验

3、市场经济考验

4、外部图不会改变，中国依然面临严峻的传统安全威胁。

环境考验

2、新世纪新阶段，不仅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还要应对非（17）四个坚持 传统安全威胁；不仅要维护国家生存利益，还要维护国家发

1、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2、坚持为了人民、展利益；不仅要维护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还要维护世界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

3、坚持任人唯贤、广纳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承担必需的国际义务。我军的使命任人才

4、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务是军队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

（18）四个着眼于 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

1、着眼于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促进社会和谐 展发挥重要作用。

2、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扭住核心军事能力建设不放松，3、着眼于增强全党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使命感和责科学安排和统筹加强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要坚持以国任感 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牵引和

4、着眼于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带动现代化建设整体发展。推进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建设，加

（19）四个着力于 大实施人才战略工程力度，要深入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1着力于扩大国内需求

2、着力于加强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

3、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不断兴起大抓军事训练的着力于神话改革开放

4、着力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热潮。

一、经济方式转变

五、特色社会主义

1、坚持“好”字优先，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以胡锦涛七一重要讲话是如何论述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为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的；是解决目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迫切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我们推进需要。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2、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人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十七大提出的一个关系国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体现了我们党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理论认识的深化。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3、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遵循十七大的战略部署，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走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走信息工业化道路，要实现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大经济发体制度，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展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实现由依靠第二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实现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由依靠增加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转变；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推动区域经济协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调发展；要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

4、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提高国际竞争力，才能解决资源环境的严重制约。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切实提高发展的可持续性；把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与稳定外需结合起来，着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均衡性；

把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大力拓展发展空间；把推动自主创新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创新发展；把深化改革与促进发展结合起来，全面

提升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

二、建设文化强国

重要意义：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

持、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中华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可以为中华民族的振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是民族复兴的强大支撑。胡主席要求在在前进道路上，继续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再次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大

意义。2）、主要内容和方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按照十七大的部署，主要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

凝聚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特别是要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个重中之重。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同时要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在政府引导下发挥市场机制积极作用，培育骨干文化企业和战略投资者，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增强多元化供给能力，满足多样化社会需求，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材料三四充分

表明现代文化的巨大经济价值，表明文化建设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要求我们必须把文化事业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结合起来

新形势下如何建设具有海军特色的先进军事文化？ 一是始终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二是始终坚持以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三是始终坚持以创作生产更多的文

化精品为标志。四是始终坚持以加强基层文化建设为重心。

五是始终坚持以充分运用和发展现代传播技术为支撑。

三、党建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

世所罕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工程中，不断根据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

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加强自己的先进性建设，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领导人民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才能保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才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应对国际形势中的挑战和风险，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

进步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

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仍占优势，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增多，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3、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当同人民群众的血

第三篇：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

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

中山大学

金培沛

案例：

美国安然公司的破产案固然主要是因其财务制度混乱等多种原因，但其在印度遭受的东道国经济保护主义政策也使它损失不少。达博霍电力公司是安然公司在印度投资的电厂，该项目共投资29亿美元，安然占65%股份，是印度政府最大的外资项目。2000年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电力委员会以达博霍电力公司的电费太贵为由拒绝支付该公司2200万美元的电费，并停止向其购买电力，造成长期停产，给安然公司造成了极大亏损。

评析：

（一）案例简评

本案是典型的政策因素（从政府的政策产生的而不是从市场力量寻求平衡所造成的波动）导致的政治风险。当跨国公司的经营和东道国为实现自身经济目标而制定的政策发生冲突时，东道国政府有各种理由采取各种政策限制跨国公司的自由。因此企业即便不存在过失也不能预见、难以避免。

（二）政治风险及其表现

所谓政治风险，是指一国发生的政治事件或一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发生的变化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的可能性。政治风险主要包括：（1）征收风险。这是指东道国政府对外资企业实行征用、没收或国有化的风险。东道国中央、地方政府不公开宣布直接征用企业的有形财产，而是以种种措施阻碍外国投资者有效控制、使用和处置本企业的财产，使得外国投资者的股东权利受到限制等而构成事实上的 征用行为。（2）汇兑限制风险。也称转移风险，是由于东道国国际收支困难而实行外汇管制，禁止或限制外商、外国投资者将本金、利润和其他合法收入转移到东道国境外。（3）战争和内乱风险：这类风险指东道国发生革命、战争和内乱，致使外商及其财产蒙受重大损失，直至无法继续经营。（4）政府违约风险。指东道国政府非法解除与投资项目相关的协议或者非法违反或不履行与投资者签订的合同项下的义务。（5）延迟支付风险。它是由于东道国政府停止支付或延期支付，致使外商无法按时、足额收回到期债券本息和投资利润带来的风险。

（三）企业对政治风险的应对措施

在投资前，跨国公司应与东道国政府谈判并达成协议，以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发生的可能。在这类协议中必须明确：子公司可以自由地将股息、红利、专利权费、管理费用与贷款本金利息汇回母公司；划拔价格的定价方法，以免日后双方在划拔价格问题上产生争议；公司缴纳所得税与财产参照的法律与法规；发生争议时采用的仲裁法和仲裁地点。

投资后，公司应选择适合当地标准的资本结构以满足所在国的要求，从而避免所在国的政治干预。注重双赢，在满足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不侵害并尽可能满足东道国的利益，例如雇用当地居民作为本公司职员等等。

在发生政治风险之时，跨国公司应实施行之有效的战术与东道国进行合理的谈判，或者从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利益，如向国际投资争端仲裁中心求助等等。如果以上措施都不奏效，只能放弃其资产，寻求其残值收入，譬如要求保险公司补偿损失等。

本例中，固然印度政府采取了经济贸易保护政策向达博霍电力公司发难，跨国公司本身也存在电费较高的客观因素。因此跨国公司不应仅仅将东道国作为攫取金钱的场所，更应是相互合作的贸易伙伴。在维护好东道国利益的情况下才不至于成为民族主义和国家保护主义的目标，才可以获得经营、盈利的稳定的外部政治条件。

政治风险并不等同于政治危机，只要恰当做好风险前的防范工作和发生突发政治事件后的应对措施，便有机会将损失降至最低。

第四篇：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探析

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探析

【原文出处】行政论坛

【原刊地名】哈尔滨

【原刊期号】200506

【原刊页号】71～73

【分 类 号】D4

【分 类 名】中国政治

【复印期号】200603

【标题注释】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项目(04JK082)。

【作 者】陈晓莉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院政治与行政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内容提要】当前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水平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频繁发生，归根结底，是由两对矛盾造成的：一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强烈要求同现有体制所供给的利益表达机制不足和渠道不畅之间的矛盾；二是农民政治参与的行为同其自身素质水平较低之间的矛盾。这种制度供给不足与农村公民文化素质较低的状况相叠加，问题变得尤为严重。可以预见，如果没有制度建设上的努力，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阶层分化，这个困境将有加重之势。

【摘 要 题】政治参与

【关 键 词】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创新/思考

【参考文献】

[1]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三联书店，1996.[2] 于建嵘.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湖南省H县调查[J].战略与管理，2003,(2).[3] 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参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70.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亦即政治参与的合法化、合理化和法制化，其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把政治参与的合理要求以合法的、公民认同的法律规范确定下来；二是通过政治社会化把公民的政治参与行动纳入规范的、合法的渠道。政治参与制度化的结果就是形成合法的、有序的和合理的政治参与秩序。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为农民提供了比较充分的、而且有制度保障的政治参与渠道，但有关规范参与行为、畅通参与渠道、保证参与实施的具体制度却依然不够完善，因而尚未形成健全的政治参与的民主运行机制和程序。由于一些具体制度上的缺陷以及在贯彻实施中存在的偏颇，严重阻碍了农民有效进入国家政治生活的过程，影响了他们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这种状况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农民仍然还在很大程度上寻求非制度参与以实现其利益要求，而且这种非制度参与有扩大之势，直接影响着我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和农村政治的稳定。因此，农民政治参与必须走向制度化，必须高度重视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建设。

一、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功能和意义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政治参与如果没有规则，缺乏制度规范，必然导致社会混乱。而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却能提高政府的综合治理能力、促进社会和谐和培养现实的政治人。

（一）政治参与制度化能提高政府的综合治理能力

政府的治理能力或者说政府的管理能力，主要体现于政府在管理公共事务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功能及其有效性。政治制度化水平标志着一个政权统治和控制能力的高低与强弱。如果“一个社会要想维系高水平的共同体，政治参与的扩大必须伴随着更强大的，更复杂的和更自治的政

治制度的成长。”[1](P12)农民政治参与最大的政治功能和价值在于通过影响政府的行政和决策，使国家政治体系必然倾听社会各群体的各种利益表达，这样就能确保政治体系运作避免或减少对农民的忽视或侵害，从而避免将这些社会群体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农民有组织地也即有序地参与政治已经是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趋向。如果政治参与比较理性地作用于政治体系，不仅能从客观上化解政治参与要求对政治体系形成的压力，而且能够有效提高执政党治理国家和整合社会的合法性程度。政治体系的支持力量越多，凝聚性就越强，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和支持，从而达到其有效协调和整合社会的效果。

（二）政治参与制度化可以促进社会和谐

和谐社会概念的精髓是社会关系良性互动。一个良性和谐的社会绝对不是政府单一治理的社会，理应包括农民参与在内的合作为主调。系统论的常识告诉我们，只有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协调有序，才能产生和谐，如果各个层面各种要素之间处在无序状态，系统内将会产生冲突，出现混乱甚至某种危机。政治参与制度化的社会意味着政治系统中有一套人们公认的解决矛盾和冲突、实现利益需求的机构和程序，并且社会成员自觉服从由政治体系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作出的裁决。得到人们普遍认同的制度规范既说明了人们现在的角色和地位，又指出了人们想成为其它角色的正当途径，通过其他途径实现自己角色的愿望不被社会认可，这就保证了政治参与的有序性、规范性，有效地避免政治参与的无序混乱状态。同时，政治参与制度化的社会，即民主化水平较高的社会的公民应该而且确实具备最起码的心理条件，社会成员之间能够建立起谅解、宽容和信任，从而维护了政治运行的程序和稳定。

（三）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有助于培养现实的政治人

现实的或理性化的政治人是政治参与制度化的重要前提。广义的政治人是指处于一定的现实社会关系中的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包括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且在特定的政治统治体系中，具有一定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能力，并为维护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而能够做出一定政治行为的人。政治人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和支撑力量。良好的政治人的形成有赖于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保护和社会大小环境的教育和熏陶，其中政治参与制度化是模铸政治人，提高公民政治素质的根本出路之一。因为政治参与制度化不仅表明组织和程序的权威性、价值性，而且表明公民对政治过程的积极参与，这种社会风气将有助于培养现实的政治人。

二、实现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基本途径

制度建设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如法律、法规、政策和机制等），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如观念、信仰、风俗和意识形态等）。加强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建设要着力在以下两个方面下工夫。第一，构建农民的政治参与制度体系；第二，保持农民政治参与的渠道畅通。只有明确了制度建设的努力方向，才能从制度上保障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朝自主型、理性化、合法化和有序化的方向良性发展。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政治参与制度化呢？

（一）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体系，夯实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坚实基础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的发展民主之路，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对农民有序参与无疑是良好的制度资源，构建农民有序参与的制度框架，不能离开这样一个前提，充分利用村民自治这一乡村民主政治的制度资源，拓展农民有序参与的基础渠道，是非常必要的。具体从以下三个环节上下工夫：一是积极推进制度创新。村民自治发展到今天，我们虽然有了法律法规规定，但与实践的需要还有很大的差距，比如，村民选举委员会的推选程序、村委会的竞争演讲程序、村委会成员的罢免程序、新旧村委会班子工作交接程序、村级重大事务民主决策程序、村民会议向村民代表授权程序、村民代表会议议事程序等亟待创

新；二是切实抓好制度完善。制度需要通过实践来完善，其效果也需要实践来检验。当前要进一步完善党组织和村委会联席会议制度；完善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完善村级村务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对村级组织和干部进行民主评议的制度；完善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制度；完善村干部离任和审计制度；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制度。只有一次次的完善，村民自治工作才能得以一次次推进；三是认真做好制度落实。再好的制度，不抓落实也只是一纸空文。近年来，各地在推进村民自治工作中还是下了不少工夫，不管是村级民主选举，还是村级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都建立了许多好的制度，但为什么有的地方这些制度执行得好，而有的地方却流于形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呢？出现这类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制度缺乏落实。因此，我们要在抓制度创新，制度完善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抓好制度的落实工作。通过制度创新、制度完善和制度落实，建立起良好的机制，确保“四个民主”的实现。

（二）以制度创新为动力，建立、完善农民政治参与制度体系

政治参与制度体系包括政治参与的组织形式、公民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角色、权利和义务、政治参与的准则和程序等多方面的内容，而政治参与的体系健全与否又集中表现为参与渠道的完善与否、畅通与否。“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扩大政治参与的一个关键就是将乡村群众引入国家机制。”[1](P89)故此，当前最重要的是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机制，真正把农民纳入到政治体系中来。

1.改革和完善已有的参与渠道。首先，健全基层人大代表制度，加强代表同农民群众的联系。基层人大代表要履行职责，反映农民利益的要求，并受农民监督，当前的人民代表联系户制度值得借鉴；还要改革地方人大选举制度，农民结社团体可以推派自己的代表竞选，也可以推举有党员身份的农民代表先在党内民主的渠道中竞争地方领导的位置。在县级以上人大代表的产生上，要充分考虑到农村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农民阶级的分化与分层，保证各个不同利益主体能产生自己的代表参与国家管理，保证不同地区之间保持一定的代表比例，增强对现行政治体制的信任，增强政治服从感；其次，健全信访制度。在强化信访作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的同时，对这一专门的利益表达机构进行改革。应从法律上保障农民合法权利的行使，对于信访工作人员的失职、渎职或不作为等行为，设立追究其责任的相应司法程序；在法治框架下把实际救济功能从信访制度中剥离出去，将属于司法管辖范围内的信访事项转入司法领域，形成信访呈情与行政和司法救济的程序上的有机对接，使其逐步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中。令人欣慰的是2005年1月5日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信访条例（修订草案）》，保护上访者权利、规范信访行为、强调政府责任成为新条例的几大亮点。说明我国有关信访法律法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第三，健全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的法律和程序，认真疏通农民维权的渠道，降低农民维权的成本，不断强化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的责任，确立和维护法治的最终权威，从而从制度上和实践上保障农民合法权利的充分行使，推进我国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进程，实现政治文明的高度发展。

2.扩展开通新的参与渠道。首先，在现有法制架构中改善制度，扩张结社、参与、与对话的管道。譬如让农民的结社团体推派代表参加农村公共议题之听证会，或者成为法庭的陪审员，增加农民团体代表与其他利益团体代表，让农民代表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在政府法定的平台或渠道上，进行“对话”或者“谈判”的机会，对牵涉农民权益的公共资源分配进行有意义、有序的参与和协调；其次，要重视民意，充分沟通。沟通是制定制度的基础，没有良好的沟通，就无法取得行动上的协调，自然也就无法实现组织的目标。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需要政府及时向农民通报信息，交换思想，而基层农民的呼声也能够畅通地反映到最高决策层面，确保广大农民意志、利益、愿望和要求及时得到表达和实现，可以说是目前最为紧迫的要

务；再次，建立完备制度，实现农民在政策制定中有效参与。作为国家的主人，越来越多的农民对公共事务抱有满腔热情，但没有具体的参与程序和制度保障，这样的热情只会被一次又一次淹没，直至完全丧失积极性。因此，应建立完备制度，在政府内部建立与农民参与制定相适应的工作系统，以保障农民参与所输入的信息全面收录，并且能够快速进行综合整理和及时提交给决策者，以尽快制定出可行、有效的公共政策。

（三）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让农民在制度内充分表达利益要求

一是要完善舆论监督体制。舆论监督是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马克思称之为“社会第二种权力”。所以，我们需要更好地发挥其政治导向功能。在当今媒体发达的时代，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等宪法权利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新闻媒体实现的。然而，新闻媒体往往忽视农民的呼声，将农民的呼声视为非主流声音，甚至回避农民的政治诉求，使农民不能通过新闻媒体实现其政治参与的权利。可见，农民通过新闻媒体的政治参与权还需法律保障。二是转变政府职能，规范干部行为，为农民参与有序化提供行政保障。在现阶段，随着农村经济体制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认识水平也发生新的本质的变化。因此，必须从教育农村干部更新观念、提高素质、彻底改进思想方法和工作入手，充分认识和正确把握现阶段农民的新特征，尊重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努力实践“三个代表”，化解农村的干群矛盾。然而，政府职能的转变，特别是各级政府对农民政治参与的接纳、支持，须有赖于一整套制度去规制；三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亨廷顿认为，组织是通向权力之路，同时也是政治安定的基础和政治自由的先决条件。目前在我国，几乎所有的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代言组织或自我保护组织，唯独全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没有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有效表达和捍卫自己利益的组织。当农村不同利益群体缺乏合法的、具有自主性的群体作为自己的代言人时，就会转而向制度外去寻求。于是一些邪教组织、黑社会组织、地方恶势力死灰复燃，他们借保护农民利益之名，行对抗政府之实，从而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学者于建嵘调查研究指出，在华中的一些省份，农民已经形成了有组织的抗争，并且“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在数量、规模和对抗程度方面都在增长。与此同时，农民的政治诉求也发生了重大的升级，在内容上变得更有进取性，并提出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要求，其具体表现就是自发筹建农民协会”。[2]在当前，政府应积极支持农民组织化建设，对农民的政治参与要从政策上予以引导，行政上予以合作，法律上予以规范。建立权利和义务明确的农民协会，培育成熟的政治参与主体，是实现农民参政的一种可行性选择。对于政府而言，组织农民起来，将农民政治参与纳入政府决策和政治体系中去，形成良性磋商机制；对农民而言，有了组织依托，形成集体力量，达到了对政府权利的有效监督，既减少了农民不断上访，稳定了秩序，又使农民经受了民主锻炼。

（四）广开通道，广泛吸纳合理的非制度政治参与进入正式制度体系

农民的非制度参与指不符合制度要求和程序要求的政治参与，也包括违反法律的非法参与行为。有学者认为，农民的非制度化参与包括诱致性非制度参与与强制性非制度参与。[3]前者指个人、群体或集团为获得自身利益的满足，自发地倡导、组织和运用某种方式，通过一定渠道试图影响政治过程的非理性行为。转型期中国农民非制度参与行为大多属于这种类型。这与转型期农村利益格局的调整有密切关系，也与制度环境存在着宏观、中观和微观几个层面不协调，制度供给不足，制度不完备和不充分等有直接关系。一般表现为越级上访告状、集会和闹事等形式，以群体上访居多。国家立法机关和各级政府部门在制度创设中应认真研究农民政治参与中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应将那些合理的、具有社会基础的、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各种非正式制度纳入制度体系。在这方面我们国家已有极为成功的范例，如1978年的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秘密签约搞“大包干”，1981年的广西宜山三岔农民成立第一个村民委员会，最初都是农民的诱

致性非制度参与，后被纳入了制度化轨道。

（五）加强农村法制建设，使农民政治参与法治化

农民参与必须根植于宪法和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执政党依法执政战略决策的实施有待于农民政治参与的法定性。新宪修改，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引进了宪法，政治权利是人权的基本内容，执政党应充分尊重和保障农民的政治参与权利。完善农民政治参与的法律体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针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新要求、新情况及时制定相应的法律，对农民政治参与的方式、程序、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进行相应的规定；二是吸收和借鉴国外政治参与典型案例和科学立法，使法律制定具有预见性；三是及时提升其他领域或小范围内的政治参与的合理行为规范为法律。这就要求抓紧落实有关公民政治权利的立法和其他有利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立法。诸如新闻法、出版法、社团法、舆论监督法、人大监督法、政务公开法、公民举报法、请愿法和申诉法等等，国家只有对农民政治参与进行合理定位，在承认农民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建立健全必要的法律制度，使农民政治参与经常化、秩序化。

（六）建立新型政治文化，实现农民政治参与理性化

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要求公民有适度的政治热情、积极参与的政治意识和良好的政治素质。当前，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推进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就必须大力建设与我国农村政治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为农民政治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参与背景。

1.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民参政水平。受教育的程度影响着政治参与的水平和质量，决定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农民的文化素质偏低决定着他们对政治参与的目的、责任及基本权利缺乏正确看法；对现行政治制度和政治参与程序缺乏足够的了解；他们不能进行正确的政治选择和价值判断；不具备处理特殊问题的策略、方法和灵活性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参与政治，大多是在自我意识支配下进行的，极易导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因而，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民的文化、政治素质和民主法制观念，让农民充分认识自己的权利、自由和责任，正确认识我国的国情和现状，使农民的参与行为符合社会发展目标，从而不断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理性程度，有效约束非理性的情绪型政治参与。

2.加强农民教育工作，帮助和引导农民进行制度化政治参与。在新旧体制转型期，农村产生了大量矛盾和问题，出现许多农民的非制度参与的现象，这是正常的。但是，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农民的这些非制度政治参与形式不纳入制度体系之内，必然会影响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一般来讲，农民的非制度政治参与大多数都是属于人民内部性质的，只能通过教育引导的方法将其纳入制度体系内，要通过专政的方法解决农民的非制度参与事件只是极少数。因此，要在实际工作中帮助和教育农民，做好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农村干部首先要认真了解农村实际，悉心体察农民的思想情绪，把党的方针政策、国家法律和法规原原本本地交给群众，让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在制度体系内行使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使农民既学会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又懂得依法维护自身利益和履行应尽责任。

第五篇：被征地农民贫困风险评估工作报告

客观真实反映民声民意，并根据相关数据作出公正的评估，是民调中心职能的所在。为调查裕新技改项目对被征地农民可能造成的贫困风险影响，受市裕新技改项目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委托，市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于2013年1月9日至16日对该项目进行了全面调研，通过集中座谈、实地走访、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对项目被征地农民贫困风险评估如下：

一、征地拆迁基本情况

1、项目概况。裕新技改项目地处镇村辖区内，位于市交界处，倚南岭山脉骑田岭之东北，规划面积23.325平方公里。因项目建设需要，属规划区范围内搬迁安置对象的共50户农民(其中倪家组46户、仙岭脚组4户)，属规划区范围内被征地对象另包括仙岭脚组部分已无法耕作的耕地和浅石四组约14亩耕地;4家民营企业受项目影响被停产歇业，其中，1家位于规划区范围内，另3家位于规划区范围外围。

2、被征地村组概况。镇村共9个村民小组1294人，其中组46户139人，男性18至60岁的劳动力40人，女性18至55岁劳动力43人，全组劳动力小计83人，仙岭脚组50户169人，男性18至60岁的劳动力49人，女性18至55岁劳动力56人，全组劳动力小计105人。据调查，两个小组共188名劳动力，仅42名劳动力在外务工(主要为仙岭脚组村民)，其他大部分赋闲在家。在此次征地拆迁中，倪家组全组耕地住房均被征用，属搬迁安置范围，仙岭脚组只有仍居住在垅下的4户属搬迁安置范围，其余农户则因只有耕地被征用，暂未纳入搬迁安置范围。

3、涉及影响企业概况。为整治非法选矿，鑫承、利祥、利强和龙兴矿业四家企业被停产歇业，至今已停产6个月。四家企业除鑫承矿业处规划区范围内属搬迁对象外，其他3家企业均位于镇政府所在地属规划区外围。其中，鑫承矿业主营钨矿原石精加工，其他3家企业均主营钨毛矿再加工。据企业负责人介绍，4家企业在整治非法选矿前，除极少量从村民手中收购了非法选矿的钨原石，企业主要进货渠道靠向外省市进原材料。初步统计，4家企业2011共纳税2420万余元，贷款总额为2160万余元，其中民间借贷为985万元、银行借贷1175万元，受停产影响共60余名工人失业，欠工人劳资款100万余元，其中，鑫承矿业尚库存原材料3000余吨未加工处理，损失最为严重。

二、导致被征地农民贫困风险原因分析

1、被征地农民失地情况严重。倪家组和仙岭脚组历史上曾同属垅下组，于1965年因瑶矿开采需要，由垅下分别搬迁至现址并分组，搬迁后垅下仍有倪家组8户、仙岭脚组4户居住。其中仙岭脚组由于当时组上无闲置土地建房，通过向邻近的高坪组以购地方式入住现址。搬迁后，两组的绝大部分耕地仍集中在垅下，但此处耕地已于2006年“7·15”洪灾中被瑶矿废石废渣所损毁，且无法恢复耕作，造成了倪家组无耕地可种、仙岭脚组仅剩13.5亩耕地(规划区范围外，全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08亩)的严重失地后果。

2、被征地农民收入微乎其微。调查发现，失去土地的倪家组、仙岭脚组村民，一无耕作收入，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08亩的仙岭脚组村民甚至无法通过耕作达到自给自足;二无林业收入，村属山林为东江湖水资源保护公益林，收益极少;三无渔业收入，网箱养鱼被退水上岸;四无矿产收入，非法选矿被禁止，用村民的话说就是，“有林无林一个样，有矿反而致了贫”，面临着“靠山吃不成山、靠水吃不了水”的尴尬境地;五无打工收入，两组308口人188名劳动力仅42人外出务工，其他均赋闲在家，外出务工者仅保障自己、无法接济家庭，赋闲在家者无耕地耕作，仅靠打点零工、种些小菜甚至吃老本糊口。

3、被征地农民生活环境恶劣。一是水源缺乏，由于倪家组、仙岭脚组同处高寒地带，取水难成为历史难题，倪家组自建取水渠于2006年“7·15”洪灾冲毁后至今未恢复，仙岭脚组则靠搭设的简易塑料管道从几公里外的山沟引来水量极其有限的山沟水作生产、生活用水，两组村民取水用水均极其不便;二是土地贫瘠，由于缺水严重，仙岭脚组仅剩的13.5亩耕地也是“望天田”，收成极其微薄，人均不到0.08亩的耕地面积也使村民无法通过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弥补损失;三是水质低劣，瑶矿的长期开采和“三废”(废水、废石、废渣)的排放，使周边水质受到了严重影响，也使仙岭脚组村民患结石病的几率大增，近两年来镇送检应征入伍青年52人，其中34人患有结有结石病，2012年送检28人，合格2人;四是安全隐患大，仙岭脚组现址紧贴矿区，矿区技改建成后，矿石运输索道将横跨仙岭脚组村民生活区，矿石的运输和开采的噪音，将给村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安全隐患。

4、涉及影响企业几近无力维系。4家企业被关停6个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已近1000万元，2160万余元的还贷任务重压在身，100万余元的农民工工资无力支付，企业陷入“开工即与政策违背，不开工则只能坐等破产关闭”的两难境地。

三、被征地农民的诉求与期望

1、仙岭脚组搬迁意愿强烈。此次仙岭脚组未被纳入搬迁安置范围，但由于该组土地资源被征收，村民已成为失地农民，收入骤减，生活已陷入困难，加上该组现址紧贴矿区，生产生活环境恶劣，无任何发展空间，因此村民多次联名上访，强烈要求搬迁。

2、普遍认为征地补偿款偏低。尽管大多数农民愿意进行搬迁安置，但认为征地补偿款偏低，普遍反映不论是购房安置或是货币安置，均不足以应对今后生活所需。据了解，裕兴技改项目搬迁安置涉及村组人多地少，虽全村征用土地有3500亩，但其中有2400亩左右属于村集体所有，1100亩属于仙岭脚组、倪家组共有。以一户4口之家的农户为例，4口人领得57.6万安置费后，购两套安置房(自己一套、子女一套)需28.8万元，剩余28.8万元，再以每套房花费12万在装修和购置家具上，就仅剩余4.8万元供4口人今后开销。

3、企业要求尽快恢复生产或转型。为减轻还贷压力和减少停产损失，四家企业均强烈要求尽快恢复生产，或者尽早确定与矿方合作方案，要求参照民生矿业与瑶矿的合作方式或纳入和谐公司名下参与经济发展，以实现转型再生存、再发展，其中，鑫承矿业希望能给其1-2个月时间，让其将库存的原材料加工完毕以减少其巨额损失和便于公司搬迁。

四、规避被征地农民贫困风险的意见和建议

1、将仙岭脚组纳入搬迁安置范围。建议将仙岭脚组和倪家组合并为一个村民小组进行整体搬迁，由于1965年分组时2个小组的土地一直未分开，一旦征地后，2个小组均无土地资源，同样存在生产生活困难(仙岭脚组情况更为特殊、更为恶劣)，且仙倪两组人口数量不平均导致难分配土地补偿款，整体搬迁将有利于统筹解决仙倪两组征地拆迁工作。

2、妥善解决项目与瑶矿历史遗留问题。建议组织人员对项目区征地范围内存在争议的土地权属资料进行再收集、再整理，及早确认权属界线，并明确责任方和处理方法，为下一步土地征收创造有利条件。

3、对仙倪两组进行整体征地。仙倪两组耕地被大量征用后，剩下的耕地很少，农民弃之可惜，耕之效益又低。征地方为自身和农户长远考虑，都可以考虑将剩余的耕地进行一次性征用和补偿。

4、四家停产企业尽早恢复生产。建议对鑫承、利祥、利强和龙兴矿业四家企业进行资源整合、重新选址，以适当方式挂靠至瑶矿公司，参与到矿产开采中，以实现资源充分利用、企业减少损失、银行消除贷款风险和农民工得到实惠的“四赢”局面。

5、建立和完善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体系。建议从今后和谐公司产生的分成税收中，、、企业三级分别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和发展的专项资金，从而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6、高度重视技改项目可能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一是四家企业本地民间借贷和工人劳资欠款数额巨大，涉及村民众多，一旦破产，将不可避免的激发企业与债权方及工人之间的矛盾;二是征地范围内组与组、村与组之间土地界线不清晰，给征地确权工作带来难度，已多次发生群体性事件，12月13日，因征用净化土地，30多名村民围攻镇政府，2013年1月12日，因村浅石4、5组土地权属纠纷，100名村民围攻镇政府和征地工作队;三是与瑶矿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一时难以解决，技改项目方此时要求尽快开工，极有可能发生村民阻工、闹事等群体性事件，项目方开工时间应视实情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