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投资政治风险研究之塔吉克（五篇材料）

第一篇：“一带一路”投资政治风险研究之塔吉克

“一带一路”投资风险研究之塔吉克斯坦

作者：储殷

塔吉克是中亚的东南通道，也是阻止阿富汗**向中亚蔓延的前哨，也是防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毒品走私进入中亚的前沿阵地。

编者按：“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国内政局发展密切相关。由于“一带一路”地区上的许多国家对外深陷大国博弈的战场，对内面临领导人交接、民主政治转型、民族冲突等多重矛盾，“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中国政策推进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风险。因此，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风险进行分析与评估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最为急迫的任务之一。

塔吉克的政治风险

相比于中亚其他国家，塔吉克是相对而言的穷国、弱国，然而其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故而常成为大国觊觎的对象。当前塔吉克的政治风险主要来自于3个方面：

其一，阿富汗局势恶化带来的国内安全局势恶化。塔吉克与阿富汗有着漫长的边境线，由于国力的原因，塔吉克始终无法有效地保障其边境的安全。塔阿边境已经成为毒品、恐怖主义的自由走廊，俄罗斯、乌兹别克对此极为头疼，也曾经多次对塔吉克提供援助，但收效非常有限。在美军撤出阿富汗之后，中亚重新面临阿富汗问题的困扰，一旦极端势力卷土重来，塔吉克就会首当其冲地面临恐怖主义的困扰。

其二，境外大国博弈带来的政治风险。对于俄罗斯而言，塔吉克是其抵御美、印影响力进入中亚的桥头堡，也是牵制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在普京上台以来，随着俄罗斯对中亚整合力度的加强，塔吉克实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俄罗斯的军事保护之下。

乌兹别克对于俄罗斯在中亚的一体化动作一直保持着冷淡与警惕。对于乌兹别克而言，在历史上，塔吉克这个非突厥国家的出现，本就是当年苏联反制泛突厥主义刻意为之的结果，而在现实中，塔吉克对于乌兹别克更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乌塔两国不仅存在乌兹别克反对派问题、跨境民族问题、领土争议问题，还存在严重的水资源冲突问题，乌兹别克的主要农耕区都在阿姆河的下游。地处阿姆河上游的塔吉克对于乌兹别克的水资源具有直接的决定权。

自建国以来，乌塔两国就围绕阿姆河多次发生激烈的冲突。当2008年塔吉克正式宣布恢复罗贡水电站建设后，两国关系进入历史性低谷。乌兹别克通过外交谴责、封锁跨境铁路、中断天然气供应甚至武力威胁等多重方式对塔吉克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虽然曾经许诺投资，但是实际上也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投资行为。基于同样的原因，尽管塔吉克水力资源丰富，但是顾虑到乌兹别克是中亚油气管线枢纽的事实，中国水电仍然不宜大规模进入塔吉克。

在乌、俄两国围绕塔吉克博弈的过程中，俄罗斯如过江强龙，但是乌兹别克拥有地利，亦不可小觑。由于塔吉克与中国的通道地处高山，一年只有几个月可以通行。乌兹别克事实上控制了塔吉克与外界联系的通道。不仅如此，乌是中亚油气管道的枢纽，塔吉克的能源管线亦受制于乌。

其三，地域利益集团冲突带来的政治风险。尽管内战已经结束，但是塔吉克的地域政治集团冲突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一方面，由于塔吉克人的文化和民族凝聚力中心撒马尔罕、布哈拉地区处于乌兹别克境内，塔吉克在培养、宣传民族认同上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从而导致国家认同淡薄，部落地域认同过于强大。另一方面，塔吉克领土的各个部分缺乏紧密的联系。苏联组建的塔吉克更多地是基于切割本地区民族联系的目的，它把突厥斯坦边区的12个州、东布哈拉、帕米尔自治区和苦盏地区拼凑成了今天的塔吉克。

各地方不仅交通不便（其北部地区只能通过跨境铁路与首都杜尚别相联），而且在利益上彼此疏离甚至冲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塔吉克是个天然有利于地方割据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国家，它更适合以松散的区域组合来维持国内和平。在这种国家推行强力的总统制以促进中央集权，很可能引发地方势力的强烈反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得到俄罗斯支援的拉赫蒙为了权力交接，已经开始着手清洗根据民族和解协议分享权力的反对派，塔吉克在未来存在较大的变数。

第二篇：“一带一路”投资政治风险研究之菲律宾

一带一路投资风险研究之菲律宾

发布时间： 2015-03-26 14:24:54 来源： 中国网 作者： 黄日涵 海佳伟 责任编辑： 张林

编者按：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国内政局发展密切相关。由于一路一带地区上的许多国家对外深陷大国博弈的战场，对内面临领导人交接、民主政治转型、民族冲突等多重矛盾，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战略推进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风险。因此，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风险进行分析与评估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最为急迫的任务之一。

中国网将以每周发布两篇分析文章的方式，对一路一带地区的60余国的政治风险进行简要的概述与分析。本系列将持续发布30余周，共计60余篇文章。具体内容主要围绕该国的一般情况、投资环境、政治结构、各方政治势力、相关政治风险以及可能的国家战略动向进行分析。

黄日涵 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 海佳伟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 研究生

中菲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一直很好，双方在处理一些分歧问题上也形成了一些共识。但是近两年来，两国关系因南海岛礁问题面临严重困难。中国和菲律宾之间如何重新回到共识的基础上相向而行，成为摆在中菲两国面前的共同难题，目前中国与菲律宾之间进出口总额在2014年再创新高，随着中国企业投资菲律宾力度的加大，如何有效规避南海岛礁争端可能引发的政治风险，成为了“一带一路”投资中的重要考量因素。

一、菲律宾国内政治概况

菲律宾是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主要成员国，也是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21个成员国之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菲律宾专题，菲律宾现行宪法于1987年2月2日通过，同年2月11日由总统正式宣布生效。菲律宾宪法规定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菲律宾实行总统内阁制，总统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拥有行政权，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六年，不得连任，总统无权实施戒严法，无权解散国会，不得任意拘捕反对派；禁止军人干预政治；保障人权，取缔个人独裁统治；进行土地改革。议会称国会，是最高的立法机构，由参、众两院组成。司法权属最高法院和各级法院。

菲律宾有大小政党超过100个，主要政党包括：

1、执政党自由党，由菲律宾第5任总统曼努埃尔·罗哈斯于1946年创立，早期成员主要是从菲国家主义党内分裂出来的自由派人士。

2、基督教穆斯林民主力量党：由前总统拉莫斯于1991年底创立，由人民力量党、全国基督教民主联盟、菲律宾穆斯林民主联盟、团结党等整合而成。

3、民族主义人民联盟是前总统埃斯特拉达的执政党联盟-民众奋斗党（LAMP）成员之一。

4、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南部穆斯林武装组织。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政党。

目前，菲律宾的主要商会包括菲律宾工商总会和菲华商联总会，这两个商会在菲商界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其中，创建于1886年菲律宾工商总会，是菲律宾历史最悠久的商会组织。菲律宾工商总会汇聚了菲各行业的主要资源，代表私营企业的利益；创建于1954年菲华商联总会，是菲律宾华侨华人工商界最具影响的商会组织，原来的名称是菲律宾华商联合总会，1956年改称菲华商联总会，为非营利的股份有限公司性质。

二、中菲双边外交关系回顾

根据外交部网站中菲双边关系专题，中国与菲律宾于1975年6月9日建交。中菲建交以来，总体关系发展顺利，两国在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1996年江泽民主席对菲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同意建立中菲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合作关系，并就在南海问题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达成重要共识和谅解。2000年，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关于二十一世纪双边合作框架的联合声明》，确定在睦邻合作、互信互利的基础上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2005年胡锦涛主席对菲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确认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性合作关系。2007年1月，温家宝总理对菲律宾进行正式访问，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愿共同全面深化中菲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性合作关系。

建交以来，中菲高层互访不断，保持较为顺畅的高层互访机制。与此同时，两国外交部自1991年起建立磋商机制，迄今已举行19次外交磋商。中菲除互设大使馆外，中国在宿务设有总领馆，在拉瓦格开设领事馆。菲在上海、广州、厦门、重庆、香港和澳门分别设有总领馆。

中国与菲律宾之间在进入21世纪以来也形成了一系列重要双边文件，这其中包括：

1、2004年9月，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共和国联合新闻公报》；

2、2005年4月，胡锦涛主席对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共和国联合声明》；

3、2007年1月，温家宝总理对菲律宾进行正式访问，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共和国联合声明》；

4、2009年10月，杨洁篪外长对菲律宾进行正式访问，双方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关于战略性合作共同行动计划》；

5、2011年9月，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共和国联合声明》。

三、中国与菲律宾经贸关系

1、菲律宾的贸易投资环境

菲律宾矿产资源丰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家概况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铬矿储量为4092万吨，金矿探明储量为48亿吨，铜矿储量为81亿吨，镍矿储量为7亿吨；此外，铁、锰、钼、石灰石、页岩、稀土等矿物的储量也较为丰富。自从印度尼西亚原矿出口禁令生效以来，菲律宾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镍矿出口国。菲律宾全国森林总面积1581万公顷，覆盖率为52.7%，其中森林保护区面积327万公顷，可采伐的商业林区面积1006万公顷，出产乌木、紫檀等名贵木材。除此之外，菲律宾的水产资源也极其丰富，鱼类品种超过2400种，金枪鱼资源居世界前列，已开发的海水、淡水渔场面积2080平方公里。

根据菲律宾贸工部投资署发布的信息显示，菲律宾一直积极吸引外资，但是由于各种困难，近些年来流入菲律宾的FDI并不理想，每年基本维持在30亿美元左右。与此同时，菲律宾政府每两年都会更新限制外资项目清单，有一些领域完全禁止外国投资，绝大多数领域外资比例不得超过40%。安邦咨询在2014年发布的投资报告中列举了菲律宾2012年颁布的第9版限制外资项目清单，规定外国企业和人士在土地获取、陆上自然资源开发、公共部门运营和管理等领域持股比例不得超过40%，而且还禁止外资进入大众传媒、所有的专业性服务、海洋资源开发等领域。但是，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菲律宾政府也发布了“投资优先计划”，引导国内外资金流向特定行业，列出鼓励投资的领域和可享受的优惠条件。其中“2014-2016投资优先计划”，这一计划涉及到的内容主要是“以产业发展促进包容性增长”。主要包括7大类、22个产业列为优先发展领域，重点关注点在于能源、化工、汽车、废弃物处理、环保节能建筑等领域。

根据安邦咨询研究团队发布的2014年菲律宾投资报告的信息显示，菲律宾税收体系税种较少，税率普遍较高，但并不复杂。由菲律宾中央政府征收的税种包括关税、消费税、增值税、印花税、所得税、房产税、比例税等，此外地方政府也有权就某些特殊行为和商业行为征税。除此以外，菲律宾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PEZA)下属的苏比克、卡加延、三宝颜等特区，对于外资进入根据企业性质与行业的不同，可享受一些特殊政策，优惠幅度较大。

根据下列两个图表信息显示，近年来中菲双边商贸经济交流互动频繁，虽然因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对菲直接投资状况下滑，但总体仍然呈现向好向上趋势，与此同时，中国同菲律宾进出口金额也呈现总体上升趋势。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注解：2006-2011年中国对菲律宾直接投资金额走势表（单位：百万菲律宾比索）

资料来源：菲律宾国家统计协调委员会，外国直接投资数据

四、中国在菲律宾地区投资政治风险

1、菲律宾国内的排华情绪 由于近年来菲律宾国内政治斗争及少数外部国家势力的挑唆，菲政府持续频繁借由中国南海问题制造事端，人为地激化了中菲两国间的矛盾，导致两国间关系倒退，并助长了菲律宾民间的反华情绪，更恶化了中资在菲律宾的投资安全环境。因此中资企业在菲律宾投资时要警惕由于中菲在黄岩岛、仁爱礁争端而可能引发的排华运动。

2、腐败及官僚主义严重

根据透明国际2014年最新发布的相关报告，菲律宾清廉指数为38，排名并列第85位，在全球175个国家和地区中位于中下游。与2013年相比，该国得分和排名虽均有小幅提升，但菲律宾国内的政商环境仍然较为恶劣。由腐败，官僚主义及低下的行政效率综合导致的整体政商环境恶化正不断激起民众对政府的不满，腐败、官僚主义问题同样也会一定程度冲击中资企业投资的安全。

3、家族式资源垄断

菲律宾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命脉被四大政治家族所控制。菲律宾连续七任总统都出自四大政治家族，这四大家族通过结盟、联姻等手段笼络其它精英家族，在国内不断扩展自身的势力，并且掌控了多数地方政府。这些盘根错节的家族势力构成了菲律宾的统治阶层。家族政治的弊端导致四大家族纷纷追求各自的家族利益，并最终导致腐败横行，家族政治往往是人治社会，造成有法律也难以执行，造成了投资环境的持续恶化。

4、社会秩序及治安的不稳定

由于近年来菲律宾国内贫富及阶级差距的不断拉大，民众对政府及四大家族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导致了频繁发生的的游行示威活动，由此引起的骚乱不仅持续恶化着菲律宾国内脆弱的社会治安，更助长了各类犯罪组织的滋生。同时由于菲律宾国内警察系统的腐败和低效，处置突发事件往往束手无策，导致了社会治安混乱问题难以根治，2010年发生的香港康泰旅行团事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因此中资企业人员在菲律宾的安全问题也需要谨慎考量。

5、分离组织及恐怖组织活动猖獗

菲律宾国内分离组织、恐怖组织主要集中在南部棉兰老岛和中部比萨扬群岛一部分地区，同政府军的冲突由来已久。目前主要的分离组织包括：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阿布沙耶夫恐怖组织。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就是阿布沙耶夫恐怖组织，虽然规模不大，但表示效忠于ISIS，经常进行绑架、暗杀、炸弹袭击等恐怖行为。就在2014年，阿布沙耶夫组织还绑架了两名德国人质长达6个月，目前这三股力量在菲律宾南部组织中仍然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2015年APEC峰会将于菲律宾举办，需要警惕菲律宾国内的恐怖组织与国际恐怖组织勾连以企图制造大规模恐怖行为及混乱的野心。

第三篇：“一带一路”投资政治风险研究土耳其

“一带一路”投资政治风险研究之土耳其

来源：中国网 2015-08-31

特约

土耳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之一，是我国“走出去”战略中至关重要的重要合作伙伴国。投资吸引力巨大、投资环境相对安全，但是投资的风险也不容忽视。作者：姜晨 张华

编者按：“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国内政局发展密切相关。由于“一带一路”地区上的许多国家对外深陷大国博弈的战场，对内面临领导人交接、民主政治转型、民族冲突等多重矛盾，“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战略推进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风险。因此，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风险进行分析与评估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最为急迫的任务之一。

中国网将以每周发布两篇分析文章的方式，对“一带一路”地区的60余国的政治风险进行简要的概述与分析。本系列将持续发布30余周，共计60余篇文章。具体内容主要围绕该国的一般情况、投资环境、政治结构、各方政治势力、相关政治风险以及可能的国家战略动向进行分析。

姜晨 外交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华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台美关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国家，位于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十字路口处，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意义极为重要，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中至关重要的节点之一。中土双方将两国的长远发展战略对接，加强各领域的合作，致力于实现共同合作、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一、土耳其概况

（一）自然环境

土耳其位于亚洲最西部，横跨亚欧大陆，北临黑海，南临地中海，东南与叙利亚、伊拉克接壤，西临爱琴海，并与希腊以及保加利亚接壤，东部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伊朗接壤。国土面积78.36万平方千米，海岸线长7200公里，陆地边境2648公里，与亚、欧8个国家相邻。土耳其矿产资源丰富，其中大理石储量占世界总量的40%，品种数量均居世界首位；硼矿、铬、煤等储量也居世界前列；河流资源丰富，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均发源于土境内；森林资源也很丰富，是西亚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石油、天然气资源比较匮乏，需大量进口。

（二）政治环境

土耳其拥有悠久的历史，几经大起大落。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现行的宪法是1982年11月17日开始生效的第三部宪法，宪法规定土耳其为民族、民主、政教分离和实行法制的国家。

土耳其政治体制效仿欧洲，实行共和制。总统是国家元首、三军统帅；大国民议会是最高立法机构；政府即部长会议掌握行政权；司法独立。主要政党有正义与发展党、共和人民党、民族行动党等。其中，正发党是执政党，主张建立法律至上、尊重人权和自由的现代共和政体，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系。

(三)社会文化环境

截至2013年底，土耳其人口7667万，其中80%为土耳其族，15%为库尔德族，此外还有阿拉伯族、亚美尼亚族及希腊族等少数民族。官方语言为土耳其语，少数民族同时使用阿拉伯语、库尔德语、亚美尼亚语和希腊语。99.8%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中约85%属逊尼派，15%属什叶派；0.2%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等其他宗教。

与其他伊斯兰教国家不同，土耳其宗教气氛相对宽松，社会风气较为多元开放，新闻制度相对开放、自由；工会等非政府组织可在一定条件下自由组织，且发挥作用的空间较大。总体而言，土耳其社会稳定，治安较好。

二、中土外交及经贸关系

（一）中土外交关系

土耳其奉行独立自主、积极务实的外交政策，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重视多边区域外交，注重经济外交。同美国保持传统战略伙伴关系，是北约的重要成员；重视发展与欧洲的关系，并将加入欧盟作为既定的战略目标。但是，近年来开始注重外交多元化，积极发展同亚洲、非洲等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1971年8月4日，中土两国建交。建交40多年以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两国都保持了政治上相互信任，经济上互利合作，文化上相互借鉴，多边场合相互支持。高层交往不断加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长、外长及军队高级将领等多次实现互访，增进了彼此了解。2010年10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土，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关系，标志着双边关系步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2012年2月，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土，就进一步加强中土务实合作提出了建议。2009年，土耳其总统居尔访华，双方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增进了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合作；2015年7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率团来华访问，双方商定合作内容涉及经贸、防空导弹系统以及交通旅游等多个方面。虽然中土关系总体发展顺利，但双方也并非没有矛盾和分歧，最主要的是贸易摩擦和“泛突厥主义”两个问题。中土贸易不平衡的问题由来已久，土耳其长期处于逆差地位，且逆差额不断增大。近年来，土对华实行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紧跟欧美国家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成为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泛突厥主义”的变种之一就是中国新疆境内的“东突”分裂运动。土是境外“东突”势力最集中、最活跃的国家之一。新疆“7·5”事件后，仅有几个伊斯兰国家政要和宗教领袖对中国发出无理指责，土耳其就是其中之一。

（二）中土经贸关系

土耳其是继金砖国家之后又一蓬勃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社会享有“新钻国家”的美誉，是G20峰会的重要成员国之一。2013年，土耳其成为全球第17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达15615亿里拉（约合820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0%，远超外界预期。

数据来源：土耳其统计局、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经商参处、IMF、世界银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 2013年，在土耳其产业结构中，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分别是8.9%，27.3%和63.8%。其中，纺织业、汽车业、农业、旅游业是土耳其的重点特色产业。

中国和土耳其直接贸易始于1965年，1971年建交后双边贸易迅速发展。据土耳其国家统计局统计，2014年双边贸易额为277.4亿美元，下降2.1%。其中，土对华出口28.6亿美元，下降20.8%，占出口总额的1.8%；土自中国进口248.8亿美元，增长0.7%，占进口总额的10.3%。土方逆差220.2亿美元，增长4.4%。中国成为土第2大进口来源地、第3大贸易伙伴和第19大出口市场。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统计月报

矿产品一直是土耳其对华出口的最主要产品，2014年出口额为18.0亿美元，占对华出口总额的62.9%；化工产品为第二大类产品，占11.3%；纺织品及原料为第三大类产品，占8.6%。在对华出口普遍下降的情况下，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4.9%，是为数不多的保持增长的大类产品之一。土耳其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纺织品、贱金属及制品、化工产品、家具玩具制品等。当前，受各种因素影响，双边贸易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在对华出口大幅下降而进口仍保持微弱增长的情况下，土对华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

1990年和1995年两国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进入21世纪以后，双方相互投资加速增长，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土直接投资累计6.42亿美元，涉及交通、航运、能源、通讯、采矿、旅游等多个领域。土对华实际投资业内已突破1亿美元，投资领域从早期的产品制造加工，逐步发展到金融、商业零售、酒店、工程等各个领域。

三、土耳其投资环境

（一）投资吸引力

近年来，土耳其社会治安较为稳定，经济快速发展，投资环境日益改善。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15营商环境报告》中，土耳其在18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55位，比2014年的69位上升了1位。其投资吸引力主要有以下几点：

（1）基础设施较完善：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设施完备；通讯技术不断发展；电力等能源设施也逐步完善。自2009年开始实施“2023年发展规划”，将完善基础设施作为首要任务之一。

（2）政治基本保持稳定：正发党执政以来，主张法律至上、尊重人权，建立自由的现代共和政体，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采取多项措施缓和社会矛盾，保持政局稳定。

（3）经济增长迅速：过去十几年，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5%的均速增长，已成为全球第17大经济体，发展势头迅猛。（4）区位优势显著：土耳其处于亚、非、欧三大洲交界处，地理位置极其优越，逐渐成为地区至关重要的产品、服务、人员、技术的集散地。利用其区位优势，投资者可获得广阔的市场。

（5）市场开放化程度不断提高:土耳其政府致力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升，已成为地区贸易中心之一。

（5）国内市场不断扩大：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土耳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万美元大关，人民的消费能力不断增强，国内市场需求不断增加。

（6）融资条件好：土耳其鼓励金融资金自由流动，没有外汇管制。外来投资者可以从当地市场直接获得信贷；法律和财会体系与国际标准一致，透明度较高；融资渠道众多，包括世界级的商业银行、投资公司和土本国的金融机构等。

（7）人力资源充足且素质较高：土耳其平均年龄30岁，正处于人口红利期，劳动力供应充足，且相对便宜、优质。

（8）政策支持：土耳其推行自由和开放的经济政策，对外资实行平等待遇原则，简化外资政策和行政手续，外国投资者可享受国民待遇。

（二）重点投资领域

（1）基础设施建设：“2023年发展规划”正处于集中发展阶段，完善包括交通运输、电力、房地产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举国关注的焦点，政府对外招标并给予优惠政策，希望吸引外资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太阳能、地热、风能、核电等新型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催生了诸多投资机遇。

（2）纺织业：土耳其是世界第5大纺织服装出口国，纺织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纺织技术水平高，服装配套行业也很发达。

（3）旅游业：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古希腊、古罗马、奥斯曼帝国三大历史遗迹汇聚于此；黑海、地中海、爱琴海将其环绕。独特的旅游资源使其成为全球第6大旅游目的国，外来游客数量逐年攀升，旅游产业潜力巨大。

（4）农业：农业基础较好，机械化程度高，农产品种类丰富且质量高，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消费者的喜爱。绿色、无污染等高端农业经济及相关的食品制造等产业发展前景良好。

（5）汽车业：政府对汽车业实行大量引进整车制造和本地化生产的双重政策，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汽车零部件工业整体水平不断提高。

（6）国际物流与运输业：处于三大洲交界地带，区位优势显著，水、陆、空运条件都非常便利，正努力成为国际物流和运输中心。

四、中国在土耳其投资的风险

如上所述，土耳其在吸引外资方面有诸多优势，但在对土投资前，中国投资者应该充分了解以下潜在风险：

（一）政局稳定性问题

（1）政党纷争：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分歧比较严重，斗争激烈，其实质是国家是否坚持世俗化发展道路，直接关乎国家的发展方向。（2）军政关系复杂：近年来，军队在政治生活中受到一定限制，但对于执政党的威胁仍然存在。复杂的军政关系威胁国内政局的稳定。

（3）国内社会问题：库尔德问题至今悬而未决，库尔德人的离心倾向仍较为严重，威胁着国家安全。

（4）恐怖主义干扰：处在恐怖主义活跃的中东地区，易受干扰。

（二）经济状况问题

（1）经济对外依赖性过强：2010年后，随着全球经济回暖，土经济也走上复苏之路。但其经济对外依赖性过强，在全球金融危机尚未完全结束的情况下，经济复苏仍具有不确定性。

（2）通货膨胀风险大：近年来，土经济发展较快，人民收入不断增加，极大拉动了需求，但产能相对落后，通货膨胀情况较为严重。

（3）能源相对短缺：目前，土耳其生产的电力尚不足以满足国内需求，能源供应不足，大量依赖进口。

（4）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由于临近欧洲，劳动力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中等人才不足，高端人才稀缺。

（5）财政赤字与外债：土耳其经常账户长期赤字，外债较为严重。财政收支失衡、国家信用评级相对较差影响了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三）政策风险

（1）投资和贸易法规不完善：尽管在贸易法规方面加强了立法，但投资和贸易法规体系仍不健全，许多问题无章可循。

（2）政府腐败问题：政府部门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存在腐败现象，加大了投资者的经营成本和投资风险。

（3）技术性贸易壁垒：土耳其要求进口的医疗器械、机械等产品必须加盖欧洲标准标志（CE认证）。但同样是符合欧洲标准的产品，来自欧盟的便可直接进入，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还需进行额外检测。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影响了外来投资的发展。

（4）行业限制：限制行业主要有广播、航空、海运、经融、房产等；限制方式有投资禁止、股比限制、许可证、数量限制等。

（5）政府违约风险：2013，土耳其政府否决了一项公路特许经营项目。该项目为几条高速公路和桥梁为期25年的特许经营项目，由土耳其公司Koc Holding和马来西亚主权基金Khazanah旗下的UEM联合中标。此举不仅是对中标联合财团的一次重大打击，对准备投资的外国投资者也是一个重大警示。政府违约的风险性较高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积极性。

（四）宗教文化因素

（1）独特的伊斯兰文化：土耳其国民绝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尽管社会风气较为开放，但穆斯林独特的文化和习俗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2）不时出现的排华事件：受土耳其境内“东突”势力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土耳其多次发生排华事件，严重威胁到华人华侨的安全，增加了中国在土投资的风险。

综上所述，土耳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之一，是我国“走出去”战略中至关重要的重要合作伙伴国。投资吸引力巨大、投资环境相对安全，但是投资的风险也不容忽视。中国资本在决定投资前，需做好充分的风险分析和预测、制定必要的防范措施以保障投资的安全。

第四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研究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沿线国家间的资本流动成为区域合作最具活力的因素。近年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投资风险案例时有发生，给国家和企业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在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特性的基础上，从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四个方面构建国家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地衡量各国风险并划分出投资风险低、中、高三个区域，为改善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益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一带一路”；投资风险；风险因子；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主权信用风险

中图分类号：F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8）04-0045-11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沿线地区的直接投资有了较快增长，区域直接投资存量从2007年的97.3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1 671.9亿美元，直接投资流量从2007年的32.5亿美元上涨至2017年的143.6亿美元。但在总量上升的同时，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风险事件频发，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环境不优，投资主体风险防范经验不足，前期风险评估不充分是造成风险案例多发的主要原因。为促进我国对“一带一路”投资健康快速发展，需要充分认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特征，评估各国投资风险高低，以更好地指导企业对外投资决策与实践。

一、理论基础及研究逻辑

世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将风险定义为：违背主体意愿的结果事件发生的概率[1]，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则可以定义为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收益低于预期的可能性。经济活动的发生必然面临风险，与国内投资相比，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东道国投资环境也更加复杂。杨丽梅（2006）[2]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分为商业风险和国家风险。聂名华（2009）[3]更加细致地总结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三个层面的风险：国家层面风险，如政局不稳定、政策不连续、法律法规变化、恐怖主义活动等；市场层面风险，如汇率水平、物价波动等；企业层面风险，如投资决策、项目经营、道德风险等。本文主要从国家角度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参照布歇（Bouchet等，2003）[4]的观点，国别风险基本涵盖了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和企业经营风险等潜在因素，能够较全面地反映东道国的投资风险。

学者普遍认为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等。托马斯和格罗斯（Thomas和Grosse，2001）[5]认为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程度和政治风险等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主要因素。雅各布森（Jakobsen，2010）[6]认为政治风险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崔宗模和全兵南（Choi和Jeon，2007）[7]则发现汇率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之一。邱立成、赵成真（2012）[8]则认为法律和环境风险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国民收入越高的东道国，法律和环境风险越严重。在识别了风险来源的基础上，国外学者开始量化评估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罗博克（Robock，1971）[9]、西蒙（Simon，1982）[10]先后运用独立和非独立变量实证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东道国政治风险。拉梅尔（Rummel，1978）[11]和克拉尔（Kraar，1980）[12]设置了一系列指标来衡量东道国的投资风险。之后，学者开始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风险来源角度分析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金（Kim，1992）[13]从东道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环境三个角度去综合评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风险。

关于“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研究，以我国学者研究为主，多数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区域政治风险占主要地位。马博雅（2016）[14]指出政治风险主要包括沿线政局动荡和大国利益竞合，各国战略互信不足、领土争端、恐怖主义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使“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基础脆弱。由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涉及东道国关键领域的项目投资风险评估不到位，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存在投资质量低下、投资结构不合理、社会责任意识缺失等问题（樊增强，2015）[15]。在货币金融方面，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日益加深，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加大使得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逐步加大；“一带一路”沿线地域封闭、信息化手段落后及投融资制度不完善导致的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剧了企业投融资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宁薛平，2016）[16]。主权信用风险方面，如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在其发布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风险报告》[17]中指出，沿线各国政治、经济、金融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导致区域内国家主权信用水平参差不齐，易导致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危机之间的恶性循环，这对“一带一路”投融资合作的开展尤其不利。目前关于“一带一路”区域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有少数学者从量化角度衡量了投资风险：苏馨（2017）[18]对除中国外的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风险进行了测算，但目前已有的风险定性研究，对风险的衡量较为粗略，尤其是衡量政治风险的评价指标有限，对不同国家的不同风险特性刻画不足。

本文的“一带一路”区域包括65个国家，参考已有的投资风险指标体系研究，结合国际知名信息公司领英（The PRS Group）出版的“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国别风险报告，从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四个角度分别衡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情况，构建风险衡量指?瞬馑愀鞴?投资风险，将各国按照风险高低进行排序，并将“一带一路”各国分为投资风险高、中、低三个地区，以期更加全面准确地反应区域国家风险特点，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二、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情况

2015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特别是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快速增长。[19]2017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9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143.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同比增长3.5个百分点。从我国对“一带一路”区域投资的地域分布来看，地区分布比较集中，投资目的地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见图1）。东南亚8国一直是“一带一路”区域接受中国投资最多的地区，每年接受的中国直接投资额占“一带一路”沿线总投资额的40%以上；俄蒙两国、中亚、南亚和西亚北非地区近年吸引中国投资的规模逐步增长，俄罗斯更是成为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前10位的国家。由于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市场长期以来被欧洲的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国主导，距中国的空间距离较远，中国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份额一直较小，年直接投资流量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占比一直不到2%，且增长速度缓慢。

与其他地区相比，“一带一路”投资项目大多资金需求庞大、投资周期较长、涉及资本跨境合作，叠加我国对“一带一路”区域投资地区分布集中、行业分布敏感、投资主体单一的特性，导致“一带一路”沿线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案例较多。据统计，2005年1月至2016年6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生的投资风险案例共49起（占对外投资风险案例总数的28.3%），总金额777.2亿美元（占26.2%），每起案例平均涉案金额15.9亿美元（见表1）。从风险项目损失金额与投资总额的比值来看，经计算，2005―2016年“一带一路”区域的比例为41.1%，高于全球38.4%的平均水平。与其他地区相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社会、经济金融、法律和主权信用等方面具有一些高风险特性，下面分别进行简单梳理。

（一）政治社会风险

巴特勒和乔奎因（Butler和Joaquin，1998）[20]将对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定义为：“东道国政府在跨国企业经营中突然改?政策规则导致投资者权益受损的可能性。”东道国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稳定程度对投资造成的损失往往大于经济风险，是对外直接投资需要首先考虑的风险因素。“一带一路”包括了地缘政治最为复杂的一些区域。第一是政局动荡。东西方多种文明在“一带一路”地区交汇，导致该区域政治宗教冲突频繁发生，缅甸、印巴、阿富汗、乌克兰等一些国家处于国家内部分裂或领土纷争之中，突发性**或战争频发；西亚、北非国家更是政局动荡的集中区域，部分国家长期敌对，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等旧有冲突热点依然发酵、战争频发，阿拉伯国家的民众抗议活动使国家局势持续动荡。第二是政策频繁变更。“一带一路”区域部分国家民主化程度较低，政权频繁变更会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当东道国以公共利益和环境保护等为借口对投资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如通过提高税收、下达政府禁令、无故违约以及国有化政策等对外国直接投资设置壁垒时，投资项目会遭遇运营困境或被迫叫停，陷入“投资陷阱”。同时，“一带一路”部分国家浓厚的宗教思想和较大的文化差异会加深民众的误解，进而引发政策变更风险，严重损害国外投资者的正当经济权益。第三是大国角力形势复杂。美国针对中亚和南亚提出并实施“能源南下、商品北上”的“新丝绸经济带计划”，随后又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控制；欧洲实施了“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计划增强与中亚的联系；俄罗斯2014年提出“欧亚经济联盟”战略，计划联合中亚、独联体等国家成立一个超国家联合体；日本1997年就提出了针对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并主导亚洲开发银行通过海外投资提升其在油气资源开发领域的权益和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印度目前在积极推动印度次大陆国家经济合作协议（BBIN）、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和环印度洋地区的“蓝色经济合作”。来自美日俄印等大国的各种竞合博弈和复杂利益交织在一起，使得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第三国霸权主义的干预风险。第四是恐怖主义蔓延。“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恐怖主义活动频发，“西亚―中东一南亚一中亚”的弧形恐怖主义地带初步形成，恐怖主义袭击和反恐战争此起彼伏（周五七，2015）[21]。据美国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显示，25%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危险状态，15%的国家处于高危状态。伊斯兰地区极端宗教势力猖獗，恐怖组织势力从中东地区蔓延到中亚、南亚、东南亚甚至中东欧，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国家暴恐事件不断。除了陆上恐怖主义势力，“政治性海盗”为主的海上恐怖主义事件近年来在红海、亚丁湾、马六甲海峡和孟加拉湾等海域频发。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给“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活动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二）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主要指东道国经济形势变化或经济政策调整导致对外投资收益降低的可能性。“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经济基础较薄弱，市场经济制度不健全，经济结构单一，经济稳定性较差；金融系统较为脆弱，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容易受到世界经济低迷和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因此，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市场风险和运营风险较为突出。市场风险主要表现在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存在通货膨胀问题，俄蒙两国的平均通胀率高达10.42%，中亚、西亚北非和南亚地区的平均通胀率也超过了6%（吴舒钰，2017）[22]，2017年乌克兰和伊朗的通货膨胀率更是分别高达11.5%和11.2%。汇率风险主要涉及东道国本币汇率的稳定性、货币自由兑换程度和外汇管制情况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欠发达国家较多，币种偏小，国际流通性较差，汇率制度不健全，本币汇率频繁波动情况时有发生。2008年以来，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和汇率机制僵化导致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经历了货币较大幅度贬值情况：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蒙古和独联体等国家的货币显著贬值。在许多国家实行较为严格的汇率管制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很难在利用当地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来对冲汇率风险。这将增加“一带一路”项目的货币风险点，提高分散风险的难度。资金运营风险，一方面指企业做出投资决策过程中对成本收益预估失误，另一方面指融资渠道出现阻碍导致资金不能保证项目正常运营等情况发生的可能性。由于目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资金需求大、建设周期长，加上“一带一路”大部分国家存在金融市场发展成熟度不高、金融产品不丰富、资金可获得性低、市场监管能力不足等问题，对外投资的资金不可持续性风险大大增强。

（三）法律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司法环境各异，法律法规、税收政策、办事流程差异较大，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存在法律不完善乃至朝令夕改等问题。沿线地区国家的法律分属大陆法系、海洋法系、宗教法系和具有当地特色混合法系等，对当地法律的不熟悉往往会面临法律费用和经营成本增加的挑战。第一，一些东道国相关法制欠缺，在投融资、产业政策、劳动力和土地等方面法律法规不健全，执法较为随意；部分法律对境外投资者设置法律壁垒，对跨境投资实施反垄断审查，给对外直接投资造成较大阻力。第二，企业不了解当地一些特殊的法律法规而造成投资损失，其中劳资关系纠纷、知识产权纠纷和生态环境破坏纠纷是主要方面。第三，“一带一路”投资仲裁机制不统一。目前我国已经与沿线56个国家签订《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议公约》，但没有覆盖全部沿线国家，仲裁结果的执行也主要依靠国际社会压力，法律强制性较弱。同时，沿线有15个国家不是WTO成?T，其国内法律法规可能与WTO法律制度、RTA争端解决机制存在冲突，多重争端解决机制相互交叉加剧了法律保障难度。

（四）主权信用风险

东道国政府违反合约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容忽视，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东道国政府的违约风险，主权信用评级越高，投资面临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小。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发布的《2017年“一带一路”国家主权信用风险展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风险主要表现在：信用等级跨度大，包括等级为AAA的新加坡和刚走出违约状态等级的乌克兰；主权信用风险水平各地区分布不平衡，中东欧地区国家主权信用风险整体较低；东南亚地区国家主权信用风险整体不高；南亚和北非地区的国家政府偿债压力较大但信用风险整体可控；中亚和西亚地区主权信用风险较大。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做出的主权信用评级结果与以上分析也基本一致（见表2）。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评估实证分析

（一）评价方法与评价指标

1.评价方法。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融资风险涉及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等多个风险类别，风险判定指标较多、计算过程繁琐，尽量运用比较少的综合指标代表原有指标，全面准确地刻画“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风险是我们的目标。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具有较强的国别特征，有的国家政治风险突出，有的国家则主要由于经济发展潜力不足造成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有的国家则是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因素共同交织下存在较大风险，需要分类讨论。针对上述问题，选择因子分析方法来对各国的投融资风险进行实证评价。因子分析以丢失最少信息为前提，将所有变量按照相关性综合成几个综合因子进行分析，各因子间线性关系不显著，既有较好的解释功能，又能减少计算工作量（薛薇，2014）[23]。依据因子分析理论和步骤，首先考察各风险变量是否具有因子分析的基础，即各变量是否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其次，基于主成分分析法选取累计贡献率超过80%的综合因子、确定因子个数，并通过正交旋转确定因子载荷矩阵；最后，根据各综合因子得分评估各国投资风险大小。在评估投资风险时，将变量作逆向化处理后，利用因子综合得分公式（1），计算各国家的风险因子得分，再按照因子综合得分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排名，排名越靠前的国家投资风险越小。

因子综合得分=（因子1×因子1方差贡献率+因子2×因子2方差贡献率+…+因子n×因子n方差贡献率）/累计方差贡献率（1）

2.评价指标与数据来源。参考已有投资风险研究成果在风险衡量指标上的选取方法，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特点和统计数据的可得性，笔者选择了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4个一级指标、26个二级指标，建立了“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含义和数据来源见表3。笔者选取了除去巴勒斯坦的64个样本国家在2012―2016年的平均值作为风险评价数据。一方面，可以避免部分变量在某一年份确实对实证分析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一段时期内各国的风险特征。

笔者选择spss统计软件进行因子分析，该软件会自动对不同量纲的原始变量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通过线性变换使数据结果处于[0，1]区间。由于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最终计算出的各国风险因子得分是以0为平均值，正值表示风险水平较低，负值则表示该国风险高于平均水平。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所选取的26个指标变量有的和投资风险呈正相关关系，有的呈负相关关系，为使综合因子得分正确反映各国相对风险的大小，笔者在因子分析前对所有正向变量进行了逆向化处理，即所有变量值越大，代表投资风险越小。

（二）投资风险实证评估

选取表3四大风险类别下的所有26个指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进行因子分析。由于文莱、东帝汶和叙利亚的经济风险指标和主权信用风险指标数据确实严重，故剔除这3个国家对61个沿线国家进行分析。KMO值为0.75，可以进行因子分析（见表4）。公因子方差基本大于80%（见表5）。根据风险因子解释的总方差表格和碎石图（见表

6、图2），提取9个主因子，9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接近85%，能够较好地代表所有风险衡量指标。将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之后（见表7），9个因子的含义较为明确：第一个因子可视为政治经济综合因子，代表一国政府执政能力和经济现代化水平，国家民主化进程和执政能力影响经济开放程度和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和经济因素相互交融相辅相成；第二个因子为社会法律综合因子，代表对外直接投资受社会传统和法律法规的影响程度，一国对社会传统的重视往往体现在法律法规上面，进而共同对投资行为形成约束；第三个因子是营商环境因子，包括物权登记是否便利、合同执行是否严格、投资者合法权利是否得到保障等，衡量一国在打造投资优质环境方面的能力；第四个因子是经济波动指数，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情况；第五个因子为政治局势因子，主要衡量一国包括内部矛盾、外部冲突在内的政治局势的稳定状况；第六到第九个因子则主要衡量一国的国家资产负债情况、主权信用情况和政府财政状况。最后，根据表8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评估出“一带一路”各国总体投资风险的评分与排名情况（见表9）。

从投资综合风险来看，新加坡、爱沙尼亚、立陶宛、以色列、捷克、波兰、斯洛文尼亚、阿联酋、拉脱维亚和斯洛伐克等10个国家风险最低；除去文莱、东帝汶和叙利亚，老挝、乌克兰、尼泊尔、孟加拉、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缅甸、阿富汗和也门等10国风险最高。按照沿线各国的经济地理分区，制作了投资风险的分区域分布情况（见图3）。除了独联体的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之外，中东欧区域国家金融体系相对完备，投资安全程度整体较高。俄蒙两国整体风险高于平均水平，两国经济风险尤其突出，社会安全系数较低。中亚5国的投资风险整体较高，主要源于其落后的经济条件、动荡的政治局势和较弱的政府治理能力。西亚和北非、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国家间风险程度呈现较大分化：西亚和北非地区除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格鲁吉亚等国外，其他国家投资风险较高，如也门、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由于民族和宗教冲突频繁、恐怖主义势力猖獗，导致经济、社会、法律、主权信用等诸多指标落后，投资风险飙升；南亚地区不丹和印度投资风险较小，其中印度作为南亚地区的大国，经济增速较快且增速平稳，投资的经济风险较小，其他国家经济体量小、政府执政能力不强、经济开放度不高、法律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导致投资风险较高，阿富汗的突出政治风险问题则需要特别重视；东南亚地区，新加坡是区域内投资最安全的国家，其他国家基本处于经济转型期，虽然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经济制度不完善、营商环境不佳、主权信用评级较低，叠加国内政治社会不稳定因素，投资整体风险较高。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投资风险分区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风险特征并不相同，在利用因子分析方法测算了各国国别风险程度之后，需要更客观地将国家风险进行分区。笔者采取聚类分析方法，选取欧氏距离计算变量个体间距离，将6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4类风险区。第一类是低风险国家，包括：新加坡、爱沙尼亚、立陶宛、以色列、捷克、波兰、斯洛文尼亚、阿联酋、拉脱维亚、斯洛伐克、不丹、克罗地亚、罗马尼亚、格鲁吉亚、保加利亚、沙特阿拉伯、匈牙利、马来西亚、卡塔尔和黑山。第二类是中风险国家，包括塞尔维亚、马其顿、土耳其、阿曼、印度、印度尼西亚、阿尔巴尼亚、巴林、菲律宾、科威特、蒙古、波黑、伊朗、亚美尼亚、泰国、土库曼斯坦、摩尔多瓦、约旦、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第三类是高风险国家，越南、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伊拉克、黎巴嫩、柬埔寨、埃及、巴基斯坦、老挝、乌克兰、尼泊尔、孟加拉、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缅甸。第四类是极高风险国家，包括阿富汗和也门。

四、结论

笔者分别从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四个分项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得出如下结论：

1.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偏高，中高风险国家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数的2/3。中国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进行投资决策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东道国的风险水平，以保证投资收益。

2.政治?济综合因子对一国的整体投资风险影响最大，可见对于“一带一路”区域来说，政府执政能力和经济现代化水平具有较强相关性，二者相互交织成为决定国家投资风险的最重要因素；除此之外，社会法律条件、营商环境、经济波动情况，政局稳定程度和主权信用状况都是对外直接投资决策需要考虑的因素。

3.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投资风险分区与2005―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情况进行对比，我们发现，我国大量投资集中在东南亚的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老挝，南亚的巴基斯坦，中亚5国和俄罗斯、蒙古等国，而这些国家大部分都属于高风险区域，对中东欧等低风险国家的投资则较少。未来我国对“一带一路”区域的投资应着力完善区域分布结构，谨慎选择投资目的地，减少对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增加与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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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Yuan1，Wang Hongju2

（1.Graduate School，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2400，China；

2.Research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trategy，Beijing 102400，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put forward，the capital flow betwee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ecame the most dynamic factor of regional cooperation.In recent years，while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countries alo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line has been growing rapidly，there have been frequent cases of investment risks，which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economic losses to the country and enterprises.On the analysis of risk characteristic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way，the author built the country risk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n the basi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risk，economic risk，legal risk and sovereign credit risk four aspects，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measure risk of various countries using factor analysis method and mark off three regions of low investment risk，medium risk and high risk，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our country's investment benefit on countries along the line.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investment risk，risk factors，political and social risk，economic risk，legal risk，sovereign credit risk

第五篇：一带一路战略风险（精选）

一带一路战略风险

一带一路改写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版图的战略，至少需要10年谋划、经营，战略风险是多重的：

一、中国的战略扩张。包括战略投入与战略补给两大风险。一带一路沿岸、沿途国家对美国霸权的失落，可能转而将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邀请中国战略介入中东、中亚、西亚北非等地，对中国战略诱惑不小；丝绸之路经济带要确保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而战略资产易投不易守，这些都可能使中国陷入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警告的“过度扩张”的危险。丝路基金采用国际融资手段，也可能陷入杠杆化风险。如果这些投资都是中国人民银行托底，会出现又一个4万亿问题。

二、美国的战略围堵。一带一路是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的艰苦努力才能建成的伟大事业，如何处理好与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及全球化关系？对其面临的风险与挑战，绝不可低估。美国还看不懂一带一路构想的意义，或不看好其前景，认定那是个“Illusion”(美梦)，目前忙于应对两大中国挑战：一是以“亚洲新安全观”为风向，试图动摇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二是在现行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外另起炉灶，比如搞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但美国一旦醒悟过来，认定一带一路计划可能成功，并且对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产生重大挑战，一定会怂恿盟国和沿途国家进行反对或破坏。美国在加速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同时，可能重拾新丝绸之路计划并加以改造，从海陆两路进行搅局。

美国可能的破坏包括：一是美国的联盟体系破坏一带一路建设：与沙特的特殊关系怂恿3股势力搅局？二是为维护海上霸权，不断强化印太战略，加强亚太、印度洋军力，重点利用东亚海洋领土争端，挑唆声索国制造事端，企图“以邻制华”、“困龙浅滩”、遏阻中国“海洋崛起”。三是策动沿途国家(尤其是缅甸、越南、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四是加紧通过利益集团代言人对我施加影响，策划推动“五独”势力的合流，推动台湾加入TPP。五是与日本一道利用亚行阻止AIID，败坏一带一路声誉。

三、俄罗斯的战略猜疑。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兴衰与俄罗斯、奥斯曼帝国的兴衰密切相连。一带一路的关键挑战海上是美国，陆上是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2015年1月1日起正式投入运营，其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该组织还将吸纳新成员，亚美尼亚近期即将加入，吉尔吉斯斯坦则拟在今年5月加入。不排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未来加入的可能性。如果算上吉尔吉斯斯坦，将有3个联盟成员国与中国接壤。其中哈、吉均为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国家。普京曾表示，经济联盟将成为独联体地区的一个经济引擎，成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因此，俄罗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能带来的麻烦不只是以其主导的地区合作组织分化有关国家，更在于欧亚经济联盟的不接轨，不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与一带一路理念、体制不兼容——铁轨的不兼容还是技术层面的，观念上的不兼容更麻烦。

四、印度的战略不合作。印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谢刚称，印度未表态支持一带一路理由有3：一是成本巨大(要8万亿美元大规模投入)，印度不愿投入，担心无法获益。二是所经地区争议、动荡，比如经过克什米尔地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经过缅甸不稳定地区，中巴经济走廊经过不稳定弧等。三是担心被中国包围，尤其是从海上、陆上恶化印度安全环境，担心美国的介入影响其独立自主性等。中国应效仿中日21世纪委员会建立与印度的二轨机制，争取印度支持。

五、日本的战略搅局。作为美国的盟国和中国的战略竞争者，日本一定不会坐视一带一路成功，可能成为美国联盟“使绊战略”的排头兵。日本在丝路沿途国家经营多年，一带一路动其奶酪，可能采取如下措施破坏：一是在中南半岛、孟加拉湾搞互联互通与我唱反调，二是利用其FDI优势搅局，三是通过非政府组织破坏我项目，四是利用亚行基建项目与我竞争。

六、地缘政治风险美俄战略。对抗影响一带一路沿途、沿岸地区稳定，相关国家可能成为美俄代理人对抗的牺牲品，尤其是乌克兰危机走势、伊朗与美国的关系、沙特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影响，滋生种种地缘政治风险。此外，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3股势力”再度抬头；东亚海洋领土争端加剧，中国在海洋安全面临的严峻现实威胁对建设海上丝绸之路颇为不利；气候变化、极端天气、水资源冲突等也可能将中国搅进去。

一带一路沿途、沿岸64个国家中，目前表态支持的有50多个，但是无条件支持的并不多。多数国家指望一带一路给他们带来多多收益，并未准备好投入，一些国家甚至公开恐吓“支持不足而捣乱有余”，可能配合外界干扰一带一路建设。政局不稳或对华关系紧张，更导致立场的逆转。基础设施投资都是战略性、长期性的，有赖于沿途国家的政局稳定、对华关系稳定。要防止可能的颜色革命干扰和对华挑拨。

归纳起来，跨国投资可能面临的安全风险可有4个层次：

1.企业和企业经营者(一带一路可能涉及的派遣人员人身安全)：主要是企业选择的投资和运营方式、企业文化(与投资流向的国家文化是否冲突)、企业处理风险的方式和能力等。就私人投资而言还需考虑企业经营者个人安全的因素，这主要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

2.与相关国家内部治理有关的风险：主要包括政权稳定性，主要政治机构变更或更迭的可能性，是否有改革(反腐等)及改革强度、法治情况等，可有不同指标衡量。如中亚地区：长时期的独裁(领导人更迭时可能有风险)、经济自由度、法治指数、移民情况等。希腊：债务、政权更迭与党派间竞争。

3.国家间冲突造成的风险：乌克兰危机后俄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急剧恶化，中国东海与南海的边界冲突，宗教、民族冲突，其他武装冲突愈加突出等。另有由美国撤军导致的地区安全形势恶化，跨国移民(尤其在欧洲地区，移民所导致的安全风险正在大幅增加)。

4.全球性问题：主要可提大宗商品价格、网络安全、海上安全。

如何应对风险

确立两容、两分、一抓的思路。

所谓“两容”，一是与当地已有合作架构的兼容，尽量不另起炉灶；二是与域外力量的包容，不是排挤俄美欧日等域外势力。美国的比较优势是军事联盟体系，中国的比较优势的人、技术、经验和地缘，可以参照北约与欧盟的合作模式——北约提供欧洲的硬安全，欧盟提供软安全服务，避免重复、竞争——实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一带一路的兼容。历史上，英国无法承担全球霸权体系，主动请美国帮忙；不久的将来，美国可能对中国提出类似请求。中国要做好准备。

所谓“两分”，就是分好工，分好责，不能全包。金融投资不能央行托底，安全风险不能解放军托底，必须让当地利益攸关方和社会力量对接上，把我要维护安全变成他们要维护安全，把我的风险变成他们的风险。

所谓“一抓”，就是抓住欧洲。一带一路并非我单向推，终点站是欧洲，需要西头来主动对接。尤其是要借助欧洲运筹好中美俄大三角关系，调停乌克兰危机。以中欧新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中欧海洋合作、第三方合作、网络合作，共同致力于政策、交通、贸易、货币、民心等“五通”，管控好一带一路风险。推动欧盟加入“海上合作组织”；与欧洲国家合作共同经营中亚、中东、西亚、北非市场。提升互联网国际治理的话语权；抓住美国“放弃”在互联网域名权给私人公司的计划，联手欧洲推动ICANN民主化。

此外，推动地方与沿途、沿岸、沿线国家结对子。丝路沿线省份的政府承担国内、国际两大功能，为此应调整其工作理念，改变工作作风，帮助其寻找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地区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全球伙伴网络要接地气，夯实一带一路安全的社会基础。另外可考虑创设安全外交机制。将丝路分区、分段，以支点国家外交实现区、片联动，先近后远，先点后面，有序推进，按领域建立安全网。与此同时，加强丝路公共外交，也是化解一带一路风险，消除“丝路威胁论”的必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