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地区犯罪现状分析

第一篇：xx地区犯罪现状分析

一、当前犯罪现状的特征

１、从案件数量上来看，２００２年刑事案件数量一改前三年不断上升的状况整体呈现回落的趋势。资料统计，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份全市普通刑事案件的批捕数为３３０３件４４９８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２７.４％和１５.１％，起诉数为３３８２件４８４６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１３.５％和１９.７％，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数为２９３件３１３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３０.８％和３１.５％；２００１年同期批捕４３３７件５８６４人，又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分别增长３１.３％和３０.４％，起诉数为４７４７件６６０１人，同期分别增长了４０.４％和３６.２％，职务犯罪立案数为３０９件３２８人，同期分别增长了５.５％和４８％。到了２００２年，统计数字表明，上述状况出现了重大的转变。据统计，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全市普通刑事案件的批捕数为３９３１件５０９１人，比上一年度同期分别下降了１０.３％和１５.２％，起诉４７２４件６２３９人，又比上一年度同期分别下降了０.５％和５.８％，职务犯罪的立案数从上一年度同期的３０９件３２８人下降到２２９件２４３人，同期分别下降了３４.９％和３５.０％（见表一）。从上述资料当中可以看出，在开展“严打”斗争的过程中，案件数量在初期呈现出一定幅度的上升趋势，在２００１年达到了顶峰，而随着“严打”斗争的深入，这种趋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今年案件数量比去年同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反映出我市“严打”斗争已经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的成果，社会治安环境正在朝着好的方面发展。

２、从案件类型来看，侵犯财产犯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仍是刑事案件的主要组成部分，重、特大犯罪案件继续下降。２００１年侵犯财产案件占已批准逮捕案件的４７.８％，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占３２.６％，两者占所有刑事案件总数的８０.４％。从近三年１－１１月的同期数字对比来看，侵犯财产案件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仍然是刑事案件的主要组成部分，且都开始呈现回落迹象。以起诉被告人的数字为基准，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起诉侵犯财产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２２６９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１０.４％，起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１２６２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３９.１％，２００１年１－１１月起诉侵犯财产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２８６１人，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长了２６.１％，起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１９６９人，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长了５６.０％，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起诉的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６２３９人，侵犯财产案件的被告人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的被告人总共有３８５５人，占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的６１.８％，其中起诉侵犯财产案件的被告人人数为２７７６人，比去年同期下降３.１％，起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的被告人人数为２０１６人，比２００１年同期增长２.４％，但比去年与前年同期增长５６.０％要小得多，而且从前一程序的批捕人数来看，今年１－１１月已经下降了２.１％，可以预计今后一个阶段起诉数字也将出现负增长。批捕、起诉重、特大案件的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很大，分别为５２４人和４９６人，下降了５７.３％和７０.４％，说明随着“严打”斗争的深入开展，司法机关将重、特大犯罪作为打击重点，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见表二）

３、从犯罪主体来看，无业人员、农民、两劳人员、外来人员是当前刑事犯罪的主流。这四类人员具有身份上的重合性，大部分犯罪的两劳人员是无业人员，绝大部分外来人员是农民。据统

计，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无业人员１９７１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３８.５％，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３２.９％，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２８７１人，占总数的４５４％，上升了６０.３％，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３１４４人，占总数的５１.８％，比去年同期上升９.５％；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农民有１６７８人，占起诉被告人总数的３６.０％，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１４.０％，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１９１２人，上升了１３.９％，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４０２人，占被告人总数２３.１％，下降了３６.４％；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两劳人员有８５１人，占总数的１８.３％，同比上升４１.４，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１１１７人，占总数的１７.７，上升了３１.３，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１２５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１８.５％，比去年同期增加０.７％；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外来人员有１５２２人，占总数的３２.７％，同比上升了４５.２％，２００１年有２０５０人，占总数的３２.４％，上升了３４.７％，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９３７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３１.９％，下降了５.８％。这四类人员的犯罪已成为我市治安的一大隐患，犯罪类型集中在侵财类案件，主要是盗窃和抢劫，在雨花台、玄武、秦淮等城郊结合地区尤为突出，如玄武区院办理的１１５名涉嫌抢劫的犯罪嫌疑人中有１０３名是外来人员，占９８.６％。从１至１１月同期起诉数字对比看，无业、两劳人员人数在逐年增加，无业人员已超过被告人数的一半以上，这应该值得我们的注意。（见表三）

４、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刑犯超过总数的七成。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全市检察机关收到生效判决４０６５人，其中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５２人，占判决总数的１.３％，较上年同期增加１３.０％，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２１０人，占判决总数的５.２％；同比上升３９.１％，判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１５４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８.４％，同比上升了２５.７％，判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２６４５人，占判决总数的６５.１％，同比上升１２.２％；２００１年１－１１月判决人数为４８７２人，其中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１１１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３％，比２０００年同期上升了１１３.５％，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２３１人，占判决总数的４７％；同比上升１０.０％，判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３９２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８.６％，同比上升了２０.６％，判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３１３４人，占判决总数的６４.３％，同比上升了１８.５％；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判决人数为５３３１人，其中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４４人，占判决总数的０.８％，比２００１年同期下降了１５２３％，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１７５人，占判决总数的３.３％；同比下降３２.０％，判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３２０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４.８％，同比下降了５.５％，判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３７８５人，占判决总数的７１.０％，同比上升了２０.８％（见表四）。判处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等的人数逐步增加，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比去年同期上升３１.３％，比２０００年同期上升３８.４％，宣告缓刑人数也比２００１年同期增加３３.４％，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加５０％。近三年１－１１月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数比例不断攀升，说明我市在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控制社会犯罪方面乏力，这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５、职务犯罪案件仍呈“四多”格局，且向一些重点领域和热点行业渗透。一是县处级以上干部犯罪案件增多，具有明显的高层次性。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在立案查处的涉嫌贪污贿赂职务

犯罪的人中，县处级以上干部有１４８人，占总人数的２８.９％其中２００１年县处级以上干部案件数较２０００年上升２６％，厅级干部同比上升７５％。高职务犯罪所占比例增大，特别是局以上干部犯罪案件增多现象值得重视。如原省民政厅副厅长程韶韵（正厅级）、原省体改委副主任闫怀民（正厅级）、原省保险公司副总经理薛仁云（副厅级）因受贿被查处。二是重特大案件多，涉案案值大。当前，职务犯罪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几十万、上百万的案件已屡见不鲜。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处重特大案件２８３件，占立案数的５８.６％，其中，３８.７％的案件犯罪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如中信实业银行xx分行城西支行行长助理孔朝晖挪用公款８５００万元，xx市国税局玄武分局工作人员孙俊受贿６９万元等。三是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犯罪所占比重长期居高不下，显出易发和多发的特点。近几年查处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一直占全市立案总数的７０％左右。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办此类案件３６５人，占立案数的７１.２％。近年来查办国企犯罪呈现出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亏损企业人员犯罪突出，如新联机械厂、三乐集团、奶业集团等亏损单位发案都比较高，亏损企业已成为国企人员犯罪的高发区。二是“５９”现象突出。从犯罪者年龄看，２００１年有１４.９％的国企犯罪人员都处于“５９”年龄段，如江苏省中央企业物资联合公司副总经理吴观海贪污案，xx电力变压器厂厂长王有喜受贿案等案件，犯罪嫌疑人都是在“临退休前捞一把”思想的支配下冒险作案的。三是作案手法隐蔽。６３.５％的国企犯罪人员文化程度都在大专以上，具有较高智商，反侦查能力强。四是窝串案现象较为严重。为了谋取私利，某一个单位或部门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之间往往相互勾结，相互包庇，共同作案，群体犯罪明显增多。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办职务犯罪窝串案２１９人，占立案数的４２.７％。如２００１年我市检察机关查办的江苏省罕见的特大受贿案——原江苏省交通工程总公司总经理黄加彬受贿人民币１６５万元案件中，一举挖出了该公司原总经理、副总经理、副总工程师等１５人受贿窝案。五是交通、教育、房地产等重点行业和热点领域职务犯罪较为突出。交通、教育、房地产部门作为近年来国家扶持的重点行业和热点领域，近年来已逐渐成为职务犯罪新的易发多发地带。去年，全市反贪部门在交通系统严厉查处了江苏省交通工程总公司等交通工程领域一批职务犯罪分子，共立案１７件１７人，较前年同期上升５４.５％；今年１－６月，全市在教育系统立案查处职务犯罪案件１７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１４３％，其中要案８人；在房地产开发领域立案１５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２００％。如我市检察机关今年查办的xx人口管理学院副院长朱秀云（正厅）受贿案，扬子石化公司房产公司总经理范启盛受贿１０１.０７万元案件等。

二、治理犯罪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我市政法机关认真贯彻“严打”方针，打击职能得到了全面发挥：侦查机关调动了大量警力，超负荷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两级法院依法从重判处了一批犯罪分子，体现了法律的威慑力；检察机关坚持从重从快方针，明显缩短了刑事案件的诉讼周期，迅速地办理一批重特大刑事、职务犯罪案件。如“９·１４”陈正平投放危险物质案，案发当日，检、法两家就及时地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公安机关在３天内将案件侦查终结，检察院在９月１８日收案后的第二天就向法院起诉，９月３０日开庭审判，犯罪分子在一个月内被正法。政法机关对犯罪的高压态势有力地维护了我市社会治安的稳定，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但是，我

们也应当看到目前在打击尤其是控制犯罪方面还存在的几个方面的问题：

１、执法理念还存在偏差。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控制犯罪的理解存在片面性，单纯地以案件数量的升降衡量司法工作的好坏和专项打击工作力度的大小，客观上促使司法机关围绕数字做文章，放松了全面工作，忽视了对犯罪的预防工作，法律效果难以客观反映，*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也难以统一。在执法理念上的偏差主要表现在：（１）重打击轻防治，将打击和预防、治理分离，集中力量搞“人头”数、案件数，造成案件数量的非正常上升，对刑事犯罪片面地强调打击压制，而对引发犯罪的因素关注不够，没有从消除不稳定因素、建立自律的法治秩序角度来有效地预防犯罪，打击和预防“一手硬，一手软”。（２）重运动轻基础，对于刑事犯罪活动，司法机关每年不是搞“严打”就是来几次专项斗争，毋庸讳言，“严打”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犯罪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但作为一项重大刑事政策，必须与社会犯罪状况相适应，必须与逐步健全的法律相一致。上述统计表明，虽然司法机关通过运动式刑事司法严厉地打击了刑事犯罪，但对于预防社会犯罪、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工作却没有做深入的研究，也无暇顾及，这种单一打击的手段使处理复杂的犯罪问题过于简单化，助长了形式主义、依赖运动的旧的风气，造成了司法资源的紧张或浪费，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犯罪问题。（３）重实体轻程序，在严厉打击犯罪的过程中忽视程序法应有的独立价值，往往使追求眼前效益的程序违法行为合法化。工作重点放在实体的定罪上，遵守程序法的规定放在次要位置上，超期羁押、违法监视居住、不符合条件地延长拘留期限和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等现象均不同程度地存在。（４）重惩治轻保护，片面地强调从严从重，可捕可不捕的要捕，可诉可不诉的尽量起诉。为了互相配合而以捕代侦，变相羁押，未能全面理解刑事法律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上的双重功能，不能正确运用《刑法》规定的“但书”条款。（５）重惩罚轻教育，对刑罚的目的缺乏全面的认识，忽视了对有挽救余地的犯罪人如何不再或远离犯罪的教育，忽视了减少社会中引发犯罪的各种不利因素研究，丧失了让一部分犯罪人回归社会，造福社会的良机。

２、打击重点不突出，针对性不强。从判处轻刑的大量案件来看，我们绝大部分的司法资源消耗在轻微刑事犯罪上，这说明打击重点还不够突出。使用打击手段控制犯罪的重点应放在有组织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犯罪和重大的职务犯罪上。虽然去年案件总量较大，但处理的主要还是犯罪性质、情节轻微的案件，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罪与非罪之间的边缘案件。如盗窃这一多发性犯罪中重特大案件所占比例仅为８.５％，涉毒案件中也多为贩卖少量毒品和容留

一、两次吸毒的小案件，特别是办理的涉枪涉爆案件，大多属情节轻微，可不作为犯罪处理，但我们却在这方面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打击犯罪是为了谋求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犯罪问题既有犯罪分子本身的原因，同时与社会大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充分挖掘犯罪的目的、动机和造成犯罪的社会根源是我们打击和控制犯罪的首要工作。从目前情况看，我们在办理刑事案件方面还主要停留在以打为主的事后裁处层次上，没有对多次“严打”、专项打击行动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系统研究，没有从根本解决治安问题的高度，综合运用多种相互配套的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进行事前调控的角度入手。在社会转型期间，复杂的矛盾冲突和社会运行机制的不稳定是犯罪现象激增的根源，就我市情况而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人员流动频繁、国有企业活力不足效益下降所导致的失业率上升和职工生活困难、原有抑制犯罪的社会机

制（如派出所、街道、居委会、村社）功能异化或者被削弱等都是导致犯罪增加的直接因素，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的治理措施力度不够大、效果不够明显。虽然我们一直在开展诸如流动人口管理、创建无毒社区、预防青少年犯罪等综合治理工作，但打击、预防和综合治理等措施衔接还不紧，还没有形成统筹规划、有机结合、责任落实的合理格局，其直接后果就是对犯罪控制心中没有底，对稳定的追求往往通过经常地反复地打击来加以实现。

３、考核评估机制缺乏科学性。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以打击人头数、查办案件数作为我们工作成果的衡量标准，以简单的数字相加作为考核评估的标准，却忽视了预防和治理的成效。这种考核评估方法使一些部门和单位将人头数、案件数与经济利益、排名先后紧密联系，强调数字指标而丢弃预防和治理的基础性工作。实际上，人头数、案件数的增加非但不能说明一个地区打击和预防工作做得好，相反却恰恰说明这个地区在社会治安方面还存在很多的问题，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当然，有案不办，危害社会更是不允许的，关键是我们必须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看待刑事案件的发案率，而不应该片面地考虑数字的问题。倘若一个地区社会秩序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发案率低则恰恰说明了我们的维护稳定的基础工作扎实到位，治理工作富有成效。

攀比人头数、案件数，结果是造成干警们超负荷地工作并承受极大的压力，不能实事求是地去开展工作，相反为了糊弄数字、应付上级而刻意搞许多脱离实际的花头。除此之外还带来三个方面的负面效应：第一是打击重点无法突出，办案单位将精力集中于办理简单的“一案一人一笔犯罪事实”的案件，因为这类案件办案周期短，投入少，却还有相应的人头数、案件数。第二是打击不彻底，批捕一名犯罪嫌疑人后侦查机关就认为完成了任务，“人头数已经算过了”，不愿再将力量花在深挖余罪、补充证据和扩大战果上。第三是增加了不必要的案件量和诉讼成本，轻刑犯的案件量大幅上升就是由此造成的结果。为了要数字，有的随意启动刑事诉讼程序，把一些可作行政处罚的案件升格为刑事案件，更有甚者，有时出现公诉抢自诉的饭碗的怪现象。

三、犯罪的防治策略

刑事犯罪是社会的毒瘤，是迟滞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犯罪现象在一定时期内仍然突出，仅依靠打击是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多年来打击犯罪的规律是：打了一拨又一拨，铲了一茬又一茬，可谓层出不穷，源源不断。因此，有效地控制犯罪的方法应该是打击和预防并重，两者有机地结合，就能有效地遏制和控制犯罪。我们认为，今后政法机关要在犯罪控制上多下功夫：

１、转变执法理念，既要打击又要预防，打防并重。就今后对刑事犯罪打击的重点来看，要继续突出对有组织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犯罪的打击力度，实事求是地从重打击，有一个打一个，绝不纵容姑息。对量刑比较轻的刑事犯罪采取以预防和治理为主的策略，从而使刑事犯罪在整体上得到有效遏制，使刑事案件总量下降。打击犯罪是不得已的，其付出的成本也大。而预防虽同样要花费一定的成本，但相对于事后无可挽回的损失而言我们的付出还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看，预防对犯罪控制来说是经济的，与刑法的谦抑价值是相通的。在当前社会犯罪处于高峰的状况下，预防犯罪显得更为迫切。成功地预防一批犯罪行为的发生，降低刑事案件总量，这与我市创建全国最安全城市的目标是一致的。反复地进行“严打”、专项斗争，社会对立面越多，不稳定因素就越多，而刑事案件数量随着打击的深入而不断地攀升，随着打击的结束而出现回落，只能说明犯罪的严

重状态和处理方法不当。真正把预防工作做到位，刑事案件数量相对减少就成为必然趋势，这才符合客观规律和稳定的要求。

就职务犯罪控制而言，打击和预防必须齐头并进。一方面，我们将优化侦查机制，集中力量查办大要案。针对当前职务犯罪跨地区、跨行业，案情复杂，牵涉面广，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日趋增强以及案件线索来源不均等问题，全市反贪部门应积极致力于在侦查指挥协调机制等方面的重大变革，探索和建立上下联动、横向协作的全市反贪侦查工作大格局。一是建立侦查指挥中心，强化协调、指挥机制；二是施行异地侦查机制；三是形成全市反贪警力统一调配的机制；四是坚持与纪委等职能部门密切协作，强化遏制腐败的协作机制。另一方面，为适应职务犯罪预防的需要，从根源上治理腐败，使我市反腐败斗争形成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良性局面，我们需要建立健全有效的预防工作机制。去年，我市成立了全市“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指导委员会”，进一步推动了全市性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发展。当前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必须突出以下七个环节：一是切实落实领导干部党风廉政责任制；二是加快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的科学管理机制；三是深入加强干部群各种*思想教育；四是全面推行“政务公开”、“企务公开”制度；五是省市工委在国有企业中实行纪检监察委派制；六是在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全面推行会计统派制度；七是结合办案，做好个案预防。打防结合，内外联动，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就能增强预防效果。

２、建议设立相应的刑事犯罪专职预防机构。今年职务犯罪案件大幅下降，尽管有多种原因，但与职务犯罪预防机构的设立并发挥作用是分不开的。受它的启发，我们也可以在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内部设立一个刑事犯罪专职预防机构，或在市综合治理办公室基础上，成立刑事犯罪预防局，并加强和完善相关预防犯罪的配套措施。但应该看到，刑事犯罪的预防和职务犯罪的预防不能照搬其制度和体制，毕竟职务犯罪预防针对国家工作人员，主体单一且人数有限，而刑事犯罪预防却要针对所有的市民，各层面的人都有。这样看来并不是面对刑事犯罪我们无法做任何预防工作。前文所述，无业人员、农民、两劳人员、外来人员是刑事犯罪的主流，我们可以设想将刑事犯罪预防分为四个组，针对四种不同的人员，采取相应的措施分别预防。如无业人员预防组，在掌握无业人员总体情况的基础上，深入到社区乡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文体娱乐活动、帮助其就业等，在物质上、精神上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使他们的“剩余精力”得到合理宣泄，而不致于去犯罪。政法机关原先有一些综合治理的工作，也可以将它纳入到刑事犯罪预防工作中来，这样预防工作有系统性，便于指挥，同时也将有关的业务科、处从多头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搞好业务工作。

３、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估机制，以“三个效果”为依据全面衡量刑案预防工作。长期以来，我们的办案部门将上级部门的考核办法片面理解为仅仅是个数字问题，由此造成凑数字、凑人头、等时间、搞“存货”等等为应付考核而疲于奔命的局面，而对刑事犯罪预防的许多基础性工作如对重点人口的管理等无暇顾及。对于可捕可不捕、可诉可不诉的，检察人员碍于情面，考虑到相互配合，支持侦查机关，还是捕了、诉了。结果付出了案件质量下降，群众不满意的代价。因此，要以科学全面合理的考核办法，引导基层合理分配警力，加大防治工作的力度。对此，市院郑鄂检察长曾经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多次强调办案必须始终注重*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取其一舍其次都是不可能实现“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的。我们的检察工作必须始终坚持把

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服务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我们的工作也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

４、转变刑事政策，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防治轻刑犯。对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免予刑事处分等轻刑犯，在目前已占了所有刑事案件的七成以上，这已经表明目前的刑事政策的打击指向偏向了轻刑犯，打击重点不突出，应当加以调整。目前应对青少年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初犯、偶犯，可以与被害人和解的犯罪以及边缘性犯罪实行宽松一点的刑事政策，在公诉阶段大胆地采用不起诉，在审判阶段大量地使用罚金刑来代替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以尽量减少或避免刑罚的负面效应，实现刑法的谦抑价值，减少司法资源的消耗。采用追究刑事责任的手段不是调整社会矛盾的唯一方法，刑法的调整方法必须与经济、行政和道德的调整方法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调节社会矛盾。当前应当建立和完善一整套与刑法相衔接的简易行政处罚制度，采用各种手段预防轻刑犯的产生，避免大量刑事案件拥入司法程序，节约司法资源，缓和社会矛盾。

５、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提高预测水平，为预防提供工作依据。犯罪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环境下，会有不同的变化发展规律。及时分析各时期的犯罪发展规律、准确地预测犯罪的发展趋势，为犯罪预防提供信息，能使预防工作更为主动、更有针对性。当前我市一个突出的矛盾就在于失业问题，无业人员已占犯罪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要采取发展的手段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对无业人员的犯罪预防应综合运用多种配套的手段进行，如加快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率；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帮扶社会弱势群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保护平等竞争；加强基层社会控制力；创造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的机会，减少对无业人员的“感染”等。

第二篇：xx地区犯罪现状分析

一、当前犯罪现状的特征１、从案件数量上来看，２００２年刑事案件数量一改前三年不断上升的状况整体呈现回落的趋势。资料统计，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份全市普通刑事案件的批捕数为３３０３件４４９８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２７.４％和１５.１％，起诉数为３３８２件４８４６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１３.５％和１９.７％，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数为２９３件３１３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３０.８％和３１.５％；２００１年同期批捕４３３７件５８６４人，又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分别增长３１.３％和３０.４％，起诉数为４７４７件６６０１人，同期分别增长了４０.４％和３６.２％，职务犯罪立案数为３０９件３２８人，同期分别增长了５.５％和４８％。到了２００２年，统计数字表明，上述状况出现了重大的转变。据统计，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全市普通刑事案件的批捕数为３９３１件５０９１人，比上一同期分别下降了１０.３％和１５.２％，起诉４７２４件６２３９人，又比上一同期分别下降了０.５％和５.８％，职务犯罪的立案数从上一同期的３０９件３２８人下降到２２９件２４３人，同期分别下降了３４.９％和３５.０％（见表一）。从上述资料当中可以看出，在开展“严打”斗争的过程中，案件数量在初期呈现出一定幅度的上升趋势，在２００１年达到了顶峰，而随着“严打”斗争的深入，这种趋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今年案件数量比去年同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反映出我市“严打”斗争已经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的成果，社会治安环境正在朝着好的方面发展。２、从案件类型来看，侵犯财产犯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仍是刑事案件的主要组成部分，重、特大犯罪案件继续下降。２００１年侵犯财产案件占已批准逮捕案件的４７.８％，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占３２.６％，两者占所有刑事案件总数的８０.４％。从近三年１－１１月的同期数字对比来看，侵犯财产案件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仍然是刑事案件的主要组成部分，且都开始呈现回落迹象。以起诉被告人的数字为基准，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起诉侵犯财产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２２６９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１０.４％，起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１２６２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３９.１％，２００１年１－１１月起诉侵犯财产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２８６１人，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长了２６.１％，起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１９６９人，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长了５６.０％，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起诉的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６２３９人，侵犯财产案件的被告人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的被告人总共有３８５５人，占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的６１.８％，其中起诉侵犯财产案件的被告人人数为２７７６人，比去年同期下降３.１％，起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的被告人人数为２０１６人，比２００１年同期增长２.４％，但比去年与前年同期增长５６.０％要小得多，而且从前一程序的批捕人数来看，今年１－１１月已经下降了２.１％，可以预计今后一个阶段起诉数字也将出现负增长。批捕、起诉重、特大案件的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很大，分别为５２４人和４９６人，下降了５７.３％和７０.４％，说明随着“严打”斗争的深入开展，司法机关将重、特大犯罪作为打击重点，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见表二）３、从犯罪主体来看，无业人员、农民、两劳人员、外来人员是当前刑事犯罪的主流。这四类人员具有身份上的重合性，大部分犯罪的两劳人员是无业人员，绝大部分外来人员是农民。据统计，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无业人员１９７１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３８.５％，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３２.９％，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２８７１人，占总数的４５４％，上升了６０.３％，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３１４４人，占总数的５１.８％，比去年同期上升９.５％；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农民有１６７８人，占起诉被告人总数的３６.０％，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１４.０％，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１９１２人，上升了１３.９％，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４０２人，占被告人总数２３.１％，下降了３６.４％；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两劳人员有８５１人，占总数的１８.３％，同比上升４１.４，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１１１７人，占总数的１７.７，上升了３１.３，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１２５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１８.５％，比去年同期增加０.７％；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外来人员有１５２２人，占总数的３２.７％，同比上升了４５.２％，２００１年有２０５０人，占总数的３２.４％，上升了３４.７％，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９３７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３１.９％，下降了５.８％。这四类人员的犯罪已成为我市治安的一大隐患，犯罪类型集中在侵财类案件，主要是盗窃和抢劫，在雨花台、玄武、秦淮等城郊结合地区尤为突出，如玄武区院办理的１１５名涉嫌抢劫的犯罪嫌疑人中有１０３名是外来人员，占９８.６％。从１至１１月同期起诉数字对比看，无业、两劳人员人数在逐年增加，无业人员已超过被告人数的一半以上，这应该值得我们的注意。（见表三）４、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刑犯超过总数的七成。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全市检察机关收到生效判决４０６５人，其中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５２人，占判决总数的１.３％，较上年同期增加１３.０％，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２１０人，占判决总数的５.２％；同比上升３９.１％，判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１５４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８.４％，同比上升了２５.７％，判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２６４５人，占判决总数的６５.１％，同比上升１２.２％；２００１年１－１１月判决人数为４８７２人，其中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１１１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３％，比２０００年同期上升了１１３.５％，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２３１人，占判决总数的４７％；同比上升１０.０％，判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３９２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８.６％，同比上升了２０.６％，判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３１３４人，占判决总数的６４.３％，同比上升了１８.５％；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判决人数为５３３１人，其中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４４人，占判决总数的０.８％，比２００１年同期下降了１５２３％，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１７５人，占判决总数的３.３％；同比下降３２.０％，判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３２０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４.８％，同比下降了５.５％，判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３７８５人，占判决总数的７１.０％，同比上升了２０.８％（见表四）。判处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等的人数逐步增加，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比去年同期上升３１.３％，比２０００年同期上升３８.４％，宣告缓刑人数也比２００１年同期增加３３.４％，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加５０％。近三年１－１１月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数比例不断攀升，说明我市在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控制社会犯罪方面乏力，这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５、职务犯罪案件仍呈“四多”格局，且向一些重点领域和热点行业渗透。一是县处级以上干部犯罪案件增多，具有明显的高层次性。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在立案查处的涉嫌贪污贿赂职务犯罪的人中，县处级以上干部有１４８人，占总人数的２８.９％其中２００１年县处级以上干部案件数较２０００年上升２６％，厅级干部同比上升７５％。高职务犯罪所占比例增大，特别是局以上干部犯罪案件增多现象值得重视。如原省民政厅副厅长程韶韵（正厅级）、原省体改委副主任闫怀民（正厅级）、原省保险公司副总经理薛仁云（副厅级）因受贿被查处。二是重特大案件多，涉案案值大。当前，职务犯罪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几十万、上百万的案件已屡见不鲜。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处重特大案件２８３件，占立案数的５８.６％，其中，３８.７％的案件犯罪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如中信实业银行xx分行城西支行行长助理孔朝晖挪用公款８５００万元，xx市国税局玄武分局工作人员孙俊受贿６９万元等。三是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犯罪所占比重长期居高不下，显出易发和多发的特点。近几年查处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一直占全市立案总数的７０％左右。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办此类案件３６５人，占立案数的７１.２％。近年来查办国企犯罪呈现出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亏损企业人员犯罪突出，如新联机械厂、三乐集团、奶业集团等亏损单位发案都比较高，亏损企业已成为国企人员犯罪的高发区。二是“５９”现象突出。从犯罪者年龄看，２００１年有１４.９％的国企犯罪人员都处于“５９”年龄段，如江苏省中央企业物资联合公司副总经理吴观海贪污案，xx电力变压器厂厂长王有喜受贿案等案件，犯罪嫌疑人都是在“临退休前捞一把”思想的支配下冒险作案的。三是作案手法隐蔽。６３.５％的国企犯罪人员文化程度都在大专以上，具有较高智商，反侦查能力强。四是窝串案现象较为严重。为了谋取私利，某一个单位或部门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之间往往相互勾结，相互包庇，共同作案，群体犯罪明显增多。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办职务犯罪窝串案２１９人，占立案数的４２.７％。如２００１年我市检察机关查办的江苏省罕见的特大受贿案——原江苏省交通工程总公司总经理黄加彬受贿人民币１６５万元案件中，一举挖出了该公司原总经理、副总经理、副总工程师等１５人受贿窝案。五是交通、教育、房地产等重点行业和热点领域职务犯罪较为突出。交通、教育、房地产部门作为近年来国家扶持的重点行业和热点领域，近年来已逐渐成为职务犯罪新的易发多发地带。去年，全市反贪部门在交通系统严厉查处了江苏省交通工程总公司等交通工程领域一批职务犯罪分子，共立案１７件１７人，较前年同期上升５４.５％；今年１－６月，全市在教育系统立案查处职务犯罪案件１７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１４３％，其中要案８人；在房地产开发领域立案１５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２００％。如我市检察机关今年查办的xx人口管理学院副院长朱秀云（正厅）受贿案，扬子石化公司房产公司总经理范启盛受贿１０１.０７万元案件等。

二、治理犯罪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近年来，我市政法机关认真贯彻“严打”方针，打击职能得到了全面发挥：侦查机关调动了大量警力，超负荷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两级法院依法从重判处了一批犯罪分子，体现了法律的威慑力；检察机关坚持从重从快方针，明显缩短了刑事案件的诉讼周期，迅速地办理一批重特大刑事、职务犯罪案件。如“９·１４”陈正平投放危险物质案，案发当日，检、法两家就及时地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公安机关在３天内将案件侦查终结，检察院在９月１８日收案后的第二天就向法院起诉，９月３０日开庭审判，犯罪分子在一个月内被正法。政法机关对犯罪的高压态势有力地维护了我市社会治安的稳定，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在打击尤其是控制犯罪方面还存在的几个方面的问题：１、执法理念还存在偏差。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控制犯罪的理解存在片面性，单纯地以案件数量的升降衡量司法工作的好坏和专项打击工作力度的大小，客观上促使司法机关围绕数字做文章，放松了全面工作，忽视了对犯罪的预防工作，法律效果难以客观反映，政治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也难以统一。在执法理念上的偏差主要表现在：（１）重打击轻防治，将打击和预防、治理分离，集中力量搞“人头”数、案件数，造成案件数量的非正常上升，对刑事犯罪片面地强调打击压制，而对引发犯罪的因素关注不够，没有从消除不稳定因素、建立自律的法治秩序角度来有效地预防犯罪，打击和预防“一手硬，一手软”。（２）重运动轻基础，对于刑事犯罪活动，司法机关每年不是搞“严打”就是来几次专项斗争，毋庸讳言，“严打”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犯罪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但作为一项重大刑事政策，必须与社会犯罪状况相适应，必须与逐步健全的法律相一致。上述统计表明，虽然司法机关通过运动式刑事司法严厉地打击了刑事犯罪，但对于预防社会犯罪、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工作却没有做深入的研究，也无暇顾及，这种单一打击的手段使处理复杂的犯罪问题过于简单化，助长了形式主义、依赖运动的旧的风气，造成了司法资源的紧张或浪费，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犯罪问题。（３）重实体轻程序，在严厉打击犯罪的过程中忽视程序法应有的独立价值，往往使追求眼前效益的程序违法行为合法化。工

指挥协调机制等方面的重大变革，探索和建立上下联动、横向协作的全市反贪侦查工作大格局。一是建立侦查指挥中心，强化协调、指挥机制；二是施行异地侦查机制；三是形成全市反贪警力统一调配的机制；四是坚持与纪委等职能部门密切协作，强化遏制～的协作机制。另一方面，为适应职务犯罪预防的需要，从根源上治理～，使我市反～斗争形成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良性局面，我们需要建立健全有效的预防工作机制。去年，我市成立了全市“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指导委员会”，进一步推动了全市性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发展。当前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必须突出以下七个环节：一是切实落实领导干部党风廉政责任制；二是加快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的科学管理机制；三是深入加强干部群各种政治思想教育；四是全面推行“政务公开”、“企务公开”制度；五是省市工委在国有企业中实行纪检监察委派制；六是在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全面推行会计统派制度；七是结合办案，做好个案预防。打防结合，内外联动，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就能增强预防效果。２、建议设立相应的刑事犯罪专职预防机构。今年职务犯罪案件大幅下降，尽管有多种原因，但与职务犯罪预防机构的设立并发挥作用是分不开的。受它的启发，我们也可以在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内部设立一个刑事犯罪专职预防机构，或在市综合治理办公室基础上，成立刑事犯罪预防局，并加强和完善相关预防犯罪的配套措施。但应该看到，刑事犯罪的预防和职务犯罪的预防不能照搬其制度和体制，毕竟职务犯罪预防针对国家工作人员，主体单一且人数有限，而刑事犯罪预防却要针对所有的市民，各层面的人都有。这样看来并不是面对刑事犯罪我们无法做任何预防工作。前文所述，无业人员、农民、两劳人员、外来人员是刑事犯罪的主流，我们可以设想将刑事犯罪预防分为四个组，针对四种不同的人员，采取相应的措施分别预防。如无业人员预防组，在掌握无业人员总体情况的基础上，深入到社区乡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文体娱乐活动、帮助其就业等，在物质上、精神上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使他们的“剩余精力”得到合理宣泄，而不致于去犯罪。政法机关原先有一些综合治理的工作，也可以将它纳入到刑事犯罪预防工作中来，这样预防工作有系统性，便于指挥，同时也将有关的业务科、处从多头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搞好业务工作。３、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估机制，以“三个效果”为依据全面衡量刑案预防工作。长期以来，我们的办案部门将上级部门的考核办法片面理解为仅仅是个数字问题，由此造成凑数字、凑人头、等时间、搞“存货”等等为应付考核而疲于奔命的局面，而对刑事犯罪预防的许多基础性工作如对重点人口的管理等无暇顾及。对于可捕可不捕、可诉可不诉的，检察人员碍于情面，考虑到相互配合，支持侦查机关，还是捕了、诉了。结果付出了案件质量下降，群众不满意的代价。因此，要以科学全面合理的考核办法，引导基层合理分配警力，加大防治工作的力度。对此，市院郑鄂检察长曾经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多次强调办案必须始终注重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取其一舍其次都是不可能实现“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的。我们的检察工作必须始终坚持把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服务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我们的工作也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４、转变刑事政策，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防治轻刑犯。对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免予刑事处分等轻刑犯，在目前已占了所有刑事案件的七成以上，这已经表明目前的刑事政策的打击指向偏向了轻刑犯，打击重点不突出，应当加以调整。目前应对青少年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初犯、偶犯，可以与被害人和解的犯罪以及边缘性犯罪实行宽松一点的刑事政策，在公诉阶段大胆地采用不起诉，在审判阶段大量地使用罚金刑来代替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以尽量减少或避免刑罚的负面效应，实现刑法的谦抑价值，减少司法资源的消耗。采用追究刑事责任的手段不是调整社会矛盾的唯一方法，刑法的调整方法必须与经济、行政和道德的调整方法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调节社会矛盾。当前应当建立和完善一整套与刑法相衔接的简易行政处罚制度，采用各种手段预防轻刑犯的产生，避免大量刑事案件拥入司法程序，节约司法资源，缓和社会矛盾。５、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提高预测水平，为预防提供工作依据。犯罪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环境下，会有不同的变化发展规律。及时分析各时期的犯罪发展规律、准确地预测犯罪的发展趋势，为犯罪预防提供信息，能使预防工作更为主动、更有针对性。当前我市一个突出的矛盾就在于失业问题，无业人员已占犯罪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要采取发展的手段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对无业人员的犯罪预防应综合运用多种配套的手段进行，如加快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率；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帮扶社会弱势群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保护平等竞争；加强基层社会控制力；创造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的机会，减少对无业人员的“感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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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现状分析

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现状分析

摘要：文章以湖北省欠发达地区长阳县为样本，结合其实际情况分析了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的现状，揭示了欠发达地区商业性金融支农功能逐步退化、农村信贷资金大量流失、信贷产品原创性少、农业保险服务不足等诸多问题。并结合欠发达地区农村建设对农村金融的要求和目标，提出了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支农作用、严控资金外流渠道、完善农村信贷产品创新机制、建立支农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等建议。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现状分析；解决建议

一、引言

农村金融，是指农村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的总称，包括吸收农村存款、发放农村贷款、办理农村收支和转账结算及发展农村信用社等活动。当前农村金融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资本要素配置制度，在欠发达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

国内外学者对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进行了广泛研究。国内学者董晓林、院合宽（2008）指出，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存在农村经济基础薄弱、信用社支农乏力、农村贷款额度偏小、贷款利率较高、金融生态环境欠佳等问题。赵启华、裴志忠（2007）提出农村保险业发展缓慢，未能在支农中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国外学者Hugh T.Patrick（1966）认为欠发达国家金融系统的供给不足仅仅是对缺少金融服务需求的一种反映。可见，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研究偏远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服务不足和农村金融供需矛盾，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相对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探讨。为此，本文以湖北长阳县这一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相对欠发达地区为例，对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现状及问题展开探究是很有意义的。

二、长阳县农村金融的现状

（一）金融机构设置及从业人员情况

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位于鄂西南山区，人口约41万，是典型的国家级贫困县。截至2012年年底，长阳县共有8家金融机构：1家政策性金融机构，4家国有商业银行，1家农村信用社，1家邮政储蓄和1家农村商业银行。该市基本上形成了以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邮政储蓄四分天下的格局。金融机构网点共63个，其中农村信用合作社机构网点21个，农村商业银行19个，邮储银行13个，国有商业银行9个，政策性商业银行1个。从总体上来看，长阳县金融机构营业网点不多，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竞争不够、活力不足，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对金融的需要。

（二）农村金融存贷款状况

长阳县农村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显著扩大，但是农业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仍然较低。2012年末长阳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635017万元，比年初增加110894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439614万元，比年初增加81818万元。个人贷款65377万元，比年初增加19827万元。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346807万元，比年初增加55980万元，其中：短期贷款余额119707万元，比年初增加42464万元；中长期贷款227100万元，比年初增加12588万元。尽管农业贷款总量有所增加，但从总体来看，农业贷款占比依然较低。2012年末，全县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为61428 万元，比2011年末增加10244万元，但分别只占全县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17.71%和同期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额55980万元的18.3%。

（三）农村金融支持“三农”情况

尽管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金融供需矛盾依然存在，农户和乡镇小企业扩大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仍在较大程度上得不到满足。

长阳县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611元，同比增长10.0%，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190元，同比增长16.03%。由此可以看出，农民人均纯收入虽然按2位数增长，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数仍然较低。

从下表可以看出，一方面，近三年来长阳县农户和乡镇小企业各年贷款需求数额的基数远大于其获得的实际贷款数额的基数，两者的差距不断拉大，2010～2012年资金缺口分别为98990万元、111178万元、152002万元。另一方面，尽管近三年来长阳县农户和乡镇小企业实际获得的贷款数额在持续增加，2011年比2010增加了85696万元，2012年比2011年增加了55980万元，但是近3年来长阳县农户和乡镇小企业的贷款需求数额也在持续增加，2011年比2010增加了97884万元，2012年比2011年增加了96804万元，这反而造成农户和乡镇小企业所获得的实际贷款数额增加数量小于其对资金的需求增加数量。

（四）农村金融改革状况

近几年，长阳县加大了对农村金融改革的力度，特别是加大了对农村合作金融改革的力度，把农村信用社按合作制原则进行改革，恢复了其合作金融的本来面目，取消了其承担的政策性功能，从政策上、制度上支持农村信用社提高涉农贷款，主要支持农户和农村企业。2012年，长阳农村信用社净投5亿元贷款全力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其中涉农贷款3.5亿元。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只要有贷款需求的符合贷款条件的农户、农村合作组织、涉农企业，县农信社都将积极、大力支持，力争涉农贷款增幅占全部贷款增幅的70%以上，力争涉农贷款投放实现“两个高于”，即增幅高于全部贷款增幅，增量高于上年。

三、长阳县农村金融存在的问题

当前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存在较多的问题，其整体功能已经不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

（一）商业性金融支农服务功能弱化

截止目前，长阳县各国有商业银行出于强化风险管理、追逐经济利益的考虑，集中在城区开展业务。即使是以支农为主的农业银行，由于其商业化性质，也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重新构建其自身新的组织体系。在机构设置上，大量撤并县市以下的农村营业网点，努力向城市增设网点；在资源配置上，将内部人才、资金、技术装备等重点向金融资源富集的城区分支机构倾斜；在业务发展上，不再直接面向一般农户和众多乡镇企业开展业务，重点开发城市优良客户、城镇高收入群体客户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农村金融服务。

究其原因，农业是弱质产业，农业资金运转具有长期性、波动性和分散性的特点，从而带来农业资金在经营中不可避免面临自然灾害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大、成本高、资金需求分散、回收慢等不利因素，而这与商业银行所追求的“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原则是相悖的，因此商业银行向盈利性较高、资金回报率较高的城镇领域转移是情理之举。

（二）农村信贷资金外流现象严重

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资源配置十分稀缺，需要紧急“输血”，及时补偿。但是在农村，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村信贷资金外流严重。一是农村邮政储蓄机构在农村只吸收储蓄，而不放贷，其结果是造成了农村资金的外流。2012年末，长阳县邮政储蓄存款余额667 万元，比年初增加128 万元，增长23.7%，增速为14.9%，比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增速高出8.8 个百分点，其存款几乎全部外流。二是农村信用社尽管是支农主力军，但在利益的驱使下，欠发达地区许多农村信用社也争相向城市的企业发放贷款，更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地区的资金大量流向城市。

（三）农村金融机构信贷产品创新不足

近年来，长阳县金融机构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实际，在信贷产品创新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但总体看，仍存在信贷产品原创少、市场适应性有限等问题。各家金融机构信贷品种大同小异，没有对农户和农村企业需求进行细分，市场适应性有限，不能满足不同农户和农村企业在不同时段、不同空间上的融资需求。此外，信贷产品创新层次低，多是从同业模仿引进的，属吸纳性创新，具有本行特色的原始性创新稀少，金融机构间的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县乡信用社等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囿于当地的经济金融现状，创新处于相对低级的层次，过于重视形式和宣传的创新，侧重点也在于改善金融服务，未能因地制宜的开发出适应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的信贷产品。

（四）为“三农”提供的保险服务不足

在欠发达地区农村，最具代表性的是为“三农”提供的保险服务不足。一方面，农业保险经营风险大导致保险经营主体缺失；另一方面，农险保费高和农民支付能力低导致承保规模和范围过小。

从1992～2012 年20年间，长阳县农业保险业务发展缓慢，且呈逐年萎缩的态势。目前，长阳县共有5家财产保险公司，而开办农业保险的只有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长阳支公司一家，且承保的范围、数量和险种都极其有限。目前开办的险种只涉及农产品种植保险和牲畜养殖保险两大类，农民选择保险品种的余地很小。农业保险面临供给和有效需求的双重制约：一方面，农民普遍对农业保险认识不够，参保积极性不高，而且由于收入增长缓慢，虽有一定保险需求但却无力购买；另一方面，由于农业保险风险大、回报率低，各保险公司不愿涉足农业领域，即使有开设的，险种设置也不尽合理。

四、解决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问题的建议

本文结合长阳县农村金融现状，详细分析了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以下建议，希望对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改革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一）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支农作用

一方面，引导商业性金融为农村服务。长阳县有些经济相对发达的乡镇，已出现了不少规模化经营的产业化农业组织。规模化和产业化的经营已经能够承载商业性金融，资金的逐利性流动能够有效地配置经济资源，并进一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应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在农村开展业务，为部分有需求的农户和企业提供服务。

另一方面，发挥村镇银行支农的独特功能。目前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表明资金的缺乏。村镇银行应该发挥自身的优势，建立营业范围内的信贷服务网络，加大对农户贷款的营销力度，变被动放款为主动放款。长阳县村镇银行必须铲除传统农村金融的固有弊端，发扬新机制，为长阳县贫困者提供贴心到位的资金与金融服务。

（二）严控资金外流渠道

农村资金主要是通过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等金融资金渠道流出的，所以要严控资金外流的金融渠道。从农村信用社来看，可以从杜绝信用社违规资金外流渠道、提高信用社信贷资金的收益率等方面加以解决；从邮政储蓄来看，可以从扩大邮政储蓄的业务范围、增加邮政储蓄的信贷功能等方面加以解决。

（三）完善农村信贷产品创新机制

一是可以尝试“综合授信”，使一些效益高、和信用好的农村企业在其额度内能够随时获得所需的资金；二是可以尝试创新组合性信贷产品，即将不同类型的信贷产品组合在一起，为农户提供综合信贷服务；三是可以尝试开发捆绑式信贷产品，如将小额农户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捆绑在一起，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

（四）构建支农贷款风险补偿机制

农村经济发展易受生产过程周期长、回报率低、自然灾害等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因此在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和高附加值农业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更需要建立一套适合欠发达地区特点的农村信贷风险保障机制。一方面，可参照国家助学贷款财政贴息的办法，建立支农贷款风险补偿机制，逐步引导银行信贷资金向农业领域配置；另一方面，可对投保农民提供保险费补贴，以提高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购买力，从而调动农民投保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刘鸿儒简明金融词典[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2]董晓林，杨小丽.农村金融市场结构与中小企业信贷可获性――基于江苏县域的经济数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1（05）.[3]寇武江.社会主义新农村金融构建的几点思考[J].农村金融，2006（07）.[4]马凯.河北省农村金融现状调查与思考[J].河北金融，2009（02）.（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第四篇：中国犯罪现状分析报告

一、犯罪率

（1）从1988年起刑事立案率持续大幅度上升，到1991年达到最高值，这期间每年的增长幅度分别是：23.29件/10万人（1987年~1988年）、104.08件/10万人（1988年~1989年）、19.41件/10万人（1989年~1990年）、8.81件/10万人（1990年~1991年）。其中1988年至1989年的增长幅度最大，这主要是过去各地都存在刑事案件立案统计不实的问题，1989年各级公安机关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同时，1989年的刑事案件也确实增加了，据一些地方调查，实际发案数1989年比1988年大约上升

（2）似乎1992年刑事立案率有一个明显的回落，此后直至1997年刑事立案率基本上波动不大。其实，1992年立案率下降是由于公安部门修订了盗窃案刑事立案标准：将原来的盗窃数额价值人民币城市80元、农村40元即要刑事立案，修订为1992年以后的盗窃数额价值人民币一般地区300元~500元、少数经济发展较快地区可为600元即要刑事立案。而盗窃案件通常占公安机关刑事立案总数的76%左右。因此，1992年刑事立案率总体数值的下降并不意味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好转。实际上，在1992年，未受盗窃案立案标准提升的影响并对公众安全感影响较大的杀人、强奸、抢劫三类案件的立案率，除强奸案稍有下降以外（由4.46件/10万人略降到4.36件/10万人），杀人案、抢劫案均有一定的增长（杀人案由2.06件/10万人增加到2.11件/10万人，抢劫案由9.32件/10万人增加到10.96件/10万人），这三类案件立案率的平均值也比上年的高（由5.28件/10万人增加到5.81件/10万人）。可以预见，倘若1992年盗窃案的立案标准不作较大幅度调整的话，那么起码1991年与1992年之间的立案率不会形成很大的落差，1988年至1997年之间的立案率应当保持在一个相对平稳增长的态势，即立案率居高不下。这10年间除强奸案立案率的增减在波动中保持相对平稳外（由1988年的3.19件/10万人略增到1997年的3.38件/10万人），杀人案与抢劫案的立案率均呈增长的态势，其中杀人案的立案率1997年比1988年增加了0.45倍（由1988年的1.49件/10万人增加到1997年的2.16件/10万人），抢劫案的立案率1997年比1988年增加了2.46倍（由1988年的3.40件/10万人显增到1997年的11.75件/10万人）。

（3）1998年刑事立案率又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从1997年的133.98件/10万人增加到1998年的164.68件/10万人。

改革开放后，犯罪率趋于增长、波动，尤其是近10年（从1988年起）犯罪率大幅度增长，并保持持续上升的势头，这还不包括大量的犯罪”黑数“.显然，这种增长的幅度以及犯罪率的绝对值已创中国内地1949年以来的最高记录。当代中国社会犯罪率的明显增长，这是一个需要深刻解析的社会现象。

二、青少年犯罪现状 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有人将其列为世界性难题。根据《中国青少年犯罪年鉴》统计，在整个刑事犯罪案件中青少年犯罪比例在不断增加。1959～1963年。我国青少年犯罪率占整个刑事犯罪案件的30%，1976年一下子上升到60%，1986年又猛跳到72.47%，现在仍然有上升趋势。而且根据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资料表明，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又占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80%以上。有详细资料显示，我国有2.2亿青少年，平均每分钟就发生一起刑事案件，并且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新动向，犯罪年龄趋向低龄化，犯罪性质暴力化，犯罪手法成人化和智能化。

二、当代中国犯罪状况的特点

总的看，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犯罪状况中最为显著的特点有三：

（一）犯罪数量明显上升。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第五次犯罪高峰，是以1991年全国发生各种犯罪263万起作为顶峰的，发案率为20‰。这个数字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相比是不高的，与英美这些国家相比，英国每千人当中有60．2个是犯罪分子，美国是每百个人中就有28．8个是受害者，我国犯罪显然是少得多（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统计标准的问题）。但与我们国家前些年相比，却有较大幅度增加，比如我国1950年第二次犯罪高峰的发案率为9·3‰，1961年第一次犯罪高峰的发案率为6．4‰，1973年第三次犯罪高峰的发案率为6‰，1981年第四次犯罪高峰的发案率为8．9‰。从中可以看出：第一，基本上是每隔十年左右，出现一次犯罪高峰；第二，改革开放前所出现的四次犯罪高峰，按人口平均，都没有超过10‰，改革开放后所出现的第五次犯罪高峰，猛增至20‰，犯罪数量明显的上升，实属罕见，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二）犯罪质量状况日趋严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的各种刑事案件，不仅数量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在质量状况上也日趋严重，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据公安部统计，杀人案件在80年代初（1980年－1983年）平均每年以2．6％的速度递增，而1984年至1990年间，竟以15．32％的速度递增，特别是重大案件数量增长速度之快，令人担忧。1985年我国重大案件仅为8万起，1990年猛增至45万起，1993年增至54万起，1995年又增至70万起。重大案件占全部案件的比例，1985年为9％，1990年增长到21％，1993年增长到33％，1995年则上升到42％。

（三）犯罪有向组织化、技术化、智能化发展的趋势。由于境外和国外有组织犯罪开始渗透到中国大陆境内，中国大陆境内的犯罪团伙也有进一步组织化的趋势，中国的有组织犯罪势将进一步地严重。与之相应的是，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运用现代化通讯与交通工具来实施犯罪，并在犯罪过程中运用事先经过周密策划的策略与技术手段。

第五篇：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学生：XX

指导教师：XX

摘要：未成年人犯罪是指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未成年人犯罪存在着：团伙化、成人化、智能化、低龄化，暴力化、残忍化等特点。未年年人犯罪有其自身、家庭、学校、社会和司法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要采取自身预防、家庭预防、学校预防、社会预防和司法预防等多种预防方法，进行综合治理，以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大部分是中小学在校学生，也有少部分是辍学待业或提前就业的。人们常用“花朵”来形容未成年人，他们的身心能否健康成长，是关乎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未成年人犯罪就如一个毒瘤，如不及时加以控制，极易蔓延。关心、帮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不让他们成为“恶之花”，不仅仅是司法机关的责任，而且是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认真剖析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分析其中的原因，掌握其发生发展规律，无疑对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维护社会的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未成年犯罪

犯罪特点

犯罪原因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对策

《未成年人保护法》指出：“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刑事责任年龄为14—18周岁。近年来，未成年犯罪已成为全球注目的社会问题，未成年犯罪不仅人数增多，而且涉及面广，在全部犯罪人员中，青少年犯罪比例最高，我国青少年犯罪一直就是一个比较严峻的社会问题，据资料显示，1998—2002年，全国法院审判的未成年人犯占全国刑事犯罪犯的比例由1998年的6.36%提高到2002年的7.13%。我们在报刊杂志等新闻媒体上，也经常看到有关青少年犯罪的报道，其中不少是骇人听闻的重大恶性案件，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经得到了我国有关部门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正在实施“青少年违法犯罪社区预防计划”，我国已颁布实施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可以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效果，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确立以及与之相伴生的事业、教育产业化、贫富差别悬珠等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结合社会实际，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原因，进一步探析预防对策，仍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一）低龄化

未成年人初始犯罪年龄越来越低。过去未成年人犯罪的平均年龄在17岁左右，而现在未成年犯罪的平均年龄只有15岁，有的案犯甚至不到14岁。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向低龄化方向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总的方面讲，由于人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使未成年人的成熟期提前。未成年人的成熟期提前，使未成年人的身体素质大大增强，未成年人的智力也有很大提高。由于未成年人成熟期提前，带来了一系列新变化，出现了饿需要和满足之间的新矛盾。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使未成年人犯罪增多，并使犯罪年龄向低龄化发展。近几年来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比例出现了上升的趋势。

（二）成人化、智能化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大都有预案，作案前经过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备，作案后及时毁灭罪证，破坏现场、扰乱警方视线。这些从报刊影视上学到的反侦查手段被频频使用，利用迷魂药、高级轿车、汽艇、对讲机、手机、电脑、手枪甚至无声手枪进行犯罪活动已越来越普遍，使得未成年人犯罪具有了明显的成人化、智能化特点。

（三）暴力化、残忍化

未成年人犯罪多实施诈骗、盗窃、抢夺、抢劫等侵财性犯罪。同时，随着其犯罪心理的日益成熟，在个别案件中，未成年人明显表现出“做了就做大做绝”的倾向。另外，由于未成年人本身自制力、判断力较弱，平时容易冲动，暴力倾向比较强烈，案件性质较为严重，且表现为明确的犯罪动机，作案手段十分残忍，不计后果，社会影响恶劣，给社会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暴力型犯罪突出，手段残忍，社会危害大。

（四）团伙化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团伙犯罪。据统计资料显示，约40%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属团伙作案范畴。未成年人囿于自身的条件阅历，作案时，常纠集多人，或傍倚成年罪犯。他们相互利用，随机组合，规模不断扩大。这种犯罪与一般意义的犯罪集团不同，纠合在一起的多人中，多具有邻居、同学等关系。它的组合过程更简单，往往是一拍即合，一哄而上的临时纠合，随着一个犯罪活动的终结而自行解体，但有的已具有犯罪集团的雏形。

未成年人犯罪由单独作案向集体性的共同作案转化。渴望友情、乐于合群，是未成年人的一种心理需求独立意识的外在表现。未成年人往往到了心理断乳期，就容易在父母面前封闭自我，更爱与年龄相仿、趣味相投的伙伴在一起，形成一群体，容易相互影响。只要其中一人有犯罪意识，就可能共同作案，形成共同犯罪。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

1、任性放纵，缺乏良好养成。

2、简单粗暴，教育方法不当。

3、家庭影响，生活环境较差。

4、社会影响，心灵受到伤害。

2003年，一部反映校园学生爱情电视剧《流星花园》就造成了很不好社会影响，最后不得不停播，所以，文化市场的混乱给未成年人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据对一些犯罪未成年人调查，他们就是在接触了一些反映黑社会、恶势力团伙罪过程及细节描述的影片后，产生了犯罪动机并学会了作案及反侦察手段。不良的社会环境影响还体现在不良的社会风气，尚未得到控制的腐败现象给未成年人起到了很不好的示范作用，尤其是一些平民家庭的孩子，看到腐败横行、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更容易对社会产生不满，在对种种不正常的社会现实无法正确看待时，容易以极端方式报复社会，从而走上犯罪道路。

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对策

1、提升家庭成员素质。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素质的高低与否，直接关系到未成年子女的家长。因此，提高其父母、长辈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行为养成素质，对构建好预防子女违法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尤为重要。父母应为人师表，注重自身修养及言语举止，用积极向上的思想文化和健康行为影响、带动子女，为子女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创造一个温馨的家庭环境。作为父母，不仅要关注其温饱，更重要的是当好子女的启蒙老师。关注其品格和人生追求的教育引导，使之不偏离正确的人生方向。

2、打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的好否既关系到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又关系到预防犯罪工作的有效开展。未成年人处在生理、心理都尚未成熟、可望性极强的年龄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理解较为单一，辨别事非的能力较差，缺乏抵御“疾病”的免疫力。因此，认真实施国务院《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强化监管与执法，大力纯洁文化市场。

3、强化思想、法制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治本之策，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是学校、家庭乃至全社会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认真贯彻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和《义务教育法》、《儿童权利公约》，学校是读书育人的摇篮，家庭是未成年子女生活成长的居所，社会是其未来走向自立和建功立业的舞台。学校、家庭既要为其传授书本、生活知识，又要教导其怎样做人、明辨事非、树立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更要重视对个别“差生”的教育管理和引导，帮助其树立信心，向正确的方向走好。这就要求学校在抓好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注重抓好思想品德教育、遵纪守法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把“德、智、体、美、劳”有机地结合起来，齐抓共管。

4、注重传统美德的养成教育。学校要向学生介绍我国劳动人民勤劳勇敢、节俭朴实、富于创造发明等优良传统，组织学生到工厂做工，去农村抢收抢种，使之得到磨炼，树立起爱劳动光荣、节约光荣、诚实光荣和劳动创造生活、劳动创造财富和未来的观念；组织讲述雷锋等英模人物的先进事迹和“节约一个铜板、一滴水、一度电、一粒米”的光荣传统，培育勤劳致富、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和勤俭节约的精神和养成朝气蓬勃、勤于劳动锻炼、不攀比吃穿花钱、真诚待人等好习惯。作为父母、长辈要充分认识到溺爱、矫纵就是害子女、十分不利于其成长这个道理，要让其养成叠被、洗衣都由自己打理和做家务的好习惯，并通过做几件事，检验其是否诚实，使之陶冶情操、培养其良好养成。

5、实施特殊的挽救办法。针对未成年犯的心理、生理特征需要，我国法律对其合法权益采取了人道主义的保护，矫治不良行为。对未成年犯的改造应重点放在对其心理的改造，营造一个适应他们接受改造的环境。家庭、学校、全社会都要关心未成年人，帮助他们看到自身的长处、发现闪光点，亲近而不冷落他们，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使其无后顾之忧，保持良好的心态和精神状态，努力向好的方面转化，不断进步，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6、借鉴国外对于青少年犯罪的一些对策

(1)美国对犯罪青少年的社区矫正项目。目前美国的社区矫正已成为普遍适用的司法和执法形式，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了。最初美国的社区矫正形式是缓刑，源于1869年的马萨诸塞州；1899年伊利诺伊州未成年人法院建立，正式确立了犯罪青少年的社区矫正项目。至今，美国社区矫正项目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包括缓刑（Reprieve）、释放安置(Aftercare)、居中制裁(Intermediate Sanctions)等。

(2)英国的缓刑监督制度。这一制度适用于所有的犯罪，不仅限于青少年犯罪。19世纪末，少年司法运动在英国兴起，1890、1891、1897年的教育法案使国家承担起了对青少年进行初步教育的责任，对不良少年的缓刑监督应运而生，大大促进了缓刑制度的发展，并扩展适用到成年人领域。英国的缓刑监督机构主要履行两方面的职责：一是控制和规范缓刑犯的行为，避免和减少缓刑犯罪新犯罪及对社区造成威胁和危害；二是为缓刑犯造成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在教育、培训、就业、戒除恶习、适应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帮助。

通过以上措施，逐步构建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网络，遏制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