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地区版权贸易的现状与分析

第一篇：北京市地区版权贸易的现状与分析

《北京市地区版权贸易的现状与分析》课题简介

版权贸易是图书出版产业中新兴的产业内容，被认为是出版业的“魔法石”。版权贸易对于传播本国文化，发展文化产业，提升民族文化的品位和世界地位，都有重要的作用。而版权贸易的研究工作尚有许多空白。有很多研究的价值。

北京市版权贸易在全国出版业中始终走在前沿，在国内占据着重要地位。北京市囊括了全国90％以上的出版文化企事业单位，所以北京市版权贸易的调查研究更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

我们选择北京市五大出版发行中心为调查对象进行个案分析，并通过对2002年-2006年间的北京版权贸易状况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从而总结分析北京版权贸易的状况，为我国版权贸易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第二篇：中国与欧盟贸易现状与发展分析

[论文摘要]中国与欧盟分别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区域经济集团，是当今世界舞台上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两支重要力量。中国与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在全球化和国际格局快速变化的背景下，中欧经贸合作关系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且已经超越了双边范畴，具有日益重要的全球战略意义。虽然双方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许多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波折，但总体的发展前景仍然是积极的。21世纪，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达到双方互利共赢的目的。

[论文关键词]中欧经贸合作；现状；发展趋势

中国与欧盟分别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区域经济集团，是当世界舞台上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的两支重要力量，全面发展同欧盟及其成员国长期稳定的互利合作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中欧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欧盟自2004年起跃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稳居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同时欧盟还是中国吸收外资最重要的来源地之一和技术引进第一大来源地，中欧双边经贸合作的领域与范围不断向纵深发展。

一、中国与欧盟的经贸关系现状

1.中欧双边贸易关系稳定发展

在中欧合作的诸多领域中，经贸关系是最具活力、收获最多的领域之一。进入2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欧双边贸易在原先基数较大的基础上又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大约每3年就翻一番的速度增长着。如今，“中国制造”在欧洲市场上已随处可见。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04-2007年中国对欧盟年均进出口额增长率在27％以上，欧盟一跃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07年中欧进出口总额达到3561.5亿美元，同比增长27％，其中中方出口2451.9亿美元，增长29.2％；进口1109.6亿美元，增长22.4％，欧盟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占比上升至16.4％，占到中国总出口额的近1／5。2008年中欧双方的贸易额更是一举达到了4255.8亿美元，增长19.5％，分别高于同期中美、中日双边贸易增速9个和6.5个百分点。

中欧直接投资合作不断深化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作为中国第4大投资伙伴，欧盟对华投资的项目数自1986年以来总体呈现增长的趋势。截至2008年4月底，欧盟累计在华投资项目27139个，实际投资额585亿美元。欧盟对华投资项目平均规模大，技术含量较高，且多投资于生产领域。改革开放30年来，欧盟一大批优秀企业尤其是大的跨国公司已大举进入中国，空中客车飞机、大众汽车、壳牌石油、联合利华日用品、西门子电器、诺基亚通信等等众多欧盟跨国企业巨头已在中国的相关领域中占据了显着地位，并先后成为了在华投资成功的典范。

在中国对欧盟国家的直接投资方面，近年来，伴随着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的大力实施，以华为、中兴、海尔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优秀企业也开始走出国门，到欧盟国家投资创业。由于起步较晚，目前中国在欧盟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十分有限，远远低于欧盟国家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规模。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对欧盟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累计投资存量为14亿美元。双方合作尚存在巨大潜力和空间。

二、中欧经贸关系的突出特点

1.中欧经贸合作呈现互补性

中国和欧盟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市场，彼此间的经贸关系具有极强的互补性，相互依赖性也越来越强。欧盟拥有庞大的剩余资本，在技术的转让上比较开放，又极度依赖世界贸易。欧盟所具有的市场优势、技术优势与资本优势使得中国通过发展中欧关系获得了更大的出口市场、更好的技术来源与更多的资本来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所具有的竞争优势对欧盟也是极具吸引力的。丰富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资源、存量与增量庞大的市场、与欧盟差

异较大的产业结构以及稳定与高回报的投资场所，都是欧盟国家所缺少和追求的区位优势，是处于“去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国家进行产业转移的良好去处。除香港特别行政区外，欧盟是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按实际投入计算，欧盟是对华第二大投资者，另外，还是中国最大的技术供应者0。

双边贸易呈现不对称性

从中欧双边贸易的增长率考察，近10年来，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以来的大多数年份里，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长率都高于中国对世界的同一指标。与此相反的是，同期中国从欧盟的进口增长率普遍低于中国与世界的这一指标；与此同时，中国出口产品对欧盟市场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欧盟出口产品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这表明中国与欧盟经贸关系的发展存在着高度的不对称性；从中欧双方在彼此市场所占份额看，中国出口到欧盟的贸易额约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0％，而欧盟出口到中国的贸易额约占欧盟出口总额的7％左右，这同样说明了欧盟市场对中国的重要程度高于中国市场对欧盟的重要程度；从中欧经贸关系的地理分布考察，尽管作为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国际组织，欧盟成员国在对外贸易政策的开放性方面比较一致，但是中欧贸易的地理分布至今仍主要集中在欧盟的少数成员国身上，特别是主要集中于德国、法国、英国、荷兰和意大利等5个国家。与这5国的贸易额在中欧双边贸易总额中已超过了70％。其中，德国又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所占比重一直保持在30％左右，大大高于其他国家所占份额。与此同时，中国对欧盟的贸易也主要集中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

三、当前中欧经贸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中欧贸易不平衡问题不容忽视

在中欧贸易关系几十年的历史上，据中方统计，直到1996年欧盟还保持着对中国的顺差(0.42亿美元)。自1997年起才由先前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转为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从2002年起，中方对欧盟的逆差规模开始呈加速上升的态势。据中国海关统计，到2005年中方对欧盟贸易顺差为701亿美元，占双边贸易总额的32，26％，顺差同比增长89％。2006—2007年，中欧贸易顺差更是急剧上升，分别约为805亿美元和1014亿美元。对中欧贸易不平衡问题现象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中国轻纺等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欧盟在华投资企业加工贸易、欧盟因对华军售禁令限制对华两用产品与技术出口等。

欧盟对华反倾销力度不断增强

欧盟是最早发起对中国反倾销的地区，就当前欧盟对华反倾销的发展态势而言，自1979年开始对华反倾销调查以来，到2007年4月，欧盟共对华发起139个贸易救济案件调查，其立案频率和涉案金额均大大超过往年水平。在对中国产品调查的案件中，欧盟官员的核查比以往更为严厉，在关键的给予中国企业个案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上，欧盟方面更是大幅度倒退，拒绝承认的理由几近蛮横无理。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WTO)以来，依据该组织相关法律以及中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积极维护自己的利益，对包括欧盟国家在内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同样以反倾销的方式予以积极的反击。

有关“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分歧仍然存在欧盟拒绝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深层原因无外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就经济利益而言，欧盟方面始终坚持认为，中欧之间巨额的贸易失衡主要是由于中国政府奉行了不公平的贸易政策所致。中国未能完全信守“人世”承诺，尤其在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不力、对某些国内产业提供保护和扶持、市场开放程度严重不足等方面。特别是随着中欧双边经贸合作的不断扩大，欧盟此举意在以此作为与中国贸易谈判时的一个要价手段，以便获得中国方面更多的让步。因此，可以说，欧盟采取拖延战术、不让中国顺利的通过市场经济国家的门槛本质是由其内在经济利益所决定。当然，经济利益并非唯一的因素，政治、意识形态、文

化等非经济要素同样严重影响着欧盟的态度。这些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层面。由此可以认为，中国与欧盟关于“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之争的本质不过是欧盟想借助于打中国“非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牌局，达到确保其内部经济与政治利益最大化之目的罢了。中国加入WTO后，市场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欧盟的许多说法是不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中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对欧盟没有任何歧视性的政策和做法，而欧盟“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做法使中国企业遭受了不公平待遇。中国与欧盟从2003年开始就明确提出建设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个真正的、对等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可能建立在不平等和歧视的基础上。

四、中国与欧盟的经贸关系发展前景分析

中国与欧盟，一个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双边经贸往来在这样一个特殊背景下将如何发展，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笔者认为，影响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双方经济力量的发展和相互需求的增长，二是中欧双方的政治与政策支撑。而中欧双边经贸合作关系恰恰得到了这两个因素的强大支持，因此可以预见，双方未来的发展前景总体上是乐观的。

首先，经济利益和相互需求的增长是今后中欧关系保持深入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双方关系的中心支柱。从根本上讲，国与国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双方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任何双边关系没有明确、实在的共同利益作为支撑都是不牢靠和难以维持长久的。中欧关系也不例外。进入21世纪，中欧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实现了互利共赢，也为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一方面，极强的产品互补性是促进双边经贸往来的基础。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向欧盟出口主要有服装、纺织品、鞋、箱包、玩具、照明装置、五金工具、家具等等。欧盟输往中国主要有机电产品、汽车、飞机及零配件、光学照相器材、船舶等，互补性极强。中国与欧盟前5位贸易伙伴国间的贸易量占中欧贸易的70％，贸易互补性使双方内部市场形成巨大吸引力。另一方面，欧盟在华投资带来了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推动了研发项目，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直接贡献。在双边技术合作中，欧盟赢得了中国市场份额和高额的技术转让费，中国则获得了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技术，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引导下，中国企业加大了对欧盟投资力度，也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欧盟已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开展经济合作的重要目的地。

由此可见，中欧双方的经贸合作带来的利益是相互的、长期的、共赢的。

其次，政治与政策支撑是经贸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中欧双边高层领导人会晤近年来十分频繁。中欧新的双边政治对话机制建立于1994年，1997年恢复了1996年中断的****x~-i~。从1998年至今，中欧会晤已经举行了10次。2008年末，由于法国总统萨科奇执意会见了****喇嘛，遭到中方的强烈反对，致使中欧峰会被取消，中国一度与法国乃至欧洲的关系降至冰点。在这个关键时期，应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的邀请，中国国务院总理******于2009年1月30日访问了欧盟总部，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中欧关系出现波折的背景下，中国官方称此访为“信心之旅”。中欧领导人在会谈中均表示从全球和战略高度重视中欧关系，认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加强中欧合作，求同存异，对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在此期间，中国与欧盟还发表了《中欧联合声明》。声明中称，在全球化和国际格局快速变化的背景下，中欧关系已超越双边范畴，具有日益重要的全球战略意义。双方一致认为，进一步加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尤为必要，也是双方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在。另一方面，中欧密切的经贸合作具有完善的制度支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欧盟大幅调整政策，中欧政治关系迅速发展，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在制度方面，1995年7月，欧洲出台《中欧关系长期政策》，确定了同中国全面发展政治、经济和贸易关系的长远战略，明确表示与中国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以保证实现双方共同目标；1998年3月，欧盟公布《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对华政策文件，把欧中经贸关系置于同欧美、欧日同等重要的水平上；2003年10月欧盟发表了《中欧关系的共同利益与挑战：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阐述了对

华政策和行动的指导方针及近期发展框架，并建议将欧中领导人会晤机制提高到最高级别；2006年10月欧盟提出《欧盟与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承担更多责任》，指出进一步挖掘与中国伙伴关系的潜力，提出未来发展对华关系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与此相对应，中国也在为发展良好的中欧经贸关系作出自己的政策努力。2003年10月，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制订做欧盟政策文件。文件明确表示，加强与不断发展中欧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致力于构筑中欧长期稳定的全面伙伴关系。由此可见，中欧双方在政治和政策上的积极成果给中欧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中欧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互不构成威胁。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以及个别欧洲领导人缺乏对中国的全面了解，致使中欧在某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和分歧是正常的。只要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妥善处理，分歧不会成为中欧发展互信互利关系的障碍。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将不可避免地给中欧双边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欧盟的需求将急剧减少，出口市场萎缩，将严重影响双方的进出口贸易。欧盟委员会预计，2009年全年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增速将骤降至0.2％和0.1％，经济几乎陷于停滞。欧盟和欧元区的失业率继2008年初降至7％左右的历史低位后，2009年将升至7.8％和8.4％，2010年还会进一步走高，失业率上扬将不可避免地抑制消费。目前，受欧洲经济形势恶化引起的外需大幅减弱影响，我国对欧盟出口已经呈现放缓迹象，2008年前11个月对欧盟出口额为2706.81亿美元，同比增长21.8％，但比2007年同期29.8％的增速大幅回落8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将悄然抬头，中欧双边贸易摩擦将加剧。贸易摩擦与全球或一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有很大关系，当经济发展良好时，贸易摩擦会减少；当经济发展减弱时，贸易摩擦将加剧。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欧洲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加上中欧关系出现波折，欧盟内部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日益躁动，针对我国采取的反倾销措施进入新一轮高发期。

五、关于进一步深化和拓宽中欧经贸合作的几点建议

首先，进一步扩大中国对欧盟的影响力。应增加对欧盟的重视程度，尤其是在深受金融危机煎熬的欧盟对我国倚重加深的情况下，我国应适当作出回应，使欧盟成为我国积极争取的对象，积极与其“打交道”，同时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进程中提高我国的知情权、发言权和规则制订权，借此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其次，正确处理中欧之间出现的波折与摩擦。双方应抓住2009年1月******总理欧洲“信心之旅”使中欧关系重新走上正轨的这一有利时机，全方位深化双边经贸合作；我们应以战略伙伴精神理性处理贸易与投资摩擦和分歧，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情绪化，以包容和开放的心态看待和处理双边经贸关系。我们也期待着欧盟从建设全面战略伙伴大局出发，尽快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为高科技产品与技术方面开展更多的交流与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中国也应积极优化中欧贸易结构，在互利共赢基础上扩大自欧盟的进口，缓解贸易不平衡状况。

最后，为双方企业创造长期、稳定、可预见的环境。双方应加快完善1985年中欧经贸协定和《中欧伙伴合作协定》谈判进程，使之成为加快中欧经贸互利共赢合作强有力的法律基础。目前，中欧贸易、投资、技术合作潜力远没有发挥出来，前景仍然广阔。为深化中欧经贸合作，应努力创建互利共赢的长效合作机制，建议双方应尽快共同研究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双向投资、技术与货币、金融合作在内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协定和建立中欧自由贸易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之所以对中欧关系的前景深具信心，就是因为在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中，中欧的共同利益在扩大，在全球事务中的共同责任在增加，双方合作基础在巩固，合作交流在加强，这正是中欧关系阔步走向美好明天的强

大生命力所在。

第三篇：xx地区犯罪现状分析

一、当前犯罪现状的特征

１、从案件数量上来看，２００２年刑事案件数量一改前三年不断上升的状况整体呈现回落的趋势。资料统计，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份全市普通刑事案件的批捕数为３３０３件４４９８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２７.４％和１５.１％，起诉数为３３８２件４８４６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１３.５％和１９.７％，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数为２９３件３１３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３０.８％和３１.５％；２００１年同期批捕４３３７件５８６４人，又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分别增长３１.３％和３０.４％，起诉数为４７４７件６６０１人，同期分别增长了４０.４％和３６.２％，职务犯罪立案数为３０９件３２８人，同期分别增长了５.５％和４８％。到了２００２年，统计数字表明，上述状况出现了重大的转变。据统计，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全市普通刑事案件的批捕数为３９３１件５０９１人，比上一同期分别下降了１０.３％和１５.２％，起诉４７２４件６２３９人，又比上一同期分别下降了０.５％和５.８％，职务犯罪的立案数从上一同期的３０９件３２８人下降到２２９件２４３人，同期分别下降了３４.９％和３５.０％（见表一）。从上述资料当中可以看出，在开展“严打”斗争的过程中，案件数量在初期呈现出一定幅度的上升趋势，在２００１年达到了顶峰，而随着“严打”斗争的深入，这种趋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今年案件数量比去年同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反映出我市“严打”斗争已经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的成果，社会治安环境正在朝着好的方面发展。

２、从案件类型来看，侵犯财产犯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仍是刑事案件的主要组成部分，重、特大犯罪案件继续下降。２００１年侵犯财产案件占已批准逮捕案件的４７.８％，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占３２.６％，两者占所有刑事案件总数的８０.４％。从近三年１－１１月的同期数字对比来看，侵犯财产案件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仍然是刑事案件的主要组成部分，且都开始呈现回落迹象。以起诉被告人的数字为基准，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起诉侵犯财产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２２６９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１０.４％，起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１２６２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３９.１％，２００１年１－１１月起诉侵犯财产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２８６１人，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长了２６.１％，起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１９６９人，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长了５６.０％，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起诉的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６２３９人，侵犯财产案件的被告人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的被告人总共有３８５５人，占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的６１.８％，其中起诉侵犯财产案件的被告人人数为２７７６人，比去年同期下降３.１％，起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的被告人人数为２０１６人，比２００１年同期增长２.４％，但比去年与前年同期增长５６.０％要小得多，而且从前一程序的批捕人数来看，今年１－１１月已经下降了２.１％，可以预计今后一个阶段起诉数字也将出现负增长。批捕、起诉重、特大案件的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很大，分别为５２４人和４９６人，下降了５７.３％和７０.４％，说明随着“严打”斗争的深入开展，司法机关将重、特大犯罪作为打击重点，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见表二）

３、从犯罪主体来看，无业人员、农民、两劳人员、外来人员是当前刑事犯罪的主流。这四类人员具有身份上的重合性，大部分犯罪的两劳人员是无业人员，绝大部分外来人员是农民。据统

计，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无业人员１９７１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３８.５％，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３２.９％，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２８７１人，占总数的４５４％，上升了６０.３％，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３１４４人，占总数的５１.８％，比去年同期上升９.５％；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农民有１６７８人，占起诉被告人总数的３６.０％，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１４.０％，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１９１２人，上升了１３.９％，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４０２人，占被告人总数２３.１％，下降了３６.４％；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两劳人员有８５１人，占总数的１８.３％，同比上升４１.４，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１１１７人，占总数的１７.７，上升了３１.３，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１２５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１８.５％，比去年同期增加０.７％；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外来人员有１５２２人，占总数的３２.７％，同比上升了４５.２％，２００１年有２０５０人，占总数的３２.４％，上升了３４.７％，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９３７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３１.９％，下降了５.８％。这四类人员的犯罪已成为我市治安的一大隐患，犯罪类型集中在侵财类案件，主要是盗窃和抢劫，在雨花台、玄武、秦淮等城郊结合地区尤为突出，如玄武区院办理的１１５名涉嫌抢劫的犯罪嫌疑人中有１０３名是外来人员，占９８.６％。从１至１１月同期起诉数字对比看，无业、两劳人员人数在逐年增加，无业人员已超过被告人数的一半以上，这应该值得我们的注意。（见表三）

４、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刑犯超过总数的七成。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全市检察机关收到生效判决４０６５人，其中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５２人，占判决总数的１.３％，较上年同期增加１３.０％，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２１０人，占判决总数的５.２％；同比上升３９.１％，判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１５４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８.４％，同比上升了２５.７％，判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２６４５人，占判决总数的６５.１％，同比上升１２.２％；２００１年１－１１月判决人数为４８７２人，其中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１１１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３％，比２０００年同期上升了１１３.５％，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２３１人，占判决总数的４７％；同比上升１０.０％，判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３９２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８.６％，同比上升了２０.６％，判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３１３４人，占判决总数的６４.３％，同比上升了１８.５％；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判决人数为５３３１人，其中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４４人，占判决总数的０.８％，比２００１年同期下降了１５２３％，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１７５人，占判决总数的３.３％；同比下降３２.０％，判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３２０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４.８％，同比下降了５.５％，判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３７８５人，占判决总数的７１.０％，同比上升了２０.８％（见表四）。判处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等的人数逐步增加，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比去年同期上升３１.３％，比２０００年同期上升３８.４％，宣告缓刑人数也比２００１年同期增加３３.４％，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加５０％。近三年１－１１月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数比例不断攀升，说明我市在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控制社会犯罪方面乏力，这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５、职务犯罪案件仍呈“四多”格局，且向一些重点领域和热点行业渗透。一是县处级以上干部犯罪案件增多，具有明显的高层次性。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在立案查处的涉嫌贪污贿赂职务

犯罪的人中，县处级以上干部有１４８人，占总人数的２８.９％其中２００１年县处级以上干部案件数较２０００年上升２６％，厅级干部同比上升７５％。高职务犯罪所占比例增大，特别是局以上干部犯罪案件增多现象值得重视。如原省民政厅副厅长程韶韵（正厅级）、原省体改委副主任闫怀民（正厅级）、原省保险公司副总经理薛仁云（副厅级）因受贿被查处。二是重特大案件多，涉案案值大。当前，职务犯罪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几十万、上百万的案件已屡见不鲜。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处重特大案件２８３件，占立案数的５８.６％，其中，３８.７％的案件犯罪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如中信实业银行xx分行城西支行行长助理孔朝晖挪用公款８５００万元，xx市国税局玄武分局工作人员孙俊受贿６９万元等。三是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犯罪所占比重长期居高不下，显出易发和多发的特点。近几年查处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一直占全市立案总数的７０％左右。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办此类案件３６５人，占立案数的７１.２％。近年来查办国企犯罪呈现出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亏损企业人员犯罪突出，如新联机械厂、三乐集团、奶业集团等亏损单位发案都比较高，亏损企业已成为国企人员犯罪的高发区。二是“５９”现象突出。从犯罪者年龄看，２００１年有１４.９％的国企犯罪人员都处于“５９”年龄段，如江苏省中央企业物资联合公司副总经理吴观海贪污案，xx电力变压器厂厂长王有喜受贿案等案件，犯罪嫌疑人都是在“临退休前捞一把”思想的支配下冒险作案的。三是作案手法隐蔽。６３.５％的国企犯罪人员文化程度都在大专以上，具有较高智商，反侦查能力强。四是窝串案现象较为严重。为了谋取私利，某一个单位或部门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之间往往相互勾结，相互包庇，共同作案，群体犯罪明显增多。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办职务犯罪窝串案２１９人，占立案数的４２.７％。如２００１年我市检察机关查办的江苏省罕见的特大受贿案——原江苏省交通工程总公司总经理黄加彬受贿人民币１６５万元案件中，一举挖出了该公司原总经理、副总经理、副总工程师等１５人受贿窝案。五是交通、教育、房地产等重点行业和热点领域职务犯罪较为突出。交通、教育、房地产部门作为近年来国家扶持的重点行业和热点领域，近年来已逐渐成为职务犯罪新的易发多发地带。去年，全市反贪部门在交通系统严厉查处了江苏省交通工程总公司等交通工程领域一批职务犯罪分子，共立案１７件１７人，较前年同期上升５４.５％；今年１－６月，全市在教育系统立案查处职务犯罪案件１７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１４３％，其中要案８人；在房地产开发领域立案１５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２００％。如我市检察机关今年查办的xx人口管理学院副院长朱秀云（正厅）受贿案，扬子石化公司房产公司总经理范启盛受贿１０１.０７万元案件等。

二、治理犯罪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我市政法机关认真贯彻“严打”方针，打击职能得到了全面发挥：侦查机关调动了大量警力，超负荷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两级法院依法从重判处了一批犯罪分子，体现了法律的威慑力；检察机关坚持从重从快方针，明显缩短了刑事案件的诉讼周期，迅速地办理一批重特大刑事、职务犯罪案件。如“９·１４”陈正平投放危险物质案，案发当日，检、法两家就及时地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公安机关在３天内将案件侦查终结，检察院在９月１８日收案后的第二天就向法院起诉，９月３０日开庭审判，犯罪分子在一个月内被正法。政法机关对犯罪的高压态势有力地维护了我市社会治安的稳定，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但是，我

们也应当看到目前在打击尤其是控制犯罪方面还存在的几个方面的问题：

１、执法理念还存在偏差。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控制犯罪的理解存在片面性，单纯地以案件数量的升降衡量司法工作的好坏和专项打击工作力度的大小，客观上促使司法机关围绕数字做文章，放松了全面工作，忽视了对犯罪的预防工作，法律效果难以客观反映，*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也难以统一。在执法理念上的偏差主要表现在：（１）重打击轻防治，将打击和预防、治理分离，集中力量搞“人头”数、案件数，造成案件数量的非正常上升，对刑事犯罪片面地强调打击压制，而对引发犯罪的因素关注不够，没有从消除不稳定因素、建立自律的法治秩序角度来有效地预防犯罪，打击和预防“一手硬，一手软”。（２）重运动轻基础，对于刑事犯罪活动，司法机关每年不是搞“严打”就是来几次专项斗争，毋庸讳言，“严打”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犯罪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但作为一项重大刑事政策，必须与社会犯罪状况相适应，必须与逐步健全的法律相一致。上述统计表明，虽然司法机关通过运动式刑事司法严厉地打击了刑事犯罪，但对于预防社会犯罪、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工作却没有做深入的研究，也无暇顾及，这种单一打击的手段使处理复杂的犯罪问题过于简单化，助长了形式主义、依赖运动的旧的风气，造成了司法资源的紧张或浪费，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犯罪问题。（３）重实体轻程序，在严厉打击犯罪的过程中忽视程序法应有的独立价值，往往使追求眼前效益的程序违法行为合法化。工作重点放在实体的定罪上，遵守程序法的规定放在次要位置上，超期羁押、违法监视居住、不符合条件地延长拘留期限和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等现象均不同程度地存在。（４）重惩治轻保护，片面地强调从严从重，可捕可不捕的要捕，可诉可不诉的尽量起诉。为了互相配合而以捕代侦，变相羁押，未能全面理解刑事法律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上的双重功能，不能正确运用《刑法》规定的“但书”条款。（５）重惩罚轻教育，对刑罚的目的缺乏全面的认识，忽视了对有挽救余地的犯罪人如何不再或远离犯罪的教育，忽视了减少社会中引发犯罪的各种不利因素研究，丧失了让一部分犯罪人回归社会，造福社会的良机。

２、打击重点不突出，针对性不强。从判处轻刑的大量案件来看，我们绝大部分的司法资源消耗在轻微刑事犯罪上，这说明打击重点还不够突出。使用打击手段控制犯罪的重点应放在有组织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犯罪和重大的职务犯罪上。虽然去年案件总量较大，但处理的主要还是犯罪性质、情节轻微的案件，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罪与非罪之间的边缘案件。如盗窃这一多发性犯罪中重特大案件所占比例仅为８.５％，涉毒案件中也多为贩卖少量毒品和容留

一、两次吸毒的小案件，特别是办理的涉枪涉爆案件，大多属情节轻微，可不作为犯罪处理，但我们却在这方面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打击犯罪是为了谋求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犯罪问题既有犯罪分子本身的原因，同时与社会大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充分挖掘犯罪的目的、动机和造成犯罪的社会根源是我们打击和控制犯罪的首要工作。从目前情况看，我们在办理刑事案件方面还主要停留在以打为主的事后裁处层次上，没有对多次“严打”、专项打击行动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系统研究，没有从根本解决治安问题的高度，综合运用多种相互配套的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进行事前调控的角度入手。在社会转型期间，复杂的矛盾冲突和社会运行机制的不稳定是犯罪现象激增的根源，就我市情况而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人员流动频繁、国有企业活力不足效益下降所导致的失业率上升和职工生活困难、原有抑制犯罪的社会机

制（如派出所、街道、居委会、村社）功能异化或者被削弱等都是导致犯罪增加的直接因素，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的治理措施力度不够大、效果不够明显。虽然我们一直在开展诸如流动人口管理、创建无毒社区、预防青少年犯罪等综合治理工作，但打击、预防和综合治理等措施衔接还不紧，还没有形成统筹规划、有机结合、责任落实的合理格局，其直接后果就是对犯罪控制心中没有底，对稳定的追求往往通过经常地反复地打击来加以实现。

３、考核评估机制缺乏科学性。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以打击人头数、查办案件数作为我们工作成果的衡量标准，以简单的数字相加作为考核评估的标准，却忽视了预防和治理的成效。这种考核评估方法使一些部门和单位将人头数、案件数与经济利益、排名先后紧密联系，强调数字指标而丢弃预防和治理的基础性工作。实际上，人头数、案件数的增加非但不能说明一个地区打击和预防工作做得好，相反却恰恰说明这个地区在社会治安方面还存在很多的问题，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当然，有案不办，危害社会更是不允许的，关键是我们必须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看待刑事案件的发案率，而不应该片面地考虑数字的问题。倘若一个地区社会秩序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发案率低则恰恰说明了我们的维护稳定的基础工作扎实到位，治理工作富有成效。

攀比人头数、案件数，结果是造成干警们超负荷地工作并承受极大的压力，不能实事求是地去开展工作，相反为了糊弄数字、应付上级而刻意搞许多脱离实际的花头。除此之外还带来三个方面的负面效应：第一是打击重点无法突出，办案单位将精力集中于办理简单的“一案一人一笔犯罪事实”的案件，因为这类案件办案周期短，投入少，却还有相应的人头数、案件数。第二是打击不彻底，批捕一名犯罪嫌疑人后侦查机关就认为完成了任务，“人头数已经算过了”，不愿再将力量花在深挖余罪、补充证据和扩大战果上。第三是增加了不必要的案件量和诉讼成本，轻刑犯的案件量大幅上升就是由此造成的结果。为了要数字，有的随意启动刑事诉讼程序，把一些可作行政处罚的案件升格为刑事案件，更有甚者，有时出现公诉抢自诉的饭碗的怪现象。

三、犯罪的防治策略

刑事犯罪是社会的毒瘤，是迟滞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犯罪现象在一定时期内仍然突出，仅依靠打击是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多年来打击犯罪的规律是：打了一拨又一拨，铲了一茬又一茬，可谓层出不穷，源源不断。因此，有效地控制犯罪的方法应该是打击和预防并重，两者有机地结合，就能有效地遏制和控制犯罪。我们认为，今后政法机关要在犯罪控制上多下功夫：

１、转变执法理念，既要打击又要预防，打防并重。就今后对刑事犯罪打击的重点来看，要继续突出对有组织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犯罪的打击力度，实事求是地从重打击，有一个打一个，绝不纵容姑息。对量刑比较轻的刑事犯罪采取以预防和治理为主的策略，从而使刑事犯罪在整体上得到有效遏制，使刑事案件总量下降。打击犯罪是不得已的，其付出的成本也大。而预防虽同样要花费一定的成本，但相对于事后无可挽回的损失而言我们的付出还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看，预防对犯罪控制来说是经济的，与刑法的谦抑价值是相通的。在当前社会犯罪处于高峰的状况下，预防犯罪显得更为迫切。成功地预防一批犯罪行为的发生，降低刑事案件总量，这与我市创建全国最安全城市的目标是一致的。反复地进行“严打”、专项斗争，社会对立面越多，不稳定因素就越多，而刑事案件数量随着打击的深入而不断地攀升，随着打击的结束而出现回落，只能说明犯罪的严

重状态和处理方法不当。真正把预防工作做到位，刑事案件数量相对减少就成为必然趋势，这才符合客观规律和稳定的要求。

就职务犯罪控制而言，打击和预防必须齐头并进。一方面，我们将优化侦查机制，集中力量查办大要案。针对当前职务犯罪跨地区、跨行业，案情复杂，牵涉面广，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日趋增强以及案件线索来源不均等问题，全市反贪部门应积极致力于在侦查指挥协调机制等方面的重大变革，探索和建立上下联动、横向协作的全市反贪侦查工作大格局。一是建立侦查指挥中心，强化协调、指挥机制；二是施行异地侦查机制；三是形成全市反贪警力统一调配的机制；四是坚持与纪委等职能部门密切协作，强化遏制腐败的协作机制。另一方面，为适应职务犯罪预防的需要，从根源上治理腐败，使我市反腐败斗争形成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良性局面，我们需要建立健全有效的预防工作机制。去年，我市成立了全市“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指导委员会”，进一步推动了全市性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发展。当前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必须突出以下七个环节：一是切实落实领导干部党风廉政责任制；二是加快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的科学管理机制；三是深入加强干部群各种*思想教育；四是全面推行“政务公开”、“企务公开”制度；五是省市工委在国有企业中实行纪检监察委派制；六是在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全面推行会计统派制度；七是结合办案，做好个案预防。打防结合，内外联动，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就能增强预防效果。

２、建议设立相应的刑事犯罪专职预防机构。今年职务犯罪案件大幅下降，尽管有多种原因，但与职务犯罪预防机构的设立并发挥作用是分不开的。受它的启发，我们也可以在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内部设立一个刑事犯罪专职预防机构，或在市综合治理办公室基础上，成立刑事犯罪预防局，并加强和完善相关预防犯罪的配套措施。但应该看到，刑事犯罪的预防和职务犯罪的预防不能照搬其制度和体制，毕竟职务犯罪预防针对国家工作人员，主体单一且人数有限，而刑事犯罪预防却要针对所有的市民，各层面的人都有。这样看来并不是面对刑事犯罪我们无法做任何预防工作。前文所述，无业人员、农民、两劳人员、外来人员是刑事犯罪的主流，我们可以设想将刑事犯罪预防分为四个组，针对四种不同的人员，采取相应的措施分别预防。如无业人员预防组，在掌握无业人员总体情况的基础上，深入到社区乡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文体娱乐活动、帮助其就业等，在物质上、精神上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使他们的“剩余精力”得到合理宣泄，而不致于去犯罪。政法机关原先有一些综合治理的工作，也可以将它纳入到刑事犯罪预防工作中来，这样预防工作有系统性，便于指挥，同时也将有关的业务科、处从多头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搞好业务工作。

３、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估机制，以“三个效果”为依据全面衡量刑案预防工作。长期以来，我们的办案部门将上级部门的考核办法片面理解为仅仅是个数字问题，由此造成凑数字、凑人头、等时间、搞“存货”等等为应付考核而疲于奔命的局面，而对刑事犯罪预防的许多基础性工作如对重点人口的管理等无暇顾及。对于可捕可不捕、可诉可不诉的，检察人员碍于情面，考虑到相互配合，支持侦查机关，还是捕了、诉了。结果付出了案件质量下降，群众不满意的代价。因此，要以科学全面合理的考核办法，引导基层合理分配警力，加大防治工作的力度。对此，市院郑鄂检察长曾经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多次强调办案必须始终注重*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取其一舍其次都是不可能实现“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的。我们的检察工作必须始终坚持把

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服务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我们的工作也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

４、转变刑事政策，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防治轻刑犯。对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免予刑事处分等轻刑犯，在目前已占了所有刑事案件的七成以上，这已经表明目前的刑事政策的打击指向偏向了轻刑犯，打击重点不突出，应当加以调整。目前应对青少年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初犯、偶犯，可以与被害人和解的犯罪以及边缘性犯罪实行宽松一点的刑事政策，在公诉阶段大胆地采用不起诉，在审判阶段大量地使用罚金刑来代替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以尽量减少或避免刑罚的负面效应，实现刑法的谦抑价值，减少司法资源的消耗。采用追究刑事责任的手段不是调整社会矛盾的唯一方法，刑法的调整方法必须与经济、行政和道德的调整方法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调节社会矛盾。当前应当建立和完善一整套与刑法相衔接的简易行政处罚制度，采用各种手段预防轻刑犯的产生，避免大量刑事案件拥入司法程序，节约司法资源，缓和社会矛盾。

５、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提高预测水平，为预防提供工作依据。犯罪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环境下，会有不同的变化发展规律。及时分析各时期的犯罪发展规律、准确地预测犯罪的发展趋势，为犯罪预防提供信息，能使预防工作更为主动、更有针对性。当前我市一个突出的矛盾就在于失业问题，无业人员已占犯罪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要采取发展的手段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对无业人员的犯罪预防应综合运用多种配套的手段进行，如加快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率；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帮扶社会弱势群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保护平等竞争；加强基层社会控制力；创造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的机会，减少对无业人员的“感染”等。

第四篇：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现状分析

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现状分析

摘要：文章以湖北省欠发达地区长阳县为样本，结合其实际情况分析了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的现状，揭示了欠发达地区商业性金融支农功能逐步退化、农村信贷资金大量流失、信贷产品原创性少、农业保险服务不足等诸多问题。并结合欠发达地区农村建设对农村金融的要求和目标，提出了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支农作用、严控资金外流渠道、完善农村信贷产品创新机制、建立支农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等建议。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现状分析；解决建议

一、引言

农村金融，是指农村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的总称，包括吸收农村存款、发放农村贷款、办理农村收支和转账结算及发展农村信用社等活动。当前农村金融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资本要素配置制度，在欠发达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

国内外学者对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进行了广泛研究。国内学者董晓林、院合宽（2008）指出，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存在农村经济基础薄弱、信用社支农乏力、农村贷款额度偏小、贷款利率较高、金融生态环境欠佳等问题。赵启华、裴志忠（2007）提出农村保险业发展缓慢，未能在支农中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国外学者Hugh T.Patrick（1966）认为欠发达国家金融系统的供给不足仅仅是对缺少金融服务需求的一种反映。可见，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研究偏远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服务不足和农村金融供需矛盾，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相对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探讨。为此，本文以湖北长阳县这一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相对欠发达地区为例，对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现状及问题展开探究是很有意义的。

二、长阳县农村金融的现状

（一）金融机构设置及从业人员情况

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位于鄂西南山区，人口约41万，是典型的国家级贫困县。截至2012年年底，长阳县共有8家金融机构：1家政策性金融机构，4家国有商业银行，1家农村信用社，1家邮政储蓄和1家农村商业银行。该市基本上形成了以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邮政储蓄四分天下的格局。金融机构网点共63个，其中农村信用合作社机构网点21个，农村商业银行19个，邮储银行13个，国有商业银行9个，政策性商业银行1个。从总体上来看，长阳县金融机构营业网点不多，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竞争不够、活力不足，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对金融的需要。

（二）农村金融存贷款状况

长阳县农村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显著扩大，但是农业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仍然较低。2012年末长阳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635017万元，比年初增加110894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439614万元，比年初增加81818万元。个人贷款65377万元，比年初增加19827万元。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346807万元，比年初增加55980万元，其中：短期贷款余额119707万元，比年初增加42464万元；中长期贷款227100万元，比年初增加12588万元。尽管农业贷款总量有所增加，但从总体来看，农业贷款占比依然较低。2012年末，全县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为61428 万元，比2011年末增加10244万元，但分别只占全县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17.71%和同期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额55980万元的18.3%。

（三）农村金融支持“三农”情况

尽管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金融供需矛盾依然存在，农户和乡镇小企业扩大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仍在较大程度上得不到满足。

长阳县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611元，同比增长10.0%，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190元，同比增长16.03%。由此可以看出，农民人均纯收入虽然按2位数增长，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数仍然较低。

从下表可以看出，一方面，近三年来长阳县农户和乡镇小企业各年贷款需求数额的基数远大于其获得的实际贷款数额的基数，两者的差距不断拉大，2010～2012年资金缺口分别为98990万元、111178万元、152002万元。另一方面，尽管近三年来长阳县农户和乡镇小企业实际获得的贷款数额在持续增加，2011年比2010增加了85696万元，2012年比2011年增加了55980万元，但是近3年来长阳县农户和乡镇小企业的贷款需求数额也在持续增加，2011年比2010增加了97884万元，2012年比2011年增加了96804万元，这反而造成农户和乡镇小企业所获得的实际贷款数额增加数量小于其对资金的需求增加数量。

（四）农村金融改革状况

近几年，长阳县加大了对农村金融改革的力度，特别是加大了对农村合作金融改革的力度，把农村信用社按合作制原则进行改革，恢复了其合作金融的本来面目，取消了其承担的政策性功能，从政策上、制度上支持农村信用社提高涉农贷款，主要支持农户和农村企业。2012年，长阳农村信用社净投5亿元贷款全力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其中涉农贷款3.5亿元。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只要有贷款需求的符合贷款条件的农户、农村合作组织、涉农企业，县农信社都将积极、大力支持，力争涉农贷款增幅占全部贷款增幅的70%以上，力争涉农贷款投放实现“两个高于”，即增幅高于全部贷款增幅，增量高于上年。

三、长阳县农村金融存在的问题

当前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存在较多的问题，其整体功能已经不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

（一）商业性金融支农服务功能弱化

截止目前，长阳县各国有商业银行出于强化风险管理、追逐经济利益的考虑，集中在城区开展业务。即使是以支农为主的农业银行，由于其商业化性质，也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重新构建其自身新的组织体系。在机构设置上，大量撤并县市以下的农村营业网点，努力向城市增设网点；在资源配置上，将内部人才、资金、技术装备等重点向金融资源富集的城区分支机构倾斜；在业务发展上，不再直接面向一般农户和众多乡镇企业开展业务，重点开发城市优良客户、城镇高收入群体客户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农村金融服务。

究其原因，农业是弱质产业，农业资金运转具有长期性、波动性和分散性的特点，从而带来农业资金在经营中不可避免面临自然灾害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大、成本高、资金需求分散、回收慢等不利因素，而这与商业银行所追求的“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原则是相悖的，因此商业银行向盈利性较高、资金回报率较高的城镇领域转移是情理之举。

（二）农村信贷资金外流现象严重

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资源配置十分稀缺，需要紧急“输血”，及时补偿。但是在农村，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村信贷资金外流严重。一是农村邮政储蓄机构在农村只吸收储蓄，而不放贷，其结果是造成了农村资金的外流。2012年末，长阳县邮政储蓄存款余额667 万元，比年初增加128 万元，增长23.7%，增速为14.9%，比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增速高出8.8 个百分点，其存款几乎全部外流。二是农村信用社尽管是支农主力军，但在利益的驱使下，欠发达地区许多农村信用社也争相向城市的企业发放贷款，更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地区的资金大量流向城市。

（三）农村金融机构信贷产品创新不足

近年来，长阳县金融机构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实际，在信贷产品创新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但总体看，仍存在信贷产品原创少、市场适应性有限等问题。各家金融机构信贷品种大同小异，没有对农户和农村企业需求进行细分，市场适应性有限，不能满足不同农户和农村企业在不同时段、不同空间上的融资需求。此外，信贷产品创新层次低，多是从同业模仿引进的，属吸纳性创新，具有本行特色的原始性创新稀少，金融机构间的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县乡信用社等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囿于当地的经济金融现状，创新处于相对低级的层次，过于重视形式和宣传的创新，侧重点也在于改善金融服务，未能因地制宜的开发出适应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的信贷产品。

（四）为“三农”提供的保险服务不足

在欠发达地区农村，最具代表性的是为“三农”提供的保险服务不足。一方面，农业保险经营风险大导致保险经营主体缺失；另一方面，农险保费高和农民支付能力低导致承保规模和范围过小。

从1992～2012 年20年间，长阳县农业保险业务发展缓慢，且呈逐年萎缩的态势。目前，长阳县共有5家财产保险公司，而开办农业保险的只有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长阳支公司一家，且承保的范围、数量和险种都极其有限。目前开办的险种只涉及农产品种植保险和牲畜养殖保险两大类，农民选择保险品种的余地很小。农业保险面临供给和有效需求的双重制约：一方面，农民普遍对农业保险认识不够，参保积极性不高，而且由于收入增长缓慢，虽有一定保险需求但却无力购买；另一方面，由于农业保险风险大、回报率低，各保险公司不愿涉足农业领域，即使有开设的，险种设置也不尽合理。

四、解决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问题的建议

本文结合长阳县农村金融现状，详细分析了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以下建议，希望对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改革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一）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支农作用

一方面，引导商业性金融为农村服务。长阳县有些经济相对发达的乡镇，已出现了不少规模化经营的产业化农业组织。规模化和产业化的经营已经能够承载商业性金融，资金的逐利性流动能够有效地配置经济资源，并进一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应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在农村开展业务，为部分有需求的农户和企业提供服务。

另一方面，发挥村镇银行支农的独特功能。目前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表明资金的缺乏。村镇银行应该发挥自身的优势，建立营业范围内的信贷服务网络，加大对农户贷款的营销力度，变被动放款为主动放款。长阳县村镇银行必须铲除传统农村金融的固有弊端，发扬新机制，为长阳县贫困者提供贴心到位的资金与金融服务。

（二）严控资金外流渠道

农村资金主要是通过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等金融资金渠道流出的，所以要严控资金外流的金融渠道。从农村信用社来看，可以从杜绝信用社违规资金外流渠道、提高信用社信贷资金的收益率等方面加以解决；从邮政储蓄来看，可以从扩大邮政储蓄的业务范围、增加邮政储蓄的信贷功能等方面加以解决。

（三）完善农村信贷产品创新机制

一是可以尝试“综合授信”，使一些效益高、和信用好的农村企业在其额度内能够随时获得所需的资金；二是可以尝试创新组合性信贷产品，即将不同类型的信贷产品组合在一起，为农户提供综合信贷服务；三是可以尝试开发捆绑式信贷产品，如将小额农户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捆绑在一起，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

（四）构建支农贷款风险补偿机制

农村经济发展易受生产过程周期长、回报率低、自然灾害等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因此在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和高附加值农业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更需要建立一套适合欠发达地区特点的农村信贷风险保障机制。一方面，可参照国家助学贷款财政贴息的办法，建立支农贷款风险补偿机制，逐步引导银行信贷资金向农业领域配置；另一方面，可对投保农民提供保险费补贴，以提高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购买力，从而调动农民投保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刘鸿儒简明金融词典[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2]董晓林，杨小丽.农村金融市场结构与中小企业信贷可获性――基于江苏县域的经济数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1（05）.[3]寇武江.社会主义新农村金融构建的几点思考[J].农村金融，2006（07）.[4]马凯.河北省农村金融现状调查与思考[J].河北金融，2009（02）.（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第五篇：xx地区犯罪现状分析

一、当前犯罪现状的特征１、从案件数量上来看，２００２年刑事案件数量一改前三年不断上升的状况整体呈现回落的趋势。资料统计，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份全市普通刑事案件的批捕数为３３０３件４４９８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２７.４％和１５.１％，起诉数为３３８２件４８４６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１３.５％和１９.７％，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数为２９３件３１３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３０.８％和３１.５％；２００１年同期批捕４３３７件５８６４人，又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分别增长３１.３％和３０.４％，起诉数为４７４７件６６０１人，同期分别增长了４０.４％和３６.２％，职务犯罪立案数为３０９件３２８人，同期分别增长了５.５％和４８％。到了２００２年，统计数字表明，上述状况出现了重大的转变。据统计，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全市普通刑事案件的批捕数为３９３１件５０９１人，比上一同期分别下降了１０.３％和１５.２％，起诉４７２４件６２３９人，又比上一同期分别下降了０.５％和５.８％，职务犯罪的立案数从上一同期的３０９件３２８人下降到２２９件２４３人，同期分别下降了３４.９％和３５.０％（见表一）。从上述资料当中可以看出，在开展“严打”斗争的过程中，案件数量在初期呈现出一定幅度的上升趋势，在２００１年达到了顶峰，而随着“严打”斗争的深入，这种趋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今年案件数量比去年同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反映出我市“严打”斗争已经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的成果，社会治安环境正在朝着好的方面发展。２、从案件类型来看，侵犯财产犯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仍是刑事案件的主要组成部分，重、特大犯罪案件继续下降。２００１年侵犯财产案件占已批准逮捕案件的４７.８％，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占３２.６％，两者占所有刑事案件总数的８０.４％。从近三年１－１１月的同期数字对比来看，侵犯财产案件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仍然是刑事案件的主要组成部分，且都开始呈现回落迹象。以起诉被告人的数字为基准，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起诉侵犯财产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２２６９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１０.４％，起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１２６２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３９.１％，２００１年１－１１月起诉侵犯财产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２８６１人，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长了２６.１％，起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１９６９人，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长了５６.０％，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起诉的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６２３９人，侵犯财产案件的被告人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的被告人总共有３８５５人，占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的６１.８％，其中起诉侵犯财产案件的被告人人数为２７７６人，比去年同期下降３.１％，起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的被告人人数为２０１６人，比２００１年同期增长２.４％，但比去年与前年同期增长５６.０％要小得多，而且从前一程序的批捕人数来看，今年１－１１月已经下降了２.１％，可以预计今后一个阶段起诉数字也将出现负增长。批捕、起诉重、特大案件的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很大，分别为５２４人和４９６人，下降了５７.３％和７０.４％，说明随着“严打”斗争的深入开展，司法机关将重、特大犯罪作为打击重点，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见表二）３、从犯罪主体来看，无业人员、农民、两劳人员、外来人员是当前刑事犯罪的主流。这四类人员具有身份上的重合性，大部分犯罪的两劳人员是无业人员，绝大部分外来人员是农民。据统计，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无业人员１９７１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３８.５％，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３２.９％，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２８７１人，占总数的４５４％，上升了６０.３％，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３１４４人，占总数的５１.８％，比去年同期上升９.５％；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农民有１６７８人，占起诉被告人总数的３６.０％，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１４.０％，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１９１２人，上升了１３.９％，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４０２人，占被告人总数２３.１％，下降了３６.４％；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两劳人员有８５１人，占总数的１８.３％，同比上升４１.４，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１１１７人，占总数的１７.７，上升了３１.３，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１２５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１８.５％，比去年同期增加０.７％；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外来人员有１５２２人，占总数的３２.７％，同比上升了４５.２％，２００１年有２０５０人，占总数的３２.４％，上升了３４.７％，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９３７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３１.９％，下降了５.８％。这四类人员的犯罪已成为我市治安的一大隐患，犯罪类型集中在侵财类案件，主要是盗窃和抢劫，在雨花台、玄武、秦淮等城郊结合地区尤为突出，如玄武区院办理的１１５名涉嫌抢劫的犯罪嫌疑人中有１０３名是外来人员，占９８.６％。从１至１１月同期起诉数字对比看，无业、两劳人员人数在逐年增加，无业人员已超过被告人数的一半以上，这应该值得我们的注意。（见表三）４、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刑犯超过总数的七成。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全市检察机关收到生效判决４０６５人，其中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５２人，占判决总数的１.３％，较上年同期增加１３.０％，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２１０人，占判决总数的５.２％；同比上升３９.１％，判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１５４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８.４％，同比上升了２５.７％，判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２６４５人，占判决总数的６５.１％，同比上升１２.２％；２００１年１－１１月判决人数为４８７２人，其中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１１１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３％，比２０００年同期上升了１１３.５％，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２３１人，占判决总数的４７％；同比上升１０.０％，判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３９２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８.６％，同比上升了２０.６％，判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３１３４人，占判决总数的６４.３％，同比上升了１８.５％；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判决人数为５３３１人，其中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４４人，占判决总数的０.８％，比２００１年同期下降了１５２３％，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１７５人，占判决总数的３.３％；同比下降３２.０％，判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３２０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４.８％，同比下降了５.５％，判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３７８５人，占判决总数的７１.０％，同比上升了２０.８％（见表四）。判处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等的人数逐步增加，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比去年同期上升３１.３％，比２０００年同期上升３８.４％，宣告缓刑人数也比２００１年同期增加３３.４％，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加５０％。近三年１－１１月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数比例不断攀升，说明我市在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控制社会犯罪方面乏力，这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５、职务犯罪案件仍呈“四多”格局，且向一些重点领域和热点行业渗透。一是县处级以上干部犯罪案件增多，具有明显的高层次性。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在立案查处的涉嫌贪污贿赂职务犯罪的人中，县处级以上干部有１４８人，占总人数的２８.９％其中２００１年县处级以上干部案件数较２０００年上升２６％，厅级干部同比上升７５％。高职务犯罪所占比例增大，特别是局以上干部犯罪案件增多现象值得重视。如原省民政厅副厅长程韶韵（正厅级）、原省体改委副主任闫怀民（正厅级）、原省保险公司副总经理薛仁云（副厅级）因受贿被查处。二是重特大案件多，涉案案值大。当前，职务犯罪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几十万、上百万的案件已屡见不鲜。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处重特大案件２８３件，占立案数的５８.６％，其中，３８.７％的案件犯罪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如中信实业银行xx分行城西支行行长助理孔朝晖挪用公款８５００万元，xx市国税局玄武分局工作人员孙俊受贿６９万元等。三是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犯罪所占比重长期居高不下，显出易发和多发的特点。近几年查处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一直占全市立案总数的７０％左右。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办此类案件３６５人，占立案数的７１.２％。近年来查办国企犯罪呈现出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亏损企业人员犯罪突出，如新联机械厂、三乐集团、奶业集团等亏损单位发案都比较高，亏损企业已成为国企人员犯罪的高发区。二是“５９”现象突出。从犯罪者年龄看，２００１年有１４.９％的国企犯罪人员都处于“５９”年龄段，如江苏省中央企业物资联合公司副总经理吴观海贪污案，xx电力变压器厂厂长王有喜受贿案等案件，犯罪嫌疑人都是在“临退休前捞一把”思想的支配下冒险作案的。三是作案手法隐蔽。６３.５％的国企犯罪人员文化程度都在大专以上，具有较高智商，反侦查能力强。四是窝串案现象较为严重。为了谋取私利，某一个单位或部门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之间往往相互勾结，相互包庇，共同作案，群体犯罪明显增多。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办职务犯罪窝串案２１９人，占立案数的４２.７％。如２００１年我市检察机关查办的江苏省罕见的特大受贿案——原江苏省交通工程总公司总经理黄加彬受贿人民币１６５万元案件中，一举挖出了该公司原总经理、副总经理、副总工程师等１５人受贿窝案。五是交通、教育、房地产等重点行业和热点领域职务犯罪较为突出。交通、教育、房地产部门作为近年来国家扶持的重点行业和热点领域，近年来已逐渐成为职务犯罪新的易发多发地带。去年，全市反贪部门在交通系统严厉查处了江苏省交通工程总公司等交通工程领域一批职务犯罪分子，共立案１７件１７人，较前年同期上升５４.５％；今年１－６月，全市在教育系统立案查处职务犯罪案件１７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１４３％，其中要案８人；在房地产开发领域立案１５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２００％。如我市检察机关今年查办的xx人口管理学院副院长朱秀云（正厅）受贿案，扬子石化公司房产公司总经理范启盛受贿１０１.０７万元案件等。

二、治理犯罪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近年来，我市政法机关认真贯彻“严打”方针，打击职能得到了全面发挥：侦查机关调动了大量警力，超负荷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两级法院依法从重判处了一批犯罪分子，体现了法律的威慑力；检察机关坚持从重从快方针，明显缩短了刑事案件的诉讼周期，迅速地办理一批重特大刑事、职务犯罪案件。如“９·１４”陈正平投放危险物质案，案发当日，检、法两家就及时地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公安机关在３天内将案件侦查终结，检察院在９月１８日收案后的第二天就向法院起诉，９月３０日开庭审判，犯罪分子在一个月内被正法。政法机关对犯罪的高压态势有力地维护了我市社会治安的稳定，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在打击尤其是控制犯罪方面还存在的几个方面的问题：１、执法理念还存在偏差。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控制犯罪的理解存在片面性，单纯地以案件数量的升降衡量司法工作的好坏和专项打击工作力度的大小，客观上促使司法机关围绕数字做文章，放松了全面工作，忽视了对犯罪的预防工作，法律效果难以客观反映，政治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也难以统一。在执法理念上的偏差主要表现在：（１）重打击轻防治，将打击和预防、治理分离，集中力量搞“人头”数、案件数，造成案件数量的非正常上升，对刑事犯罪片面地强调打击压制，而对引发犯罪的因素关注不够，没有从消除不稳定因素、建立自律的法治秩序角度来有效地预防犯罪，打击和预防“一手硬，一手软”。（２）重运动轻基础，对于刑事犯罪活动，司法机关每年不是搞“严打”就是来几次专项斗争，毋庸讳言，“严打”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犯罪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但作为一项重大刑事政策，必须与社会犯罪状况相适应，必须与逐步健全的法律相一致。上述统计表明，虽然司法机关通过运动式刑事司法严厉地打击了刑事犯罪，但对于预防社会犯罪、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工作却没有做深入的研究，也无暇顾及，这种单一打击的手段使处理复杂的犯罪问题过于简单化，助长了形式主义、依赖运动的旧的风气，造成了司法资源的紧张或浪费，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犯罪问题。（３）重实体轻程序，在严厉打击犯罪的过程中忽视程序法应有的独立价值，往往使追求眼前效益的程序违法行为合法化。工

指挥协调机制等方面的重大变革，探索和建立上下联动、横向协作的全市反贪侦查工作大格局。一是建立侦查指挥中心，强化协调、指挥机制；二是施行异地侦查机制；三是形成全市反贪警力统一调配的机制；四是坚持与纪委等职能部门密切协作，强化遏制～的协作机制。另一方面，为适应职务犯罪预防的需要，从根源上治理～，使我市反～斗争形成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良性局面，我们需要建立健全有效的预防工作机制。去年，我市成立了全市“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指导委员会”，进一步推动了全市性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发展。当前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必须突出以下七个环节：一是切实落实领导干部党风廉政责任制；二是加快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的科学管理机制；三是深入加强干部群各种政治思想教育；四是全面推行“政务公开”、“企务公开”制度；五是省市工委在国有企业中实行纪检监察委派制；六是在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全面推行会计统派制度；七是结合办案，做好个案预防。打防结合，内外联动，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就能增强预防效果。２、建议设立相应的刑事犯罪专职预防机构。今年职务犯罪案件大幅下降，尽管有多种原因，但与职务犯罪预防机构的设立并发挥作用是分不开的。受它的启发，我们也可以在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内部设立一个刑事犯罪专职预防机构，或在市综合治理办公室基础上，成立刑事犯罪预防局，并加强和完善相关预防犯罪的配套措施。但应该看到，刑事犯罪的预防和职务犯罪的预防不能照搬其制度和体制，毕竟职务犯罪预防针对国家工作人员，主体单一且人数有限，而刑事犯罪预防却要针对所有的市民，各层面的人都有。这样看来并不是面对刑事犯罪我们无法做任何预防工作。前文所述，无业人员、农民、两劳人员、外来人员是刑事犯罪的主流，我们可以设想将刑事犯罪预防分为四个组，针对四种不同的人员，采取相应的措施分别预防。如无业人员预防组，在掌握无业人员总体情况的基础上，深入到社区乡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文体娱乐活动、帮助其就业等，在物质上、精神上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使他们的“剩余精力”得到合理宣泄，而不致于去犯罪。政法机关原先有一些综合治理的工作，也可以将它纳入到刑事犯罪预防工作中来，这样预防工作有系统性，便于指挥，同时也将有关的业务科、处从多头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搞好业务工作。３、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估机制，以“三个效果”为依据全面衡量刑案预防工作。长期以来，我们的办案部门将上级部门的考核办法片面理解为仅仅是个数字问题，由此造成凑数字、凑人头、等时间、搞“存货”等等为应付考核而疲于奔命的局面，而对刑事犯罪预防的许多基础性工作如对重点人口的管理等无暇顾及。对于可捕可不捕、可诉可不诉的，检察人员碍于情面，考虑到相互配合，支持侦查机关，还是捕了、诉了。结果付出了案件质量下降，群众不满意的代价。因此，要以科学全面合理的考核办法，引导基层合理分配警力，加大防治工作的力度。对此，市院郑鄂检察长曾经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多次强调办案必须始终注重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取其一舍其次都是不可能实现“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的。我们的检察工作必须始终坚持把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服务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我们的工作也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４、转变刑事政策，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防治轻刑犯。对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免予刑事处分等轻刑犯，在目前已占了所有刑事案件的七成以上，这已经表明目前的刑事政策的打击指向偏向了轻刑犯，打击重点不突出，应当加以调整。目前应对青少年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初犯、偶犯，可以与被害人和解的犯罪以及边缘性犯罪实行宽松一点的刑事政策，在公诉阶段大胆地采用不起诉，在审判阶段大量地使用罚金刑来代替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以尽量减少或避免刑罚的负面效应，实现刑法的谦抑价值，减少司法资源的消耗。采用追究刑事责任的手段不是调整社会矛盾的唯一方法，刑法的调整方法必须与经济、行政和道德的调整方法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调节社会矛盾。当前应当建立和完善一整套与刑法相衔接的简易行政处罚制度，采用各种手段预防轻刑犯的产生，避免大量刑事案件拥入司法程序，节约司法资源，缓和社会矛盾。５、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提高预测水平，为预防提供工作依据。犯罪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环境下，会有不同的变化发展规律。及时分析各时期的犯罪发展规律、准确地预测犯罪的发展趋势，为犯罪预防提供信息，能使预防工作更为主动、更有针对性。当前我市一个突出的矛盾就在于失业问题，无业人员已占犯罪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要采取发展的手段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对无业人员的犯罪预防应综合运用多种配套的手段进行，如加快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率；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帮扶社会弱势群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保护平等竞争；加强基层社会控制力；创造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的机会，减少对无业人员的“感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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