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年人犯罪及国内相关立法现状的分析

第一篇：关于老年人犯罪及国内相关立法现状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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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年人犯罪及国内相关立法现状的分析 作者：谢江伟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08期

【摘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重，老年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重进一步加大，老年人犯罪问题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老年人犯罪的划分标准与未成年人犯罪、普通主体犯罪在刑法上应当是一致的。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首次规定老年人犯罪酌情从宽意见规定，全国法院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老年人犯罪要酌情从宽处罚。对老年人犯罪是否从宽处理，此前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此次出台的意见是首次明确。

【关键词】老年人犯罪；立法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的人口结构已经进入老龄化加速增长阶段，2011年3月1日，老龄办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称，十二五时期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老龄化形势严重，呈现出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加速发展的新特征，老年人人群体的壮大，带给社会的压力体现在方方面面，尤其是当下未富先老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的国情之下，老年人犯罪问题逐渐成为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老年人罪犯都应当从轻、减轻处罚以及不适用死刑，要想得到这样的从宽处理他们的最低年龄必须达到“七十五周岁”。

一、老年人犯罪的特点

老年人犯罪的特点老年人犯罪的原因总结起来无外乎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个方面，从实践中可以看出更多的老年人犯罪是源于长期以来对社会等不满而逐渐形成的犯罪心理。老年人犯罪虽然也是以年龄为标准来划分的犯罪形式，但是老年人犯罪与未成年人犯罪以及一般主体犯罪在犯罪特点上有着明显的不同，一方面，老年人具备了更多的生活经验，犯罪手段可能更加隐蔽；另一方面，老年人由于身体的原因，他们很少从事高消耗体力的犯罪。老年人犯罪与其它群体相比，除了年龄上的差异，其生理，身体，心理因为所处的特定年龄阶段造成其犯罪表现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特殊性。从犯罪主体上看，男性多于女性，绝大多数老年人犯罪文化素质较低。从犯罪类型看，激情犯罪较少，男性多以猥亵等流氓犯罪及财产犯罪为主，女性老年人犯罪多以盗窃为主。从犯罪手段来看，老年然犯罪往往表现出非暴力的特点，更加间接性和隐蔽性。从犯罪对象来看，老年人犯罪所选择的对象多为限制性为能里的人，无行为能力的人。

二、老年人犯罪应从宽处理的合理性

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犯罪问题在当今社会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无论是从刑事责任与年龄的关系、社会对老年人犯罪的宽容态度来看，还是从刑法的机能、刑罚目的方面来看，对老年人犯罪予以从宽处罚的做法势在必行。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八）落实了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原则。刑法修正案

（八）第一条规定：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笔者认为，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原则其合理性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原则和中国自古以来的“矜老恤幼”传统是一致的。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就有“老幼犯罪减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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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原则，《周礼》规定：“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龀者，皆不为奴。”这是中国刑法史上最早的“矜老恤幼”规定。其次，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原则和其他国家老年人犯罪的处罚原则是一致的。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刑法上都设立了对老年人犯罪从轻、减轻或其他从宽处罚的条款。再次，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原则和我国刑法的机能及刑罚的目的是一致的。刑罚的目的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就特殊预防而言，老年人是社会中的特殊群体，由于他们在生理上已近生命的终点，因此，对他们的改造也就没有太大的意义。老年人犯罪同青壮年犯罪应负的刑事责任也是不同的。所以，在处理老年人犯罪方面，按照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从宽处理。

三、老年人犯罪的预防

建立完善的老年人权益保证体系，从立法的高度来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只有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才能解决老年人的后顾之忧。

（一）建立完善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从根本上解决老龄化突出的养老医疗问题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是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倡导的，必须建立完备的保证体系，才能解决老年人的后顾之忧。让老年人老有所乐，在减少老年人犯罪的同时也为这个和谐社会建设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二）加大教育宣传力度，发扬孝敬老人的传统美德

老年人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从社会的角度去宣传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真正的从国家的角度去重视这个问题，才能在家庭这个小的环节中起到好的作用。

（三）司法机关要做好老年罪犯的教育改造和安置帮教工作

“防微杜渐，亡羊补牢”，不能一味的研究刑法对策，更应该深刻而建设性的进行犯罪预防工作。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对老年人适宜采用缓刑等无需羁押的刑罚手段，因为如果宣告实刑，那么意味着要占用大量的社会资源，包括监狱的修建，看守，衣食住医等环节开支。从老年人犯罪的特点入手，往往犯罪的老年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的“苦衷”，行为人犯罪往往处于不得已或者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更应该解决老人的实际困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犯罪的根源。

参考文献：

［1］康树华.当代中国犯罪主体［M］.北京: 群众出版社，2005年.

第二篇：老年人犯罪原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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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犯罪原因的分析

作者：王涛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04期

【摘要】当前，我国正在迈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口越来越多，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其中老年人犯罪的问题正成为一个新的严峻的社会问题。近年来，老年人犯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突出，也渐渐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关键词】老年人；犯罪；特点；原因随着社会经济地不断发展，民中生活质量大幅度地提高，人类自身的发展也在急剧加速，与此同时，社会的发展也加快了人口的老龄化，我国逐渐迈入一个严重老龄化的社会。我国的老龄化对当前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其中，老年人犯罪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

虽然老年人犯罪的比率相对较低，但是，它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法律事实，其犯罪问题却不得不重视。目前老年人的犯罪现象正在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因此，对老年人犯罪原因进行理性分析，并对其特点提出有效的对策，对当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

1老年人自身发展的特点

11生理方面的特点。从四、五十岁的中年期开始，成人的五官功能就逐渐变化，而到老年期则更显著；开始影响日常的生活，并且也会间接地左右心理情况。首先，视力、听力等的下降使老年人成为了社会的弱势群体，从生理上就决定了老年人相对于其他年龄段的罪犯而言很少实施暴力、攻击性的犯罪行为；再者，由于我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逐年提高，老年人的身体素质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们的性需求和性能力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丧失，也需要性生活。

12心理方面的特点。一般来说，年老的人比壮年时其意志力变得比较脆弱，对挫折抵抗力减低，应激处理能力减少，特别是对持续而来的烦恼或痛苦，忍受力比较差，容易放弃克服问题的意志。年纪大的老人，随着其年岁因素，对于挫折之反应，常使用较简单且原始的心理防御作用，正因如此，老年人的心态及其不稳定并且往往容易走极端。

13退休后的适应问题。年老了以后，迟早要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离开每天在外工作的生活。退休，意味着一个人正式职业角色的丧失，在某种意义上是“退出”社会，从此将扮演一个新角色。往往有些老年人对这样退休后的生活适应不良，容易发生情绪上的毛病，多半是忧郁及焦虑的反应，严重时还得接受辅导或药物治疗。而最重要的还是老年人自己对年老的基本看法。如果老年人自身无法很好的适应这种角色的变化，无法填补在精神方面的空虚，就容易做出反常的行为。

14家庭对老年人的影响。到了年老时期，在家庭生活方面也要考虑如何去调整与适应。因为家庭对老年人而言，占据了老年生活中比较大的比重。

141夫妻之间的关系。在年老阶段，夫妻双方在性格上基本已经固定并成型，除了一起过基本的夫妻共同生活以外，要容许部分性的各自的生活活动的存在，分别去从事自己喜欢的活动。如果双方无法很好的调整心态面对老年阶段，将会出现无法预测的后果。

142与子孙的关系，对于家庭地位的变化感到不适应。老年人随着离退休，其相对优厚的收入也不复存在，他们过去因工作带给家庭的种种好处也随之失去，这使得部分老年人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和发生动摇，话语权减小。一些素质较低、道德观念薄弱的子女会觉得父母亲无法为家庭带来利益，因此对待老人的态度有可能逐渐恶劣。

2社会环境对老年人犯罪造成的影响

21文化背景因素。当前社会处于快速转型期，现代思想、西方强势文化的侵入对大众心理及中国传统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引发了老年群体对社会的不适应。这些不适应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社会道德观念与风气的变化，对老年人的社会“免疫力”提出的挑战。在社会转型时期，价值体系多元化，旧的价值观日益弱化，而新的价值观又尚未建立，从而引起人们无所适从，导致道德水平降低。部分老年人在这种环境下社会融入感降低，一味追求吃喝玩乐、享乐主义、甚至走向犯罪的道路。

当前社会的一些非主流文化对老年人的心理形成了强烈的刺激，由此引发多种行为动机。从理论上讲，个体如长期生活在亚文化群体内，在其价值体系的影响下产生越轨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加大。近年来，我们国家对老年人的社会化建设相对滞后，在农村尤其突出，这容易导致老年人文化生活导向模糊，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并与社会文化产生冲突。当前形势下，各种腐朽思想往往借助社会不正之风传播并占据一定的市场，老年人一旦受其影响，就可能为追求物质享受和不健康的精神刺激而不惜铤而走险。

22受教育的程度以及对法律的认识因素。许多犯罪的老年人文化水平低下，法制意识淡薄。有学者做过统计，866%的老年犯罪嫌疑人只有小学文化或是目不识丁的文盲。目前大多数老年人都没有机会系统地接触法律，在农村老年人知法懂法的则更少，文盲法盲比例非常大，即便在城市，老年人在处理日常事务上更多是依靠风俗习惯和直觉等非理性经验。而老年群体学法用法的难度较大，主动性和自觉性不够，由此导致法制观念相对淡薄，成为了引发老年人违法犯罪的重要因素。

总之，老年人是我国当前社会下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老年人犯罪给其自身、家庭和社会都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导致老年人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老年人个人、家庭以及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应该通过多种途径，预防和解决老年人违法犯罪的问题，把处于社会边缘的老年群体整合到主流社会中。关爱老年人是一个社会的基本责任，只有社会、社区与家庭都来关注、尊重老年人，才能对预防老年人的违法犯罪产生积极的作用，也只有采取全方位综合措施，才有可能从根源上控制老年人违法犯罪问题。

（作者单位：昆明理工大学研究生院）

第三篇：老年人犯罪调查

“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人们常以“最美不夕阳红”来比喻晚年生活的美好。我们的社会推崇尊老敬老，关心老年人是全社会的责任，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它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些年来，由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经济文化的显著发展，科技及医疗水平的巨大进步，加上计划生育国策的有效实施，使得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强。到20世纪末，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1.3亿，约占总人口的10%。倡，近几年，一种不和谐的社会现象——由于社会、家庭环境对老年人身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犯罪特别是农村老年人犯罪屡有发生，且在一定范围内呈上升趋势，给“夕阳”蒙上了一层阴影。农村老年人操劳一生，本该含饴弄孙，趣遣时日，但有些人却因犯罪而铁窗相伴。这些农村老年人在人生的暮年堕落成社会的罪人，既严重危害了社会，同时也给家庭、子女及被害人的心灵留下了阴影。从人口比例来看，我国老年人犯罪率并不高，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老年化速度快，老年人犯罪的绝对数仍不容小觑，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这对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对福建省龙岩市的农村老年人犯罪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探讨。

一、主要犯罪特点

据统计，2001年至2003年10月，龙岩市两级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50周岁以上的农村老年犯罪嫌疑人194人，占批捕总人数5195的4%。2001年批准逮捕农村50周岁以上的犯罪嫌疑人66人，占全年批捕总人数的3.4%；2002年批捕77人，占全年批捕总人数的4.11%；2003年1月至10月共批捕51人，占批捕总人数的3.69%。年龄在50至60岁之间的犯罪嫌疑人占绝大多数，共142人，占总数的73%，平均年龄为55.97岁，年龄最大的为80岁。犯罪所涉及的罪名近30种，主要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及侵犯财产权利、人身权利等类型。

1、涉林犯罪所占比例最重。2001年以来该市检察机关批捕农村老年犯罪嫌疑人中属涉林犯罪的共86人，占农村老年犯罪嫌疑人总数的44.33%，主要涉及失火、盗伐、滥伐林木、非法采伐珍贵树木、非法猎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等罪名。其中，失火犯罪最为突出，共41人，2001年以来分别占当年的10.61%、35.06%、13.73%，仅2002年就达27人，均为因扫墓、野外用火不当等引起较大面积烧山毁林；其次为盗伐林木犯罪，共计38人。

2、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涉及罪名主要集中在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及拐卖妇女儿童罪等类型。2001年以来批捕农村老年犯罪嫌疑人中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14人，拐卖妇女儿童罪7人。2001年4月29日凌晨，81岁的农民余某问酣睡中的78岁老伴几点了，问了几遍老伴都没回答，最后老伴说：“你自己不是有手表吗？”岂料就一句平常话，竟勾起了余某的心头火。余某心想：子女不在身边，现在老太婆也不理我了，我还怎么活，不如把她杀了，我也死了算了。9时许，余某趁老伴不备，将其按倒在地，用菜刀猛砍颈部，致使老伴儿大出血死亡，自己自杀未遂，后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人老了，体力差了，收入少了，这使得农村老年人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和主导权逐渐发生动摇，作为一家之长的形象开始发生变化。一些修养较差、缺乏道德观念的子女看到父母亲不能给家庭带来收入和其他好处，有可能用恶劣的态度对待老年人。如程某故意杀人案，程某生活本来就拮据，其子还经常向程某要钱，一次两人因钱的事发生争吵，其子拿出菜刀要砍程某，程某夺下菜刀对其子连砍十八刀致其死亡。

3、农村老年人性犯罪不容小视。生活水平的提高客观上刺激了老年人生理需要的多极化、深度化发展，主要体现在对性和物质的需要方面。此外，老年人的体质相对以往也增强了许多，体力的充沛为老年人实施一些暴力型犯罪提供了身体上的便利条件。2001年以来批捕农村老年犯罪嫌疑人中涉及强奸罪15人，其中被害人属未成年人的有8人，属精神发育迟滞的有6人。另外涉及猥亵儿童罪2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2人。罪犯多是丧偶、离异、孤寂之人，他们大多家庭居住单门独户，与人交往较少，或子女成家立业远离自己，或老伴去世、离异，故缺少与他人的沟通交流，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人格障碍，而其独来独往又为实施性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69岁程崇华案发前帮助某小学的教师及学生煮饭。自2000年9月至2001年4月，他利用中午该校女学生小莉、小珊、小菁到其房里玩耍之机，以给糖果或零钱为诱饵，先后共奸淫3名幼女14次。其中被害人小莉被奸淫6次致怀孕，由于小莉腹部隆起而案发，并被送往医院施行人流手术。61岁的赤脚医生侯某租别人家的房子开一家个体诊所，经济上比较富裕，但老伴早亡，也一直没有再婚，生活孤单，精神缺乏寄托，一次趁房东家无人之机，将房东家不满14岁的小保姆金某奸淫。农村老年人性犯罪一般不进行准备、策划，大多都是临时起意，采用的也大多局限于暴力威胁和欺骗利诱等较为原始的犯罪手法。例如，61岁的郭某将本村的幼女曾某诱骗到一龙眼林中，对其实施奸淫，次日，遂被抓获。而52岁的林某则是见10岁幼女刘某上厕所，一时起意，跟上去用手伸进刘裤子内对刘某进行猥亵，刘某放声大哭，遂案发被抓。

4、涉及的罪名发生变化。由于老年人感知和记忆能力的巨大衰退，老年犯罪人一般不实施需要精心的作案准备和高度紧张的作案过程的犯罪，因而一般不呈现智能性。过去农村老年人犯罪作案手段一般都比较简单，且多为单独作案，说明老年人犯罪并不因年龄增长、经验丰富而使作案能力、作案技巧提高，这与这些老年人文化水平低且多为农民有直接关系，这一特点与青少年多为结伙犯罪形成鲜明对比。犯罪手法也比较间接、隐蔽。农村老年人犯罪，尤其体力不济或行动不便的老人，往往不是自己亲自实施，而是假借他人的行为实施。常常教唆或帮助有责任能力的人实施。60多岁的周某因与某鞋店店主发生的照顾和感情上的慰藉，尊重老人的人格，加强与他们的交流，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减轻他们的失落感，让他们幸福地安享晚年,如此，老年人便不会丧失生活信心，因而也就减少了许多导致其犯罪的因素。

二是惩治与维权相结合。通过打击，使那些在犯罪边缘的老年人能悬崖勒马，起到教育和震慑作用，从而收到预防老年人犯罪的效果。在我们的司法工作中应严格落实《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依法维护农村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慎重对待、妥善处理农村老年人犯罪案件。检察院对农村老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在实体上，须根据老年人的犯罪性质、特点、犯罪原因、情节和危害结果综合考虑，在办理程序和策略上，尽量适应和照顾老年人的身心特点，注重说服教育，消除对立情绪，保护老年人的自尊。力求做到：一方面，通过惩治老年人犯罪，维护最广大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在惩治中把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贯彻始终。老年犯罪者一般具有意志薄弱的特点，表现为不良的行为习惯、行为方式难以改变，具有很强的守旧性、习惯性和固执性。也正因为如此，要针对老年犯罪者的不同的心理特点有针对性采取适当方式进行改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他们逐渐认识到自己所偏离社会轨道行为的错误，重新做人。例如可以在监狱里建立专门的老年罪犯管理机构，统筹安排老年罪犯的收监、改造，建立老年服务网络。但要端正对农村老年人罪犯的惩治态度，感情上的倾斜要把握尺度，不要形成老年人犯罪必然从轻处理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弱势人群维权体系，对被不捕、不诉、宣告缓刑的老年人要落实帮教措施，特别要重视对老年人刑满释放后的安置。不能放任不管，更不能嫌弃。要充分发挥行政、法律、政策、社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做好对老年人犯罪的综合治理工作，妥善安置刑满释放的老年犯，有效地遏制老年人犯罪和再犯罪。家庭、居民委员会、民政部门和社会福利部门，应及时解决其生活出路问题，落实生活保障措施，预防再次犯罪。

三是舆论导向和加强文娱生活相结合。针对农村老年人的心理要求的复杂特点，一方面，社会应该给他们树立健康的舆论导向，正视、理解老年人的心理、生理需求，排除老年人的心理障碍；加强对老年人自尊自爱、洁身自好的教育。老年人不能错误地认为前半辈子辛苦劳作，到了晚年，就应不受任何限制地享受生活，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外，当特殊公民。另一方面，社会积极为农村老年人创造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大力开展有益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文化体育活动。我们的社会不仅要从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方面关心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也要多顾及老年人精神生活的丰富和心理的健康状况。一些家庭的后辈认为老年人年纪大了，能保证他们有吃有喝就行了，他们哪还有什么精神追求。然而，他们却忽视了老年人也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如果老年人精神空虚，就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因此，大力开展有益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对减少老年人犯罪是有积极作用的。给他们提供合理、合法、健康的娱乐、健身、学习场所，农村可以通过村委会组织各种娱乐、体育活动，使其获得身心愉悦，不再孤独自闭，远离腐朽思想毒害，以避免老年人误入歧途，防止他们走上犯罪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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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xx地区犯罪现状分析

一、当前犯罪现状的特征１、从案件数量上来看，２００２年刑事案件数量一改前三年不断上升的状况整体呈现回落的趋势。资料统计，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份全市普通刑事案件的批捕数为３３０３件４４９８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２７.４％和１５.１％，起诉数为３３８２件４８４６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１３.５％和１９.７％，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数为２９３件３１３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３０.８％和３１.５％；２００１年同期批捕４３３７件５８６４人，又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分别增长３１.３％和３０.４％，起诉数为４７４７件６６０１人，同期分别增长了４０.４％和３６.２％，职务犯罪立案数为３０９件３２８人，同期分别增长了５.５％和４８％。到了２００２年，统计数字表明，上述状况出现了重大的转变。据统计，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全市普通刑事案件的批捕数为３９３１件５０９１人，比上一同期分别下降了１０.３％和１５.２％，起诉４７２４件６２３９人，又比上一同期分别下降了０.５％和５.８％，职务犯罪的立案数从上一同期的３０９件３２８人下降到２２９件２４３人，同期分别下降了３４.９％和３５.０％（见表一）。从上述资料当中可以看出，在开展“严打”斗争的过程中，案件数量在初期呈现出一定幅度的上升趋势，在２００１年达到了顶峰，而随着“严打”斗争的深入，这种趋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今年案件数量比去年同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反映出我市“严打”斗争已经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的成果，社会治安环境正在朝着好的方面发展。２、从案件类型来看，侵犯财产犯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仍是刑事案件的主要组成部分，重、特大犯罪案件继续下降。２００１年侵犯财产案件占已批准逮捕案件的４７.８％，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占３２.６％，两者占所有刑事案件总数的８０.４％。从近三年１－１１月的同期数字对比来看，侵犯财产案件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仍然是刑事案件的主要组成部分，且都开始呈现回落迹象。以起诉被告人的数字为基准，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起诉侵犯财产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２２６９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１０.４％，起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１２６２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３９.１％，２００１年１－１１月起诉侵犯财产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２８６１人，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长了２６.１％，起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１９６９人，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长了５６.０％，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起诉的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６２３９人，侵犯财产案件的被告人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的被告人总共有３８５５人，占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的６１.８％，其中起诉侵犯财产案件的被告人人数为２７７６人，比去年同期下降３.１％，起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的被告人人数为２０１６人，比２００１年同期增长２.４％，但比去年与前年同期增长５６.０％要小得多，而且从前一程序的批捕人数来看，今年１－１１月已经下降了２.１％，可以预计今后一个阶段起诉数字也将出现负增长。批捕、起诉重、特大案件的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很大，分别为５２４人和４９６人，下降了５７.３％和７０.４％，说明随着“严打”斗争的深入开展，司法机关将重、特大犯罪作为打击重点，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见表二）３、从犯罪主体来看，无业人员、农民、两劳人员、外来人员是当前刑事犯罪的主流。这四类人员具有身份上的重合性，大部分犯罪的两劳人员是无业人员，绝大部分外来人员是农民。据统计，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无业人员１９７１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３８.５％，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３２.９％，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２８７１人，占总数的４５４％，上升了６０.３％，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３１４４人，占总数的５１.８％，比去年同期上升９.５％；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农民有１６７８人，占起诉被告人总数的３６.０％，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１４.０％，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１９１２人，上升了１３.９％，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４０２人，占被告人总数２３.１％，下降了３６.４％；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两劳人员有８５１人，占总数的１８.３％，同比上升４１.４，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１１１７人，占总数的１７.７，上升了３１.３，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１２５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１８.５％，比去年同期增加０.７％；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外来人员有１５２２人，占总数的３２.７％，同比上升了４５.２％，２００１年有２０５０人，占总数的３２.４％，上升了３４.７％，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９３７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３１.９％，下降了５.８％。这四类人员的犯罪已成为我市治安的一大隐患，犯罪类型集中在侵财类案件，主要是盗窃和抢劫，在雨花台、玄武、秦淮等城郊结合地区尤为突出，如玄武区院办理的１１５名涉嫌抢劫的犯罪嫌疑人中有１０３名是外来人员，占９８.６％。从１至１１月同期起诉数字对比看，无业、两劳人员人数在逐年增加，无业人员已超过被告人数的一半以上，这应该值得我们的注意。（见表三）４、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刑犯超过总数的七成。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全市检察机关收到生效判决４０６５人，其中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５２人，占判决总数的１.３％，较上年同期增加１３.０％，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２１０人，占判决总数的５.２％；同比上升３９.１％，判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１５４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８.４％，同比上升了２５.７％，判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２６４５人，占判决总数的６５.１％，同比上升１２.２％；２００１年１－１１月判决人数为４８７２人，其中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１１１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３％，比２０００年同期上升了１１３.５％，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２３１人，占判决总数的４７％；同比上升１０.０％，判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３９２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８.６％，同比上升了２０.６％，判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３１３４人，占判决总数的６４.３％，同比上升了１８.５％；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判决人数为５３３１人，其中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４４人，占判决总数的０.８％，比２００１年同期下降了１５２３％，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１７５人，占判决总数的３.３％；同比下降３２.０％，判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３２０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４.８％，同比下降了５.５％，判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３７８５人，占判决总数的７１.０％，同比上升了２０.８％（见表四）。判处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等的人数逐步增加，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比去年同期上升３１.３％，比２０００年同期上升３８.４％，宣告缓刑人数也比２００１年同期增加３３.４％，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加５０％。近三年１－１１月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数比例不断攀升，说明我市在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控制社会犯罪方面乏力，这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５、职务犯罪案件仍呈“四多”格局，且向一些重点领域和热点行业渗透。一是县处级以上干部犯罪案件增多，具有明显的高层次性。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在立案查处的涉嫌贪污贿赂职务犯罪的人中，县处级以上干部有１４８人，占总人数的２８.９％其中２００１年县处级以上干部案件数较２０００年上升２６％，厅级干部同比上升７５％。高职务犯罪所占比例增大，特别是局以上干部犯罪案件增多现象值得重视。如原省民政厅副厅长程韶韵（正厅级）、原省体改委副主任闫怀民（正厅级）、原省保险公司副总经理薛仁云（副厅级）因受贿被查处。二是重特大案件多，涉案案值大。当前，职务犯罪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几十万、上百万的案件已屡见不鲜。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处重特大案件２８３件，占立案数的５８.６％，其中，３８.７％的案件犯罪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如中信实业银行xx分行城西支行行长助理孔朝晖挪用公款８５００万元，xx市国税局玄武分局工作人员孙俊受贿６９万元等。三是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犯罪所占比重长期居高不下，显出易发和多发的特点。近几年查处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一直占全市立案总数的７０％左右。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办此类案件３６５人，占立案数的７１.２％。近年来查办国企犯罪呈现出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亏损企业人员犯罪突出，如新联机械厂、三乐集团、奶业集团等亏损单位发案都比较高，亏损企业已成为国企人员犯罪的高发区。二是“５９”现象突出。从犯罪者年龄看，２００１年有１４.９％的国企犯罪人员都处于“５９”年龄段，如江苏省中央企业物资联合公司副总经理吴观海贪污案，xx电力变压器厂厂长王有喜受贿案等案件，犯罪嫌疑人都是在“临退休前捞一把”思想的支配下冒险作案的。三是作案手法隐蔽。６３.５％的国企犯罪人员文化程度都在大专以上，具有较高智商，反侦查能力强。四是窝串案现象较为严重。为了谋取私利，某一个单位或部门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之间往往相互勾结，相互包庇，共同作案，群体犯罪明显增多。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办职务犯罪窝串案２１９人，占立案数的４２.７％。如２００１年我市检察机关查办的江苏省罕见的特大受贿案——原江苏省交通工程总公司总经理黄加彬受贿人民币１６５万元案件中，一举挖出了该公司原总经理、副总经理、副总工程师等１５人受贿窝案。五是交通、教育、房地产等重点行业和热点领域职务犯罪较为突出。交通、教育、房地产部门作为近年来国家扶持的重点行业和热点领域，近年来已逐渐成为职务犯罪新的易发多发地带。去年，全市反贪部门在交通系统严厉查处了江苏省交通工程总公司等交通工程领域一批职务犯罪分子，共立案１７件１７人，较前年同期上升５４.５％；今年１－６月，全市在教育系统立案查处职务犯罪案件１７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１４３％，其中要案８人；在房地产开发领域立案１５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２００％。如我市检察机关今年查办的xx人口管理学院副院长朱秀云（正厅）受贿案，扬子石化公司房产公司总经理范启盛受贿１０１.０７万元案件等。

二、治理犯罪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近年来，我市政法机关认真贯彻“严打”方针，打击职能得到了全面发挥：侦查机关调动了大量警力，超负荷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两级法院依法从重判处了一批犯罪分子，体现了法律的威慑力；检察机关坚持从重从快方针，明显缩短了刑事案件的诉讼周期，迅速地办理一批重特大刑事、职务犯罪案件。如“９·１４”陈正平投放危险物质案，案发当日，检、法两家就及时地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公安机关在３天内将案件侦查终结，检察院在９月１８日收案后的第二天就向法院起诉，９月３０日开庭审判，犯罪分子在一个月内被正法。政法机关对犯罪的高压态势有力地维护了我市社会治安的稳定，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在打击尤其是控制犯罪方面还存在的几个方面的问题：１、执法理念还存在偏差。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控制犯罪的理解存在片面性，单纯地以案件数量的升降衡量司法工作的好坏和专项打击工作力度的大小，客观上促使司法机关围绕数字做文章，放松了全面工作，忽视了对犯罪的预防工作，法律效果难以客观反映，政治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也难以统一。在执法理念上的偏差主要表现在：（１）重打击轻防治，将打击和预防、治理分离，集中力量搞“人头”数、案件数，造成案件数量的非正常上升，对刑事犯罪片面地强调打击压制，而对引发犯罪的因素关注不够，没有从消除不稳定因素、建立自律的法治秩序角度来有效地预防犯罪，打击和预防“一手硬，一手软”。（２）重运动轻基础，对于刑事犯罪活动，司法机关每年不是搞“严打”就是来几次专项斗争，毋庸讳言，“严打”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犯罪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但作为一项重大刑事政策，必须与社会犯罪状况相适应，必须与逐步健全的法律相一致。上述统计表明，虽然司法机关通过运动式刑事司法严厉地打击了刑事犯罪，但对于预防社会犯罪、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工作却没有做深入的研究，也无暇顾及，这种单一打击的手段使处理复杂的犯罪问题过于简单化，助长了形式主义、依赖运动的旧的风气，造成了司法资源的紧张或浪费，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犯罪问题。（３）重实体轻程序，在严厉打击犯罪的过程中忽视程序法应有的独立价值，往往使追求眼前效益的程序违法行为合法化。工

指挥协调机制等方面的重大变革，探索和建立上下联动、横向协作的全市反贪侦查工作大格局。一是建立侦查指挥中心，强化协调、指挥机制；二是施行异地侦查机制；三是形成全市反贪警力统一调配的机制；四是坚持与纪委等职能部门密切协作，强化遏制～的协作机制。另一方面，为适应职务犯罪预防的需要，从根源上治理～，使我市反～斗争形成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良性局面，我们需要建立健全有效的预防工作机制。去年，我市成立了全市“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指导委员会”，进一步推动了全市性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发展。当前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必须突出以下七个环节：一是切实落实领导干部党风廉政责任制；二是加快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的科学管理机制；三是深入加强干部群各种政治思想教育；四是全面推行“政务公开”、“企务公开”制度；五是省市工委在国有企业中实行纪检监察委派制；六是在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全面推行会计统派制度；七是结合办案，做好个案预防。打防结合，内外联动，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就能增强预防效果。２、建议设立相应的刑事犯罪专职预防机构。今年职务犯罪案件大幅下降，尽管有多种原因，但与职务犯罪预防机构的设立并发挥作用是分不开的。受它的启发，我们也可以在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内部设立一个刑事犯罪专职预防机构，或在市综合治理办公室基础上，成立刑事犯罪预防局，并加强和完善相关预防犯罪的配套措施。但应该看到，刑事犯罪的预防和职务犯罪的预防不能照搬其制度和体制，毕竟职务犯罪预防针对国家工作人员，主体单一且人数有限，而刑事犯罪预防却要针对所有的市民，各层面的人都有。这样看来并不是面对刑事犯罪我们无法做任何预防工作。前文所述，无业人员、农民、两劳人员、外来人员是刑事犯罪的主流，我们可以设想将刑事犯罪预防分为四个组，针对四种不同的人员，采取相应的措施分别预防。如无业人员预防组，在掌握无业人员总体情况的基础上，深入到社区乡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文体娱乐活动、帮助其就业等，在物质上、精神上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使他们的“剩余精力”得到合理宣泄，而不致于去犯罪。政法机关原先有一些综合治理的工作，也可以将它纳入到刑事犯罪预防工作中来，这样预防工作有系统性，便于指挥，同时也将有关的业务科、处从多头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搞好业务工作。３、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估机制，以“三个效果”为依据全面衡量刑案预防工作。长期以来，我们的办案部门将上级部门的考核办法片面理解为仅仅是个数字问题，由此造成凑数字、凑人头、等时间、搞“存货”等等为应付考核而疲于奔命的局面，而对刑事犯罪预防的许多基础性工作如对重点人口的管理等无暇顾及。对于可捕可不捕、可诉可不诉的，检察人员碍于情面，考虑到相互配合，支持侦查机关，还是捕了、诉了。结果付出了案件质量下降，群众不满意的代价。因此，要以科学全面合理的考核办法，引导基层合理分配警力，加大防治工作的力度。对此，市院郑鄂检察长曾经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多次强调办案必须始终注重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取其一舍其次都是不可能实现“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的。我们的检察工作必须始终坚持把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服务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我们的工作也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４、转变刑事政策，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防治轻刑犯。对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免予刑事处分等轻刑犯，在目前已占了所有刑事案件的七成以上，这已经表明目前的刑事政策的打击指向偏向了轻刑犯，打击重点不突出，应当加以调整。目前应对青少年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初犯、偶犯，可以与被害人和解的犯罪以及边缘性犯罪实行宽松一点的刑事政策，在公诉阶段大胆地采用不起诉，在审判阶段大量地使用罚金刑来代替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以尽量减少或避免刑罚的负面效应，实现刑法的谦抑价值，减少司法资源的消耗。采用追究刑事责任的手段不是调整社会矛盾的唯一方法，刑法的调整方法必须与经济、行政和道德的调整方法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调节社会矛盾。当前应当建立和完善一整套与刑法相衔接的简易行政处罚制度，采用各种手段预防轻刑犯的产生，避免大量刑事案件拥入司法程序，节约司法资源，缓和社会矛盾。５、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提高预测水平，为预防提供工作依据。犯罪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环境下，会有不同的变化发展规律。及时分析各时期的犯罪发展规律、准确地预测犯罪的发展趋势，为犯罪预防提供信息，能使预防工作更为主动、更有针对性。当前我市一个突出的矛盾就在于失业问题，无业人员已占犯罪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要采取发展的手段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对无业人员的犯罪预防应综合运用多种配套的手段进行，如加快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率；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帮扶社会弱势群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保护平等竞争；加强基层社会控制力；创造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的机会，减少对无业人员的“感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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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xx地区犯罪现状分析

一、当前犯罪现状的特征

１、从案件数量上来看，２００２年刑事案件数量一改前三年不断上升的状况整体呈现回落的趋势。资料统计，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份全市普通刑事案件的批捕数为３３０３件４４９８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２７.４％和１５.１％，起诉数为３３８２件４８４６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１３.５％和１９.７％，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数为２９３件３１３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３０.８％和３１.５％；２００１年同期批捕４３３７件５８６４人，又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分别增长３１.３％和３０.４％，起诉数为４７４７件６６０１人，同期分别增长了４０.４％和３６.２％，职务犯罪立案数为３０９件３２８人，同期分别增长了５.５％和４８％。到了２００２年，统计数字表明，上述状况出现了重大的转变。据统计，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全市普通刑事案件的批捕数为３９３１件５０９１人，比上一同期分别下降了１０.３％和１５.２％，起诉４７２４件６２３９人，又比上一同期分别下降了０.５％和５.８％，职务犯罪的立案数从上一同期的３０９件３２８人下降到２２９件２４３人，同期分别下降了３４.９％和３５.０％（见表一）。从上述资料当中可以看出，在开展“严打”斗争的过程中，案件数量在初期呈现出一定幅度的上升趋势，在２００１年达到了顶峰，而随着“严打”斗争的深入，这种趋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今年案件数量比去年同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反映出我市“严打”斗争已经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的成果，社会治安环境正在朝着好的方面发展。

２、从案件类型来看，侵犯财产犯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仍是刑事案件的主要组成部分，重、特大犯罪案件继续下降。２００１年侵犯财产案件占已批准逮捕案件的４７.８％，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占３２.６％，两者占所有刑事案件总数的８０.４％。从近三年１－１１月的同期数字对比来看，侵犯财产案件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仍然是刑事案件的主要组成部分，且都开始呈现回落迹象。以起诉被告人的数字为基准，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起诉侵犯财产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２２６９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１０.４％，起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１２６２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３９.１％，２００１年１－１１月起诉侵犯财产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２８６１人，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长了２６.１％，起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１９６９人，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长了５６.０％，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起诉的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６２３９人，侵犯财产案件的被告人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的被告人总共有３８５５人，占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的６１.８％，其中起诉侵犯财产案件的被告人人数为２７７６人，比去年同期下降３.１％，起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的被告人人数为２０１６人，比２００１年同期增长２.４％，但比去年与前年同期增长５６.０％要小得多，而且从前一程序的批捕人数来看，今年１－１１月已经下降了２.１％，可以预计今后一个阶段起诉数字也将出现负增长。批捕、起诉重、特大案件的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很大，分别为５２４人和４９６人，下降了５７.３％和７０.４％，说明随着“严打”斗争的深入开展，司法机关将重、特大犯罪作为打击重点，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见表二）

３、从犯罪主体来看，无业人员、农民、两劳人员、外来人员是当前刑事犯罪的主流。这四类人员具有身份上的重合性，大部分犯罪的两劳人员是无业人员，绝大部分外来人员是农民。据统

计，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无业人员１９７１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３８.５％，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３２.９％，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２８７１人，占总数的４５４％，上升了６０.３％，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３１４４人，占总数的５１.８％，比去年同期上升９.５％；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农民有１６７８人，占起诉被告人总数的３６.０％，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１４.０％，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１９１２人，上升了１３.９％，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４０２人，占被告人总数２３.１％，下降了３６.４％；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两劳人员有８５１人，占总数的１８.３％，同比上升４１.４，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１１１７人，占总数的１７.７，上升了３１.３，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１２５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１８.５％，比去年同期增加０.７％；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外来人员有１５２２人，占总数的３２.７％，同比上升了４５.２％，２００１年有２０５０人，占总数的３２.４％，上升了３４.７％，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９３７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３１.９％，下降了５.８％。这四类人员的犯罪已成为我市治安的一大隐患，犯罪类型集中在侵财类案件，主要是盗窃和抢劫，在雨花台、玄武、秦淮等城郊结合地区尤为突出，如玄武区院办理的１１５名涉嫌抢劫的犯罪嫌疑人中有１０３名是外来人员，占９８.６％。从１至１１月同期起诉数字对比看，无业、两劳人员人数在逐年增加，无业人员已超过被告人数的一半以上，这应该值得我们的注意。（见表三）

４、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刑犯超过总数的七成。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全市检察机关收到生效判决４０６５人，其中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５２人，占判决总数的１.３％，较上年同期增加１３.０％，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２１０人，占判决总数的５.２％；同比上升３９.１％，判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１５４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８.４％，同比上升了２５.７％，判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２６４５人，占判决总数的６５.１％，同比上升１２.２％；２００１年１－１１月判决人数为４８７２人，其中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１１１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３％，比２０００年同期上升了１１３.５％，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２３１人，占判决总数的４７％；同比上升１０.０％，判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３９２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８.６％，同比上升了２０.６％，判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３１３４人，占判决总数的６４.３％，同比上升了１８.５％；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判决人数为５３３１人，其中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４４人，占判决总数的０.８％，比２００１年同期下降了１５２３％，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１７５人，占判决总数的３.３％；同比下降３２.０％，判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３２０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４.８％，同比下降了５.５％，判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３７８５人，占判决总数的７１.０％，同比上升了２０.８％（见表四）。判处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等的人数逐步增加，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比去年同期上升３１.３％，比２０００年同期上升３８.４％，宣告缓刑人数也比２００１年同期增加３３.４％，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加５０％。近三年１－１１月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数比例不断攀升，说明我市在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控制社会犯罪方面乏力，这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５、职务犯罪案件仍呈“四多”格局，且向一些重点领域和热点行业渗透。一是县处级以上干部犯罪案件增多，具有明显的高层次性。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在立案查处的涉嫌贪污贿赂职务

犯罪的人中，县处级以上干部有１４８人，占总人数的２８.９％其中２００１年县处级以上干部案件数较２０００年上升２６％，厅级干部同比上升７５％。高职务犯罪所占比例增大，特别是局以上干部犯罪案件增多现象值得重视。如原省民政厅副厅长程韶韵（正厅级）、原省体改委副主任闫怀民（正厅级）、原省保险公司副总经理薛仁云（副厅级）因受贿被查处。二是重特大案件多，涉案案值大。当前，职务犯罪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几十万、上百万的案件已屡见不鲜。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处重特大案件２８３件，占立案数的５８.６％，其中，３８.７％的案件犯罪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如中信实业银行xx分行城西支行行长助理孔朝晖挪用公款８５００万元，xx市国税局玄武分局工作人员孙俊受贿６９万元等。三是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犯罪所占比重长期居高不下，显出易发和多发的特点。近几年查处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一直占全市立案总数的７０％左右。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办此类案件３６５人，占立案数的７１.２％。近年来查办国企犯罪呈现出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亏损企业人员犯罪突出，如新联机械厂、三乐集团、奶业集团等亏损单位发案都比较高，亏损企业已成为国企人员犯罪的高发区。二是“５９”现象突出。从犯罪者年龄看，２００１年有１４.９％的国企犯罪人员都处于“５９”年龄段，如江苏省中央企业物资联合公司副总经理吴观海贪污案，xx电力变压器厂厂长王有喜受贿案等案件，犯罪嫌疑人都是在“临退休前捞一把”思想的支配下冒险作案的。三是作案手法隐蔽。６３.５％的国企犯罪人员文化程度都在大专以上，具有较高智商，反侦查能力强。四是窝串案现象较为严重。为了谋取私利，某一个单位或部门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之间往往相互勾结，相互包庇，共同作案，群体犯罪明显增多。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办职务犯罪窝串案２１９人，占立案数的４２.７％。如２００１年我市检察机关查办的江苏省罕见的特大受贿案——原江苏省交通工程总公司总经理黄加彬受贿人民币１６５万元案件中，一举挖出了该公司原总经理、副总经理、副总工程师等１５人受贿窝案。五是交通、教育、房地产等重点行业和热点领域职务犯罪较为突出。交通、教育、房地产部门作为近年来国家扶持的重点行业和热点领域，近年来已逐渐成为职务犯罪新的易发多发地带。去年，全市反贪部门在交通系统严厉查处了江苏省交通工程总公司等交通工程领域一批职务犯罪分子，共立案１７件１７人，较前年同期上升５４.５％；今年１－６月，全市在教育系统立案查处职务犯罪案件１７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１４３％，其中要案８人；在房地产开发领域立案１５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２００％。如我市检察机关今年查办的xx人口管理学院副院长朱秀云（正厅）受贿案，扬子石化公司房产公司总经理范启盛受贿１０１.０７万元案件等。

二、治理犯罪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我市政法机关认真贯彻“严打”方针，打击职能得到了全面发挥：侦查机关调动了大量警力，超负荷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两级法院依法从重判处了一批犯罪分子，体现了法律的威慑力；检察机关坚持从重从快方针，明显缩短了刑事案件的诉讼周期，迅速地办理一批重特大刑事、职务犯罪案件。如“９·１４”陈正平投放危险物质案，案发当日，检、法两家就及时地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公安机关在３天内将案件侦查终结，检察院在９月１８日收案后的第二天就向法院起诉，９月３０日开庭审判，犯罪分子在一个月内被正法。政法机关对犯罪的高压态势有力地维护了我市社会治安的稳定，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但是，我

们也应当看到目前在打击尤其是控制犯罪方面还存在的几个方面的问题：

１、执法理念还存在偏差。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控制犯罪的理解存在片面性，单纯地以案件数量的升降衡量司法工作的好坏和专项打击工作力度的大小，客观上促使司法机关围绕数字做文章，放松了全面工作，忽视了对犯罪的预防工作，法律效果难以客观反映，*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也难以统一。在执法理念上的偏差主要表现在：（１）重打击轻防治，将打击和预防、治理分离，集中力量搞“人头”数、案件数，造成案件数量的非正常上升，对刑事犯罪片面地强调打击压制，而对引发犯罪的因素关注不够，没有从消除不稳定因素、建立自律的法治秩序角度来有效地预防犯罪，打击和预防“一手硬，一手软”。（２）重运动轻基础，对于刑事犯罪活动，司法机关每年不是搞“严打”就是来几次专项斗争，毋庸讳言，“严打”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犯罪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但作为一项重大刑事政策，必须与社会犯罪状况相适应，必须与逐步健全的法律相一致。上述统计表明，虽然司法机关通过运动式刑事司法严厉地打击了刑事犯罪，但对于预防社会犯罪、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工作却没有做深入的研究，也无暇顾及，这种单一打击的手段使处理复杂的犯罪问题过于简单化，助长了形式主义、依赖运动的旧的风气，造成了司法资源的紧张或浪费，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犯罪问题。（３）重实体轻程序，在严厉打击犯罪的过程中忽视程序法应有的独立价值，往往使追求眼前效益的程序违法行为合法化。工作重点放在实体的定罪上，遵守程序法的规定放在次要位置上，超期羁押、违法监视居住、不符合条件地延长拘留期限和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等现象均不同程度地存在。（４）重惩治轻保护，片面地强调从严从重，可捕可不捕的要捕，可诉可不诉的尽量起诉。为了互相配合而以捕代侦，变相羁押，未能全面理解刑事法律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上的双重功能，不能正确运用《刑法》规定的“但书”条款。（５）重惩罚轻教育，对刑罚的目的缺乏全面的认识，忽视了对有挽救余地的犯罪人如何不再或远离犯罪的教育，忽视了减少社会中引发犯罪的各种不利因素研究，丧失了让一部分犯罪人回归社会，造福社会的良机。

２、打击重点不突出，针对性不强。从判处轻刑的大量案件来看，我们绝大部分的司法资源消耗在轻微刑事犯罪上，这说明打击重点还不够突出。使用打击手段控制犯罪的重点应放在有组织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犯罪和重大的职务犯罪上。虽然去年案件总量较大，但处理的主要还是犯罪性质、情节轻微的案件，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罪与非罪之间的边缘案件。如盗窃这一多发性犯罪中重特大案件所占比例仅为８.５％，涉毒案件中也多为贩卖少量毒品和容留

一、两次吸毒的小案件，特别是办理的涉枪涉爆案件，大多属情节轻微，可不作为犯罪处理，但我们却在这方面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打击犯罪是为了谋求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犯罪问题既有犯罪分子本身的原因，同时与社会大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充分挖掘犯罪的目的、动机和造成犯罪的社会根源是我们打击和控制犯罪的首要工作。从目前情况看，我们在办理刑事案件方面还主要停留在以打为主的事后裁处层次上，没有对多次“严打”、专项打击行动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系统研究，没有从根本解决治安问题的高度，综合运用多种相互配套的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进行事前调控的角度入手。在社会转型期间，复杂的矛盾冲突和社会运行机制的不稳定是犯罪现象激增的根源，就我市情况而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人员流动频繁、国有企业活力不足效益下降所导致的失业率上升和职工生活困难、原有抑制犯罪的社会机

制（如派出所、街道、居委会、村社）功能异化或者被削弱等都是导致犯罪增加的直接因素，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的治理措施力度不够大、效果不够明显。虽然我们一直在开展诸如流动人口管理、创建无毒社区、预防青少年犯罪等综合治理工作，但打击、预防和综合治理等措施衔接还不紧，还没有形成统筹规划、有机结合、责任落实的合理格局，其直接后果就是对犯罪控制心中没有底，对稳定的追求往往通过经常地反复地打击来加以实现。

３、考核评估机制缺乏科学性。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以打击人头数、查办案件数作为我们工作成果的衡量标准，以简单的数字相加作为考核评估的标准，却忽视了预防和治理的成效。这种考核评估方法使一些部门和单位将人头数、案件数与经济利益、排名先后紧密联系，强调数字指标而丢弃预防和治理的基础性工作。实际上，人头数、案件数的增加非但不能说明一个地区打击和预防工作做得好，相反却恰恰说明这个地区在社会治安方面还存在很多的问题，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当然，有案不办，危害社会更是不允许的，关键是我们必须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看待刑事案件的发案率，而不应该片面地考虑数字的问题。倘若一个地区社会秩序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发案率低则恰恰说明了我们的维护稳定的基础工作扎实到位，治理工作富有成效。

攀比人头数、案件数，结果是造成干警们超负荷地工作并承受极大的压力，不能实事求是地去开展工作，相反为了糊弄数字、应付上级而刻意搞许多脱离实际的花头。除此之外还带来三个方面的负面效应：第一是打击重点无法突出，办案单位将精力集中于办理简单的“一案一人一笔犯罪事实”的案件，因为这类案件办案周期短，投入少，却还有相应的人头数、案件数。第二是打击不彻底，批捕一名犯罪嫌疑人后侦查机关就认为完成了任务，“人头数已经算过了”，不愿再将力量花在深挖余罪、补充证据和扩大战果上。第三是增加了不必要的案件量和诉讼成本，轻刑犯的案件量大幅上升就是由此造成的结果。为了要数字，有的随意启动刑事诉讼程序，把一些可作行政处罚的案件升格为刑事案件，更有甚者，有时出现公诉抢自诉的饭碗的怪现象。

三、犯罪的防治策略

刑事犯罪是社会的毒瘤，是迟滞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犯罪现象在一定时期内仍然突出，仅依靠打击是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多年来打击犯罪的规律是：打了一拨又一拨，铲了一茬又一茬，可谓层出不穷，源源不断。因此，有效地控制犯罪的方法应该是打击和预防并重，两者有机地结合，就能有效地遏制和控制犯罪。我们认为，今后政法机关要在犯罪控制上多下功夫：

１、转变执法理念，既要打击又要预防，打防并重。就今后对刑事犯罪打击的重点来看，要继续突出对有组织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犯罪的打击力度，实事求是地从重打击，有一个打一个，绝不纵容姑息。对量刑比较轻的刑事犯罪采取以预防和治理为主的策略，从而使刑事犯罪在整体上得到有效遏制，使刑事案件总量下降。打击犯罪是不得已的，其付出的成本也大。而预防虽同样要花费一定的成本，但相对于事后无可挽回的损失而言我们的付出还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看，预防对犯罪控制来说是经济的，与刑法的谦抑价值是相通的。在当前社会犯罪处于高峰的状况下，预防犯罪显得更为迫切。成功地预防一批犯罪行为的发生，降低刑事案件总量，这与我市创建全国最安全城市的目标是一致的。反复地进行“严打”、专项斗争，社会对立面越多，不稳定因素就越多，而刑事案件数量随着打击的深入而不断地攀升，随着打击的结束而出现回落，只能说明犯罪的严

重状态和处理方法不当。真正把预防工作做到位，刑事案件数量相对减少就成为必然趋势，这才符合客观规律和稳定的要求。

就职务犯罪控制而言，打击和预防必须齐头并进。一方面，我们将优化侦查机制，集中力量查办大要案。针对当前职务犯罪跨地区、跨行业，案情复杂，牵涉面广，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日趋增强以及案件线索来源不均等问题，全市反贪部门应积极致力于在侦查指挥协调机制等方面的重大变革，探索和建立上下联动、横向协作的全市反贪侦查工作大格局。一是建立侦查指挥中心，强化协调、指挥机制；二是施行异地侦查机制；三是形成全市反贪警力统一调配的机制；四是坚持与纪委等职能部门密切协作，强化遏制腐败的协作机制。另一方面，为适应职务犯罪预防的需要，从根源上治理腐败，使我市反腐败斗争形成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良性局面，我们需要建立健全有效的预防工作机制。去年，我市成立了全市“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指导委员会”，进一步推动了全市性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发展。当前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必须突出以下七个环节：一是切实落实领导干部党风廉政责任制；二是加快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的科学管理机制；三是深入加强干部群各种*思想教育；四是全面推行“政务公开”、“企务公开”制度；五是省市工委在国有企业中实行纪检监察委派制；六是在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全面推行会计统派制度；七是结合办案，做好个案预防。打防结合，内外联动，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就能增强预防效果。

２、建议设立相应的刑事犯罪专职预防机构。今年职务犯罪案件大幅下降，尽管有多种原因，但与职务犯罪预防机构的设立并发挥作用是分不开的。受它的启发，我们也可以在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内部设立一个刑事犯罪专职预防机构，或在市综合治理办公室基础上，成立刑事犯罪预防局，并加强和完善相关预防犯罪的配套措施。但应该看到，刑事犯罪的预防和职务犯罪的预防不能照搬其制度和体制，毕竟职务犯罪预防针对国家工作人员，主体单一且人数有限，而刑事犯罪预防却要针对所有的市民，各层面的人都有。这样看来并不是面对刑事犯罪我们无法做任何预防工作。前文所述，无业人员、农民、两劳人员、外来人员是刑事犯罪的主流，我们可以设想将刑事犯罪预防分为四个组，针对四种不同的人员，采取相应的措施分别预防。如无业人员预防组，在掌握无业人员总体情况的基础上，深入到社区乡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文体娱乐活动、帮助其就业等，在物质上、精神上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使他们的“剩余精力”得到合理宣泄，而不致于去犯罪。政法机关原先有一些综合治理的工作，也可以将它纳入到刑事犯罪预防工作中来，这样预防工作有系统性，便于指挥，同时也将有关的业务科、处从多头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搞好业务工作。

３、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估机制，以“三个效果”为依据全面衡量刑案预防工作。长期以来，我们的办案部门将上级部门的考核办法片面理解为仅仅是个数字问题，由此造成凑数字、凑人头、等时间、搞“存货”等等为应付考核而疲于奔命的局面，而对刑事犯罪预防的许多基础性工作如对重点人口的管理等无暇顾及。对于可捕可不捕、可诉可不诉的，检察人员碍于情面，考虑到相互配合，支持侦查机关，还是捕了、诉了。结果付出了案件质量下降，群众不满意的代价。因此，要以科学全面合理的考核办法，引导基层合理分配警力，加大防治工作的力度。对此，市院郑鄂检察长曾经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多次强调办案必须始终注重*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取其一舍其次都是不可能实现“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的。我们的检察工作必须始终坚持把

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服务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我们的工作也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

４、转变刑事政策，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防治轻刑犯。对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免予刑事处分等轻刑犯，在目前已占了所有刑事案件的七成以上，这已经表明目前的刑事政策的打击指向偏向了轻刑犯，打击重点不突出，应当加以调整。目前应对青少年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初犯、偶犯，可以与被害人和解的犯罪以及边缘性犯罪实行宽松一点的刑事政策，在公诉阶段大胆地采用不起诉，在审判阶段大量地使用罚金刑来代替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以尽量减少或避免刑罚的负面效应，实现刑法的谦抑价值，减少司法资源的消耗。采用追究刑事责任的手段不是调整社会矛盾的唯一方法，刑法的调整方法必须与经济、行政和道德的调整方法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调节社会矛盾。当前应当建立和完善一整套与刑法相衔接的简易行政处罚制度，采用各种手段预防轻刑犯的产生，避免大量刑事案件拥入司法程序，节约司法资源，缓和社会矛盾。

５、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提高预测水平，为预防提供工作依据。犯罪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环境下，会有不同的变化发展规律。及时分析各时期的犯罪发展规律、准确地预测犯罪的发展趋势，为犯罪预防提供信息，能使预防工作更为主动、更有针对性。当前我市一个突出的矛盾就在于失业问题，无业人员已占犯罪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要采取发展的手段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对无业人员的犯罪预防应综合运用多种配套的手段进行，如加快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率；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帮扶社会弱势群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保护平等竞争；加强基层社会控制力；创造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的机会，减少对无业人员的“感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