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犯罪现状分析报告五篇范文

第一篇：中国犯罪现状分析报告

一、犯罪率

（1）从1988年起刑事立案率持续大幅度上升，到1991年达到最高值，这期间每年的增长幅度分别是：23.29件/10万人（1987年~1988年）、104.08件/10万人（1988年~1989年）、19.41件/10万人（1989年~1990年）、8.81件/10万人（1990年~1991年）。其中1988年至1989年的增长幅度最大，这主要是过去各地都存在刑事案件立案统计不实的问题，1989年各级公安机关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同时，1989年的刑事案件也确实增加了，据一些地方调查，实际发案数1989年比1988年大约上升

（2）似乎1992年刑事立案率有一个明显的回落，此后直至1997年刑事立案率基本上波动不大。其实，1992年立案率下降是由于公安部门修订了盗窃案刑事立案标准：将原来的盗窃数额价值人民币城市80元、农村40元即要刑事立案，修订为1992年以后的盗窃数额价值人民币一般地区300元~500元、少数经济发展较快地区可为600元即要刑事立案。而盗窃案件通常占公安机关刑事立案总数的76%左右。因此，1992年刑事立案率总体数值的下降并不意味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好转。实际上，在1992年，未受盗窃案立案标准提升的影响并对公众安全感影响较大的杀人、强奸、抢劫三类案件的立案率，除强奸案稍有下降以外（由4.46件/10万人略降到4.36件/10万人），杀人案、抢劫案均有一定的增长（杀人案由2.06件/10万人增加到2.11件/10万人，抢劫案由9.32件/10万人增加到10.96件/10万人），这三类案件立案率的平均值也比上年的高（由5.28件/10万人增加到5.81件/10万人）。可以预见，倘若1992年盗窃案的立案标准不作较大幅度调整的话，那么起码1991年与1992年之间的立案率不会形成很大的落差，1988年至1997年之间的立案率应当保持在一个相对平稳增长的态势，即立案率居高不下。这10年间除强奸案立案率的增减在波动中保持相对平稳外（由1988年的3.19件/10万人略增到1997年的3.38件/10万人），杀人案与抢劫案的立案率均呈增长的态势，其中杀人案的立案率1997年比1988年增加了0.45倍（由1988年的1.49件/10万人增加到1997年的2.16件/10万人），抢劫案的立案率1997年比1988年增加了2.46倍（由1988年的3.40件/10万人显增到1997年的11.75件/10万人）。

（3）1998年刑事立案率又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从1997年的133.98件/10万人增加到1998年的164.68件/10万人。

改革开放后，犯罪率趋于增长、波动，尤其是近10年（从1988年起）犯罪率大幅度增长，并保持持续上升的势头，这还不包括大量的犯罪”黑数“.显然，这种增长的幅度以及犯罪率的绝对值已创中国内地1949年以来的最高记录。当代中国社会犯罪率的明显增长，这是一个需要深刻解析的社会现象。

二、青少年犯罪现状 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有人将其列为世界性难题。根据《中国青少年犯罪年鉴》统计，在整个刑事犯罪案件中青少年犯罪比例在不断增加。1959～1963年。我国青少年犯罪率占整个刑事犯罪案件的30%，1976年一下子上升到60%，1986年又猛跳到72.47%，现在仍然有上升趋势。而且根据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资料表明，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又占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80%以上。有详细资料显示，我国有2.2亿青少年，平均每分钟就发生一起刑事案件，并且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新动向，犯罪年龄趋向低龄化，犯罪性质暴力化，犯罪手法成人化和智能化。

二、当代中国犯罪状况的特点

总的看，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犯罪状况中最为显著的特点有三：

（一）犯罪数量明显上升。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第五次犯罪高峰，是以1991年全国发生各种犯罪263万起作为顶峰的，发案率为20‰。这个数字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相比是不高的，与英美这些国家相比，英国每千人当中有60．2个是犯罪分子，美国是每百个人中就有28．8个是受害者，我国犯罪显然是少得多（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统计标准的问题）。但与我们国家前些年相比，却有较大幅度增加，比如我国1950年第二次犯罪高峰的发案率为9·3‰，1961年第一次犯罪高峰的发案率为6．4‰，1973年第三次犯罪高峰的发案率为6‰，1981年第四次犯罪高峰的发案率为8．9‰。从中可以看出：第一，基本上是每隔十年左右，出现一次犯罪高峰；第二，改革开放前所出现的四次犯罪高峰，按人口平均，都没有超过10‰，改革开放后所出现的第五次犯罪高峰，猛增至20‰，犯罪数量明显的上升，实属罕见，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二）犯罪质量状况日趋严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的各种刑事案件，不仅数量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在质量状况上也日趋严重，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据公安部统计，杀人案件在80年代初（1980年－1983年）平均每年以2．6％的速度递增，而1984年至1990年间，竟以15．32％的速度递增，特别是重大案件数量增长速度之快，令人担忧。1985年我国重大案件仅为8万起，1990年猛增至45万起，1993年增至54万起，1995年又增至70万起。重大案件占全部案件的比例，1985年为9％，1990年增长到21％，1993年增长到33％，1995年则上升到42％。

（三）犯罪有向组织化、技术化、智能化发展的趋势。由于境外和国外有组织犯罪开始渗透到中国大陆境内，中国大陆境内的犯罪团伙也有进一步组织化的趋势，中国的有组织犯罪势将进一步地严重。与之相应的是，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运用现代化通讯与交通工具来实施犯罪，并在犯罪过程中运用事先经过周密策划的策略与技术手段。

第二篇：中国有组织犯罪现状

中国有组织犯罪现状、原因与对策初探

有组织犯罪作为当今犯罪领域中的最高级组织形式，它的出现已构成对各国国家的安全和法治秩序的极大威胁。有组织犯罪不仅引发腐败、破坏经济发展，同时也威胁国家的安全，而且危害公民的生命安全。因此，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上有组织犯罪被宣称为世界三大犯罪灾难之一，成为全球预防犯罪中特别关注的重大问题。

2000年4月15日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处遇大会的高级别会议通过了提交联合国千年大会审议的“关于犯罪与司法：迎接21世纪挑战的维也纳宣言。该宣言强调为迎接新世纪的挑战，联合国各成员国应加强刑事司法方面的国际合作。中国司法部部长高昌礼在2000年4月14日在维也纳犯罪与罪犯处遇大会上重申：为有效地打击和预防跨国有组织犯罪作出贡献，中国政府愿意与有关国际组织加强合作。

一、有组织犯罪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国带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由沿海地区和边境地区向内地逐渐蔓延发展，其组织程度日渐严密、犯罪手段日益狡猾、犯罪能量不断提高，向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领域渗透，跨国跨境犯罪增多。依据我国97年修订的新刑法第26条第2款的规定：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自80年代中期起，我国就出现犯罪集团这一犯罪形式。特别是在以后的犯罪活动中犯罪集团有增无减，而且又出现了一种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这种犯罪集团犯罪活动区域非常广阔，一般以现代化武器装备，并与境外犯罪集团勾结在一起，以犯罪为“职业”。

根据现有的统计资料，我国当前主要是一些帮会进行有组织犯罪。

帮会组织在全国众多地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存在。据有关资料显示：1990年我国有500多个帮会组织。1992年我国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帮会和联会1800多个。同时在水域船民帮会组织也大量存在。

例如，1992年被围歼的云南省平远街以林洪恩、马惠春为首的武装贩毒集团以及被歼灭的海南、东方、昌江等地以刘进荣为首的“东方集团”都属于这类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目前中国有组织犯罪总体形势具有下述特点：

（一）、犯罪活动地域广，团伙组织种类繁多

中国有组织犯罪已经遍布全国各地，但大部分是区域性犯罪组织。

例如北京、上海、广东、福建、辽宁、黑龙江、山东等各省市。这类犯罪团伙活动猖狙，无恶不作给社会带来极大危害。目前在我国犯罪活动的主要类型有：

（1）、地域型，它是指在某个固定地域内进行犯罪活动的黑社会势力。这种黑社会势力中数量较多一种，也是中国当代黑社会势力特点的表现。这类犯罪集团活动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其势力范围外影响不大。

（2）、流窜性，是指离开本土本乡，以流窜为目的的犯罪组织、该类犯罪组织长期处于流动状态，没有固定的活动据点。它们以码头、车站、铁路列车为作案目标。

（3）、职业型，指专门从事贩毒、偷渡、聚赌、贩卖人口等职业犯罪组织。

（4）、亲缘型，指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家族成员为核心，同时也吸收家族以外不法分子的一种犯罪组织。

（5）、跨境型，指与境外黑社会势力内外勾结组成的犯罪组织。

以上几种类型的犯罪组织主要以地域为活动范围，其势力还不能与国外黑社会犯罪集团相比，但是这类犯罪组织正处于发展的演变之中，对其决不能掉以轻信。

（二）、有组织犯罪的成员反社会心理强

有组织犯罪的成员中以受过处理的“两劳”释放人员为主，即多数是有前科的累犯和惯犯。由于他们具有共同的反社会凝聚力，所以这类犯罪组织内部结构严密，成员之间有职业分工和相关的规范约束。

（三）、有组织犯罪的犯罪手段和装备越来越现代化

目前有组织犯罪的犯罪技能和手段趋向现代化，持枪作案和使用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工具已较为普遍。犯罪活动多数采用暴力手段。

为了寻求司法保护，他们以钱权做交易，采用贿赂腐化的手段拉拢干部以达到其犯罪目的。

（四）、有组织犯罪种类繁多

有组织犯罪种类呈多样化，犯罪动机和侵害的客体也趋向多样化。

有组织犯罪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活动范围很广。目前犯罪多为盗窃、抢劫、绑架人质、走私、贩毒、拐卖人口等带有暴力性质的犯罪。涉足金融、大公司等经济领域进行洗钱或所谓的“合法”经营犯罪活动也逐步增多。

（五）、有组织犯罪国际化

随着社会改革经济发展，中国有组织犯罪正在朝着跨境、跨国的方向发展。国内犯罪团伙的不断壮大和境外黑社会不断渗透影响，我国的有组织犯罪也逐步向更高的组织化程度发展。因此，针对这种变化和演进的发展规律，必须进行研究及时地采取有效的防范对策。

二、有组织犯罪产生的原因

中国当代有组织犯罪产生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综合的结果。但最主要的还是集中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

（1）、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繁荣以及社会财富的增加，使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但是大量财富外露，也使一些人恶性扩胀，产生奇形消费的欲望，是诱发犯罪增多的原因之一；

（2）、经济发展不平蘅和分配方式的多元化，使得贫富差距拉大，一部分人社会心理失衡；

（3）、国营企业管理不善、经营不好使部分职工下岗失业，生活质量下降。农村经济发展滞后，闲散劳力增多，经济结构还处于调整时期，社会职业和劳动力的构成还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社会不同的阶层的收入相差太大，刺激部分人的自私心理的恶性膨胀，引起向钱看局面。腐败现象严重发展诱发新的犯罪；

（4）、社会控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导致社会反犯罪机制的弱化。行政执法不严，刑事司法的腐败，为有组织犯罪提供了实施犯罪的条件。

三、对付有组织犯罪的防范措施

为了有效地防范、打击和控制有组织犯罪，我们要针对有组织犯罪产生、发展及其演变的规律来确定我国的打击、预防和控制有组织犯罪的战略目标。首先要从根本上预防与惩治有组织犯罪，重视实证调查，分析研究有组织犯罪的活动规律，以防为主，标本兼治。其次坚决打击和惩治腐败的行为。为了有效的遏制有组织犯罪集团对国家公职人员贿赂，铲除有组织犯罪的政治保护伞。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政府和司法部门制度的改革，加强公、检、法、司和各级政府部门队伍的建设，为打击有组织犯罪提供组织上和法律上的支持和保证。最后要搞好社区建设，提高社会组织对付有组织犯罪的控制力，加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区组织建设。

我国目前对有组织犯罪的立法现状，主要体现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依据刑法第120条规定：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其他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刑事诉讼法第17条规定了国际间的司法协作内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11条对参与组织、领导、参加有组织犯罪或者走私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的规定。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到，有关部门已意识到有组织犯罪的特殊性和严重性，并在相应法律内作出区别对待的规定。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按照这个司法解释，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具备这些特征：一是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二是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三是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四是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该司法解释还对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作出了从重处罚的规定。

为了打击黑社会组织的犯罪活动，中国已经设立了一些相应的工作机构。例如公安部刑侦局反有组织犯罪处、国家禁毒委员会、各地海关设立的走私犯罪侦查局等缉私工作机关，有的省公安厅还专门成立了反黑社会犯罪处，并与金融、税务、工商、文化、经贸等社会部门加强配合，建立专门的“打黑”队伍，强化“打黑”手段和基础建设。

为有效地遏制与防范跨国跨地区的有组织犯罪，中国警方和司法部门在加强与港、澳、台地区的刑事司法合作的同时，加强同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的合作与交流，并与有关国家签定双边和多边的刑事司法互助条约，积极地参加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国际条约，加强与联合国机构、国际刑警组织间的协调与合作，共同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总而言之，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斗争是中国和世界各国长期而艰巨的斗争。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运用各种防范和惩治措施，以实现对有组织犯罪的有效控制与防范，为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有组织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集团，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犯罪集力等。它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当今犯罪领域中的最高级组织形式，它的出现已构成对各国国家的安全和法治秩序的极大威胁。有组织犯罪不仅引发腐败、破坏经济发展，同时也威胁国家的安全，而且危害公民的生命安全。

一、有组织犯罪的概念

有组织犯罪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犯罪现象，更是一种特殊的犯罪集团，这个犯罪集团是指3人以上为多次实行一种或几种故意犯罪而建立的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和稳定性的共同犯罪组织，具有犯罪主体的多数性，犯罪目的的明确性，犯罪形式的组织性和犯罪结合的稳定性等特征。但目前在国际上尚未形成一个公认的、有权威的有组织犯罪的定义，而各国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在内涵外延上都不尽相同。国外学者关于有组织犯罪的定义，存在行为概念说、功能概念说、结构概念说以及广狭概念说等诸多观点。【1】目前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是国际刑警组织经过数次修改和更正后所形成的如下定义：“任何具有组织的控制结构的、通过不法活动获取钱财为其主要目的的、通常以恐怖活动和腐败活动的经济来源为生的群体”。【2】这就表明了“有组织”应有两层含义：一是行为主体的组成结构，二是行为本身的组织性。笔者认为，有组织犯罪是指犯罪集团、单位和三个人或三人以上组成的，具有一定组织形式的组织，以获取不法利益为目的，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实施的犯罪行为，而在特定的情况下，虽然没有形成犯罪组织，但行为人有计划地组织实施某种犯罪，由于带有明显的行为上的组织性，也可称为有组织犯罪。

二、有组织犯罪的法律特征

在司法实践中，关于有组织犯罪的认定成为一个突出的难点，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法律特征。

2．1形式特征：有一定的公开势力范围。

有一定的势力范围，这就使有组织犯罪集团与其他的犯罪区别开来。这种势力范围可以在一定的行政区域内，也可以是在一定的行业范围内。当然这些势力范围不仅是存在的，而且也是公开的，这样才能对一般犯罪和合法经营者及群众们所知道，从而对他们形成威慑力，使有组织犯罪集力在谋取利益上更加便利。

2．2组织特征：具有高度的组织化程度。

有组织犯罪集团具有严密性和组织性。组织的严密性是指犯罪集团组织结构严密、稳定，有时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其组织运作系内由上而下分为三个层次：核心决策层、中间指挥层、行动实施层。组织性是指有组织犯罪集团具有高度的组织化。其进行犯罪活动时，一般要经过精心选择、暗中部署，制定周密详细的行动计划，各犯罪成员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协调行动。所以有组织犯罪的效率较高，反侦查能力强，社会危害性严重，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本身具有一套严密的组织和有效的运作系统。

2．3行为特征：以暴力、威胁、腐蚀作为手段，犯罪行为的公开性和隐蔽性并存。

《刑法》第294条对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行为手段规定了“发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虽然有组织犯罪的行为可能有多种，但暴力、威胁、腐败、贿赂手段是有组织犯罪最主要的行为手段。

2．4危害特征：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有组织犯罪集团比一般的犯罪有更为严重的危害性。有组织犯罪集团在谋取非法利益时，往往采取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冲击国家当局，欺压百姓，引起社会治安情况恶化、威胁国家的稳定，使人民群众没有安全感，对党和政府失去信心，对政府、司法机关的信托感和依赖感逐渐丧失，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

三、有组织犯罪的形成方式

3．1家族型。

所谓家族型，就是指由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的成员为基础形成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即发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犯罪组织，是家族型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典型代表。

3．2地域型。

这是以一个地方由同学、朋友、同乡等关系的人为主组织起来的犯罪组织，即以地缘关系形成的犯罪组织。地域型的犯罪组织往往以累犯或惯犯为头目，以本地的一伙犯罪分子和游手好闲之徒为骨干而形成的，是典型的地方流氓恶势力。

3．3犯罪联合体型。

这是由各种犯罪团伙和集团联合组成的一类犯罪组织形式。一般地说，犯罪联合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松散型的，另一种是稳定型的。

3．4跨国型。

一般地说，进行跨国性犯罪活动的犯罪组织，往往进行绑架人质，敲诈勒索，组织偷渡，贩卖人口，走私武器以及在海上抢劫、杀人等犯罪活动。

3．5狱友型。

这是由同一个监狱刑期满释放后的人相互勾结而形成的一类有组织犯罪集团。这种类型的犯罪组织经验丰富，手段凶残，犯罪能量大，逃避打击的能力强，并且多拥有武器，一般进行最严重的刑事犯罪活动，如性质十分严重的杀人、抢劫、盗窃以及组织赌博、制贩毒品等。

四、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现状

我国的有组织犯罪，起源于旧社会的帮会。【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于各类黑社会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严厉打击，短短的几年内便使得猖獗的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有组织犯罪的各种雏形——结伙犯罪和团伙犯罪增多。根据中国警方公布的数据，从1986年到1994年，中国查获的犯罪团伙数量，已由3万发展到20多万个；其他成员也由11万余人发展到90万人。个别地区重大(及特大)刑事案件的70-80%是犯罪团伙所为。【4】其中一部分发展成为有一定组织形式的犯罪集团。虽然目前中国的多数犯罪集团还不具备黑社会犯罪的完整特征，但其中有些具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操作规程，已具有黑社会犯罪的某些痕迹和性质。因而可以说，在我国，“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已经出现”，【5】并呈“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地发展的趋势”。【6】从某种程度上讲，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已成为中国境内各种犯罪活动中对社会危害极大的一种恶性犯罪，它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秩序，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

我国目前尚无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只存在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换言之，某些犯罪集团已经具有黑社会组织的某些痕迹和性质，但还不具备黑社会犯罪的完整特征，属于在犯罪集团之上，黑社会组织过渡的一个中间形态。

五、我国对有组织犯罪的惩治

1997年新修订通过的中国新刑法典，对于中国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的出现太其发展演化趋势作了及时反应，在第294条专条规定了对此类犯罪的惩治规范。从法条的存在结构及其立法本意分析，中国新刑法典对于有组织犯罪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惩治的：

5．1强化对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的惩治。

有组织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首先来自于犯罪组织本身的危险性。由于黑社会组织是正常社会相对立的社会团体，因而往往有着同正常社会相抗衡的能力，从主体生存能力、作案技术到逃避打击的措施，都有着很高水平，以至于能够长期在社会上延续下去，成为政府和社会难以对付的犯罪组织。因而各国刑事立法对于此种犯罪惩治和打击的重点，均为建立和参加黑社会组织的行为，我国也不例外。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我国新刑法典第294条第1款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对于该罪，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含义。如前所述，中国目前尚无典型的黑社会组织，而只存在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因而我国刑法对于此类犯罪使用了范围更为宽广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概念。（2）注重对单纯组织、领导、参加行为的打击。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单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即构成犯罪，并不以行为人个人是否实施其他犯罪为构成本罪的必要条件，否则将实行数罪并罚。因此，这三种行为的含义，应有准确的理解：其一，“组织”行为是指倡导、发起、策划、安排、建立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组织行为导致了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产生，因而是各国刑法所打击的重点。其二，“领导”行为，是指在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中处于领导地位，对该组织的活动进行策划、决策、指挥、协调的行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导者，往往是该组织所实施危害行为的直接决策者和指挥者，因而此种行为具有较大的危害性。通常情况下组织者往往即是领导者，但也不尽然，非组织者被提拔成为领导者的情况也较常见。其三，“参加”行为，无论是积极参加还是其他参加行为，均指对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故意加入。由于作为一个以犯罪为主要目的的团伙的成员，其本身就被看作是对法律秩序和社会安宁所构成的显著危险，因而我国刑法采取许多国家对此的立法通例，即将加入黑社会组织行本身视作一种“自身犯罪”，【7】并独立于其它为实现犯罪组织的犯罪目的而实施的任何具体犯罪。事实证明，由于此种立法方式宣布加入黑社会组织的行为即为犯罪，犯罪的确定不需要个人特定犯罪行为的证据，因而是防范有组织犯罪的有力武器。（3）刑罚轻重有序。各国刑法均将有组织犯罪列为重点打击对象，一般都宣布在法定刑法范围内对其严加惩处，例如1996年俄罗斯刑法即有大量此类规定。如该法典174条规定，对普通的洗钱行为，处4年以上8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或不并处没收财产；而对有组织的团伙实施的洗钱行为，处7年以上10年以下剥夺自由，并处或不并处没收财产。【8】这种对个人犯罪、事先通谋的团伙犯罪、有组织犯罪轻重不同的刑罚原则，对有组织犯罪是一种有力的威摄。我国刑法虽然目关未明确规定此种处罚原则，但对有组织犯罪的年罚也有自己的特色。我国刑法虽然规定所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均构成犯罪，但是仍视行为的轻重、主观罪过的轻重等规定了不同的法定刑。例如对于积极参加者和其他参加者就规定不同刑罚，前者应当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后者的法定刑则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5．2注重对入境发展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的惩治。

我国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改革开放初期便遭到来自港、澳、台地区黑社会组织的渗透。近年来，我国10余个省区均发现或者查获境外黑社会成员渗透，涉及到境外黑社会组织达80余个【9】，它们所进行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一方面对我国沿海地区和内地的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威胁，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的有组织犯罪逐渐向跨国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为惩治和打击危害严重的上述行为，我国新刑法典第294条第2款设立了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

对于本罪，应当这样理解：本罪的犯罪主体具有特殊性，即行为人必须是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成员，至于其本人的国籍，则不作任何特别要求，可以是外国人或者无国籍人，也可以是已加入境外黑社会组织的中国公民。应当注意，这里所称的境外黑社会组织，应当是被中国境外的国家和地区确定为黑社会的组织，既包括外国的黑社会组织，也包括中国台湾、澳门地区的黑社会组织。【10】香港已经回归我国，并建立了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但是由于我国对出入香港实行特别的管制制度，要办理特别的审批出入境手续，有别于出入内地的省份，据此有的学者指出，本罪中所指的境外的黑社会组织也包括香港的黑社会组织。【11】

5．3注意对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的惩治。

美国犯罪学家艾兹恩认为，有组织犯罪生存的手段之一，就是对政府官员和司法官员的腐化，向他们提供利益而获得保护。【12】当前，我国境内不少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采用各种手段拉拢、利诱、腐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寻找保护伞，以建立自己逃避处罚的防护机制。这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相勾结，公然包庇犯罪分子，或者对有组织犯罪视而不见的公开纵容行为，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败坏了政府形象，并严重挫伤了公众与有组织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和信心。为打击此种行为，我国新刑法典第294条第4款专门设立了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六、我国有组织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

如何有效地改革和完善立法，以有效地预防、遏制和打击正在泛滥的有组织犯罪，是世界各国立法机关和刑事法律界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我国新刑法典虽然对有组织犯罪的出现和发展趋势作出了及时反应，但还不能称得上尽善尽美。笔者认为，我国新刑法典至少应当在发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6．1进一步严厉打击有组织犯罪相牵连的犯罪行为。

与有组织犯罪相牵连的犯罪行为，主要是指接受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贿赂的受贿罪、妨害对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调查的犯罪行为等。对这类行为，许多国家的刑事立法规定应当给予比同类普通犯罪行为更为严厉的刑罚处罚。例如，1960年前苏俄刑法典规定，对受贿罪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没收财产。【13】而面对日益严峻的有组织犯罪形势，1996年修订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对受贿罪进行了分解，规定对普通受贿罪处5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3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一定活动的权利，或者其他刑罚。但是，它对与有组织犯罪相牵连的受贿罪从严惩处，如对有组织的团伙行贿的受贿罪，均处7年以上12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或不并处没收财产。【14】笔者认为，为有利于打击有组织犯罪，尤其是打击支持、包庇有组织犯罪的外围型犯罪，对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上述犯罪处以相对较重的刑罚是可取的，值得我国刑法借鉴。

6．2严厉打击有组织犯罪团伙所实施的其他犯罪行为。

在普通的刑事犯罪中，共同犯罪的整体社会危害性要比单纯个人犯罪更为严重；犯罪集团所实施的犯罪，其社会危害性显然又要比结伙型或者聚众型的共同犯罪严重。而作为犯罪集团高级形式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有组织犯罪，其社会危害性显然要更为严重。因此，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实施的刑事犯罪，处以比个人犯罪和普通共同犯罪更为严重的刑罚，显然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有利于从严惩处有组织犯罪，对此其他国家已有立法例可资参考。1996年《俄罗斯联邦刑法》体现了这一从重原则。【15】

6．3应当从刑法上鼓励单纯参加犯罪组织者自动退出。

由于我国刑法采取单纯参加黑社会组织即构成犯罪的国际立法通例，因而凡是参加此类犯罪组织的，即使未实施任何其他违法或者犯罪行为，也应当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但对于参加后即退出等行为却又未规定相应的从宽处罚措施，不利于鼓励单纯参加者退出犯罪组织或者终止犯罪

第三篇：xx地区犯罪现状分析

一、当前犯罪现状的特征

１、从案件数量上来看，２００２年刑事案件数量一改前三年不断上升的状况整体呈现回落的趋势。资料统计，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份全市普通刑事案件的批捕数为３３０３件４４９８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２７.４％和１５.１％，起诉数为３３８２件４８４６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１３.５％和１９.７％，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数为２９３件３１３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３０.８％和３１.５％；２００１年同期批捕４３３７件５８６４人，又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分别增长３１.３％和３０.４％，起诉数为４７４７件６６０１人，同期分别增长了４０.４％和３６.２％，职务犯罪立案数为３０９件３２８人，同期分别增长了５.５％和４８％。到了２００２年，统计数字表明，上述状况出现了重大的转变。据统计，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全市普通刑事案件的批捕数为３９３１件５０９１人，比上一同期分别下降了１０.３％和１５.２％，起诉４７２４件６２３９人，又比上一同期分别下降了０.５％和５.８％，职务犯罪的立案数从上一同期的３０９件３２８人下降到２２９件２４３人，同期分别下降了３４.９％和３５.０％（见表一）。从上述资料当中可以看出，在开展“严打”斗争的过程中，案件数量在初期呈现出一定幅度的上升趋势，在２００１年达到了顶峰，而随着“严打”斗争的深入，这种趋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今年案件数量比去年同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反映出我市“严打”斗争已经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的成果，社会治安环境正在朝着好的方面发展。

２、从案件类型来看，侵犯财产犯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仍是刑事案件的主要组成部分，重、特大犯罪案件继续下降。２００１年侵犯财产案件占已批准逮捕案件的４７.８％，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占３２.６％，两者占所有刑事案件总数的８０.４％。从近三年１－１１月的同期数字对比来看，侵犯财产案件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仍然是刑事案件的主要组成部分，且都开始呈现回落迹象。以起诉被告人的数字为基准，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起诉侵犯财产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２２６９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１０.４％，起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１２６２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３９.１％，２００１年１－１１月起诉侵犯财产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２８６１人，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长了２６.１％，起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１９６９人，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长了５６.０％，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起诉的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６２３９人，侵犯财产案件的被告人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的被告人总共有３８５５人，占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的６１.８％，其中起诉侵犯财产案件的被告人人数为２７７６人，比去年同期下降３.１％，起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的被告人人数为２０１６人，比２００１年同期增长２.４％，但比去年与前年同期增长５６.０％要小得多，而且从前一程序的批捕人数来看，今年１－１１月已经下降了２.１％，可以预计今后一个阶段起诉数字也将出现负增长。批捕、起诉重、特大案件的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很大，分别为５２４人和４９６人，下降了５７.３％和７０.４％，说明随着“严打”斗争的深入开展，司法机关将重、特大犯罪作为打击重点，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见表二）

３、从犯罪主体来看，无业人员、农民、两劳人员、外来人员是当前刑事犯罪的主流。这四类人员具有身份上的重合性，大部分犯罪的两劳人员是无业人员，绝大部分外来人员是农民。据统

计，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无业人员１９７１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３８.５％，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３２.９％，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２８７１人，占总数的４５４％，上升了６０.３％，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３１４４人，占总数的５１.８％，比去年同期上升９.５％；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农民有１６７８人，占起诉被告人总数的３６.０％，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１４.０％，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１９１２人，上升了１３.９％，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４０２人，占被告人总数２３.１％，下降了３６.４％；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两劳人员有８５１人，占总数的１８.３％，同比上升４１.４，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１１１７人，占总数的１７.７，上升了３１.３，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１２５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１８.５％，比去年同期增加０.７％；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外来人员有１５２２人，占总数的３２.７％，同比上升了４５.２％，２００１年有２０５０人，占总数的３２.４％，上升了３４.７％，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９３７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３１.９％，下降了５.８％。这四类人员的犯罪已成为我市治安的一大隐患，犯罪类型集中在侵财类案件，主要是盗窃和抢劫，在雨花台、玄武、秦淮等城郊结合地区尤为突出，如玄武区院办理的１１５名涉嫌抢劫的犯罪嫌疑人中有１０３名是外来人员，占９８.６％。从１至１１月同期起诉数字对比看，无业、两劳人员人数在逐年增加，无业人员已超过被告人数的一半以上，这应该值得我们的注意。（见表三）

４、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刑犯超过总数的七成。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全市检察机关收到生效判决４０６５人，其中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５２人，占判决总数的１.３％，较上年同期增加１３.０％，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２１０人，占判决总数的５.２％；同比上升３９.１％，判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１５４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８.４％，同比上升了２５.７％，判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２６４５人，占判决总数的６５.１％，同比上升１２.２％；２００１年１－１１月判决人数为４８７２人，其中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１１１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３％，比２０００年同期上升了１１３.５％，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２３１人，占判决总数的４７％；同比上升１０.０％，判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３９２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８.６％，同比上升了２０.６％，判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３１３４人，占判决总数的６４.３％，同比上升了１８.５％；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判决人数为５３３１人，其中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４４人，占判决总数的０.８％，比２００１年同期下降了１５２３％，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１７５人，占判决总数的３.３％；同比下降３２.０％，判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３２０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４.８％，同比下降了５.５％，判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３７８５人，占判决总数的７１.０％，同比上升了２０.８％（见表四）。判处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等的人数逐步增加，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比去年同期上升３１.３％，比２０００年同期上升３８.４％，宣告缓刑人数也比２００１年同期增加３３.４％，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加５０％。近三年１－１１月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数比例不断攀升，说明我市在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控制社会犯罪方面乏力，这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５、职务犯罪案件仍呈“四多”格局，且向一些重点领域和热点行业渗透。一是县处级以上干部犯罪案件增多，具有明显的高层次性。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在立案查处的涉嫌贪污贿赂职务

犯罪的人中，县处级以上干部有１４８人，占总人数的２８.９％其中２００１年县处级以上干部案件数较２０００年上升２６％，厅级干部同比上升７５％。高职务犯罪所占比例增大，特别是局以上干部犯罪案件增多现象值得重视。如原省民政厅副厅长程韶韵（正厅级）、原省体改委副主任闫怀民（正厅级）、原省保险公司副总经理薛仁云（副厅级）因受贿被查处。二是重特大案件多，涉案案值大。当前，职务犯罪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几十万、上百万的案件已屡见不鲜。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处重特大案件２８３件，占立案数的５８.６％，其中，３８.７％的案件犯罪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如中信实业银行xx分行城西支行行长助理孔朝晖挪用公款８５００万元，xx市国税局玄武分局工作人员孙俊受贿６９万元等。三是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犯罪所占比重长期居高不下，显出易发和多发的特点。近几年查处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一直占全市立案总数的７０％左右。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办此类案件３６５人，占立案数的７１.２％。近年来查办国企犯罪呈现出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亏损企业人员犯罪突出，如新联机械厂、三乐集团、奶业集团等亏损单位发案都比较高，亏损企业已成为国企人员犯罪的高发区。二是“５９”现象突出。从犯罪者年龄看，２００１年有１４.９％的国企犯罪人员都处于“５９”年龄段，如江苏省中央企业物资联合公司副总经理吴观海贪污案，xx电力变压器厂厂长王有喜受贿案等案件，犯罪嫌疑人都是在“临退休前捞一把”思想的支配下冒险作案的。三是作案手法隐蔽。６３.５％的国企犯罪人员文化程度都在大专以上，具有较高智商，反侦查能力强。四是窝串案现象较为严重。为了谋取私利，某一个单位或部门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之间往往相互勾结，相互包庇，共同作案，群体犯罪明显增多。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办职务犯罪窝串案２１９人，占立案数的４２.７％。如２００１年我市检察机关查办的江苏省罕见的特大受贿案——原江苏省交通工程总公司总经理黄加彬受贿人民币１６５万元案件中，一举挖出了该公司原总经理、副总经理、副总工程师等１５人受贿窝案。五是交通、教育、房地产等重点行业和热点领域职务犯罪较为突出。交通、教育、房地产部门作为近年来国家扶持的重点行业和热点领域，近年来已逐渐成为职务犯罪新的易发多发地带。去年，全市反贪部门在交通系统严厉查处了江苏省交通工程总公司等交通工程领域一批职务犯罪分子，共立案１７件１７人，较前年同期上升５４.５％；今年１－６月，全市在教育系统立案查处职务犯罪案件１７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１４３％，其中要案８人；在房地产开发领域立案１５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２００％。如我市检察机关今年查办的xx人口管理学院副院长朱秀云（正厅）受贿案，扬子石化公司房产公司总经理范启盛受贿１０１.０７万元案件等。

二、治理犯罪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我市政法机关认真贯彻“严打”方针，打击职能得到了全面发挥：侦查机关调动了大量警力，超负荷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两级法院依法从重判处了一批犯罪分子，体现了法律的威慑力；检察机关坚持从重从快方针，明显缩短了刑事案件的诉讼周期，迅速地办理一批重特大刑事、职务犯罪案件。如“９·１４”陈正平投放危险物质案，案发当日，检、法两家就及时地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公安机关在３天内将案件侦查终结，检察院在９月１８日收案后的第二天就向法院起诉，９月３０日开庭审判，犯罪分子在一个月内被正法。政法机关对犯罪的高压态势有力地维护了我市社会治安的稳定，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但是，我

们也应当看到目前在打击尤其是控制犯罪方面还存在的几个方面的问题：

１、执法理念还存在偏差。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控制犯罪的理解存在片面性，单纯地以案件数量的升降衡量司法工作的好坏和专项打击工作力度的大小，客观上促使司法机关围绕数字做文章，放松了全面工作，忽视了对犯罪的预防工作，法律效果难以客观反映，*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也难以统一。在执法理念上的偏差主要表现在：（１）重打击轻防治，将打击和预防、治理分离，集中力量搞“人头”数、案件数，造成案件数量的非正常上升，对刑事犯罪片面地强调打击压制，而对引发犯罪的因素关注不够，没有从消除不稳定因素、建立自律的法治秩序角度来有效地预防犯罪，打击和预防“一手硬，一手软”。（２）重运动轻基础，对于刑事犯罪活动，司法机关每年不是搞“严打”就是来几次专项斗争，毋庸讳言，“严打”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犯罪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但作为一项重大刑事政策，必须与社会犯罪状况相适应，必须与逐步健全的法律相一致。上述统计表明，虽然司法机关通过运动式刑事司法严厉地打击了刑事犯罪，但对于预防社会犯罪、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工作却没有做深入的研究，也无暇顾及，这种单一打击的手段使处理复杂的犯罪问题过于简单化，助长了形式主义、依赖运动的旧的风气，造成了司法资源的紧张或浪费，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犯罪问题。（３）重实体轻程序，在严厉打击犯罪的过程中忽视程序法应有的独立价值，往往使追求眼前效益的程序违法行为合法化。工作重点放在实体的定罪上，遵守程序法的规定放在次要位置上，超期羁押、违法监视居住、不符合条件地延长拘留期限和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等现象均不同程度地存在。（４）重惩治轻保护，片面地强调从严从重，可捕可不捕的要捕，可诉可不诉的尽量起诉。为了互相配合而以捕代侦，变相羁押，未能全面理解刑事法律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上的双重功能，不能正确运用《刑法》规定的“但书”条款。（５）重惩罚轻教育，对刑罚的目的缺乏全面的认识，忽视了对有挽救余地的犯罪人如何不再或远离犯罪的教育，忽视了减少社会中引发犯罪的各种不利因素研究，丧失了让一部分犯罪人回归社会，造福社会的良机。

２、打击重点不突出，针对性不强。从判处轻刑的大量案件来看，我们绝大部分的司法资源消耗在轻微刑事犯罪上，这说明打击重点还不够突出。使用打击手段控制犯罪的重点应放在有组织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犯罪和重大的职务犯罪上。虽然去年案件总量较大，但处理的主要还是犯罪性质、情节轻微的案件，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罪与非罪之间的边缘案件。如盗窃这一多发性犯罪中重特大案件所占比例仅为８.５％，涉毒案件中也多为贩卖少量毒品和容留

一、两次吸毒的小案件，特别是办理的涉枪涉爆案件，大多属情节轻微，可不作为犯罪处理，但我们却在这方面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打击犯罪是为了谋求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犯罪问题既有犯罪分子本身的原因，同时与社会大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充分挖掘犯罪的目的、动机和造成犯罪的社会根源是我们打击和控制犯罪的首要工作。从目前情况看，我们在办理刑事案件方面还主要停留在以打为主的事后裁处层次上，没有对多次“严打”、专项打击行动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系统研究，没有从根本解决治安问题的高度，综合运用多种相互配套的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进行事前调控的角度入手。在社会转型期间，复杂的矛盾冲突和社会运行机制的不稳定是犯罪现象激增的根源，就我市情况而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人员流动频繁、国有企业活力不足效益下降所导致的失业率上升和职工生活困难、原有抑制犯罪的社会机

制（如派出所、街道、居委会、村社）功能异化或者被削弱等都是导致犯罪增加的直接因素，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的治理措施力度不够大、效果不够明显。虽然我们一直在开展诸如流动人口管理、创建无毒社区、预防青少年犯罪等综合治理工作，但打击、预防和综合治理等措施衔接还不紧，还没有形成统筹规划、有机结合、责任落实的合理格局，其直接后果就是对犯罪控制心中没有底，对稳定的追求往往通过经常地反复地打击来加以实现。

３、考核评估机制缺乏科学性。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以打击人头数、查办案件数作为我们工作成果的衡量标准，以简单的数字相加作为考核评估的标准，却忽视了预防和治理的成效。这种考核评估方法使一些部门和单位将人头数、案件数与经济利益、排名先后紧密联系，强调数字指标而丢弃预防和治理的基础性工作。实际上，人头数、案件数的增加非但不能说明一个地区打击和预防工作做得好，相反却恰恰说明这个地区在社会治安方面还存在很多的问题，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当然，有案不办，危害社会更是不允许的，关键是我们必须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看待刑事案件的发案率，而不应该片面地考虑数字的问题。倘若一个地区社会秩序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发案率低则恰恰说明了我们的维护稳定的基础工作扎实到位，治理工作富有成效。

攀比人头数、案件数，结果是造成干警们超负荷地工作并承受极大的压力，不能实事求是地去开展工作，相反为了糊弄数字、应付上级而刻意搞许多脱离实际的花头。除此之外还带来三个方面的负面效应：第一是打击重点无法突出，办案单位将精力集中于办理简单的“一案一人一笔犯罪事实”的案件，因为这类案件办案周期短，投入少，却还有相应的人头数、案件数。第二是打击不彻底，批捕一名犯罪嫌疑人后侦查机关就认为完成了任务，“人头数已经算过了”，不愿再将力量花在深挖余罪、补充证据和扩大战果上。第三是增加了不必要的案件量和诉讼成本，轻刑犯的案件量大幅上升就是由此造成的结果。为了要数字，有的随意启动刑事诉讼程序，把一些可作行政处罚的案件升格为刑事案件，更有甚者，有时出现公诉抢自诉的饭碗的怪现象。

三、犯罪的防治策略

刑事犯罪是社会的毒瘤，是迟滞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犯罪现象在一定时期内仍然突出，仅依靠打击是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多年来打击犯罪的规律是：打了一拨又一拨，铲了一茬又一茬，可谓层出不穷，源源不断。因此，有效地控制犯罪的方法应该是打击和预防并重，两者有机地结合，就能有效地遏制和控制犯罪。我们认为，今后政法机关要在犯罪控制上多下功夫：

１、转变执法理念，既要打击又要预防，打防并重。就今后对刑事犯罪打击的重点来看，要继续突出对有组织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犯罪的打击力度，实事求是地从重打击，有一个打一个，绝不纵容姑息。对量刑比较轻的刑事犯罪采取以预防和治理为主的策略，从而使刑事犯罪在整体上得到有效遏制，使刑事案件总量下降。打击犯罪是不得已的，其付出的成本也大。而预防虽同样要花费一定的成本，但相对于事后无可挽回的损失而言我们的付出还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看，预防对犯罪控制来说是经济的，与刑法的谦抑价值是相通的。在当前社会犯罪处于高峰的状况下，预防犯罪显得更为迫切。成功地预防一批犯罪行为的发生，降低刑事案件总量，这与我市创建全国最安全城市的目标是一致的。反复地进行“严打”、专项斗争，社会对立面越多，不稳定因素就越多，而刑事案件数量随着打击的深入而不断地攀升，随着打击的结束而出现回落，只能说明犯罪的严

重状态和处理方法不当。真正把预防工作做到位，刑事案件数量相对减少就成为必然趋势，这才符合客观规律和稳定的要求。

就职务犯罪控制而言，打击和预防必须齐头并进。一方面，我们将优化侦查机制，集中力量查办大要案。针对当前职务犯罪跨地区、跨行业，案情复杂，牵涉面广，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日趋增强以及案件线索来源不均等问题，全市反贪部门应积极致力于在侦查指挥协调机制等方面的重大变革，探索和建立上下联动、横向协作的全市反贪侦查工作大格局。一是建立侦查指挥中心，强化协调、指挥机制；二是施行异地侦查机制；三是形成全市反贪警力统一调配的机制；四是坚持与纪委等职能部门密切协作，强化遏制腐败的协作机制。另一方面，为适应职务犯罪预防的需要，从根源上治理腐败，使我市反腐败斗争形成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良性局面，我们需要建立健全有效的预防工作机制。去年，我市成立了全市“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指导委员会”，进一步推动了全市性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发展。当前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必须突出以下七个环节：一是切实落实领导干部党风廉政责任制；二是加快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的科学管理机制；三是深入加强干部群各种*思想教育；四是全面推行“政务公开”、“企务公开”制度；五是省市工委在国有企业中实行纪检监察委派制；六是在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全面推行会计统派制度；七是结合办案，做好个案预防。打防结合，内外联动，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就能增强预防效果。

２、建议设立相应的刑事犯罪专职预防机构。今年职务犯罪案件大幅下降，尽管有多种原因，但与职务犯罪预防机构的设立并发挥作用是分不开的。受它的启发，我们也可以在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内部设立一个刑事犯罪专职预防机构，或在市综合治理办公室基础上，成立刑事犯罪预防局，并加强和完善相关预防犯罪的配套措施。但应该看到，刑事犯罪的预防和职务犯罪的预防不能照搬其制度和体制，毕竟职务犯罪预防针对国家工作人员，主体单一且人数有限，而刑事犯罪预防却要针对所有的市民，各层面的人都有。这样看来并不是面对刑事犯罪我们无法做任何预防工作。前文所述，无业人员、农民、两劳人员、外来人员是刑事犯罪的主流，我们可以设想将刑事犯罪预防分为四个组，针对四种不同的人员，采取相应的措施分别预防。如无业人员预防组，在掌握无业人员总体情况的基础上，深入到社区乡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文体娱乐活动、帮助其就业等，在物质上、精神上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使他们的“剩余精力”得到合理宣泄，而不致于去犯罪。政法机关原先有一些综合治理的工作，也可以将它纳入到刑事犯罪预防工作中来，这样预防工作有系统性，便于指挥，同时也将有关的业务科、处从多头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搞好业务工作。

３、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估机制，以“三个效果”为依据全面衡量刑案预防工作。长期以来，我们的办案部门将上级部门的考核办法片面理解为仅仅是个数字问题，由此造成凑数字、凑人头、等时间、搞“存货”等等为应付考核而疲于奔命的局面，而对刑事犯罪预防的许多基础性工作如对重点人口的管理等无暇顾及。对于可捕可不捕、可诉可不诉的，检察人员碍于情面，考虑到相互配合，支持侦查机关，还是捕了、诉了。结果付出了案件质量下降，群众不满意的代价。因此，要以科学全面合理的考核办法，引导基层合理分配警力，加大防治工作的力度。对此，市院郑鄂检察长曾经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多次强调办案必须始终注重*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取其一舍其次都是不可能实现“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的。我们的检察工作必须始终坚持把

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服务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我们的工作也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

４、转变刑事政策，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防治轻刑犯。对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免予刑事处分等轻刑犯，在目前已占了所有刑事案件的七成以上，这已经表明目前的刑事政策的打击指向偏向了轻刑犯，打击重点不突出，应当加以调整。目前应对青少年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初犯、偶犯，可以与被害人和解的犯罪以及边缘性犯罪实行宽松一点的刑事政策，在公诉阶段大胆地采用不起诉，在审判阶段大量地使用罚金刑来代替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以尽量减少或避免刑罚的负面效应，实现刑法的谦抑价值，减少司法资源的消耗。采用追究刑事责任的手段不是调整社会矛盾的唯一方法，刑法的调整方法必须与经济、行政和道德的调整方法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调节社会矛盾。当前应当建立和完善一整套与刑法相衔接的简易行政处罚制度，采用各种手段预防轻刑犯的产生，避免大量刑事案件拥入司法程序，节约司法资源，缓和社会矛盾。

５、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提高预测水平，为预防提供工作依据。犯罪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环境下，会有不同的变化发展规律。及时分析各时期的犯罪发展规律、准确地预测犯罪的发展趋势，为犯罪预防提供信息，能使预防工作更为主动、更有针对性。当前我市一个突出的矛盾就在于失业问题，无业人员已占犯罪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要采取发展的手段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对无业人员的犯罪预防应综合运用多种配套的手段进行，如加快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率；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帮扶社会弱势群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保护平等竞争；加强基层社会控制力；创造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的机会，减少对无业人员的“感染”等。

第四篇：xx地区犯罪现状分析

一、当前犯罪现状的特征１、从案件数量上来看，２００２年刑事案件数量一改前三年不断上升的状况整体呈现回落的趋势。资料统计，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份全市普通刑事案件的批捕数为３３０３件４４９８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２７.４％和１５.１％，起诉数为３３８２件４８４６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１３.５％和１９.７％，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数为２９３件３１３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分别增长３０.８％和３１.５％；２００１年同期批捕４３３７件５８６４人，又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分别增长３１.３％和３０.４％，起诉数为４７４７件６６０１人，同期分别增长了４０.４％和３６.２％，职务犯罪立案数为３０９件３２８人，同期分别增长了５.５％和４８％。到了２００２年，统计数字表明，上述状况出现了重大的转变。据统计，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全市普通刑事案件的批捕数为３９３１件５０９１人，比上一同期分别下降了１０.３％和１５.２％，起诉４７２４件６２３９人，又比上一同期分别下降了０.５％和５.８％，职务犯罪的立案数从上一同期的３０９件３２８人下降到２２９件２４３人，同期分别下降了３４.９％和３５.０％（见表一）。从上述资料当中可以看出，在开展“严打”斗争的过程中，案件数量在初期呈现出一定幅度的上升趋势，在２００１年达到了顶峰，而随着“严打”斗争的深入，这种趋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今年案件数量比去年同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反映出我市“严打”斗争已经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的成果，社会治安环境正在朝着好的方面发展。２、从案件类型来看，侵犯财产犯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仍是刑事案件的主要组成部分，重、特大犯罪案件继续下降。２００１年侵犯财产案件占已批准逮捕案件的４７.８％，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占３２.６％，两者占所有刑事案件总数的８０.４％。从近三年１－１１月的同期数字对比来看，侵犯财产案件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仍然是刑事案件的主要组成部分，且都开始呈现回落迹象。以起诉被告人的数字为基准，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起诉侵犯财产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２２６９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１０.４％，起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１２６２人，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３９.１％，２００１年１－１１月起诉侵犯财产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２８６１人，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长了２６.１％，起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１９６９人，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长了５６.０％，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起诉的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人数为６２３９人，侵犯财产案件的被告人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的被告人总共有３８５５人，占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的６１.８％，其中起诉侵犯财产案件的被告人人数为２７７６人，比去年同期下降３.１％，起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件的被告人人数为２０１６人，比２００１年同期增长２.４％，但比去年与前年同期增长５６.０％要小得多，而且从前一程序的批捕人数来看，今年１－１１月已经下降了２.１％，可以预计今后一个阶段起诉数字也将出现负增长。批捕、起诉重、特大案件的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很大，分别为５２４人和４９６人，下降了５７.３％和７０.４％，说明随着“严打”斗争的深入开展，司法机关将重、特大犯罪作为打击重点，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见表二）３、从犯罪主体来看，无业人员、农民、两劳人员、外来人员是当前刑事犯罪的主流。这四类人员具有身份上的重合性，大部分犯罪的两劳人员是无业人员，绝大部分外来人员是农民。据统计，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无业人员１９７１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３８.５％，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３２.９％，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２８７１人，占总数的４５４％，上升了６０.３％，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３１４４人，占总数的５１.８％，比去年同期上升９.５％；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农民有１６７８人，占起诉被告人总数的３６.０％，比１９９９年同期上升１４.０％，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１９１２人，上升了１３.９％，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４０２人，占被告人总数２３.１％，下降了３６.４％；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两劳人员有８５１人，占总数的１８.３％，同比上升４１.４，２００１年同期有１１１７人，占总数的１７.７，上升了３１.３，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１２５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１８.５％，比去年同期增加０.７％；２０００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外来人员有１５２２人，占总数的３２.７％，同比上升了４５.２％，２００１年有２０５０人，占总数的３２.４％，上升了３４.７％，今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９３７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３１.９％，下降了５.８％。这四类人员的犯罪已成为我市治安的一大隐患，犯罪类型集中在侵财类案件，主要是盗窃和抢劫，在雨花台、玄武、秦淮等城郊结合地区尤为突出，如玄武区院办理的１１５名涉嫌抢劫的犯罪嫌疑人中有１０３名是外来人员，占９８.６％。从１至１１月同期起诉数字对比看，无业、两劳人员人数在逐年增加，无业人员已超过被告人数的一半以上，这应该值得我们的注意。（见表三）４、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刑犯超过总数的七成。２０００年１－１１月，全市检察机关收到生效判决４０６５人，其中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５２人，占判决总数的１.３％，较上年同期增加１３.０％，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２１０人，占判决总数的５.２％；同比上升３９.１％，判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１５４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８.４％，同比上升了２５.７％，判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２６４５人，占判决总数的６５.１％，同比上升１２.２％；２００１年１－１１月判决人数为４８７２人，其中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１１１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３％，比２０００年同期上升了１１３.５％，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２３１人，占判决总数的４７％；同比上升１０.０％，判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３９２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８.６％，同比上升了２０.６％，判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３１３４人，占判决总数的６４.３％，同比上升了１８.５％；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判决人数为５３３１人，其中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４４人，占判决总数的０.８％，比２００１年同期下降了１５２３％，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１７５人，占判决总数的３.３％；同比下降３２.０％，判三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１３２０人，占判决总数的２４.８％，同比下降了５.５％，判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的３７８５人，占判决总数的７１.０％，同比上升了２０.８％（见表四）。判处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等的人数逐步增加，２００２年１－１１月比去年同期上升３１.３％，比２０００年同期上升３８.４％，宣告缓刑人数也比２００１年同期增加３３.４％，比２０００年同期增加５０％。近三年１－１１月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数比例不断攀升，说明我市在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控制社会犯罪方面乏力，这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５、职务犯罪案件仍呈“四多”格局，且向一些重点领域和热点行业渗透。一是县处级以上干部犯罪案件增多，具有明显的高层次性。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在立案查处的涉嫌贪污贿赂职务犯罪的人中，县处级以上干部有１４８人，占总人数的２８.９％其中２００１年县处级以上干部案件数较２０００年上升２６％，厅级干部同比上升７５％。高职务犯罪所占比例增大，特别是局以上干部犯罪案件增多现象值得重视。如原省民政厅副厅长程韶韵（正厅级）、原省体改委副主任闫怀民（正厅级）、原省保险公司副总经理薛仁云（副厅级）因受贿被查处。二是重特大案件多，涉案案值大。当前，职务犯罪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几十万、上百万的案件已屡见不鲜。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处重特大案件２８３件，占立案数的５８.６％，其中，３８.７％的案件犯罪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如中信实业银行xx分行城西支行行长助理孔朝晖挪用公款８５００万元，xx市国税局玄武分局工作人员孙俊受贿６９万元等。三是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犯罪所占比重长期居高不下，显出易发和多发的特点。近几年查处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一直占全市立案总数的７０％左右。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办此类案件３６５人，占立案数的７１.２％。近年来查办国企犯罪呈现出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亏损企业人员犯罪突出，如新联机械厂、三乐集团、奶业集团等亏损单位发案都比较高，亏损企业已成为国企人员犯罪的高发区。二是“５９”现象突出。从犯罪者年龄看，２００１年有１４.９％的国企犯罪人员都处于“５９”年龄段，如江苏省中央企业物资联合公司副总经理吴观海贪污案，xx电力变压器厂厂长王有喜受贿案等案件，犯罪嫌疑人都是在“临退休前捞一把”思想的支配下冒险作案的。三是作案手法隐蔽。６３.５％的国企犯罪人员文化程度都在大专以上，具有较高智商，反侦查能力强。四是窝串案现象较为严重。为了谋取私利，某一个单位或部门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之间往往相互勾结，相互包庇，共同作案，群体犯罪明显增多。２００１年至今年１１月，共查办职务犯罪窝串案２１９人，占立案数的４２.７％。如２００１年我市检察机关查办的江苏省罕见的特大受贿案——原江苏省交通工程总公司总经理黄加彬受贿人民币１６５万元案件中，一举挖出了该公司原总经理、副总经理、副总工程师等１５人受贿窝案。五是交通、教育、房地产等重点行业和热点领域职务犯罪较为突出。交通、教育、房地产部门作为近年来国家扶持的重点行业和热点领域，近年来已逐渐成为职务犯罪新的易发多发地带。去年，全市反贪部门在交通系统严厉查处了江苏省交通工程总公司等交通工程领域一批职务犯罪分子，共立案１７件１７人，较前年同期上升５４.５％；今年１－６月，全市在教育系统立案查处职务犯罪案件１７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１４３％，其中要案８人；在房地产开发领域立案１５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２００％。如我市检察机关今年查办的xx人口管理学院副院长朱秀云（正厅）受贿案，扬子石化公司房产公司总经理范启盛受贿１０１.０７万元案件等。

二、治理犯罪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近年来，我市政法机关认真贯彻“严打”方针，打击职能得到了全面发挥：侦查机关调动了大量警力，超负荷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两级法院依法从重判处了一批犯罪分子，体现了法律的威慑力；检察机关坚持从重从快方针，明显缩短了刑事案件的诉讼周期，迅速地办理一批重特大刑事、职务犯罪案件。如“９·１４”陈正平投放危险物质案，案发当日，检、法两家就及时地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公安机关在３天内将案件侦查终结，检察院在９月１８日收案后的第二天就向法院起诉，９月３０日开庭审判，犯罪分子在一个月内被正法。政法机关对犯罪的高压态势有力地维护了我市社会治安的稳定，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在打击尤其是控制犯罪方面还存在的几个方面的问题：１、执法理念还存在偏差。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控制犯罪的理解存在片面性，单纯地以案件数量的升降衡量司法工作的好坏和专项打击工作力度的大小，客观上促使司法机关围绕数字做文章，放松了全面工作，忽视了对犯罪的预防工作，法律效果难以客观反映，政治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也难以统一。在执法理念上的偏差主要表现在：（１）重打击轻防治，将打击和预防、治理分离，集中力量搞“人头”数、案件数，造成案件数量的非正常上升，对刑事犯罪片面地强调打击压制，而对引发犯罪的因素关注不够，没有从消除不稳定因素、建立自律的法治秩序角度来有效地预防犯罪，打击和预防“一手硬，一手软”。（２）重运动轻基础，对于刑事犯罪活动，司法机关每年不是搞“严打”就是来几次专项斗争，毋庸讳言，“严打”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犯罪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但作为一项重大刑事政策，必须与社会犯罪状况相适应，必须与逐步健全的法律相一致。上述统计表明，虽然司法机关通过运动式刑事司法严厉地打击了刑事犯罪，但对于预防社会犯罪、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工作却没有做深入的研究，也无暇顾及，这种单一打击的手段使处理复杂的犯罪问题过于简单化，助长了形式主义、依赖运动的旧的风气，造成了司法资源的紧张或浪费，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犯罪问题。（３）重实体轻程序，在严厉打击犯罪的过程中忽视程序法应有的独立价值，往往使追求眼前效益的程序违法行为合法化。工

指挥协调机制等方面的重大变革，探索和建立上下联动、横向协作的全市反贪侦查工作大格局。一是建立侦查指挥中心，强化协调、指挥机制；二是施行异地侦查机制；三是形成全市反贪警力统一调配的机制；四是坚持与纪委等职能部门密切协作，强化遏制～的协作机制。另一方面，为适应职务犯罪预防的需要，从根源上治理～，使我市反～斗争形成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良性局面，我们需要建立健全有效的预防工作机制。去年，我市成立了全市“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指导委员会”，进一步推动了全市性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发展。当前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必须突出以下七个环节：一是切实落实领导干部党风廉政责任制；二是加快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的科学管理机制；三是深入加强干部群各种政治思想教育；四是全面推行“政务公开”、“企务公开”制度；五是省市工委在国有企业中实行纪检监察委派制；六是在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全面推行会计统派制度；七是结合办案，做好个案预防。打防结合，内外联动，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就能增强预防效果。２、建议设立相应的刑事犯罪专职预防机构。今年职务犯罪案件大幅下降，尽管有多种原因，但与职务犯罪预防机构的设立并发挥作用是分不开的。受它的启发，我们也可以在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内部设立一个刑事犯罪专职预防机构，或在市综合治理办公室基础上，成立刑事犯罪预防局，并加强和完善相关预防犯罪的配套措施。但应该看到，刑事犯罪的预防和职务犯罪的预防不能照搬其制度和体制，毕竟职务犯罪预防针对国家工作人员，主体单一且人数有限，而刑事犯罪预防却要针对所有的市民，各层面的人都有。这样看来并不是面对刑事犯罪我们无法做任何预防工作。前文所述，无业人员、农民、两劳人员、外来人员是刑事犯罪的主流，我们可以设想将刑事犯罪预防分为四个组，针对四种不同的人员，采取相应的措施分别预防。如无业人员预防组，在掌握无业人员总体情况的基础上，深入到社区乡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文体娱乐活动、帮助其就业等，在物质上、精神上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使他们的“剩余精力”得到合理宣泄，而不致于去犯罪。政法机关原先有一些综合治理的工作，也可以将它纳入到刑事犯罪预防工作中来，这样预防工作有系统性，便于指挥，同时也将有关的业务科、处从多头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搞好业务工作。３、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估机制，以“三个效果”为依据全面衡量刑案预防工作。长期以来，我们的办案部门将上级部门的考核办法片面理解为仅仅是个数字问题，由此造成凑数字、凑人头、等时间、搞“存货”等等为应付考核而疲于奔命的局面，而对刑事犯罪预防的许多基础性工作如对重点人口的管理等无暇顾及。对于可捕可不捕、可诉可不诉的，检察人员碍于情面，考虑到相互配合，支持侦查机关，还是捕了、诉了。结果付出了案件质量下降，群众不满意的代价。因此，要以科学全面合理的考核办法，引导基层合理分配警力，加大防治工作的力度。对此，市院郑鄂检察长曾经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多次强调办案必须始终注重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取其一舍其次都是不可能实现“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的。我们的检察工作必须始终坚持把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服务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我们的工作也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４、转变刑事政策，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防治轻刑犯。对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免予刑事处分等轻刑犯，在目前已占了所有刑事案件的七成以上，这已经表明目前的刑事政策的打击指向偏向了轻刑犯，打击重点不突出，应当加以调整。目前应对青少年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初犯、偶犯，可以与被害人和解的犯罪以及边缘性犯罪实行宽松一点的刑事政策，在公诉阶段大胆地采用不起诉，在审判阶段大量地使用罚金刑来代替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以尽量减少或避免刑罚的负面效应，实现刑法的谦抑价值，减少司法资源的消耗。采用追究刑事责任的手段不是调整社会矛盾的唯一方法，刑法的调整方法必须与经济、行政和道德的调整方法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调节社会矛盾。当前应当建立和完善一整套与刑法相衔接的简易行政处罚制度，采用各种手段预防轻刑犯的产生，避免大量刑事案件拥入司法程序，节约司法资源，缓和社会矛盾。５、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提高预测水平，为预防提供工作依据。犯罪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环境下，会有不同的变化发展规律。及时分析各时期的犯罪发展规律、准确地预测犯罪的发展趋势，为犯罪预防提供信息，能使预防工作更为主动、更有针对性。当前我市一个突出的矛盾就在于失业问题，无业人员已占犯罪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要采取发展的手段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对无业人员的犯罪预防应综合运用多种配套的手段进行，如加快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率；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帮扶社会弱势群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保护平等竞争；加强基层社会控制力；创造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的机会，减少对无业人员的“感染”等。

[1]

第五篇：中国钢铁行业现状分析报告（本站推荐）

中国钢铁行业现状分析报告

1.中国钢铁工业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2.中国钢铁企业格局

3.中国钢铁工业大事件---铁矿石谈判钢铁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原材料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我国是钢铁生产和消费大国，粗钢产量连续13年居世界第一。中国钢铁工业不仅在数量上快速增长，而且在品种质量、装备水平、技术经济、节能环保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形成了一大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钢铁企业。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是国家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钢铁发展直接影响着与其相关的国防工业及建筑、机械、造船、汽车、家电等行业。中国是钢铁生产的大国。从1996年钢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开始，一直稳居世界钢产量排名第一的位置。2008年中国粗钢产量达到了5亿吨，超过位居第二位到第八位的国家的粗钢产量的总和。然而，成绩的背后却难掩中国钢铁企业普遍面临的经营困难中国钢铁工业不仅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中国钢铁行业现状献，也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和世界钢铁工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这种快速发展同时也给钢铁工业留下了很多潜在的问题，如技术水平较低、组织结构不合理等。因此，从我国钢铁工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角度考虑，需要对钢铁工业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及判断。中国钢铁业世界第一近几年，中国钢铁工业取得了多项世界第一：产量第一、出口量第一、消费量第一，并一跃成为全球钢铁生产大国。但世界钢铁生产大国并没有成为钢铁生产强国，在全球钢铁产业格局中没有话语权。中国钢铁产量占全球总产量30以上，在推动世界钢铁工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多年来，正是得益于钢铁工业提供的各类钢铁产品，才确保了国内机械、交通运输、建筑、国防等基础行业的大发展。但是，在获得诸多“世界第一”的背后，中国也为钢铁工业的无限扩产付出了惨重代价。这代价不仅是物质上的、环境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不仅是短期的，还包括长期的，甚至影响到我国钢铁工业在做大后难以做强。1949年中国的钢铁产量只有15.8万吨，居世界第26位，不到当时世界钢铁年总产量的1.6亿吨0.1。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以后的几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钢铁工业在困境中顽强地前进。到1978年，我国钢产量达到3178万吨，居世界第五位占当年世界钢铁产量的4.42。存在的问题

一、资源弱势，受制于人造成我国钢铁工业大而不强原因，几乎贯穿了整个钢铁产业链，其负面影响也越来越突出。基础资源储备不足。上世纪80年代以后，国家对地质勘探的支持力度弱化，勘探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特别是对铁矿石资源的勘探力度和深度尤为欠缺。资源储备不足，造成了一边是国内钢铁工业迅速发展，一边是铁矿石资源出现严重稀缺。需求大增，丧失定价权。由于国内铁矿石产量满足不了企业生产需求，我国每年不得不进口上亿吨铁矿石和铁精粉，而这些资源仅由几个国际矿业巨头所控制必和必拓公司、力拓公司、淡水河谷以及印度的铁矿石公司等。中国钢铁业对铁矿石的需求连年增加，这些矿业巨头就在每年的铁矿石谈判中联手抬价，对我国钢铁企业形成需求控制。行业不规范，调控不力。受市场需求驱动，地方中小钢铁企业受利益驱使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产能扩张无度。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争原料、抢市场、拼价格，其产品又多是低附加值的大路货，如线材、盘条等，使产品利润被不断走高的原料价格所侵蚀。在国际基础资源市场，“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涨价”的怪现象，在钢铁工业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需求传导，引起连环涨价。急剧增长的钢铁产销量，对国内交通运输形成巨大压力，仅进口铁矿石和出口钢材两项运输总量，2006年铁路运输量就达13.79亿吨含原辅能源材料。近几来，钢铁企业进口大量铁矿石，又出口生铁、钢坯和钢材等产品，导致国际海运价格大幅攀升。2007年，巴西、澳洲到宁波港的铁矿石运费已分别由1月份33.64美元/吨、15.93美元/吨，上涨到10月末的85.56美元/吨和36.29美元/吨。

钢铁行业、钢铁贸易公司最佳的推广渠道、包装方法有哪些呢？怎么做钢铁行业的企划和营销工作？

钢铁行业的推广及包装渠道包括新闻媒体宣传、权威机构认证、网络新媒体营销、口碑营销。优渡网是唯一一家专业为钢铁行业提供推广服务的机构，具体推广方案可在优渡网官方网站咨询相关工作人员，百度搜优渡网即可找到官方网站。

一、新闻宣传

通过优渡网可以让钢铁公司的宣传文章以新闻的形式出现在国内各大媒体网站，如，如网易、新浪、央视、中国网、中华网、腾讯、搜狐、人民网等。

优渡网在媒体公关、政府资源利用等方面的突出表现，和对钢铁行业市场全面、深入的了解使其成为钢铁行业营销的首选平台。优渡网的媒体渠道涵盖了电视、报纸、网络、杂志等多种渠道。其中网络新闻营销效果尤为显著，国内各门户及行业权威网站等均与优渡网有着密切合作，可以利用这些网络媒体准确而高效的为钢铁行业服务。

二、通过权威机构的认可

权威机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哪些权威认证的市场认可度高？哪些认证影响力大呢？答案是：《百度百科》

我们直接看图，下面是“我的钢铁”的百度百科。通过优渡网，你也可以让自己公司的资料显示在百科中。

百度百科的优势还有以下几点：

权威：百度权威认证、新闻记者撰写新闻的重要参考来源、广大网民信任度高。搜索排名靠前：通过优渡网制作的百度百科，可以保证排名在百度首页。内容丰富：可以将照片、文字、网站、微博等展现在百科中。长期稳定：百科制作成功后长期有效，不产生其他续费。

三、新媒体营销

优渡网提供的新媒体营销包括微博、微信营销，涉及微博和微信相关的推广均可咨询优渡网网站工作人员。

四、口碑营销

优渡网提供的口碑营销营销包括论坛营销、问答营销、知识营销、社交媒体营销等。具体的可咨询优渡网网站工作人员。

二、污染环境，恶性竞争钢铁工业是耗能大户，也是资源消耗大户，除了需要高品位铁矿石外，还需要大量的辅助材料——煤、焦炭、水、电及熔剂等。钢铁行业更是污染物排放大户，废气、废水、废渣排放量占全国总排放量的14，是个地道的大污染行业。在生产中，产生大量的废渣留在国内，我国钢铁工业年排废渣高达5亿吨左右，占全国总排放量的14，出口产品近5300万吨，在生产过程中废渣排放量占全国总排放量2.4。全国钢铁工业每年氟化物气体排放量约250万吨以上，而出口产品部分，留在国内大气中的氟化物约占1/10。钢铁工业的飞速发展，为我国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内外两个市场消费旺盛，使得国内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一再攀升，产能一扩再扩，总生产能力已远远超过国内实际需求，但高端钢铁产品又满足不了市场需求。目前，我国有钢铁企业1400多家，绝大多数位于华北、华东地区，多以中小钢厂为主，年产量超过千万吨的仅有8家，位居前12位的企业产量合计，仅占全国总产量的45左右。点多、面广、量小的中国钢铁工业布局，成为我国钢铁工业做大后做不强的主要制约瓶颈。虽然国家进行了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关闭了一些耗能高、污染重、生产工艺简单、附加值低的生产企业，但由于国外市场需求强劲，大量低端产品出口失控，给本来应予淘汰关闭的小钢铁企业变相输了血，使他们得以生存。这些企业的生存给市场、环保、能源和运输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它们的低价竞销、不规范的市场购销行为，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给国家和企业带来很大损失。导致我国钢铁产业散、乱、差的一个不可忽视原因，是地方利益作祟。一些地方政府以局部利益代替全局利益，为了地方经济发展，增大地方财政收入，不计后果大建快上小钢铁企业，形成了今天的小企业与大企业争原料、争能量、争市场的恶性竞争局面。

三、行业管理失控，产业定位不清为了满足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从国外进口原材料满足内需是十分必要的，但必须对“利益和代价”两者进行权衡，这是贸易的基本原则，如果只着眼于眼前利益而不惜代价，这样的外贸政策是值得商榷的。中国作为钢铁生产大国，在创造出数个“世界第一”背后，却没有在世界钢铁产业格局里获得应有的话语权，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目前，中国进口铁矿石越多，国际卖家的涨价就越有劲，以到岸价计，海运费用也水涨船高。我们为钢铁产品消费国承担了环境污染，出口到欧洲的钢材还遭到反倾销诉讼。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高能耗、高污染、争抢资源”的小钢铁厂一直得不到有效的约束和遏制，走入一个“产能扩大-产量增加-低价出口-遭遇制裁”的产业循环怪圈。发展经济，建立一国强大的工业发展体系，离不开钢铁工业，但必须有一个确切合理的定位。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又是资源、能源短缺国，我们的一切方针政策必须依据这个基本点，一切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去考虑。因此，内需是首要因素，一切必先从满足国内需求出发。从我国的资源情况来看，我们没有条件和能力，为国际市场大量提供钢铁产品，我们也不应当成为世界钢铁产品的制造基地，更不应该以牺牲环保、能源和资源为代价，换取他国对钢铁产品的需要。我国的钢铁工业不能“两头对外”，一方面大量进口原料，另一方面大量出口初级产品，这样的产业局面如果继续下去，必将对我国钢铁工业的健康发展造成巨大伤害。钢铁产业调整建议强化以内需为主的调控措施，要有硬手段，不留后路，不留死角。应进一步提高生铁、钢锭、盘条、线材等产品的出口关税，颁发出口许可证，在特定情况下可考虑限制出口。根据需要适当进口铁矿粉，平抑铁矿石价格，减缓海运费和国内运输压力。关、停、并、转一批高耗能、高污染、无资源的生产企业，从全局出发，杜绝地方利益干扰。实行限产、限量、降耗减排，严格实行差别电价、差别水价、差别排污费等强制性措施，在总体上降低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自2010年7月15日起取消部分钢材出口退税出口退税:其基本含义是指对出口货物退还其在国内生产和流通环节实际缴纳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特别消费税。使本国产品以不含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与国外产品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竞争，从而增强竞争能力，扩大出口创汇。中国钢铁企业排行榜1-15名2009排名单位名称省市行业企业性质主营业务收入（千元）1上海宝钢集团公司上海市钢铁股份1617565282首钢总公司集团北京市钢铁国有619000003鞍山钢铁集团公司辽宁省钢铁国有501421074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湖北省钢铁国有401260805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钢铁有限310745626莱芜钢铁集团山东省钢铁有限301027737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省钢铁国有290169208济南钢铁集团总公司山东省钢铁国有273963509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钢铁股份2683857410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河北省钢铁国有2616911211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四川省钢铁国有2529420312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河北省钢铁国有2512455313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辽宁省钢铁国有2351505014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钢铁有限2268767015北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省钢铁国有22091340“三皇五帝”格局近年，随着钢铁业并购高潮迭起从产能及布局来看，目前钢铁业已形成“三皇五帝”局面“三皇”指宝钢、鞍钢、武钢，“五帝”指河北钢铁集团、山东钢铁集团、华菱集团、马鞍山钢铁集团、江苏沙钢集团。铁矿石价格谈判背景知识一年一度的铁矿石价格谈判最早开始于1981年，经铁矿石供应商和消费商谈判协商后，双方确定一个财政的铁矿石价格。根据历年传统的谈判习惯，国际铁矿石市场分为亚洲市场和欧洲市场，并分别确定亚洲价格和欧洲价格。亚洲市场主要以日本为用户代表，欧洲则以德国为用户代表。根据往年谈判惯例，一旦供应商任意一方和钢厂任意一方价格达成一致，则本铁矿石谈判就会结束，其他供需双方均接受此价为新的价格，即首发价。

钢铁行业、钢铁贸易公司最佳的推广渠道、包装方法有哪些呢？怎么做钢铁行业的企划和营销工作？

钢铁行业的推广及包装渠道包括新闻媒体宣传、权威机构认证、网络新媒体营销、口碑营销。优渡网是唯一一家专业为钢铁行业提供推广服务的机构，具体推广方案可在优渡网官方网站咨询相关工作人员，百度搜优渡网即可找到官方网站。

一、新闻宣传

通过优渡网可以让钢铁公司的宣传文章以新闻的形式出现在国内各大媒体网站，如，如网易、新浪、央视、中国网、中华网、腾讯、搜狐、人民网等。

优渡网在媒体公关、政府资源利用等方面的突出表现，和对钢铁行业市场全面、深入的了解使其成为钢铁行业营销的首选平台。优渡网的媒体渠道涵盖了电视、报纸、网络、杂志等多种渠道。其中网络新闻营销效果尤为显著，国内各门户及行业权威网站等均与优渡网有着密切合作，可以利用这些网络媒体准确而高效的为钢铁行业服务。

二、通过权威机构的认可

权威机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哪些权威认证的市场认可度高？哪些认证影响力大呢？答案是：《百度百科》

我们直接看图，下面是“我的钢铁”的百度百科。通过优渡网，你也可以让自己公司的资料显示在百科中。

百度百科的优势还有以下几点：

权威：百度权威认证、新闻记者撰写新闻的重要参考来源、广大网民信任度高。搜索排名靠前：通过优渡网制作的百度百科，可以保证排名在百度首页。内容丰富：可以将照片、文字、网站、微博等展现在百科中。长期稳定：百科制作成功后长期有效，不产生其他续费。

三、新媒体营销

优渡网提供的新媒体营销包括微博、微信营销，涉及微博和微信相关的推广均可咨询优渡网网站工作人员。

四、口碑营销

优渡网提供的口碑营销营销包括论坛营销、问答营销、知识营销、社交媒体营销等。具体的可咨询优渡网网站工作人员。

但该惯例在08年首次被力拓和必和必拓所打破，去年，中钢协一直声称，不会接受力拓同日本达成降价33的协议。据中钢协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进口铁矿石62777.92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18412.18万吨，增长41.5。由于铁矿石进口总量超过实际需求8600万吨，造成铁矿石进口贸易秩序混乱，部分企业和港口库存积压，海运船只滞港待卸时间延长，海运费价格上涨，进而推动进口铁矿石价格上涨。铁矿石四大买方阵营铁矿石四大卖方阵营中国坚持铁矿石谈判三大原则第一，结算时间按中国规矩。中钢协负责人表示，中国应建立铁矿石谈判的“中国模式”。由于矿价波动对钢材成本影响较大，结算周期定为自1月1日至12月31日，在中国的一个财政内。第二，坚持长期协议量价互动，量大应价优。根据不同地区、不同铁矿石品位、不同矿山，分别确定一个铁矿石离岸价格，双方一旦确认该价格，不论什么企业都应执行该价格，不能再分为长协价和现货价。第三，中国统一价格。根据不同地区、不同铁矿石品味、不同的质量、不同的矿山企业确定一个铁矿石离岸价格，不能再分长协矿价和现货矿价，一旦确定，所有跟中国钢铁企业签订协议的供货商都要实行这一个价格。全球三大铁矿石巨头态度力拓表态中方可享铁矿石单独定价，中国可以适用新的、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的定价协议，不过他同时警告说，中国钢厂制定不公平基准价格的任何企图都将会使谈判陷入困境。必和必拓放话：中国应按国际规则办事必和必拓即董事会主席表示中国应按国际规则办事，“如果打算继续玩‘这个游戏’，就得跟‘大孩子们’打交道。”而这句话，可以算作是必和必拓对“中国模式”的一种回应。淡水河谷冷对长协谈判力拓和必和必拓公司继续冷对明年的对华铁矿石长协谈判，而被国内钢企认为“可以成为最佳突破口”的淡水河谷似乎也关紧了谈判的大门。淡水河谷不会主动或提前给出谈判结果，他们还会继续跟随两拓。铁矿石谈判结果涨幅示意图中国进口铁矿石数量增长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