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保险立法现状

第一篇：中国社会保险立法现状

中国社会保险立法现状

中国当前面临的又是一个社会风险持续扩张，失业率增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人口老龄化的时代，迫切需要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险制度，以化解社会风险，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社会保险制度是以立法形式建立的向社会成员提供物质帮助的重要制度，它对保障市场需求基本稳定、产业结构升级正常进行，社会资本安全增值具有重要意义。立法是实现社会保险制度规范化、制度化的根本保证。本文旨在考察中国社会保险立法现状，分析其立法特点和不足，以期对社会保险立法的发展和完善有所裨益。

一、中国社会保险立法现状

1.《宪法》、《劳动法》和《劳动保险条例》中基础性、综合性社会保险立法

(1)《宪法》

《宪法》是社会保险立法的总依据。该法第44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宪法的这些规定，是中国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依据。

(2)《劳动保险条例》

1951年政务院(后称国务院)颁布、1953年修正后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社会保险法规。该条例规定了职工除失业外在生、老、病，死、伤、残等各种风险下的保障收入标准，这在当时条件下，对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调动广大职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难以适应中国社会保险事业发展的需要。

(3)《劳动法》

《劳动法》“社会保险和福利”一章明确了社会保险的基本目标：“国家发展社会保险事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设立社会保险基金，使劳动者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第70条)，规定了中国社会保险体制的新框架：1)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险制度(即国家建立基本保险、用人单位建立补充保险、个人建立储蓄性保险);2)优化社会保险基金筹集、使用制度;3)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和监督机构。

2.社会保险各险种的立法

(1)养老保险

在城镇，国务院20世纪90年代先后颁布的《关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指导着中国城镇养老保险改革的实践;原劳动部《关于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鼓励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民政部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并就农村养老保险改革的具体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操作规则，初步规范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业务、财务、基金和档案管理。

(2)医疗保险

1998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此外，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和有关部委还就医疗保险改革的具体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操作规则。

(3)失业保险

1999年1月国务院颁布《失业保险条例》，该条例是社会保险方面重要的单行法规之一。之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实施了《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使失业保险金的发放工作规范化。至此，中国初步建立起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失业保险制度。

(4)工伤保险

在对《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调整和完善的基础上，国务院于2003年4月27日颁布了《工伤保险条例》，并于2004年1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的颁布和施行，标志着中国工伤保险立法长期滞后的状况得到改善，劳动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劳动者的职业安全将得到有力保护。

(5)生育保险

1988年7月21日国务院颁发了《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统一了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生育保险制度，《妇女权益保障法》也对妇女孕、产期保护作了相应规定。1994年，《劳动法》的出台，使中国生育保险法制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同年，原劳动部颁布了《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规定生育保险的对象和范围包括城镇各类企业及其职工。

3.社会保险基金立法

目前，中国有关社会保险基金的专门立法主要有国务院颁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单独或会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管理暂行办法》、《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管理会计核算暂行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管理办法》、《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邮政局共同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4.调整社会保险争议的立法

社会保险争议在理论研究和立法方面目前均尚未独立，暂被列入劳动争议范畴，因此，目前社会保险争议的处理通过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予以解决。

二、中国社会保险立法的特点

1.在立法形式上，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地方法规为主

目前，中国社会保险领域主要是由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法规来规范，这是由中国社会保险立法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积累不足所决定，此外，也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各地社会保险的实际情况存在很大差异，为充分照顾各个局部的利益和具体情况，充分发挥各地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社会保险立法走的是“中央试点指导、地方立法为主”的路子。

2.从立法内容看，社会保险立法与劳动法交叉、重合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而社会保障法的核心内容——社会保险法就是在劳动法发展到一定程度上产生的。因而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把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险看做是劳动法这个部门法的构成部分之一，社会保险立法在中国还未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社会保险立法的适用范围中涉及工资劳动者的部分，同时又是劳动法所包含的内容，二者对这部分内容的调整出现重合和交叉。

3.在立法思路上，依城乡属性对社会保险分别立法

由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显著，城乡差别大，考虑到农村的社会保险制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将不同于城镇，建立与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条件尚不成熟，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没有照搬国外模式，也没有套用中国城镇的做法，而是试图走一条符合中国农村特点、符合农民心理特点的道路。如在进行城市医疗保险改革的同时，中国政府也企图通过重建合作医疗保险制度来解决农村医疗问题，具体说来是在农村地区，通过集体和个人集资筹集医疗经费，为农村居民提供医疗保健服务。

4.在立法技术上，按社会保险项目分类立法

1951年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中就按社会保险项目分别对养老、工伤、医疗、疾病、伤残、遗属、生育七个项目作了具体规定。这种做法充分地考虑了不同种类社会保险的区别和同类保险的共性，有利于在社会保险种类上更合理地确定缴费标

准和相关待遇，使依据这种分类形成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摒弃了原有制度的封闭性和受益者的身份限制性，体现了新制度的社会性与平等性，为今后社会保险项目的单项立法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社会保险立法的不足

1.缺乏合理的立法理念和明确的价值取向

社会保险立法是以维护社会稳定与社会公正为立法理念，还是吸收发达国家长期协调发展的战略观，在中国社会保险立法中还未能真正清晰地体现出来。医疗保险制度应追求费用控制还是国民健康?在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动的情况下，失业保险是单纯的事后救助还是向扩大就业机会，改善就业结构、增强和改善劳动者能力素质与实施失业救助相结合的方向转变?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在检讨中进行再选择。

2.法律法规数量少、层次低，立法分散，难以形成体系

首先，养老、医疗、生育保险方面尚无专门法;其次，由于立法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积累不足，法制建设滞后，造成立法分散、不成体系，欠缺系统性、全面性、稳定性，更未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险法体系。

3.缺乏综合性社会保险基本法

由于缺乏一个全国性的、综合性的制度安排来规范和调整社会保险，保险问题只能由一些地方性法规及文件加以规定，这就造成对企事业单位履行缴纳保险费义务缺乏应有的强制约束力。综合性社会保险基本法的缺失，使社会保险工作无法全面纳入法制轨道，法律对社会保险体系的支持作用难以很好地发挥出来。

4.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问题尚无统一的全面规定

随着中国就业形式的多样化，灵活就业群体涉及的行业和职业门类十分广泛：一是企业下岗、离岗、失业人员，主要受雇于小规模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户或从事临时工、季节工等劳务活动或从事个体经营;二是知识阶层和大学毕业生等城市新增经济活动人口的部分人员，一般具有较高知识水平或特殊技能，多为自由职业者;三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主要从事建筑、装修、安装劳动，或保安、保洁、绿地管理、饮食摊点、家政服务及其他服务性行业。这些就业人员就业形式多样，大多工作地点和时间不固定。现行社会保险制度主要是针对传统正规就业方式设计的，而对上述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关系如何建立、缴费基数如何确定等问题，尚无明确规定。

5.法律实施机制较弱

社会保险的实施机制包括筹资机制、支付机制、管理机制、投资运营机制、监督机制等。尽管有关的社会保险立法都对各自的实施机制做出了一定的规定，但是由于规定分散、协调性低、立法空白点多而缺乏法律效力。如因目前的立法未明确规定社会保险待遇不支付的法律责任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属事业单位，致使投保人在社会保险待遇的权利缺损时难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诉讼途径予以补救;在基金的管理方面，当前实行的“财政专户”的管理办法只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措施，规范的管理体系尚未建立;在基金的投资运营上，考虑到当前社会保险财务账户上资金数额虽然大，但支付额也大，加上国内资本市场不完善、投资渠道少、实业投资风险大、运营监管手段落后、防范金融风险能力弱等，有关政策法规对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渠道一直限定为专户存储和购买政府债券，这种限制性规定有其现实性和一定的合理性，但这毕竟是一种被动的防御策略;在基金的监督上，还主要停留在监督社会保险费是否及时缴入财政专户，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收到核拨的社保资金后，是否及时足额发放保险待遇。这些状况的存在，使得社会保险基金收支运营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督。

总的来看，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设计思想并不落后，其现有的社会保险立法对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保障劳动力再生产顺利进行，促进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进步、维护社会安定等方面，正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建设毕竟是一项十

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社会保险立法还相对滞后，随着国家经济结构不断调和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现行的社会保险立法还在诸多缺陷，为了使中国的社会保险事业进一步健康发展，还需要进一步加快立法进程，完善社会保险法制。

第二篇：中国反垄断立法的现状与问题[范文]

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需要建立和保持一个有效的竞争政策。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样离不开有效的竞争政策。竞争政策的目标与任务就是保护和促进竞争，使市场竞争与价格机制发挥有效的调控功能。当然，保护和促进竞争政策的目标与任务，是在法律的基础上实现的，贯彻实施竞争政策的主管部门也要依法行事。因此，建立和完善各项有关市场竞争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反垄断法律制度，就成为建立有效竞争制度、保护和促进竞争的基础和起点，这对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来说，显得更为重要。

中国目前尚无一部专门的反垄断法。但是，现行的法律规定中已对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作出一系列法律规范，分布在不同的法律、法规、规章之中，主要有《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相关的《价格法》、《招标投标法》、《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等，它们涉及到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禁止卡特尔（限制竞争协议）和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等方面。虽然这些法律规定是不系统和零乱的，但表明中国的竞争法规范已具有雏形或者说已经初步形成。根据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要求，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总局负责起草《反垄断法》草案。下面我就中国的反垄断立法有关问题作一介绍。

一、关于垄断的界定

如何界定垄断是中国反垄断立法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它关系到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对垄断的定义，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垄断立法中，垄断的定义都是指经济性垄断，我国的立法应与国际惯例接轨。行政性垄断是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问题，可通过在适用范围中增加相关规定加以解决，不必给垄断自制一个新的定义。另一种意见认为，行政性垄断是目前我国主要的垄断形式，送审稿中也设专章对行政性垄断进行了规制。因此，垄断的定义应既涵盖经济性垄断也涵盖行政性垄断。同时，对于定义的方式，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采取形式逻辑的定义，例如刑法关于犯罪的定义，民法通则关于民法的定义，合同法关于合同的定义等，以实现法律概念的明确、清晰、具体和可操作性。另一种意见认为，可采取经验的方法，对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成熟的垄断形式加以概括，结合中国国情用列举方法表明法律对垄断的禁止态度。

我认为，对垄断进行定义，应当考虑以下因素：一是世界各国现行反垄断法，对垄断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从而导致中国立法客观上缺乏可参考借鉴的权威样板；二是垄断概念的形成，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如美国以反托拉斯为代表，德国以反卡特尔为代表，日本以反私人垄断为代表，中国则以反行政垄断为特色，一般不易模仿，也不易搬用；三是垄断涵盖的内容，实质上是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内经济发展状况的反映。各国立法者及反垄断执法者，往往将规模经济、经济情势和世界贸易中的市场份额等因素纳入垄断认定的视野，也在客观上使垄断定义因国家不同而不同，甚至一个国家内也会因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四是引进外来的规则、制度，必须符合中国国情，结合中国实际。

从中国国情出发，同时尽量与大多数国家反垄断法对垄断的定义保持一致，中国反垄断法对垄断的中国反垄断立法的现状与问题定义可以采取列举的方式。包括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企业过度集中和滥用行政权力等方式导致的排除或限制竞争，损害其他经营者、消费者权益，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二、关于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

科学、合理地界定中国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是反垄断立法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对此问题，主要涉及到三个问题，一是反垄断法是否应适用于所有垄断，包括经济性垄断、自然垄断和行政性垄断；二是对那些涉及自然垄断、公共利益的行业或者领域如铁路运输、电信、电力、煤气、供水等是否予以豁免，以避免社会资源浪费，即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三是反垄断法是否具有域外效力。

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并借鉴有关国家的立法经验，反垄断法首先应将国家机关滥用权力对市场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性垄断包含在调整范围之内。其次，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缩小适用除外的范围是各国反垄断法发展的一种趋势。例如，公用事业（含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等）传统上被认为是自然垄断行业，豁免适用反垄断法。但近年来，许多国家在这些行业引入竞争机制，放松管制，允许新的竞争者进入，同时限定这些行业适用除外的行为范围，即并非自然垄断行业中的所有行为都适用除外，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同样要适用反垄断法。对这些应当列入竞争的行业，如果在立法中仍将其作为反垄断的例外，就有可能使这些领域继续缺乏竞争而贻误迅速发展的良机。最后，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赋予反垄断法域外效力已成为世界各国立法的趋势。因此，中国反垄断立法既要将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法所规制的经济垄断和自然垄断纳入调整范围，也要将中国转轨时期特有的行政性垄断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之内。同时，为了适应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势，还应当对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作出明确规定。

三、关于垄断协议

禁止垄断协议是世界各国反垄断法的核心内容。简单地说，这种协议是指企业间订立的能够导致限制或者排除竞争的协议。垄断协议的核心是共谋，不论其有无书面形式。因此，协议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还包括限制竞争的协调性行为，即当事人虽然没有明确地订立限制竞争的协议，但是他们出于限制竞争的目的，彼此心照不宣地协调其市场行为。垄断协议削弱了市场主体间的竞争和市场经济的活力，在各种垄断行为中危害性较大，且实际发生的数量和执法机关查处的数量都远远高于其他垄断行为的数量，因此禁止垄断协议成为世界各国反垄断法的核心内容之一。

反垄断法并不是对所有的限制竞争协议都采取禁止的原则，根据协议对竞争的影响程度，它们基本上被分为两类。一类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凡是属于这个范畴的限制竞争协议，不管协议的具体情况如何，都被认为违法。它适用于对市场竞争有严重不利影响的行为，主要是价格卡特尔、生产数量卡特尔、分割销售市场的卡特尔等，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因此，中国反垄断立法中关于禁止垄断协议应对下列行为进行规制：确定、维持或者变更商品的价格、串通投标、限制商品的生产或销售数量、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限制购买新技术或者新设备、联合抵制市场交易等。

另一类则适用合理原则，凡是属于这一范畴的协议都应当进行个案审查，即根据它们对市场竞争的影响程度判断其是否具有违法性。对于虽限制竞争但有利于整体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共利益协议给予豁免，是各国反垄断法的通行做法。因此，对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协议可以被依法豁免。如经营者为了改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统一商品规格或者型号、共同研究开发商品或者市场的共同行为，中小企业为提高经营效率、增强竞争能力而进行的共同行为，经营者为适应市场变化，制止销售量严重下降或者生产明显过剩的共同行为，经营者为促进生产经营的合理化，分工协作进行专业化发展的共同行为。

四、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对市场支配地位进行规制，是各国反垄断法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在对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上，有两种不同的立法原则。一种是低度立法原则。反垄断法并不规制市场支配地位本身，只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了竞争，反垄断法才予以规制。如德国、韩国、波兰、匈牙利、台湾等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均采用低度立法，不规制市场支配地位，但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另一种是高度立法原则。反垄断法对市场支配地位本身也进行规制，即对达到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要强制解散，消除市场支配地位。或者达到市场支配地位后，应向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如果执法机构认为该市场支配地位限制了竞争或使竞争受到了削弱，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依法作出解散的决定。美国、日本以前实行高度立法原则，规定拥有市场支配地位即违法，即本身违法原则，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也开始转向合理原则，即市场支配地位本身并不违法，当其滥用了市场支配地位，限制了竞争才违法。

从世界各国反垄断立法的发展趋势看，反垄断立法逐渐集中在垄断行为上，相对淡化对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看，规模经济发展不够，企业竞争力低，国家的政策导向是发展大企业、大集团，鼓励发展规模经济。因此，中国应顺应世界各国反垄断立法的发展趋势，采取低度立法原则，规定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不得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排除或限制竞争。这样既可以防止出现垄断，促进竞争，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又可以促进规模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还可防止规模经济形成后产生垄断，从而窒息竞争。

五、关于行政性垄断

行政性垄断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行政性垄断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现象。同经济性垄断相比，行政性垄断具有以下特点：实施垄断的主体不同；实施垄断的方式不同；保护的直接对象不同；产生的条件不同；二者性质不同；危害性不同；承担法律责任主体不同；承担责任方式不同。行政性垄断行为的主体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手段主要是滥用行政权力，目的是保护本地区或本部门的利益。由于有行政权力作后盾，这种行为较之经济性垄断更具危害性，且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规制、监管和惩处。

行政性垄断是中国反垄断立法的难点之一，对于反垄断法是否对行政性垄断进行规制，存在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行政性垄断的存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其根源是体制问题，不是法律所能解决得了的，行政性垄断归根到底是一种滥用行政权的行为，应主要通过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法所规范的垄断，都是指经济性垄断，没有行政性垄断一说。因此，反垄断法不应对行政性垄断进行规制。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反垄断法应当将行政性垄断作为规制的重点。虽然行政性垄断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但同经济垄断一样对竞争和消费者利益的危害非常大。行政性垄断扼杀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破坏经济发展活力，且容易导致腐败，直接影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活动中行政性垄断问题十分突出，反垄断法不能对此视而不见，应当对行政性垄断作出禁止性规定。

应当说，行政性垄断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一部反垄断法所能解决得了的。但是，行政性垄断与经济性垄断一样，都是一种限制竞争的行为，破坏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机制，损害的是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且行政性垄断具有转化为经济性垄断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当前行政性垄断现象极为严重，危害性极大，而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又缺乏系统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因而反垄断法不能对此视而不见。应当对行政性垄断作出禁止性规定。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俄罗斯及东欧国家十分重视反行政性垄断问题，俄罗斯、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的反垄断立法都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这一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六、关于企业集中的控制

在国外的反垄断立法中，企业集中是指企业兼并或经济力量集中。将企业兼并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十分必要，也非常重要。

一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兼并可以实现企业间的优化组合，同时也可能导致市场支配地位的产生，增加市场进入壁垒，减少竞争者进入市场的机会，从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美国《横向合并准则》对兼并可能产生的后果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市场上只有少数几个企业存在，背后在价格、产量方面搞协调；二是如果一家企业规模很大，市场占有率达到35％以上，就有能力涨价，并减少生产数量。

二是从国际立法惯例看。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为了防止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维护市场竞争秩序，都对企业兼并作出规制。如美国的《克莱顿法》、德国的《反对限制竞争法》、欧盟的《企业合并控制条例》、日本《禁止垄断法》、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等。俄罗斯、匈牙利、波兰等转轨国家反垄断法也对企业兼并作了明确规定。世界上只有香港地区的反垄断法律制度没有对企业合并作出规制。对企业兼并的控制是反垄断法的三大支柱之一，不规制兼并就不能有效遏制垄断。

三是从兼并和卡特尔、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关系看。首先，影响市场竞争的兼并和卡特尔产生的后果相同，而且兼并对市场的影响是长期的，没有理由只禁止卡特尔而不控制企业的兼并。其次，企业占有市场支配地位时，有控制产量、价格的垄断趋势，对其进行监督十分困难，与其事后采取分拆等方法进行补救，不如事先对其兼并行为进行控制。如对价格的管制成本很高，什么样的价格是合理的，政府很难断定，最好的方式就是引入竞争，从而形成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企业兼并也会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阻碍、限制或消灭竞争，因此，应将企业兼并纳入反垄断法调整范围。

关于企业集中，一些部门、行业和企业表达了某种程度的担忧，认为反垄断法对企业集中的规制，应当与当前国有大企业或企业集团的结构调整相衔接，妥善处理两者关系。鉴于铁路、民航、核工业等行业的特殊性，这些行业应当暂不适用反垄断法对企业兼并的规定，或者在反垄断法中规定作为特殊审批的对象。

反垄断法对企业集中的控制，并不防碍规模经济的发展，相反，它有利于促进企业通过公平竞争尽快形成规模经济和提高竞争力。规模经济与反垄断实际上并不矛盾。首先，从企业规模经济的形成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少数公益性或带有自然垄断特点的企业外，绝大多数企业的规模经济是在反垄断法的保障下通过有效竞争实现的。其次，从反垄断法的内容看，各国反垄断法并不限制或禁止适度的企业规模或市场优势，而是反对、限制或禁止那些以其规模或市场优势来限制竞争、搞垄断并获取垄断利润、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国民经济运行的行为。当然，有利于改善市场竞争条件，有利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企业集中，反垄断法应作出特殊批准的规定。

七、关于反垄断法执法机构的设置

关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应当设立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关，赋予其独立性和权威性。第二种意见是，不设立专门的执法机关，而由现有的有关行政机关各司其职，共同执法。可以设立反垄断委员会，作为议事机构，协调有关部门执法。第三种意见是，可对现有的行政机关依其职权进行确认，在其内部设立相对独立的专门机构，具体负责反垄断执法。

考察世界主要国家设立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经验，可以概括为法定机构，法定程序，独立行使职权，严格统一执法。具有代表性的机构有：美国的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员会，德国的联邦经济部和卡特尔局，法国的经济、财政和工业部与竞争委员会，俄罗斯的联邦反垄断机构，乌克兰的反垄断委员会等等。尽管机构设置各具特色，但比较一致的是这些反垄断执法机构都具有强有力的执法手段，而且不受其他部门的干预。他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总之，反垄断立法固然重要，但建立能够保证反垄断法有效实施的执法体制更为重要。徒法不足以自行，反垄断法本身不能创造一个公正和自由的市场环境，而是必须借助于一个独立、高效、权威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机构，反垄断法不过是一纸空文。中国的反垄断法不仅要对经营者的垄断行为进行规制，还要对政府部门滥用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进行规制，因此，需要通过反垄断立法建立一个有效的、具有相当独立性和足够权威性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以保证反垄断法得到有效和统一地实施。

第三篇：农民工社会保险现状探究

农民工社会保险现状探究

多年来，我国城市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条条街道宽广美丽，一片片草地绿茵绵绵。而在这里面，有着农民工的辛勤的汗水。那些建筑工人，顶着炎炎的烈日，啃着隔夜的馒头，睡在工地的棚屋里面，过着艰苦的生活。城市的很多家庭所需要的保姆、维修工和卫生钟点工，大部分就是从农村来的农民工。我们在高谈现代高科技精英创造我们的城市和推进我们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不该忽略默默无闻地做着脏活、累活的农民工。

据有关方面测算，2005年农民工数量估计1.5亿人。农民工主要分布于建筑业、采矿业、第三产业和其他产业链低端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沿海地区各个生产领域的产业工人均以农民工为主，农民工的提法从1990年代作为术语开始频繁出现，在此以前最常见的提法为民工。

由于户籍制度造成的就业、福利歧视等原因，农民工是中国大陆城市最底层的阶层，许多人处于非常艰难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逐步采取措施，以统一城乡户籍制度，这将从根本上达成农民工的公平就业和待遇。

一、农民工社会保险现状

调查显示，一方面农民工对参加社会保险的要求很强烈，尤其是对参加养老保险的愿望更为迫切。通过近几年的广泛宣传，农民工对参加社会保险的重要性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经抽样调查，农民工对参加各项社会保险愿望要求依次是：养老保险48%，工伤保险25%，医疗保险18%，失业保险3%，生育保险1.5%，均比以前的调查有所提高；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对国家劳动保障法规规定置若罔闻，采取各种手段抵制，不为农民工办理参加社会保险手续。

二、原因探究

（一）现行社会保险缴费费率高是制约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重要原因。目前，国家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没有专门的规定，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仍然按照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的规定执行，这与我县非公有制企业的实际发展现状有些相矛盾。我县非公有制企业虽然发展较快，但发展的很不平衡，绝大部分企业都是技术含量低的企业，依靠使用廉价劳动力发展起来的，如我县的魔芋加工、建筑施工、矿山采掘等企业，均是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企业利润空间小，其利润均是靠使用低成本的劳动力创造的，如果再为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企业的发展就会很艰难。我们在检查一矿山企业劳动用工情况时，该企业财务主管算了一笔帐，企业先后投资1700余万元，年平均使用职工（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工）150人，2005年企业赢利12万元，这是未办理农民工社会保险前的利润，如果按现行社会保险政策全部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按职工月平均工资800元，五大社会保险（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生育）单位缴费费率30.5%，全年仅企业缴费部分就达43.92万元,企业根本承受不了。这些劳动密集性企业安置了大量的劳动力，为缓解我县就业形势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如果强制执行缴纳社会保险费，则会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二）用人单位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不愿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现状来看，劳动力市场是资本市场，劳动力的价格是由资本说了算，调查显示，我县使用农民工的单位绝大多数都是非公有制企业，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来说，劳动力市场是供大于求，因此，劳动者的工资报酬都是这些企

业主来定价的。省政府发布我县最低工资标准为月工资400元，一些企业还在千方百计打政策檫边球，以牺牲职工的休息休假、加班加点等保证最低工资制度的实行，建筑、矿山企业的高工资也是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得到的。面对生活现实，尽管企业用工部分违背了劳动保障政策条款，劳动者也只能做出无奈的选择。在此情形下，非公有制企业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根本不可能自觉的为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

（三）农民工的自身特点，影响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积极性。农民工务工的特点：一是流动性强，劳动用工不稳定；二是文化层次偏低，普遍在初中文化程度以下；三是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四是农民工年龄多处于青壮年时期，20--40周岁的农民工占务工人员的70%以上。这些特点造成了农民工对社会保险认识上的偏差和对参加社会保险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四）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不力，执法手段威慑力不足。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参加社会保险难度相对较小，一是其法人代表由国家政府机关任命或聘用，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对法人代表有一定的管理权，二是国家为职工买单，企业效益的好坏，与企业的经营者利益虽然有关系，但不是密切相关，三是企业相对集中（多数国有、集体企业均设立在城郊范围），劳动保障部门通过监察手段结合行政措施强制企业参加社会保险，仍是当前行之有效的一种方式。非公有制企业参加社会保险举步艰难，我县非公有制企业分布广，部分企业交通不便，非公有制企业较国有企业具有很大的自主权，面对大量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因人员编制不足、经费无保障而疲于应付，没有时间和精力开展全面劳动保障监察业务，同时，劳动监察对象具有法不责众的心理，抵触情绪强烈，往往对劳动保障监察事项或置之不理，或到处找关系托人说情，或威胁撤资停办企业，使劳动保障监察的强制力大打折扣。

（五）社会保险的宣传不够深入。商业保险通过保险推销人员深入千家万户，详细向被保险人讲解保险条款，而社会保险的宣传仍靠大型的宣传活动，没有也不可能深入到各个非公有制企业乃至每个农民工，由于农民工文化程度偏低，许多农民工对社会保险的具体条款理解困难，对参加社会保险自己应尽的义务和应享受的待遇知之甚少，不如商业保险条款一目了然，容易理解。

三、解决方法

（一）建立以保障农民工基本生活需要的社会保险。一是从农民工的实际需要出发，在起步阶段，能否降低统筹水平，降低缴费比例，减轻企业和农民工的经济负担，提高企业和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积极性；二是对劳动密集性企业，实行社会保险财政补贴和补助政策，调动企业和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积极性；三是针对农民工流动性大的特点，允许农民工以灵活就业人员的形式参加社会保险。

（二）加大执法力度，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一是借鉴安全生产许可制度经验，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实行强制执行。企业不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政府应采取强硬措施予以规范，维护农民工的社会保险权益；二是建立强制有力的劳动保障监察队伍，充分保障其人员、经费，使其卓有成效地开展劳动保障监察工作；三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银行、社会保险费征收部门应加强协作，社会保险费征收部门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的社会保险费实行通过银行帐户强行划转。

（三）继续加大社会保险的宣传，增强农民工自觉维权和参保意识。继续加大社会保险的宣传，使社会保险得到每一个农民工的支持，要让农民工懂得，参

加社会保险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通过成立企业工会组织，增强农民工自觉维权意识，农民工形成了合力，促进企业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

（四）提高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服务意识，简化社会保险参保程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转变工作作风，积极上门为非公有制企业服务，针对非公有制企业整体文化素质偏低的特点，简化参保程序，对参保登记、审核、缴费实行“一条龙”服务，一道手续完成。

第四篇：社会保险现状调研报告

社会保险现状调研报告

社会保险现状调研报告

社会保险基金是社会保险事业的“稳压器”，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牵系着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xxxx1年7月，我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实行“地税征收、财政监管、社保支付”，职责明确而又相互协作、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在规范筹资机制、保证按时足额发放、安全监管等方面严格执行省市关于社会保险基金征缴、支付和管理的有关规定，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强化监督，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工作现状

（一）加强组织领导，是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工作的有力保证。近年来，我县始终把加强社保基金监督管理工作作为社会保险事业发展稳定的一件大事来抓。一是成立了以县政府常务副县长为组长，人社、财政、地税、各商业银行为成员的社会保险基金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部门联系会制度，每季度进行一次例会，共商社会保险发展大计。二是成立了以县政府常务副县长为组长，由人社部门牵头，财政、审计、税务、银行、工会、新闻媒体等部门成立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委员会，并公布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电话，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二）健全管理制度，是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工作的坚实基础。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结合我县实际情况，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保险基金使用与审批管理制度》、《社会保险基金预警制度》、《离退休人员生存状况跟踪服务制度》、《住院病人查房制度》、《定点医院定点药店费用审核制度》等相关制度，使我县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工作制度更细化、操作更具体、监督更严密。

（三）规范业务运作，是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工作的有效措施。为保证各项社会保险工作的健康运行，我县从基金管理的源头抓起。一是以金保系统为抓手，严格参保单位和个人申报缴费的管理，完善“五险一单”的征缴机制，统一基数，统一人数，提高基金征缴率，实现依法征收。二是以落实省市各项政策规定为基础，加强社会保险基金待遇支出的管理。严把企业职工退休退职审批关，实行提前退休公示制度。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实行明察暗访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失业保险待遇采取定期与不定期到单位、街道居委会调查的方式，有效控制了社会保险基金的流失，保证了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运行，维护了职工的合法权益。三是以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制度为约束，保证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略有结余。截止2014年底，全县参加社会保险人数达13.59万人次，基金总收入18786万元，基金总支出17922万元，基金收缴率98%，做到了当期收支平衡、略有结余，有力地保障了职工合法权益和离退休人员基本生活，基金未出现被挤占、挪用等现象，基金监管水平不断提高，基金运转良好。

二、存在问题

（一）基金收支矛盾突出。随着我县原国有集体企业破产改制结束，扩面空间和潜力非常有限，加上我县老龄人口数量的不断上涨，享受养老金的人数又不断增加，收支矛盾日趋凸显。2012年，全县参加养老保险人数20560人，其中退休6576人，当年新增退休692人，当年基金收入10979万元，基金支出11759万元，当期结余-781万元，累计结存11319万元。2013年，全县参加养老保险人数19558人，其中退休6938人，当年新增退休429人，当年基金收入11515万元，基金支出13248万元，当期结余-1733万元，累计结存9586万元。2014年，全县参加养老保险人数20179人，其中退休7273人，当年新增退休459人，当年基金收入13964万元，基金支出13516万元，当期结余447万元，累计结存1033万元。通过近三年情况分析，我县退休人员除政策因素外，正常退休人员增长率为7%，供养比例为1.8：1 ,就目前基金结存情况,支撑能力仅为9.6个月。

（二）监管力量有待加强。目前，我县虽然设立了基金监管机构，配备了基金监管人员，但由于监管工作人员大多不具备专业的监管知识和业务能力，加上工作量大、涉及部门广，监督工作往往流于形式。

（三）信息化建设水平有待提高。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离不开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的信息支持，我县目前未建立相关部门社会保险信息共享机制，影响了社会保险扩面征缴和基金监管工作的推进。

三、对策与思考

（一）全力推进社会保险扩面征缴工作。一是加大宣传工作力度。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多渠道大力宣传社会保险相关政策，提高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参保意识。二是加强相关部门协调配合。要加强社会保险部门与税务、工商、财政、审计部门的协调配合，各司其职，整体作战，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尤其要加强与税务、工商、审计部门的数据共享机制建设，提高征缴率，减少征缴成本。三是加大执法监察力度。利用劳动管理、劳动监察、稽核职能，定期、不定期的稽查用人单位的用工情况，申报的缴费基数及员工工资发放情况等，使用人单位养成据实参保足额缴费的自觉性，确保应保尽保、应收尽收。

（二）不断充实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力量。针对我县目前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人员少，业务知识不专的情况，相应配备专业的基金监管人员，并加强对监管人员多渠道的培训，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专业知识水平，实现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三）着力完善社会保障信息体系建设。以“金保工程”系统软件为平台，逐步建立社保信息管理系统和监管信息库，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险基金信息化管理水平，利用互联网实现各地各部门监管信息的共享，使信息及时交换和沟通，充分发挥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作用。

第五篇：我国税收立法现状评析

内容 提要：本文评析了我国税收立法的现状，认为我国现行税收立法的主要 问题 是：作为税法立法依据的宪法关于税收的原则规定过于简单；税收基本法和与其相配套的一系列单行税收 法律 缺乏；国家行政机关几乎包揽了税收立法；税收行政法规、规章比重过大。从深层原因 分析，税收立法之所以存在这种不正常现象，是因为对税法的性质和地位认识不足，没有把税收征收权和税收支出权提高到国家主权、人民主权的高度来看待，即税收的征收和使用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必须由人民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机构来决定。大量的税收立法由国家行政机关进行，说明行政立法权过度膨胀，蚕食了国家立法机关的税收立法权。这种有悖于宪法、立法法规定的立法体制和立法权限划分的现象应当尽快改变。

关键词： 税法体系 税收立法权 人民主权 职权立法 授权立法

对于我国税法立法现状的评价，有不少专家持如下的看法：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基本适应 社会 主义市场 经济 发展 要求的税法体系或者税法体系的框架。笔者对这种评价不敢苟同。

法的体系是否建立，有一定的衡量标准。根据法律体系构成的一般原理，从总体上说，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法律体系，它由三个次级体系构成。一是法律部门体系。这是法律体系的横向构成，也是法律体系最基本的构成。二是法律效力体系。这是法律体系的纵向构成。依据不同的法的形式的效力层次，依次由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规章等构成法律的效力体系。三是实体法与程序法体系。有实体法就必须有程序法与之相适应，否则，实体法就不能得到有效实施。反之，有程序法就必须有实体法与之相适应，程序法的设定以实现实体法为目的，其相互关系具有目的和手段、内容和形式的性质。有程序法而无实体法，程序法便是无所适从的虚设形式。法的体系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1）内容完备。要求法律门类齐全，方方面面都有法可依。如果法规零零星星，支离破碎，一些最基本的法律都没有制定出来，或者虽然制定了，但规定的内容很不完善，与现实不相适应，就不能说法律体系已经建立。（2）结构严谨。要求各种法律法规配套，做到上下左右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我国的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相配套而建立的，各法律部门之间，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其界限分明而又相互衔接。（3）内部和谐。各种法律规范之间，既不能相互重复，也不能相互矛盾。所有的立法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并且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相抵触，要克服从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立场出发来立法的倾向。（4）形式 科学 和统一。从法的不同称谓上就能比较清楚地看出一个法律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效力层次及适用范围。（5）协调发展。法不是一种孤立现象，在法的体系的发展变化中，要在宏观上和微观上做到与外部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适时地进行法的立、改、废活动。

上述法的体系的构成原理及特征，作为衡量法的体系是否建立的标准，对于法的次级体系——税法体系，也是适用的。以此标准来衡量，从我国税法的现有立法上观察，还不能得出我国税法体系或税法体系框架已经初步建立的结论。

首先，从表层来分析，我国税收立法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作为税法立法依据的宪法对于税收的原则性规定过于简单，难以为我国的基本税法立法提供直接的宪法根据。现行宪法只有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仅此而已。而世界各国的宪法对有关税收的基本问题都要做出规定。

二是缺乏税收基本法和一系列配套的单行税收法律。自1980年至今，作为基本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税收法律只有两部。一部是1980年9月10日由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后分别于1993年10月31日和1999年8月30日由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修改；另一部是1991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 企业 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此法取代了1980年9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1981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作为一般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税收法律只有一部，即1992年9月4日由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随后在1995年和2001年分别作了修改。就这三个税收法律来说，也并不完善，有的需要修改，有的需要补充。如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与内资企业实行两套不同的所得税制度，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规则，应当予以统一。税收基本法及其相配套的各种单行税收法律，是税法体系中的骨干部分，犹如建筑物中的框架和栋梁，是税法体系中的支柱。税收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只是围绕支柱和框架而设立的各种模块结构。只有零散的模块结构而没有框架支柱，一个体系无论如何是建立不起来的。从现在的立法情况看，税收基本法没有制定，一系列规定各种税收的单行法律，诸如《增值税法》、《营业税法》、《企业所得税法》、《资源税法》、《消费税法》等等，可以说也基本没有制定。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程序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但没有制定出一系列与其地位相当的实体法，程序法的作用不能得到有效发挥。

三是税收行政法规、规章比重过大，国家行政机关几乎包揽了税收立法。除上述极少数的税法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外，税法中的实体法部分基本上都是由国务院及其主管行政部门制定的。据不完全统计，国务院制定的有关税收的暂行条例30多个，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90多个，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立法现象。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效力层次低，权威性不高，难免内容重复、繁杂、交叉重叠。特别是没有效力层级高、具有极大权威性的税收法律，税收法制的统一便难以实现，在部门利益保护主义和地方利益保护主义倾向的驱使下，法出多门，极易产生法律规范相互冲突、矛盾的现象。尽管行政法规、规章可能对税收的种种问题、方方面面已作了规定，但远没有达到税法体系建立甚至是初步建立的要求。

其次，从更深层次分析，我国当前的税收立法主要有两大问题。

一是税法立法权的归属问题。我国现行税法的立法，为什么主要由国家行政机关而不是主要由国家权力机关进行呢？究其原因，恐怕是同对税法的性质的认识有关。

关于税法的性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界存在租税权力关系说和租税债务关系说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其代表人物分别是德国的奥特。玛亚和阿尔泊特。海扎尔。租税权力关系说从传统行政法学派的观念出发，认为租税法律关系属于权力关系，国家为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必须拥有经济上的收支权力。派生于国家主权的税权，使得国家当然地拥有了课税权和税的使用权。国家在租税法律关系中的地位优于人民，行政权起着主导作用，作为纳税人则处于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行政客体位置，对于行政命令只有服从的义务，纳税人的权利被忽视。租税债务关系说则认为，租税法律关系属于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在租税法律关系中，国家与公民的地位对等，行政机关不享有优越地位。租税债务关系说在强调公民遵从国家制定的法律承担纳税义务的同时，特别强调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这里不去评判这两种观点的是非曲直，但从我国的税收立法现状中可以看出，在我们的立法观念的潜意识中或多或少反映出租税权力关系说的影子。这种观念是导致大量行政立法而不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立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要正确回答税法立法权的归属问题，关键是正确认识税法的性质和地位。

①“税收是国家以取得满足公共需求的资金为目的，基于法律规定，无偿地向私人课征的金钱给付。”②“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 政治 权力，按照法律规定标准，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无偿分配，以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ru/右上〗③〖，ru/右上〗这些概念的共同之处，都是只说明了国家的征税权一个侧面的含义，引伸出来的仅仅是纳税人的义务，而没有立足于纳税者的立场对纳税者的权利给予足够充分的关注。如果从法治论、宪政论和人权论出发来理解税收的概念，就应以维护纳税人、国民的福祉为核心内容，让国民承担纳税义务须以国家依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使用租税为前提，不能以割裂征收与使用的统一的观点来构筑税的概念。

现代 租税概念起源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创立的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的学说。根据这种学说，人类在 自然 状态中是完全自由的，人们共同生活，以合适的 方法 决定自己的行为，处理自身的人身和财产，人人平等，没有任何人必须服从他人的权威。但是自然状态也有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人们所享有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没有保障。为了结束在自然状态中产生的混乱和无序，人们相互缔结契约，个人都把属于自己的部分权利（包括部分财产权利）让渡给社会公共权力机关，于是建立了国家和政府。个人让渡给国家的部分财产权利即是赋税，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但是，人们根据契约建立的社会公共权力不能超越“公众福利”的范围。政府是为社会成员而保管和使用这部分财产的，没有社会成员的同意，政府没有任何权力处理他们的财产，否则它就违反了社会契约。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主张国家主权应属于人民，而且永远属于人民。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家中，人民的意志是国家一切行为的根源。为了确认、保障主权在民，国家的课税权、征收权必须体现人民承诺的意思，只有经人民的承诺，国家方可行使其税收权力。租税的赋课、征收必须基于由民意机关制定的税法的规定，否则属于违反人民意志的行为，人民无义务服从。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鼓舞下，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首先在英国接着在其他国家发动，其中反对国王横征暴敛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无法律则无课税”、“租税是法律的创造物”的租税法律主义原则（或称租税法定主义原则）的提出和确立，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