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反思中国诗歌民族性的流失（模版）

第一篇：从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反思中国诗歌民族性的流失（模版）

从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反思中国诗歌民族性的流失

文/何 漂

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自家门口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这对于整个世界诗歌历史的发展毫无疑问是一件大事。诗人特朗斯特罗姆获诺奖，让我有了深深的反思。

诺奖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价值和地位，为什么能够得到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广泛认同，究其根源，我认为诺奖的文学精髓之一就是其弘扬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是人性的光辉和人类社会命运的结合，是关注人类整体命运和某个民族人性和文化特征的理念集合。

纵观所有的诺奖作品和受诺奖所推崇的文学大师，我们不难发现诺奖所推崇的文学民族性绝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不是歧视和偏激甚至是极端，它不局限在一个套子里，不局限在某种权威中，诺奖作品中折射出来的文学民族性所推崇的价值理念是超越国家差异与时代差异的。这也不是说他们的作品偏离了他们自己的民族，失去了本土文化作为其作品的精神依托和植根土壤，相反地，他们那些杰出作品所立意的就在于他们那个民族的人性、文化、社会和历史，而这种精神的真谛和思想的升华便是同样能够在世界其他民族里放射光芒的。

诗歌的民族性是指诗人创作的诗歌更应该是有自己的民族特征，有自己民族的文化元素和内涵，并且这种特征、元素和内涵是上升到一种精神的高度和深度，这才是真正可以傲立于世界的，正所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诗人艾青在关于中国诗歌为什么一定要有自己的民族特性的问题上曾经说：“凡是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一定具有民族气魄······我们的作品具有民族的风格，人们才能看了我们的作品认为是中国诗人的作品。”

就像1904年诺贝尔文学奖给法国诗人弗·米斯特拉尔的获奖理由是：“他的诗作蕴涵之清新创造性与真正的感召力，它忠实地反映了他民族的质朴精神。”而1945年给智利女诗人加·米斯特拉尔的获奖理由是：“她那由强烈感情孕育而成的抒情诗，已经使得她的名字成为整个拉丁美洲世界渴求理想的象征。”诺奖在人类文学世界中不断地弘扬着一种追逐于爱与美的真理。

拿诺奖作比较，只是来反思我们自己，并不是崇洋媚外，更不要有任何的政治偏颇，也不要走入政治左右文学评判的误区。当代中国的诗坛，站在世界文学的滚滚大潮中，站在国内文学的风口浪尖上，我们不要自卑我们的文学界里没人获得诺奖，也不要轻狂扬言我们不需要诺奖，更不要偏激诺奖不适合中国，我们要做的是立即反思和自省，从这一过程中找回中国诗歌真正的灵魂，找到中国诗歌与世界的差异和差距，进而优化我们本民族的诗歌创作，让中国诗歌去更大的世界绽放光彩。中国诗歌不是单纯地需要诺奖，而是需要有诺奖所倡导的文学精神，尤其是文学民族性。

对于当代国内文学界有部分人对于诺奖的怀疑和排斥，如果抛开政治家之间的阴谋和底牌以及各种体制之间所吹嘘的价值观不去做过多研究以外，单从文学精神的角度去深思，这种不入世甚至是固步自封、妄自菲薄、自命清高的言论和做法是一种荒唐和愚昧，姑且不在此高谈诺奖的魅力和价值，一种文学奖能够成为世界的共识，自然有他的理由和贡献。中国人应该超越世俗鄙见、放弃政治异解、统揽时空、立意深远，站在整个人类文学的高度去看待和反思我们与诺奖的距离和差异，毫无疑问，作为文学繁盛、人才辈出的中国，诺奖需要中国，作为要在世界民族中站稳根基的中国文学，中国一样也需要诺奖。千万不要把诺奖仅仅看成是一纸荣誉，而是一种情操和思想，一种精神和标准，那样我们来谈论关于诺奖对于中国诗歌的反思就会更有意义。过去战争年代的纠纷就让他随着时光的流水远去，当我们真正站在文学的立场和角度去思考我们民族文学的发展和进步的时候，诺奖或许有中国文学革新和进步所亟需的营养和动力。中国文坛，尤其是中国诗坛，向诺奖的文学精神看齐，不是在丢失自己的文学民族性，反而可以更加阻止我们本土文学民族性的流失，帮助我们重建和完善自己文学的精神系统和信仰价值。

当然，盲目地追求诺贝尔文学奖，只会成为诺奖的奴隶，而不向诺奖的旗帜看齐，只会遮蔽中国诗歌突围的光芒。虽然中国的诗人没有获得过诺奖，未免有些惋惜，但更为重要的不是埋怨而是反思，即便现在有位中国诗人获得了诺奖，我们也不应该感到欣喜和愉悦，因为在整体的诗歌历史进程中，或许中国的诗歌整体仍然是停留在自己所盲目崇拜的水平。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诗歌，在世界诗歌中的地位慢慢被边缘化，试想，历史上的诗歌大国在今天何以沦落至此？中国诗人本应有的核心价值存否？答案让人惊心，中国诗歌的民族性在流失。

敢问当代的中国诗歌，路在何方？中国的诗歌一直在创新，但是这创新的背后是弥漫硝烟的批判和怀疑、否决和打破，而真正诗歌所需要放射的灵魂光芒则阴暗在那些一派派、一代代所谓的争论之中，中国诗歌所谓的正统更迭频繁，圈子和派系关系重重，导致诗歌的发展成了“圈地运动”。从宏观上看，我认为“破而未立”是当代中国诗歌与诺奖存在的真正的距离。中国的诗人有越位的嫌疑，大部分的诗人一旦具有先觉意识，便往往很容易成为批评家，他们把犀利的笔锋针对社会的弊病，可是对于打破后的精神体系如何重建，发现出的深度问题如何解决，似乎并不被诗人所在乎。对于诗歌本身的发展也是如此，几乎每隔几年就出现新的诗歌热点，甚至是诗歌主张和派别，他们在一次次批判前辈的基础上试图走出禁锢，但是也未曾建立出属于适合本民族整体诗歌文学发展的体系，朦胧派崛起，新生代又来，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发展，实际上却遗留了很多问题，也许一个民族所需要的诗歌精神就在这些所谓的极端诗歌革命中渐渐地消失和颓废，原本传统中优秀的品质和内涵被无端抛弃，转而引进一些什么新品种来，就好像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浪起。很多诗人在为所谓的诗歌主张争夺地盘，各守阵地，各自发展门生，壮大势力。这导致我们的诗歌界不缺名人，而缺大师，传道授业成了派系遗传，有的诗人甚至凭借一两首所谓的代表作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不思进取了，在国外，很多年迈70的诗人仍能够写出经典，甚至超越自我，但是在中国，这样的现象几乎是少得可怜。因此，中国的诗歌难以上升至高境界，这与诗人的价值取向和生活状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扪心自问吧！很大一部分诗人似乎太热衷于名与利的争夺和自我文学利益的得与失，这难道还谈得上文学民族性吗？文学的民族性需要诗人的团结和凝聚，需要诗人认真的总结和学习，需要诗人具备有容乃大的气度，需要诗歌界有向心力，需要诗人有定力。试问中国诗坛何日能消停名利的争夺呢？

我们至今还无可否认的是中国诗人重奖不重精神，重名气不重使命；有一部分意识到民族性的中国诗人只从本民族文化和人性中汲取而不给予，只破不立。像这样的诗歌界，人民大众怎么不会把诗歌边缘化呢？难道整体徘徊在那样的文学壁垒中能够创造出群众喜爱的作品吗？在中国，有一种怪现象，写诗的恐怕比读诗的还多，诗人就责怪在读者身上。可是我们不难发现那些西方的诗歌大师，像保罗·策兰、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金斯堡、里尔克、阿多尼斯、耶胡达•阿米亥、曼德尔施塔姆、布罗茨基、茨维塔耶娃等等，他们的诗集畅销，他们的声望很大，他们的读者群很多，他们有着很广泛大众基础，这又是为什么呢？就不说国外，为什么我们如今每逢遇到什么重要时刻和特殊事情，心里勾起的还是李白、杜甫、王维、苏轼、柳永、白居易、李商隐、王昌龄，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艾青、食指、北岛、海子等诗人的作品呢？而且这些咏叹和使用中，古代诗人还占很重的分量。

面对西方强势的诗歌狂潮，我们自己的诗歌不要完全西化，更不要局限当前，脱离了民族性去谈诗歌甚至要去世界诗坛争夺风云、站稳地位是不可取的。我们有很多诗人在不自觉地充当西方大师的忠实粉丝，他们不是在汲取营养进而完善本民族的诗歌精神财富，而是一味地模仿、照搬，甚至稍加以修饰的抄袭，像这样的中国诗人，西方那些真正懂诗的大师他们会买账吗？试问如果那些已经在国外被译成他国文字的中国诗人的作品，难道那些作品里都留着西方民族文化和人格的血液？难道西方的审美水平会青睐中国诗歌那样的作品吗？

看看我们的诗歌界：那一批批像打了鸡血盲目疯狂和孤傲的诗人们，那一堆堆用金钱和权力堆积出来的诗歌荣耀，那一位位深居衙门、庙堂和书斋闭门不出造车的诗人们，那一个个自我封闭、自我陶醉、自我吹嘘的圈子，那一次次盲目西化和自闭的诗歌潮流，那一篇篇在记流水账似的诗作，那一首首糊里糊涂拿“性”当诱饵的诗作，那一个个自称先锋前卫把垃圾当圣经的伪诗人，那一个个掌握诗歌话语和权威资源雄赳赳气昂昂的诗歌大佬，真不敢想象中国诗歌的民族性还存有一点否？甚至连起码的文学性是否还在坚持，我都不禁很怀疑。所谓那些天天在写诗的人都弄懂了中国诗歌的真正本质和价值吗？当我们的后代来看我们这一代诗歌作品的时候，他们会是一种怎样的眼光和疑惑？那些快手笔下的累累文字，究竟在为这个民族创造了怎样的精神财富。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迄今只有二百多首诗作，而我们很多诗人出版诗集就像是在印发行政公文似的，中国人太注重数量的文学伦理，多、繁、盛的特征并不一定就代表有水平和高度。中国的诗人数量惊人，到处都是打着诗人牌子乱窜的人，试问这到底是诗坛的繁荣？还是“诗人”身份的堕落？中国诗歌的民族性，你坚持了吗？

我觉得当代中国诗歌界的弊病在三。其

一、视野狭隘、立意浅薄、语言贫瘠、思想、情感、艺术未能超越时代的困惑和局限，对政治的依附性太强；其

二、名人太多，大师缺乏，圈子化严重，派系重重，缺乏高度、深度与广度；其三，功利主义弊病，艺术生命过于短浅，易生懒惰和享乐思想，易于满足。

对于当代中国诗歌的现状，我们的社会对此也是负有责任的。中国诗歌民族性的流失，还需要中国社会还一片纯净的中国诗歌土壤。社会需要给诗人以独立人格的空间，我们现在对诗人的态度慢慢有点偏颇了，在世俗的眼中，诗人似乎就成了百无一用的书生，尤其是在经济社会，过分地以经济指标去衡量诗人价值的观点是极端和片面的，这样很容易磨去诗人固有的人格和尊严，社会需要重新来看待诗人价值和意义。

当然，当代中国诗歌还是有很多值得鼓舞的诗人和诗作，尤其是正在崛起的一代，但是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存在的。在当代中国诗歌界，一部分在上一代就已形成实力派且拥有广泛的名望和社会资源的诗人往往垒砌高台，让人望而生畏，他们不善于挖掘新生的诗歌力量，不注意引导年轻一代诗人的正确成长方向，甚至自树权威，使自己无法超越自己，尤其在传播媒介上，很多优秀的新一代诗人很难在重要的诗歌媒体上发表作品，成名何其艰难，更不要说他们创作高峰的涌现了。正因为当代中国诗歌所谓的权威还在，很多隐藏在民间和草根的诗人以及优秀的作品未能得到真正的展示，他们似乎还在被压抑着和控制着，但这种局面不会持续很久了，已经在慢慢改善了，中国出版的逐渐自由和民刊势力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中国诗歌的发展。

当前，民间还有很多真正意义上的优秀诗人，多么希望他们能够诞生出蕴含着民族性的中国诗歌，将中国诗歌推向历史的更高潮。纵观近几年的中国诗坛，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诗人继余光中、洛夫、北岛、舒婷、多多、杨炼、顾城、海子、梁小斌、欧阳江河、韩东、于坚、李亚伟、翟永明、王小妮、张枣之后开始在诗坛风云而起，但是真正靠作品拔尖的年青诗人还依然是凤毛麟角，像最近几年风生水起的陈先发、雷平阳、朵渔、潘维、雪马、郑小琼、李成恩、南方狼等，就作品的文学民族性而言，颇值得研究的是雪马，他凭借《我的祖国》《江南》等作品开始在诗坛出头，《我的祖国》写得那样的饱含思想、真情流露，艺术手法独特，以质朴而通透的语言写出了民族的精神和灵魂；而《江南》里面的确有一股不失现代色彩又有传统底蕴的中国风，在《江南》里，可以看到有唐伯虎画里的意境，有李清照词中的惆怅，有朱自清笔间的才情。当然，还有其他年轻一代诗人的诗歌作品也能够让读者看到中华民族性的某些特色。我多么期待看到那些正在狂躁和焦虑的年轻一代诗人们能回归到构建中国诗歌民族性冲出思想围城和艺术壁垒的道路上来，201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我们重重一锤，那不是在打击我们自己的诗歌血性，而是在击醒我们的创作灵魂，反思是一种创造的开端，我似乎看到了未来中国诗人登上诺贝尔奖台的那一刹那。

（作者系作家、诗人、文艺评论人、《文艺巢》杂志主编）

第二篇：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谈起

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谈起

自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国内可谓普天同庆，引以为傲，有点扬眉吐气的激动。而他的一言一行也随之影响着全国上上下下的国民，出现“莫言热”狂潮，有跟着去买房的，有跟着去问什么是幸福的?有跟着去莫言故乡做旅游城市规划的····

不可否认莫言获奖所带来的积极意义，但我们是否应该适当理性的看待，不能只是来来回回地仅仅纠结于结果呢？那么，我们先从为什么是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开始谈起。

首先，莫言获奖，张艺谋有功。1987年张艺谋导演凭借电影《红高粱》获的中国首个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这部电影不仅使张艺谋自己的电影事业风生水起走向世界，而且让《红高粱》小说的创作者莫言进入国外人的视角，开始引起注意。其次，没有翻译陈安娜，莫言获奖不可能。瑞典翻译家陈安娜，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劳》翻译成外文的译本，使莫言作品的丰富性、文学艺术上的魅力很完整地呈现出来，恰到好处地打动了评委们。还有，莫言本身的的文学素质。文学评论家梁鸿鹰就说道，莫言的文学艺术有三个特点。一是人性，他把人当成人来写。二是原创力，他有好多点子，别人想不到。比如《蛙》采取那种形式，具有独创性。第三是幻想力，他幻想能力非常强，对自己脚下土地非常熟，理解也非常深。也许，就是因为种种的天时、地利、人和便好不容易的摘取到了我们多年来梦寐以求孜孜不倦的诺贝尔奖头衔。

自从中国加入WTO后，紧随世界全球化的步伐越来越快，因为我们深知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所以我们迫切渴望融入国际，渴望那些对我们有偏见或是不在乎的人能更加理解我们，接受我们。所以当萨马兰奇先生宣布北京申奥成功时，我们激动的落泪；当世博会的举办地点定于上海时，我们沾沾自喜；而今，当知道以前遥不可及的诺贝尔奖花落咱家，大家高兴地忘乎所以。虽然能理解这当中的喜悦来之不易，但凡事都应适可而止，高兴的闹完了之后，是否应该关关门，冷静思考，理性得看待这事呢？

是不是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就等于莫言是当今中国最好的作家，我们就都应该以他的文章或是句子为首是瞻？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想，是不是梁博获得中国好声音的冠军就等于是当今中国最好的歌手？不可置疑梁博唱的歌曲是很好听，节目组根据已定的规则，选出一个主流的好声音是必然的。但结果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可以好好享受每一个自认为感觉良好的好声音，不管是获奖了的或是没获奖的，只要能对自身有益就行。至于冠军，我希望我们不要太去在意、太去较真。毕竟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冠军。回到莫言问题上，看待的观点也差不多。

真心希望透过这次莫言获奖，能引起国民对当代文学作品的关注，也可以促进更多的外国人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热爱与研究。也许莫言的作品对于某些人来说算上是好作品，相对来说，村上春树作品会更受宠爱。但每一个作品的出现都有其闪光点，我们需尽可能打开视野广泛吸收每一个闪光处，为我所用。对于是否是好作品或是颁奖得第一名都已显得不重要，更何况好作品需要自己慢慢寻找，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好作品。

第三篇：莫言成中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人

莫言成中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人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北京时间昨天晚上7点，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创设117年来，中国籍作家首次获此奖项。

据了解，本获奖者将获得8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750万元奖金，莫言也将在12月10日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颁奖典礼。

莫言获奖，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中国的作家们在第一时间通过微博等方式表达了祝贺和喜悦，各地书店的莫言作品也被疯狂抢购。纽约时报中文网站的头条位置也在第一时间报到了莫言获奖的消息，并且评论称，莫言的获奖打破了欧洲作家垄断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面。

2012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他作品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融合了中国传统民间文化，历史以及当代现实。

虽然整个宣布只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但是这一分钟，中国人为之努力和等待了100多年。而在万里之遥的中国，听到获奖的消息时，莫言正在山东老家高密，这里恰恰是莫言走上文坛的起点。这也许是一种巧合，当年从这里走出去的莫言，在这里听到获奖的消息，似乎也是一种注定。莫言说，得知获得诺贝尔奖，自己非常惊讶。

莫言：因为我觉得诺贝尔奖离我还是蛮远的，很遥远。而且我也知道，在全世界各地有许多非常杰出的作家，他们都在排着队等候，我觉得短时间内不可能轮到我。所以得到这个正式的消息之后，我很吃惊，当然也很高兴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表示，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莫言表示，在自己的作品中，直面人生，立足写人是他一直的追求。这也许是诺奖评委们看重他作品的主要原因。

莫言：我的作品里面也表现了对社会、对人生、对所有问题的一些看法。我的小说里一直是把人，无论是所谓的好人还是所谓的坏人，在我的笔下，都用一种充满着同情的态度。不是说要把一个人美化成什么，也不是要把一个人丑化成什么。就是站在人的立场上的一种写作。这可能是我获奖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文学的品质获得了文学奖。

在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时，莫言曾经说，获奖十分钟就要忘掉，不然作家会失去目标，对读者最好的感谢是写出比获奖作品更好的作品。而此次获得这份至高的荣誉，未来的写作之路该如何行进。

莫言：我还是沿着过去这种写法，沿着过去对文学、对社会的看法，立足于写人，当然也一定要在文学的艺术风格上大胆进行探索，哪怕是失败也要探索。

第四篇：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的影响

莫言获诺奖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籍作家莫言（管谟业）获得2012诺贝尔文学奖，在1-2年内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会产生全方位的影响，读者认为这一事件对中国人民精神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影响是空前的、无与伦比的，大体影响包括：

中文会重新火起来

中文会重新火起来，刚刚恢复高考时，当时最优秀的学生都报考中文系，最近几年由于中国文化受到国际文化入侵，中文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日渐式微，莫言获诺奖，将重新唤起国人对自己文化和语言的自豪感，相信2013年报考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中文系的人将会更多。

中国文化再次唤起自豪感

近现代以来，国人对民族文化变得不自信以来，中国人曾经是最自信的，“中国”即“中央之国”也，可见中国先辈是多么的“牛逼”。莫言获诺奖会被解读成受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压制的中国文化重新获得国际文化“话语权”，就像体育一样，中国文化也能给中国人带来“民族自豪感”，中国语言、文化、国学会重新唤起国人的热爱和研究学习的热情。

“诺贝尔经济”将大行其道

由于“诺贝尔经济奖”关乎一国荣誉，同物理、化学等诺奖相比，诺贝尔文学家更容易获得普通国民的参与，因为懂语言的都能看，都能自我解读，由于文学是用一国语言书写的，更容易使人联想到一个民族，一个民族的语言，一个民族的思想和文化等等。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获得最多的一国群众参与性，而且可以一定程度上与国民情感等而化之，“诺贝尔经济”应运而生，文化板块将会大涨，与之相关的出版业、电影电视业、旅游业也会短时间的繁荣，当然大学、中学、小学、教育机构也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与莫言及诺贝尔奖有关的“诺贝尔经济”市值岂止亿计。相信莫言的家乡高密县的旅游餐饮业将会成为近期的热点，如果莫言是个“吃货”，那莫言牌“打卤面”等会短期大销（开个玩笑）。

“莫言边际效应”显著

莫言会“被民族英雄”，各种与莫言有关的东西都会被商家或有兴趣者发掘出来，如莫言作品的瑞典语翻译者陈安娜会被国人感激甚至追捧，莫言刚刚写作的师从对象马尔克斯、福克纳的作品会重新火起来，人们会知道莫言是中共党员、莫言的研究生专业是文艺学（笔者也是文艺学研究生毕业，以前不好意思说，很多人没听说过这个专业，今后“敢说”和莫言是同一个专业了），当然人们会重新赞扬张艺谋“有眼光”，他第一个改变莫言的小说，成就了震惊世界的《红高粱》。人们会说幸亏矛盾文学奖终于在今年把奖颁给了莫言，否则人们会说为什么人家莫言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缺获不了矛盾文学奖。总之，同诺贝尔物理、化学奖不同，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莫言是那么的亲切，他既不张扬、又不清高（一些文人的典型做派），他为了躲避媒体，防止“被诺贝尔奖”但终未获奖成为笑饼，一早就躲进了偏僻的高密老家，乍一听获奖欣然接受央视白岩松的采访，并在家乡酒店开记者招待会，并坦诚“不激动是装蒜”，莫言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莫言的生活和思想生活方式群众都可以参与，都可以感受。这样的“人民作家”与老百姓一脉相承，给国民参与与莫言相关的事情以无限可能性。“莫言边际效应”接下来会广泛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同时，人们将在不短的时间内习惯于各种各样的人和事“被莫言”或者莫言“被如何如何”。

社会矛盾将缓和

2012年10月125日的环球时报第六版中一篇文章“中国年轻一代感受经济放缓之痛”反映了中国年轻一代的“纠结”，大学生难以找到满意工作，物价上涨，“购房难”使很多年轻人感到迷茫，这样的情绪光靠一届奥运会的中国健儿收割金牌来缓冲是远远不够的，莫言的获奖使在钓鱼岛迷雾中困惑郁闷纠结不已的中国年轻人重新唤起对自己国家、文化及语言、情感及生活的热情，会觉得“做中国人挺好、说中国话挺好”，社会矛盾会一定程度上得以缓和。

中国会更多为西方接受，中国人会“更淡定”

同诺贝尔物理、化学、和平奖相比，中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难，因为某个中国人在物理、化学等单领域取得“开创性成就”是完全可能的，更何况中国最尖端的科技成就掌握在军方手里，而军方的东西又是保密的，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关乎“最难克服的语言关”、关乎“一国文化”、关乎“国民情感”关乎“意识形态偏见”，再加上“中国”这个标签，所以作为中国人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难度远远大于一个日本人、美国人、法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难度就相当于菲律宾发射火箭，其难度相当于朝鲜把宇航员送到月球。当然，难度归难度，这一事件也说明了西方已经在主动了解中国并接受中国，不管他愿不愿意，就像一句话说的“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中国的成就，他就在那里”。最难的“诺贝尔文学奖”已被攻克，中国电影业要发愤图强了（笔者认为中国电影要想在近年内获得奥斯卡 “最佳外语片奖“会很难，因为中国电影人已经失去了他们获奖的最佳时期，好导演创造力最强时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被认同，最好的时期已过）。中国文化突围需要各个领域的协同奋斗，包括文学、电影、教育等等。随着中国人视奥运会夺金牌如 “拾草芥”，“送人上太空入散步”，“华为大战美国”如“等闲事耳”，中国人会发现自己的情感将不再受外国人是否认同自己而左右，也很难以战胜欧美而唤起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了，总之中国人会“更淡定”了。

最后以浙江著名中学杭州二中特级教师钱增兴老师的一句话结尾：“诺奖面向华人了，表明我们的国力增强了；我们更期待语文学科地位日益提高。中文万岁！”

作者：纳思教育研究院

程振伟

第五篇：从文化的意义角度看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从文化的意义角度看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文化是历史的积淀,文化由人播下种子,在历史的土壤里养成.当前随着韩流,西风的盛行,很多人对中国自己文化的缺失,以让中国文化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莫言的获奖对中国文化可谓注入一针强心剂,让国人清楚什么是中国的文化,同时莫言的作品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进程。莫言获诺贝尔奖不仅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肯定，而且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进步的肯定。他的作品既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有对外国文化的借鉴，既体现出民间特色，也有鲜明的现代性,体现了文化的多元性。他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强烈关怀和深刻挖掘，是他独有的成就，也说明越是民族的东西，越是世界的。孙鹏:《丰乳肥臀》是莫言早期创作中的一座高峰，也是篇幅最为饱满的一部长篇力作。小说从抗日战争一直写到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以汪洋恣肆的笔触对波澜壮阔的历史进行了描绘。书中的母亲艰难孕育了上官金童和他的八个姐姐，众多儿女组成的庞大家族不可抗拒地被裹挟卷入了20世纪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历史进程。小说通过描写家庭来反映中国社会的变迁，表现了莫言对于女性的同情和赞颂。同时小说书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

杨东: 《蛙》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整部作品以从事妇产科工作五十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为线索，用生动感人的细节和自我反省，展现了新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揭露了当下中国生育问题上的混乱景象，同时也深刻剖析了以叙述人蝌蚪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灵魂世界。李家强: 小说叙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阐释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小说的主人公之一集中阐释着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而另一个主人公即小说的叙述者，则在六道轮回中，一世为人、一世为马、一世为牛„„从不同的视角讲述他所看到的故事。小说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展示了建国以来中国农民饱经患难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坚韧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