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对反腐的研究现状

第一篇：国外学者对反腐的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反腐的基础理论研究，对腐败可能产生的影响的研究，同时还有影响腐败的方面，以及探究如何进行反腐更为有效。研究更多体现在廉政建设上，类似于政权选举，立法呼吁、草根公民的努力、新闻媒体的作用等。而对于网络反腐这块的研究甚少，只基于网络作为其工具可采纳使用为反腐服务。

（一）对反腐的基础理论研究：

Diana Schmidt（2007）认为反腐有四个至关重要的时期:(1)学术争论早其对腐败的争论(pre-1990年代);(2)初始反腐败辩论(1990年代);(3)一段时间的重新定位(2000年代早

1期);(4)最新的反腐败辩论(2000年代)。Mccoy J.L.（2001）则分析了全球反腐败规范的形成,特别是对其反贿赂元素的分析,自1990年代起经历了三个阶段:(1)提高认识,(2)制度化

2发展而来的法律和政策工具,和(3)全球采纳、内化和依从性。

Roger Tangri and Andrew M.Mwenda（2006）则提供证据表明，腐败已经发生在以下这些领域的改革等，如私有化(Tangri & Mwenda 2001),公共采购、政府收入收集(Fjeldstad et

3al.2003),议会和总统选举。

（二）对抑制反腐的措施的研究

Klaus Abbink（2004）提到在德国联邦政府正式职工旋转是一种在公共管理下反对腐败的预防措施。反对腐败的措施之一是让正式的职工进行职位调换，而旋转的作用是能显著降低贿赂的频率及因贿赂而产生的低效4。Anne Marie Goetz（2007）则通过研究发现，妇女成为反腐的新力量之一，因统计证据表明那些在政治上和劳动力上拥有更多数量为妇女的国家存在更低的腐败程度5。Leonid Peisakhin and Paul Pinto（2006）则提出信息公开的必要性是防治腐败的有力举措之一。在2006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国家的14个国家与专用的透明的法律是三倍的可能回应，信息请求,缺乏透明度的国家法律则承认不到一半的信息公开请求6。同时他也指出，更高的透明度和声音降低腐败甚至发生在高度层次和不平等的社会。Roger Tangri and Andrew M.Mwenda（2006）则认为媒体和协会的自由,可以宣传和阻止7政府的腐败。Franklin Steves and Alan Rousso（2003）一项在整个亚太地区公司的大型调查显示，程度较低的国家的行政腐败更有可能采用强化反腐败计划比国家与高水平的行政腐8败。

（三）对反腐中的网络所起作用的研究

Diana Schmidt，Anti-corruption: What Do We Know?Research on Preventing Corruption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2007 VOL 5, 202–232 2 Mccoy J.L.：The Emergence of a Global Anti-corruption Norm，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ume 38, Number 1, March 2001 , pp.65-90(26)3 Roger Tangri and Andrew M.Mwenda，Politics, donors and the inectiveness of anti-corruption institutions in Uganda，J.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44, 1(2006), pp.101–124.4 Klaus Abbink，Staff rotation as an anti-corruption policy:an experimental study，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ume 20, Issue 4, November 2004, Pages 887–906 5 Anne Marie Goetz，Political Cleaners:Women as the New Anti-Corruption Force?，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ume 38, Issue 1, pages 87–105, January 2007 6 Leonid Peisakhin and Paul Pinto，Is transparency an effective anti-corruption strategy?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Indiarego_1081，Regulation & Governance(2010)4, 261–280 7 Roger Tangri and Andrew M.Mwenda，Politics, donors and the inectiveness of anti-corruption institutions in Uganda，J.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44, 1(2006), pp.101–124.8 Franklin Steves and Alan Rousso, Anti-corruption programmes i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countries and changes i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1999-2002，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2003）Roberts(2006)指出互联网已经大大降低了成本，它使收集、分发和访问政府信息更为方便。由于这些特点,政府已趋向于使用电子政务，以求获得更多信息和促进透明度、问责制及反腐目标的实现。而提供给公民信息和让具备一定素质的公民去监察政府的活动，都发挥着重要的角色。电子政务和其他信息通信技术可以用来打击腐败。Anderson(2009)通过对比分析1996年之间变化和2006年腐败数据，基于一项研究即通过ICT推动电子政务的举措,得出结论说,“实施电子政务可显著减少腐败,甚至那些控制了所有的倾向腐败的政府或多或少是基于积极地采用电子政务倡议。而Shim & Eom,(2008)也认为信息通信技术可以减少腐败,促进良好的治理,加强倾向的举措,减少潜在的腐败行为,提高政府雇员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允许公民跟踪活动,并通过监测和控制政府员工的行为。Brown & Cloke(2004)提到反腐不仅有关所有的努力促进、信息的开放等,减少腐败还严重受到文化、一个国家的环境、对社会态度的价值观认识、信息级别的识别与政府的公民有关，也应从一个独立新闻媒体的可行性信息政策及制定的政府考虑。9

9John C.Bertot,Paul T.Jaeger,Justin M.Grimes ,Using ICTs to create a culture of transparency: E-government and social media as openness and anti-corruption tools for societie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Volume 27, Issue 3, July 2010, Pages 264–271

第二篇：国外反腐现状

为震慑和惩治腐败：

美国：早在1921年就出台了《预算和会计法》、《政府行为道德法》，以此来规范经济活动和政府行为；1978年又颁布《监察长法》，并通过《独立检察官法》，将任命独立检察官的做法制度化、程序化。奥巴马去年 11 月还签署了《加强检举人保护法案》，保护对象为检举政府官员腐败+浪费和滥用权力的联邦雇员(此外，法案加大了惩处打击报复检举人的行为力度，并在一些机构中派驻)检举人保护巡视员。

新加坡：制定了《防止贪污法》，对贪污调查局的职能做了全面规定，并赋予其广泛的权力，强化其侦查权限和侦查措施，增大其执法的权威性。对付贪污者，新加坡法律规定，除了要没收其所贪污的钱财，还要给予数倍、数十倍的罚款，并责令贪污者的上司与其一起接受处罚。1963年的反腐败修正案要求涉案嫌疑人必须与贪污调查局合作，出庭作证或接受询问1966年的两项修订案，一是即便当事人实际上没有受贿，只要有受贿意图，也可能获腐败罪名；二是规定《预防腐败法案》适用于新加坡驻外使领馆和驻外人员1981年的修订案规定受贿者要等额上交贿金，否则从重处罚。1986年，涉嫌受贿的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自杀，促使政府再一次推动修法，规定法官可以判决罚没因贪污获得的收益(如果被告已经去世，而其名下地产或资产超出已知收入来源的数额，可以视为贪污所得1989年，国会授权法庭冻结和没收贪污者的产业和资产。

韩国：2002年制定了《反腐败法》，并实行“内部举报”制度，严格保证腐败举报人的人身安全和自身利益安全。越南还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申诉控告法》，规定人民群众有权向有关党政部门、群众组织控告违反党纪国法的现象。

芬兰：制定了《公务刑法》；公务员直接接受的钱物和变相接受的馈赠如公费旅游、低息贷款等都被视为受贿行为，即使一些荣誉性质的利益也不允许，一旦受贿罪名成立，将立即被免职并接受进一步调查。新加坡对此行为的惩治则更为严苛，哪怕吃一顿饭，作为公职人员也会被视为违法，贪污受贿罪名一旦成立，不仅要被课以巨额罚款，还要被判5~7年的牢狱之刑。2011 年 7 月，芬兰电视四台披露了几名新当选议员过度使用出租车的事件，将当事人姓名和每月花费的出租车费悉数曝光(报道称，议会议员每年要花费 50万欧元坐出租车，约 100万欧元坐飞机，这些都是纳税人的钱(这一报道引发了芬兰民众的质疑(民众认为，芬兰公共交通四通八达，为什么议员办公不能搭乘公交车？那次报道促成议会此后对议员搭乘出租车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

瑞士：公务员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公务外出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借用公车，也可使用私车，按照目的地里程数每公里报销0.7瑞郎（1瑞郎约合6.5元人民币），不报销任何其他费用公务外出误餐费有明确标准，无论公务员职衔，早餐14瑞郎，午餐+晚餐为27.5瑞郎在物价高企的瑞士，27.5瑞郎甚至不够在中低档餐馆点一道主菜。

印度：今年议会下院选举期间，也爆出选民“有吃有喝有钱拿”的丑闻。用吃喝和金钱拉票在印度是违法，虽会面临重罚，却屡见不鲜。印度选举委员会 4 月 7 日说，从 3 月 5 日公布选举日程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查获了用于违法拉票的 270 万升酒和折合 3250 万美元的现金。

印度过去 10 年间因贪腐问题受到严重拖累。

印度需要依靠私营部门去修建公路、新建厂房以及发展城市。然而，印度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现在“并不正常”。

其一，决策者由于收受贿赂而作出错误决定。

其二，决策者出于腐败担忧而无法果断决策，以致错失经济发展的良机。以矿山开采为例，一些印度法庭拿不准矿主是否牵涉行贿舞弊行为，于是迟迟不就相关案件作出裁决，结果导致矿山闲置、生产停顿。2007 年至 2011 年，印度私营企业投资额从 17%减少至 11%，而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也受拖累而跌至 5%，为印度过去 10 年来最低水平。多份报告显示，印度政府拨给福利项目和补贴项目的款项中，多达 50%被贪官污吏或富户巨贾中饱私囊。

有鉴于此，2012 年底，印度新成立了庞大的反腐败机构。该机构拥有调查部门、起诉机构和特别法庭，拥有专门的费用来源，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外部干预和制约，提高执法效率。例如 2012年，印度铁道部在招投标、免费赠票、客票预订、电子客票、交通折扣等关键领域开展 24876 项预防性检查，6454 人因涉嫌腐败被立案调查，追回资金超过 4 亿卢比。同时，为了配合反腐，印度进行了行政体制改革。政府公布首批改革方案，提出要出台开放、竞争性的自然资源竞标制度，制定完善的公共采购政策和公共采购标准，研究废除部长享有的酌情决定权，优先处理涉及联邦政府公务员的腐败案件。印度国大党作为百年老党，历次选举失利都与腐败有或多或少的关系，特别是取消党内监督委员会后，腐败之风愈演愈烈。2014 年全国大选中，腐败丑闻缠身和反腐不力依然是国大党的最大软肋。

英国：议员违规报销事件曝光后，373 名议员或前议员被勒令退款，27 人辞职，迈克尔·马丁成为英国 300 余年来首位被迫下台的下议院议长。2012 年以来，德国前总统武尔夫、巴西前总统卢拉、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爱尔兰前总理埃亨、斯洛文尼亚前总理杨沙等因涉嫌贪污贿赂或利益冲突，先后被立案调查或被判入狱。

俄罗斯：2013 年至今，在俄罗斯重拳打击司法腐败。最近一篇《俄罗斯惩治腐败“组合拳”：冰与火的较量》的文章中，记录了一组国家反腐败机构的统计数据，统计结果显示，俄罗斯人认为法治领域腐败程度最高，如警察系统为 89%、司法系统为 84%、立法系统 83%，其次是卫生系统、教育系统、新闻媒体。面对严峻的腐败态势，俄罗斯总统和总理先后带头公布了自己家庭的财产状况。随后，有诸

多因为违反官员申报财产规定的官员被免职和受到处理。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一次会议上强调，国家反腐行动应该坚持持续性和攻击性，今后俄罗斯将加大力度打击司法和执法机关的腐败。俄罗斯反腐败工作经常被认为是“只抓小虾，不动大鱼”。普京第三次就任总统后，强调反腐败没有“不可触碰的人”，要“用烧红的铁燃尽腐败”。随后一批“大鱼”落马。

第三篇：国内外学者研究现状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就国内外现有研究看，在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关于儿童道德的研究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在国外，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相当成熟，产生了一些影响广泛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一般都注重儿童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等方面的研究，而忽视行为习惯研究。它们大都以一些设计精巧的实验为基础，内容涉及儿童道德发展过程中的知、情、意、行等方面。如瑞士学者皮亚杰（JEAN PIAGET）提出的儿童道德认知发展理论（详细研究了儿童道德判断的发展和形成）和柯尔伯格（L.KOHLBERG）的儿童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对皮亚杰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研究），着重研究了儿童道德认知问题。再如精神分析学派关于儿童焦虑和移情作用的研究，以及前苏联心理学家关于儿童羞愧感的研究，则着重研究了儿童道德情感的发展问题。又如班杜拉（A.BANDURA）和西亚斯（R.SEARS）的社会学习理论，则重点研究了儿童道德行为的训练和发展问题。国外的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开展儿童道德和行为习惯养成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参考。可喜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大都被我国心理学界的一些学者介绍到国内，并进行了相关研究。如早期的陈鹤琴关于儿童教育的研究，近期潘菽和朱智贤等人对儿童心理的研究等。

近年来，从行为习惯入手来研究儿童德育也开始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如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的王极盛教授就进行过关于1560例少年儿童不良行为习惯的研究，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孙云晓研究员也曾主持过关于杰出青年的童年教育研究，以及培养独生子女健康人格的研究，北京教育学院关鸿羽副教授进行过关于儿童养成教育的研究。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了“道德教育与习惯养成”大型论坛。来自全国17个省共316名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及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等领域的专家，出席了本次论坛，并深入地探讨了儿童德育与习惯养成的问题，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见解。

本研究拟在这些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行为习惯的一般理论和具体实施策略做进一步的理论总结和实践研究，来探索儿童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的方法和途径；进一步丰富国内关于养成教育的理论和儿童道德发展和形成的理论研究，为实施以德治国的重大方略架起新的支点；为幼儿园德育以及家庭教育提供新观念和新思想，并在操作层面上，提供相应的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措施。

第四篇：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礼貌原则принцип вежливости是由英国著名的学者李奇于1983年在格莱斯“合作原则”принцип кооперации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李奇效法格莱斯划分语言交际中的合作原则，提出了礼貌原则的六项准则，其中每条准则都包含两条次准则：

1.策略准则（用于指令和承诺）Tact maxim a)使他人受损最小；b)使他人受惠最大

2.宽宏准则（用于指令和承诺）Generosity maxim a)使自身受惠最小;b)使自身受损最大

3.赞扬原则（用于表情和表述）Approbation maxim a)尽力缩小对他人的贬损；b)尽力扩大对他人的赞扬 4.谦虚原则（用于表情和表述）Modesty maxim a)尽力缩小对自身的赞扬；b)尽力扩大对自身的贬损 5.赞同准则（用于表述）Agreement maxim a)尽力缩小自身与他人之间的分歧；b)尽力夸大自身与他人之间的一致 6.同情原则（用于表述）Sympathy maxim a)尽力缩小自身对他人的厌恶;b)尽力夸大自身对他人的同情（“礼貌原则”在会话中的性别差异，首都师范大学，崔国鑫）在国外对“礼貌研究”还有布朗和； Brown&Levinson 的面子观

他们认为面子的概念来自Goffman的面子行为理论和英国民间词语，是指每个社会成员想为自己争取的公开的自我形象（self-image）。面子与尴尬，难堪，或“丢脸”相联系（1987：61）。他们认为，说话人应该尊重听话人的自我形象，避免威胁听话人面子的行为（Face-threatening act，FTAs）。

面子威胁程度的计算取决于交际双方之间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社会权力（social power）的差别以及特定文化对具体言语行为强加程度的认定。Brown &Levinson将面子的划分为负面面子（NegativeFace）和正面面子（Positive Face）。负面面子反映了一个人不希望被人强加观点，或者做出自由选择的愿望。正面面子反映了一个人被人喜欢，赞同，尊重或者欣赏的愿望（1987：61）。与之相应，面子管理的策略也划分为两类：负面面子策略和正面面子策略。负面面子策略强调听话人的自由权利，所以它是一种尊重策略（deference strategy）。正面面子语用策略强调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它是一种亲近策略（solidarity strategy）。

1．负面面子策略

对于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来说，负面面子是最合适和最为规约性的语言策略（1987：130）。负面面子礼貌策略即尊重策略涉及人际交流过程中的“正式”礼貌形式。在实施负面面子策略的时候，说话人考虑听话人的负面面子需求，应表示自己不愿意强迫对方，侵犯对方，尊重听话人的自主自由，现列举在本段邀请行为中涉及到的负面面子策略加以分析：

1）利用规约性间接手段（Beconventionally indirect）（1987：132）。以规约性的间接手段表示请求等，可以避免损害到受话人的负面面子。在文中的邀请行为中，赖大家的说到：“不是接他老人家，倒是打听打听奶奶姑娘们赏脸不赏脸？”语言转弯抹角，用“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赖大家的要邀请贾府的主子们赴宴，取代了直接言语行为，另一方面又让听话人一听就明白，表达尊重听话人的自主自由。

2）闪烁其词（Hedge）（1987：145）。正如正面面子策略中的“留有余地”一样，负面面子通过一些“不明确的话”来减弱威胁面子行为的目的。在王熙凤回答赖大家的邀请时说到：“别人不知道，我是一定去的。”这个“别人不知道”就是一种闪烁其词的策略，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没有涉及到其他人，避免威胁其他听话人的负面面子。

3）表示悲观（Be pessimistic）（1987：173）。不强迫受话人作出行动反映，表示说话人对于自己说的话不抱太大的希望，听话人不必受说话人话语影响。赖大家的说：“择了十四的日子，只看我们奶奶的老脸罢了。”赖大家的发出邀请，但是话语中表示了悲观，虽然定了日子，但是请不请得来贾家的主子们还得看自己婆婆赖嬷嬷的面子，对自己邀请这一行为表示了悲观。博士论文，面子观。

4）尊重（Give deference）（1987：178）。博士论文，面子观。尊重策略的实施是通过使用一些明确表达对于听话人的社会地位给与尊重的称谓语，也可以通过自贬（downgrade）的方式加以实施。文中多处体现到这种策略。赖嬷嬷对贾家主子的称呼“主子”、“老太太、太太们、奶奶姑娘们”、“老爷、爷们”、赖大家的对王熙凤称呼“奶奶”，这些都是通过称谓语体现出了尊重策略。称在自己家的花园摆酒为“在我们破花园子摆几席酒”，通过自贬方式实施了对听话人的尊重。赖嬷嬷说：“我才去请老太太，老太太也说去，可算我这脸还好。”赖嬷嬷的言外之意是由于自己请到了老太太去赴宴才证明自己有面子，突现了对老太太的尊重。

5）给受话人提供某种补偿（Redress other wants of H’s）（1987：209）。发话人可以在某些方面提供补偿，如承认蒙受恩惠，承认欠债等。文中赖嬷嬷两次提到“托主子的洪福”，认为自己儿子被选上是托了贾家主子的福，能够摆酒席好好热闹上三天也是托勒贾家主子的福，承认蒙受了贾家人的恩惠，照顾了听话人的负面面子。

2．正面面子策略

正面面子礼貌策略与“亲近”（intimacy）紧密相关。正面面子策略隐含着寻找共同点和申明愿意和对方合作来尽可能缩短双方之间距离。它用礼貌形式强调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它是一种亲近策略（solidarity strategy）（1987：101-117）。仅列举文中涉及到的正面面子策略加以分析：

1）声称具有共同点（Claim common ground）（1987：103）。说话人表明与听话人是一类人，具有相同的目标，价值观或者爱好等。通常的做法有表明具有同样的团体身份，这可以通过称呼的选择，方言，行话的运用来显明。博士论文，面子观。文中赖大家的称呼“奶奶姑娘们”和赖嬷嬷的称呼“主子，老太太，太太们，奶奶姑娘们”，一方面表示对贾家的尊敬，另一方面也强化了说话人与听话人关系是一个团体的身份。

这个策略也可以用开玩笑的方式来强调双方又共同分享的背景，可以让受话人自在轻松，同时维护受话人的正面面子。如王熙凤说道：“先说下，我是没有贺礼的，也不知道放赏，吃完了一走，可别笑话。”这是句玩笑话，实际上她是肯定要带着贺礼的，赖大家的笑道：“奶奶说哪里话？奶奶要赏，赏我们三二万银子就有了。”这句玩笑话作为回应，能表现出她们的关系融洽，是亲近策略的很好体现。

2）传达发话人与受话人合作的信息（Claim that S and H are cooperators）（1987：125）。这可以通过提供需诺等来补救对受话人的面子威胁。文中李纨王熙凤笑道：“多早晚的日子？我们必去，只怕老太太高兴要去也定不得。”对于赖大家嬷嬷和赖大媳妇提出的邀请，她们承诺赴约，本身就是一种维护发话人面子的行为，有说老太太高兴得兴许也去，更强调出她们对赴约的愉悦之情。

第五篇：留守儿童国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留守儿童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Yeoh认为，“留守儿童”是指那些在移民过程中错过了迁徙机会、未能被一起带走甚至被遗弃在家乡并由亲戚或熟人照顾的儿童;世界范围内受父母移民影响的留守儿童数量巨大。国外留守儿童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留守儿童的规模，以及移民对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教育、医疗和健康、心理和行为等方面的影响。研究者不仅描述了留守儿童各方面的发展状况，而且对移民影响留守儿童发展的机制和过程也比较感兴趣，提出了一系列中介和调节因素。

从研究地域上看，国外留守儿童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涉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东欧地区。研究主要涉及这些国家或地区留守儿童的规模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问题等方面。Bryant 认为菲律宾有 300 － 600万儿童因为父母在海外工作而留守;印尼约 100万，泰国约 50 万。Nobles 利用多状态生命表分析“墨西哥家庭生活调查”数据，结果发现超过 1/3 的墨西哥孩子在儿童期经历了不同类型的家庭分离，其中父亲移民导致的儿童与单身母亲生活的时间和父母离婚导致的儿童与单身母亲生活的时间一样长；根据 2005 年的摩尔多瓦人口健康调查表明: 1/5 的留守儿童在 5 岁以下。另摩尔多瓦教育部报告指出: 65%的相关机构收留着7－12 岁的孤儿或弃儿，其中大部分是留守儿童［27］

从研究内容上看，国外对留守儿童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留守儿童的规模以及移民对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教育、医疗和健康、心理和行为等方面的影响。Booth 对非洲某贫困且父母外出打工率高的农村地区 123 名学前儿童的跟踪研究表明，父亲外出后，母亲承担了对儿童的养育责任，但由于受教育程度低且母亲权威性不及父亲等原因，这些儿童在认知技能的准备上明显差于父亲在家的儿童，尤其在画图和词汇能力上的差距更大。相反母亲外出后，由父亲养育的儿童在入学准备上则与相应的同伴无显著差异。Moctezuma通过定性方法研究发现墨西哥留守少年通常成长为第二代移民劳工；在蒙古，留守儿童的教育主要受社区人口流出的不利影响，一些农村学校入学率降低、校舍破旧、缺少教师和教学设施［55］。

一部分研究者受Bowlby影响，认为孩子与父母的早期分离会影响其后期发展。摩尔多瓦的儿童报告，在父母离开后，自己面临心理方面的问题，金钱和物质补偿不了远离父母的痛苦，这种痛苦甚至可长达 10 年之久。Gill，Birmaher认为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出现取决于许多个体的、家庭的和环境的因素，包括过往精神疾病病史、暴露于创伤和早先已经存在的依恋障碍。

2003 年对菲律宾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一般能较好适应社会并得到有力的社会支持，也能与家庭成员融洽相处，父母外出没有对其社会化、行为、价值观产生负面影响;而在斯里兰卡，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较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在未成年怀孕、滥用药物、心理问题和暴力行为等问题上有更大的风险。在摩尔瓦多，1993 － 2000 年青少年犯罪比例升高与这一时期留守儿童的增加有很大关系，其中 60% 的犯罪者是留守儿童。在墨西哥，父亲的缺席使儿童出现了问题行为，61% 的留守儿童存在心理问题，有被遗弃的感觉。

综上所述，国外移民留守儿童研究的时间早，研究地域、研究方法趋向多元化。研究内容涉及到国外移民留守儿童的研究背景、规模以及因父母迁移导致留守儿童在日常生活、教育、医疗和健康、心理和行为等方面所受到的影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与国外移民留守儿童有许多相似之处，已有研究对认识和解决我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