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营养师的现状

第一篇：国外营养师的现状

国外营养师的现状

在国外，营养师是健康队伍中不可或缺的成员，他们出现在医院、保健机构、诊所、社区、学校、政府、食品和制药工业、餐饮企业、研究机构、健身中心、私人训练及咨询等各个不同的领域中。

诊所营养师：负责确诊病人的营养问题，列出保健计划，并监督饮食变化的有效性。通常他们在医院、社区健身中心或保健机构工作。在那里，他们解决体重控制、饮食营养、心脏病、癌症、儿童和老年人等方面的医疗保健需求。

餐饮服务管理：营养师加盟到餐饮服务管理行业中，使得不管是一日三餐还是零食小点都能够安全、卫生、成本经济地预备和配送。他们掌管餐饮服务的地点是医院、保健机构、学校、高等院校和商务场所。

营养咨询师：为个人、机构、商务组织和媒体提供有关营养、食疗和餐饮服务等方面的专家建议，他们经营的是自己的私人咨询业务。

保健营养师：他们在保健领域工作，了解大众的营养需求，确认社区中的营养问题，并发展营养教育项目和健康促进战略。通过在社会公共保健领域和社会服服务。务部门的工作，保健营养师们向其他公众部门、专家和公众提供讯息与咨询性。

社区健身中心营养师：这些营养师与社区和个人进行合作，目的在于提高其营养水平，抵御疾病，增进对饮食的关注以及提高个人对健康的控制能力。

教育领域中的营养师：在饮食学、护理学、医药、制药及配药、牙医学、食品生产和儿童保健等方面，他们对学生开设营养学、食品化学和餐饮服务管理学等课程。这些课程在小学、中学、高等院校、职业学校和医院都有所开设。

商务领域中的营养师：在商务背景下，营养师们协助各自的领导进行研究，帮助促进生产，对管理和市场提出专家性意见。在营养师们的帮助下，食品和制药公司、市场协会和餐饮服务供应商得以生产出更好的食品和营养产品并投放市场。

研究性营养师：负责作出研究项目的计划并执行。这些项目能从根本上提高医疗护理水平，节约餐饮服务成本。通常大学、保健机构和企业对营养师们作的研究给予支持。

第二篇：中国营养师现状

中国营养师现状

据中医药大学调查显示，由于普通居民缺乏营养指导，营养失衡已经成为影响居民健康的主要问题。吃得好却未吃出健康来，营养师这一新兴职业的“钱途”由此显现。据某人力资源公司调查，目前，营养师服务一个对象的收入平均在2000-3000元，如在保健品公司讲课，月薪可达数万。业内人士说，营养师做得越久收入越高，其收入水平与个人能力密切相关。而从未来趋势看，营养师的收入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随着我国首部《营养法》的即将出台，今后所有幼儿园、中小学、医院、社区、宾馆饭店、食品生产企业等单位都将强制配备专业营养师；同时规定直销、美容、体检机构等从业人员也必须持营养师职业资格证书才能上岗。按国家配备营养师比例，仅昆明市就需要10万名职业营养师。据成都市中医药大学公共营养师培训中心老师介绍，新兴职业营养师必将成为我市未来的黄金职业，既营养了别人又富裕了自己。同时，下半国家将提高营养师报考门槛，而现在报考不受相关限制。“我国要尽快制定《营养改善法》，百姓餐桌旁应出现专门指导膳食搭配的营养师。要让中国人吃得更健康。”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安医附院整形医科主任医师汪春兰提出了这样一份议案。

“中国人都是用嘴巴吃饭，而不是用脑子吃饭。”日前，中央军委保健委员会专家组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万承奎教授在21世纪健康新概念讲座上指出中国现在需要140多万名高级公共营养师，同时呼吁有关部门进行全民的心理卫生扫盲运动。

万承奎指出，中国现在需要140多万名高级公共营养师来指导人们“吃什么、怎么吃和吃多少”，指导人们如何“吃”出健康，远离各种“富贵病”。他在讲座上介绍说，我国儿童肥胖率已经达到8.1%。根据我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2009年编写的“中国儿童少年营养与健康报告2009”，自1982年～2002年，我国7岁～17岁儿童少年超重肥胖率增加了3倍。其后几年则在此趋势上走得更快。肥胖不仅影响儿童少年的正常成长，而且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经济负担。上述报告称，儿童少年肥胖不仅可以延续到成人期，而且导致成人慢性病的发生，而慢性病已经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放眼日本各个中小学，找不到一个小胖墩。”万承奎指出，中国儿童肥胖率一直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不会吃”。

日本是压力最大，竞争最激烈，高效率、快节奏的国家。1945年日本战败后，全国人均寿命45岁。到2005年，日本全国人均寿命82岁，排列世界第四。万承奎指出这其中最重要的经验就是重视饮食。他介绍说，在日本几乎找不到胖子是因为日本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有营养师指导。

日本现行的《营养师法》规定，超过700人进餐的餐厅、食堂，必须配备营养师。目前，日本总共拥有40万名专业营养师，大约330人中就有一名营养师。这些营养师广泛分布在医院、学校、宾馆、食堂、食品加工企业和政府部门，为人们提供营养指导。在美国，大约300人中也有一名营养师。中国首部《国民营养条例(草案)》也同样规定了，所有的幼儿园和学校，甚至包括社区都要配备专业营养师。然而事实却是我国的营养师是非常“珍稀”少见的。

万承奎同时指出，中国人早上马虎，中午对付，晚上大吃大喝的饮食习惯是百病之源。据悉，现在很多人包括中、小学生20%早上不吃早饭，70%吃不好的早饭，致使这些人群普遍存在脑饥饿。针对这种一天营养收支不平衡的状况，他建议公众应该做到:皇帝的早餐，大臣的中餐，叫化子的晚餐，来彻底颠覆原来的不良饮食习惯。

汪春兰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由于营养知识的缺乏，一些人甚至不知道“吃什么、怎么吃、吃多少”，结果导致大量慢性病及亚健康人群的出现，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癌症已成为威胁人们健康的重要因素。

汪春兰建议，我国应尽快制定《营养改善法》，把提高居民的营养水平作为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持营养改善工作。“要在全国建立并推行营养师制度。加强营养师人才的培养和职业培训，严格营养师的资质认证和市场准入。”汪春兰呼吁，国家应依法设立营养师执业岗位，在卫生预防部门及文化宣教部门增设公共营养师这一职业，为大众提供营养知识和营养教育。

第三篇：国外反腐现状

为震慑和惩治腐败：

美国：早在1921年就出台了《预算和会计法》、《政府行为道德法》，以此来规范经济活动和政府行为；1978年又颁布《监察长法》，并通过《独立检察官法》，将任命独立检察官的做法制度化、程序化。奥巴马去年 11 月还签署了《加强检举人保护法案》，保护对象为检举政府官员腐败+浪费和滥用权力的联邦雇员(此外，法案加大了惩处打击报复检举人的行为力度，并在一些机构中派驻)检举人保护巡视员。

新加坡：制定了《防止贪污法》，对贪污调查局的职能做了全面规定，并赋予其广泛的权力，强化其侦查权限和侦查措施，增大其执法的权威性。对付贪污者，新加坡法律规定，除了要没收其所贪污的钱财，还要给予数倍、数十倍的罚款，并责令贪污者的上司与其一起接受处罚。1963年的反腐败修正案要求涉案嫌疑人必须与贪污调查局合作，出庭作证或接受询问1966年的两项修订案，一是即便当事人实际上没有受贿，只要有受贿意图，也可能获腐败罪名；二是规定《预防腐败法案》适用于新加坡驻外使领馆和驻外人员1981年的修订案规定受贿者要等额上交贿金，否则从重处罚。1986年，涉嫌受贿的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自杀，促使政府再一次推动修法，规定法官可以判决罚没因贪污获得的收益(如果被告已经去世，而其名下地产或资产超出已知收入来源的数额，可以视为贪污所得1989年，国会授权法庭冻结和没收贪污者的产业和资产。

韩国：2002年制定了《反腐败法》，并实行“内部举报”制度，严格保证腐败举报人的人身安全和自身利益安全。越南还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申诉控告法》，规定人民群众有权向有关党政部门、群众组织控告违反党纪国法的现象。

芬兰：制定了《公务刑法》；公务员直接接受的钱物和变相接受的馈赠如公费旅游、低息贷款等都被视为受贿行为，即使一些荣誉性质的利益也不允许，一旦受贿罪名成立，将立即被免职并接受进一步调查。新加坡对此行为的惩治则更为严苛，哪怕吃一顿饭，作为公职人员也会被视为违法，贪污受贿罪名一旦成立，不仅要被课以巨额罚款，还要被判5~7年的牢狱之刑。2011 年 7 月，芬兰电视四台披露了几名新当选议员过度使用出租车的事件，将当事人姓名和每月花费的出租车费悉数曝光(报道称，议会议员每年要花费 50万欧元坐出租车，约 100万欧元坐飞机，这些都是纳税人的钱(这一报道引发了芬兰民众的质疑(民众认为，芬兰公共交通四通八达，为什么议员办公不能搭乘公交车？那次报道促成议会此后对议员搭乘出租车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

瑞士：公务员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公务外出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借用公车，也可使用私车，按照目的地里程数每公里报销0.7瑞郎（1瑞郎约合6.5元人民币），不报销任何其他费用公务外出误餐费有明确标准，无论公务员职衔，早餐14瑞郎，午餐+晚餐为27.5瑞郎在物价高企的瑞士，27.5瑞郎甚至不够在中低档餐馆点一道主菜。

印度：今年议会下院选举期间，也爆出选民“有吃有喝有钱拿”的丑闻。用吃喝和金钱拉票在印度是违法，虽会面临重罚，却屡见不鲜。印度选举委员会 4 月 7 日说，从 3 月 5 日公布选举日程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查获了用于违法拉票的 270 万升酒和折合 3250 万美元的现金。

印度过去 10 年间因贪腐问题受到严重拖累。

印度需要依靠私营部门去修建公路、新建厂房以及发展城市。然而，印度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现在“并不正常”。

其一，决策者由于收受贿赂而作出错误决定。

其二，决策者出于腐败担忧而无法果断决策，以致错失经济发展的良机。以矿山开采为例，一些印度法庭拿不准矿主是否牵涉行贿舞弊行为，于是迟迟不就相关案件作出裁决，结果导致矿山闲置、生产停顿。2007 年至 2011 年，印度私营企业投资额从 17%减少至 11%，而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也受拖累而跌至 5%，为印度过去 10 年来最低水平。多份报告显示，印度政府拨给福利项目和补贴项目的款项中，多达 50%被贪官污吏或富户巨贾中饱私囊。

有鉴于此，2012 年底，印度新成立了庞大的反腐败机构。该机构拥有调查部门、起诉机构和特别法庭，拥有专门的费用来源，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外部干预和制约，提高执法效率。例如 2012年，印度铁道部在招投标、免费赠票、客票预订、电子客票、交通折扣等关键领域开展 24876 项预防性检查，6454 人因涉嫌腐败被立案调查，追回资金超过 4 亿卢比。同时，为了配合反腐，印度进行了行政体制改革。政府公布首批改革方案，提出要出台开放、竞争性的自然资源竞标制度，制定完善的公共采购政策和公共采购标准，研究废除部长享有的酌情决定权，优先处理涉及联邦政府公务员的腐败案件。印度国大党作为百年老党，历次选举失利都与腐败有或多或少的关系，特别是取消党内监督委员会后，腐败之风愈演愈烈。2014 年全国大选中，腐败丑闻缠身和反腐不力依然是国大党的最大软肋。

英国：议员违规报销事件曝光后，373 名议员或前议员被勒令退款，27 人辞职，迈克尔·马丁成为英国 300 余年来首位被迫下台的下议院议长。2012 年以来，德国前总统武尔夫、巴西前总统卢拉、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爱尔兰前总理埃亨、斯洛文尼亚前总理杨沙等因涉嫌贪污贿赂或利益冲突，先后被立案调查或被判入狱。

俄罗斯：2013 年至今，在俄罗斯重拳打击司法腐败。最近一篇《俄罗斯惩治腐败“组合拳”：冰与火的较量》的文章中，记录了一组国家反腐败机构的统计数据，统计结果显示，俄罗斯人认为法治领域腐败程度最高，如警察系统为 89%、司法系统为 84%、立法系统 83%，其次是卫生系统、教育系统、新闻媒体。面对严峻的腐败态势，俄罗斯总统和总理先后带头公布了自己家庭的财产状况。随后，有诸

多因为违反官员申报财产规定的官员被免职和受到处理。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一次会议上强调，国家反腐行动应该坚持持续性和攻击性，今后俄罗斯将加大力度打击司法和执法机关的腐败。俄罗斯反腐败工作经常被认为是“只抓小虾，不动大鱼”。普京第三次就任总统后，强调反腐败没有“不可触碰的人”，要“用烧红的铁燃尽腐败”。随后一批“大鱼”落马。

第四篇：国外孵化器现状（范文模版）

国外孵化器现状

在当创新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孵化器在自主创新中的地位、作用凸显。国外先进孵化器成功的经验，对提高我国留学人员创业园在项目遴选、企业孵化、开辟融资渠道、拓展产品市场等方面的运作水平和管理水平，不断完善自身支撑服务体系，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孵化环境有借鉴作用。

国外孵化园区的共性

虽然各国国情和文化有差异，但是在对高科技企业孵化和高科技产业发展上仍然有一些共同之处。

外界环境：政府支持，中介服务机构发达

各国政府不论从国家政策还是国家战略上，对高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从战略上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鼓励髙新技术企业发展、研究和幵发：从政策上制定扶持中小科技企业发展的优恵政策，加大资助的力度，专门设立孵化项目的管理监督部门。印度和以色列政府甚至统筹规划科技孵化园的建设。

国外的科技转化之所以高效，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介机构服务周全，从帮助写商业计划书、项目评估、资助的申请、企业战略辅导、市场策划到企业的经营管理辅导、法律服务、财务申报等方面，都有专业的中介公司提供专业的服务。从项目的形成，到项目的转移，再到项目的实施，都离不幵中介的纽带作用。在芬兰和德国的科技园中科技企业只占在园企业总数的1/3强，其他都是相关的中介服务机构。

另外，国外孵化园区都为企业提供了齐备的基础设施，营造出了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例如印度创业园孵化器通过国际标准认证，园区通过减少噪音污染、垃圾回收、污水回收处理、改善空气、保障优质的水利和电力等措施，为企业创造了髙质量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为科技与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基础。法囯的索菲亚ANTIPOLIS科学园周围有9个酒店、6个学生宿舍楼、2个国际教育学院，以及髙尔夫球场、健身中心、商场等公共设施。国外的科技园区并非一味地迫求规模和档次，有些甚至还会“废物利用”，使用老旧的房屋和场地建立科技园，保持着与周围环境的和谐统一。很多园区都是依托良好的环境建立，园区环境建设的目标都围绕着企业的需求。内在建设：注重“产、学、研”结合和孵化团队建设及服务

在“产、学、研”结合方面，英国、瑞

十、奥地利、德国等国家的孵化器与科技园都非常重依托周围的学校及科研机构。大学和科研机构与企业进行合作研究，为企业的需要服务，这样的技术转移就是双向的，大学通过与企业合作，企业利用学校的免费资源，把大学里创新研发的技术应用到企业中去，推动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走向市场：同时，大学又从企业了解市场的需求，从而指导大学的研究方向。国外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往往就是企业最早的孵化器。

总体上看，欧洲各国很多孵化器的物理空间和企业数量虽都不大，但共同特点是从项目评估到项目融资直到企业孵化都提供全方位、周到的服务和优惠的政策。如德国柏林ADLERSHOF科技园为了降低企业成本，孵化器集巾采购设备，并且在孵企业新购设备的20%款项可以找孵化器报销。法国的孵化器中拥有企业最多的也不超过50家。这样的孵化器就可以为在孵企业提供全程的陪伴式服务，企业孵化的成功率更高。有的孵化器还建立了导师与企业的谈话制度，如：斯德哥尔摩科技园规定孵化器的导师要在每周与四、五个企业逐个谈话，一次一小时。

国外的孵化器提供的孵化服务一般由一个核心团队组织，与外部顾问团队协同完成，比如企业辅导，孵化器般会聘请十几个企业顾问作为企业的教练，他们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工程技术知识背景，对新企业的辅导培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项目评审过程中，孵化器会联系很多位经验丰富的企业家作为导师，参与企业项目评审，这样他们在企业成立之初就接触到这些项目，如果有好的项目这些企业家还有可能成为投资或融资者。

国内外孵化园区的比较

横向比较中国和以上国家科技园与孵化器的发展，可以发现，与国外相比国内孵化器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孵育服务水平

通过对国外孵化园区服务的考察发现，包括法国，芬兰，瑞典、奥地利等国家的孵化器中大多设有“创业导师”这一职务，他们的职责包括在种子前期检测，商业想法是否可行、专利检索、注册公司、商业模式、市场调研等；种子期的商业计划书、团队建设、种子资金、办公场地、实验场地、知识产权评估、寻求风险投资及联盟等。

这些创业导师一般由具有创业经验的成功人士来担当，其中一些导师还掌控着相当数量的资金，对于有前途的项目会直接进行种子期

风险投资。但是“创业导师”这一创业服务形式在国内的孵化园区中出现的还不多。我国的孵化器大都还停留在母爱式的"保姆制”的方式上，在这种环境下孵化出的企业，其抗风险能力和国际化能力不会很强。引进成功的企业家作导师对在孵企业进行指导，可以增强企业的应变能力、抗风险能力，为加速企业快速成长奠定好基础。

通过对芬兰和德国考察发现，当地的科技园中科技企业占在园企业总数的1/2〜1/3，而另外的企业都是会计、法律等中介服务机构，有的园区甚至有幼儿园，数量庞大的中介服务公司为创业企业的快速成长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同时也完善为孵化器的服务内容。而数量如此多的中介服务企业在同一孵化园区中在国内是很难想像的，因为国内的孵化器对进入高科技企业园区的中介服务机构没有相应的优惠政策，很难吸引到中介机构的加盟。

国际合作能力

绝大多数发展较好，规模较大的国外科技园区都十分重视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搭建国际关系网络平台。如德国的海德堡科技园已经与17个国际上的科技园结成了姐妹园，Adlershof科技园与欧共体、美国、俄罗斯等23个地区及国家建立了长期合作，芬兰的库奥皮奥科技园长期与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韩国的9个科技园合作。这一方式不仅提升了自身的实力和知名度，而且对加强国际交流，提高本国科技水平也产生了间接的影响作用。同比中国的创业园，虽然清华等几个发展较好，规模较大的创业园与国外开展了一些合作，但是并没有将国际合作作为发展的重点，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持续发展机制

从印度、瑞典以及爱尔兰等国的实际情况看来，这些国家政府对全国的科技园、孵化器从开始建立就统一规划，而我国自1987年第一个孵化器建立以来，各地的科技园、孵化器和留学人员创业园如同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发展起来，比较而言，我们的孵化器缺少统一规划，处于一种无序发展的状态。

孵化机构的结构体系和管理模式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表现为：高新区单一管辖下的、高新区与经济区合并后管辖下的、高新区与行政区合并后管辖下的、营利性的与非营利性，事业运作与公司运作等多种模式。大多数孵化器和留学人员创业园都是公益性科技事业服务机构，并采用行政管理模式。从长远发展的观点看，这种管理模式限制了孵化器和创业园孵化功能的发挥，缺乏内在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优惠政策实施

国外孵化器有国家统一优惠政策，用于孵化出成功的企业，而我国各地方在国家高新区优惠政策下，另给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以特别优惠，注重的是吸引企业入驻。由于我国地区差异性大，一些地区为吸引留学人员来创业而制定了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如：对留学人员提供10万元创业资金；有的提供10万元+100多平米住房，发展到现在有的创业园甚至提供10万元资金+别墅+汽车，造成相互间的恶性竞争，承诺无限却难以兑现。这种局面造成园区过分追求在孵企业的数量，而忽视了成功企业的孵化；另一方面也造成一些留学人员企业在不同创业园之间游走，搞投机性经营。

与当地优势产业结合印度和爱尔兰把自己国家的产业政策向软件行业倾斜，而目前我国各地的孵化园区没有发挥当地的自然条件及资源的最大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当地的优势行业并创造出享誉国内外的优秀品牌企业，而只是照搬国家产业政策，不同的园区所发展的产业却是越来越同质化，许多园区都没有固定的商业模式及资源优势，无法形成特色，缺少上下游产业链的结合。这种状况使得有限的创投资源极度分散，造成恶性竞争、资源浪费，不仅无法形成产业集群效应，还使孵化服务的成本十分高昂。这与美国硅谷中各产业集群分布于不同地域从而产生规模经济效应的经验明显相违。有关方面已注意到此问题，已开始建立专业性孵化器。

企业化运作程度

国外孵化器来取企业化运作，以市场为导向，专业化管理，在为在孵企业提供多种服务的同时，设立多种营利模式。而目前我国的创业园大多数是由政府机构兴办的，政企不分，缺乏直接创造价值的紧迫感，并且营利模式单一，主要收入来自政府有限的拨款和收费较低的房租、物业管理，孵化器、创业园一直在营利与非营利之间徘徊，其公益性和商业性的运营模式始终未能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服务功能的进一步完善和增值服务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在有关管理部门的指标压力下，创业园往往会为了完成任务而追求入驻企业的数量，无暇探讨和实施深化服务。由于绝大部分创业园所获得的收入不能对创业企业投资，致使一些有发展前途的企业无法获得成长所需要的资金，很难谋求共同发展。

融资环境优劣

国外孵化器有较强的融资能力，有些国外孵化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投资能力，而我国的孵化器在融资能力方面较弱，这一方面有赖于

我国整体投融资环境的改善，另一方面也受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制约。解决好这两方面的问题，在孵企融资难的瓶颈问题才能有所突破。

管理制度完善

国外孵化器注重的是软环境建设，硬件建设方面甚至要修旧利废，比我国要“艰苦奋斗”多了。国内孵化园区的建设，其规模越来越大，档次越来越高，主要原因是园区的建设由政府投入，投入和运作往往不计成本，忽略了自身的创业。在创业园管理团队建设方面，国外孵化器的管理者基本上是稳定的，且大都有过从事企业管理的经历，而我国孵化园区的管理者更换频繁，很难形成高素质、专业化的管理团队。

国外孵化器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科技园和孵化器起步不久，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究竟采用何种发展方式是一个值得我国各地科技园和孵化器认真考虑的问题。总结历次对各国的考察活动，可以看出各国科技园与孵化器都因其国情而各具特色。比较我国科技园和孵化器的发展现状，很多地方都值得我们借鉴。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决定我国不可能采用所有国家的优点和长处，只能将一些符合我国国情的方式和方法进行拷贝。

关于孵化战略

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各个地区的文化各异。从宏观层面上讲，就不可能照搬瑞士或以色列这样的小国发展模式。而美国从政策法规的角度，在宏观层面进行支持的方式就比较适合我国科技园和孵化器产业的整体发展。

由于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的不平衡，高校科研院所在少数大城市比较集中的客观现实。像北京这样科研机构高度集中的地区，借鉴英国科技园产学研高度结合的方式就比较合适。而对于不仅科研院所相对集中，而且又高度商业化的上海来说，借鉴爱尔兰的科技园区与商业园区结合的方式也许比较合适。另外，印度的产业倾斜的孵化方式就比较适合像吉林省这样资源禀赋突出〈现代中医药、汽车等〉，但是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实行产业倾斜式的孵化。

关于服务方式

园区对企业的孵化服务不能停留在简单的提供办公场地，收取房租上。但是也不能不顾自身实力，一味地求多，求全。规模较大的孵化器和创业园可以选择比较全面的服务方式。但是规模较小的孵化器和创业园没有能力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完全可以学习法国孵化器的经

验，将孵化器做得小而精，对在孵企业进行全程的贴身式孵化服务，提高成功率。创业园要学会“借力”，借社会上专业中介机构之力，为在孵企业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创业园应该成为整合资源的平台。

关于“产、学、研”结合模式

正是研究机构、大学同企业间的紧密衔接，使高新技术的研发成果得以迅速转化。如印度政府集中了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班加罗尔大学等7所著名的高等院校，以及印度科学研究所、拉曼研究所、国家宇航研究实验室、国家动力研究所等一流的科研机构，为吸引外资提供了条件；英国的牛津、剑桥、帝国理工等著名大学都注重产学研的结合，依托大学的技术优势及资源，所以企业的成功率高；爱尔兰国家科技园拥有上百家开发机构和高技术企业，已成为14所科技院校的科研成果转化基地。我国目前众多大学科技园，技术转移中心的建立正是迎合了这一趋势。但是，如何将这些机构和企业与市场有效地整合是现实存在的问题。从当前科研成果转化的效果来看，建立大学科技园、孵化器和创业园三位一体孵化园区对于“产、学、研”的紧密结合，对于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的速度和效率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方式。

第五篇：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礼貌原则принцип вежливости是由英国著名的学者李奇于1983年在格莱斯“合作原则”принцип кооперации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李奇效法格莱斯划分语言交际中的合作原则，提出了礼貌原则的六项准则，其中每条准则都包含两条次准则：

1.策略准则（用于指令和承诺）Tact maxim a)使他人受损最小；b)使他人受惠最大

2.宽宏准则（用于指令和承诺）Generosity maxim a)使自身受惠最小;b)使自身受损最大

3.赞扬原则（用于表情和表述）Approbation maxim a)尽力缩小对他人的贬损；b)尽力扩大对他人的赞扬 4.谦虚原则（用于表情和表述）Modesty maxim a)尽力缩小对自身的赞扬；b)尽力扩大对自身的贬损 5.赞同准则（用于表述）Agreement maxim a)尽力缩小自身与他人之间的分歧；b)尽力夸大自身与他人之间的一致 6.同情原则（用于表述）Sympathy maxim a)尽力缩小自身对他人的厌恶;b)尽力夸大自身对他人的同情（“礼貌原则”在会话中的性别差异，首都师范大学，崔国鑫）在国外对“礼貌研究”还有布朗和； Brown&Levinson 的面子观

他们认为面子的概念来自Goffman的面子行为理论和英国民间词语，是指每个社会成员想为自己争取的公开的自我形象（self-image）。面子与尴尬，难堪，或“丢脸”相联系（1987：61）。他们认为，说话人应该尊重听话人的自我形象，避免威胁听话人面子的行为（Face-threatening act，FTAs）。

面子威胁程度的计算取决于交际双方之间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社会权力（social power）的差别以及特定文化对具体言语行为强加程度的认定。Brown &Levinson将面子的划分为负面面子（NegativeFace）和正面面子（Positive Face）。负面面子反映了一个人不希望被人强加观点，或者做出自由选择的愿望。正面面子反映了一个人被人喜欢，赞同，尊重或者欣赏的愿望（1987：61）。与之相应，面子管理的策略也划分为两类：负面面子策略和正面面子策略。负面面子策略强调听话人的自由权利，所以它是一种尊重策略（deference strategy）。正面面子语用策略强调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它是一种亲近策略（solidarity strategy）。

1．负面面子策略

对于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来说，负面面子是最合适和最为规约性的语言策略（1987：130）。负面面子礼貌策略即尊重策略涉及人际交流过程中的“正式”礼貌形式。在实施负面面子策略的时候，说话人考虑听话人的负面面子需求，应表示自己不愿意强迫对方，侵犯对方，尊重听话人的自主自由，现列举在本段邀请行为中涉及到的负面面子策略加以分析：

1）利用规约性间接手段（Beconventionally indirect）（1987：132）。以规约性的间接手段表示请求等，可以避免损害到受话人的负面面子。在文中的邀请行为中，赖大家的说到：“不是接他老人家，倒是打听打听奶奶姑娘们赏脸不赏脸？”语言转弯抹角，用“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赖大家的要邀请贾府的主子们赴宴，取代了直接言语行为，另一方面又让听话人一听就明白，表达尊重听话人的自主自由。

2）闪烁其词（Hedge）（1987：145）。正如正面面子策略中的“留有余地”一样，负面面子通过一些“不明确的话”来减弱威胁面子行为的目的。在王熙凤回答赖大家的邀请时说到：“别人不知道，我是一定去的。”这个“别人不知道”就是一种闪烁其词的策略，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没有涉及到其他人，避免威胁其他听话人的负面面子。

3）表示悲观（Be pessimistic）（1987：173）。不强迫受话人作出行动反映，表示说话人对于自己说的话不抱太大的希望，听话人不必受说话人话语影响。赖大家的说：“择了十四的日子，只看我们奶奶的老脸罢了。”赖大家的发出邀请，但是话语中表示了悲观，虽然定了日子，但是请不请得来贾家的主子们还得看自己婆婆赖嬷嬷的面子，对自己邀请这一行为表示了悲观。博士论文，面子观。

4）尊重（Give deference）（1987：178）。博士论文，面子观。尊重策略的实施是通过使用一些明确表达对于听话人的社会地位给与尊重的称谓语，也可以通过自贬（downgrade）的方式加以实施。文中多处体现到这种策略。赖嬷嬷对贾家主子的称呼“主子”、“老太太、太太们、奶奶姑娘们”、“老爷、爷们”、赖大家的对王熙凤称呼“奶奶”，这些都是通过称谓语体现出了尊重策略。称在自己家的花园摆酒为“在我们破花园子摆几席酒”，通过自贬方式实施了对听话人的尊重。赖嬷嬷说：“我才去请老太太，老太太也说去，可算我这脸还好。”赖嬷嬷的言外之意是由于自己请到了老太太去赴宴才证明自己有面子，突现了对老太太的尊重。

5）给受话人提供某种补偿（Redress other wants of H’s）（1987：209）。发话人可以在某些方面提供补偿，如承认蒙受恩惠，承认欠债等。文中赖嬷嬷两次提到“托主子的洪福”，认为自己儿子被选上是托了贾家主子的福，能够摆酒席好好热闹上三天也是托勒贾家主子的福，承认蒙受了贾家人的恩惠，照顾了听话人的负面面子。

2．正面面子策略

正面面子礼貌策略与“亲近”（intimacy）紧密相关。正面面子策略隐含着寻找共同点和申明愿意和对方合作来尽可能缩短双方之间距离。它用礼貌形式强调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它是一种亲近策略（solidarity strategy）（1987：101-117）。仅列举文中涉及到的正面面子策略加以分析：

1）声称具有共同点（Claim common ground）（1987：103）。说话人表明与听话人是一类人，具有相同的目标，价值观或者爱好等。通常的做法有表明具有同样的团体身份，这可以通过称呼的选择，方言，行话的运用来显明。博士论文，面子观。文中赖大家的称呼“奶奶姑娘们”和赖嬷嬷的称呼“主子，老太太，太太们，奶奶姑娘们”，一方面表示对贾家的尊敬，另一方面也强化了说话人与听话人关系是一个团体的身份。

这个策略也可以用开玩笑的方式来强调双方又共同分享的背景，可以让受话人自在轻松，同时维护受话人的正面面子。如王熙凤说道：“先说下，我是没有贺礼的，也不知道放赏，吃完了一走，可别笑话。”这是句玩笑话，实际上她是肯定要带着贺礼的，赖大家的笑道：“奶奶说哪里话？奶奶要赏，赏我们三二万银子就有了。”这句玩笑话作为回应，能表现出她们的关系融洽，是亲近策略的很好体现。

2）传达发话人与受话人合作的信息（Claim that S and H are cooperators）（1987：125）。这可以通过提供需诺等来补救对受话人的面子威胁。文中李纨王熙凤笑道：“多早晚的日子？我们必去，只怕老太太高兴要去也定不得。”对于赖大家嬷嬷和赖大媳妇提出的邀请，她们承诺赴约，本身就是一种维护发话人面子的行为，有说老太太高兴得兴许也去，更强调出她们对赴约的愉悦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