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制与房地产价格研究论文2

第一篇：政府管制与房地产价格研究论文2

政府管制与房地产价格研究论文

自1990年我国土地使用制度市场化以来,我国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特别是近几年,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北京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幅度为甚。房地产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已经引起了各方关注,国家还针对可能出现的房地产泡沫,从2005年年初开始,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来稳定房地产价格,但效果并不理想。如何看待中国房地产价格变动以及怎样合理控制房地产价格的过度波动,从而使宏观经济保持稳定是一个值得研讨的课题。

一、房地产市场分析

1、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区域性市场

在讨论房地产市场之前,了解房地产市场的特性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众所周知,市场或者产业的概念是很难准确定义的。罗宾逊(1933)提出从某一给定的商品开始考察该商品的替代品,在考察这些替代品德替代品,直到商品出现明显差异来确定该商品的市场界限。豪泰林(1929)、张伯伦(1951)、兰卡斯特(1966)描述了一个产业中的产品差异性的问题,他们认为一种商品可以用质量、区位、时间、适用性等特性来定义。商品可以定义为不同特性的组合,而消费者对不同的特性具有不同的偏好。从房地产市场的特性来看,房地产市场不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而是一个区域性的市场。从替代性来看,不同地区的房地产不具有替代性,即使是同一地区的房地产,如果区位地段不同,其替代性也很差。从房地产的质量、区位等特性来看,不同的房地产的差异也非常大。所以,从地理区域上看,房地产市场的地理区域应该是一个较小的概念。不应该有中国房地产市场或某某省房地产市场的概念。也就不应该有全国统一的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措施。

2、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垄断市场

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定理说的是:完全竞争的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最优;任何帕累托最优的配置都能通过选择一组正确的价格而由市场来实现。完全竞争均衡的一个重要性质就是每一商品都按其边际成本来销售。完全竞争市场是有效率的。但大多数市场都不符合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尤其是房地产市场。一方面是因为每一个楼盘都具有不可复制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房地产的信息的严重的不对称。消费者很难获得所需要的信息。因此,房地产开发商都具有很大的市场势力,可以将房地产价格提高到远远高于其边际成本之上。显然,对垄断市场采取从宏观上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措施效果不会太理想,而且有很大的副作用。调控措施太强烈,会使不大时,对房地产的价格又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二、房地产价格分析

1、从房地产价格的构成来看

从房地产价格的构成来看,房地产价格的核心是土地价格。在西方经济学中,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使用价格(地租)决定于其边际产出,该理论基本上排除了地价大幅波动的可能性,因为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价格由其边际产出决定,在一般情况下土地边际产出较稳定,所以地价不会暴涨暴落,从而房地产价格也应基本稳定。

但在现实世界中这一结果并不完全正确,国外大部分发达国家都经历过房地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的情况。现阶段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对非农用地的需求旺盛,但土地的供给在一些地区相对不足,使得国家土地公开拍卖的价格持续上涨,结果是土地价格越来越高。同时也应看到,一些地方政府想从土地市场得到更多的收益,从而将土地价格人为抬升的现象也是存在的。

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为获得土地的增值收益,也采取各种手段囤积土地,进一步造成了地价的上涨。房地产商以此为借口, 导致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房地产价格随着土地价格的上涨而上涨,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土地约束是成为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必然因素吗?

诚然,从土地的自然属性看,一般来说,土地是不可再生、不能增长、不可移动的资源。但人类开发土地的长期历史证明,土地使用效率是在不断提高的,房地产开发的效率也在不断提高。随着土地使用效率提高,土地供给可以认为是无限的。反过来,当人口增长达到某一水平后,人口总量会大致维持在一个相对不变的水平,从这一角度考虑,土地供给与人口增长之间是可以维持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的,所以不可能长期存在土地供应不足的问题。如北京市土地管理部门多次公开宣称,北京市的土地有足够的供应量,这也说明土地供给没有出现短缺,但北京的房价却快速上升。所以,土地约束或土地价格的上升并不成为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必然因素,房地产价格上涨还有其他因素。有人宣称,中国的土地供应将出现长期短缺并由此导致房地产价格的长期攀升更是完全没有道理。

2、房地产价格不是竞争性的市场价格,而是一种垄断价格

房地产市场具有很强的区域特性,这种区域特性使得房地产市场具有很强的垄断性,也就是说房地产价格是一种垄断价格。举个例子,小城市的房价大大低于北京市的房价,北京五环地区的房价低于三环地区的房价,但外地的房子不可能移到北京来,北京五环的房子也不可能搬到三环来。不同地区的房地产甚至同一地区不同地段的房地产的可竞争性都很小,使得每一个房地产开发商都具有较大的垄断势力。房地产开发商的垄断势力主要来自于这种地域的不同。这样,市场中虽然有很多房地产开发公司,即使有一些开发公司规模较小,因为房地产的这种特性,也会使他们具有很大的垄断势力,从而使房地产开发商可以自己定价,而不是由市场来定价。同时垄断价格是边际成本的非递减函数,所以,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并不一定就是供求关系的变化导致的,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房地产开发商对价格的控制。

刘军琦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房地产业正迅速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产业群体，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支柱性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平稳的发展，不但有利于保持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和较快增长，也有利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住房需求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更有利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房地产业在发展中也同时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对此国家曾出台了一系列的调控政策，但这些政策的有效性、必要性和可行性方面，以及对房地产市场利弊方面，学术界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本文对我国房地产市场政府管制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一、房地产市场政府管制政策分析

1.1993～1996年阶段

首次出现房地产热--房地产开发公司急剧增加，房地产开发投资高速增长，以炒地皮、炒钢材、炒项目为主的房地产市场异常活跃，尤其是海南、广西北海等地，房地产开发过热，形成了较严重的房地产泡沫，经济运行出现严重过热态势和通货膨胀。

政策：199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提出整顿金融秩序、加强宏观调控的16条政策措施(通称“国16条”)；1994年系列出台《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住宅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

效果：随着各项措施的落实，全国房地产开发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通货膨胀得到遏制。经济由热转冷，房地产市场也沉寂下来，商品房和商品住宅的价格迅速回落。经过3年努力，中国经济终于在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

政府角色：房地产市场的价格管制

南京房地产市场颇受争议。其一是，日前，南京市某区房产局局长因一番不太能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言论而遭到了网络人肉搜索；其二是南京房产局对万科价格欺诈、恒大低于成本销售等的查处。姑且不论南京如何，但其一番做法却引出了房地产市场的价格管制问题。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B类课题“中国房地产与宏观经济关系”的研究结论，我国35个大中城市房地产业市场化水平为64.69%，这表明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初步实现市场化，但离理想的市场化差距还很大。其中政府管制、价格管制差异化大、表现差。也就是说，在政府和价格管制方面，各地政府对房地产的管制手段和方法各行其是，且没有尽到管制责任，角色缺位，随意性比较大。房地产市场价格管制是针对开发企业的定价行为及市场失灵的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法。其实施需要地方政府具备一定的条件，即垄断性、外部性、信息不对称、消费的公平性等。这些必要性的条件的满足与否，是判断是否进行价格管制的重要指标。

中国房地产市场，总体来看，集中程度相当低，但从区域来看，垄断程度又比较高。全国除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外，其余城市和县城基本属于垄断型区域市场，开发商可以联合政府将房价定在均衡价格之上，建设的住宅数量低于自由竞争市场时的数量，阻碍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其实是个“藩镇割据”的大一统，势力很多，在地方政府的庇护下，还可以相安无事。区域的垄断性不利于资源配置和提高产业效率。

房地产市场的外部性，一般包括生态外部性和社会外部性。价格机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转化外部性。比如设计合理、景观赏心悦目、物业管理安全完善等的项目，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市场价格；反之，则价格就不会产生太多的附加值，而致价格一般。这就使得开发商注重适当创造外部经济效益，创造更多的附加值。而我国的现实情况是，除一线、二线开发商外，其余大多数开发商对创造外部经济效益几乎没有敏感性，造成私人成本、社会成本与收益不对等或者资源配置失衡，影响产业的发展。

相对来说，在我国房地产市场，由于产业过于庞大，链条较长，消费者很难知道开发商进行项目开发的各项细节，成本、用料、质量等都处于“无知”状态。虽然，楼盘现场有价格公示，但那是开发商自己定的价，而为什么是这个价格消费者无从得知。因此，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属于信息很不对称的单方市场，当然这与开发商的垄断性质也不无关系。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公开，造成买者和卖者地位的不对等，影响房地产市场的规范发展。

信息的不对称，本身就是一种消费的不公平。然而，我国消费者在房地产市场的消费所遭遇的不公平，更不止于此。当期消费和即期消费的价格差距很大，这也就是现在的市场情况，前期项目价格很高，现在普遍大幅降价，显然是对前期消费者的不公平，有价格欺诈的嫌疑。再比如现场议价的销售方式，消费者不知成本，而开发商的价格底线消费者又不知道，所以每个成交客户的价格“远近高低各不同”。消费产品巨大的价格差异，是有违市场规律的。某些不公平是市场机制问题，是制度问题；而有些不公平，是开发商品德问题，这影响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状况，比较符合价格管制的条件。所以，即使是在价格低迷时期，价格管制也是不可或缺的。地方政府不能因为地产低迷，而放任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着开发商违规、欺诈销售，放松政府本身的角色责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地方政府做得有道理。

虽然，政府的价格管制违背了市场自由化的原则，但在不成熟和不充分的市场状态下，就没有充分的市场化。市场化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有些问题只能靠政府调控进行解决。不能打着市场化的大旗，而损害消费者或者干涉地方政府的有所作为。政府不仅促进产业发展，还要明确自身在产业中的地位和角色，适度进行管制。所以，进行价格管制，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规范发展的一种手段，也是政府促进市场化的良好愿望。

政府，究竟该不该对商品房进行有效的“价格管制”

应该说，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作为普通民众最大民生的住房市场上，我国政府应该在市场的调控和价格的管制上应该更有所作为。

首先，拥有基本的居住权利和良好的住房条件，不仅是人基本的生存需要和各国公认的基本人权，而且更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中央高层对民生问题从政治的高度给予了相当的重视。

我们知道，衣食住行都是人们的基本的民生需要。最近由于各种原因，粮食价格上涨了不少。前几天，温家宝总理还专门到北京的市场进行调研，了解粮价上涨对市民的影响。日理万机的国务院总理，为什么对粮价的上涨如此重视，关键就在于它不同于其他普通的商品，是国民基本的民生。住房也是同一个道理。任何人无论贵贱，无论地位高低，都应该保证有体面而合理的住房保障。政府各级部门之所以要对房地产市场发出如此多的调控文件，抑制房价的不当增长，原因也就在于住房不是单纯的商品，它具有公共产品和商品的双重性。

实际上，和粮食每斤增加两三毛钱相比，同样作为基本民生的房价的暴涨，给普通百姓基本利益带来损害，要比粮价的上涨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算一算这两者的明细帐，人们就不难发现他们给老百姓生活带来损害的差别，何止是十倍、百倍。

就按照每斤粮食涨了3毛钱来计算，一家三口每天要消费粮食2.5斤，一年365天平均每个家庭需要消耗粮食912.5斤，一家人每年要为粮价的上涨多付出273.5元。如果一年前的粮价为每斤1.2元，现在为1.5元，这就意味着当粮价涨了四分之一的时候，给某个家庭在吃饭上带来的直接影响连300元还不到；

但是，如果像现在一些大中城市那样，一年前市区的平均房价为每平方米8000元，一年中就涨了1000元(指城市中的同一地段商品房价)，那么给普通家庭又是带来了什么影响呢？我们还是以普通的三口之家为例，他们所买的商品房还是严格按照“结构调整”后的90平方米的中小户型，那么这个家庭仅为一年的房价暴涨，就需多付出9万元的代价。如果这个家庭的年收入，在这些大城市处于中间水平，这就相当于要把这一家两年的收入，不吃不喝全部抵上去，才能应付一年房价暴涨的支出。而这还只是在房价一年只涨了12.5%的情况下(这里是指在一般城市主城区同一地段的涨幅，不包括近郊区县的“加权”)普通家庭多付出的“成本”。

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算出，同样是基本民生，粮食一年就是涨价了四分之一，给普通百姓平均每个家庭一年增加的成本支出，也就是300元不到，相当于一个中等收入家庭一年收入(按4.5万元计算)的150分之一；而一年房价虽然只涨了八分之一，但它一下子就使得需要买房的家庭多付出9万元，相当于一个普通的百姓家庭全年收入的百分之200(也就是一个家庭2年的全部收入，而在发达国家，一个家庭3-6年的全部收入即可买一套很体面的住房了)。这两者如果按倍数的关系来算的话，相当于一年房价上涨给普通百姓家庭增加的成本支出，比一年粮价暴涨给这样家庭增加的支出，高出了300多倍。站在这样的角度来理解百姓对房价疯长的强烈的不满，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实际上，在不少大中城市的“主城区”的同一地段，这3—4年左右的时间里，房价几乎暴涨了一倍左右。比如说，过去房价是每平方米5000元的，现在都纷纷暴涨到了1万元以上。3年多的时间里，每平方米就上涨了5000多元。按照新的严格标准的“90平方米”户型来计算，就相当于这些百姓家庭在等待调控政策“出奇效”而未买房的这3-4年的时间里，房价不仅没被“拉下”，反而高涨一倍，多了45万元，仅涨价部分就相当于这些普通家庭十年的全部收入。

从中人们不难看出，和粮价上涨相比，房价高涨给普通百姓带来的生活重创，至少是粮价造成的生活开支成本增加的300多倍。更何况，今年粮价的上涨，是在近几年没什么较大波动的基础上出现的。如果把这几年房价暴涨和粮价上涨的总和做个比较的话，那么房价的暴涨给公众带来的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损害，至少是粮价上涨带来的开支增加的1000倍以上。

所以，国民住房作为具有商品和公共产品双重属性的特殊商品，它在价格管理上应当比当前社会中绝大多数的其他商品更需要进行政府的价格管制。这不仅是因为它的暴涨给普通市民带来的损失和危害最大，而且放任住房上的暴利高价，其实也就是容忍恶势力对人的基本生存权的破坏和践踏。

第二，中国的住房的市场供应，本来就是处在极度不平衡的“供不应求”之中。我们以前已经说过，按照当前城市化发展的现状和住房小康的发展的要求，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每年应该提供15亿平方米的商品住房，但市场上实际的供应量只能在3-4亿平方米。有效市场供求的如此不平衡，就为“哄抬房价”创造了“条件”。在这样的“市场”情况下，如果不进行严格的市场价格管制，自然就会导致房价的失控暴涨，就如同这几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所表现出的那样。所以说在当今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任何“调控”举措如果没有包含严格的价格管制，“抑制房价增长”这个衡量“调控成功与否”的“关键词”，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三，和土地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的房地产暴利是出现在公有制的土地上，“加害”的对象，正是“土地的主人”。当开发商利益集团大言不惭的为他们的暴利做所谓的“市场决定论”的辩解时，他们恰恰“忘了”他们暴富所赖以开发的土地的“产权人”究竟是谁。根据国家的宪法，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在“主人”的土地上建房出售，利润率竟然比在买私人土地的商品房还要高出十几倍，开发商如此的强盗逻辑如果不受到市场和价格的管制，就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最大的贪污和嘲讽。在“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有资源为“全民所有”的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中国，住房市场的暴利化是地地道道的制度变异下的怪胎，算的上是真正的“世界之耻”。

总之，面对中国房地产这样一个由寡头垄断的低效、不公和“超级垄断利润”的市场，面对这样一个关系到中国市民最大民生利益的基础行业，面对这样市场的有效供应远远得不到满足的畸形的供求形势，尤其面对市场的开发者是在主人的土地上“借鸡生蛋”这样的制度背景，作为“执政为民”和“权为民所用”的政府，就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对已成为影响中国城市的“最大的不和谐因素”——房地产市场，实行强力而有效的政治调控和市场调控，特别是要强力实行对商品房的价格进行有效的价格管制。从某种方面来说，对房地产市场高房价暴利的放任和“不干预”，不仅是对开发商利益集团的袒护，更是行政者对人民给予的权力的最大践踏，也是在维护人民利益上的极大的渎职。

在我国的“价格法”中，专门有一段论述了“政府的定价行为”。其中讲到当某种商品的价格具备“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资源稀缺”或者“重要的公用事业”等条件之一时，“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

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来说，“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这点是其他任何商品都无可比拟的；至于城市的土地“资源稀缺”这也早已有共识；另外，住房在某些方面也具有和“重要的公益事业”一样的“公共产品”属性。这些都使中国房地产市场商品房的价格管理，具备了“政府定价行为”的必要条件。更何况这几年中国大中城市的房价疯涨，已造成仅暴利高价房的价格上涨部分，就相当于普通市民家庭十年左右全部收入所得。当一个国家出现仅几年房价上涨给普通百姓带来的生活成本，就比世界公认的居民买房负担(房价收入比在3-6之间)还高将近一倍的“全球奇观”时候，当房价问题已经成为城市社会“最大的不和谐因素”，一个“权为民所谋”和“以民为本”的 “负责任的政府”，难道还没有必要及时对商品房价格实行强力而有效的政府价格管制吗！

从规定商品房利润退到讨论公开成本，是谁把开发商惯得如此骄横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在高房价暴利的压迫下，有一种来自民间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强烈。这就是要求对现在开发商提供的商品住房，进行房价成本的公开。而开发商和其“豢养”的“专家”及相关官员，对可能暴露他们“见不得阳光的阴暗秘密”，则竭尽全力进行疯狂抵制。以至于该不该进行房价成本的公开，成了今年影响最大之一的“全民大讨论”。

最有典型性的案例发生在广东。据报道，今年的广东省两会期间，该省人大代表提出了“公开房屋成本价、实行购房指导价和最高限价”的建议。半年后才等到的广东省建设厅的“答复”，竟对此给了全盘的否决。建设厅的理由是对商品住房成本价进行公开“容易造成对企业商业秘密的侵犯和对公平竞争环境的影响”，并认为“这一做法是违背市场经济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下，决定价格的因素主要是供求关系而不是成本”。

这里，我们先姑且不论这个“政府的衙门”为什么对开发商的利益和所谓的“秘密”如此的偏袒，为什么对在高房价暴利的盘剥下老百姓受到的生活重创如此冷漠，但就政府在房价监管事情上本身的变化发展做个分析，人们就可能发现其中更多的“背景”。

如果把时间向前推几年，查查当时的媒体报道和部门的文件资料，人们就会惊奇的发现，公开商品房价成本在当时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不仅如此，在当时的各级政府规定和文件中，房价成本的公开只是一个最基本必须做的工作。比这更重要的，还是规定和控制商品房的利润率，这才是房价问题的核心所在。

在当年国家有关部门的商品住宅价格管理的办法中，规定“住宅价格应以合理成本为基础，有适当利润”，并把商品住房规定的利润率水平交由各省、市和自治区政府自己决定。在2002年，当时的国家计委和建设部发文规定，经济适用住房的利润不超过3%。而对普通商品住房，各地所定的利润水平一般在5-10%之间。如在吉林省的商品房价格管理办法中，该省政府就规定商品房利润“最高不超过8%”；在江苏省的商品房价格管理规定中，根据商品房的种类分门别类进行的具体的规定。它明确指出：经济适用房的利润率最高不得超过3%；普通标准商品住宅的平均利润率最高不得超过8%；只有高档住宅商品房和非住宅商品房的利润率由开发商根据市场供求自主确定。普通商品房利润率定的最高的，还是属于广东和广西，都定在了20%。但两地政府也都同时规定，由政府委托开发的“微利房”、“统建房”和“解困房”等，利润规定3～5%之间(其中广东还规定地价和税费报经有关部门批准后还可减免)。从现在查到的资料来看，给商品房利润率定的最低的，还属江西省较早的一份政府文件。该省当时规定：商品房“利润按售价的2%计提”。

现在给大家讲商品房价格管理上的“昨日的故事”，只是为了使大家清楚的了解到，在今天这个时代背景下再讨论该不该公开房价成本，显得多么的滑稽。因为这样的“基础工作”在几年前规定商品住房利润率时就早有定论。

其实，了解商品房价格管理上“来龙去脉”，最重要的还是结合当今房地产市场和住房社会问题的实际，深刻探讨和研究该不该对今天已经成为城市社会最大不和谐因素的暴利高价的商品住房，进行强力而有效的价格管制。

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首先是房价和住房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城市最大的社会热点和最大的“不安因素”，这在前几年都是“闻所未闻”的；其次，除了少数“特权者”以外，绝大多数市民现在都只能通过房地产市场的商品房来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这个市场的健康与否和商品房的价格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群众最大的根本利益”；第三，现在房地产市场的暴利高价房，已经远远超出了公众的承受能力，甚至比世界公认的“国际房价最难承受地区”(房价收入比为7)还高出数倍。高价商品住房的暴利，已经成了公认的洗劫社会财富、制造社会不公的最大推手；第四，近几年来为抑制房价不当增长而采取的一系列的“调控”措施，已被实践证明“调空”。再不对高价暴利的商品住房采取强力有效的价格管制的具体措施，继续“失信于民”，就可能影响到执政之基的稳固和社会的和谐安宁。

第二篇：垄断与低效率、政府如何管制

垄断：

定义：垄断是一种市场结构，其特点是在存在巨大进入壁垒的市场中仅有一家厂商生产高度差异化的产品。

特点：1.一种商品只有一个生产者

市场需求曲线就是垄断厂商的需求曲线

2没有替代品

垄断者的商品和其它商品有着很高的差异性，需求交叉弹性等于零

3.巨大的行业壁垒，使潜在的竞争者不能进入市场。

4.信息不充分

5.强大的市场势力

产生垄断的原因有三个：

资源垄断：关键资源由一家企业拥有。

政府创造垄断：政府给与一家企业排他性地生产某种产品或劳务的权利。

自然垄断：生产成本是一个生产者比大量生产者更有效。

（法律限制： 版权和专利。

控制关键的资源： 能形成市场垄断力量。

政府授权专营： 如公用事业、有线电视等。

规模经济：使大企业能以比小企业更低的成本进行生产。

品牌偏好和大量的广告宣传： 使进入行业的成本提高。）

1.寡头和垄断竞争在长期中是不利于发展的。

寡头和垄断者都会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当然不要跟我说你是共产主义者，具有无私的奉献精神，那结果会不一样。

因为在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

短期中：生产者剩余增加了，消费者剩余减少了，生产者和消费者总剩余减少了，也就是说总的经济福利减少了。

长期中：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都会相对减少。恶性循环，就像90年代初的托拉斯集团。

2.行业垄断导致有效投资不足

一方面，垄断企业能通过垄断获得超额利润，从而妨碍了效率的提高，妨碍了其扩大业务规模的积极性。另外通过行业垄断阻止社会资金进入该行业，虽然总有资金为利润引诱通过各种方式“违规”进入，但规模总是有限的。

3.行政垄断滋生腐败毒瘤

在当前国内市场出现的大量垄断行为中，行政性垄断无疑占据首要位置。由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所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称为“行政垄断”。行政性垄断由于行政权力的介入，使得它比自然垄断、行业垄断对市场公平竞争的危害性更大，特别是少数腐败分子利用

具有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力，如果“给钱”才能办事，垄断成了腐败的温床，这不仅影响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使政府信用遭到损害，失信于经营者。

国内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表明，腐败在当前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由垄断造成大量的租金（这里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租金”）流失。比如，中国最大的垄断行业之一的电力业，根据他们的估算，每年造成的租金损失在560亿元至1120亿元之间，而民航的垄断“租金”每年也多达75亿元至100亿元。垄断把消费者收益转给垄断生产者，创造出超额利润，造成社会福利损失。估计这类损失每年达1300亿元至2020亿元。

应对措施

1、确立我国反垄断的基本原则：（1）、维护公平竞争的原则。国家应在除军事与国家安全等关系重大国计民生的战略领域之外的所有生产与服务领域，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政策，全面引入公平竞争的机制，使行政垄断在竞争中消除，社会整体的管理、技术、质量与效益基于公平竞争得到全面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亦能得到良好的制度支持。（2）、注重针对性与渐进性：制定对行业与部门经营体制与决策、采购、服务、定价及内部分配等各种经营行为予以约束并便于监管的法律与法规；通过税收解决垄断特权所产生的非风险性和非付出性的企业收益和个人收入；成立一个具有高度权威性与独立性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以此负责根据权威的社会情民意调查机构和新闻媒体所反映的现象确定立案调查和处理违规垄断行为；优先解决广大群众所反映的有关垄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并接受社会监督。其中，规范行为是重点，组织建设是关键，循序渐进是策略，公平监督是途径。

2、加强政府干预。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对垄断这一顽石实行强制干预，真正彻底地治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顽疾”

3、规范行政审批。政府审批的初衷很多是良好的，如避免重复建设、调整产业结构、减少投资的盲目性和资源的浪费等，但规制者面临这信息不完全的问题，使得初衷无法实现。这时，就会出现许多无效工程、“豆腐渣”工程等。“十五”计划也指出：“要加快改革政府审批制度，大幅度减少行政性审批，规范审批行为”。

4、完善法律体制，完善《反垄断法》，鼓励竞争的完备法律，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 推进“政企分离”、“政监分离”，积极引入竞争机制，大胆利用民间资本和外资，形成开放的市场体系。

5、坚决剔除源于传统体制残余的行政垄断。要紧密结合中央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和反腐败的进行，正视行政垄断并以其作为立法的重要调整对象而及早出台相关反垄断的法律与法规；依法切实保障中国的经济增长、经济活动、技术进步与竞争能力；调整各级政府的审批权限与审批项目，割断行业、部门及地方经济与行政垄断得以强化之间存在的内在因果关系。

6、切实解决反对垄断与规模经济之间的矛盾。鼓励按照市场原则促进规模经济的成长，对经济垄断的限制暂时实行适度宽容政策，避免简单机械地反垄断而有损规模经济的成长；对操纵市场的共谋行为予以制裁，对基于公平竞争自然成长的企业规模及其市场份额予以放宽与鼓励；界定行业自律与行业垄断、行业组织协议定价与操纵市场价格以及制止重复建设与企业正当准入之间的区别。

7、为了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的良好更替，中国必须大力加快发展名副其实的非官方民间协会、商会等社团组织。要大力发展城乡民间经济组织，发挥他们协商、协调、评审、仲裁、公证、培训和上下沟通等作用，特别要发挥他们规范行业行为、监督执行行规的行业自律作用，努

力提高市场经济主体的组织化程序，并以此为反垄断、促竞争、建秩序提供支持。

8、加强反垄断队伍的建设。反垄断的执行队伍必须拥有较高的职业道德和业务水平。一方面，加强专职队伍的建设。隶属于反垄断执行机构的专职人员必须熟悉经济和法律等相关知识，具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法观念与思维方式，拥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与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加强兼职队伍的建设。以知名经济学家和法律专家为主要成员组建一支反垄断执行的兼职队伍或顾问团体，其本身不隶属于反垄断执行机构，但在必要时，能为反垄断的执行提供理论支持和业务指导。

9、完善机构设置。一方面，工商行政管理局是中国反垄断的主要执行机构。但是，作为中国市场监管职责的承担主体，工商行政部门又承担企业登记管理、商标广告管理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多项任务，而且，工商行政部门因其执法力度受到法律授权的制约而常难以对行政垄断作出有效查处。另一方面，中国现行市场监管机构之间依然存在的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现象常导致执法力度不一与重复干预现象，因此，依托工商行政管理局推进反垄断的具体执行有损中国反垄断执法的公正性、权威性与统一性。为此，建议中国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反垄断的经验，以公正廉明的法律专家和经济学家为核心成员，成立具有高度权威性、独立性及公平性的反垄断执行机构。

第三篇：广东价格话语权研究论文

摘要：价格话语权是一个经济体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近10年来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与全国走势的“先一致后分离”的阶段性特征，意味着广东价格话语权在逐步减弱。这导致广东省际贸易逆差，税收流失，企业利润空间受限，产业工人工资陷入低水平徘徊困境。为了打造价格话语权，提高综合竞争力，广东应该大力发展现代市场组织和期贷业，逐步发挥价格影响力；同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广覆盖与均等化，降低企业福利成本，使企业主动把握定价权。本文的研究，虽然以广东为分析对象，但对全国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价格话语权工业品出厂价格广东经济

一．引言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一面镜子，各行为主体的表现尽在其中。对一个经济体而言，能否充分利用价格机制与价格运行，实现良性发展，把握价格话语权是一个关键环节。价格话语权是指市场行为主体在市场交易中对价格形成的参与权、表达权、主动权乃至主导权，是在价格形成中的主动性、关键性、决定性、权威性及影响力的体现，是指市场体系中交易价格的最终形成主要由谁决定或以谁为标杆。价格话语权，体现了一个经济体的影响力、辐射力和整个经济过程中对某一类产品的重要作用，是一个经济体及其微观经营主体对自身要素报酬与经营利润的控制力的体现。近年来，我国各地区出现的各类商品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所在区域的价格影响力，如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余姚“中国塑料价格指数”、绍兴柯桥“中国轻纺城纺织品指数”、深圳“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苏州“盛泽丝绸化纤指数”、无锡“不锈钢价格指数”、广塑价格指数、黄埔燃油价格指数。作为经济大省的广东，在重视实体商品生产及进出口贸易的同时，在价格话语权或贸易定价领域的竞争力如何，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广东省价格协会课题组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初步思路。我们需要摸清现状，广东价格话语权处于何种情况；需要厘清思路，价格话语权决定于何处。基于此，才能有的放矢，提高价格话语权。

二、价格话语权减弱；工业品出厂价格波动特征

本文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变化来考察广东价格话语权的处境。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全部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总水平的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包括工业企业售给本企业以外所有单位的各种产品和直接售给居民用于生活消费的产品。该指数变化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广东产品的销售价格变化。

1．从增幅看，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与全国走势基本一致，但变化幅度呈现出“先一致后分离”的阶段性特征，广东价格增幅连续数年低于全国。以1996年作为基年，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上年=100)与全国工业品价格（上年=100）在1997-2001年间，走势和变动幅度基本一致，先降后升再降。从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与全国的差额看，差额绝对值都在1个百分点以内，而且差额以正数为主。这表明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走势对全国有着重要影响，甚至主导全国走势。

2002年起，广东与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逐步波动性上涨，但广东的增幅一直低于全国，广东与全国价格水平逐步拉大。从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与全国的差额看，差额绝对值都在1个百分点以上，而且全部为负数，2004年更是高达4.44个百分点。广东价格走势与全国开始分离，广东价格低走，全国价格高走。这表明，广东价格走势对全国价格走势的影响逐步降低，由主导作用转变为较小作用。

2．从价格指数绝对水平看，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与全国呈现出“先一致后分离”的阶段性特征，广东连续数年低于全国，呈现“剪刀型”走势。

以1996年价格水平为100，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1996年=100）从1998年起下降，2003年到达谷底后开始回升，2008年达到99，但尚未达到1996年的价格水平。这表明，12年来，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水平呈现出稳定徘徊的特征。这反映出广东想要恢复广货在1996年以前的历史辉煌则困难重重。1998年以后的价格水平下降是需求型下降，2003年以后的价格水平回升是成本型回升。1996年以来，广东产品面临的需求强约束的格局将很难改变。

同时，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1996年=100）从1997年起下降，2002年到达谷底后开始回升，2004年超过100，2008年达到119.56。与1996年相比，2008年全国工业品价格水平相当于上涨接近20个百分点。从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与全国差额看，1997-2001年间，差额绝对值都在1个百分点以内，该时期广东与全国价格走势比较一致；从2002年起，差额均为负数，差额绝对值都超过1个百分点，2005年差额超过1 0个百分点，2008年差额高达20.56个百分点。广东工业品价格水平与全国差距越来越大。3与国内发达省份比较，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处于较低水平

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与全国的走势分离是在2000年以后发生的。比较2000年以后广东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国内发达省份的工业品出厂价格走势，广东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以2000年工业品出厂价格为100，6省份与全国走势一直都是先降后升，但幅度差异较大。2000—2008年，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24.8个百分点。其中，山东上涨高达28.4个百分点，江苏上涨17.8个百分点，浙江上涨14.1个百分点，北京上涨3.8个百分点，上海上涨3.6个百分点，广东仅仅上涨3.2个百分点。直到2007年，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水平才恢复到2000年的水平。

以上分析表明，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与全国走势的“先一致后分离”的阶段性特征，意味着广东价格对全国的影响，先是发挥主导作用，后是逐步减弱。这表明，广东价格话语权在逐步减弱。

三．价格话语权减弱：多重影响

1价格话语权逐步减弱导致省际贸易逆差

2001年以来，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一直低于全国水平，也低于国内主要发达经济省份。基于实体经济中最终需求的省际贸易，因为区域价格差异而发生变化。外省涨价，广东不涨，广东通过省际贸易获得的市场价值减少。

根据商品劳务净流出=净出口十净出省，可以求出广东商品劳务净出省数额。净出省反映的是省际贸易差额。2000年以来，广东商品劳务净出省数额快速下降，2003年起由正变负。广东商品劳务由净流出变为净流入，省际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2．价格话语权逐步减弱导致税收流出

广东税收与税源背离程度可以用广东省地方级税收收入占全国比重减去广东省GDP占全国比重的差额来衡量，其中GDP不含第一产业增加值，计算结果见表5与图4。背离度为正，表示税收净流入；背离度为负，表示税收净流出。

广东地方级税收收入占全国比重下降而GDP占全国比重上升，税收由净移入变为净移出。广东省地方级税收收入占全国比重从2000年的14.69%下降到2006年的12.69%，下降2个百分点；广东GDP占全国比重从2000年的11.58%上升到2006年的13.23%，上升1.65个百分点。广东税收与税源背离度从2000年的3.11个百分点下降到2006年的-0.54个百分点。2000-2004年背离度为正，广东省为税收净移入；2005-2006年背离度为负，广东省为税收净移出。广东省由税收移入转变为税收移出，一个重要原因是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低于全国，低于外省。我国现行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价格上涨拉动增值税计税价格增加，按照现价计算的税收收入必然会随着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上涨相应增长，价格因素对税收增减的作用较大。另一个原因是省际贸易。商品与劳务转移与税收转移之间逆向流动，如果一个省销往外省的商品劳务越多，转移进来的税收就越多；如果从外省购进的商品劳务越多，转移出去的税收就

越多。广东由于区域价格差异产生的省际贸易逆差的结果是税收净流出。3．价格话语权逐步减弱导致企业利润空间受限，产业工人亦受损

企业产品价格的变化可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表示。2002年以来，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水平缓慢上升，2002年为100，2007年仅为105.3，5年仅增长5.3%。这表明产品竞争激烈，广东企业是产品价格的被动接受者。

用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表示企业投入品价格变化。广东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2002年为100，2007年为129.46，5年增长高达29.5%。该指数变化与国际能源价格、国内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态势是一致的。广东企业是投入品价格的被动接受者。企业外源融资的成本即利率，用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表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2002年2月21日为5.31%，2007年12月21日为7.47%，5年增长高达41%。这种变化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规定的．没有区域差别。这表明企业要支付的银行利息负担快速上涨，而且也是广东企业所不能直接控制的。企业是资金价格的被动接受者。

广东物价水平出现严重的非对称上涨，主要是外生的，造成“资本收入挤压利润，侵蚀工资”的困境。产出价格上涨空间受限，增长缓慢；资本价格的快速上涨，企业资本成本快速增加；广东企业只能被动接受产出价格和资本价格。在此背景下，企业利润空间急剧压缩。企业只能依靠生产效率提高产量扩大销售收入，或者压缩工资成本。在工资收入不能快速上升的情况下，工人面临的工作成本（生活成本与机会成本）却在迅速增加。2002-2007年，广东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11.3%，意味着工资收入处于徘徊状态的工人面临着生活成本的稳步增加。随着长江三角洲、渤海湾地区经济增长的迅速加快，务工收入不断增加，尤其是对熟练工人的需求加大、工资上升。这样，广东农民工与在其他地区工作的相对收入发生变化，导致农民工流向其他地区，形成了广东农民工“汹涌而来，澎湃而去”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流动的背后是广东近乎免费为其他地区培训熟练工人。

四、价格话语权：市场条件与广东差距

价格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其发展经历了劳动价值论、生产成本论、效用论与均衡价格理论。这些价格都只是涉及人对物的估价，而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易对象和产权未予考虑。从交易成本与产权经济学看，交易双方的价格，不仅是对物的一种评价，而且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评价。

由此看，价格话语权，是市场主体利益博奔的结果。价格话语权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市场条件：强大的市场组织与市场主体；交易规模大，市场力量强；具备较高的市场集中度；交易方式先进，电子化程度高；交易商品品质可标准化，具备大宗交易特征。广东差距的关键在于市场组织。

价格话语权的核心是定价权。市场形成价格，基本因素是生产经营成本，决定因素是供求关系。较为流行的成本加成定价法，就是基于这两方面。虽然价格主要取决于供求关系。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商品交易的时空限制，商品最终的供给方与需求方不一定拥有定价权，掌握营销网络和渠道是定价机制的核心内容。这表明，加成多少是由市场组织说了算。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认为市场经济具有分层结构，存在上层组织和下层组织。市场上层组织促使西欧完成了向现代资本主义的重大转变，中国封建社会没能转变为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市场上层组织不发达。“在初级市场这个阶梯上，最完善的经济组织当称中国……高级市场形式却又太少……交换总是只有底层，没有顶层……这一状况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具有重大影响。”市场上层组织是价格的制定者，下层组织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

外向型主导的广东经济体，大部分出口商品的国际营销网络并不掌握在自己厂商手中，而被动“接单生产”的厂商，不仅不可能拥有定价权，反而成为利益被盘剥者，大部分利润被作为中间环节的海外营销商所赚取。在需求约束条件下，广货在国内的境遇亦大致如此。缺少具备市场力量的现代市场组织，是广东价格话语权逐步缺失的重要原因。

五、价格话语权；定价中心与广东差距

期货价格因能比较准确、全面地反映社会真实的供求状况及其变化趋势，而逐步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统一指导性价格，对现货价格提供了重要参照。

期货作为价格发现的工具，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谋求竞争优势的重要平台。以期货交易中心为载体的大宗商品和资产定价中心奠定了国际市场格局。一方面，发达国家一些重要的期货交易中心已经成为国际定价中心，其期货价格深刻影响国际现货贸易。期货价格普遍成为市场基准价格，一些影响力较大的期货交易所行情是国内外现货市场的指标。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期货交易所，它的农产品期货价格成为全球农产品国际贸易指导价格，纽约商业交易所的原油期货在国际市场影响深远，加拿大的温尼伯商品交易所的油脂类期货交易、英国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金属交易等都是国际贸易参照价。另一方面，这些期货市场制定的交易标准成为商品国际生产、交易标准。正是这样，发达国家在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着力通过期货市场的发展取得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从而提高本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呈几何级数增长的金融交易可以操纵供求关系，会使供求关系脱离实体经济的真实所需。基于发现价格和套期保值期货市场，是资本和流动性主导的市场。为获取更大的投机利润和增强定价权，在发达经济体中，商品期货市场到现今已退到次要位置，他们通过对货币政策、金融资产及其衍生品的交易，来操纵全球定价机制和价格水平。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定价中心形成的前提条件是：期货市场所在地都是区域性或国际性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城市；期货市场功能发挥良好，具有较强的流动性，管理体系成熟完善；期货市场的国际化程度高。

我国期货市场从最初在现货市场中引入交易机制的初级市场，发展到现在包括交易、交割、结算、会员服务、监察、仓库管理、质量检验等多个子系统，与经济发达国家期货市场接轨的，全球发展速度最快、最具生机与活力的市场之一。上海商品交易所的铜、大连期货交易所的大豆、郑州商品交易所的小麦的价格都是国内外的行业指导价格，在指导和服务相关产业发展中，逐步发挥了积极作用。

广东是国内期货市场的发祥地之一，期货市场份额曾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但在我国期货市场初期的盲目发展阶段，境外期货代理中出现的问题曾经使广东期货市场元气大伤，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广东期货业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萧条期。随着国内期货市场恢复性的发展，广东期货逐步进入稳步发展阶段。2008年广东辖区期货代理交易量1 1278万手，成交额5.92万亿元，分别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30%和8.23%。1992年9月在广州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期货经纪公司广东万通期货经纪公司，1993年设立了华南商品期货交易所。华南商品期货交易所后与广州商品期货交易所合并为广东联合期货交易所，但因经验不足经营不规范，在1996年开始的全国期货业清理整顿中被关闭整顿。直到今天，广东没有期货交易所。广东期货交易所的建立与恢复仍待时日，定价中心建设尚未起步，这严重影响了广东价格话语权。

六，价格话语权，支持系统

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的徘徊，挤压利润，导致工资困境，生产企业和工人受损。这缘于广东是产出价格、资本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工人面临“低工资，高生活成本”的困境。出路主要有两点：提高工业品出厂价格；增强市场定价的影响力。就是要形成在国际市场和

国内市场具有影响力的“定价权”。前文已述。与此相对应，政府应从外部建立相应支持系统，保证生产可持续性。

留住与稳住工人的政策在于使农民工享受“国民待遇”：享受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根据国内外的发展经验，广东的农民工可能经历几个阶段：低工资，无福利；低工资，少福利；低工资，高福利；高工资，高福利。现在处于“低工资，少福利”阶段，要向“低工资，高福利”迈进，主要体现在农民工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服务责在政府。这是政府的着力点，而且不能转嫁给企业增加企业负担，也不能过度干预企业工资。企业员工享受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企业成本控制，降低企业社会福利负担，有利于稳住人力资本，实现可持续经营。

留住工人的长期政策是市民化，一个重要的途径是鼓励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民工在打工所在地创业。此时，政府提供的机会均等很重要。

解决工资困境，留住企业的政策之一是减税让利，税费分流归位。这可使企业短期渡过难关，为工资上涨提供一定的空间。

七，结论与建议

价格话语权是一个经济体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近10年来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与全国走势的“先一致后分离”的阶段性特征，意味着广东价格话语权在逐步减弱。这导致广东省际贸易逆差，税收流失，企业利润空间受限，产业工人工资陷入低水平徘徊困境。广东经济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必须拥有定价权和价格话语权。

为了打造价格话语权，提高综合竞争力，广东应该大力发展现代市场组织和期货业，逐步发挥价格影响力。

1、在现货市场方面，大力发展现代市场组织：

——选择若干个品质可标准化、可大宗交易的商品作为价格指数的试点。

——重产品输出，更重市场组织输出。尽快建立起国内和海外的商业营销网络体系。

——建立和发展大型的商品专业市场、商品集散中心，打造若干个在全国、亚洲乃至全球都有影响力的专业市场或商品集散中心。

——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强行业内企业之间的协作，形成合力，统一对外。

——重视产业集群形成的合谋市场力量。广东省已经形成的产业集群有135个，其中具有一定规模和一定知名度的产业集群有75个。2008年广东省产业集群省级示范区有47个。集群内外怎样形成合力机制亟待重视，包括市场拓展机制、价格稳定机制、成本节约机制。

2．充分利用金融主导型供求力量，大力发展期货业：

——积极争取在广州恢复设立期货交易所。广州大宗商品现货市场发达，是全国重要的原材料消费地和集散地，多种大宗商品的交易价格已成为影响全国的“广州价格”，初步形成了全球采购、广州聚散、广州结算的格局，具备进一步发展期货交易的现货基础。

——支持期货公司做大做强，在珠三角形成若干有影响力的期货公司。鼓励引进战略投资者，扩大资本规模，并给予政策支持，吸引更多期货机构来广东发展。推进期货公司法人治理和内部控制等制度，提高期货公司的规范化运作水平。

——大力开展期货投资者教育工作，引导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和风险意识。鼓励企业利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稳定生产成本。

3厘清认识误区

价格话语权的核心在于定价权。争取定价权的目的在于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而不是操纵价格。

发展期货市场，力争形成定价中心，定价中心不是要利用期货市场操纵价格，而是在于能够有效地发现市场价格，能够真实反映市场供求，促进现货市场平稳运行，为企业提供回避风险的场所。

本文的研究，虽然以广东为分析对象，但对全国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崔胜朝，张士斌，交易中的价格理论．价格理论与实践．2009(5)．

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广东省价格协会，打造“广东价格”话语权，提升广东竞争力（课题报告），2009.蒋朝胜，外资并购我国企业力图控制产业价格话语权，粤港澳市场与价格，2009(1).课题组．关于价格传导机制的若干问题研究，价格理论与实践,2005(2).李艺汪寿阳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林民盾藻勇志，“中国价格”探索，中国工业经济，2005(9).袁东，有了定价权，才有话语权、主动权，上海证券报,2009-08-21．

第四篇：论文 政府公信力及其提升研究

政府公信力及其提升研究

一、政府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不仅是学者和官员关注的重要问题，而且也是公众普遍关注的热点。政府公信力是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体现了政府的信用能力。我国政府公信力状况堪忧，究其原因，无外乎从时代、政府和公众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具体来说有：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府所面临的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环境导致政府的不可治理性增强；政府行为暗箱操作，缺乏透明，缺乏有效的绩效评价体系，危机管理能力不强，腐败现象仍然严重；公众对政府的期望过高。提高我国政府公信力的措施有：政府应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推行政务公开，建设透明政府；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度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尤其是政府公信力提升，显得特别重要和紧迫。人们常说：“人无信不立、业无信难兴、政无信必衰。”在社会信用体系中，政府公信力是基石和核心，对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建设具有强烈的规范、引导和激励作用。政府公信力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增强公众的社会信任感和归属感，巩固政府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提高政府公信力，建立公信政府，既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二、提升我国政府公信力的措施

（一）坚持依法行政，建立法治政府

法治下的政府是政府获得公信力的基本前提。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依法行政就是强调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必须依法管理社会，治理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摒弃那种以言代法，以情代法，以权代法的错误观念并在行为上依法行政，自觉地树立法制观念，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按照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继续完善行政立法，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工作，强化政府依法行政监察机制。依法行政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限制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权力，避免文件和领导讲话大于法的现象，减少行政行为的任意性，使人们形成对法律和制度的信仰，通过法律和制度来体现政府的诚信，让政府的行为完全按照法治的轨道运行，有助于增加政府规范性，合法性和公开性，打造诚信政府。

（二）拓宽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渠道

参政党、人民团体、法人组织、民间思想库和公民，既是公共决策的主体之一，又是公共决策的客体。他们参与公共决策的方式主要是以民间主体和政策对象的双重身份，发挥利益表达和智力支持作用。其中参政党、工会、共青团等政协组成单位，主要以政协为主渠道，代表所联系的群众表述其利益和愿望，并就某些重大问题与政府对话，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随着信息技术和电子科技的发展，建立在互联网络之上的“电子化政府”作为新的公民参与手段，其触角还需要广泛而深入地伸向机构、公民和所有服务对象。这样一个全新的，类似企业——客户沟通的政府在技术上就建立起来。为了进一步推进公众参与，政策制定者可以多采用一些公民参与的渠道，创造更新的参与方式。如深入交流法、在政策 组织中加入公民代表、公民训练、基层意见搜集法、价值取向法等。此外，公民自己应懂得运用不同渠道去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如个别接触、舆论扩散、集体推动、游说工作等政策参与渠道。

（二）建立有效的政府回应机制

公共决策回应机制是当前政府决策制度转变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民有意愿也有能力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公民意愿与政府行政行为的选择就处在一种互动的关系中，从而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政府的每一项决策都离不开民主的基础。政府公共决策回应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积极有效的合作机制，这种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公民参与政治管理的权力。公民必须具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参与选举、决策、管理、监督，才能使政府并与政府共同形成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在公共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提升了公民对公共政策和对国家权威的认同及对社会的信任感，提升政府公信力。

（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牢固树立诚信观

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一些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对诚信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认为守不守信无所谓，甚至为了行使公益职权，可以不考虑信用问题。所以，解决政府诚信缺失问题，要在政府工作人员中普及诚信教育，加强诚信宣传，更新观念，由轻视诚信到重视诚信，把诚信融入到政府的执政理念中。要使政府工作人员深刻认识到：政府诚信是最宝贵、最重要的资源，是行使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是和谐社会的主要保障，是凝聚民心、号召民力，推动改革开放与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同时，建设政府诚信，还要向政府官员灌输和普及现代公共政治理念，使他们在思想观念中完成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神秘政府向透明政府、任性政府向守信政府、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管治政府向服务政府、利益政府向和利益中立政府的一系列重大转变，逐步提高他们的信用责任意识，形成恪守信用的行政思维方式和操作习惯。

（四）建立健全政府诚信的法律机制

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信用法律法规体系。我国的信用立法工作在短期内还难以完成，但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客观上又需要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作为保障。因此，我国应陆续出台《征信管理条例》、《信用信息互联互通管理办法》、《企业信用管理条例》、《个人信用管理条例》等。同时，抓紧修改《商业银行法》、《商标法》、《保密法》等相关条款及制定颁布《信用法》、《公平交易法》。

（五）构建合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政府公务员一旦获得相应的职位，就比较稳定，在缺乏竞争的压力下，可能会安于现状。因此，要在公务员内部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即采用公开考试、严格考核的公务员录用制度，严格公务员的培训制度；严肃公务员的考核制度，将考核结果同奖惩、土作职务升迁等环节相挂钩，采用竞争上岗制度和跨部门论岗制度等等，通过有效的竞争，达到入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激发整个公务员队伍的活力，提高公共服务的能力。

三、结论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各种原因造成的政府公信力流失比较严重，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增强我国政府公信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建构起一个公众更加信赖的政府。

参考文献

（1）邹东升，政府诚信缺失与重建探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3期 第3页

（2）何显明,汪水波，地方政府公信力与政府运作成本相关性的制度分析

[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S1期 第2页

（3）张云龙，论公民参与意识的制度保障[J]，理论月刊，2006年03期 第4页

第五篇：出租车产业进入管制与价格管制问题分析

出租车产业进入管制与价格管制问题分析

摘要：出租车产业的问题一直都是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从早前的各地出租车罢运事件，到如今各地出租车联合抵制对抗互联网专车事件，以及杜而不绝的“黑车”，都充分反映出了出租车产业的不稳定性和我国政府对出租车行业管制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本文通过对出租车产业进入管制与价格管制问题进行分析，一方面能够较好的避免类似的群体性事件发生，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性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另一方面能够提升我国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的水平，以及加快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步伐，从而更好的应对未来的各种挑战。同时利用所学的微观经济学知识以及与各个学科的结合，为解决出租车产业管制与价格管制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一些合理性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出租车产业；价格管制；问题；对策

一、管制相关概念的概述与解释

（一）政府管制

政府管制（Governmental Regulation）又称政府规制，是指政府为维护和达到特定的公共利益所进行的管理和制约。其宗旨是为市场运行及企业行为建立相应的规则，以弥补市场失灵，确保微观经济的有序运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管制经济学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开创的。

政府管制属于政府的微观经济管理职能，它与旨在保证经济稳定与增长的宏观经济调控一起构成政府干预经济的两种主要方式。就是政府行政机构依据法律授权，通过制定规章、设定许可、监督检查、行政处罚和行政裁决等行政处理行为，对构成特定社会的个人和构成特定经济的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和控制的行为。政府管制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依法管制，也即通常所说的依法行政。经济学上把政府管制分为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两类。

经济管制是指对价格、市场进入和退出条件、特殊行业服务标准的控制。一般来说，是对某一个特定行业、特定产业进行的一种纵向性管制。这些行业往往具有一些特点，如自然垄断性。像电信中的本地网络、电力中的配电和输送、铁路的轨道传输网络等，这些环节获得合法垄断，有合理意义和社会效应。如果他们的服务质量和价格不合理，很可能危及到购买并使用这些产品的人的利益，在这个时候，政府要在准入管制的同时进行价格管制。此外，对运输、金融证券、电台电视台等媒体的管制也属于经济管制。

社会管制主要用来保护环境以及劳工和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主要针对外部不经济和内部不经济。前者是市场交易双方在交易时，会产生一种由第三方或社会全体支付的成本。像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和枯竭性开采等。政府因此必须对交易主体进行准入、设定标准和收费等方面的管制。后者是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一方控制信息但不向另一方完全公开，由此造成的非合约成本由信息不足方承担。比如说假劣药品的制售、隐瞒工作场所的安全卫生隐患等。所以，政府要进行准入、标准以及信息披露方面的管制。

（二）价格管制

价格管制（Price Regulation）是指政府根据形势和既定政策，运用行政权力直接规定某些产品的价格或价格变动幅度，并强制执行。这种价格管制不仅不受市场影响，反而影响市场，从而调整供求关系，以满足国家管理的需要和大众的根本利益。主要有最高限价、最低限价、双面价格管制和绝对价格管制几种类型。

在实践中，价格管制能否可行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垄断厂商必须能够盈利，否则它将拒绝生产。二是管制成本必须低于社会福利（净损失的消除）。另外，对于价格管制，最困难的事情是确定最优管制价格。如果价格定得过低，垄断者将削减产量。同时，由于价格已经下降，需求量将上升，结果存货会发生枯竭，出现短缺。

现实中，往往出现这种情况：即使政府能够限制价格，但垄断者仍能获得高于正常水平的利润，因而导致人们的不满。再者，某些价格管制可能在短期内是有效的和成功的，但在长期内不一定有效和成功。

价格管制的目的：保护消费者利益，促进社会分配效率的提高；促进自然垄断产业提高生产和经营效率；维护企业发展潜力。

价格管制的主要方式：投资回报率管制；拉姆士定价（Ramsey Pricing）。拉姆士定价是指当企业按照边际成本定价将会出现亏损时，采取的一种次优的定价方式，即在保证企业可以实现收支平衡的前提下，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考虑一个特定的企业用共同的设备向需求价格弹性各不相同的多个用户提供服务时的情况，假设各个用户的需求相互独立，需求方程记为Pi = P(Qi)。

二、我国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发展以及与国外对比的情况

（一）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

从基本理论来说，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分为：1.质量管制，与出租车的运营和消费者的安全与服务质量相关，包含对从事出租车运营的司机资格进行限制，对出租车的车辆状况进行硬性规定等；2.数量管制，避免过度供给而数量管制或者满足需求放松管制两种观点。3.价格管制，市场竞争和、出租司机与消费者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都影响着是否价格管制。

（二）我国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发展历程

1978年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租车运营车辆稀少，价格昂贵。进入80年代后，数量有所增加，但主要集中在北上广等大城市。随着各个城市交通与旅游的需求与发展，政府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出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出租车的管制非常宽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仅限于里程管制。2.符合证明条件就批。3.无偿提供出租车经营权，对经营年限也没有规定。4.允许私人投资筹办出租车公司。5.各种政策的优惠、支持。

因此出租车市场开始急剧蹿升，大量出租车开始营运，问题接踵而至，城市交通恶化，企业竞争两极化，行业内部纠纷频发。主管部门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开始停止个人运营企业，行业开始进入严格管制时代。

到了２１世纪各地政府在经营模式上推行公司制，在数量管制方面,严格审批经营许可证,提高通过门槛。管制日益严格。价格方面，定价权由政府掌握，除了定价，一些地方的政府还对出租车的车型和购买范围进行了硬性规定。

我国出租车是地方政府负责制，总言之有以下几个手段：（1）市场准入管制，允许市场主体及交易对象进入某个市场领域的直接控制或干预。（2）价格管制，目前主要有以下几个措施：强制要求出租车运营者使用统一仪表；对出租的起步价、等时费等进行了单价规定。（3）质量管制，对出租驾驶员的从业资格进行明确规定，规定符合营运条件的车辆标准，制定了出租规范性的质量和服务标准，建立了检查投诉制度。举例1.北京：产权和经营券分离，即承包经营模式，公司获得车经营权，司机出资购车，承担运营费用，按月上交管理费。2.上海：产权和经营权统一由公司管理，公车公营模式。

（三）国外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模式

在美国，纽约的出租车行业管制最为严格，价格和车辆数量由当地法律规定，受专门的政府代理机构管理。伦敦出租行业实行个体经营的模式，为了保证质量，政府规定出租司机必须通过一系列困难的考试，并进行严格的体检和个人经历检查。同时，价格方面由行驶里程决定，由伦敦的机动车政策部门管理。华盛顿：价格由区域决定，同一区域内价格是统一的。数量方面上没有限制，但出租车的车龄不得超过八年，每半年例行检查。

三、我国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产生的问题

这里首先提出一点：政府对出租车行业的政策改变直接影响的是出租车司机和乘客，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出租车司机。所以我们提出的以下问题大致是以出租车司机的角度来推测以及判断政府管制对我国出租车行业的影响及其所产生的问题。

(一)市场准入管制产生的问题

准入(退出)管制。政府对各种微观经济主体进入某些部门或行业进行规制，一是旨在将微观经济主体纳入依法经营、接受政府监督的范围；二是控制进入某些行业，以保证企业资质，防止过度竞争，降低不确定性和风险。同时，为保证供给的稳定性，还要限制企业任意退出。

现阶段，对出租车行业市场准入的限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对经营主体的限制；

2、对经营模式的限制；

3、对出租车总量的控制。

针对这三方面的限制我们总结了一下几方面的问题：

1、对出租车经营主体进行限制所导致的公平缺失，2、对经营模式的限制导致出租车行业垄断，3、对总量进行控制导致出租车市场不能满足需求的变化。首先是第一点，政府在发放出租车经营许可证的时候对出租车公司和个体经营者采取不同的政策,希望通过公司化来对出租车行业进行统一的管理,从而减少出租车行业出现的诸多问题。但这也使得很多出租车司机由于难以获得营业许可而不得不加入出租车公司，从而让出租车公司获利同时减少了出租车司机的收入。这也使得一些获得营业许可的个体户在工作相同时间的情况下得到更多的收入造成不公平的现象。第二点，自1995年后，我国出租车行业开始实行经营模式限制,来限制竞争。这也直接的导致了我国的出租车行业出现了垄断的现象。由于垄断了出租车的经营权，出租车司机不得不接受出租车公司的盘剥同时使得出租车公司获得暴利，同样由于缺乏外部竞争力让公司内部腐朽、办事效率低。这些无一不使得司机们有所不平。第三点，对出租车总量进行控制使的市场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从而出现了可观的利润空间这使“黑车”泛滥，黑车的利益出发点在于通过市场投机行为和自身劳动获得利益，但是同时逃避了目前的市场规则，违背了政府的本意，冲击了正常出租车的利益。“黑车”的泛滥也正说明了在政府现行准入管制模式下产生了严重的供需失衡。

（二）价格管制产生的问题

目前,我国出租车市场价格的确定方式是政府统一定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统一定价可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但若不能对出租车市场有一个准确的了解、认知最后可能会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统一定价可能会让司机失去竞争的形态使得服务质量下滑。若定价过高可能会令司机满意但让消费者吃亏，同时也可能减少乘客数量而使得“黑车”有了发展的空间。若定价过低让消费者满意了，但会让司机的生活艰难，最后甚至会引起司机停运让出行不便。

四、出租车产业管制问题的对策

对出租车经营模式的限制主要体现在目前很多地方政府推行的“公司化”经营模式。目前，中国85％以上的城市对出租车行业采取公司化的管理模式，此模式普遍受青睐的主要理由即在于“便于管理”。公司化经营是一种出租车公司享有出租车所有权和经营权，司机向公司交纳风险抵押金和承包款（即份钱）承包经营的经营模式。

而这一方面暴露了行政管理的“懒政、低能”，另一方面也极大地阻碍了出租车市场化的放开。因此，无论出于市场经济的要求考虑，还是为了提高居民幸福指数，出租车改革问题已然迫在眉睫。(一)鼓励出租车个体化经营

所谓的公司化管理，名义上虽则受政府委托，可在本质上仍属于政府在经营。说到底，只要在行业管理上一天不能实现“管办分离”，行业的经营活力就一天不能被解放。交通部门只有主动放下由“政府主办”带来的蝇头小利，主动作为，真正将公众出行纳入公共管理服务体系，为出租车行业个体化经营定标准、侧尺度，当好裁判员，让经营个体千帆竞渡，才能彻底激活一潭死水，出租车市场繁荣的春天才会到来。果真如此，不但老百姓“出有所乘”，出租车司机的岗位也会实现优化配置，反过来刺激“公司化管理”水平的提高，最终呈现的必然是政府和群众“双赢”的局面。

（二）“份子钱”由政府指导变为市场调节

出租车月缴定额不再实行政府指导，由市场调节。企业根据经营成本、市场供求变化、驾驶员营收状况等因素，以自愿为原则，与驾驶员协商月缴定额（份子钱），并按规定做好明码标价和公示工作。“份子钱”由政府指导变成市场调节后，行业主管部门将引导企业和驾驶员平等协商，这样有利于保护驾驶员的利益、促进出租车企业转型升级。

（三）鼓励企业与驾驶员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首先是鼓励企业建立与驾驶员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收入分配模式，鼓励企业采用灵活多变的单班、双班、多班、分时制等承包和结算模式，与驾驶员收入分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减轻驾驶员负担，确保行车安全。以往的承包经营期是1年、5年或者10年，经营期很长，出租车驾驶员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受到网约车的影响，出租车行业利润下降，出现驾驶员流失的现象，有一些车甚至因为没有驾驶员而停止经营。所以现在鼓励企业和司机建立多样化的承包模式，比如有些公司推出了一天、一周或者一月的承包模式。

交通部门将督促企业依法依规处理驾驶员的合理诉求。企业要加大对驾驶员的关爱力度，尽可能解决驾驶员的后顾之忧。要认真听取驾驶员的合理诉求，对于驾驶员提出的企业收费项目过多、车辆违章企业重复罚款、车辆保险购买不足等问题，各企业要依法依规处理，保障驾驶员的合法权益。不得在合同约定之外乱收费用，增加驾驶员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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