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十八大后中国怎样反腐败才会有效[五篇范文]

第一篇：郑永年 十八大后中国怎样反腐败才会有效

www.xiexiebang.com 郑永年 十八大后中国怎样反腐败才会有效？

刚刚过去的中共十八大把反腐败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新领导层一上任也即刻把反腐败提高到其最高的议事日程上来。反腐败方面的新发展对中国政治意味深远，具有多方面的含义。首先，把反腐败提高到执政党那么高的议事日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的腐败本身也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实际上，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国政治充满了腐败的丑闻，从基层一直延伸到顶层。十八大结束没有几天，就有多名高官被暴露出腐败案件。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很少见。其次，腐败的深度和广度，已经深刻影响了执政党的形象和合法性。很多年来，高层一直在警告全党，腐败会“亡党亡国”。现在，各方面都已经感觉到了，如果腐败不能得到整治，那么“亡党亡国”越来越具有现实性。其三，新领导层展示了反腐败的巨大政治决心，在最低程度上减少腐败对执政党所能产生的致命影响，在最大程度上提高和巩固执政党的合法性。很简单，如果执政党继续腐败下去，哪有能力来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

不过，人们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反腐败才有效？反腐败早已经不是新鲜事。改革开放以来，每一届新领导层和新政府都是反复强调反腐败的，反腐败运动也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同时，中国也一直在向世界所有清廉的国家和社会学习，学习它们如何有效反腐败。到今天，能学的，已经学了；能做的，也已经做了。但为什么腐败还是继续变本加厉呢？这才是需要人们深刻思考的。

一句话，中国并没有根据中国体制本身的特点，来设计反腐败体制或者机制。那么中国体制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如果说多党制国家的主要特征是外部多元主义，中国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内部多元主义。本栏曾经多次强调，中国内部多元主义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内部多元主义过度。这种内部多元主义如何表现在反腐败方面的制度特征上呢？又如何对反腐败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呢？

概括地说，表现在反腐败方面，内部多元主义主要表现为反腐败机构过多，内部权力过于分散，不够集中。不仅党、政、人大、政协等等都设立了反腐败机构，主要组织和机构都有自己的反腐败机构。较之其他所有国家，中国的反腐败机构是最多的。

太多反腐败机构相互掣肘

内部多元主义产生了诸多弊端。首先，内部反腐败机构过多的逻辑结果，就是反腐败责任极其不明确。这就导致了中国传统中典型的“和尚与水”的关系，即“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机构众多，又不互相协调或者协调得不好，导致了太多的权力内耗，各个机构之间矛盾重重。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不同机构具有不同的利益。尽管各个机构名义上都是为了反腐败的，但实际运作的结果就是权力的争斗，反腐败反而演变成每一机构的“副业”。这是所有官僚机构运作的逻辑。因此，只有把众多的机构整合起来之后，它们的利益才能一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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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机构众多会给腐败提供很多机会。为什么？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机构众多，反腐败不力；第二是，反腐败责任不明确，使得腐败有机可乘。其三，反腐败机构众多也导致了这些机构本身的腐败。因为所有这些反腐败的机构从属于不同的上级机构，因此，其它的机构有多腐败，反腐败的机构也必然有多腐败，甚至更腐败。反腐败机构往往掌握着有关腐败的信息，这些部门的领导人更有技术和手段不仅来进行腐败，而且能够逃避反腐败。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公检法系统，是最腐败的一个系统的主要原因。

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各个反腐败机构派大量的干部官员到香港和新加坡去考察，学习这两个政府的反腐败经验。也应当说他们学到了不少经验，但一旦放到中国的制度环境里，这些在新加坡和香港非常有效的举措便不再有效。所有到这两个社会考察的官员都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香港的廉政公署和新加坡的反贪局都很小。一个小小的反腐败机构就造就了一个清廉的政府。在这两个社会，除了人们一般所说的高薪养廉、政府透明等因素外，就反腐败制度本身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权力高度集中，责任高度明确。反腐败机构又直属最高领导层。一旦发现腐败，应当承担责任者就非常明确。也因为责任明确，反腐败机构在预防腐败方面更是尽职。当然，另一个特点是，无论在新加坡还是香港，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也非常得力。

很显然，当内部多元主义导致着诸多负面效应的同时，外部多元主义缺失更进一步使得腐败不可收拾。外部多元主义并不是说，中国要像其他国家那样，设立反对力量或者反对党。反对党并非反腐败的有效机制。很多人相信，只有多党制才能反腐败。但从经验看，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世界上那些实现多党制的社会，也同样非常腐败，甚至更为腐败。从外部制约来看，社会的参与要比反对党的参与更为有效。反对党的参与就是要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之后也往往同样腐败。而社会的参与较少政治性，更多的是为了一个清廉政府，因此更能有效地反腐败。不过，在中国，社会并没有有效的参与反腐败管道。一些制度例如举报制度一直存在着，但往往是名不符实，在很多方面也会产生很多负面效果。应当指出的是，在互联网产生之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很快的变化。不过，社会对反腐败的参与总体上看，仍然是需要通过非正式的管道。

那么，通过怎样的制度改革才能实现有效的反腐败呢？

一句话，要大力减少内部多元主义，强化反腐败机构的权力。这方面，可以参照近年来大部制建设的经验，设立一个反腐败大部制，整合目前各个反腐败机构。当然，在这个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不同的反腐败部门。同时，这个结构应当直属最高领导机构。

面对大面积的腐败，如何入手？在反腐败的手段和政策层面，人们需要一些新思维。除非发动毛泽东时代那样的大面积的群众运动，全面反腐败不仅不可能，也很难有成效，更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反弹。毛泽东时代已经过去，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群众运动也过去了。面对新时代，人们应当换一种思维。首先，反腐败要依靠已经开始出现的“竞争性政治”。近代意义上的政治已经在中国开始，那就是干部官员之间的“竞争”。目前的这种竞争，因为明文 www.xiexiebang.com 规则的缺失，仍然很不规范，但最终逐渐会规范起来。各国政治经验表明，政治竞争本身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暴露官员的腐败。实际上，今天中国很多腐败案件的发生（包括那些在互联网上曝光的案件）与其说是反腐败的结果，倒不如说是“政治竞争”的结果。对执政党领导层来说，所需要的是要利用“政治竞争”这个大趋势，而不是阻止这个大趋势。

要给清廉一个机会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要给清廉一个机会。中国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于清廉者没有生存的空间。很多腐败官员并不是一开始就腐败的，而是“屁股指挥脑袋”，到了一个腐败的环境，就不得不腐败。在党内，也并不是每一个官员都想腐败，也有一些官员不想腐败，但在全面腐败的环境里，“清廉”就成为一个人的巨大负资产。因此，应当考量的是如何给清廉一个机会？这是有可能的。例如可以通过人事录用机制，在任命官员的时候，可以问其是否愿意公开财产。如果不愿意者，那么不被任用。这至少可以避免“带病上岗”的局面，就是那些已经腐败的官员不再被继续任用。这部分人肯定很大量，不可能人人都被查。但即使不去查他（她），至少可以中断其生涯。而那些愿意公开财产的官员，则可以被继续任用。

从具体的制度设计来看，也有很大的空间来改进反腐败的制度能力。首先，反腐败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一个道德委员会。腐败既可以是狭义上的经济腐败，也可以是其他方方面面的，例如性贿赂、包二奶等等。这方面可以经过道德委员会来处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设立有针对官员操守的道德委员会。在中国，道德委员会可以强化党政官员的职业伦理。中国历来被视为是一个道德国度，对官员的道德压力不仅必要，而且也可以对官员产生巨大的道德压力。

其次，反腐败不能是“左手”反“右手”。在一党制下，反腐败不力往往是因为“左手”反“右手”之故。大量的腐败都发生在“一把手”群体，也就是党的主要领导和其相关的官员。“党的领导”原则表明党的主要领导的重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反腐败？要通过制度设计。反腐败机构要错位设置，“下管一级”。和干部任命制度一样，对下一级官员的监督和检查要有上一级反腐败机构来做。也就是说，反腐败的权力不能由同一级官员来行使。同时，反腐败机构的工作人员的收入来源等等，都要和同一级政府割离，保证他们不受同一级政府的影响。

中国的腐败已经高度社会化，侵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各国经验来看，在如此广度和深度的腐败环境中，只有通过培养清廉官员，从精英开始，然后逐渐扩展大社会的各个领域，最终才会有建设清廉政府和清廉社会的可能性。

在减少内部多元主义的同时要增加外部多元主义，即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但外部力量反腐败也必须体现为制度行为。例如，社会审计制度很重要，很多方面可以让专业的审计组织，尤其是那些具有良好声誉的审计机构来参与反腐败。这样可以避免内部审计的弊端。www.xiexiebang.com 这应当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政府向社会收购服务。

再如，要有效利用媒体的力量，尤其是新媒体的力量。媒体至少能够为政治和行政的黑箱操作投入一些阳光。媒体不仅仅可以揭露腐败，更可以产生强大的社会压力。腐败能够大行其道，能够招摇过市，主要是因为没有阳光。如上所说，中国的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已经开始在揭露腐败方面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但这方面需要提高其制度化的水平，而不能一直停留在偶然和自发的水平。如果没有有效的法制的支撑，社会自发反腐败所要承担的高成本和风险，会使得反腐败不可持续。

总之，反腐败是一项综合政治工程。要找到重大的突破口，制度设计最为重要。如果继续依赖于传统运动式的反腐败运动，继续依靠超越法治的政治手段，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最终会导致更多的腐败。要遏制人性的腐败，一整套可以导致清廉行为的制度是根本。

第二篇：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政策分析

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政策分析

2014-05-26 15:30 来源： 人民论坛网 作者： 都奕男 字号：

中共十八大提出“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从两次重大会议关于反腐政策的措辞来看，中国共产党汲取了苏共亡党亡国的深刻教训，充分认识到腐败对执政稳定及权力合法性的严峻威胁，将反腐工作提升到关乎党的执政基础和国家存亡的高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管理体系”的反腐倡廉改革总方针，明确了今后五到十年的反腐工作发展方向反腐政策导向也由侧重教育、防控转向强化惩处监督、推进制度建设。针对上述变化，本文将对十八以来中国反腐政策进行简单梳理分析。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政策基本情况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反腐败工作十分重视，作为反腐工作的牵头部门，中央纪委监察部对反腐败工作开展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从组织机构上讲，原党风廉政建设室与原纠风室合并，成立“党风政风监督室”；原执法监察室和原绩效管理监察室也合二为一，成立新的“执法和效能监督室”；负责案件办理的纪检监察室由之前的八个调整为十个。从工作内容上讲，《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提出“把不该牵头或参与的协调工作交还给主要责任部门，集中精力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总体来看，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政策主要有一下几个特点：一是加大了腐败案件的查处力度。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中央纪委监察部加大了腐败案件查办督办力度，2013年仅直接查办或督办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件便有145起，被立案查处的省部级干部达19名，是1987年以来查处省部级领导最多的一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21起，处理30420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7692人。二是转变监督理念。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于2013年9月2号正式上线发布。与中组部相比，中央纪委首先去神秘化，着力将网站打打造权威发布平台、宣传教育平台、工作展示平台、互动交流平台、网络监督平台和纪检监察业务数据库。三是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制度规定告别假大空，更加注重实际操作性，相继出台《八项规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等制度。四是领导带头示范。中共中央政治局明确提出，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反对特权，不允许有特权党员、特权干部。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更是把纠正“四风”列为主要内容，奢侈浪费问题、公款吃喝问题、公务消费问题等等都得到了遏制和规范。

二、当前反腐败政策转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处于改革的深水区，面临着利益的再调整与分配，腐败案件处于高发持续增长的态势，滋生腐败的土壤存在，腐败严峻形势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同时还与惩治腐败力度不够、权力监督不足有关。官员的腐败带来显性的问题是经济损失、政策失效、市场无序等等，隐性问题是败坏国家形象，威胁执政地位。对政权执政合法性而言有两个关键，即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与权力运行的合法性。就中国共产党而言，在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尚存争议的情况下，维护从权力运行的合法性是唯一途径，这就倒逼执政党必须重视权力运行过程中贪污腐败问题的解决，通过惩治腐败，赢得民心，树立威信，稳固持续执政基础。执政党还需要以反腐败为工具，通过打击高级官员的腐败，树立政党威信，平息斗争，维护团结，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反腐败的选择性和政治性。官员贪腐在历史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尽管无法根治贪腐，但是对贪腐的“零容忍”的信仰应该牢固树立。

三、当前反腐政策实施的必要性

如果说一个人的腐败可能是个人品质问题，群体腐败恐怕就有体制的问题。公款高档消费、公款出国旅游、公车私用、公款送礼、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等等一些浅表现，在一个阶段成为从基层官员到高级领导私相授受的潜规则，成为阻碍国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剥离民心的离心机。

从维护执政稳固的角度出发，执政党需要以治标为手段，以治本为目标，肃清官僚全体的贪腐之气。“老虎”、“苍蝇”分别代表了大贪官、小贪官，同时也代表了贪腐方面的“大问题”、“小问题。“八项规定”、反“四风”，都是从小处着手，侧重小问题的解决，重制度建设，对调研、会议、简报、出访等做了详细的规定；强监督检查，针对落实情况，中央纪委连续多次通报全国违反八项规定典型案件。最近出台的惩防体系五年规划提出“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论什么人，不论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这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设定了红线，党的更高一级别干部不再有护身符、免死金牌。中央纪委作表率，带头抓“老虎”，地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积极响应“抓苍蝇”，合理肃清贪，从治标做起，重视小问题的查处，短期见效快，更容易赢得民心。

从维护中央权威，确保政令畅通的角度而言，需要依托反腐败树立威信和权威。在处理与地方省市、各利益集团关系的问题上，反腐败是平衡博弈的极佳工具。新一届党和政府的领导班子要推动改革事业，要依托税收改革把住钱袋子，也需要通过反腐败控制地方党政领导的前途命运。中央对省部级领导腐败疾风骤雨式的查处，既是响应群众呼声的需要，又是树立权威，确保政令畅通的需要，可以为破除地方部门利益深化改革扫清障碍。

从实现反腐败战略角度而言，需要从战术战役层面的转变。与以往历届党和政府相比较，本届政府在实现反腐战略目标的方式和手段上做了转变。首先，网路平台拓展了信访案件举报受理渠道，有效发挥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利于及时掌握群众反映强烈的贪腐问题。网路平台及时发布腐败官员的查办情况，让谣言止于事实，保障了民众的知情权，也梳理中央纪委的权威。其次，推进制度建设，加强了制度落实的监督。《八项规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等新近出台的制度，更加贴近实际，可操作性更强。最后，推进党的纪检监察双重领导体制，强化巡视工作。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为纪委的同级监督提供了保障。

四、当前反腐政策的问题与不足

十八大以来反腐政策的实施，在惩治官员腐败，祛除奢侈贪腐风气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也看到，以“八项规定”、反“四风”、“肃贪”为代表的整风反腐动作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具体有以下两点：

一是整风力度大，利于肃贪，但远期反腐程度口径政策不明朗，不利于干部队伍稳定，影响官员办事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惩治相配套的激励手段尚不完善，禁止大吃大喝、公款送礼等举措虽然有效地规范了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但因为与香港、新加坡等国家相比，中国公务员存在收入水平不高的状况，尤其是基层公务员收入明显偏低，激励政策一旦跟不上，势必会促进优秀人才的流失，影响着公务员队伍的团结与稳定。

二是制度建设明显滞后。近期中央纪委出台的文件更侧重治表，治本性机制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以不动产登记、财产公示为代表的釜底抽薪式举措因各种主客观原因迟迟无法出台。因案件查办实际需要，“重受贿打击，轻行贿惩处”的法律制度修订短期难以实现。此外“八项规定”为代表的规范性文件，规范过于笼统，与其配套实施细则尚未出台，对具体行为界限的细化规定缺乏，随着“八项规定”政策的落实，操作性不足的弊端日益显露，政策落实经常产生过犹不及的问题，给日常公务工作的开展带来极大的不便。

第三篇：郑永年：广东改革与中国的未来

广东改革与中国的未来

作者：郑永年 来源：《凤凰周刊》2012年2期

眼下世界各国都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尽管中国在继续发展和崛起，但外界对中国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甚。如何理解中国?在很多方面，广东总是“先行一步”，广东的各方面的改革因此往往具有全国性意义。广东成功了，就可以成为全国的典范。反之，如果不成功，那么就要寻找新的改革出路。因为广东这个特殊的定位，中央政府往往把一些改革的试点放在广东，而广东的历届领导人也有很大的动力来寻求新的改革思路。对外界来说，从考察广东所发生的入手往往就可以看到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变革，都要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上去观察。

经过几年的积极探索，广东的改革路子不仅已经成型，而且正在转变成为实际的政策。即1.经济方面围绕着“腾笼换鸟”的产业升级;2.行政体系改革;3.社会改革。这些政策，显示广东更注重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去持续推动改革而不是依赖国家的短暂动员。

这些方面同时也为中国的总体改革寻找着新的方式和途径。无论成败，广东的改革都关系到国家的未来。产业升级受误解 广东一直被视为成功的市场化经济改革模式。但是很多年来，广东的发展越来越缺少动力，被其他地区所超越。下一步如何走? 珠江三角洲在过去几十年里成为世界大工厂，但大多是低附加值产品，依赖的是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加上环保问题，这个模式显得不可持续。这一点，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已经显现出来。亚洲“四小龙”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已经有多次的产业升级，尤其是新加坡和韩国。任何经济体的产业升级不容易，但必须要有产业升级的意识和概念，没有这个意识和概念就不会有升级。

在广东的一些地方领导中，这个概念就不是很强。尽管发展已经三十多年，但产业还是停留在原地。人们说，广东三十年前开始使用农民工，三十年后仍然使用农民工。这就是个大问题。尽管广东为整个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即吸引了数千万的农民工，但因为廉价劳动力的源源不断，也对产业升级造成了很大的阻力。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土地一直是投资者来广东的主要动机。来广东投资的厂家的技术创新动机并不强。很简单，如果通过廉价劳动力和廉价的土地能够赚取足够的利润，那么还要做技术创新干什么呢?但如果广东的产品的附加值提不高，那么广东很难有前途。

“腾笼换鸟”的目的就在于产业升级。但这一政策一出台，就发生了金融危机。因此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就出来反对，说政 府应当根据市场的客观规律行事，不应当施加压力来“腾笼换鸟”。这些经济学家并没有充分的道理，只是根据经济学教科书的道理来看广东的产业升级问题。西方国家在产生升级过程中，市场的确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在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经济体中的韩国、新加坡和台湾，产业升级都是政府来推动的。这大大缩短了工业升级的时间。

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必须对产业升级做科学的理解。产业升级至少有两种形式。一是不同产业之间的升级，例如今天生产鞋帽，升级后就生产电子产品。二是同一产业链上的升级，就是增加产品的技术成分。鞋帽本身可以升级。意大利生产一件名牌服装，中国要生产多少件服装呢?亚洲“四小龙”更多的是第一种形式的产业升级。因为国土面积小，土地有限，它们不得不放弃一些附加值低的产品。但中国那么大的国家，不应当轻言放弃一种产业。珠江三角洲的一些产业可以转移到广东的边缘地区，或者中国的其他地区。这就是“腾笼”。然后，再引入先进的产业。同时，珠三角也可以通过提升产品的技术，追求同一产业链的升级。这两种方式都可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实际上，产业升级的问题不仅仅是广东的问题，中国所有经济区域迟早会面临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广东的产业升级不仅仅是要为广东找到未来，而且也是要为整个国家找个未来。很多人现在很担心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全国而 言，很多省份的人均GDP还远未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讨论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但对广东来说则是再也真实不过了。广东人均GDP已经达到7000美元。并且和单纯的城市如北京、上海不一样，广东能否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对整个国家更具有指标意义，因为其规模就相当于世界上一些中等国家，并且具有城乡差别。广东如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是广东下一步经济改革的内容。怎么改?从国际和东亚经验来看，除了继续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没有其他更多的选择。这里分两部分，就是“社会主义”加“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继续深化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尤其是对国企实行市场化。只有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才能继续把蛋糕做大。现在一些人把改革仅仅理解为分蛋糕。政府主导的分蛋糕很容易，但不可持续。只有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才可继续分蛋糕。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否则光强调分配，中国又会倒退到毛泽东时代的贫穷社会主义。同时，社会主义意味着在社会领域增大政府的投入，建设社会制度，提供社会保障。总之，如果说早期的改革者错误地把经济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今天的改革者也不要再次错误地把社会政策应用到经济领域。经济领域的改革和社会改革领域要区分开来，同时这两个领域的改革一同推进。其实即使是社会改革也不仅仅是分蛋糕，而是为继续做大蛋糕创造社会条件。向社会分权 广东的社会改革条件远较其他省份和地区好。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社会成长很快。广东以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为主体，这是社会成长的经济条件。

社会改革至少具有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社会制度的建设，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卫生、教育和房地产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尤其是广东，已经成为了世界制造业中心。广东经济很脆弱，因为其很容易受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西方贸易保护主义、人民币升值等都会对广东经济构成具有实质性的影响。所以，中国的经济要从出口导向转型成为内需型经济，必须花大力气建立消费社会。建设消费社会就必须进行社会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卫生、教育、住房，这些基本的社会体制建立好了，就可以为消费社会打下一个社会基础。中国老百姓不是不会花钱，而是不敢花钱。只有把社会体制建设好了以后，老百姓就可以去花钱。广东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已经有能力来做这些社会制度建设了。

所以并不是说，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做蛋糕，社会体制改革就是分蛋糕。社会体制改革也是为了继续做大蛋糕，为做大蛋糕打下制度基础。进而，如果社会制度不能确立，不仅消费社会无望，社会也就会变得很不稳定。社会体制改革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因此是不矛盾的。怎么样让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就是要进行社会体制的改革，要把社会保护好。社会改革的第二方面就是广东现在大力提倡的建设“小政府、大社会”这样一种格局。这个政策目标实际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提出来了。但当时中国刚刚开始偏离计划经济，社会还没有发展起来。就是说，大社会毫无条件。但现在不一样了。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已经导致了社会力量的成长。广东现在慢慢探索出一条“大部制—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强调社会管理。但人们对社会管理并没有很深刻的认识，认为社会管理是政府管理社会。政府管理社会只是社会管理一部分内容，并且不是主要内容。社会管理最主要的就是社会的自我管理。要社会学会自我管理，首先就要求政府向社会分权。社会没有足够的空间，很难发展出自我管理的能力。从前谈分权总是在不同政府层级之间的分权，也就是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的分权。企业改革过程中，又增加了一项，就是政府向企业的分权。向企业分权很重要，企业没有自主权就很难作为。那么，今天讨论社会管理，我们还必须再加上一项新内容，就是政府向社会的分权。比如很多行政审批的东西，完全可以分给社会去做。

不向社会分权哪有大社会?不向社会分权，哪能建设小政府?减少政府的功能，社会的功能就增加了。这方面人们的认识很容易很肤浅。中国政府是最累人的，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官员总 有做不完的事情。很多官员都有勤政的品德，但勤政并不见得做得好事情。什么都做，自己累，老百姓也累。把社会本身可以做的事情政府来做，无论做得好坏，社会都会有意见和抱怨。分权之后，应当政府管理起来的东西，政府就应责无旁贷地管起来。比如社会制度建设、法律制度建设，尤其是司法，如果政府不管监狱，那么就变成黑监狱了。

政府和社会都有自己的边界，但也有一些政府应当管但社会也可以管好的领域，在这些领域，政府也应当把权力下放给社会。例如，政府可以向社会收购服务。这里，政府和社会可以结成“伙伴关系”，类似于顺德所提的政府和社会的“协调共治”。考虑到中国历史上，政府总是凌驾于社会之上，“伙伴关系”或者“协调共治”要用法律来保障。一些地方缺少立法权来做此保障，但可以用契约的方式来保障。

社会改革的第三方面就是社会的参与。社会的参与具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要解决执政党及其政府官员和社会的严重脱节问题。这是中国政治目前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第二是要平衡好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民意的崛起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互联网、微博等已经成为表达民意的有效途径。但也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面对多元化的民意，一些领导人不敢决策，不敢负责任。干部官员“既不要当人民大老爷，也不要当人民的尾巴”，怎么办?这个问题也需要通过社会改革，确立社会的参与来实现。这方面，广东也已经有了改革的设想。例如顺德社会体制综合改革提出，要建立“两代表一委员”倾听民意、联系社区制度，借鉴香港、新加坡的议员和执政党员密切联系群众的做法，以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为契机，以党代表工作室为载体，党代表为核心，联合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社区定期听取群众意见，并跟进、督促政府解决问题，同时继续加大公共决策咨询机构的组建力度，实现全覆盖，并完善咨询工作各项制度，推动社会各界代表共同参与政府决策和公共事务的讨论。目前顺德区、镇、村三级咨询体系初步建立，三大改革也成立了评审咨询委员会。

党代表和人大代表工作室在中国尤其必要。执政党要沉下去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经验。听取民意要制度化。这个目标并不是干部下去跟老百姓住在一起一段时间就能实现。住一两个星期是可以的，但问题是如何做到可持续发展。

顺德决策咨询委员会的做法也有助于执政党和社会的关联。但咨询的专家不能是固定的，任何一位专家不是万能的，只能专注某个领域。所以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是不能固定的，应当具有灵活性和开放性。如果咨询委员会什么事都管的话，那又很容易变成一个既得利益。要有开放性，不然又变成一个官僚机构。任何东西固定化以后就又会产生它的既得利益了，所以决咨委要引入开放性。只有开放，社会才能监督政府;只有开放，社会才能介入进来，才能达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只有通过政府和社会的互动，才可以明了一个社会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一个只有眼前利益的政府，治理是不可持续的。执政党要强调社会的长远利益，引导社会追求长远利益，这是执政党“领导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行政改革须碰党政关系

历史地看，大多数基本国家制度都必须在民主化发生之前建立，民主化之后就没有机会了。健全的基本国家制度，加上可持续经济发展带来的中产阶级，是优质民主的前提条件。没有基本国家制度建设，没有发达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民主化可以发生，但必然是劣质民主。我们在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可以观察到这种情况。从长远来说，中国也必然会发生民主化。我们应当提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民主化，而是如何避免劣质民主，而追求优质民主。

行政改革，社会制度建设，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这些都构成了民主化前中国必须完成的任务。

这些年，广东的行政改革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模式，即深圳模式和顺德模式。深圳为副省级城市，深圳成功了，就可以为副省级城市和省级城市的改革提供经验。顺德可以说是县级市。县级尽管处于中国行政体制的低端，但这是一线政府，是整个政权 的基础。一线政府的改革因此关系到整个政权的基础问题。

顺德的改革从表面上说似乎没有新意，但人们或许已经注意到顺德改革的很多方面涉及到党政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合署办公”。也就是上面讨论过的“小政府”的构造。行政部门只是中国广义政府的一个部门，如果行政改革不包括其他部门，尤其是党的组织，那么“小政府”将是不可能的。

深圳的改革已经涉及到中国政治体制中两个核心问题，一是中国的行政层级问题，二是权力分工与制衡问题。中国的行政级别实在太多。改革开放之后行政改革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把当时的“行署”实体化，从而把县和省隔离开来。县政府在传统中国政治中是最重要的一线政府，必须和中央政府建立最直接的联系，但现在，县政府被大大边缘化。中央的权力经过层层消解到了地方就变得无影无踪，而地方上的声音也经过同样的过程的过滤到达不了中央层面。就是说，中央政府和基层社会因为中间官僚层的层层阻隔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中国基层社会这些年出现那么多的事情，甚至是黑社会化，这和县这一最重要的一线政府被边缘化是有关联的。行政层级过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体制的最大的缺陷。

因此，如何缩短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距离或者减少中间官僚层是体制改革的一大重要议程。如果把深圳和顺德的改制一同考量，意义更加深远。如果(副)省级城市和县级城市改革成功了，省级 和县级之间的行政层级就会失去实质性的意义，从长远来看就可以加以取消。这会大大提高中国的体制组织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深圳改革的第二方面是行政三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行政三分无疑是为了决策的合理化和权力的制约，从制度上防止腐败。中国不想走西方的道路，即“三权分立”。既然外在的三权分立不可能，那么只能往内部找。但行政三分是否可以达到既定的目标?深圳改革的遗憾无疑是没有把党政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考虑在内。

深圳这一改革主要想借鉴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建立行政主导的体制，既有效率，也不腐败。但是香港在回归之前没有政党政治，所有政治是英国人的事情，香港本身的行政体制只仅仅是一个执行机构，这就保证了行政主导体制。但在回归后，因为政治属于香港人自己的事情，因此现在面临重大的挑战。主要是因为行政主导体制没有强大的政党政治支撑。与之相比，新加坡的行政主导体制的效率和清廉的基础是人民行动党的一党独大制度。

因为政党体制的改革涉及到了总体政治改革的问题，因此可以理解，深圳的改革似乎回避了党政关系，正是因为这种回避，人们就有理由质疑其可以取得的成效。从反腐败方面来说，因为没有涉及到党的改革，党权还是不可制约。人事任命的最终权力还是在党，行政三分没有任何可能来制约党权所能产生的腐败。再者，这种内部分权会对行政部门的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从成功的国际经验来看，行政改革一定要与政党政治的改革结合起来。只有当政党政治能够消耗政治的时候，行政部门才会聚焦于效率和清廉。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这必然要涉及到执政党和人大、政协机构的关系，例如党如何通过人大和政协来代表社会利益，组织和监督政府。

从这一点来看，顺德的改革显得更具有意义。顺德这次改革不仅没有回避党政关系这个问题，而且有了新的做法。顺德的做法是逐步走向一个党政合一的制度。党政关系应当怎样?在现在的体制下，不同的行政层级，党政关系是一个模式。实际上，不同层级可以有不同的模式。中央层面现在比较明确，即党政分工。那么地方政权呢?顺德是县级市，属于基层。看来党政合一制度有其很大的合理性。县级政府是一级政府，是政府和社会的直接关联点。这一级政府必须具有实际上的权力，也必须具有行政效率。顺德改革使其从上一级(佛山)政府取得了实质性的权力之后，再行党政合一，提高和强化其行政效率。一级政府，无论是党还是政，面临的都是具体的民生问题，过去党政两套班子所形成的“权力内部消耗”在大大阻碍了行政效率的同时也和社会严重脱节。党政合一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可以把这一级政府的“行政责任制”(政府方面)和“政治责任制”(党方面)有效统一起来。从长远来看，这种体制比较有利于一个对社会负责的清廉的政府出现。改革必须自上而下

深化经济体制、社会改革和行政改革，广东这些方面的改革正在协调进行。在很大程度上说，广东已经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改革模式。尽管这一改革模式基于广东的经验，但也可以推广到全国的其他省份和地区。这些领域的改革意义已经超越了它们各自的领域，而具有了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但即使是广东所不能做到的事情，例如建立行政主导体制，对整个国家也具有参照意义。

这表明，不是所有的改革都可以在地方层级开始，也不可能自下而上地推行。很多的改革必须自上而下地进行。没有广东政府的动力和协调，改革就很难成功。执政党和政府必须通过设计改革和推进改革来牢牢掌握领导权。对有利于社会的长远利益的事情，有利于国家的事情，看准了，就不要犹豫不决，就要去做。只要目标正确，追求目标过程中即使遇到一些挫折，也没有关系。对广东来说是这样，对整个国家来说也是这样。

第四篇：浅谈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意义

浅谈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意义

摘要：建党以来，我们党一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把反腐倡廉作为自己的原则立场和重要任务。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重大意义是树立良好的革命政权形象,用以防止腐化，密切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培养党的优良作风，增强民众对党的信任。关键词：反腐倡廉 党风廉政 从严治党

十八大以来，全国已共有55名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铁腕反腐、涤荡“四风”，是中共十八大以来赢得民心的一大政绩。这已成为国内外各界的共识。反腐败正在不断打破“禁区”和“惯例”。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反腐力度，预示着中共反腐正进入“新常态”。在被查处的55名高官中，副国级以上共3人，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共7人，中纪委委员1人。中央部门和国家机关等共计12人，军队系统2人，央企高管共5人。地方的“大老虎”来自全国19个省份，其中，山西为“重灾区”，累计7名“老虎”落网;其次为江西和四川，分别有3人;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海南、云南、内蒙古等7省份各有2人;其余9省份均为1人。目前仅北京、上海、山东、吉林、河北、浙江、福建、甘肃、宁夏、西藏、新疆、黑龙江等12省份未出现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2014年10月11日中央纪委公布的江苏原省委常委、原秘书长赵少麟退居二线8年后被查，以及首位落马的高校正部级官员、国家行政学院原常务副院长何家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由于笔者地处广东东莞高校，所以上述55人中的万庆良就可以作为案例进行讲授，因为他是目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唯一一位广东省高官。2014年10月9日，广东原省委常委、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另外，广东省2013反腐成绩骄人：共38名厅级干部、421名处级干部和4132名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被查处“；三公”经费也下降明显：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经费同比下降13.2%，公务接待经费同比下降14.6%，出国（境）经费同比下降25.4%。彰显广东省内反腐败成果的案例很多，较为突出的有2014年7月11日，原广州副市长、增城市委书记曹鉴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14年9月5日，原东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梁国英被开除党 籍和公职等。这些反腐成果大快人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并实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适时修订，具有要求严格、高度聚焦、衔接紧密的鲜明特征，“制度笼子”深深刻上了时代的烙印。责任追究这道难题被破解，监督执纪采用很多新举措，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有新发展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新成就，“三公经费”支出大幅下降，公职人员底线意识明显增强，健康监督文化氛围开始形成，当党风政风带民风加速提纯。

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说：“保持坚强政治定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聚焦监督者执纪问责，深化标本兼治，创新体制机制，健全法规制度，强化党内监督，把纪律挺在前面，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不断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成效。

反腐倡廉亦称“惩腐倡廉”。即反对腐败，倡导廉政，是廉政建设的基本内容，思想道德建设的集中体现，是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防止权钱交易，提倡廉洁自律，建立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要廉政就必须反腐，而反腐才能廉政，古今中西概莫能外。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反腐倡廉”，尤其在经济体制转换的改革开放的时期，更是把“反腐倡廉”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行动纲领。

当前，腐败现象多发，滋生腐败的土壤存在，一些社会文化促进了腐败现象的发生，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是全党的重大政治任务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必须从思想上警醒起来，坚持惩治和预防腐败两手抓、两手硬，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我国当前党内腐败呈现出的特点主要有：第一，腐败的群体性特征明显，涉案人员众多，并且他们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同时在经济上互 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第二，“一把手”腐败非常突出，党政“一把手”的腐败行为又导致其下属各个部门负责人的违纪违法。第三，“外向型”腐败日趋明显，都形成了国内犯罪，国外洗钱的链条。第四，资本积累型腐败日益显露，腐败分子已经不满足于一般生活上的富有和享乐，违纪违法的目的从追求消费享乐型向资本及类型转化。第五，腐败的规范化特征越来越明显，我国的腐败已经进入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均衡时期，出现了笑廉不笑贪的社会风气。

反腐倡廉建设是我们党在当前形势下必须始终抓好的头等大事、头等政治任务，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必须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全党同志特别是党员干部，一定要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党员干部必须以身作则。

首先，深入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中央关于加强党风廉正建设工作的要求，开展现实工作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深入党风廉正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必须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开展党风廉正建设，要按照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是坚持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全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通过做好党风廉正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促进我们党始终坚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坚持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保持党同人心群众的血肉广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蓬勃朝气。深入开展党风廉正建议和反腐败工作，必须围绕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要务来进行。

再者，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全党动手。各级党委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有全面领导责任。要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发挥好纪检、监察、司法、审计等机关和部门的职能作用，共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支持纪检监察机关开展工作，关心爱护纪检监察干部。特别要注意保护那些党性强、敢于坚持原则的同志，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履行职责能力 和水平，更好发挥监督检查作用。

还有，党中央要建立健全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建设机制。第一点，建立健全群众参与的宣传教育机制，提高群众的参与意识，要充分调动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不断强化公众廉政理念，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反腐败信心，增强主动参与反腐工作的积极性；第二点，建立健全群众参与的组织引导机制，增强群众参与的有序性要进一步加强群众参与的组织引导，扩大群众有组织参与面。除在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民主党派人士、相关专家中聘请廉政监督员外，还应针对不同的监督事项，聘请一些直接从事特定工作的一线人员、普通群众，积极参与到反腐倡廉工作中；第三点，建立健全群众参与的保障激励机制，激发群众参与积极性要进一步完善落实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项制度，建立和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专家咨询论证、社会公示听证、决策责任追究等民主决策制度，完善干部民主选拔任用、重大事项倾听群众意见、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民主评议等民主监督制度，深化信息公开制度，尊重群众的知情权，接受群众监督。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非常重视反腐工作，注重政府的清正廉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它的奋斗纲领也决定了党与反腐败斗争到底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是政治本色。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 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

第五篇：怎样学习十八大精神（模版）

怎样学习十八大精神

（十八大精神学习教育）

授课人：陈周武

2012年11月14日

怎样学习十八大精神

授课目的：通过教育使同志们认识到学习十八大精神的重要性，为下一步全面学习十八大精神明确方向。授课要点：

一、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首先要准确把握十八大的基本精神，这是学习和贯彻的前提。

二、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重点要把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抓紧抓好。

三、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关键要大力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授课内容：

十八大总结了党的十七大以来５年的工作，回顾总结了34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从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出发，科学地总结了过去５年的工作和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基本经验，深刻阐明了我们党在新世纪坚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奋斗目标等重大问题，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奋勇前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胡锦涛同志的报告高屋建瓴，立意高远，内涵丰富，重点突出，思想深刻，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报告全面系统总结基本经验，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首先要准确把握十八大的基本精神，这是学习和贯彻的前提。“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则是十八大的灵魂。“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我们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确立“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的重要指导地位，是十八大的一个历史性贡献。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重点要把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抓紧抓好。党的十八大精神特别是胡锦涛同志的报告，博大精深、意义深远，要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必须花更多的时间，下更大的功夫。继续深入学习十八大精神，专题研讨十八大报告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尤其要把握好报告的主题和灵魂，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把全连人员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八大精神上来，统一到“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上来。要采取“紧扣主题、分层实施、联系实际、强化落实、加强监督”等手段提高学习效果，做到保质保量地完成学习任务。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关键要大力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这是学习和贯彻十八大精神的根本保证，只有学以致用，坚持用十八大精神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对十八大精神的理解，才能真正把十八大精神落到实处。在基层连队，联系实际就是要运用十八大精神指导、推动各类规章制度的严格落实和各项任务的高标准完成，从而全面提高全体官兵的综合素质，加强部队的作风建设，严格管理，优化流程，提高标准，确保安全，最终提高部队的整体战斗力。

讨论题：请结合自身实际，谈谈你准备怎么学习十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