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反腐现状

第一篇：国外反腐现状

为震慑和惩治腐败：

美国：早在1921年就出台了《预算和会计法》、《政府行为道德法》，以此来规范经济活动和政府行为；1978年又颁布《监察长法》，并通过《独立检察官法》，将任命独立检察官的做法制度化、程序化。奥巴马去年 11 月还签署了《加强检举人保护法案》，保护对象为检举政府官员腐败+浪费和滥用权力的联邦雇员(此外，法案加大了惩处打击报复检举人的行为力度，并在一些机构中派驻)检举人保护巡视员。

新加坡：制定了《防止贪污法》，对贪污调查局的职能做了全面规定，并赋予其广泛的权力，强化其侦查权限和侦查措施，增大其执法的权威性。对付贪污者，新加坡法律规定，除了要没收其所贪污的钱财，还要给予数倍、数十倍的罚款，并责令贪污者的上司与其一起接受处罚。1963年的反腐败修正案要求涉案嫌疑人必须与贪污调查局合作，出庭作证或接受询问1966年的两项修订案，一是即便当事人实际上没有受贿，只要有受贿意图，也可能获腐败罪名；二是规定《预防腐败法案》适用于新加坡驻外使领馆和驻外人员1981年的修订案规定受贿者要等额上交贿金，否则从重处罚。1986年，涉嫌受贿的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自杀，促使政府再一次推动修法，规定法官可以判决罚没因贪污获得的收益(如果被告已经去世，而其名下地产或资产超出已知收入来源的数额，可以视为贪污所得1989年，国会授权法庭冻结和没收贪污者的产业和资产。

韩国：2002年制定了《反腐败法》，并实行“内部举报”制度，严格保证腐败举报人的人身安全和自身利益安全。越南还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申诉控告法》，规定人民群众有权向有关党政部门、群众组织控告违反党纪国法的现象。

芬兰：制定了《公务刑法》；公务员直接接受的钱物和变相接受的馈赠如公费旅游、低息贷款等都被视为受贿行为，即使一些荣誉性质的利益也不允许，一旦受贿罪名成立，将立即被免职并接受进一步调查。新加坡对此行为的惩治则更为严苛，哪怕吃一顿饭，作为公职人员也会被视为违法，贪污受贿罪名一旦成立，不仅要被课以巨额罚款，还要被判5~7年的牢狱之刑。2011 年 7 月，芬兰电视四台披露了几名新当选议员过度使用出租车的事件，将当事人姓名和每月花费的出租车费悉数曝光(报道称，议会议员每年要花费 50万欧元坐出租车，约 100万欧元坐飞机，这些都是纳税人的钱(这一报道引发了芬兰民众的质疑(民众认为，芬兰公共交通四通八达，为什么议员办公不能搭乘公交车？那次报道促成议会此后对议员搭乘出租车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

瑞士：公务员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公务外出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借用公车，也可使用私车，按照目的地里程数每公里报销0.7瑞郎（1瑞郎约合6.5元人民币），不报销任何其他费用公务外出误餐费有明确标准，无论公务员职衔，早餐14瑞郎，午餐+晚餐为27.5瑞郎在物价高企的瑞士，27.5瑞郎甚至不够在中低档餐馆点一道主菜。

印度：今年议会下院选举期间，也爆出选民“有吃有喝有钱拿”的丑闻。用吃喝和金钱拉票在印度是违法，虽会面临重罚，却屡见不鲜。印度选举委员会 4 月 7 日说，从 3 月 5 日公布选举日程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查获了用于违法拉票的 270 万升酒和折合 3250 万美元的现金。

印度过去 10 年间因贪腐问题受到严重拖累。

印度需要依靠私营部门去修建公路、新建厂房以及发展城市。然而，印度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现在“并不正常”。

其一，决策者由于收受贿赂而作出错误决定。

其二，决策者出于腐败担忧而无法果断决策，以致错失经济发展的良机。以矿山开采为例，一些印度法庭拿不准矿主是否牵涉行贿舞弊行为，于是迟迟不就相关案件作出裁决，结果导致矿山闲置、生产停顿。2007 年至 2011 年，印度私营企业投资额从 17%减少至 11%，而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也受拖累而跌至 5%，为印度过去 10 年来最低水平。多份报告显示，印度政府拨给福利项目和补贴项目的款项中，多达 50%被贪官污吏或富户巨贾中饱私囊。

有鉴于此，2012 年底，印度新成立了庞大的反腐败机构。该机构拥有调查部门、起诉机构和特别法庭，拥有专门的费用来源，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外部干预和制约，提高执法效率。例如 2012年，印度铁道部在招投标、免费赠票、客票预订、电子客票、交通折扣等关键领域开展 24876 项预防性检查，6454 人因涉嫌腐败被立案调查，追回资金超过 4 亿卢比。同时，为了配合反腐，印度进行了行政体制改革。政府公布首批改革方案，提出要出台开放、竞争性的自然资源竞标制度，制定完善的公共采购政策和公共采购标准，研究废除部长享有的酌情决定权，优先处理涉及联邦政府公务员的腐败案件。印度国大党作为百年老党，历次选举失利都与腐败有或多或少的关系，特别是取消党内监督委员会后，腐败之风愈演愈烈。2014 年全国大选中，腐败丑闻缠身和反腐不力依然是国大党的最大软肋。

英国：议员违规报销事件曝光后，373 名议员或前议员被勒令退款，27 人辞职，迈克尔·马丁成为英国 300 余年来首位被迫下台的下议院议长。2012 年以来，德国前总统武尔夫、巴西前总统卢拉、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爱尔兰前总理埃亨、斯洛文尼亚前总理杨沙等因涉嫌贪污贿赂或利益冲突，先后被立案调查或被判入狱。

俄罗斯：2013 年至今，在俄罗斯重拳打击司法腐败。最近一篇《俄罗斯惩治腐败“组合拳”：冰与火的较量》的文章中，记录了一组国家反腐败机构的统计数据，统计结果显示，俄罗斯人认为法治领域腐败程度最高，如警察系统为 89%、司法系统为 84%、立法系统 83%，其次是卫生系统、教育系统、新闻媒体。面对严峻的腐败态势，俄罗斯总统和总理先后带头公布了自己家庭的财产状况。随后，有诸

多因为违反官员申报财产规定的官员被免职和受到处理。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一次会议上强调，国家反腐行动应该坚持持续性和攻击性，今后俄罗斯将加大力度打击司法和执法机关的腐败。俄罗斯反腐败工作经常被认为是“只抓小虾，不动大鱼”。普京第三次就任总统后，强调反腐败没有“不可触碰的人”，要“用烧红的铁燃尽腐败”。随后一批“大鱼”落马。

第二篇：国外学者对反腐的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反腐的基础理论研究，对腐败可能产生的影响的研究，同时还有影响腐败的方面，以及探究如何进行反腐更为有效。研究更多体现在廉政建设上，类似于政权选举，立法呼吁、草根公民的努力、新闻媒体的作用等。而对于网络反腐这块的研究甚少，只基于网络作为其工具可采纳使用为反腐服务。

（一）对反腐的基础理论研究：

Diana Schmidt（2007）认为反腐有四个至关重要的时期:(1)学术争论早其对腐败的争论(pre-1990年代);(2)初始反腐败辩论(1990年代);(3)一段时间的重新定位(2000年代早

1期);(4)最新的反腐败辩论(2000年代)。Mccoy J.L.（2001）则分析了全球反腐败规范的形成,特别是对其反贿赂元素的分析,自1990年代起经历了三个阶段:(1)提高认识,(2)制度化

2发展而来的法律和政策工具,和(3)全球采纳、内化和依从性。

Roger Tangri and Andrew M.Mwenda（2006）则提供证据表明，腐败已经发生在以下这些领域的改革等，如私有化(Tangri & Mwenda 2001),公共采购、政府收入收集(Fjeldstad et

3al.2003),议会和总统选举。

（二）对抑制反腐的措施的研究

Klaus Abbink（2004）提到在德国联邦政府正式职工旋转是一种在公共管理下反对腐败的预防措施。反对腐败的措施之一是让正式的职工进行职位调换，而旋转的作用是能显著降低贿赂的频率及因贿赂而产生的低效4。Anne Marie Goetz（2007）则通过研究发现，妇女成为反腐的新力量之一，因统计证据表明那些在政治上和劳动力上拥有更多数量为妇女的国家存在更低的腐败程度5。Leonid Peisakhin and Paul Pinto（2006）则提出信息公开的必要性是防治腐败的有力举措之一。在2006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国家的14个国家与专用的透明的法律是三倍的可能回应，信息请求,缺乏透明度的国家法律则承认不到一半的信息公开请求6。同时他也指出，更高的透明度和声音降低腐败甚至发生在高度层次和不平等的社会。Roger Tangri and Andrew M.Mwenda（2006）则认为媒体和协会的自由,可以宣传和阻止7政府的腐败。Franklin Steves and Alan Rousso（2003）一项在整个亚太地区公司的大型调查显示，程度较低的国家的行政腐败更有可能采用强化反腐败计划比国家与高水平的行政腐8败。

（三）对反腐中的网络所起作用的研究

Diana Schmidt，Anti-corruption: What Do We Know?Research on Preventing Corruption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2007 VOL 5, 202–232 2 Mccoy J.L.：The Emergence of a Global Anti-corruption Norm，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ume 38, Number 1, March 2001 , pp.65-90(26)3 Roger Tangri and Andrew M.Mwenda，Politics, donors and the inectiveness of anti-corruption institutions in Uganda，J.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44, 1(2006), pp.101–124.4 Klaus Abbink，Staff rotation as an anti-corruption policy:an experimental study，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ume 20, Issue 4, November 2004, Pages 887–906 5 Anne Marie Goetz，Political Cleaners:Women as the New Anti-Corruption Force?，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ume 38, Issue 1, pages 87–105, January 2007 6 Leonid Peisakhin and Paul Pinto，Is transparency an effective anti-corruption strategy?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Indiarego_1081，Regulation & Governance(2010)4, 261–280 7 Roger Tangri and Andrew M.Mwenda，Politics, donors and the inectiveness of anti-corruption institutions in Uganda，J.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44, 1(2006), pp.101–124.8 Franklin Steves and Alan Rousso, Anti-corruption programmes i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countries and changes i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1999-2002，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2003）Roberts(2006)指出互联网已经大大降低了成本，它使收集、分发和访问政府信息更为方便。由于这些特点,政府已趋向于使用电子政务，以求获得更多信息和促进透明度、问责制及反腐目标的实现。而提供给公民信息和让具备一定素质的公民去监察政府的活动，都发挥着重要的角色。电子政务和其他信息通信技术可以用来打击腐败。Anderson(2009)通过对比分析1996年之间变化和2006年腐败数据，基于一项研究即通过ICT推动电子政务的举措,得出结论说,“实施电子政务可显著减少腐败,甚至那些控制了所有的倾向腐败的政府或多或少是基于积极地采用电子政务倡议。而Shim & Eom,(2008)也认为信息通信技术可以减少腐败,促进良好的治理,加强倾向的举措,减少潜在的腐败行为,提高政府雇员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允许公民跟踪活动,并通过监测和控制政府员工的行为。Brown & Cloke(2004)提到反腐不仅有关所有的努力促进、信息的开放等,减少腐败还严重受到文化、一个国家的环境、对社会态度的价值观认识、信息级别的识别与政府的公民有关，也应从一个独立新闻媒体的可行性信息政策及制定的政府考虑。9

9John C.Bertot,Paul T.Jaeger,Justin M.Grimes ,Using ICTs to create a culture of transparency: E-government and social media as openness and anti-corruption tools for societie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Volume 27, Issue 3, July 2010, Pages 264–271

第三篇：网络反腐现状

网络反腐现状及其问题和改进方式探究

专业：行政管理 姓名：刘锐 指导老师：

中文摘要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中国城市已跨入社区时代。经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后，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地成果。把推进社区建设作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以拓展社区服务为龙头，不断丰富社区建设的内容，发展社区卫生，繁荣社区文化，美化社区环境，加强社区治安，完善社区功能。努力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新型现代化社区。但是宏观下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现状，大多仍处与初步阶段，存在许多问题。因此，本文通过身边的社区管理现状、问题以及改进的方法进行了讨论与分析。

本文首先对社区管理所相关的概念及定义进行了初步的解释，并对我国社区管理经过的体制进行粗略的介绍，并归纳总结国内外对社区管理的研究统计，通过不同层面的分析方法的结合，来展示对社区概念的深层理解。

本文通过介绍深圳市罗湖区百仕达社区以及龙岗区爱联社区的社区管理现状，分析了深圳社区管理体制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其原因，概括性地提出了对深圳市罗湖区百仕达社区以及龙岗区爱联社区的社区管理体制改进的思路与方法。通过一个例子反映目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普遍存在的问题，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中国城市已跨入社区时代。经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后，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地成果。把推进社区建设作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以拓展社区服务为龙头，不断丰富社区建设的内容，发展社区卫生，繁荣社区文化，美化社区环境，加强社区治安，完善社区功能。努力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新型现代化社区。但是宏观下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现状，大多仍处与初步阶段，存在许多问题。因此，本文通过身边的社区管理现状、问题以及改进的方法进行了讨论与分析。

本文首先对社区管理所相关的概念及定义进行了初步的解释，并对我国社区管理经过的体制进行粗略的介绍，并归纳总结国内外对社区管理的研究统计，通过不同层面的分析方法的结合，来展示对社区概念的深层理解。

一、网络反腐的含义

“网络反腐”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一种群众监督新形式，收入到 2009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发行的《中共党建词典》的新词条中〔)从网 络反腐的主体角度来看，“网络反腐就是)’大网民和国家专门机关 通过网络揭露、曝光和追查各类腐败行为的活动、)”从网络反腐的 过程来看，网络反腐“不仅是指利用网络平台听取网民对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建议，还包括接受、处理和反馈网民的 新房举报及有关投诉、这是一个受理和处理互动的过程、同时，还 包括以网络为基础的电子政务建设和以政府信息公71=为基础的网 上监督系统的推)’和应用、”总体而言，网络反腐是“通过网络技术 所引起的社会舆论效应对执政行为的监督和对权力的约束，从而 达到有效预防、遏制、惩戒腐败行为的一种全新方式，是反腐败事 业的新方式、”

第四篇：国外孵化器现状（范文模版）

国外孵化器现状

在当创新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孵化器在自主创新中的地位、作用凸显。国外先进孵化器成功的经验，对提高我国留学人员创业园在项目遴选、企业孵化、开辟融资渠道、拓展产品市场等方面的运作水平和管理水平，不断完善自身支撑服务体系，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孵化环境有借鉴作用。

国外孵化园区的共性

虽然各国国情和文化有差异，但是在对高科技企业孵化和高科技产业发展上仍然有一些共同之处。

外界环境：政府支持，中介服务机构发达

各国政府不论从国家政策还是国家战略上，对高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从战略上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鼓励髙新技术企业发展、研究和幵发：从政策上制定扶持中小科技企业发展的优恵政策，加大资助的力度，专门设立孵化项目的管理监督部门。印度和以色列政府甚至统筹规划科技孵化园的建设。

国外的科技转化之所以高效，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介机构服务周全，从帮助写商业计划书、项目评估、资助的申请、企业战略辅导、市场策划到企业的经营管理辅导、法律服务、财务申报等方面，都有专业的中介公司提供专业的服务。从项目的形成，到项目的转移，再到项目的实施，都离不幵中介的纽带作用。在芬兰和德国的科技园中科技企业只占在园企业总数的1/3强，其他都是相关的中介服务机构。

另外，国外孵化园区都为企业提供了齐备的基础设施，营造出了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例如印度创业园孵化器通过国际标准认证，园区通过减少噪音污染、垃圾回收、污水回收处理、改善空气、保障优质的水利和电力等措施，为企业创造了髙质量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为科技与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基础。法囯的索菲亚ANTIPOLIS科学园周围有9个酒店、6个学生宿舍楼、2个国际教育学院，以及髙尔夫球场、健身中心、商场等公共设施。国外的科技园区并非一味地迫求规模和档次，有些甚至还会“废物利用”，使用老旧的房屋和场地建立科技园，保持着与周围环境的和谐统一。很多园区都是依托良好的环境建立，园区环境建设的目标都围绕着企业的需求。内在建设：注重“产、学、研”结合和孵化团队建设及服务

在“产、学、研”结合方面，英国、瑞

十、奥地利、德国等国家的孵化器与科技园都非常重依托周围的学校及科研机构。大学和科研机构与企业进行合作研究，为企业的需要服务，这样的技术转移就是双向的，大学通过与企业合作，企业利用学校的免费资源，把大学里创新研发的技术应用到企业中去，推动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走向市场：同时，大学又从企业了解市场的需求，从而指导大学的研究方向。国外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往往就是企业最早的孵化器。

总体上看，欧洲各国很多孵化器的物理空间和企业数量虽都不大，但共同特点是从项目评估到项目融资直到企业孵化都提供全方位、周到的服务和优惠的政策。如德国柏林ADLERSHOF科技园为了降低企业成本，孵化器集巾采购设备，并且在孵企业新购设备的20%款项可以找孵化器报销。法国的孵化器中拥有企业最多的也不超过50家。这样的孵化器就可以为在孵企业提供全程的陪伴式服务，企业孵化的成功率更高。有的孵化器还建立了导师与企业的谈话制度，如：斯德哥尔摩科技园规定孵化器的导师要在每周与四、五个企业逐个谈话，一次一小时。

国外的孵化器提供的孵化服务一般由一个核心团队组织，与外部顾问团队协同完成，比如企业辅导，孵化器般会聘请十几个企业顾问作为企业的教练，他们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工程技术知识背景，对新企业的辅导培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项目评审过程中，孵化器会联系很多位经验丰富的企业家作为导师，参与企业项目评审，这样他们在企业成立之初就接触到这些项目，如果有好的项目这些企业家还有可能成为投资或融资者。

国内外孵化园区的比较

横向比较中国和以上国家科技园与孵化器的发展，可以发现，与国外相比国内孵化器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孵育服务水平

通过对国外孵化园区服务的考察发现，包括法国，芬兰，瑞典、奥地利等国家的孵化器中大多设有“创业导师”这一职务，他们的职责包括在种子前期检测，商业想法是否可行、专利检索、注册公司、商业模式、市场调研等；种子期的商业计划书、团队建设、种子资金、办公场地、实验场地、知识产权评估、寻求风险投资及联盟等。

这些创业导师一般由具有创业经验的成功人士来担当，其中一些导师还掌控着相当数量的资金，对于有前途的项目会直接进行种子期

风险投资。但是“创业导师”这一创业服务形式在国内的孵化园区中出现的还不多。我国的孵化器大都还停留在母爱式的"保姆制”的方式上，在这种环境下孵化出的企业，其抗风险能力和国际化能力不会很强。引进成功的企业家作导师对在孵企业进行指导，可以增强企业的应变能力、抗风险能力，为加速企业快速成长奠定好基础。

通过对芬兰和德国考察发现，当地的科技园中科技企业占在园企业总数的1/2〜1/3，而另外的企业都是会计、法律等中介服务机构，有的园区甚至有幼儿园，数量庞大的中介服务公司为创业企业的快速成长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同时也完善为孵化器的服务内容。而数量如此多的中介服务企业在同一孵化园区中在国内是很难想像的，因为国内的孵化器对进入高科技企业园区的中介服务机构没有相应的优惠政策，很难吸引到中介机构的加盟。

国际合作能力

绝大多数发展较好，规模较大的国外科技园区都十分重视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搭建国际关系网络平台。如德国的海德堡科技园已经与17个国际上的科技园结成了姐妹园，Adlershof科技园与欧共体、美国、俄罗斯等23个地区及国家建立了长期合作，芬兰的库奥皮奥科技园长期与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韩国的9个科技园合作。这一方式不仅提升了自身的实力和知名度，而且对加强国际交流，提高本国科技水平也产生了间接的影响作用。同比中国的创业园，虽然清华等几个发展较好，规模较大的创业园与国外开展了一些合作，但是并没有将国际合作作为发展的重点，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持续发展机制

从印度、瑞典以及爱尔兰等国的实际情况看来，这些国家政府对全国的科技园、孵化器从开始建立就统一规划，而我国自1987年第一个孵化器建立以来，各地的科技园、孵化器和留学人员创业园如同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发展起来，比较而言，我们的孵化器缺少统一规划，处于一种无序发展的状态。

孵化机构的结构体系和管理模式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表现为：高新区单一管辖下的、高新区与经济区合并后管辖下的、高新区与行政区合并后管辖下的、营利性的与非营利性，事业运作与公司运作等多种模式。大多数孵化器和留学人员创业园都是公益性科技事业服务机构，并采用行政管理模式。从长远发展的观点看，这种管理模式限制了孵化器和创业园孵化功能的发挥，缺乏内在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优惠政策实施

国外孵化器有国家统一优惠政策，用于孵化出成功的企业，而我国各地方在国家高新区优惠政策下，另给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以特别优惠，注重的是吸引企业入驻。由于我国地区差异性大，一些地区为吸引留学人员来创业而制定了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如：对留学人员提供10万元创业资金；有的提供10万元+100多平米住房，发展到现在有的创业园甚至提供10万元资金+别墅+汽车，造成相互间的恶性竞争，承诺无限却难以兑现。这种局面造成园区过分追求在孵企业的数量，而忽视了成功企业的孵化；另一方面也造成一些留学人员企业在不同创业园之间游走，搞投机性经营。

与当地优势产业结合印度和爱尔兰把自己国家的产业政策向软件行业倾斜，而目前我国各地的孵化园区没有发挥当地的自然条件及资源的最大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当地的优势行业并创造出享誉国内外的优秀品牌企业，而只是照搬国家产业政策，不同的园区所发展的产业却是越来越同质化，许多园区都没有固定的商业模式及资源优势，无法形成特色，缺少上下游产业链的结合。这种状况使得有限的创投资源极度分散，造成恶性竞争、资源浪费，不仅无法形成产业集群效应，还使孵化服务的成本十分高昂。这与美国硅谷中各产业集群分布于不同地域从而产生规模经济效应的经验明显相违。有关方面已注意到此问题，已开始建立专业性孵化器。

企业化运作程度

国外孵化器来取企业化运作，以市场为导向，专业化管理，在为在孵企业提供多种服务的同时，设立多种营利模式。而目前我国的创业园大多数是由政府机构兴办的，政企不分，缺乏直接创造价值的紧迫感，并且营利模式单一，主要收入来自政府有限的拨款和收费较低的房租、物业管理，孵化器、创业园一直在营利与非营利之间徘徊，其公益性和商业性的运营模式始终未能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服务功能的进一步完善和增值服务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在有关管理部门的指标压力下，创业园往往会为了完成任务而追求入驻企业的数量，无暇探讨和实施深化服务。由于绝大部分创业园所获得的收入不能对创业企业投资，致使一些有发展前途的企业无法获得成长所需要的资金，很难谋求共同发展。

融资环境优劣

国外孵化器有较强的融资能力，有些国外孵化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投资能力，而我国的孵化器在融资能力方面较弱，这一方面有赖于

我国整体投融资环境的改善，另一方面也受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制约。解决好这两方面的问题，在孵企融资难的瓶颈问题才能有所突破。

管理制度完善

国外孵化器注重的是软环境建设，硬件建设方面甚至要修旧利废，比我国要“艰苦奋斗”多了。国内孵化园区的建设，其规模越来越大，档次越来越高，主要原因是园区的建设由政府投入，投入和运作往往不计成本，忽略了自身的创业。在创业园管理团队建设方面，国外孵化器的管理者基本上是稳定的，且大都有过从事企业管理的经历，而我国孵化园区的管理者更换频繁，很难形成高素质、专业化的管理团队。

国外孵化器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科技园和孵化器起步不久，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究竟采用何种发展方式是一个值得我国各地科技园和孵化器认真考虑的问题。总结历次对各国的考察活动，可以看出各国科技园与孵化器都因其国情而各具特色。比较我国科技园和孵化器的发展现状，很多地方都值得我们借鉴。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决定我国不可能采用所有国家的优点和长处，只能将一些符合我国国情的方式和方法进行拷贝。

关于孵化战略

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各个地区的文化各异。从宏观层面上讲，就不可能照搬瑞士或以色列这样的小国发展模式。而美国从政策法规的角度，在宏观层面进行支持的方式就比较适合我国科技园和孵化器产业的整体发展。

由于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的不平衡，高校科研院所在少数大城市比较集中的客观现实。像北京这样科研机构高度集中的地区，借鉴英国科技园产学研高度结合的方式就比较合适。而对于不仅科研院所相对集中，而且又高度商业化的上海来说，借鉴爱尔兰的科技园区与商业园区结合的方式也许比较合适。另外，印度的产业倾斜的孵化方式就比较适合像吉林省这样资源禀赋突出〈现代中医药、汽车等〉，但是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实行产业倾斜式的孵化。

关于服务方式

园区对企业的孵化服务不能停留在简单的提供办公场地，收取房租上。但是也不能不顾自身实力，一味地求多，求全。规模较大的孵化器和创业园可以选择比较全面的服务方式。但是规模较小的孵化器和创业园没有能力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完全可以学习法国孵化器的经

验，将孵化器做得小而精，对在孵企业进行全程的贴身式孵化服务，提高成功率。创业园要学会“借力”，借社会上专业中介机构之力，为在孵企业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创业园应该成为整合资源的平台。

关于“产、学、研”结合模式

正是研究机构、大学同企业间的紧密衔接，使高新技术的研发成果得以迅速转化。如印度政府集中了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班加罗尔大学等7所著名的高等院校，以及印度科学研究所、拉曼研究所、国家宇航研究实验室、国家动力研究所等一流的科研机构，为吸引外资提供了条件；英国的牛津、剑桥、帝国理工等著名大学都注重产学研的结合，依托大学的技术优势及资源，所以企业的成功率高；爱尔兰国家科技园拥有上百家开发机构和高技术企业，已成为14所科技院校的科研成果转化基地。我国目前众多大学科技园，技术转移中心的建立正是迎合了这一趋势。但是，如何将这些机构和企业与市场有效地整合是现实存在的问题。从当前科研成果转化的效果来看，建立大学科技园、孵化器和创业园三位一体孵化园区对于“产、学、研”的紧密结合，对于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的速度和效率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方式。

第五篇：现在的反腐现状

论现代的反腐现状

黄刘涛 2011475238

一、中国腐败问题的现状

（一）腐败案件大增

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社会学教授邝泽倩说，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对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持谨慎态度。有关腐败案件的统计数字往往并不真实，因为政府这样是为了证明他们的策正确或者表明反腐败运动获得了成功。她说，根据中国刑事法，贪污受贿属于经济犯罪。邝泽倩 说：“可是即使使用中国公布的这种非常不完全的犯罪数字，我们仍 然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犯罪率从1965年的10万分之3上升到1981 年的10万分之89，在1989年又上升到10万分之181。” 中国政府也在官方统计报告中承认，腐败案件在逐年上升，有时候 每 年增加10％至20％。

（二）无“礼”寸步难行

自从中国在1978年实行市场改革政策以来，腐败问 题更为普遍。许多去中国旅游的外国人也对中国的腐败现象日益严 重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抱怨说在中国要想办事就得请客送礼，尤其 是生意人对此感触更深，他们面临很多烦琐的手续，只有当他们拿出 适当的礼物之后，才能把事情顺利办成。近年来，对中国老百姓做的多次民意调查都发现腐败是中国社会面 临的头号问题。邝泽倩教授说，政府多次发起反腐败运动也说明腐败 问题继续在中国社会存在，并且可能更加严重。

（三）敛财多贪官多

中国的腐败案件不仅越来越多，而且涉及的金钱数字也越来越大。就拿黑龙江为例，当年刘宾雁报告文学《人妖之间》中描写的原黑龙江省燃料公司党支部书记王守信一案涉及的贿赂金钱只有6.6万元。而在今年爆出的黑龙江马德案中，绥化市原中共市委书记马德自1995 年上任以来，买官卖官、索贿受贿、为所欲为，疯狂敛财折合人民币 2385万元。邝泽倩教授指出：“除此之外，涉及腐败案件的人员也越来越多了。“ 事实上，在马德一案中，绥化市包括下辖十个县市 有半数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都卷入此案。

（四）走私一条龙

在这一方面，汽车走私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走私汽车 这种大规模行动中，需要海关人员以及税务人员的配合，地方政府还 要提供储存汽车的库房，有时候还要依靠军队和警察协助运输车辆。邝泽倩说，由于汽车是极为昂贵的商品，它的买主往往都是大公司或 者政府部门，交通部门最后还要为这些走私车辆登记注册，使它们能 够上路行驶。这些都促使当今的腐败案件涉及更多的人员。

（五）高官也出事 事实上，涉及中国腐败案件的官员的职位也越来越高了，从慕绥新、胡长清、成克杰一直到去10月因涉嫌黑龙江腐败大案而被停职双规 的前国土资源部长田凤山这些高官的东窗事发，就能看出这一趋势。

（六）百姓见怪不怪

对于中国存在着如此猖獗的腐败现象，老百姓和政府究竟如何看呢？美国乔治敦大学亚洲法律研究教授费能文认为普通中国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费能文教授说：“老百姓对这些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们对那些官员的腐败行为已经是司空见惯了。”

（七）投鼠忌器和法不治众

费能文认为，共产党政府也想通过反腐败运动来树立自己的威信，因为他们知道当年国民党政权之所以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民党政府太腐败了。这说明共产党知道一个政权极端腐败时也就是即将崩溃的时候了。但他们在具体处理腐败案件问题上却又是缩手缩脚，尤其是在处理党内高官的腐败案时有些投鼠忌器。他 举例说明当年中共对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贪污案就是经过再三考虑才进行处理的。显然，共产党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与党内许多官员 都有腐败行为有关。近年来在中国流行的一个政治笑话说，共产党一位高官曾经这样说过，把所有处长以上的共产党干部排成一队，如果挨个枪毙，可能会有冤案。可是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人，那就肯定有漏网的。可见中国当前的贪官人数之多。

二、腐败原因

无人否认，30年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经济创造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

不少人赞同，腐败是经济改革的代价之一。据美国麻省博士陆嘉符研究，几乎每一项改革政策的出台，都成为新一轮腐败滋生的契机。陆举例，1984年中国开始逐步开放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双轨制导致寻租范围的泛滥。经济特区的发展在使用国有资源方面成为另一个腐败的重要源泉。另外，金融市场的开放过程中也出现了大量腐败行为，包括国外资本对官僚行贿的增加。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景鹏则认为，把今天腐败的根源归结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这种看法不但不正确，而且很肤浅。中国30年前实行的全能主义政治和计划经济，为今天的腐败埋下根源。政府和各级官员手中掌握了对各种社会资源支配的巨大权力，而这些权力又缺乏监督，这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钱交易提供了条件。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毛寿龙带来了腐败和经济自由和地方自治程度的观察。他说，在高度集权的环境条件下，如果地方政府没有用腐败的手段，不可能保护本地的稀缺资源得到更好的开发和配置。“所以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哪个地方腐败，哪个地方经济自由更好，哪个地方腐败，哪个地方自制会有更多的空间。”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反对毛寿龙的观点。“一个美国华人朋友对我说的一个理论就是腐败有理，他是商人，他说我在你们中国做生意，只能通过腐败的方式降低我的交易成本。”

实际上这一腐败的“润滑剂理论”在中国有一定市场。腐败是一种润滑剂，它能够润滑经济交易过程当中的行为。“就某一次个别行为来讲可能会降低你的交易成本，但是从整个市场经济，从整个完善的市场机制的建立，对于公正、公平这样的一些理念的建立来看，腐败恰恰是导致我们要修复这样的公平公正的市场机制，它的成本是最高的。

三、中国腐败问题的对策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腐败现象，关乎着能否有效地预防和遏制腐败。中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深刻转型的时期。历史经验表明，处于这一时期的国家和政府是腐败的高发阶段。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态度。

（一）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如果思想防线不坚固，经不起诱惑，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想腐败轻而易举。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可以有效地预防腐败。

（二）制度的完善与创新

腐败是制度漏洞的表现，反腐败本质上就是不断完善和创新制度的过程。医治腐败的根本途径和突破口就是构建国家廉政制度。一个国家不论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采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腐败的程度多么严重，建立国家廉政制度对于医治腐败仍具有普遍性意义。这既是人类反腐败智慧的结晶，又是最有效的反腐败措施。

（三）完备的法制

为反腐败提供完备的法律依据。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基本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其中包含着三个基本的要素，即严密立法、严格执法和严厉制裁。要真正做到“三严”，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和大量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当前，中国反腐败的法制建设已经远远落后于反腐败实践的需要。虽然我们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法规、条例和规章，但是这些法规、条例大多散见于宪法、刑法等法律之中，迄今尚未形成一部完整的反腐败法律。对此，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加强立法建设，为预防和惩治腐败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

依法严肃惩治腐败。以查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腐败案件为重点，严厉惩处腐败分子；以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为切入点，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要通过依法严肃查处腐败案件，严厉打击腐败分子，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教育，发挥案件查处在预防和遏制腐败中的警示作用。总之，要通过严格的法治和高效的工作运行机制，使腐败分子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

特别是十八大召开以后，领导人发出了“让党腐败分子无藏身之地”的是声音，我们有理由相信党和政府反腐倡廉的决心，我们也会看到不久的将来中国天下必定清平！

主要参考： 《南方周末》 天涯社区 新浪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