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

第一篇：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当时中国确定的目标是用20年时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要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要达到7%-8%以上。当时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相信，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经济如此落后，能够实现长达二十年时间的告诉增长。

虽然在20世纪60-70年代亚洲的“四小龙”采取“出口导向”战略，利用国际市场的优势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实现了高速增长，然而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与“四小龙”有很大区别，仅我国东南沿海五个省份的面积就是它们的五倍，人口是其四倍，然而我们实现了持续25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被世界上许多学者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这就是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最突出贡献，也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创造。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改革开放既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时期最鲜明的特征。

第一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长期以来存在多种说法。其实所谓社会发展动力问题，实质就是用什么力量去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过去在极左思想影响下，我们曾经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是阶级斗争；后来又认为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明确将其概括为两个字：“改革”。30年来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正确途径。今天我们就来谈谈改革开放。

一、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1、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70年代末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是有其深刻的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背景的。

从国内的情况看，“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严重挫折和损失。政局混乱，经济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从国际环境看，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我们也只能是通过改革开放，带领人民追赶时代前进的潮流。邓小平正是在科学分析国内国际发展的大势，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人民愿望的基础上，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踏上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征程。

2、改革开放的性质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它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它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但它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意义上的革命，不是也不允许否定和抛弃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因此，改革开放既是我们党领导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改革开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从未进行过的事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探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

3、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了中国社会的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同坚决地推进改革和对外开放分不开的。

中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10月27日发布报告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巨大转变。报告说，30年来，中国GDP居世界的位次由第10位上升到第4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已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7年的6%。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236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8％的高速增长。中国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此外，2007年中国外汇储备扩大到15282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30年来，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的第29位跃升到第3位，仅次于美国与德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0.8%提高到7.7%。中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对外贸易大国。同时，中国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2002年以来利用外资一直居于世界前三位。

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1、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

第一，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们不但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始终，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第二，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它们具有“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是在基本适应条件下的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因而不是对抗性而是非对抗性的矛盾。

第三，提出了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它的解决可以依靠社会主义自身的力量，通过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进行调整得到解决。

第四，在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状况和性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矛盾。我国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2、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第一，判断一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否相适应，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看它是否适应当时当地生产力的要求，能否推动生产力发展。

第二，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依然有解放生产力的问题。

第三，把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统一起来。第四，指出了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途径是改革。

第二节 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改革

一、改革是全面的改革 1、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启了改革的历史进程

改革在农村拉开序幕。农村改革的第一步是建立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新型集体所有制。之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出路，为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工业和整个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在农村改革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开始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加快了全面改革的进程。20世纪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已经初步确立。与此同时，政治、科技、教育等领域改革也全面展开。

2、在全面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

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解放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对当代中国来说是最根本最急迫的任务。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制及其他体制改革的配合，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进程中，政治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推进。

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制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都有步骤、有秩序地全面展开。

3、“三个有利于”是判断改革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 第一，“三个有利于”标准体现了从实际出发和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生产力标准的坚持和发展，在“三个有利于”标准中处于基础地位的是生产力标准，综合国力的增强是生产力发展的宏观表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和体现。

第二，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强调的是对于改革开放的一些具体政策措施，必须从抽象的姓“社”姓“资”的争论中摆脱出来，放开手脚，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但是，在改革开放的性质问题上，则不能不问姓“社”还是姓“资”，而是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一方面因为，不能把一切产生于资本主义并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广泛应用但本身不具有社会制度属性的经济现象，都认为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而加以否定；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能无条件地拒绝和否定一切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和因素。

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就是既不要把那些合乎“三个有利于”、本来姓“社”的东西，错误地判定为姓“资”而加以排斥；也不要把那些合乎“三个有利于”、不具有特殊的社会制度属性、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的东西，错误地判定为姓“资”加以排斥；而对于那些确实姓“资”，但合乎“三个有利于”、可以为社会主义所利用的东西，也要允许其存在和支持其发展。凡是合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就是社会主义的，或者是为社会主义所需要和允许的。

二、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1、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性

邓小平反复强调稳定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必要前提，是中国的最高利益，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

江泽民提出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这个全党工作的大局，系统地分析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它们好比现代化建设棋盘上的三着紧密关联的战略性棋子，每一着棋都下好了，相互促进，就会全局皆活；如果有一着下不好，其它两着也会陷入困境，就可能全局受挫。

实践表明，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处理得当，就能总揽全局，保证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处理不当，就会吃苦头，付出代价。

2、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发展是解决经济社会一切问题的关键，也是最终目的；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稳定是改革与发展的前提和保证，三者是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其结合点就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践证明，不改革，就不能发展，就是死路一条，相反，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发展，哪里就有稳定和新气象。通过30年的全面改革，我们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这个体制还不完善，发展还面临着许多体制性障碍，必须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在行政管理体制、国有企业、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为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体制保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代中国，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科学发展，不可能建成和谐社会，也就不可能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我们党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经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要求。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要真正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还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的科学发展，才能兼顾到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兼顾到不同阶层的利益,照顾到各方面的关切。

稳定压倒一切。保持社会稳定，是顺利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必要前提，也是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基本条件。没有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与别的任何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在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搞改革搞建设，没有稳定断不可行。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稳定是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前提。随着市场取向的改革不断深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日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当前，只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协调不同阶层的利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真正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内在统一的结合点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离开这个共同的立足点和政策措施的结合点，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政策的协调性，发展的全面性、稳定的长期性都将难以实现。只有抓住这个结合点，三者才能真正成为互为前提、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

3、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经验和原则

第一，保持改革、发展、稳定在动态中的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第二，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第三，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

第三节 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

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这些论述客观描述了当今中国同世界的密切联系，表明了中国的发展繁荣同世界繁荣稳定密不可分的关系，向全党提出了树立世界眼光、增强战略意识、提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能力的基本要求。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是站在历史和现实的高度作出的一个重大判断，是对改革开放辉煌成就的充分肯定。改革开放30年使中国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的历史性转变。3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空前开放；中国同外部世界相互交融和依存的程度前所未有；国家在开放中实现了自身的发展繁荣，同时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的发展进步；中国人民能够平和坦然谦逊自信地同其他民族和人民自由交往。

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这反映了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突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把自身的发展繁荣置于世界的发展进步之中的博大胸怀。开放的中国主动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坚持趋利避害，在开放中实现持续快速发展。

（一）对外开放理论和政策的形成和发展

1、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孕育期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便主张对外开放，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积极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的经贸关系。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新中国实施敌视、封锁和禁运的政策，当时的开放是极其有限的。在50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开放的对象主要是苏联和东欧国家。

“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特别是“四人帮”将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完全对立起来，“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致使我国的对外经济技术文化交流遭到严重的破坏。直到1974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在进一步发展与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国家关系的同时，也推动了对外经贸关系的重新发展。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再次复出，并于1978年9月至10月间，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实行开放政策，要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和引进先进科学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至于怎么能发展得多一点、好一点、快一点、省一点，这更不违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2、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前，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初步形成时期

1978年12月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作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此后，党和邓小平提出了关于对外开放的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包括：实行对外开放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对外开放的根本目的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原则，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创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充分发挥沿海地区在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引进适合我国情况的先进技术、设备，有效地利用外资和外国智力；在对外开放中要警惕和抑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等等。由此表明，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已经初步形成。

3、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形成时期

1984年10月中旬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实行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全方位开放的阶段。

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对外开放的认识上也在逐渐升华。在这一阶段，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思想主要有：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不仅在20世纪内需要实行开放政策，在21世纪100年内开放政策也不会变；对外开放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外开放应该是全方位的开放，形式必须多样化；“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等等。根据邓小平的思路，我国的对外开放采取了由沿海到内地的逐步推进的策略。这一阶段所提出的重要思想及其指导下卓有成效的对外开放实践，标志着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已经形成。

4、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全面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我们党和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思想主要有：

一是充分肯定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正确性。提出扩大开放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一百年不动摇。

二是明确阐明了影响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有关思想认识问题，如特区姓“社”不姓“资”；既要反“左”又要反右；对外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

三是进一步阐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

四是对外开放的地区要进一步扩大，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对外开放格局；利用外资的领域拓宽，发展外向型经济。

五是明确提出要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党的十四大以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提出扩大对外开放，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思想，提出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同时并举、相互促进的开放战略，强调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增强国际竞争力，努力开创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二）把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的重要依据

邓小平把对外开放确立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世界经济技术发展趋势的科学分析、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理性认识、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正确理解；但是其重要的依据，是邓小平关于“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两个重要观点。

第一，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是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突飞猛进，把人类社会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经济全球化趋势更为明显，表现为生产领域的国际分工和协作不断深化和加强，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速度不断加快，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能否面向国际市场，能否积极地发展世界性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积极利用国外市场、资源、信息、技术、人才、劳动力和资金。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的必然选择。从历史上看，凡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时期，大多是经济社会发展比较繁荣的时期。中国古代汉朝与西域各国交通的“丝绸之路”，盛唐时“万邦来朝”的开放格局，都极大促进了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而采取闭关锁国的封闭政策，经济社会发展就缓慢，甚至落后挨打。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第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对中国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困和落后，就必须开放。”这是准确判断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情和长远发展目标的结果。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存在着资金不足、技术落后、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不高、缺乏组织现代化大生产的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等不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实行对外开放，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

第三，实行对外开发也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吸取人类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需要。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需要以积极的态度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以优秀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主义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

（三）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

邓小平在做出对外开放的决策时，十分明确地提出要处理好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

1、我们始终要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立足点，这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和重要原则。

2、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实行对外开放的基础。只有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才能在国际上获得较高的信誉，吸引更多的合作者，才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

3、对外开放是为了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积极利用外国的投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取得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可以加快本国经济发展，增强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总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积极实行对外开放，都是为了更好更快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对外开放迈出了更加坚实而快速的步伐，与世界经济的交流与合作更加密切，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首先，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

所谓全方位，就是不论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实行开放政策。即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所以，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

其次，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多层次的。

所谓多层次，就是根据我国各地区的具体实际和特点，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沿江、沿边、沿线开放等不同开放程度的各种形式，形成了由点到线，由线到片，由片到面全国范围的多层次对外开放。不仅中央级经济部门实行对外开放，而且地方也在实行对外开放。

再次，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宽领域的。

所谓宽领域，就是立足于我国国情，对国际商品市场、国际资本市场、国际技术市场、国际劳务市场的开放，把对外开放拓宽到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以及金融、保险、房地产、科技、教育、文化、服务业等。

20世纪80年代，以兴办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地区为战略选择，我国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实现重大突破。1980年，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宁波、福州、广州等14个沿海城市；1985年，又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的51个市县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随后又扩展到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及其他沿海地区的一些市县；1988年建立海南经济特区。

20世纪90年代，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1990年中央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1992年对外开放的地域又向纵深推进，相继开放了重庆、武汉、九江等6个沿江港口城市，以及满洲里等13个陆地边境城市和所有内地省会城市，并实施灵活的鼓励外商投资的区域经济政策。随后几年，又陆续开放了一大批符合条件的内陆市县。至此，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促进了国民经济迅速发展。

世纪之交，以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阶段。2001年12月11日，经过长达15年艰难而曲折的历程，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从此，我国的对外开放由有限范围、领域、地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在法律框架下的制度性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市场，转变为我国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双向开放市场；由被动地接受国际经贸规则的开放，转变为主动参与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开放；由只能依靠双边磋商机制协调经贸关系的开放，转变为可以多双边机制相互结合和相互促进的开放，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开辟了新的途径，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

三、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形成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对外经济贸易规模迅速扩大，既有力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又为世界各国带来了合作共赢的机遇。

30年对外开放取得的卓越成就。但是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对外开放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

主要表现在：对外开放逐步进入了由较小范围和有限领域的开放，转变为更大范围和更多领域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主导下的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这意味竞争更激烈，经济风险更大，政府的宏观调控的难度增加。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我们与各国经济联系继续加深，贸易摩擦增多、对外投资阻力加大等一些新的现象不断出现。为此，必须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第一，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提高对外贸易效益。

进一步扩大商品和服务贸易，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巩固传统市场，开拓新兴市场，努力扩大出口。坚持以质取胜，提高出口商品和服务的竞争力。优化进口结构，着重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推动关系国家生存发展的重要战略物资进口的多元化。建立必要的储备制度。深化外经贸体制改革，推进外贸主体多元化，完善有关税收制度和贸易融资机制。

第二，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

着重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做好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提高。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促进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项制度。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主要是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扩大互利合作和共同开发。要完善对境外投资的协调机制和风险管理，完善对外投资服务体系，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条件。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要“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又进一步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在新时期的重要发展，是我们党认真总结对外开放的成功经验，面对国内外新形势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将对外开放推向新的阶段的重大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首先是以“引进来”为主。通过积极引进大量的国内急需的资金、设备、技术和短缺原材料，引进国外的管理经验来发展壮大自己，取得很大的成绩，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在 “引进来”的基础上又开始实施了“走出去”的新战略，并取得初步成效。我国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到境外投资办企业，带动设备、零部件出口和劳务输出，开展带资承包，投资经营，提供无息、低息贷款，既有利于巩固传统友谊，又有利于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的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

江泽民指出：“„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的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他多次强调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意味着我们要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地参与国际竞争。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加紧工作，把我国对外开放工作推向新的水平。他明确指出：“在新的条件下扩大对外开放，必须更好地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同时并举、相互促进的开放战略，努力在„走出去‟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把对外开放推向新阶段的重大举措，是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必然选择，是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的重要途径。”“这个战略实施好了，对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促进我国的长远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只有实施既“引进来”又“走出去”的双向开放，才是全面意义的开放。我国的开放，既要对外开放我国的市场，同时又要开拓国外的市场。

只有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全面提高对外开放

水平，才能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多层次上参与竞争，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弥补国内市场与资源的不足，进一步拓宽经济发展的空间；才能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国际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在国际综合国力的较量中掌握主动权，最大限度地获得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利益；才能紧紧抓住21世纪头20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所谓国家经济安全，就是指一国最为根本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其主要内容包括：一国经济在整体上主权独立、基础稳固、运行健康、增长稳定、发展持续；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具有一定的自主性、防卫力和竞争力；不至于因为某些问题的演化而使整个经济受到过大的打击和遭受过多的损失；能够避免或化解可能发生的局部性或全局性的危机。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世界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方面我国可以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又面临着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优势的压力。如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日渐突出。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在扩大对外开放中，要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第一次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写进党的文献。

加强对全球经济走势和波动的预测，增强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对国内产业提升、技术进步要有充分的认识，制定和实施国家技术和产业发展战略，着力提高自我发展能力。正确处理好利用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发展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之间的关系。

根据我国不断汇入经济全球化的现状，我们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国策，另一方面又要树立国家经济安全新观念、增强经济安全意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

第二篇：改革开放之世说新语

改革开放之世说新语

改革开放世说新语之决断

陶短房编

卖粮状元要求国家奖售一辆自行车

改革开放之初，自行车是凭工业票才能买到的紧俏货。1981年8月，湖北省应城县杨河公社大堰大队生产队长、“售粮状元”杨小运提出，自己超卖10000斤公粮给国家，而国家“奖售”1辆“永久”28寸加重自行车给自己。“大包干”推行不久，“跟国家讲条件”还是件很敏感的事。

9月18日，《人民日报》将刊发有关杨小运报道，从而掀起全国范围内的热烈讨论，并引起上海自行车厂的积极响应。10月9日，上海自行车厂厂长王元昌带领由工厂技术员、上海媒体记者等8人组成的送车队，来到应城。杨小运终于如愿以偿。

如今看来很平常的决断，在当年却是颇有勇气的：承认多劳多得者可以和政府“讨价还价”，是要突破很多看得见、看不见的条条框框。

邓小平伸出一个手指裁军100万

1984年11月1日，在国庆35周年阅兵一个月之后，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邓小平提出要大裁军。当时军队机构臃肿，每个军区的领导班子有十几名二十名之多，邓小平幽默地说：“打麻将都得凑好几桌”。邓小平表示了裁军的决心：“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我来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给新的中央军委主席”。

1985年6月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邓小平作重要讲话。当邓小平伸出一个手指，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100万时，新华社摄影记者吴森辉立即按下了快门，纪录了这一瞬间。

其后，国外及港澳一些报刊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这张照片。

首都机场裸画**

1979年10月，由张仃、袁运甫、袁运生等艺术家创作的大型壁画群，在首都机场创作完成。其中，袁运生的作品《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画面中出现了三位裸体沐浴的傣族少女。

时任首都机场建设总指挥的李瑞环知道后，让人把门先暂时用纸糊了一下，等邓小平看完了再说。邓小平看了这幅画说：“为什么有人反对画人体啊，这有什么好反对的。”陪同邓小平参观壁画的王震说：“这是科学。”李先念说：“中国有的人就是少见多怪。”

1979年底，关于此画争议以民族矛盾的形式出现。时任美协副主席华君武主持开了一个现场批判会。1980年，此事又惊动高层，周扬、胡乔木等很多人都参与了进来。王任重约见袁运生，提议临时用一块布遮一下。1980年，有关方面为裸女加了个纱帘，1982年用三合板挡上。1990年9月，北京亚运会前夕，首都机场就此事找到袁运甫。其时，争议已经成为过去，在袁运甫坚持之下，此画方终于去除一切遮挡，重见天日。

首都机场裸画甫一问世，即引起了霍英东的注意。在改革开放之初，他把此画当作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风向标。

被放出的“星星”画家

1983年，一名中国女性踏出劳教所大门，并很快拿到了护照，动身前往法国巴黎，和其未来的法国籍丈夫团聚。她是名噪一时“星星画会”的成员、崭露头角的女画家李爽。

两年前的11月，李爽和其未婚夫、法国外交官白天祥在北京外交公寓同居，结果被“抓现行”，以有损国家尊严的罪名被捕，并很快被判劳动教养两年。这一在当时中国很少会引起争议的判决，却在法国乃至西方世界引起轩然大波，“隔空打牛”、各说各话的“争论”维持了近两年，最终这一普通的涉外事件竟上升到国家最高层面，1983年来访的法国总统密特朗，竟郑重其事为李爽求情。

按照当时中国人的思维定式，这种事是“见不得人”的，应该讳莫如深，惟恐人知才对，如今竟弄到外交台面，搞得举世皆知，实在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最终，中国最高领导人亲自决断：放人。

李瑞环拍板中国第一次跨国收购

1985年，法国一家名叫鲍克耐希的冰箱制造企业破产，并寻求整体出售，消息反馈到当年城市体制改革的先驱——天津市，时任市长的李瑞环迅速拍板：收购。当年12月，天津方面派出的专人抵达法国进行生产线整体拆卸，1年后的1986年12月26日，李瑞环亲自启动已安装到天津电冰箱总厂的生产线，由整体收购的外国生产线上，生产出民族品牌的“可耐牌”电冰箱。1989年3月，“可耐”在东德莱比锡博览会上荣获金奖，成为第一个获得国际金牌的中国冰箱产品。

“可耐”品牌本身已在90年代初的一次并购中，被通用电气收购、雪藏，当年的成果貌似已不复存在。其时，资本运作尚属天方夜谭，中外经济合作还在“摸着石头过河”，1985年全中国外汇储备仅26.44亿美元。

四老全退，三老半退

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1986年夏天，为了进一步推动干部年轻化，中央内部提出了老同志全部退下来的方案。

邓小平提出来，十三大上，他也全退。王震受中央委托征求老帅聂荣臻意见。聂荣臻沉默良久，说道：“我认为，现在是过渡期，局面还不稳，小平暂时还不能全退，他可以不参加常委会。他全退了，不当军委主席，一旦有事，怎么号令全军？只有他能镇得住，他在，军队就不会乱。所以，小平还不能全退。”

聂荣臻的这个意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央决定十三大上，“四老全退，三老半退”，“四老”是指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三老”是指邓小平、陈云、李先念。

发表小平南巡讲话

1992年1月18日到23日，邓小平“南巡”至深圳。其间，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陈锡添都一直在小平同志身边。尽管上边已经打招呼对小平此行“不题词、不接见、不报道”。陈锡添感觉老人家不像是来度假的，好多话不吐不快，虽是聊天的形式，但没有一句话是闲话，谈话的内容很多，针对性、指导性很强。陈锡添觉得总有发表的机会，所以采访很细。

陈锡添从1月到3月初，一直在整理材料，没动笔。其间，多家媒体找到陈锡添，让他写好稿子，发在他们那里，并愿意承担一切风险。陈锡添都没同意。

直到3月22日，《南方日报》发了篇《邓小平在先科人中间》，陈锡添着了急。得知文章发表请示过谢非，陈锡添22日中午开始写，24日下午完稿。第二天，陈锡添和特区报社长一块儿去找时任深圳市宣传部部长杨广慧，杨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自己把关，但要注意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1992年3月26日，《东方风来满眼春》在《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位置刊出。稿子发表那天晚上，陈锡添一宿没睡。

红山口会议

由于中国足球长期冲不出亚洲，90年代“向改革要成绩”成为上下一致的共识。为此中国足协决定开会讨论中国足球的改革问题。时任八一足球队领队李富胜得知消息后，专门来到足协要求承办本次会议，最终安排在了位于北京红山口的八一体工大队内召开。

1992年6月22日至27日，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在北京红山口召开。李铁映接见会议代表时说：“这次足球会议叫„红山口会议‟，能不能成为我国足球事业上的转折呢？那就看足球界的努力了……我认为，中国足球界从思想观点到各项制度，要有大的改革，没有大动作不会有大进步。”

这次会议确认了中国足球成为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和试点，并最终确定了以职业化为足球改革的方向。1994年，全新包装的中国足球甲A联赛以“职业联赛”的面目出现，并迅速改变了足球看台门可罗雀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为期数年的足球热潮。红山口会议亦被誉为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

中国入世谈判

1986年7月11日，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入关”，谈判历经数年未果。1995年1月，WTO取代关贸总协定；同年，中方决定申请“入世”。

江泽民给“入世”谈判确定了三条原则：

一、WTO没有中国参与是不完整的；

二、中国必须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

三、坚持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中美谈判是最艰难的一环。1999年11月，中美只剩7个问题无法达成共识。在中美双方准备“后事”时，朱镕基“板着脸孔”对大家说：“今天一定要签协议，不能让美国人跑了，我跟他们谈。”当美国人抛出前三个问题，朱镕基都只有一个回答：“我同意”。龙永图着急了，不断给朱镕基递条子。朱镕基一拍桌子说：“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当美方抛出第四个问题时，朱镕基说：“后面四个问题你们让步吧，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美方五分钟后同意了中方意见。

2001年11月11日，中国成为WTO第143个成员国。

龙永图认为，15年的谈判无非谈了8个字：一是“市场经济”，二是“开放市场”。

废止收容遣送

2003年3月17日晚，刚在广州找到工作的外地大学生孙志刚出门上网，因未携带身份证和暂住证，被广州方面强行收容。3天后，孙在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非正常死亡。案件经媒体报道后，引起舆论极大关注。

事发50多天后，青年法律学者许志永等以公民身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其后，贺卫方等5位学者再次联名上书，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法律学者们当时的想法是，“利用两年的时间，各界合力逼退这一法律。”

事情进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6月16日下午，北京大学行政法教授姜明安等5位法律专家，受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之邀，开会论证收容遣送制度的废存，法制办几位主要领导均到会。会议很快达成的一致意见：这项政策不再是修改的问题，而应该立即废止。

4天后，旧法废止，新政出台。“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要从速表态

公元1978年，春潮涌动，也乍暖还寒。

“天安门事件”是当时双方争论极大的事情之一，而且尤以此事涉及的群众为多，民间反应强烈。

11月12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叶剑英对华国锋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要从速表态，以免中央被动。”这位曾救过孙中山、得到过蒋介石赏识、在长征中通知过毛泽东离去的传奇元帅，76年又成功地领导了打倒“四人帮”的行动，当时正主持着军委工作。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大会上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邓小平坚持徒步上黄山

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后，1979年到南中国视察，来了黄山。

7月12日至15日，邓小平不顾随行亲人及下属劝阻，坚持徒步上山、下山，拒绝旁人扶助。一路上，兴致勃勃，把两裤脚卷到膝盖上面，不断和游客们打着招呼，还给复旦大学的三名“粉丝”女同学王晓望、陶维佳和刘晓红签了名留念。不过，毕竟已是75岁的老人，下山后，邓小平的两条腿足足肿了一个礼拜。

事后，女儿邓楠问父亲为什么非要逞这个强，邓小平只简单回答了一句：“黄山这一课，证明我完全合格。”

组织老同志出国平息对外开放争议

改革之初，由于深受“自力更生”教育的影响，很多老同志对于对外开放的必要性认识不足，议论很多，阻力很大。

某日，邓小平找来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说：“你来组织，让大家出去看一看。”

一场出国热兴起。

开了眼界的老同志深受刺激。而出国者讲起见闻，尚未出去的元老与高层也是一片沉默。

至此，中央高层对于对外开放再无异议。

薛暮桥批洋跃进

78年春天，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高指标。

开完会回家，时年已74岁的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薛暮桥，竟捶胸顿足，放声大哭：“这是洋跃进啊，国民经济要崩溃了，国家还不思改革！”

斟酌再三，终于奋笔上书中央，直指十年规划中再次出现急躁冒进的现象，将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并要求纠正建国以来20多年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特别是要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

兰州大学破格录取秦晖

恢复高考还要早于改革开放，无数人的命运由此改变。

78年，已插队9年，只读过6年小学的秦晖投考兰州大学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教授的研究生。虽然成绩很好，但“先天性青光眼，右眼失明，左眼视神经萎缩，裸视力0.2，矫正视力仅0.7”，不合体检标准。赵俪生为了录取秦晖，力排巨大阻力，说：“如不招秦晖，我就一个也不招了。”还断言：“秦晖就是失明，也可以成为又一个陈寅恪！”

校方终于破例。

张瑞敏与日方合作

那年，海尔跟三菱公司合作。海尔开始是想着学习，但看过日方的方案后，张瑞敏说：你们这样管不行。日方坚持。结果日方管理三个月后，败下阵来。

日方询问张瑞敏为什么，张瑞敏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文化是不一样的。日本人让一天擦五遍桌子，不管老板在不在，都一定会认真的擦五遍。而中国人，第一天认真的擦了，第二天老板不在，就会问为什么非要擦五遍呢？四遍就可以了。第三天，就会说擦三遍也挺干净的。第四天，就觉得两遍也行。第五天，就擦一遍。到最后，就是一遍也没擦了。

是以，海尔的所有管理措施后面都跟着惩罚条款。

任正非批下属不离婚

任正非是中国最低调的企业家之一，几乎就不接受媒体的采访，也不担任社会职务，相应也不参加各类峰会。

2001年，华为将旗下的安圣电气卖给美国爱默生，换得7.5亿美元。任正非在文章中对之的解释是：准备一件过冬的棉袄。事实后来证明了他的预见性。

关于这位宣扬“狼性化生存”的企业家，不多的一个真实生活片断是，一位华为的副总因家庭原因向任正非辞职，任正非挽留，副总述说自己夫妻两地分居已经七年了，“那你可以叫你爱人来深圳工作嘛。”任正非不以为意的说。

“她来过深圳，呆了几个月，不习惯，又回北京了。”

任正非立即怒骂：“这样的老婆你还要她干什么！”

张贤亮谈自己的成功

银川的镇北堡，是一个被弃置的明清边防城堡，古朴、原始、粗犷。

1962年春，生于南京的张贤亮在一次赶集时，偶然发现了它。当时的张贤亮尚是劳改农场的犯人。

1993年初，已经成了著名作家的张贤亮，抵押全部家产买下镇北堡，创办了西部影视城，开始“出卖荒凉”。《红高粱》、《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50多部影视剧在这里诞生，号称中国电影的福地。而且，日接待游客上万人次。张贤亮日进斗金。

对于自己的成功，张贤亮解释有两大理由。其一，时代给予了这个机会。其二，当面对种种麻烦及困难时，“我是坐过22年牢的人。”

索南达杰以死保护可可西里

其实，杰桑·索南达杰第一次进入可可西里时，他是想改变家乡靠天吃饭的宿命，身上带着一本书《工业矿产开发》。但很快，书就换成了《濒危物种名录》。他所倡言组建的治多县西部工委处境也由此变得很艰难。索南达杰曾说：“在中国办事不死几个人是很难引起社会重视的，如果需要死人，就让我死在最前面。”

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为保护藏羚羊在无人区与18名持枪偷猎者对峙，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可可西里-40℃的风雪将他塑成一尊冰雕，当人们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找到他时，他还保持着换子弹的姿势，嫉恶如仇的眼睛在戈壁中圆睁着。

其妹夫扎巴多杰继承了他的事业，不幸98年也死于枪口之下。

索南达杰最后被火葬，在藏族这是给**的待遇。

大陆学者初访台湾

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研讨会在台湾召开，大陆派出了31名历史学家参加，规模庞大。

台湾一位年轻学者非常兴奋，在中研院楼上振臂高呼：“„共匪‟来了！”

后来，台湾的张玉法院士和大陆的杨天石研究员，都借此玩笑发表意见，说两岸的近代史研究都需要跳出“土匪史观”。国民党不是匪，共产党也不是匪。双方的初衷都是试图为这个民族寻找出路，只是各自选择的路径不同而已。曾涛与穆青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1976年，清明节前后，人们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个群众运动判定为“反革命事件”。

当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发报道，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陈云等老同志也呼吁平反，新华社社长曾涛、总编辑穆青拍板刊发此报道。曾涛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穆青答：“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曾涛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块去。”穆青说：“行，我跟你一块去。”

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在头版头条刊出了新华社通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11月25日，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

万里不学大寨搞包产到户

1978年，万里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他制定的省委六条以生产为宗旨，有些人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才三年，就把社会主义江山糟蹋了”。当时副总理号召学大寨，万里说，反大寨咱们不敢，学大寨我们实在学不起，我们还按我们的六条办。不久，《人民日报》发文对包产到户提出责难，万里给各个地委打电话，气愤地说，“不要听那一套，对生产负责的是县委，对农民秋天以后生活负责的是你们县委，如果这个变了，影响了生产，农民没有饭吃，《人民日报》给不给他开饭？是跟你县委算账，还是跟《人民日报》要饭吃？”

胡耀邦多次引用民谣评价万里：“要吃米，找万里。”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正式确认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

孙冶方的三不改

文革期间，经济学家孙冶方因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身陷囹圄达7年之久。

1975年，孙冶方出狱后，对监管人员表示：“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对我的学术观点，可以讨论，可以争论，可以批判，但我还没有认识到我错在哪里。”

1979年9月，孙冶方被发现晚期肝癌。动手术后，孙冶方休养了一个时期，又开始读书写作，参加会议，不断地发表学术见解。在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的讲话很尖锐，引起一些人的震惊。会后，他遇见李先念就问:“我是不是有些过了？”李先念说:“孙老你又放炮了，不是过了而是轻了，要多放几炮支持小平。”

孙冶方在遗嘱中说:“死后尸体医学解剖，不举行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对我的经济学观点，开个评论批判会，正确观点，广为宣传；错误观点，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

王洪德成中国辞职第一人

1981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成立知青社解决员工子女就业，计算所工作人员王洪德作为顾问，第一年率领青年们赚了60万元。海淀区工商局和中科院纪检部门开始调查王洪德，事实证明他的清白。王洪德在一次会议上说，“我决定，从明天起离开计算所，最好是领导同意我被聘走。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的话，那你们就开除我吧！”

1983年，辞职后的王洪德创办了京海公司，2001年，他以个人财富8亿元位居“中国富豪排行榜”第65位。

袁庚出狱后搞蛇口改革

1978年10月，文革中在秦城监狱关押五年半的袁庚出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他对蛇口工业区启动全面改革，涉及到了新闻改革、废除干部终身制、民选干部等敏感领域。面对如潮的非议，袁庚说，“从历史上看，凡是搞改革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我们的改革，我想不会落得前人这样的下场，我们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不会有问题吧，我们值得冒这个险。我们把蛇口这两平方公里多一点的地方作为一个试验场所，看看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看此路通不通，如果不通，我们在实践法庭面前只好只好承认我们没有生存的权利！”

蛇口改革一共搞了将近十年，80年代末，蛇口民主选举干部与新闻舆论改革等试验陷入停顿。

王元化保护巴金

王元化作为一个学界名人，在学术上，从不一团和气；作为一个省部级的官员，他也从不唯唯诺诺，十分另类。

1978年，王元化尚未平反，在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谋得一个编辑职位。他就开始关注陈寅恪遗著的收集。他着手调查陈寅恪遗著散落的情况，刊登在出版社的简报上，以期引起重视；王元化还亲自致信周扬阐明这种追查的重要性。当时陈寅恪仍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

1980年，王元化上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巴金在香港报纸发表反思“文革”的随笔。某位领导很恼火，即通过上海市委让王元化出面做工作，换掉巴金的上海作协主席职务。王元化对市委书记说，你们代表市委作决定我服从，但让我先提出报告我不干。巴金没有被撤。

赵瑜痛批体育举国体制

1988年，赵瑜的报告文学《强国梦》刊出，对中国体育体制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文中对举国体制、金牌战略、军事化管理、禁药现象多有质疑。运动员出身的赵瑜被称为“体育战线上货真价实的变节者”。

体育界开始反击，有关部门认定赵瑜“否定改革”，“动机不良”，“泄露国家机密”。《中国体育报》发表《中国体育成就不容否定》等文章，认定强国梦是一株全盘否定中国体育的大毒草。赵瑜仍然坚持的观点，“体育的功能被颠覆了，还有什么积极意义？金牌的背后是什么？靠一支没有多少文化的队伍，怎么去实现体育强国之梦？高尚的体育竞赛何以变得如此低俗？绝大多数人只有“看”的机会，却无“干”的场合，金牌的意义何在？让我们承认危机吧，大国的体育有危机！”

同年，中国体育兵败汉城，体操王子李宁因失败遭到举国讨伐。

任仲夷主张自己一退到底

1985年，改革开放先驱任仲夷主动要求卸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中央曾希望他到北京定居，还曾考虑把他安排到中央财政领导小组工作，在中南海办公。任仲夷坚定地拒绝了。他说，我要休息了，就在广州。任仲夷主张一退到底，只保留中顾委委员一职，并提出不保留办公室，自己回家办公。他不仅退出办公室，连家里的住房也要退出一半。

晚年，每当别人来探望时，任仲夷总是打趣地说：“我1983年11月切除了胆囊，虽然没有了胆，却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可以说„浑身是胆‟。1993年11 月，又把胃切除了五分之四，那时我已经80岁，动这样的大手术也就„无所谓(胃)‟了，也可以说„无所畏惧(胃具)‟了。快90岁的时候，一只耳朵失聪，但我„偏听不偏信‟。后来，一只眼睛也失明了，真是„一目了然‟啊。现在，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我是彻底地„目中无人‟了，哈哈哈哈……”

李昌平给总理说实话

1996年，时任湖北监利周河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致力于为农民减负，精简机构、治理乱收费、清退编外人员，引起全县收费执法单位集体发难。2000年2月，李昌平在县委会议上痛陈农民税费上涨，农民负担过重引发恶性循环。县委书记说，“今天的会议很不正常，这叫正气不足啊。”

四面楚歌的李昌平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信，倾诉农村的困境，并辞职离开家乡。

信发出不到一个月，中央调查组到监利县，朱镕基批复道：“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作全面情况，误信了基层干部的报喜，忽视了问题的严重性。”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也批示，强调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桂希恩捅破河南艾滋病真相

1999年，老医生桂希恩在河南驻马店文楼村发现，当地因非法采血卖血导致艾滋病蔓延。但当地政府百般掩盖事实，并阻挠各界对艾滋病人的救助。当年10月，桂希恩给中央领导写信，“我担心我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一个比血吸虫病更可怕的瘟神已经来到这个地区。”中央政府派人调查，艾滋病蔓延现象为世人所知。2003年12月，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会见防艾斗士高耀洁，吴仪说，“有人告诉我，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吸毒传播和性传播。”高耀洁说：“他们在骗你。”

中央政府介入治疗救助，河南艾滋病蔓延现象得到缓解。2004年2月，67岁的桂希恩获得国际艾滋病预防最高奖贝利马丁奖。当月，国务院防止艾滋病工作委员会成立，副总理吴仪挂帅。徐立凡编

敬畏现实：邓小平问优越性体现在哪

1977年，复出后的邓小平并不轻松。天降大任于斯人，而现实情况又十分糟糕。敏锐的邓小平，直接对当时语境下的“社会主义”概念提出了质疑。

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他尖锐地说：“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

1978年 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邓小平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

邓小平所有的质问，在1978年长达两个月零3天的国务院务虚会议上汇聚成了四个字：“改革开放”。

敬畏传统文化：邓小平为旧戏平反

外交官程瑞声第一次为毛主席做翻译时只有22岁。1978年，官至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邓小平复出后，首次出访的国家是缅甸--邓公的亦师亦友周总理曾7次访问那里。程瑞声作为邓小平的翻译自然陪同左右。

一天早晨，程瑞声在使馆陪同邓小平吃饭，在座的还有当时的副外长韩念龙。那天，通常话不多的邓小平心情很好，谈了很多。他首先谈川剧，说川剧的唱词和对白很风趣，而且川剧的剧目很多，“《聊斋》里的所有故事川剧都有。” 然后邓小平说：“不让看旧戏是讲不通的，在旧社会演那么多旧戏，还不照样革命。”

敬畏历史：陈云与潘汉年案

十一届三中全会，年过七十的陈云重归中央领导集体。然而，当时“两个凡是”尚有话语权，潘汉年案因毛泽东亲自批示过，解决难度很大。陈云与潘汉年素有交往，解放前搞地下工作时，二人即有联系。潘汉年以“小开”闻名，“老板”即是陈云雅号。解放后，潘汉年以常务副市长兼财经委主任身份主管上海经济，陈云又在中央负责财经，两人再度在同一条战线奋战，因此，陈云对于潘案格外关注。

尽管知根知底，但为了弄清潘案的来龙去脉，陈云仍然做了很多工作。1979年10月陈云因病住院动手术，手术前，陈云给时任党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写了一个条子，提出重新复查潘汉年的问题。虽然是小手术，但为防万一，陈云郑重表明，他是1936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回国去进行国共谈判的唯一现存证人，特此说明。

一年半后，中央以确凿证明认定：潘汉年是“内奸”的结论根本不能成立。中共十二大开幕前夕，中央正式为潘汉年“平反”。

敬畏中国特色：邓小平向金庸谈社会主义

1981年7月18日，“金迷”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金庸，这是他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会见的第一位香港人士。

寒暄过后转入正题，邓小平和金庸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抽出一根香烟递给金庸，自己又点了一根，问：“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金庸说:“我想自从法国傅立叶、圣西门，英国的欧文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理论以来，世界上已有许多种社会主义。邓副主席，请你指教。”

邓小平说：“你说不上不要紧，我也说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一百多种吧。”说着，又递给金庸一根香烟，然后接着说：“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分手时，邓小平将抽剩的烟都给了金庸。金庸将此作为礼物珍藏。也就在邓小平会见金庸后不久，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开禁。

敬畏生活：胡耀邦叫停“清除精神污染”

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在这一进程中，许多事变了味：《马克思传》内页因有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颈胸的传统欧洲装束的照片，而被视作“黄色书籍”没收；甚至，有些地方组织工人纠察队日夜巡逻，在大街上见到有人穿喇叭裤，上去便剪。

1983年11月中旬，时任中国青年报社社长佘世光来到胡耀邦住处。谈起社会上种种“清污”乱象，胡耀邦说：“我就担心出现这样的事情，把清污搞到群众生活方面去，这就搞偏了，不能把美化生活也搞掉。”

根据胡耀邦的谈话精神，佘世光回报社后立即布置撰写评论员文章。11月17日,《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见报。文章称:“女青年爱好烫发，年轻人喜欢服装款式新颖，节假日一起跳跳健康的集体舞，等等，同所谓精神污染完全是两回事。”

之后，《中国青年报》继续通过发表评论、新闻报道、专家访谈等形式，高调支持“青年对美化生活的追求”。很快，变了味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被及时叫停。

敬畏质量：李先念的葛洲坝委屈

1977年国家大规模启动建设项目。在编制财政计划时，因财政困难，无法满足葛洲坝工程的资金和钢材需要。李先念得知这一情况后，提出“要让葛洲坝工程„吃饱喝足‟。”

1978年1月，李先念视察葛洲坝工地，强调要防止追求进度而忽视质量。李先念考察后，钱正英赶赴工地，检查落实李先念指示。但是仍时有质量问题。当年7月，李先念连续给钱正英作了三次重要批示，下了三道黄牌警告，围绕葛洲坝工程的质量问题紧追不舍。

1981年，李先念再次去葛洲坝工地，考察关键部位工程运行情况，得知之前被议论的十七万千瓦和十二万五千千瓦机组没有出多大毛病时，李先念开玩笑：(机组)没有“犯罪”，只是害了点病。他对工程局领导表示歉意：“我也是骂你们骂得很厉害啊！”李先念还说：“我受的委屈也很多啊！还不好讲。前些时候有人说我总不倒，又说葛洲坝不该修。这也是问题，那也是问题，要算账，要追究责任。在会上有几个人叫得凶得很呢！那么大的气。我也发了火，我站起来讲，葛洲坝是总理定的，我是支持的，总理死了，我就是罪魁祸首，你们要怎样！叫了一阵子算了，也就不作声了，就那么回事！”

李先念主管国家经济工作长达26年，可从来不许孩子经商。时至今日，李家的4个子女没有一个人下海。

敬畏群众：习仲勋处理群体性偷渡

1978年春至1980年底，习仲勋主政广东。上任不久，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情况之严重令人难以想象。习仲勋先不表态，而是下去考察。在宝安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心里深感触动，对问题的根源也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

随着大量偷渡外逃人员被堵截抓获，对他们的处置工作凸显出来。1979年1-6月，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超过10万，比上年全年总数增加一倍。收容站人满为患，也引发了很多问题。习仲勋比较早地察觉出这方面的问题。他明确表示：“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总归还是自己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

以民生为根本处理外逃事件，取得了极大成果。到这一年年底，外逃人数降至百位数。时至今日，上百万香港人在深圳定居。

敬畏经济规律：特区货币的缓行

深圳特区设立之初，人民币、港币、外汇券三种货币同时流通。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汇率偏低，对国内引进外资和扩大出口十分不利。为此，原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吴南生最早提出了发行特区货币的主张。

1983年4月初，国务院特区货币研究小组正式成立。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视察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在汇报时再次提出此事。邓小平表态：“要发行一种新货币，关键问题是要考虑对人民币的打击会怎么样，你们要研究一下。”

之后，国务院对发行特区货币反复组织了多次调研。之前支持发行的人都主张缓行；香港地区和日本、新加坡等国友好人士也大都反对发行特区货币。邓小平出来表态说：深圳的发展很快，但毕竟是个试验，还有些未解决的问题，例如货币问题。但建设特区才3年多一点，再花3年时间，这些问题是会得到解决的。

特区货币落空，问题又需要解决，深圳想出了个办法：成立外汇调剂中心。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深圳外汇调剂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有效促进了对外引资工作。

敬畏思想自由：厉有为遭媒体炮轰

1996年，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中央党校参加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当时经济改革与国企改革进程正被所有制观念禁锢，进展不顺。

厉有为潜心研究了三个月，写了四篇文章探讨这一问题。在《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中，他提出“除了公有制与私有制之外，可以建立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这篇文章成了他的毕业论文。

1997年初，这篇并未发表的文章激起了千层浪。一篇批判厉有为的打印文章，在社会上广为散发。2月，有媒体公开炮轰，文章标题充满敌意：《厉有为意欲何为？——首都理论界人士批评厉有为同志所谓的“一些新认识”》。认为他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为搞私有化编造理论根据。”

厉有为感觉发懵。一篇没有公开发表的论文竟然遭到如此级别的火力。特别是在十五大召开前，批判者的这些舆论不知道背景有多深。尽管如此，厉有为没有被吓倒。理论界也有许多人表态支持。

两个月后，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办公室的客厅里接见了厉有为。一场**宣告结束。

敬畏先贤：教科书中的孔子

改革开放前，孔子以反动思想家的面目出现，甚至不能叫孔子这一尊称，要叫“孔老二”。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主抓教育。他针对学生无教材可用的情况，要求教育部尽快组织人力编出一套统一的中小学教科书。

相对于数理化教材组，最难办的是历史组。他们起草了一份名为《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呈递中央审查。邓小平亲自批示“原则同意”。

1978如期发送全国的的教材中，对于孔子的描述仍然是“他提出了一套挽救正在崩溃的奴隶制的反动主张，创立了儒家学派……孔子的反动思想，后来被统治阶级改造和利用，成为维护封建制度和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

1986年版中，对孔子的表述改为：“他的学说后来成为我国2000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这个时候，政治已经从对历史的还原进程中退出，还原历史不再让人恐惧。

时至今日，孔子学院已经遍及世界，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中国人也恢复了对先贤的敬畏。

第三篇：改革开放之商界伟人

改革开放之商界伟人——荣毅仁

在中国商界，荣毅仁是当之无愧的旗手。

改革开放以来，他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时期工商联工作的方针政策，发挥工商联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和助手作用，配合党和政府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与港澳台及海外工商界人士的联络，加强工商联自身建设，积极探索工商联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新路子，赢得了全国工商界的尊重和信赖。为了探索国际经济合作之道，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他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设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建议。1979年10月，经中央批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荣毅仁同志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他亲手制定了公司第一个章程，强调“公司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他勇于创新，借鉴发达国家在发展经济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广泛开展中外经济技术合作，引进资金和技术，在国内兴办实业，开展金融、技术、贸易、房地产、经济咨询、卫星通讯等业务，并在海外择机投资，发行债券，在诸多业务领域成为国内首创，将中信公司建成为一个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并亲笔为公司题辞：“勇于创新，多作贡献”。

荣毅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第四篇：论文 改革开放之巨变

改革开放之巨变

摘要：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解放思想，解决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披荆斩棘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这是不平凡的30年，是光辉的30年，是伟大的30年。

关键词：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发展，现代化，中国

风雨兼程，一路高歌，改革开放30周年了。这些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我们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和惊叹的伟大成就。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解放思想，解决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披荆斩棘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这是不平凡的30年，是光辉的30年，是伟大的30年。

改革开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并不长，但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指出：“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听了胡锦涛同志的报告，十七大代表十分振奋。一位来自农村的基层代表坦言，过去，一些农村税费重、上学难、看病贵，农民感叹：“你集我集农民急，你筹我筹农民愁”、“孩子越大，家长越怕”、“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今天，农民感慨：“种田不缴税，上学不交费，看病能报销，农民得实惠”。

变化缘自变革。从取消农业税、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到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些改革让人民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折射出我国改革开放的新进展。

30年来，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展开；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一语中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改革是强国之路。30年来，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67%，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

3.3%的增速，从一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国家变成了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外贸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7607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利用外资金额排行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余额更是从1.67亿美元猛增到1万多亿美元，名列世界第一。

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随着改革的推进，利益调整加大，也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具体问题。

对此，胡锦涛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现实的判断。代表们一致表示，过去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切成就，都是同坚定推进改革开放分不开的；现在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只有继续深化改革才能加以解决。

改革是强大动力，更是体制保障。科学发展，迫切需要通过改革来完善体制机制保障；共建和谐，迫切需要通过改革来激发创造活力、促进社会公平。

五年来，改革的步伐执着而又果敢，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新的突破，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农村改革春雷阵阵。取消农业税，具有划时代意义。更为可贵的是，我们努力跳出农村税费改革减而复涨、愈涨愈高的“黄宗羲定律”，跨入了农村综合改革的新阶段。“多予少取放活”，改革让农民收获了沉甸甸的实惠，也为“三农”爬坡加油助力。

国企改革风帆高举。国有经济布局出现了“有减有增”的战略性变化。

“减”的是数量：2003年以来，国企户数年均减少8%。

“增”的却是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2003年以来，国企的利润年均增长35.2%，资产总额年均增长13.4%；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结”；国有资本直接支配的社会资本比2003年增长了1.1倍。

金融改革浓墨重彩。周小川代表说，经过股份制改革，工行、中行、建行的主要财务指标已接近国际大型银行水平，并跻身全球市值最大银行的前十位，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亮丽“明星”。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刀阔斧。这些年，全国取消、调整了50%以上的行政审批项目。不该管的事情坚决不管，应该管的事情一定管好，政府职能正从“划桨”变为“掌舵”，从“全能”变为“有限”，从“管制型”变为“服务型”。

多哈会议一声槌响，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响槌不等于鸣金，入世是开放的新起点。

认真履行入世承诺，紧紧抓住入世机遇，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五年来，对外开放打开了新的局面。

改革发展是人民的事业，也是为了人民的事业。科学发展，要以人为本；改革成果，也要由人民共享。

改革问计于民。五年来，无论是重大改革决策向社会公示，还是举行听证会了解民情、集中民智，改革决策的科学性不断提高，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成为改革的基点。

改革协调推进。五年来，无论是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比翼齐飞，还是政治、文化、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齐头并进，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不断增强，拧成了一股强劲的整体合力。

改革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妥善处理各方面关系，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全面提高开放水平，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要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使改革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变得更加自信和成熟的中国人民，必定能突破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复杂矛盾，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成果。

第五篇：浅论改革开放之利弊(正文)

浅论改革开放之利弊

摘要：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改革开放对中国是利是弊，如何去评判？用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辩证的去看待这些问题，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对改革开放利弊评判的问题。本文借助所学的自然辩证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客观地分析了改革开放对我国带来的影响。关键词：改革开放；两面性；矛盾的主要方面

1引言

改革开放过去三十多年了，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尤为突出的是经济的发展，从78年的贫困落后到今天强大的经济实力，中华民族已开始崛起在世界的东方。这些经济成就值得每个中国人为之欢欣鼓舞，但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饱受诟病。环境污染，腐败滋生，外来不良思想的入侵，贫富差距加大……如何正确评判改革开放的成果，这要求我们使用自然辩证法归根溯源，客观地去看待它。

2改革开放的成就与弊端

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改革开放也是如此，在三十多年的改革进程中，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负面影响。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不能去忽视的，必须认清其成就和弊端。

2.1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

改革开放已过去三十五年了，其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不言而喻的，这要归功于国家的有力政策和科技的发展。试想三十多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想想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时中国是何等的衰败，持续十年的经济倒退让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改革开放后，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政策，由封闭半封闭的社会主义社会，变为高度开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也由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转换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国内外的观察者都很少有分歧，就是中国持续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逐渐使中国从一个人均GDP只有199美元贫困的低收入国家，走进了人均GDP 5432美元（国家统计局2011年数据），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更加重要的是这种经济的增长惠及我们每一个人，改善了几乎所有人的生活和福利水平，迄今为止，中国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停滞陷井或在经济增长期所出现的那种社会两极化的大规模对抗和动荡。占人口主体的中国农民，被免除了几千年以来的农业税，农业的机械化和专业程度逐渐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让部分农村劳动力获得解放，并通过进城打工，改善收入和生活水平同时也为祖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提供了劳动力。中国人的选择自由和机会，无论对最偏僻和最草根的乡村农民还是多少得天独厚的各类精英，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广阔，既超越了历史，也超越了国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创造力勃发、财富空前涌流的基础和源泉。

2.2改革开放带来的弊端

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各种弊端也浮出水面，并日益影响国民的正常生活和生产。主要的弊端有：

（1）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发展。粗放式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巨大破坏，造成各种生态问题，如洪水、沙尘暴、温室效应、动植物多样性减少以及环境因素引起的某些疾病发病率上升。

（2）改革之初的让东部先富，先富帮助后福的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东部的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西部还是前发达。此外贫富分化导致的社会分配的畸形，对底层人口的伤害，治安恶化，阶层间对立情绪弥漫，社会公正以及民众对社会公正的信心的瓦解。

（3）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西方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泛滥，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社会道德体系的在逐利思潮下逐渐丧失，导致社会道德水准的整体下降，造成国民的素质下降，社会冷漠，各种不良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

（4）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官员的腐败变质不断出现，买官卖官、盗窃国家财产、生活作风腐化等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

（5）市场化过程中的分配不均和整体性的浮躁腐蚀学术严谨性，近年学术造假和抄袭不断，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环境恶劣使学术人才大量流失。

（6）改革开放后外国资本大量涌入，外国资产与权力寻租结合，掠夺式开发我国的自然资源，如稀土，煤炭等，由此带来一系列是社会及生态问题。

（7）国民收入的增长与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成正比，居民增加的收入被上涨的物价抵消，居民面临诸多现实问题，如住房难，看病难等。改革开放中的辩证法

3.1 马克思主义中的自然辩证法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矛盾体，都具有两面性，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但矛盾又具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我们看问题既要看到事物的两面性又

要看到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样才能把握事物的更本性质，正确地解决问题。

3.2改革开放的两面性

不难想象，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必定会有一些负面的东西存在。改革开放鼓励开放我国的经济、文化等方面，引进大量地外资和技术，不但扩大了我国的就业，而且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与外来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为经济的发展注入的活力。相对应的外资的涌入，也极大地冲击的本土企业，造成大量的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且外资大量占领了我国的市场；又如国家对传统经济体制的改变，打破原来吃大锅饭的原则，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国有企业改制为股份制企业，自负盈亏，大大减少了国家的负担，激活了全国的经济，是我国的企业向着更见健康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导致大量的企业倒闭，工人下岗，出现很多垄断性的企业。这都是改革开放所具有两面性，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其不利的一面。

3.3 改革开放影响的主要方面

改革开放是会带来诸多的不利影响，很多人会回忆改革开放以前的生活，有铁饭碗，有城市户口就可以享有很多资源，贫富差距比较小，官员比较清廉为民，国民素质比较高……

但是我们要看到导致这些问题的真正原因，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经济是贫穷的，城市人享受的各种优越条件都是以牺牲农村和农民的利益而得到的，改革必将打破原有的社会秩序，建立更多人享有利益的社会。且现在出现的诸多问题，有很多是因为人为原因导致的，改革开放的确具有两面性，其不利方面是可以通过政府的干预而减少甚至化不利为有利。如国家可以通过大力发展科技，提高我国的技术能力，转变粗放的落后的生产方式为先进集约的生产模式，走循环经济之路，发展绿色GDP；同样官员的腐败问题也不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必然影响，国家可以通过立法建设和权利制约以及群众监督来限制官员的权力，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入侵，国家同样可以加大传统文化的宣传，发展，让民众自觉选择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而且通过闭关锁国来达到抗拒外来侵入的目的是无效的，这早在清末已经证明过了，闭关锁国只会使自己丧失和世界联系，利用国外良好资源的机会，最后落后于西方国家，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4思考和结论

通过所学的自然辩证法对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分析，很容易的发现改革开放的结果是利大于弊的，这些有利的方面为推动中华民族的崛起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些成就是改革开放以前无法想象的。当然其

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必须值得重视，可以通过国家和民众的共同努力得到解决，故改革开放是正确地，是中华民族崛起所必须的，相信全国人民会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继续努力，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