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急救中心应界定为民事主体

第一篇：120急救中心应界定为民事主体

120急救中心应界定为民事主体

作者：袁子禄

发布时间：2006-10-13 15: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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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2006年7月26日凌晨，浙江省温洲市鹿城区的秦女士发现丈夫黄先生昏迷后，拨他的头、眼睛都没有反应。秦女士便叫醒隔壁老乡。老乡发现黄先生还有呼吸、能打鼾，于是赶紧拨打“120”呼救。“120”线路是通的，但只听到录制铃音。秦女士他们每过一两分钟打一次，但就是无人接听。半小时后，病人的情况越来越糟，心急如焚的老乡拨打“110”电话求助。“110”中心工作人员随即拨打“120”，也一直是长音，无人接听。此后“110”接线员不断拨“120”，13分钟后，电话终于接通。“110”接警记录显示，距首次拨打“120”已过40分钟。当“120”急救车赶到现场时，病人已经死亡。

【分歧】

本案中，界定120急救中心的法律地位是追究其法律责任的前提。由于我国还没有针对120急救中心的权利义务、法律地位等问题制定一部专门的急救法律法规，法学界对“120”的定位较模糊，争论不一。有些学者把120急救中心界定为‘准行政部门’，如有过失应承担渎职等行政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要承担刑事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它与公众之间是普通合同关系，其地位就是普通民事主体，如构成民事违法，应承担违约或侵权责任。

【评析】

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参加民事法律关系,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的人。包括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国家或其代表机关、组织在某些活动中也可以成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笔者认为，120急救中心救助患者是一种准民事法律行为，它们之间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双方既享有权利，又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因此，120急救中心应界定为民法中的民事主体。

首先，120急救中心具有医疗机构性质，是追求一定经济效益的民事主体，而非行政主体或准行政主体。《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本条例适用于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医院、卫生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室）以及急救站等医疗机构。”由此可见，急救中心的法律地位是医疗机构的一种，而不是医疗机构以外的管理机构或行政主体。行政主体是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国家管理职权，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这种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针对相对人依照行政法律规定作出的，具有单向性、职权性和管理性特征。120急救中心是依患方要求，向患者提供医疗急救服务，不可能依职权单方面进行，在现有医疗体制下，大部分120急救中心实质上也不会无故施以医疗救助，充当见义勇为者。当然，作为紧急医疗救助服务的唯一提供者，120急救中心同时具有类似公用部门的民事主体性质。公用企业、事业单位，诸如铁路、航空运输企业和供电、供水部门，是其相应行业领域的唯一经营商，垄断色彩较强，限制甚至排除了其它主体的竞争。120急救中心因其医疗设施、技术、人才的相对集中，拥有其它民事主体所不能拥有的优势地位，故患者基本上没有选择余地。虽如此，不管是120，还是供电、供水等公用企、事业单位，都具有我国民法中民事主体的法律特征。

其次，从合同理论角度看，120急救中心与患者之间是一种事实上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第一，120急救中心与患者是合同订立当事人，双方法律地位平等，权利义务相对等，既享有合同权利，又同时承担合同义务，两者之间不存在管理和被管理、命令和服从的行政法律关系。第二，从合同签订过程来看，紧急医疗救助是双方要约承诺的结果。患方向120急救中心拨打电话求救，可视为一种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120急救中心记录患方情况并表示即将发车，则是一种同意对方要约的意思表示，双方形成合意，意思表示一致，合同成立并生效。第三，双方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及时、全面地履行合同内容。120急救中心答应发车急救，患方已对其产生信赖，120急救中心就必须及时赶到现场，对患者进行逐步检查、诊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持患者生命，并将患者及时送往医院。如果患者病情危重，不宜搬动，医护人员就必须对患者进行现场急救。患方则应该按照对方要求，全力配合医护人员的急救活动。

最后，120急救中心如不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应依过错推定原则承担民事责任。120急救中心不依规定及时、有效地向患者提供合理、必要的急救服务，比如怠慢发车、救护措施不当，应承担违约责任。患方可催促对方继续适当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且120急救中心这种违约行为是推定其有过错前提的，如果它主张自己没有过错，比如发车不及时是交通阻塞的原因所致，就应该对此事实举证证明。如果举证不力，还是要承担民事责任。过错推定原则是基于保护患者利益而设置的，且这种证明责任的分配相对于占据资源优势的120急救中心来说，也是合理、公平的。

（作者单位：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第二篇：行政主体的重新界定

前言

行政主体作为法律名词的出现，最早要追溯到八十年代末。它一经提出，即便引起了法学家们热烈的讨论。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该理论研究已成为行政法学研究行政组织的主流。对行政主体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对行政组织法的全面研究。行政主体作为一个法学概念出现之前,我国行政法学界一直沿用行政学中的“行政机关”来指称以自己名义实施国家行政管理,并承担相应行政责任的管理组织。但这一概念不能穷尽所反映的对象客体,不能区别行政机关的民事主体和行政主体的双重地位,也不能反映它本身在行政法中的特殊身份。因此寻找一个新的、能对行政诉讼中法律责任的承担者予以抽象概括的概念十分的必要。九十年代，我国在行政主体研究上形成了独特的行政主体理论，但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主体多元化发展，现有的行政主体理论已显现出诸多弊端，甚至阻碍了司法实践的发展。在现代公共行政改革的冲击和行政主体多元化的大趋势下,我国目前的行政主体理论受到了实证主义极大的挑战。为了回应这一冲击,顺应这一趋势,必然要求重新确立行政主体的内涵,扩大我国行政主体的外延。因此，重新确立行政主体的界定标准成为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

一、当前我国行政主体理论面临的挑战

“行政主体”是一个法学术语。关于行政主体概念,我国行政法学界基本上已达成共识,即行政主体是指享有国家行政权力,能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行政管理活动,并能独立地承担由此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组织。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现在理论界对于行政主体的界定标准。首先，行政主体必须是一种组织,而不是个人；行政主体必须是享有国家行政权力、实施行政活动的组织；行政主体必须是能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活动的组织；行政主体必须是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组织。以上的四点标准就是对于行政主体内涵的确认，也是对行政主体范围的界定。由此看出,此界标准定决定了只有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才可能作为行政主体而存在，受行政法规调整。但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这一沿用多年的行政主体范围也存在需要重新界定的问题。首先让我们看个案例。

刘某和罗某是成都某高校外国语学院2003级英语本科班学生。2004年5月9日晚,刘某和罗某在教室里拥抱、接吻,被学校的监控设备录了下来。2004年5月20日,学校依据该校《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13条第3款“发生非法性行为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之规定,勒令两人退学,两人当学期的期末考试也被

取消。2004年8月17日,刘某和罗某在律师的陪同下,向成都市武侯区法院递交了一纸诉状,将母校告上法庭。2004年9月16日,两名学生向法院递交了“学校暂停执行勒令退学处分”的申请。2004年10月21日,成都市武侯区法院下达了“中止执行勒令退学处分”的裁定书,两名大学生搬回学校,一边上课,一边等待法院恢复审理。同年12月6日,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开庭,原、被告双方律师就是否应当受理此案件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法院最后对上述案件进行审查后认为,该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并对上述案件做出了不予受理的裁定,同时将裁定书送达了起诉人。类似的事件还有“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及“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等。这个案件涉及的就是行政主体范围的界定问题。在此案件中，着重体现以下几个问题。学校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学校开除刘某和田某的行为性质如何界定？是否是具体行政行为？学校的这种处分行为是否受行政法调整？

众所周知，我国行政法调整的是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如果行政主体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那么，行政相对人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而代表政府形象的行政主体，在社会分工中扮演着管理者的角色,民众相对地处于被管理的地位。这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主要源于国家赋予行政主体的行政权。作为一项国家权力,具有强制性、支配性和执行性,这种公权力使得行政相对人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为了达到公权力和私权利二者之间的平衡，行政法的出现使得公权力的行使受到了限制。这不但保护了公民的合法权利，也体现了法律正义性的价值。在我国,目前公认的行政主体是行政机关与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其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①国务院;②国务院组成部门;③国务院直属机构;④经国务院授权的办事机构;⑤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⑧经法律、法规授权的派出机关和派出机构;⑨经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机关内部机构、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⑩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其他组织,如经授权的行政性公司、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群众性组织等。从此案看，争议最大的焦点就是主体适格问题。也就是说，学校到底能不能作为行政主体来接受行政诉讼。从上面列举的行政主体上来看，学校并不在其中。我国的行政主体行主要是指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学校作为一种国家的事业单位，它在性质上属于公法人，虽然在行使管理职权上具有公共性，但这种公权力并不是来源于法律法规的授权，所以传统理论普遍认为这种公共组织应该排除在行政主体之外。

在此案中，由于学校没有行政主体资格，那么它所行使的行为也就不是具体行政行为，当然也就不能受行政法调整了。所以，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起诉比较符合法律依据。但法院的判决虽然符合合法性原则，但却不符合合理性原则。学校作为一种公法人，具有一定的公权力。当学校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时，必然会对学生产生影响。学生在这种公权力下会处于一种被管理的地位。在这种弱势地位下，学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学校对学生的这种自上而下的行为不被认为是行政行为的话，那么这种行为将无法定性，因为从行为性质和调整对象上看，这种行为也不能认定为民事行为和刑事行为。所以，这种公法人则会出现权力的真空。其次，学校作为一种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它管理的事项涉及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宪法规定，每个公民都有受教育权，学生在学校受教育就是享受这种公共利益的体现。如果学校仅仅因为学生的一些错误，就根据《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剥夺宪法所赋予的受教育权，从法律效力上来讲是说不通的，因为宪法效力高于一切。

在实生活中,有很多类似于以上那样的案例。拥有行政权组织未被列入行政主体中,他们往往因为不具有行政主体的身份而无法被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从而致使众多的被这些组织侵犯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得不到公法的救济。他们与上述第⑩所界定的行政主体的区别就是他们的授权不是很明显 ,但实际上这些不为法律所约束的“公法人”却越来越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随着我国行政理念由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变,特别是自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出现了更多的以非国家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身份出现的公法人和其他组织。众多的原本由行政机关行使的权力被赋予了从事特定公共事务的组织,即上述的公法人,或者是由原来国家机关或国家机构转变而来的行业协会。这些在传统认识上不属于行政机关、不具有行政职权的组织实际上担当了行政机关的角色。这些组织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颇为紧密,因此它们对人们的影响也是非常的普遍。与此同时，公共权力的分散化和多样化,引发了行政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化。实践中那些具有公共职能的非政府公共组织,以各自的方式实现着市民社会的公共管理行。当国家权力向社会转移已成为现代的总体趋势下，行政法学界开始呼吁，重新确认行政主体界定标准，扩大行政主体外延,将社会公共组织纳入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赋予这些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的非政府公共组织以行政主体的资格。

二、我国对西方国家行政主体理论的借鉴

在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行政主体制度,是一种以行政分权、地方自治为核心,以法律规范、法院救济为保障的行政组织法律制度。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行政主体制度，早在八十年代末引入行政主体概念主要是为了解决行政诉讼的被告问题。尽管二者的目的并不相同，但西方国家行政主体概念的根基十分牢靠，其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也非常强，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首先,咱们先来看一下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国家———法国与德国。在法国,行政主体是作为行政分权技术出现的。法国行政法学家将行政主体定义为“享有实施行政职务的权力,并负担由于实施行政职务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主体”。[4]在德国,行政主体是指在行政法上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具有统治权并可设置机关以便行使、借此实现行政任务的组织。日本的行政法学者们则将行政主体界定为行政权的归属者。以上国家对行政主体的界定基本上是依照“行政职能”、“行政职权”。我们再来看一下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英国与美国。在英国,没有行政主体的概念,但却存在行政主体制度,因为英国长期以来实行行政分权,而行政主体制度则是行政分权的法律技术。英国的行政主体有三类:国家、地方政府和公法人。美国的行政主体有四类:联邦、各州、地方政府和公法人。两国行政主体的范围与法国比较类似。但无论是大陆法系的法国、德国日本，还是英美法的美国、英国，它们共同的界定行政主体的标准学说都是行为标准说，这与我国的主体标准学说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些国家还有一类重要的行政主体,即公法人,并且它在行政主体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而我国行政主体中所欠缺的就是此类公法人。正是由于此类行政主体的缺,才致使类似本文开头的案例接二连三地出现。

三、我国行政主体内涵的重新界定标准

要摆脱我国行政主体理论面临的现实困境,有些学者提出对我国行政主体理论进行重构,以对行政主体理论进行改造与完善。主流观点有二:有学者认为借鉴西方的行政主体制度,在我国建立以行政分权为核心的行政主体制度;也有学者认为应在借鉴法、德、日等国家界定行政主体概念的基础上,重新界定我国行政主体的内涵。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因为第二种观点比较适合我国国情。我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国家，建立完全以行政分权为核心的行政主体制度与我国目前的政治制度不符。虽然我国现在正处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时期，但行政分权的行政主体制度涉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涉及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的转变，实施起来也会有很大的困难和障碍。从中央集权直接到行政分权大跨度的转

变也会使社会结构不稳定，产生一些负面的效果。通过借鉴法、德、日等国家界定行政主体概念的经验来丰富和界定行政主体的内涵,扩大行政主体的范围,完善行政主体理论,是比较适合我国国情和现实需要的。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减少政府开支，世界各国兴起了一场公共行政改革运动。各国政府普遍把部分行政职能开始像社会转移，从而促成了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兴起,呈现出公共权力的多样化和行政主体的多元化趋势。这种简政放权的路径结果导致了国家行政的范围缩小,社会公共行政的范围扩大。所以,自现代公共行政改革以来,国家行政已不能涵盖所有的公共行政,社会公共行政应运而生。姜明安教授指出:“国家行政属于公共行政,但公共行政并不属于国家行政,公共行政除了国家行政外,还包括其他非国家的公共组织的行政,如公共社团、律师协会等的行政以及公共企业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公立学校等)的行政。”[2]虽然我国现有的行政主体理论还在以职权性与授权性的划分为界定标准，但从近几年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实践来看,我国行政法领域也开始逐步涉及社会组织进行的公共行政。而我国这种公共行政改革和社会行政理论的增加,为以“行政管理职能和行政权”为标准界定行政主体提供了现实背景。

重新界定后的我国行政主体,指依法享有行政管理职能和行政权,能以自己名义实施公共行政, 并对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的组织。行政主体新的内涵应该有新的理解。这里的行政权力不仅包括传统的国家行政权力,还包括社会公共行政层面的行政权力。根据这个新的界定标准,行政主体的范围应该包括行政机关、被授权的组织和其他社会公权力组织。这种“行政管理职能和行政权”新的界定标准将会扩大行政主体的范围, 明确各类组织的行政主体地位及其公法上的责任,为受行政主体侵犯的行政相对人提供合法救济[5]。所以，行政法学应该加大对新增的从事社会公共行政的行政主体类型的研究,以反映行政主体多元化的趋势。

结论

如前所述,现阶段非政府组织行使公共权力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频繁。这种社会的公共行政与政府机关的行政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仅仅是管理主体的不同而已。它们都是行使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进行的管理行为,它们都会对社会成员的权利带来影响。既然社会公权力组织的公共管理行为必然会影响到

公民权益,就必须要有一定的法律予以规范和调整,才能确保社会公权力组织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也才能保障公民权益不受社会公权力组织管理行为的侵犯。由于这些社会组织管理的事务和行使的权力都具有一种公共性,因此,其他法律特别是民法无法将其纳入调整范围,而以规范公共行政权力为内容的行政法来加以规定则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第三篇：关于职务侵占罪主体范围的界定

关于职务侵占罪主体范围的界定

一、职务侵占罪主体范围之界定 关于职务侵占罪主体范围问题，理论上的争议集中表现在“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是否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问题上。根据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工作人员的特点，将他们排除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似乎并不合理，因为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中，除了存在依法执行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外，还有非从事公务的其他人员，例如直接从事生产、运输或者其他劳务性活动的工人、机关勤杂人员、个体劳动者、装卸工、国家机关的汽车司机、国有商店的售货员、国有企业的售票员、出租车司机等。他们显然不属于从事公务的人员，实践中不能排除这些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本单位的财物行为的发生。如果将上述人员排除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范围，其侵吞本单位财物的行为之定性将会遇到窘境。从现实来看，国有单位中的非从事公务的其他人员虽然不依法从事公务活动，而仅仅是从事劳务或其他工作，但由于他们在国有单位所从事的工作本身的性质，使得其中一部分人具有一定限度的管理公共财物的职能。这部分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本单位财物的行为，完全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特征，应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

据此，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应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中非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

二、单位的劳务人员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罪主体问题

（一）职务侵占罪和贪污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含义是否相同 从职务侵占罪的历史渊源以及《刑法》第271条第1款与第2款的逻辑关系看，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含义上没有实质区别。首先，如前所述，职务侵占罪的主体中有一部分是由原来贪污罪的主体中分离出来的，立法者设立职务侵占罪的主要目的从主体上将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区分开来，两罪的客观方面其实是相同的。其次，从刑法第271条第1款与第2款的逻辑关系上考量，依据《刑法》第271条第2款的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刑法有关贪污罪的规定定罪处罚。而前款行为正是非从事公务人员的职务侵占行为。因此，从逻辑上讲，贪污行为与职务侵占行为在客观表现上是一致的。此外，从相关司法解释中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如据199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侵占和挪用公司、企业资金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所谓职务侵占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自己主管、经管或者参与公司工作的便利条件。而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将贪污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解释为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不难看出，上述两项司法解释对于职务侵占罪和贪污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理解基本是一致的。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功能上主要是为了区分不需要利用职务的便利实施的犯罪诸如盗窃罪、诈骗罪等。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中“利用职务之便”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只是在具体表现形式上有所差异，需要结合“利用职务之便”中的职务的内容或者职务所存在的领域来进行分析。

（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利用工作的便利”的关系

既然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没有实质区别，那么，职务侵占罪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就不能等同于“利用工作的便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应有别于“利用工作的便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利用工作的便利”在逻辑关系上应是并列的、不同的范畴，而不可能是简单的同义重合。

（三）单位的劳务人员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 职务活动的本质在于管理性。既然职务侵占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之“职务”，指的是管理性的活动，与此相对应，其主体必须是有资格从事管理活动的人员。

什么是劳务呢？所谓劳务，是指单纯的体力劳动或者技术劳动。并非所有的单位劳务人员都应排除在职务侵占罪的主体之外，其中从事管理性事务的劳务人员可能成为职务侵占罪主体。例如单位的货物押运员、仓库保管员、出纳、会计等，他们的活动是保管货款货物，具有管理性，但是对于像售货员、售票员之类的人，他们能否成为本罪的主体，还要具体分析。如果售货员拥有对商品价格在一定范围内的决定权，那么他实际上对货物就享有支配权，其工作就有一定的管理性，他就可以成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而如果他对货物没有支配权，只是按照定价将货物销售、同时收取顾客的货款，每天关店盘点时如数将货款交到出纳那里，这种工作就属于纯粹的没有管理性的事务了，也就谈不上构成职务侵占罪。

因此，界定单位中的劳务人员能否构成职务侵占罪主体，就是要具体分析其是否组织、领导、协调、支配、经手某种事务、事物或财物。

三、《刑法》第271条第1款“其他单位”中的“单位”的范围问题 准确界定第271条第1款所规定的“其他单位”中的“单位”的范围，必须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第271条第1款“其他单位中”的“单位”的范围，是否与总则第30条单位犯罪中的单位范围一致？第30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那么，第271条第1款规定中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的“单位”与总则规定的“单位”范围是否一致呢？笔者认为，总则中关于单位犯罪中“单位”的范围与第271条第1款中的“单位”的范围并不一致。两者区别之要义在于价值取向不同。第271条第1款中的“单位”只需要具备形式上的合法性即可成立，但是作为第30条单位犯罪中的“单位”不仅要具有形式的合法性，而且还需具备实质的合法性。因为从价值取向角度而言，作为犯罪主体的单位的认定，应从严掌握，否则，把所有大大小小的单位一律都认可具有作为单位的主体资格，就会把一些自然人犯罪，作为单位犯罪论处，不仅放纵了罪犯，且有失公平。另外，从刑法的谦抑性以及刑法与经济发展保持相对张力的角度，对单位犯罪的单位的认定也应从严把握。而作为第271条第1款中的“单位”的确定，主要是解决其内部工作人员的犯罪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只需具备形式的合法性，刑法上的单位即可成立。那么，为了犯罪而成立的单位，能否成为第271条第1款中的“单位”？1999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尽管司法解释将为了犯罪而成立的单位排除在单位犯罪主体之外，但是否属于单位与是否将其列入单位犯罪的主体，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如前所述，第271条第1款所规定“单位”只需要具备形式上的合法性即可成立，但是作为犯罪主体的犯罪单位不仅仅要具有形式的合法性，而且还需具备实质的合法性。鉴于个人犯罪的处罚一般比单位犯同种罪重，从有力打击个人利用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的形式谋取个人利益而实施的犯罪角度出发，对其犯罪不视为单位犯罪，而以个人犯罪论处是必要的。但是，由于这些毕竟是经过注册登记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故其具备形式合法性，应当视为第271条第1款所规定“单位”。况且，其中的工作人员也并非都是犯罪人的共犯。因此，应当认为他们是公司、企业单位的人员，其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该单位的财物，仍应以职务侵占罪论处。否则，对他们不以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看待，按其犯罪手段分别以盗窃罪、诈骗罪、侵占罪论处，否定他们利用职务犯罪的特点，未免失当。

而正在筹备成立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能否视为第271条第1款“其他单位”中的“单位”呢？单位的法定资格，就象自然人一样，始于其出生之日，终止于其生命结束亦即单位撤销、解散、关闭等等之时。严格讲来，处于正在筹备阶段的单位，不能成为第271条中所规定“单位”。

第二，私营企业能否成为第271条第1款中的“单位”？参照国家统计局于1998年9月2日发布的《关于统计上划分经济成分的规定》的有关内容，私营企业是指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由自然人控股、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营利性经济组织。具体来讲，私营企业有四种形式：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股份有限公司。况且，第271条第1款中的“单位”，并无所有制的限制。应当看到，由于私营企业财产所有权的私有性以及其内部雇员主体身份的特殊性，长期以来，法律、法规对私有企业财产利益的保护一直限于民事手段。为弥补以往刑事立法之不足，体现刑法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平等保护原则，加大对私营企业财产利益的保护力度，将私营企业视为第271条第1款中的“单位”，可以更为有力地惩治职工雇员侵害本企业的财产利益的行为。

第三，个体工商户和个体经营户，是否属于第271条第1款中的“单位”？笔者认为，个体经济，指个人经营，包括个体工商户、农村的个体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不属于企业范畴，财产是个人所有的，其一切活动均取决于一个人的意志，自负盈亏，不具有团体的特征，当然不能视为第271条第1款中的“单位”，其所请的帮手、学徒，自然也不能成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

第四篇：浅谈我国政府会计主体现状及重新界定

浅谈我国政府会计主体的现状及重新界定

摘 要

政府会计主体是政府会计核算和监督的特定单位或者组织，是政府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空间范围。目前，我国的政府会计侧重于某一个具体部门，采用单一主体的预算会计主体模式。这种模式将政府预算与政府具体使用资金的核算割裂开来，使得预算对具体财务资源的使用缺乏控制，达不到政府预算的目的。

本文首先对政府会计主体的内涵与其双重性进行分析，对我国现行政府会计主体的现状进行讨论，同时对于德国、美国、英国等国的三种不同的会计主体进行介绍，最后对现阶段我国学者对于政府会计主体重新界定的观点进行归纳，在借鉴西方政府会计主体界定的实践经验，对我国政府会计主体的重新界定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政府会计主体 记账主体 报告主体 基金主体 双主体

目 录

引言„„„„„„„„„„„„„„„„„„„„„„„„„„„„„ 3

一、政府会计主体的内涵„„„„„„„„„„„„„„„„„„„ 3

二、政府会计主体的双重性：关于记账主体与报告主体的讨论„„ 4

三、我国政府主体的现状„„„„„„„„„„„„„„„„„„„„„ 5

四、国外政府会计主体的模式„„„„„„„„„„„„„„„„„„ 6

（一）德国法国的政府主体„„„„„„„„„„„„„„„„„„„„ 6

（二）美国州与地方政府的基金主体„„„„„„„„„„„„„„„„ 7

（三）英国等国的政府与基金并存的“双元主体模式” „„„„„„„„9

五、现阶段我国学者对于会计主体重新界定的观点„„„„„„„ 10

（一）政府主体：“组织性质”学说的提出„„„„„„„„„„„„„ 10

（二）基金主体：“资金来源与用途”学说的提出„„„„„„„„„„ 10

（三）双主体„„„„„„„„„„„„„„„„„„„„„„„„„„11

六、政府会计主体重新界定的相关建议„„„„„„„„„„„„„ 12 结束语„„„„„„„„„„„„„„„„„„„„„„„„„„„14 参考文献„„„„„„„„„„„„„„„„„„„„„„„„„„„„„14 浅谈我国政府会计主体的现状及重新界定

引 言

政府会计改革，是一场关乎政府公开透明、管理方式、行政职能转变和预算管理制度的变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当前社会公众对政府会计信息需求的呼唤。政府会计改革首先应对会计主体、账户设置等问题达成共识。政府会计主体解决政府会计核算和监督的空间范围问题，是区分不同主体之间、主体与主体所有者之间利益界限的依据。政府会计主体界定问题是政府会计改革中的一个难点，关系到政府会计模式的选择。只有通过识别和界定政府会计主体，才能确定政府财务人员服务的范围以及财务报表供给的对象，从而提供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的政府会计信息。

迄今为止，我国尚未真正意义的政府会计主体，对政府会计主体的研究也只是作为政府会计假设的一部分，并未系统和全面地对其进行阐述。我国在政府会计主体的界定方面，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因此，对政府会计主体的界定问题进行研究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政府会计主体的内涵

会计主体，又称为会计个体、会计实体，是会计假设或会计基本前提中的核心内容，是指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空间范围。明确界定会计主体是开展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工作的的重要前提,其目的是在空间上对进入一个会计系统的各种经济交易和事项做出限定。根据会计主体这项基本前提，会计实践只为本主体服务，只核算和监督本主体的各种经济交易和事项。换句话说，作为一个会计主体，应至少具备两个特征：（1）经济上的独立性，即必须与其他主体或个人的经济关系划分开来，以核算和报告该主体本身的业务活动；（2）组织上的统一性，即必须具有统一的组织、目标、权责，以系统的核算和报告该主体的业务活动。

政府会计主体，是指政府会计工作特定的空间范围。政府会计一直尚未在我国正式文件、制度中出现过,严格地说我国没有政府会计,而只有预算会计。我国的预算会计是核算、反映和监督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会计,是为国家预算管理服务的。它分为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预算会计和事业单位预算会计。1997年的预算会计改革，明确界定了我国预算会计的主体包括：各级政府、行政单位和各类事业单位。其中财政总预算会计的主体是各级政府，财政代表政府执行预算、管理财政收支；行政单位会计的会计主体是指会计为之服务的行政单位；事业单位会计的会计主体是指会计为之服务的各类事业单位。鉴于我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政府会计，故以下讨论的我国政府会计即指的是我国的预算会计主体。

二、政府会计主体的双重性：关于记账主体与报告主体的讨论

政府会计主体可以分为记账主体和报告主体两类。记账主体，又称为核算主体，是从会计记账角度界定会计主体。记账主体主要解决单位业务核算的范围问题。具体地说，记账主体涉及：（1）会计要素的定义；（2）会计科目设计；（3）记账程序和方法的运用；（4）会计确认基础（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5）会计计量属性等问题。报告主体，又称为报表主体，是从会计报告角度界定会计主体。报告主体主要解决单位会计报告业务资料的范围问题。具体地说，报告主体涉及：（1）会计报表种类、格式；（2）会计报表的信息范围；（3）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等问题。区分记账(核算)主体和报告主体的标准，在会计上主要看这一会计主体是否独立的记账，是否单独编制对外会计报表。如果进行独立的记账但不单独编制对外会计报表，那么它就是一个会计记账主体，但不是一个会计报告主体；如果不进行独立的记账但单独编制对外会计报表，那么它就是一个会计报告主体，但不是一个会计记账主体；如果既进行独立的记账又单独编制对外会计报表，那么它既是一个会计记账主体，又是一个会计报告主体。

对于政府会计的记账主体和报告主体是否统一的问题，我国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

史绍绂（1994）、孙继光（1994）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政府会计中，会计主体与财务报告主体不加区分，即认为会计主体就是财务报告主体。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政府会计主体和政府财务报告主体是有区别的。会计主体要确定的是需要达成自相平衡的一组经济业务或经济活动。财务报告主体要确定的是纳入政府财务报告内容的范围和组成结构（赵建勇，2001）。张连江、俞景中(2003)认为，会计的记账主体与报告主体应该是区别开来的。针对“基金主体”模式，其记账主体是各类“基金”，其报告主体由以基本政府为核心的多个层次组成,具体内容范围和组成结构要结合各国具体情况来确定。笔者认为：从两个主体的具体工作来看，记账主体和报告主体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因此，将会计主体区分为记账主体和会计主体还是很有必要的，在目前预算会计制度下，记账主体与会计主体相吻合只是现行预算会计制度的一个巧合。

三、我国政府会计主体的现状

目前，在我国政府的正式行文中，还没有“政府会计”的称谓(解放前，我国曾用过“政府会计”的名称)。国外的政府会计大致相当于我国的预算会计，但国外的“预算会计”内容与中国的“预算会计”大不相同。国外的预算会计是记录预算的会计，因为其法定预算需要作正式的会计记录。中国的预算会计是以预算管理为中心的宏观管理信息系统和管理手段，是核算、反映和监督中央和地方政府预算以及行政、事业单位预算收支执行情况及结果的会计，它更接近于政府会计范畴。

现阶段我国的政府会计采用单一预算会计主体模式，以政府预算为基础，其组成体系应与国家管理体制相适应，每一个预算单位为一个会计主体和报告主体。在核算中，对于指定用途或需要单独报账的资金设置若干的基金予以单独核算，但在报告时仍然以机构作为主体，各个基金不分开，都只是单一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见，我国政府会计的会计主体侧重于某一个具体部门，明确将各个部门作为会计服务的对象，也即政府会计主体。我国政府会计的主体包括国家各级政府以及各类行政单位。财政总预算会计的会计主体是各级政府而非财政机关。虽然我国的政府会计中也存在着基金的概念，但其表现形式是具体会计要素中的一级科目，未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独立会计主体，只是作为部门或单位会计主体的一种必要补充，是某一部门会计的具体核算对象。而且，我国政府会计的报告主体和记账主体是一致的，也是以各级财政部门和行政单位作为报告的主体。我国现有的行政和公共服务体系会计没有明确的记账主体，按照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的条文，会计报告主体似乎是各级财政部门或单位，但实际反映的是各级政府或行政单位的财务状况及预算执行情况。我国政府财务报告的主体为向人大提交政府财务报告的一级政府，但是财政总预算会计在组织会计核算时的会计主体分别由一般预算、基金预算、专用基金等部分组成。这在很大程度上仍以企业会计的模式作依据，并未形成非营利组织会计的特点。

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可以看出我国的政府会计主体具有以下特征：（1）多层性。由于实行财政资金纵向分级管理体制，各级政府、各级政府的部门和各个政府单位（包括行政单位预与事业单位）都是会计主体，由此构成多层级的会计主体。

（2）复合性。政府单位横向资金来源多渠道，具体管理要求不尽相同，如有的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原则，实质上成为基金，由此构成复合式的会计主体。

我国的预算会计的这一模式将政府预算与具体使用资金的核算割裂开来，使得预算对具体财务资源的使用缺乏控制。而财政资金的统一向下拨付又助长了各单位争资金而轻效益的现象，导致财务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同时也助长了腐败与铺张浪费。对于某些专款专用的各项基金，我国的预算会计并没有进行单独的核算与报告，导致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擅自篡改用途的现象的出现，没有真正的做到专款专用的目的。

由于我国目前政府会计报告体系采用的是单一的组织主体模式，在没有引入基金报告主体的情况下，政府财务信息只能总括反映政府合规性受托责任的履行状况，而无力提供不同性质财政资金的具体来源和使用信息。这样容易导致政府财务信息相对笼统，即使编制了政府合并财务报表也会使政府财务信息过于宏观，制约了对政府合规性受托责任的详尽反映，难以满足信息使用者对不同层次的政府财政性信息的需求。

四、国外政府会计主体的模式

（一）德国、法国的政府主体

在大部分的欧洲大陆国家都采用德法模式，德法模式以单位作为基本主体，就是按政府组成、控制的单位，作为基本主体，实际上是将预算单位作为政府会计的主体。

德法模式将预算单位作为政府会计主体与其独特的法律体系有很大的关系。德法模式的国家的法律系统属于以成文法为特征的欧洲大陆法系。欧洲大陆法系在法律中制定有详细的规则。实行欧洲大陆法系的国家, 其政府会计原则受法律的影响既广且深,关于政府会计和报告的规定,往往直接列为公共财政和预算法的组成部分。以德国和法国为例，德国没有单独的准则制定机构，德国政府会计依据的准则是公共财政和《预算法》。法国准则制定模式是一种由政府制定会计准则的模式，其准则制定机构主要是会计准则委会，该委员会由经济财政部领导，其成员半数以上 来自政府部门，因此也具有较浓的官方色彩。德法模式政府会计的主要目标是行政控制，其次才是向议会报告自己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如德国政府会计的主要目的是满足立法机关的信息需求，而并没有考虑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执行机构的信息需求。德法模式政府会计的目标是与预算和法律保持一致,监督预算的执行,向议会报告财政收支的合法性,以保证实际收支项目与预算收支相一致。因此，德国和法国的政府会计是“立法导向的”，主要用于“财政”目的而非“管理”目的，这也就与政府主体重预算轻管理的模式相适应。

同样，议会与政府的关系也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德法模式国家议会的作用相对较弱,在与政府的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如法国议会的权利是有限的,在立法权上,宪法虽然规定,一切法律皆由议会通过,但是有很多事项不属于法律而属于政府法令、条例管辖，即使是法律管辖的事项,政府也可以要求授权自行采取措施。在监督权上,法国议会的作用更弱,效果甚微。通过提不信任案迫使政府下台的权利,只限于国民议会行使,也是它唯一能有效地批评政府行为的方法,但是由于总统可以在与总理和两院议长磋商后,解散国民议会,所以议会在提出不信任案表决时,议员必然瞻前顾后。德国议会的作用比法国要强,但是相对于英美等国却仍然要弱,如德国政府有权通过联邦总统提前解散联邦议院重新选举,并且拥有紧急立法权。如果议会的作用相对较弱,权力较小, 那么议会对政府会计信息的需求就相对较少,如仅限于审核政府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而使社会公众对政府会计信息的需求也较少，这就与以预算单位为政府会计主体相吻合。

而第三个原因是德法模式国家的联邦(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控制权一般较高。如法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中央政府的地位和作用牢不可破。中央掌握着财政大权,财政监督是法国国家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包括预算监督和其他财政监督。德国虽然是实行联邦制的国家,但是其联邦政府拥有极为广泛的权利,对州和地方权力机关有着很大的影响。联邦政府有权以政府的名义发布命令,要求州和地方政府执行;各州只通过联邦参议院参与联邦立法和行政事务,维持各州利益,对联邦议院和联邦政府的职权和所做的决定起控制和补充的作用。在联邦(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控制权一般较高的情况下，预算单位为会计主体有利于联邦（中央）政府在财政上对地方政府进行控制监督。

（二）美国州与地方政府的基金主体

美国州与地方政府的基金主体以基金作为基本主体，就是把政府营运的资金“切 块”，每“块”资金有固定的来源和限定的用途，分别设置账户核算、编制财务报表。每“块”基金独立运作，都作为基本主体。虽然其政府会计仍与传统的预算密不可分,但它又试图摆脱预算。政府会计体系仍然以基金的形式监督预算的执行,但会计又在很多方面独立于预算,如政府要遵守外部的会计准则,而这些准则并没有采用预算会计所经常采用的收付实现制基础。会计报告倾向于满足实际或潜在的外部使用者的需求,如贷款人、政府证券投资者、纳税人和选举人。

美国的法律体系则属于以习惯法为特征的海洋法系，海洋法系以少量的成文法为基础,由法庭加以解释,并建立大量的判例作为补充。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以法律的形式将政府会计进行规范是不可行的，因此，美国的政府会计标准基本上都是由会计职业团体制定的。如美国政府会计规范属于在官方领导下的民间准则制定模式，包括联邦政府、州及地方政府会计规范。其中，联邦政府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是联邦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FASAB），地方政府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是财务会计基金会主办的美国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GASB）。因此，美国政府会计规范具有开放性，侧重对外财务报告准则规范，基本目标是反映政府整体对公众的受托责任。

同时，美国是一个典型的联邦制国家, 州政府和联邦中央政府之间有明确的权利划分,保持相对独立;州和州之间由于有各自的宪法,也保持相对独立;州以下的地方政府则实行较高程度的地方自治。因此,从法律形式上看,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都是相互独立的,不存在上下隶属关系。可以看出联邦(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控制权较弱,地方政府的作用相对独立,公民和投资者、债权人等更需要对政府的财务状况进行评估,地方政府所承受的外部压力较大,从而迫使其提供更加易于理解的会计报告,进而推动其政府会计发生变革。

显然，美国的州和地方政府是相对独立的，基于受托责任的观念，地方政府采用基金主体可以更好的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即公民和投资者、债权人等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满足公众对会计信息的需求。

当然，就整个美国政府而言，还是存在政府主体的，也就是大多数人认为的美国的“双主体”。美国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GASB)于1991年6月份发布的《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公告第14号—— 财务报告的主体》中的有关规定：“政府财务报告的主体由以下三部分组成：一是基本政府；二是基本政府负有财务责任的组织；三是那些就其与基本政府之间关系的性质和重要性来说，如果不将它们纳入报告主体的财务报表将会导致财务报告误导和不完整的组织。”可见美国实际上是将整个政府的 全部活动都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政府主体”中进行核算，包括：政府单位、公立非营利组织以及它们所属的公立。但是就州与地方政府而言，采用的是基金主体。同时1999年6月,GASB颁布了第34号公告，要求州和地方政府除了基金报告以外,还要编制以完全的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整体财务报表。

（三）英国等国的政府与基金并存的“双元主体模式”

单位主体和基金主体并存，就是对政府一般经济资源以单位作主体进行核算和报告，对有特定用途的资金以基金作主体进行核算和报告。这种做法可称之为“双元主体”模式。目前，英国、加拿大等国家都采用这种模式。英国模式的政府会计则已经基本上摆脱了传统的预算。政府的所有活动不仅仅是企业活动都采用了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同时权责发生制会计原则和准则也影响了预算观念和数据。英国中央政府会计实行基金会计模式，地方政府会计的特定业务也需要设立基金。

与美国相同，英国的法律体系也是以习惯法为特征的海洋法系，英国中央政府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虽然是政府,但是,为了在政府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增加一些独立的因素,确保资源会计最大限度地符合英国公认会计准则,1996 年财政部成立了财务报告咨询委员会,负责对政府会计报告准则与标准问题提供咨询建议。地方政府会计准则是由独立的会计标准委员会(ASB)发布的。英国实行“议会至上”的原则,议会不仅拥有立法、决定财政权、监督行政系统的活动、司法终审权等权利。可以看出与美国相似，英国的议会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拥有与政府相抗衡的能力。而英国中央政府财务报告的目标是表明公共资金按照国会设定的目标正确地使用；向国会提供有关服务成本的信息；证明授权使用公共资金的各机构充分履行其职责并有效地管理公共资金，可以看出政府会计强调行政官员对国会的受托责任。

同样，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方面，英国虽然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是其建立基础是地方分权。英国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对中央与地方政府进行明确的权限划分,但是从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的实际情况以及相关法律条文来看,独立征税是地方政府传统的权利,分权管理也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种约定俗成的分工。可以看出英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管理权还是较弱的，但地方政府的权利并没有像美国地方政府那么大，在这点上，英美两国有较大的相似之处但又有所区别。

以上可以看出社会各界对于政府会计信息的需求较大，这也就表明了基金主体存在的必要性。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一定的监督管理权要求了政府主体这种模式 的存在。

五、现阶段我国学者对于会计主体重新界定的观点

（一）政府主体：“组织性质”学说的提出

“政府主体”，实际上就是要回答哪些经济主体属于“政府”,应当纳入到政府会计体系中。对此,当代西方国家的答案是:以公共财政理论为基础,首先界定政府的经济职能,或者说政府经济活动的范围,然后以此为标准,对照经济主体的活动性质及其资金来源的性质进行取舍。叶龙，冯兆大（2006）认为当前我国政府应主要扮演以下三个经济角色。

1、公共物品的提供者

2、公平分配的保障者

3、公有制度的维护者

而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执行上述职能的组织大致有三类,即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他们认为国有企业至少在现阶段应当全部排除在政府会计体系之外，而只有接受全额拨款的、纯粹公立型的事业单位才应当纳入到政府会计体系之中，对于机关单位他们认为应当全部纳入到政府会计体系之中。

（二）基金主体：“资金来源与用途”学说的提出

我国现行的政府预算会计模式中已有了“基金主体”的雏形，例如我国现行的《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中就有如下规定:“收入包括一般预算收入、基金预算收入、专用基金收入、资金调拨收入和财政周转金收入等;支出包括一般预算支出、基金预算支出、专用基金支出、资金调拨支出和财政周转金支出等;结余包括预算结余、基金预算结余和专用基金结余,各项结余必须分别核算,不得混淆。”尽管如此,我国现行的政府会计模式中并没有明确提出“基金主体”的概念。而且，我国的基金与“基金主体”的基金还是有区别的。我国现行政府预算会计体系中的基金是指为兴办、维持或发展某种事业而储备的资金或专门拨款,如各种政府性基金,按规定它也需要单独核算。而“基金主体”中的基金则是从专款专用的角度对“政府主体”的全部经济资源所作的进一步细分。它是“政府主体”的子系统, 若干个“基金主体”的总和就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政府主体”。由此可见,这两个概念之间有一定的重叠之处,但从总体上看,后者的概念要宽泛得多,它涵盖了“政府主体”中的全部经济资源,而前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叶龙，冯兆大（2006）认为可以以“基金”为主体进行会计核算和报告,将有效避免政府财务管理方面的随意性和人为因素,细化政府的受托责任,增强政府的责任 意识,切实保证各项财政资金的专款专用,提高政府各项经济活动的透明度，节约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社会监督成本。他们认为我国未来的政府会计模式中可以考虑主要设置以下三大类“基金主体”:(l)公共基金(2)保障基金(3)权益基金，同时指出各“政府主体”还可以在上述分类的基础上再作一步的细分。

朱雪峰（2005）认为在确定记账主体时，应以各类基金为记账主体。为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提高政府财政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我们应借鉴西方国家的政府基金会计，根据复式预算的要求和政府承担的财务受托责任情况，从加强财务资源管理和规范政府财务行为的需要出发，建立政府公共基金会计、国有资产基金会计和社会保障基金会计。在每一个基金内部还可以设置若干个子基金，并且每一个基金都有一个完整的会计核算体系和一套完整的财务报表。在确定报告主体时，要注意层次性，把政府会计的报告主体分为基本政府和基本政府的组成单位(如行政单位)和主要基金，条件成熟时，将基本政府的相关单位（如国有独资企业)也纳入报告主体范围。

姜海华（2006）认为政府会计中，为反映预算限定，防止政府财务资源被滥用，更好地贯彻专款专用原则，应将会计模式转变为基金会计。政府及政府单位应当以基金作为财务资源管理的基本单位。政府各基金之间有明显的界限，任何基金都是一个与其他基金分开并相互独立的会计与财务报告主体，它们各自都有相应的资产、负债、收入、支出或费用以及基金余额或其他权益，并通过一套自求平衡的账户与报告体系记录和报告政府特定活动及其财务资源来源与应用情况和结果。为此，基金间交易及有关款项的垫付、往来等事项都必须分别在相关基金主体中作出完整的记录和报告。

丁庭选、邵翠丽（2012）认为首先我国应将记账主体与报告主体相分离，再引进基金主体，同时结合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背景重新定义基金。他们认为我国的基金可定义为按照特定的法规、限制条件或者期限，为从事某种活动或完成某种目的而分离形成的，依靠一套自相平衡的科目来记录财务资源、相关负债和剩余权益的余额及其变动情况的一个财务与会计主体。同时也提出设置政府公共基金、社会保障基金和国有资产基金三大“基金主体”。

（三）双主体

还有学者参照西方的政府会计主体提出我国可以合理引进“双主体”。王艳林（2012）认为我国可以实行“双主体”，就是不再按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事业单位会计划分会计主体，而是依据履行政府职能的需要，政府会计主体划分为报告主体和记账主体。记账主体是从会计核算的角度来界定会计主体，主要解决单位会计业务核算及确认入账的范围问题；报告主体是从财务报告的角度，对会计主体的具体界定，报告主体主要解决单位会计报表的业务资料范围问题。

王玮（2010）认为要合理引进“双主体”，分别从组织性质和组织资金的来源与用途两个层面界定政府会计的主体。其中政府主体为报告主体，基金主体为记账主体。其中：报告主体由以基本政府为核心的多个层次组成；记账主体由各类具有专门用途的基金构成。同时提出，我国在整合和发展政府会计的过程中，要注意层级性，即把政府会计的报告主体分为基本政府和基本政府的组成单位。第一层次为中央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第二层次为政府各个部门（各级政府的行政部门），第三层次为政府的相关单位（公立非营利组织），由此构成多层级的政府会计报告主体。

丁程（2012）认为可以实行双轨制，区分政府会计的记账主体与报告主体。对于记账主体，可以合理引进基金主体模式，将其分为公共基金、保障基金与权益基金。而对于报告主体，他认为可以分为两大层次：（1）各级政府整体，各级政府按照一级预算原则编制财务报告反映这级政府的资产、负债、资源状况和现金流量情况。（2）基金报告主体，在公共基金、保障基金和权益基金三大类主体下面按各项基金类别分设基金主体，单独核算并提供相应的财务报告，反映其各类限制资源的使用情况和运用效果。

六、政府会计主体重新界定的相关建议

在对政府会计主体进行重新界定提出建议之前，首先有几点要明确。一是必须要明确公众与政府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政府作为受托人有义务对履行公众所赋予的受托责任。二是我国的政府体制注定了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有很大的监督控制权，我们不可能完全的仿照美国或者英国等国家，采用“政府主体”与“基金主体”并存的的“双主体”模式。第三，记账主体与报告主体的区别，但是两者并不是相互分离的，两者相辅相成。记账主体是为报告主体服务的，报告主体主要是根据决策有用性和成本效益原则决定的。第四，预算会计是否有存在的必要需要进行讨论，如果有必要存在，那么预算主体、记账主体和报告主体该如何进 行协调。第四，现阶段我国公众对于政府财务信息的需求较大，政府的会计主体必须满足公众对政府财务信息的需求和对政府财务透明度的需求。

鉴于以上几点，我们对于政府会计主体重新界定提出如下建议：

1、借鉴英国的“双元主体”模式，将政府会计主体的记账主体与报告主体相分离。其中记账主体是基金，即将政府运营的各种资金进行分类，每类资金有固定的来源和限定的用途，分设账户单独核算、编制财务报表。每类基金独立运作，都作为基本主体。其中可以将基金按照其特定的用途分成公共基金、保障基金和权益基金三类，公共基金用来反映和监督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活动中的资金运动情况，同时可以将它进行进一步划分，例如设置核算日常经费的普通基金、专项拨款的特种基金、资本项目基金、偿债基金；保障基金用来反映和监督政府在提供保障类活动中的资金运动情况，如社保基金等；权益基金则是用来反映和监督政府在维护公有制活动中的资金运动情况，如国有资产基金和政府采购基金。对于每一种基金都规定其特有的规范制度。报告主体则可以分为基金主体和政府主体。基金主体是指对于每一类基金，各自编报财务报表并单独进行报告披露。政府主体包括基本政府与基本政府组成单位，其中第一层次为中央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第二层次为政府各个部门（各级政府的行政部门），第三层次为政府的相关单位（公立非营利组织），由此构成多层级的政府会计报告主体。每个层次的单位独立编报财务报告，而对于有下级单位的，采用“母子公司模式”，在编报本单位财务报告外还要编报合并财务报告。

2、预算会计还是有存在的必要，但是预算会计的作用只限于对下一会计的资金进行合理预算与作为进行资金下拨使用的一个借鉴依据，并不形成单独的核算系统，其作用类似于企业中的预算会计，同时预算报告要与政府的财务报告相对应，以便于年末对于政府的财务报告进行评价。

3、对于应纳入政府会计报告体系的单位应有明确的界定。首先国有企业至少在现阶段应当全部排除在政府会计报告体系之外。再者只有其资金来源中政府拨款额比例在85%及其以上的事业单位才应当纳入到政府会计报告体系之中。最后机关单位应当全部纳入到政府会计体系之中。

结束语

本文对于对政府会计主体的概念、其两重性、我国政府会计主体的现状、国外政府会计主体的模式以及我国学者对我国政府会计主体重新界定的观点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并依据受托责任与对政府会计信息的需求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

文章存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虽然本文在引入双主体模式时对于基金主体具体设置与政府主体的大致模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是并未对我国政府会计主体的主体结构进行全面分析，因此对于政府主体的主体结构的全面分析是以后的研究方向。

参 考 文 献

[1] 张连江、喻景中，论政府会计的会计记账主体与报告主体，财务与会计，2003；10 [2] 赵建勇，试论中国预算会计体系，财经研究，2001；6 [3] 朱雪峰，对政府会计主体的新认识，事业财会，2005；5 [4] 姜海华，现行政府会计制度的不足及改革设想中国管理信息化，2006；1 [5] 叶龙、冯兆大，我国政府会计模式构建过程中主体界定问题初探会计研究，2006；9 [6] 丁庭选，邵翠丽，关于我国政府会计主体界定问题的思考，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2012年专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2；5 [7] 王艳林，基于公共受托责任的政府会计目标与主体的重新定位，经济论坛，2012；6 [8] 王玮，论我国政府会计报告主体的重新界定，财会月刊，2010；5 [9] 丁程，政府会计改革过程中政府会计主体界定问题研究，湖南大学，2012；5 [10] 史绍绂，浅议会计主体与会计对象──预算会计准则框架的具体思考之一，预算管理与会计，1994；09 [11]孙继光，浅谈事业单位会计主体的界定，预算管理与会计，1994；07 14

第五篇：节事和节事旅游的界定

节事和节事旅游的界定

节事(Festivals and Special Events)是一个外来组合的概念，是节日和特殊事件的统称。在西方节事旅游研究领域，节事是一个松散的集合，并没有严格清晰的界定，包括标志性事件(Hallmark Event)，大型活动(Mega Event)和特殊事件(Special Event)，以及节日(Festivals)等。Getz是节事旅游研究的鼻祖，他把经过策划的事件(Planned Event)分为文化庆典、文艺娱乐事件、商贸及会展、体育赛事、教育科学事件、休闲事件、政治/政府事件、私人事件等8类。

依据影响力，节事可以分为超大型活动(Mage Event)，如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世界级赛事奥运会、足球世界杯等；标志性事件(Hallmark Event)，如各具特色的城市品牌节庆活动，如青岛啤酒节、大连服装节等；重要事件(Major Event)以及特殊事件，如规模和影响力都较小的一些地方性节庆或特殊事件。节事，特别是超大型活动和标志性事件由于其广泛的知名度、深厚的文化内涵、相对固定的形式、丰富多彩的内容，已经成为吸引旅游者前来观看、参与的重要旅游吸引物。节事是节事旅游的动因，但并非所有的节事都会带来巨大的旅游效应，只有那些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节事才能够成为旅游吸引物。这些节事通过规律性主办、或者规模大到足以引发值得关注的游客空间流动，才催生了这种新兴的旅游形式——节事旅游。因此，节事旅游从供给者来说，是一种以节事活动为吸引物的旅游形式，从市场角度来看，是节事活动引发的旅游效应。

中国节事旅游发展状况

中国作为社会现象的节事历史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但具有旅游经济影响的节事活动则蓬勃发展于近二十年。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新兴的休闲需求牵引下，随着地方营销理念的传入，很多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旅游业，积极承办或者主导创建了新型的城市节日、庆典活动。这些节事类型众多，特点各异。为了便于比较，本文在叙述中所指的节事概念主要限定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文化、体育、旅游等领域具有旅游影响的节庆和特殊事件。

数量近年，随着居民消费需求的蓬勃增长和地方营销理念的深入人心，中国通过外部竞争或内部策划，承办或创办了各种类型、规模和层次的节庆和特殊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节日庆典活动就有5000多个。为了旅游促销，很多省市年初就推出节事活动手册。例如北京市旅游局推出2005年区县旅游节庆活动就有136项，2006年区县旅游节庆活动156项(1)，其中还未包括在北京举办的一大批具有国家级影响力的文化、体育、园林部门负责的文体节事。很多旅游城市如大连、青岛、宁波等，已经初步形成了标志性的城市节庆如大连服装节、青岛啤酒节、宁波服装节带动，多种文化、会展、休闲节庆活动集群式发展的态势，如大连赏槐会、国际沙雕节、国际马拉松赛、沙滩文化旅游节、青岛海洋节、中国开渔节、中国徐霞客开游节等。

种类 中国节事基本可以概括为六种类型：即文化艺术类(主要包括各种文化节、艺术节、摄影节、戏剧节等)、历史民俗类(包括民族、民俗节事等)、自然生态类(包括自然风光、生态现象等)、运动休闲类(包括群众体育赛事、登山探险、狂欢等)、衣食物产类(包括美食节、服装节、特产和花卉节等)、其他综合类(如“旅游节”等)。(2)结构比例为历史民俗类占2%，衣食物产类占23%，文化艺术类占19%，自然生态类占17%，体育休闲类占10%，其他综合类占7%。历史民俗、衣食物产和文化艺术类节事共占到中国节事的66%。中国近年的节事旅游大致集中在以下五个领域：(1)传统节庆活动引发的文化旅游，如雪顿节、伏羲大典等。(2)大型赛事引发的体育旅游，如奥运会、F1等。(3)大型展会引发的商务旅游，如世博会、广交会等。

(4)城市庆典引发的都市休闲旅游，如大连服装节、青岛啤酒节、宁波服装节、南宁民歌节等。(5)乡村(景区)节日引发的自然休闲旅游，如众多的桃花节、樱花节、西瓜节等。

分布 中国节事活动主要集中在春秋两季举办，围绕“五一”、“十一”黄金周形成节事举办高峰期。这一时间分布折射出中国节事同旅游活动、旅游促销的密切关系。在空间上主要集中在浙江、上海、广东、江苏、北京、山东等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这些也是中国市场经济活跃、休闲需求旺盛、商务活动频繁的地区。其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聚集了大量各种类型的节事活动，并且有的已经形成了品牌，例如“广交会”已经成为中国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商品种类齐全的综合性过节贸易展会。此外，三市围绕旅游主题分别举办国际文化旅游节，以及与旅游文化相关的上百个节庆活动。

主题 国内节事策划仍处于起步阶段，在节事策划创意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目前国内节事在主题和内容上存在很严重的雷同现象，如全国有几十个“啤酒节”、几十个“茶节”、上百个“桃花节”、“冰雪节”。根据搜集到的有限样本进行分析，中国目前六大竞争性主题是“美食节”、“茶节”、“啤酒节”、“X花节”、“服装节”、“文化旅游节”等。这些节事并不很好地立足当地文化基础，不仅在主题、内容上，甚至在形式上都照抄照搬，全篇一律，缺乏新意，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恶性竞争。

组织 中国绝大多数节事均采取了政府主办的方式，但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大包大揽办节会的方式正面临转变。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组织模式日渐成为主流。这种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模式可分为三级组织架构，即协调机构、执行机构和辅助机构。一般来说，由节事组委会作为临时机构负责节事的全面统筹规划，大型活动办公室作为常设机构负责区域内不同节事发展，有时还设立了特定节事办公室进行特定节事的营销推广工作。执行机构主要由旅游、文化等各相关部门和部分企业组成。辅助机构通常包括了当地的交通、医疗、卫生等部门。这一模式是在中国节事发展中逐渐摸索和发展起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大型节事组织模式，但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更清晰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引入更多相关企业参与节事运作。

世界著名节事及重点地区

与中国内节、会、展、演、赛相互融和、彼此不分的情形不同，在国外节事旅游实践中，节庆和展会类特殊事件之间有着相对清晰的分界。节庆的本意是有主题的公众庆典，这个词语有着丰富的传统和内涵。真正的节日是为公众产生的，是为社会群体中有价值的事情所举行的庆祝活动，目的在于培养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和成就感。在西方社会，很多节庆仍然是立足社区的民间自发活动。一些经过策划的特殊事件，如城市标志性事件，在产生之初就具有强烈的地区营销导向。展会类活动则起源于1851年在英国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目前，展会类活动主要集中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等欧洲国家。

随着节事商业价值日益被发掘出来，国外节事的商业运作也受到广泛的重视。在国外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新兴的、迅速发展的大型活动产业(Event Industry)。各类节事相关的协会提供大型活动的策划、营销、组织管理的培训课程，提供节事影响力的评估报告以及高级管理人才资格认证。围绕节事管理的职业群体正在形成。

国际著名节事活动

在世界范围内，目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节事活动繁多，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狂欢类节日 国际范围内以娱乐狂欢为主要内容的节日众多，有一些节日已经享有国际声誉，如巴西狂欢节、威尼斯狂欢节、西班牙奔牛节、法国尼斯狂欢节、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等等。这些活动彰显着强烈的地域风情，已经成为当地重要的旅游吸引物，以西班牙“西红柿节”为例，每年“参战”和“观战”的人数达4万之多。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啤酒节，被称为最大的民间狂欢节，每年都有超过600万的游客参与庆祝。在举办的两周内，大量的慕尼黑农产品被就地消耗，平均每年超过500万升的啤酒被喝掉。同时该节还拉动了当地的就业，近几年，平均每年吸纳10000多人为啤酒节工作。

大型体育赛事 世界级的大型体育赛事主要有奥运会、冬奥会、足球世界杯、F1(一级方程式赛车)等，具有区域影响的有欧洲杯、亚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举办会引发大量的观战旅游者，更有甚者，会对举办地的旅游产品、市场结构乃至旅游目的地形象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韩国借助1988年汉城奥运会获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2000年悉尼借助奥运会有力地推动了澳大利亚旅游业的发展，成为奥运旅游战略的典范。围绕2006年足球世界杯，德国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但是，借助大型体育赛事开展节事旅游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高价格、球赛票、赛季以及参赛队的表现都会影响到观战旅游者的决策。此外，在比赛期间，还通常对一般休闲客源有一定量的“挤出”，如2002年韩日世界杯比赛期间，赴韩国际旅客不升反降。这一点值得举办地特别注意。

文化艺术节 欧洲、亚洲的一些国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各类文化艺术节日众多。如英国爱丁堡艺术节、法国巴黎秋季艺术节、法国阿维尼翁艺术节(Festival d'Avignon)、意大利罗维纳歌剧节、奥地利萨尔斯堡音乐节、德国的拜罗伊特艺术节、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文化节、瑞典斯德哥尔摩水节、美国“孟菲斯五月”国际节、法国戞纳电影节等。享有国际声誉的爱丁堡艺术节(Edinburgh Arts Festival)已经举

办了60年。它是世界大型综合性艺术节之一，旨在促进欧洲国家间的文化交流，现在已经演变成一个雅俗共赏的艺术盛会，有民办和官办之分。2006年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开幕式上就吸引了十几万观众，来自世界各地两万多名表演者参与了1600多场演出；2005年的萨尔斯堡音乐节期间吸引了近60万游客，旅游效应巨大。

休闲运动类节事 随着大众健身和极限运动的兴起，一些休闲运动类节事也备受青睐。如以热气球节为例，著名的有日本左贺热气球节、韩国大田国际热气球节、俄罗斯热气球节、英国布里斯托(Bristol)热气球节、美国雷德岩热气球节、美国休斯敦热气球节、斯里兰卡热气球节、法国蒂昂维勒市国际热气球节等。此外，还有各类登高节、赛马节等。

会议、博览会 世博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等都是国际级的博览、会议品牌。2005年在日本爱知世博会为举办地爱知县带来了巨大的旅游经济效应，在世博会举办前，车程两小时以内的酒店被订购一空。而世界经济论坛更是让小城达沃斯变成了滑雪旅游的胜地。此外，香港的钟表展，德国科隆的五金展、法国巴黎的航展等都是著名的展会品牌。

宗教庆典和地方性节庆 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圣诞节几乎成为最被广泛接受的宗教性节日，并且引发了庞大的休闲和旅游消费。一些宗教庆典如伊斯兰教的古尔邦节、印度的昆梅拉节、泰国万佛节等也会在一定的区域和宗教信徒中产生巨大的宗教旅游效应。此外，在多民族的聚集地区和国家，民族文化各具特色，地方性节庆活动也异彩纷呈。节庆活动成为地方文化最佳的表现形式，成为少数民族最宝贵的一笔文化遗产。

重点国家和地区

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节事活动主要分布在以下一些地区：

欧洲 英国节事发展历史悠久，文化艺术类节事是英国节事的主要构成部分。到1981年，英国就拥有了200多个艺术类节事活动，1989年的英国官方年鉴提到了400多个艺术类节事。截至2005年，全年有650个专业艺术节在英国举行。其中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是世界上最为盛大的艺术节。此外，英国还举办各种体育赛事如温布尔登的网球“四大满贯”锦标赛、谢菲尔德的世界职业台球锦标赛等。德国是世界著名的展会强国。2006年世界杯足球赛是德国的一大盛事。德国政府启动了一系列以世界杯为主题的音乐节、演出等艺术和文化项目，把体育和休闲、旅游结合了起来。2005年，芬兰推出80个国际艺术节，其中包括“西贝柳斯音乐节”和“拉赫提管风琴艺术节”，两者均以宏大的规模和高超的演出质量闻名于世。此外，在充满田园风光的东部湖区举办“萨翁林纳歌剧节”、芬兰西部的波里市科克迈基河河岸举办“波里爵士音乐节”，芬兰南部举办“纳坦利音乐节”等。

美洲 在1984年美国举办的洛杉矶奥运会之前，美国只有一些零星的节事活动。此次奥运会首开了大型节事商业化运作的先河，对以后美国乃至全球的节事运作影响深远。美国很多节事活动和城市营销、旅游发展等总体规划密切相关。例如1987年在美国旅游协会(TIA)推出的“发现美国：国内旅游营销计划”中就包括了一些知名的节事活动。又如1989年举办了“我爱纽约盛夏节”。此外，在纽约“城市文化公园制度”的要求下，节事活动被作为这一计划的组成部分，以这些遗址公园作为节事举办场地，旨在“让人们的生活重返社区”。目前，美国最著名的节庆活动有传统和体育运动相结合的“玫瑰碗游行”、商业运作最成功的“肯塔基州赛马节(KDF)”，以及大众参与广泛的“纽约梅西感恩节”等。

澳洲 澳大利亚现存的一些节事多产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1954年伊丽莎白二世到访活动、1956年墨尔本举办奥运会、1960年举办阿德莱德艺术节。进入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出现“社区艺术运动”，出现了多文化的节日，如第一届Tamworth乡村音乐会、悉尼歌剧院开幕式等。自从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开创重大节事商业化运作的模式以后，对澳洲节事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进入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节事尝试市场化运作并更注重经济效益。到1988年，澳大利亚节事活动得到公共部门的支持，在此之前的大多数体育和文化节事活动均是由志愿者组织和管理的。1982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承办了英联邦运动会、阿德莱德举办了世界一级方程式汽车大奖赛、珀斯举办了美洲杯对抗赛等。在1986年到1996年的十年间，澳大利亚各州围绕节事活动举办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作为这种争夺的结果，各州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大型赛事的专门机构，如1985年，西澳大利亚州成立了(西澳大利亚)节事公司(Eventscorp)，1988

年昆士兰政府成立了昆士兰节事公司，1991年维多利亚州成立了墨尔本大节事公司，1993年，新南威尔士州成立了新南威尔士特殊活动有限公司，1995年，南澳大利亚成立了澳大利亚大节事公司。这些公司负责把国际、国内的大型节事吸引到本地区来办，进行节事的招标，也参与节事活动的组织和管理。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举办，带动了澳大利亚节事活动的兴盛。

亚洲 韩国实施文化、体育、旅游协同发展战略，韩国文化、体育、观光均归属于韩国文化观光部统一管理，在体制上保障了文化、体育、旅游节事协同发展。2002年韩国和日本联合举办了“世界杯足球赛”，带动了节事活动的开发和举办。目前韩国节事繁多，根据韩国官方网站收录主要节庆活动近200项。主要可分为庆典、祭礼、传统节日和现代大型活动等类型，如水原排骨节、全州拌饭节等推介韩国饮食特色的，又如时装节、摇滚舞节、演唱会、艺术节、电影节、跆拳道节等彰显现代流行文化的，还有端午节等弘扬传统文化的。其中，釜山国际艺术节、釜山国际电影节、光州泡菜节等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日本的节庆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侧重传统文化、艺术、宗教的节日(Festivals)，二是现代交流、体育、产业的特殊事件(Special Events)，如体育比赛、工业博览会等。根据日本《Event 白皮书2000》的统计，1998年日本节庆和会议的直接收入为428亿美元，占GDP的1%。2002年，日本举办节庆活动达18440次之多，多由社区、村落举办。新加坡是亚洲的会展中心，也是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近年，新加坡非常注重旅游目的地的品牌塑造和推广，竭力塑造丰富、多元、精彩的目的地形象，主要的现代节庆活动有新加坡时装节、新加坡美食节、新加坡电影节等。

中国节事旅游前景展望

随着未来国际交流和国际合作的加强，世界著名的节事培育历史和运作经验、世界各国发展节事的战略和规划都将为中国节事旅游发展提供宝贵的借鉴。中国的一些节庆活动也在积极寻求国际化的发展，如青岛国际啤酒节推出了“青岛与世界干杯”的口号，积极寻求与德国慕尼黑啤酒节的合作与交流机会。还有一些脱胎于节庆活动的会展，也开始寻求国际化、专业化的发展，如作为大连国际服装节重要内容的大连国际服装博览会暨中国服装出口洽谈会已经被国际展览联盟(UFI)接纳为正式会员。

2006年至2010年间，是中国大型和超大型活动最集中的五年。刚刚举办过的如2006年杭州休闲博览会、沈阳园林博览会，即将举办的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和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等。围绕这些大型活动，各种文化艺术、体育健身、狂欢休闲类节事频繁举办，市场潜力巨大，旅游效益突出，以此为起点，在未来的若干年内，节事旅游必然会保持着蓬勃的发展势头。

世界级大型活动带动节事旅游热潮

根据历届奥运会举办经验，虽然奥运会的短期旅游效应是不确定的，但长期来看，奥运会的举办会深远地影响到举办地的旅游发展进程。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一超大型节事必将拉动大范围、大规模的商务和体育观战游客的流动。与此相呼应的上海世博会将会拉动大量的高端商务旅游客源。2010年广州亚运会无疑也会成为全亚洲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这三大节事前后衔接，互相呼应，不但会成为全国的旅游热点区域，甚至会成为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节事旅游热点地区。经过精心策划和实施，这些活动必将发挥巨大的经济、旅游带动效应，提升举办地形象和旅游吸引力。

传统节日牵引文化旅游回归

近年来，东方文明在西方受到追捧增长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豪感，“韩流”在亚洲的大行期道为中国提供了启示，中韩“端午节”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争为中国传统文化保护敲响了警钟，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为传统节日保护和开发提供了思路。国内专家关于恢复和保护传统节日的呼吁也不绝于耳。2006年的“七夕”，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被称作“中国的情人节”加以推广。针对这个传统节日，银川、四川等地都举行大型庆祝活动。有的商家还推出了旅游线路、开发出多种旅游产品。通过赋予传统节日以时代的内涵，培养青年尊重传统、弘扬传统的习惯，牵引市场向传统文化旅游的回归。在未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市场对传统文化的需求会日益迫切，与传统节日相关的旅游也将受到市场青睐。新兴节事旅游市场巨大，不容忽视

随着电子通讯、网络等技术发展，彩铃、彩信、动漫、网络游戏成为时尚青年的最爱。由此而开发出的新兴节事活动，如“中国国际动漫节”以及“彩铃唱作先锋大赛”等，也在近年举办地如火如荼。这些节

事开展的cosplay大赛、盛装狂欢、彩铃唱作、动漫展示等一系列活动，颇受年轻人喜爱。这些活动将会为举办地带来一定数量的旅游者。这些新兴节事内容新颖时尚、参与感强，备受时尚青年的青睐。同时，作为一个新兴产业，也蕴含庞大的商机，在未来有良好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条件，旅游影响不容忽视。大型展会商务旅游前景广阔

博览会、展览、大型会议、交易会等作为一种特殊的节事，会为举办地带来大量的商务客源。近年，中国会展业发展态势迅猛，调查显示，2002年中国展览观众达到4680.33万人次，比2001年增长26.2%，2003年达到5998万人次，比2002年增长了28.15%3(3)，据预计未来十年，中国商务旅游市场将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反映出会展商务旅游市场开发的广阔前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 马聪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