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谈十二五开局：中国进入经济转型阶段

第一篇：经济学家谈十二五开局：中国进入经济转型阶段

中国经济50人论坛19日举行2011年年会，众多国内知名经济学家为如何让“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献言献策。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分别进行了主题演讲。十多位与会专家踊跃发言。会议围绕“十二五”开局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开局之年要处理好三方面问题

吴敬琏说，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要开好局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十二五”规划我觉得最值得看的是两个，一个是主线非常正确，就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另外一个是要以更大的决心全面推进改革。然而，中国在“九五”时期就已经提出了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进展并不大。结果到现在，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临界点附近。

吴敬琏说，需要做好三件事来保证开局之年能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这里讲的比较宽松的环境，不是说货币的宽松，而是资源的宽松。“十二五”时期不要因为追求大规模的投资或者过于追求G D P增长速度使得资源和环境太紧张。

首先是宏观经济政策要保证一致性“比如货币政策，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决策中心或者指挥中心来保证政策稳定，因为看起来措施挺乱的。”吴敬琏说，现在政府打击投资购房，于是民众手中的货币就必然流向消费领域，导致物价上涨。可是政府又同时提出要努力管理通胀预期。类似这样的事情，还需要各种政策互相协调。

第二件事，“十二五”的投资计划需要调整。“十二五”各地方各行业的投资计划都比较大，比如说铁路建设计划投资3.5万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计划的投资规模也非常大，包括L E D、电动汽车、太阳能产品等等。这种投资计划需要重新做审核，否则会影响整个“十二五”时期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第三件事，“十二五”期间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动力来自体制改革。他认为，目前的“十二五”规划大多都是讨论具体问题，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最需要的，其实是明确通过改革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模式，这需要政府有“顶层设计”。

吴敬琏说，目前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应该是一个强力政府控制的经济模式，市场经济也是在政府驾驭下的。那么，要想在“十二五”期间让改革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现在政府就得加紧着手规划或者是设计。有了“顶层设计”才能规划具体项目，设计强有力的措施推进改革。当前社会利益已经固化，如果没有整体设计就转型，可能会有消极后果。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中国宏观经济面临滞胀威胁

刘伟说，宏观调控和宏观政策选择以及完善宏观政策的效果是“十二五”非常重要的问题。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一定意义上带有滞胀的威胁。所以短期看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应该是防止资产价格的过高。

刘伟表示，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看到两方面的特殊性：一个是和国际社会相比，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在货币市场上对货币的需求很大而供给不足，换言之就是流动性不足或者银根紧张。因为在欧美国家，危机首先是金融问题，这个问题要解决，往往要求货币当局放松银根。然而中国与它们有很大差别，中国货币市场失衡不是货币供给不足，而是货币供给过大，需求相对供给来说长期不足。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是中国的市场投资或者是私人投资内动力不足。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欧美国家表现为金融链条断裂，金融和非金融企业缺钱，对货币有强力的需求。但是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有输入性，它首先影响实体经济。出口企业没有订单，于是就不需要货币。同时，中国的银行体系由于存在一道防火墙，所以资金链非常稳定，资金充裕，货币供给充足。在这种情况下，等于是中国货币的有效需求不足，供给相对充裕。

之所以发生这个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差，大企业没有新产品，无法向新投资领域发展，有钱不敢投，投了就是重复建设;小企业制度创新差，不能公平使用融资市场，有需要也拿不到钱。最终就是中国大小企业对货币的有效需求都不足，于是就出现了流动性过剩问题。

其次，中国的货币往往和财政绑在一起，信贷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财政政策来实施。如财政担保的贴息贷款，土地财政等等，这样就使得中国的信贷发放量进一步增大。

另外，中国还面临外汇占款问题，去年的外汇占款已经超过基础货币总量。

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另一个特殊性是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失衡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情况不同，一定意义上带有滞胀的威胁。

要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长期看当然要靠创新，培育中国经济对货币的真实有效需求，而不是简单地实施刺激政策增大货币的供给。在短期就货币政策讲，首要目标是防止资产价格过高。因为中国的特殊情况主要是货币的有效需求不足。要实现这个目标，建议多用数量工具，这比运用价格工具更有效。数量工具包括存款准备金率，央行票据贴现等，但是不太主张过多地去控制信贷规模。

另外，扩大内需很重要。这次检讨美国金融危机，根本原因是过多地强调了货币政策刺激产生的需求效应，而且忽略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宏观政策对供给的改善。中国度过前段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后，“十二五”期间宏观政策应该在强调短期总量均衡外，多关注供给方面的调整，强调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益。

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未富先老”可能丧失劳动力比较优势

蔡昉表示，“十二五”期间中国人口变化的一个可能的特点是“未富先老”。也就是说经济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人口的老龄化已经到来。而且由于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不是某一项政策造成的，无法用政策来调控。如果生产力没有显著提升，未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不可避免的。

他指出，中国除了经济水平在赶超富裕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赶超发达国家水平：“2000年中国的人均G D 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现在大概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7.7%，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人口老龄化(65岁以上老人比重)程度也在赶超，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老龄化比例是6.8%，和世界平均水平完全一样，但是去年世界平均水平是7.5%，我们的老龄化比例是8.3%，也就是说我们显著赶超了。”

蔡昉认为“十二五”期间，中国劳动力供给新增量为零。设定16岁至64岁为劳动年龄，他分析称，整个“十二五”，农村劳动年龄人口转移数量，不足以补偿城市需求。“先老”的结果是，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加速上涨。无论是一般行业的普通劳动者(包括农民工)，还是农业雇工，其工资均加速上涨。

另外，中国长期以来缺技术熟练工人，但是今天的情况是由于劳动力供应不足，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在快速增长，出现了比较显著的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趋同的现象。也就是说，农民工这个群体教育回报率在下降，于是对农民子弟来说，出现了一种受教育的负激励。

蔡昉说“先老”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相对稀缺，意味着中国丧失了原来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同时“未富”意味着中国不会在短时间内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得到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在“十二五”期间可能出现比较优势真空。

蔡昉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不是政策调控就可以改变这一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没有生产力提升的显著支撑，未来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不可避免。不过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延长人口红利。

首先，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向内需。他认为，内需和目前生产结构以及资源禀赋相适应，不至于使产业结构调整过于剧烈，可以避免比较优势真空状态出现。

其次，实现产业转移。尽管沿海劳动力成本提高，但是，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仍然低廉，实现产业转移可以延长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蔡昉分析称，中国目前的生产率提高，更多是资源重新配置，而不是微观的基础效益。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中国进入新的30年经济转型阶段

王一鸣表示“十二五”的特殊性表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进入新的30年经济转型阶段。要正确认识这一阶段的经济变动。

他说，从短期调控来看“十二五”时期政府宏观调控面临两难，一方面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潜在增长水平下降;另一方面，如果还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话，就会使通胀压力增大，结构调整的目标也难以实现。

从中长期来看，“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会发生一系列变化，一个是劳动力供需形式变化，劳动力工资水平迅速提高。其次，由于年龄结构的变化，“十二五”的储蓄率可能也会发生调整，进而导致投资率调整。今后维系经济较高的增长就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这取决于技术创新。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让农民工市民化以缓解“民工荒”

樊纲称，从官方统计看，中国按理说不会出现“民工荒”，但是却出现了。这一悖论反应了中国的一个特殊国情———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业化率。

城市化的核心是农民的入城化过程。转移出的农民工过早地退出城市，这是民工荒悖论后面的重要问题。按非农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比重来算，我国的工业化率是70%;按照居住人口来算，城市化率才有48%。

樊纲说，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能够部分缓解“民工荒”问题。怎么做才能让农民在城市待下来，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在我国没有出现高能力、高质量生产要素禀赋的情况下，能比较长时间保持劳动力优势这一低能力禀赋，以此来维持一个长期的竞争优势，这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非常重要。”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魏杰：“十二五”调结构应从调整财政收支入手

魏杰表示，我国经济结构失衡主要是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之间的失衡引起的，“十二五”期间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应重点调整国家财政收支结构。

魏杰认为“十二五”期间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推动企业成本上升，企业利润调整不会太大，它对结构调整的贡献不会太大。重点还是要调整国家财政。第一是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要下降，目前中国的税率过高。第二是改善财政支出结构，目前我国财政在医疗、教育、保障上支出不足。

在魏杰看来“十二五”经济结构调整，涉及三个层次，一个是出口、投资、消费结构，出口和投资占的比例偏高，导致结构失衡。第二个是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失衡，这个表现为居民收入过低。第三个是产业结构失衡。

高盛香港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哈继铭：经济增速将明显下台阶

哈继铭说，中国在“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的常态，和过去5-20年相比将明显下一个台阶，速度不可能保持10%左右。道理很简单，主要是受制于资源约束，包括劳动力供给不像过去这么充裕。如果劳动力的市场报酬明显提高，那么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明显下降。

美国也是这样。其实美国的人口红利拐点已经到来，是在2007年、2008年的时候。未来几年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能保持在3%以上就已经是很快了。

哈继铭表示，如果认识到中国经济的这种变化，中国经济未来就应该更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速度。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政府应该让利于民

张曙光表示，“十二五”期间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政府就应该让利于民。能否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不是技术选择、投资选择的问题，而是体制和利益的问题。

张曙光称，不解决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十二五”经济结构转型很难成功。1994年之前，政府的收入在下降，国有企业在退出，民营企业在发展，是一个政府让利于民的局面。但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政府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老百姓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增长，而且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张曙光说，中央有钱，地方要办事却没有钱，这是个体制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各个地方都要大干快上，经济转型也很难实现。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新情况下也要保护市场机制

王建说，国际金融危机到来之后，为了反危机，中国经济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为了保增长出现了国有资产在各领域加速进入，为了结构调整又事实上导致民营经济被全面挤出。这都是与市场机制相违背的。“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进入经济增长严重受到资源约束的时代，瓶颈越来越多不能成为市场机制退出的理由。要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要采取措施，是不是要研究在新的短缺情况下怎么保护市场机制，怎么样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

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郑京平：规范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

郑京平说“十二五”要开好局起好步，就要深化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及市场体制和机制。关键要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特别是对市场主体在竞争过程中产生的负外部性进行必要的约束。

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规范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县级政府发展模式是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奇迹的主要原因，这个发展模式内涵是以县政府为主导，以一个县地域为边界，县和县进行竞争。这种模式的积极意义是推动了社会经济迅猛向前发展，释放了巨大活力，体现出了强大的推动力。但是它的不足使得市场竞争中的负外部性约束的主体缺位弱化，政府本来应该是做裁判员，现在变成运动员或者准运动员，只考虑运动成绩，忽视运动成绩创造成本和对社会带来的危害。

怎么样规范?一是进一步强化政府作为公共事物管理者的意识和作用，把对于县级政府考核目标更多强调在这方面。第二要加强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在这方面的约束。强化舆论监督，同时进一步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提防出现债务危机

曹远征说，未来5年中国经济发展可能遇到的最大担心是投资下来了而消费却没有上去。中国最近的这一轮投资是在2年前发生的，从经济周期来看，要到明年才能结束。这一轮投资让中国经济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同时，未来1、2年看不到消费增长的持续动力。

这就可能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产能过剩，第二是债务投资。由于这一轮是政府投资，地方政府积极参与，所以地方融资平台模式高度负债，要小心债务危机的出现。尤其是现在，地方融资平台负债问题与股市、资本市场和银行联在一起，如果债务危机出现，可能导致一系列后果。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不解决体制问题很难转变发展方式

王小鲁说，“十二五”规划强调发展方式转变非常有必要，但是怎么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并没有说的太清楚。发展方式转变背后很大程度上是体制问题，不解决体制上的问题很难实现发展方式转变。

中国现在发展方式的问题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储蓄过度，由此带来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未来中国想再靠出口增长率拉动经济增长恐怕不现实，投资增长是不是仍然可以起到主导经济的作用也是个问题。当前中国这样一种发展方式已经很难维持下去，接下来需要做的是在体制层面解决这些问题，包括财税体制和收入分配制度。

第二篇：【经济社会转型】“十二五”中国经济开始第三次转型

【经济社会转型】“十二五”中国经济开始第三次转型

[摘要]国际金融危机的后果及西方国家刺激经济的措施，使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例如，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不利于我国稳定和拓展外需；国际市场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境外热钱会带来冲击；金融危机催生新的科技革命，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争将日趋激烈。

（中经评论·北京）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指出，制定“十二五”规划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征。”可以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是当代中国经济的第三次转型，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依据和基本要求

经过前两次经济转型，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新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国家综合实力大大增强。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并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出了坚实步伐。为今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奠定了雄厚的经济、技术和物质基础。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发展中还存在诸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经济结构不协调。三大需求关系失衡，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上世纪90年代的55%迅速下跌至最近10年的45%；资本形成贡献率则从上世纪90年代的34%快速上升至50%；经济增长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较高，外贸增长方式粗放。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过低，农业基础仍然薄弱；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过大，制造业整体素质不高；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2009年仅为43.4%，而世界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占比则分别超过50%和70%，我国第三产业中还存在居民消费价格和房产价格双膨胀问题。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我国城市化率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83年的1.82?1拉大至2009年的3.33?1，幅度高于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009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均GDP之比为2.2?1。

二是科技创新能力不强。进入新世纪，我国科技投入明显加快，但科技创新能力仍显不足。2009年，我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占全部专利申请和授权总量的比重仅为23.5%、11.2%；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企业比重仅为8.5%，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只有0.69%。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制造业的比重仅为10%左右，许多核心与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在出口技术和产品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比重不足10%，使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三是民生问题凸显。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压力仍然较大，就业结构性矛盾明显；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关系民生的社会事业依然滞后于经济发展，在教育、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还存在不少难点和焦点问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民生问题关乎社会和谐和社会稳定。

四是资源环境约束强化。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GDP总值的比例为8.5%，而耗费的煤、钢、石油的比重却分别高达46.9%、46.4%、10.4%。高消耗的结果，必然是高排放和高污染，我国主

要污染物排放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粗放的发展方式难以持续。

五是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特别是行政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和社会事业体制等方面。

从国外看，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但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从近20年国际金融危机暴发的历史来看，遭受金融危机打击严重的国家，其经济发展能力的恢复，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日本自1991年开始的资产泡沫破裂引发的全面金融危机，导致近20年来长期的经济萧条。在金融危机暴发前的1973至1990年，日本的GDP年均增长率约为4%；但在金融危机后至今，没有哪一年GDP的增长率曾达到过4%，1991年到2008年GDP年均增长率只有1.3%。再看1997年开始暴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受这次危机打击最严重的一些国家，例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等，金融危机后经过10年的复苏和发展，其经济年均增长率还远低于金融危机暴发前10年的水平。

这次2008年由美国开始暴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造成发达国家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虽然从2009年下半年已开始复苏，美欧修复经济的能力可能强过日本，但由于面对持续动荡的金融市场、低迷的住房市场、失业率居高不下、居民消费不振以及不胜负担的主权债务，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要使经济发展势头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也将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缓慢复苏的过程中，还存在再度暴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国际金融危机的后果及西方国家刺激经济的措施，使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例如，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不利于我国稳定和拓展外需；国际市场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境外热钱会带来冲击；金融危机催生新的科技革命，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争将日趋激烈。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就是为主动适应现阶段国内外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更好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这也是我国发展实践的深化和经济的总结。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要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总量中的含量，促进整体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1995年中央关于“九五”计划的建议，针对经济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首次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任务。“十二五”规划建议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五个坚持”的基本要求，即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这“五个坚持”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内涵，它指明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努力方向和工作重点，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我们一定要全面深刻理解，在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认真贯彻落实。

“十二五”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主要任务是规划主线的具体体现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十二五”规划要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重大部署紧密衔接，与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紧密衔接。“建议”综合考虑未来发展趋势和条件，今后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建议”还提出了“十二五”时期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改善民生、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等方面的主要任务。“建议”提出的“十二五”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主要任务，是“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具体体现。在“十二五”时期，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奋斗，要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牢固。

国外有媒体对中国“十二五”规划建议评论说：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再过分强调国内生产总值，而转向追求扩大内需、缩小差距的均衡发展。没有提出具体数字指标是“建议”一大特征。新五年规划不再提及具体指标，意在强调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量向质”转变。这种评论是一种误解，把“十二五”规划“建议”与“十二五”规划“纲要”混为一谈了。“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今后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主要任务时，充分体现了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的要求，既为编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供依据，也留下空间。“十二五”规划作为5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总是要有数字指标的，不仅有经济总量增长等预测性数字指标，还会有节能减排等约束性数字指标，由多项具体指标构成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

“十五”计划把GDP年均增长率定为7%，实际完成为9.8%；“十一五”规划纲要把GDP年均增长率定为7.5%，实际完成约为11%。有的研究人员预测，“十二五”规划纲要把GDP年均增长率可能定为7%～

7.5%。从“十二五”开始，为了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会更好，发展速度可能比“十五”、“十一五”减慢，但仍会保持较高的增幅。

“十二五”开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继中国前30年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近30年改革开放经济管理体制之后的第三次经济转型。

第一次转型：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开始实行工业化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一是废除帝国主义控制中国海关和外贸的特权，管制或收购帝国主义在华企业，成为国有经济的组成部分。二是没收四大家族控制的官僚资本（包括工业、交通、金融、贸易等企业），变为国营经济。三是废除封建经济制度，全面开展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四是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集体经济和国营经济。由于受当时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和经济管理体制认识的局限，私营经济被完全取消，个体经济亦微乎其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还有待完善。十七大报告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第二次转型：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对外开放，逐步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就着重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片面强调计划和集中统一管理，否定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由于否定市场的作用，权利高度集中，利益格局一元化，使微观经济丧失活力，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物资的普遍短缺。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里的市场不单指国内市场，也包括国际市场；实行对外开放，就是要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对外开放，也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完善，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第三次转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协调、可持续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中提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战略举措，是非常及时、非常重要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阶段，已经进入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从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角度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是“重量级”相当的转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就过程来说，“十二五”时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起始阶段和攻坚时期，以后还有二三十年的路要走，将与完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并前行。

第三篇：中国小康进程进入冲刺阶段

小康之路就在脚下！多少年来，中国人民祖祖辈辈在盼小康、奔小康的道路上洒下了勤劳的汗水和智慧，本世纪末我们即将迈入小康社会的门槛，千年的梦想圆在二十世纪之末。

根据《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规定的指标测算，从总体上看，到1999年我国已走完温饱阶段94.6％的路程。预计到2000年，全国总体平均水平将进入小康社会的初期阶段，有3/4的人能过上小康生活。

小康初期阶段基本达到

改革开放以来的21年，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党带领全国人民在小康建设之路上不断前进，使人民在短短的几年里就跨越了物质匮乏的年代，告别了短缺；80年代人民生活从贫困走过温饱，90年代逐渐迈向小康，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截止到1999年底，小康评价指标测算结果显示，中国人民生活已实现小康初始水平的94.6％,也就是说即将走完温饱阶段的路程,基本上达到小康初期阶段生活水平。

（一）从《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规定的五方面看，经济水平和精神生活已达到小康标准，物质生活、人口素质和生活环境实现程度分别为94．6％、88.4％和91．5％。

（二）分城乡看，城镇居民生活已达到小康标准的94％，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物质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质已基本实现小康水平，精神生活实现程度为86.7％，生活环境与社会保障实现程度为75.6％。农村居民实现程度为88.45％，其中收入水平实现程度为85.14％，物质生活实现程度为84％，人口素质实现程度为87．22％，生活环境实现小康程度为89.09％，精神生活和社会保障与社会安全已达到小康标准值（见图1）。

（三）分地区①看，全国31个省市区，有15省市区实现程度在90％以上，9个省市区在80％－90％之间，7个省市区实现不到80％。

东部地区小康实现程度为97．86％，其中有10个省市区实现程度在96％以上，1个省超过90％，1个省接近90％；中部地区实现程度为93．18％，其中实现程度在90％以上的有4个省，实现程度在80％至90％之间的省市区有5个，有2个省市区接近90％；西部地区实现程度为84．18％，其中实现80％至90％的有3个省市区，其余7省市区实现不到80％（见图2）。

（四）从人口分布看，1999年底全国有6.156亿人口已基本达到小康生活水平(实现程度90％以上，下同)，占总人口的49.93％；其中有4.606亿人口分布在东部，占东部人口90．79％，1．55亿人口分布在中部，占中部人口35．198％。有4.65亿人口处于温饱有余生活水平(实现程度80％－90％)，占总人口的37.73％，其中2.85亿人口分布在中部，占中部人口的64．81％；有1．33亿人口分布在西部，占西部人口的46．65％。有1.52亿人口处在温饱中期水平(实现程度不足80％)，占总人口的12.34％，均分布在西部，占西部人口的53．35％。

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全国有一半人基本过上了小康生活，东部绝大多数人过上了小康生活，中部也有2/3的人过了小康生活，而西部过上小康生活的人不到一半。

（五）从小康进程速度看，按小康基本标准衡量1990年小康总体实现程度为46.32％，平均每年向前推进4．63个百分点；到1999年底，小康实现程度已达94．6％,比1990年实现程度高48.sp;

（三）地区经济总体发展迅速。目前，党中央考虑东部沿海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建设经济社会水平已达到一定的高度和实力，果断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提高西部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些年来，虽然各地区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但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都较为迅猛。1999年东中部各省市区gdp的增长速度基本上在7％至10％之间，人均gdp绝大部分已达到或超过小康标准值；西部各省市区gdp的增长速度在6％至9％之间，人均gdp实现程度也大部分在90％以上。

物质生活：向小康水平逼近

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实现小康的关键。现实情况表明，中国人民生活正实实在在地向小康水平逼近，消费水平不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提高和改善。这些都能从人们的衣、食、住、行方面的数量与结构的变化反映出来。1999年底物质生活实现小康标准的94.6％，比1990年的49.9％前进了46.4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向前推进5.16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实现程度为96.6％，中部地区为91.85％，西部地区为82.34％。

（一）居民收入有较大提高，为物质生活质量的整体改善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居民收入是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源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财富的积累，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与日俱增的上升，20余年的变化是显著的、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不难从工资、劳务收入到银行储蓄存款余额、有价证券、金融资产等相关指标看到居民收入迅速提高的轨迹。

城镇居民收入的迅速提高，使城里人有幸在80年代中期就尝到了好日子的甜味，人均可支配收入率先于1998年达到小康标准。按不变价计算，1980年至199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其中80年代的10年和90年代的9年中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5％和6.87％，呈现稳步增长的特点。

同样，农民收入也日益上升。199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现价为2210元，是1978年的16．5倍，如果按1978年这一可比价格计算则为632．65元，这意味着农民收入比1978年的133．6元实实在在提高了4．74倍。按不变价计算，1980年至1999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其中80年代的10年和90年代的9年中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8％和5％。可以看出，城乡收入增速呈现出三个特征：1)19年中农村平均快于城市1个百分点；2)80年代农村快于城市2个百分点，3)90年代农村慢于城市近2个百分点，特别是近两年来农村明显慢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1999年农村小康实现程度为82.4％，而城市于两年前就已达到小康水平。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收入的议论也越来越多，分配不公、脑体倒挂等现象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些现象我们能从数据变动的轨迹中找到痕迹，据有关单位测算，1998年我国基尼系数高达0.386，已接近国际警戒线0.4的水平，超过高收入国家90年代0.338的平均水平，如果将城镇特高收入户也纳入统计中，则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

（二）居民居住水平有很大改善。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居住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人们告别了几代同堂的年代，特别是康居工程实施以来，居住水平与质量提高更快，屋内设施现代化、家具豪华化、装璜漂亮化等，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截至1999年底，城镇人均住房使用面积由1980年的5.5平方米提高到14.2平方米以上；入住两居室以上单元配套楼房的家庭逾2/3；有厕所或浴室的家庭比重不低于3/4；使用可分为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等，它的提高除受经济基础这一因素制约外，还取决于受教育程度、卫生条件和生活环境等几个方面。

（一）我国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多年以来，我国一直在推行九年义务制教育。到1999年底，全国已有一半以上的县市区达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全国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1％，小学和初中升学率分别为94．4％和50％，平均每万人口在校中、小学学生数分别为621人和1076人，比1990年分别增加174人和5人，两者比重分别比1990年增加6个百分点和减少7个百分点。我国文盲人口大幅度减少，明显快于90年代初期，1999年底*识字率达87．6％，超过85％的小康标准值。从人口结构看，1999年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较大，分别为35．7％和31．9％，它们占了总人口的2/3；高中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分别为9．9％和2．9％。

随着我国初等教育的普及，以及作为当代我国两大战略之一的科教兴国战略的推出，我国高等教育人材也不断增多。到1999年底，我国受过高等教育人的比重为2.9％，目前平均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分别为33人，比1990年增加15人，比重比1990年上升0．7个百分点；1998年高中等学校高级教师约20万多，讲师达27万多人，助教和教员为21万多人；科研机构2.2万个，科技活动人员281万，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高达149万人；平均每万人中有1.6名高级教师、12名科学家和工程师。

（二）文化事业不断发展。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历史，曾创造过世界奇迹，为人类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为世界文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1999年我国文化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文化馆达2899个，公共图书馆为2769个，博物馆为1371个。广播电视更上一层楼，为绝大多数人提供了听、视觉信息获取和娱乐渠道，1999年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0.4％，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1.6％。而出版业更是火爆，报刊、图书、光盘层出不穷，图文并茂，1999年出版报纸、出版杂志和出版图书总印数分别达到318亿份、28亿册和73亿张，三者种数分别达2千多种、7千多种和14万多种。这说明中国人一年当中有25种报纸可看，有2本杂志可读，有6册图书可念，彻底改变了过去报刊图书不足的状况。

（三）卫生保健条件逐步改善。人们医疗保健条件的改善是伴随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逐渐加快的，我们的药品丰富了，不那么依赖进口了；医院的床位宽松了，卫生服务的条件改进了，治疗的仪器先进了，人们不再因治病条件的艰难而苦苦等待，卫生理疗和身体保健也早已不是奢望。到1999年，全国每万人拥有病床数25.49张，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数2.55个，每万人中有卫生机构人员45名。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率先于1996年达到小康标准，目前，我国这一水平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接近，比高收入国家低7岁左右，比低收入中国家高6岁左右。

然而，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虽然我国人口素质有较大程度的提高，但个别指标离小康标准仍还有一定的差距，人口素质的进一步提高问题仍不能掉以轻心。一方面，近几年我国人口素质提高的基础不扎实，出现小幅波动状况，需要继续巩固，如*识字率1996年和1997年就略有下降，两年分别为81.8％和83.3％；另一方面，其他人口素质指标显示情况并不很乐观，如进入90年代以来，婴儿死亡率至1997年仍一直停留在33‰的水平上，没有多大改善，仅比1980年的34.7‰尽管如此，我国环境形势仍然相当严峻，环境改善还有待进一步加快进程。我国农村生活环境的改进重点不同于城市，如果说城市是工业污染、空气和水质污染的治理，那么农村则是卫生条件的改善和水土流失与沙漠化的治理。1998年，农村建立保障网络乡镇数为18749，全国有医疗网点的自然村比重达90％多，改水受益人口占全部人口90％以上。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以上百分比，1998年为80％，根据推算1999年为83％,小康实现程度为83％。

今后我们治理污染改善环境的路还很长、很艰巨，要重点保护自然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加大各种污染现象的治理力度，保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家统计局小康研究课题组)

注：①东部地区12省市区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

中部地区9省市区为：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部地区10省市区为：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第四篇：中国小康进程进入冲刺阶段

小康之路就在脚下！多少年来，中国人民祖祖辈辈在盼小康、奔小康的道路上洒下了勤劳的汗水和智慧，本世纪末我们即将迈入小康社会的门槛，千年的梦想圆在二十世纪之末。根据《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规定的指标测算，从总体上看，到1999年我国已走完温饱阶段94.6％的路程。预计到2000年，全国总体平均水平将进入小康社会的初期阶段，有3/4的人能过上小康生活。小康初期阶段基本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21年，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党带领全国人民在小康建设之路上不断前进，使人民在短短的几年里就跨越了物质匮乏的年代，告别了短缺；80年代人民生活从贫困走过温饱，90年代逐渐迈向小康，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截止到1999年底，小康评价指标测算结果显示，中国人民生活已实现小康初始水平的94.6％,也就是说即将走完温饱阶段的路程,基本上达到小康初期阶段生活水平。

（一）从《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规定的五方面看，经济水平和精神生活已达到小康标准，物质生活、人口素质和生活环境实现程度分别为94．6％、88.4％和91．5％。

（二）分城乡看，城镇居民生活已达到小康标准的94％，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物质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质已基本实现小康水平，精神生活实现程度为86.7％，生活环境与社会保障实现程度为75.6％。农村居民实现程度为88.45％，其中收入水平实现程度为85.14％，物质生活实现程度为84％，人口素质实现程度为87．22％，生活环境实现小康程度为89.09％，精神生活和社会保障与社会安全已达到小康标准值（见图1）。

（三）分地区①看，全国31个省市区，有15省市区实现程度在90％以上，9个省市区在80％－90％之间，7个省市区实现不到80％。东部地区小康实现程度为97．86％，其中有10个省市区实现程度在96％以上，1个省超过90％，1个省接近90％；中部地区实现程度为93．18％，其中实现程度在90％以上的有4个省，实现程度在80％至90％之间的省市区有5个，有2个省市区接近90％；西部地区实现程度为84．18％，其中实现80％至90％的有3个省市区，其余7省市区实现不到80％（见图2）。

（四）从人口分布看，1999年底全国有6.156亿人口已基本达到小康生活水平(实现程度90％以上，下同)，占总人口的49.93％；其中有4.606亿人口分布在东部，占东部人口90．79％，1．55亿人口分布在中部，占中部人口35．198％。有4.65亿人口处于温饱有余生活水平(实现程度80％－90％)，占总人口的37.73％，其中2.85亿人口分布在中部，占中部人口的64．81％；有1．33亿人口分布在西部，占西部人口的46．65％。有1.52亿人口处在温饱中期水平(实现程度不足80％)，占总人口的12.34％，均分布在西部，占西部人口的53．35％。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全国有一半人基本过上了小康生活，东部绝大多数人过上了小康生活，中部也有2/3的人过了小康生活，而西部过上小康生活的人不到一半。

（五）从小康进程速度看，按小康基本标准衡量1990年小康总体实现程度为46.32％，平均每年向前推进4．63个百分点；到1999年底，小康实现程度已达94．6％,比1990年实现程度高48.28个百分点。90年代,平均每年推进5.36个百分点，比80年代的平均速度每年高出0.73个百分点。这说明进入90年代后，小康实现进程有所加快（见表一）。到2000年，预计全国总体平均将实现小康初始水平，全国约有74．84％的人口基本能达到小康水平，有12．82％人口接近小康水平，然而,有12.34％人口难以实现小康；在16项小康测评指标中有12项可以基本达到或超过小康标准值，2项指标达到小康值困难较大。整体说来，虽然小康建设的道路上有许多困难和障碍,但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人民在本世纪末能圆小康生活之梦。人均小康指标提前实现经济发展是强国富民的基础，改革开放21年以来，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经济增长水平与增长质量不断提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提前5年于1995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宏伟战略目标,人均指标已超过小康标准值，是五大部分实现小康程度最高最早的一部分。

（一）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增长速度遥遥领先国际水平。1995年我国提前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199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前实现番两翻的目标，提前达到小康标准。1995年现价国民生产总值为5749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80年4518亿元增长321.6％，年平均增长10.07％。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95年现价为4854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为2713元，比小康标准值高213元，比1980年的460元增长248.7％，平均每年增长7.76％。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现值为8205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1980年至1999年平均每年增长9．8％，其中80年代的10年中年均增长9．3％，90年代的9年中年均增长10．4％。199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现值为6546元，按1990年可比价格计算为3591元，按可比价格计算1980至1999年平均每年增长8．4％，其中80年代平均每年增长7．7％，90年代的9年中年均增长达到9．1％。可以看出，进入90年代后，国民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质量也有所提高，波幅基本控制在7个百分点内，比80年代的最大波幅降低三成以上（见图3）。

（二）经济增长速度领先国际水平。从国际比较看，1980年至1999年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国际水平。根据世行的测算，80年代世界加权平均水平为3．2％，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年增长速度分别为6．6％、2．6％和3．1％；1990年至1998年世界平均水平为2．4％，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年增长速度分别为7．3％、1．9％和2．1％。如果不考虑中国和印度，则这两个时期的低收入国家的增速更低，分别为4．1％和3．6％。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这种高速稳定的经济增长现象是空前的、是世界各国未曾有过的，这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推行宏观经济市场调控等的辉煌成就。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均经济水平和人均资源拥有量并不高，这为小康建设带来了不少的困难。按世界银行

《1999/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测算值排序，199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Np）为9289亿美元，在210个国家中排名第七位（从高到低排列，下同），1998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750美元，属于低收入国家，在210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名149位。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和物质产量总量处于世界前列，然而，人均水平并不高。

（三）地区经济总体发展迅速。目前，党中央考虑东部沿海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建设经济社会水平已达到一定的高度和实力，果断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提高西部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些年来，虽然各地区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但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都较为迅猛。1999年东中部各省市区GDp的增长速度基本上在7％至10％之间，人均GDp绝大部分已达到或超过小康标准值；西部各省市区GDp的增长速度在6％至9％之间，人均GDp实现程度也大部分在90％以上。物质生活：向小康水平逼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实现小康的关键。现实情况表明，中国人民生活正实实在在地向小康水平逼近，消费水平不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提高和改善。这些都能从人们的衣、食、住、行方面的数量与结构的变化反映出来。1999年底物质生活实现小康标准的94.6％，比1990年的49.9％前进了46.4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向前推进5.16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实现程度为96.6％，中部地区为91.85％，西部地区为82.34％。

（一）居民收入有较大提高，为物质生活质量的整体改善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居民收入是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源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财富的积累，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与日俱增的上升，20余年的变化是显著的、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不难从工资、劳务收入到银行储蓄存款余额、有价证券、金融资产等相关指标看到居民收入迅速提高的轨迹。城镇居民收入的迅速提高，使城里人有幸在80年代中期就尝到了好日子的甜味，人均可支配收入率先于1998年达到小康标准。按不变价计算，1980年至199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其中80年代的10年和90年代的9年中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5％和6.87％，呈现稳步增长的特点。同样，农民收入也日益上升。199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现价为2210元，是1978年的16．5倍，如果按1978年这一可比价格计算则为632．65元，这意味着农民收入比1978年的133．6元实实在在提高了4．74倍。按不变价计算，1980年至1999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其中80年代的10年和90年代的9年中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8％和5％。可以看出，城乡收入增速呈现出三个特征：1)19年中农村平均快于城市1个百分点；2)80年代农村快于城市2个百分点，3)90年代农村慢于城市近2个百分点，特别是近两年来农村明显慢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1999年农村小康实现程度为82.4％，而城市于两年前就已达到小康水平。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收入的议论也越来越多，分配不公、脑体倒挂等现象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些现象我们能从数据变动的轨迹中找到痕迹，据有关单位测算，1998年我国基尼系数高达0.386，已接近国际警戒线0.4的水平，超过高收入国家90年代0.338的平均水平，如果将城镇特高收入户也纳入统计中，则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

（二）居民居住水平有很大改善。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居住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人们告别了几代同堂的年代，特别是康居工程实施以来，居住水平与质量提高更快，屋内设施现代化、家具豪华化、装璜漂亮化等，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截至1999年底，城镇人均住房使用面积由1980年的5.5平方米提高到14.2平方米以上；入住两居室以上单元配套楼房的家庭逾2/3；有厕所或浴室的家庭比重不低于3/4；使用煤气或液化石油气的家庭也达70％以上；绝大多数家庭都能独自享用自来水和厨房。农村住房水平亦有较大程度提高，农民告别了土房，甚至砖瓦房，住上了钢筋砖木结构的楼房，并向室内设备现代化和装饰美观化发展。目前，反映农村住房的核心指标—农村人均钢筋砖木结构住房面积亦于1997前超过15平方米的小康标准。与城市相比，农村住房的数量和质量同样有较快的发展，1999年人均钢筋砖木结构住房面积由1980年的4.5平方米提高到18.7平方米以上。尽管如此，在住房方面，我们离三口之家有两居室的小康型生活住房标准仍还有一定的差距；而距建设部提出的2000年小康型城乡住宅的10条标准的差距要更大些。

（三）消费水平不断增长。消费更能反映出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程度，不管是从消费品金额的提高或对冰箱、彩电等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还是从吃的品种和数量，都远远超越了物质紧缺时代的生活水平。居民的营养程度，虽然不如其他指标改善的那么快，但较过去的改观也是明显的。目前，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距小康还有一些差距，实现程度为86％左右。从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也能看出消费结构的改善程度。全国恩格尔系数从1980年60％下降到1990年的56.8％，继而再下降到1998年的48.57％，超越小康标准值的50％,人们终于有一半多的钱可用于非食品方面的消费支出。

（四）交通通迅大为改观。交通便利程度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交通通信费用支出大幅增加，近几年已居居民八大类消费支出增幅之前列。近十年来，我国交通运输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居民乘车条件与便利程度明显改善。交通工具的质量和数量大幅度增长，民用飞机航线的增加，火车的提速和夕发朝至时间的调整，汽车数量和卧铺型品种的扩大，都大大改进了交通状况，为居民旅行创造了便利的条件，提高了效率，促进了消费。通迅业发展十分迅猛，使人们交流的距离缩短了，地球就像一个小小的村庄，交流自如。截止到1999年底，我国无线寻呼、移动电话、和本地电话年末用户数分别高达4718、4324和10881万户，分别是1990年的107、2162、16倍；城市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7台多。邮电业务总量按1990年价格计算为3311亿元，是1990年的40倍，1995年的3倍多；而其中的电信业务发展更是惊人，电信业务总量按1990年价格计算1999年高达3113亿元，占邮电总量的94％，是1995年的3倍半。过去人们不敢想的或想不到的通信方式和手段出现了，英特网也迅速进入普通家庭。1999年，国际互联网络达89万户，是1995年的12倍；城市每百户家用电脑近6台。尽管互联网并未普及到农村，其他通信程度也远不如城市，但从速度上比较其发展也是较快的。近几年的电网改造、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等，为农村通信水平的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98年通电话的乡（镇）比重为93％，而描述小康水平的农村已通电话行政村比重指标也于1997年就已达到了小康标准。人口素质：一年更比一年高人口素质的高低，是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生活质量的综合反映，是小康社会必不可少的标志之一。1999年实现小康标准的88.4％，其实现程度是五个方面最低的，比1990年的53％高了34.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推进3.9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实现程度为98％，中部地区为93.5％，西部地区为73％。人口素质可分为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等，它的提高除受经济基础这一因素制约外，还取决于受教育程度、卫生条件和生活环境等几个方面。

（一）我国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多年以来，我国一直在推行九年义务制教育。到1999年底，全国已有一半以上的县市区达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全国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1％，小学和初中升学率分别为94．4％和50％，平均每万人口在校中、小学学生数分别为621人和1076人，比1990年分别增加174人和5人，两者比重分别比1990年增加6个百分点和减少7个百分点。我国文盲人口大幅度减少，明显快于90年代初期，1999年底成人识字率达87．6％，超过85％的小康标准值。从人口结构看，1999年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较大，分别为35．7％和31．9％，它们占了总人口的2/3；高中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分别为9．9％和2．9％。随着我国初等教育的普及，以及作为当代我国两大战略之一的科教兴国战略的推出，我国高等教育人材也不断增多。到1999年底，我国受过高等教育人的比重为2.9％，目前平均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分别为33人，比1990年增加15人，比重比1990年上升0．7个百分点；1998年高中等学校高级教师约20万多，讲师达27万多人，助教和教员为21万多人；科研机构2.2万个，科技活动人员281万，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高达149万人；平均每万人中有1.6名高级教师、12名科学家和工程师。

（二）文化事业不断发展。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历史，曾创造过世界奇迹，为人类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为世界文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1999年我国文化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文化馆达2899个，公共图书馆为2769个，博物馆为1371个。广播电视更上一层楼，为绝大多数人提供了听、视觉信息获取和娱乐渠道，1999年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0.4％，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1.6％。而出版业更是火爆，报刊、图书、光盘层出不穷，图文并茂，1999年出版报纸、出版杂志和出版图书总印数分别达到318亿份、28亿册和73亿张，三者种数分别达2千多种、7千多种和14万多种。这说明中国人一年当中有25种报纸可看，有2本杂志可读，有6册图书可念，彻底改变了过去报刊图书不足的状况。

（三）卫生保健条件逐步改善。人们医疗保健条件的改善是伴随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逐渐加快的，我们的药品丰富了，不那么依赖进口了；医院的床位宽松了，卫生服务的条件改进了，治疗的仪器先进了，人们不再因治病条件的艰难而苦苦等待，卫生理疗和身体保健也早已不是奢望。到1999年，全国每万人拥有病床数25.49张，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数2.55个，每万人中有卫生机构人员45名。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率先于1996年达到小康标准，目前，我国这一水平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接近，比高收入国家低7岁左右，比低收入中国家高6岁左右。然而，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虽然我国人口素质有较大程度的提高，但个别指标离小康标准仍还有一定的差距，人口素质的进一步提高问题仍不能掉以轻心。一方面，近几年我国人口素质提高的基础不扎实，出现小幅波动状况，需要继续巩固，如成人识字率1996年和1997年就略有下降，两年分别为81.8％和83.3％；另一方面，其他人口素质指标显示情况并不很乐观，如进入90年代以来，婴儿死亡率至1997年仍一直停留在33‰的水平上，没有多大改善，仅比1980年的34.7‰下降0.17个百分点，1999年虽略有改观，但也仅只实现小康标准的59.5％。另外，西部地区也只实现小康标准的73％，总体水平在五大方面处于低水平状态。>没有比精神面貌更能反映人的相对优越状态了，所以说，精神生活的提高是小康社会的另一种表现，它刻划的是人们生活的精神面貌、思想观念、社会道德，以及身心健康等方面的状态。1999年全国总体衡量精神生活已实现小康标准，是五大部分中实现程度最高部分之一，比1990年的47.2％提高了51.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向前推进5.76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实现程度为98％，中部地区为94％，西部地区为91％。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压制的解禁，消费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99年，全国电视机普及率由1980年的11.9％增加到1990年的59.1％，再到1999年的几乎全面普及,提前达到小康标准。1999年,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1.86％；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洗衣机、冰箱、照相机、影碟机、健身器材，分别为91.44、77.74、38.11、24.71和7.14台。农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分别由1990年的44.44台、9.12台和1.22台增加到1999年的100.59台、24.32台和10.64台，其中彩电1999年为38.24台。人们的精神消费向健康型和知识型发展。居民用于食品消费支出的比例逐渐下降，非食物性支出尤其是服务性等非商品支出比重不断增大，教育、文化、娱乐和其他服务性精神消费增长较快。1999年，全国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比重由1980年的3％上升到1990年的6.27％再上升到11.59％，超过小康标准值。但也应该看到，在改革的冲击下，个别人仍在浮躁和徨彷中度过，一些地区和单位在精神文化和娱乐消费中仍存在着一些铺张浪费现象，一些人效仿国外不健康的消费行为也不时出现，种种现象表明，社会精神生活并非达到理性化的境界。生活环境：觉醒反思不断进步社

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生活环境的改善，是小康社会的另一重要标志。1999年这类指标实现小康标准的91.5％，它比1990年的23.3％高了68.18个百分点，每年推进7.58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实现程度为95％,中部和西部地区实现程度分别为91％和88％。经济的繁荣推动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善，同时也在毁坏人类生存的地球，这就是人类行为双刃剑的结果。人类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改造环境与破坏环境交错的史书，环境破坏的越严重、越对人类造成危害，人们保护的意识就越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使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知、觉醒和反思不断进步，全人类对此问题的认识形成共识，并升华成为当今的重要话题──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一项长期发展战略，是探索人类生存与自然、生态、社会、经济关系的战略。目前，加入到世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中来，并制定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随着这一战略的逐步推进，我国环境生态保护有所改善，1999年，全国自然保护区总数由1995年的793个扩大到1146个；全国自然保护区面积也由1995年的7172万公顷发展到8815．2万公顷，占国土总面积比重为8．8％；全国生态示范区数达151个，全国生态示范区面积达3330．9万公顷。可喜的是，1999年反映小康标准的核心的指标我国森林覆盖率为16．55％，首次超过15％的小康标准，实现程度为100％。尽管如此，我国环境形势仍然相当严峻，环境改善还有待进一步加快进程。我国农村生活环境的改进重点不同于城市，如果说城市是工业污染、空气和水质污染的治理，那么农村则是卫生条件的改善和水土流失与沙漠化的治理。1998年，农村建立保障网络乡镇数为18749，全国有医疗网点的自然村比重达90％多，改水受益人口占全部人口90％以上。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以上百分比，1998年为80％，根据推算1999年为83％,小康实现程度为83％。今后我们治理污染改善环境的路还很长、很艰巨，要重点保护自然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加大各种污染现象的治理力度，保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家统计局小康研究课题组)注：①东部地区12省市区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9省市区为：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10省市区为：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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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2014年中国保险市场面临经济转型

2014年中国保险市场面临经济转型 智研咨询网讯：

内容提示：政府明确提出鼓励发展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未来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大发展是必然趋势，商业养老险和健康险是我国寿险未来的主要突破领域。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保险行业是一个随经济总量的增长和人均收入的上升而不断发展扩张的行业，这主要源于保险行业的本质和商业模式。保险业本质上是一个管理风险的行业，而保险产品的设计正是满足了减少不确定性、分散风险这一根本需求，在发达国家保险行业也已经发展成为金融行业中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子行业。

我国当前面临经济转型，消费升级、城镇化和老龄化对保险业而言是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管理风险对每个个体而言都是必要的，消费升级意味着消费者关注自身各方面财务保障，对保险产品需求更加多元化，对保险产品的知识和经验也将不断提升。过去大多数消费者对财务保障需求受制于可支配收入水平，且保险产品太过同质化。未来这一现状将彻底改变，消费者保险意识增强，需求多样化，而保险公司也必须更细化市场，提供多样化产品。从近年来健康险的爆发式增长至少可以看出，市场对保障型产品需求非常庞大。

我国城镇化率在未来10 年将继续提升，经济发展从发达地区向中部、西部等欠发达地区阶梯式推进。城镇化意味着保险消费群体的扩大。

智研咨询研究部调研显示，人口结构老龄化是我国社会面临的一大挑战，但对保险行业而言则意味着机遇。

此外，从我国居民主要的金融产品规模来看，2013 年末储蓄存款达到近45 万亿，银行理财产品也达到14 万亿的规模，信托产品也已经超过万亿规模，而我们估算保险公司的准备金规模不超过6000 亿，保单在居民金融产品配置占比非常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