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扶贫”面临历史大考

第一篇：“中国式扶贫”面临历史大考

【选题策划】 人与家畜住在同一间屋子，一年只能吃三次肉，孩子到了适龄仍然上不起学„„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我国仍然有一大部分的乡村身处在贫困之中。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尚有701 7万贫困人口，约占农村居民的7.2%。我国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了更全面的扶贫脱困政策。然而，许多年过去了，扶贫工作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某些地方争抢“贫困帽”、挪用扶贫资金等“假扶贫”乱象丛生，更有的一些地方利用贫困认定漏洞贪腐现象尤为突出，使扶贫工作依然面临着十分艰巨而繁重的形势。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就扶贫问题发表了“要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少搞一些盆景，多搞一些惠及广大贫困人口的实事”、“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等重要指示。6月18日，总书记在召开的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的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十三五”时期是我们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并提出了特别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的切实要求。文／本刊综合 26岁的小伙子背着几个月大的儿子，两条红布带交叉打在胸前。他的身后，是用树枝、竹片拼成的茅草房，木条上挂满被烟火熏黑的毛絮„„ 这是记者近日在国家级贫困县贵州荔波采访时见到的一幕。时至今日，我国西部山区依然存在类似的贫困景象，与之印证的是一组沉重的数字：当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东部发达省份“富可敌国”的同时，我国每天收入约1美元的贫困人群超过7000万。在中西部贫网地区，通过30多年的扶贫攻坚，农村贫困面大幅缩小，贫困被赶进了“角落”里。但另一方面，今后的扶贫不得不去啃最硬的“骨头”。那些最穷的地方，也正是底子最薄弱、条件最恶劣、工程最艰巨的贫困堡垒。一间屋，牛圈旁是“家” 推开一扇破旧的木门，记者让眼睛适应一会儿，才逐渐看清了屋内情形：屋子分成两半，左侧是牛圈，杂草上散落着牛粪，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味道。右侧是人住的地方，借着手机光亮才能看到床铺——一块木板搭在4摞砖头上。屋中没有一张桌子，连个板凳都没见到。土墙被多年的炊烟熏得一片漆黑。这，就是四川省大凉山区美姑县拉木阿觉乡马依村村民尔日书进的家。锅里煮了些土豆，便是他一家5口的午餐，有的土豆已经发了芽。对他们来说，吃米饭和肉是一件奢侈的事。大米每10天逢集时才能吃到；肉一年最多吃3次，分别是彝族过年、汉族春节及彝族火把节。45岁的尔日书进左眼失明了。睁眼时，只见红红的一片。三年前，他发现眼睛有问题，却没钱去县医院。有新农合可以报销医药费，但要个人先垫资才能报账，他垫不起。看病还要路费、生活费，对他来说这是一笔大开销。他就一直拖着，直到无法医治。尔日书进的生活，是大凉山区贫困现状的一个缩影。多年来，扶贫工程一直在这片6万平方公里的高寒山区艰难推进。一些人利用政府的小额贷款、技能培训，开始跑运输、搞养殖，或是外出打工，慢慢赚了钱。还有近50万人从危房搬进了四川省重点民生工程“彝家新寨”。然而，在总人口近500万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绵延千百年的贫穷根深蒂固。一碗饭，全村“轮着吃” “家徒四壁”常用来形容贫穷。可在贵州省荔波县瑶山乡巴平村兰金华的家里，连一面严格意义上的“墙壁”都没有。他和母亲住的茅草房已有几十年历史，是用树枝、竹片拼成的，缝隙里抹着些牛粪，寒风和光线从无数孔洞透进来。在集中连片贫困带，经过党委政府、社会各界的持续努力，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但有些极贫户，衣食住行仍样样令人心酸。贵州武陵山区沿河县思渠镇有个村子名叫“一口刀”，就是“建在刀背上”的意思。全村34户，只有1.5亩水田。各家只好轮流耕种，轮不上的就在贫瘠的旱地种点玉米。就是说，一碗饭全村轮着吃，轮一圈要几十年。这次采访，记者未能到达最偏僻的贫困地区。在四川凉山，去最远的贫困村，从公路尽头出发，还要骑马走上三天，还得不下雨才行。而即使能够通车的地方，行路之难也常令人望而生畏。一群孩子，有学“上不起” 教育缺失成为一些困难群体脱贫的深层障碍。孩子初中甚至小学便辍学的现象在贫困山区并不少见，一些家长很早就带着子女外出务工。对于那些最穷的家庭来说，上学本身就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大开销。在广西都安县隆福乡葛家村，记者看见一对小兄妹，穿着沾满泥垢的棉衣、凉鞋，背着装满牛粪的背篓，弓着腰，一步步向山坳走去。背篓里的牛粪超过40斤。记者跟着他们去家里，他们的父亲正在为孩子读书发愁：“学费不收了，还有书本费、杂费和生活费呢？”他家还有个初中生，每周从乡中学往返就要车费40元。不坐车，就只能步行几个小时山路，包括爬过陡峭的悬崖。“最好的房子是学校”的确已在大部分农村变成现实。但是，教育设施落后、师资缺乏，仍是贫困地区的共同难题。“中国式扶贫”的历史大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战略成效显著，走出一条广受赞誉的“中国式扶贫”道路，1978年到2014年，累计减贫逾7亿人。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节点不断迫近，“中国式扶贫”又面临着一场严峻的历史大考。从当前贫困形势看，“多、广、深”的贫困现状依然不容乐观。贫困人口数量多。2014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7017万人，其中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6个省份的贫困人口都超过500万人。贫困区域分布广。全国不仅有14个连片特困地区，除京津沪3个直辖市外，其余28个省级行政区都存在相当数量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群众。贫困程度依然深。全国还有20多万人用不上电，数千万农村家庭喝不上“干净水”，7.7万个建档立卡的贫困村不通客运班车，不通沥青（水泥）路的自然村数33万个。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的“减贫效应”逐年递减，与过去相比，同样的投入、同样的方法难以取得应有的“产出”。“中国式扶贫”有必要在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创新，走出一条适应新形势的扶贫之路。——从粗放“漫灌”到精细“滴灌”。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说，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各不相同，有的读不起书，有的看不起病，有的住危房，有的缺乏启动资金，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从各部门“单打独斗”到“握拳出击”。“每年的扶贫资金不少，但以往条条管理的方式，使钱比较分散。就像烧水，总是在五六十度。”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坦言，“要想烧开，必须加火，把全部资源集中起来。” ——从政府“一己之力”到全社会“共同面对”。从去年开始，我国将每年的10月17日设为“扶贫日”。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介绍，“1017”谐音为“邀您一起”，意在最广泛地动员全社会力量投入扶贫济困工作。专家同时认为，对贫困问题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更深刻的认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不是所有人都达到同样的发展阶段，东部地区的小康标准和西部地区的肯定不一样。”汪三贵表示，“比较现实的目标是，到2020年，目前7000多万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都达到贫困线以上，实现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本文综合自：《南方日报》、新华网）

第二篇：中国式领导力面临重新定义

中国式领导力面临重新定义

认真地反思一下我们的领导力吧！员工离职率往往折射出领导力不足的现状，执行力差、山头主义、扯皮推诿、满意度低、敬业度差等状况是目前中国企业的现状，也成为中国企业难以突破的瓶颈。目前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把领导力理解成为权力和权利，这也是多少年来阴魂不散的帝王思想的作祟。权利是一味迷魂汤，同样也是一味还魂汤，如果饮下这道孟婆汤，有的人就变得让我们陌生起来，由谦卑变得越来越诳傲，由孺子可教变为好为人师，由满面春风变得冷若冰霜。

中国式的领导力有三个特征：帝王学复辟，重术轻道，照猫画虎。

对于正面临升级转型的企业，2014年，重新定义领导力很重要，也很急迫。

过去30年，中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人们从重视一元化的权力体系，到如今强调使组织和团队更加强大的“领导力”，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但一些明星企业家和创业者在享受诸多美誉时，似乎成了卓越领导力的化身，事实真的如此吗？

为什么乔布斯不是领导者？

2008年，我与《基业常青》和《从优秀到卓越》的作者、著名管理学大师吉姆?柯林斯讨论领导力问题。当时，他对最热门的企业家乔布斯给出的评论让我们十分惊讶：“我不认为乔布斯是一个领导者”。

为什么？吉姆?柯林斯说：“乔布斯是贝多芬。贝多芬从来没有领导什么，而是创造了九部美丽的交响曲；乔布斯则把苹果公司作为交响乐队，创造了一些美丽的交响曲，但是我没有看到证据，证明乔布斯是在缔造伟大的公司。伟大的领导者，留下的遗产应是伟大的公司。”在吉姆?柯林斯当时看来，乔布斯留下的遗产很可能是那些令人惊叹的个体创造。

其实在中国国内，对马云等一批新型创富人士的崇拜，与当时人们对乔布斯的崇拜如出一辙。

需要重新定义领导力。

我们现在在关注淘宝的时候，不要忘了2011年阿里巴巴的“诚信危机”，不要忘记了当时被迫辞职的一批高管。在人们鼓吹马云的领导力时，我看到的则是作为领导者本身的他没有承担责任，而是选择了让其他人来为危机买单。回想2008年在三聚氰胺丑闻持续发酵之际，牛根生曾经颇为沉痛地表示：“责任在谁？我们每个人都脱不了干系。”这句话看似合理，其实有很大的逻辑问题，作为领导者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让在坐的所有人分担，就是对自己义务和责任的逃避。

除了马云之外，近年来最受关注的企业还有富士康。一些人鼓吹富士康内部优越的硬件条件以及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流程，认为那些选择跳楼的工人都是心理素质不过关。这也是一种对于领导力的误读，其中的隐喻就是管理者就是帝王，组织就是军队，执行力第一，感情和心理问题则不在考虑之列。

以上种种都是对领导力的误读，领导力应是密切联系群众、想尽办法干大事和难事，这也意味着管理者肩负着培训、引导以及组织的重大职责。而绝对不仅是高高在上指引战略，也绝对不是创造出一款优秀的产品。他必须懂得筛选人才、培育团队、前瞻远景、实现目标，这才是领导力的本质，对于正在面临升级转型的中国企业来说，2014年，重新定义领导力很重要，也很急迫。

那么，中国式领导力在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何处？我们原有的权力模式强调组织与服从，却忽视个体与责任，在全新的组织形态下，领导者要密切联系群众，积极进行组织内沟通，并且找寻愿景和目标，提出解决办法再发动群众办大事和难事，而非简单地发号施令。

我们真正要想学习的应该是管理的“道”，是真正的领导力，我们应该深刻领会、领悟管理的理念、精神，做到融汇贯通，只有理念的变革才能最终改变我们的行为，并通过行为变革最终实现创新。因此领导力离我们渐行渐远。真可谓领导力“知”也不咋的，“行”更是不咋的了！

第三篇：世纪运河开工 中企面临大考

世纪运河开工 中企面临大考

叶兴平/文

从邻接加勒比海的蓬塔戈尔达河向西，横跨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直到太平洋东岸的布里托河口，又一条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大运河于2014年12月22日正式开工建设。这条长约276公里、宽为230-520米、水深27.6米、有着9100艘/年通航能力的新运河，计划在5年内建成。它的最新发展在国际上引起巨大震撼。这不仅仅是因为该项工程耗资500亿美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工程之一，而且也不只是因为它将可能给尼加拉瓜和其他拉美国家带来特别的经济利益，或许更主要的是这个曾几何时让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垂涎”已久的世纪工程终于在一个神秘的中资企业手中梦想成真。

一、谁是寻梦者？

2013年6月14日，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投资有限公司（HKND）董事长王靖与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共同签署尼加拉瓜运河发展项目独家商业协议。协议授予HKND以排他的承建和长达100年的运营特权。此后不久，即7月30日，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王靖表示他“百分之一百”确信工程将于2014年12月开工，并将于5年之内，也就是2019年底之前完工。

对于HKND和它的掌门人，国际媒体一度多有质疑，有评论者甚至讥讽该公司承接如此大的项目以及王靖的承诺是在开一个大大的“玩笑”。不过，工程如期开工后，王靖和他领导的公司的能力已经不是问题，人们开始关心的问题转到了HKND和王靖本人。尤其是联系到王靖和他个人控股的另一家公司大手笔投资克里米亚深水港项目，国际上更是猜测这位神秘商人的特殊背景。

今年42岁的王靖，从公开信息看其背景就像他自己对媒体说的“极其简单”，出身于普通家庭，目前是旗下有三十多家企业的信威集团董事长。虽然他没有完成非常系统的高等教育，但是在金融、矿业和通信等领域摸爬滚打20多年。这样的经历或许为他行事果断、视野开阔和出手不凡的个人特质奠定基础。2012年8月下旬，王靖在香港注册成立HKND，以准备在大洋彼岸施展拳脚。在不到两年半时间里，完成了考察研究、物色投资伙伴、项目签约和开工等运河工程的全部前期工作。相对于这项工程的规模而言，速度之快，实在令人眼花缭乱。美国曾经在19世纪初期就有了开凿尼加拉瓜运河的计划，在其后近200年时间里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一直没有付诸具体的行动。俄罗斯在前几年也对这项工程表现出极大兴趣，甚至显露出志在必得的信心。然而，因缘际会，笑到最后确是王靖和他的HKND。如果非要说王靖和他的HKND有什么特殊背景的话，那这个背景就是实力，即经济的实力和可能运用的技术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快速崛起的中国为王靖和他的HKND提供了这种可能，而王靖和他的公司正顺应了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大趋势。换句话说，赶上了好时机。

规划中的尼加拉瓜运河

二、世纪运河的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

在经济上，尼加拉瓜运河的建成和运营首先将极大的改进国际海洋运输水平。1914年，被誉为“世界桥梁”的巴拿马运河开通运营。在已经过去的整整100年时间里，它在连接大西洋西岸国家，特别是美国东部地区与太平洋沿岸国家的海运交往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在其承载的全世界5%的贸易货运量中，美国与亚洲之间贸易货运量的23%都需要通过这条运河。美国东部经济的繁荣以及中美洲部分国家生活水平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条运河的存在。然而，100年过去，巴拿马运河已经不能够满足现代海运贸易的需要了。一个方面，它长期处在饱和状态，无法增加新的运力；另一方面，它的技术设计不能够适应当今超10万吨的特大油货轮的标准。尼加拉瓜运河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它不但是在运力上作为巴拿马运河的一种补充，而且在技术上更上一个大的台阶，为21世纪超大油货轮的畅通无阻提供可能。

其次，新运河的开通将直接惠及尼加拉瓜和更多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全球范围，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都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虽然巴拿马运河给巴拿马这个国家带来直接利益，但是因为在100多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里它实际处在美国的控制下，大多数拉美国家获益并不明显。尼加拉瓜是目前世界上较不发达的国家，人均收入不到2000美元，排在世界第134位。可以预期，该国仅因运河的运营收益就可以较快的富裕起来。而其他大多数大西洋西岸的拉美国家也会随着对亚洲贸易的增加而提升自身经济发展水平。

另外，从中国的角度讲，新运河将大大增强中国与美国东部以及多个大西洋东西岸拉美国家的贸易往来。一直以来，作为整体的大西洋西岸拉美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并不活跃，其主要原因之一是货物运输成本较高。新运河在帮助这些拉美国家将自己的产品便捷的运送到中国市场的同时，也将把中国丰富的价廉物美的产品推向大西洋西岸。

在战略上，新运河对于中国的意义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一定程度改变世界海洋贸易格局，并完善中国对外贸易投资布局。在全球海洋贸易中，除开美国，大西洋西岸各国基本上因为地理的不利因素多没有占据应有份额。随着新运河的使用，这种状况会有所改变。中国也会相应的增强在这个地区贸易和投资的存在。就投资而言，中资企业承建和运营新运河本身就是中国在海外投资上的大的突破，并有可能带来其他新的发展。第二，中国可以进口更多包括石油在内的战略资源，改变过度依赖其他地区的状态。在大西洋西岸拉美国家中，不少国家是资源大国。比如巴西和委内瑞拉。据报道，后者的石油资源可以与中东和非洲国家相匹敌。而巴西的矿产、石油和木材资源极为丰富，其储藏量名列世界前列。

第三，改善中国与中美洲国家的关系。中国已经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仍然有12个拉美国家与中国没有正式的关系，它们主要分布在加勒比海地区，其中包括尼加拉瓜。中企承建新运河以及新运河的开通运营，一定会促进中国与这些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改善。早在2006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曾表示，中国愿意和尼加拉瓜建立发展外交关系。想必新运河开工和建设将提供两国进一步接触乃至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契机。也不排除中国在条件成熟时更进一步发展与尚未有外交关系国家之间的包括经贸联系在内的关系。

三、还要面对的几个问题

尼加拉瓜运河的开工，是中资企业在国家“走出去”战略下迈出的里程碑式的一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功告成。新运河工程的规模之大、投入的资金之多，以及运营周期之长，都是中资企业前所未遇的。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或问题或许都还在后面等待着。俗话说，一叶知秋。从现在看到的一些迹象判断，王靖和他的HKND可能会在下面几个方面遭遇难题。

第一，如何缓解或消除尼加拉瓜国内民众和国际环保人士的反对之声。计划中的新运河穿过尼加拉瓜心脏地带，特别是经过著名的“尼加拉瓜湖”。目前已经有不少尼国民众通过不同方式表示对这项世纪工程的质疑和反对。针对这一情况，王靖承诺将把环保作为工程项目的一个核心任务看待。他甚至这样说道：“我们清楚尼加拉瓜湖是尼加拉瓜人的母亲湖，就像中国人看待黄河一样。因此保护大湖环境一直是我们工程可行性报告的焦点之一。”“我将对出现的任何环境损害负责任。我已经告诉手下员工，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犯错误，就会永远在尼加拉瓜教科书中留下骂名。”其实，如果出现环保的问题，其后果应该比王靖说的还要严重。那就是，中资企业的名声和中国国家的形象都会受到影响。

第二，如何确保在100年时间里有效而稳定的行使运营权。与其他地区一些国家比较起来，不少拉美国家在为外商提供的投资环境上通常存在一些相对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由内外两个方面原因带来。一是外部强权势力干预其内政，二是内部政局不稳定，甚至发生内战。在历史上，尼加拉瓜都经历过了，而且不止一次。无论是外强入侵，还是内政变化，中资企业的投资都会或多或少受到影响，有的时候是致命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中资企业在中东、非洲已经有过教训。

第三，如何解决建设工程进行中以及项目运营阶段出现的经济争端。

中国目前与尼加拉瓜之间不存在正式的外交关系，两国更没有可能签订任何双边投资协定之类的经济协议。新运河工程是在中资企业和尼国政府之间谈判达成协议的。这么大的项目，不可能不出现经济方面的争端。如果有了争端，中资企业的经济利益面临损失，如何解决？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由投资者将争端诉诸国际仲裁法庭，但前提是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缔结有双边投资协定或共同参与了某一区域或多边经济协议。在没有这样的协定或协议的情况下，国际法庭不会受理争端，即使受理了也没有可适用的法律作为断案的依据。此外，现有的投资担保机制也不足以挽回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全部损失。为保障HKND以及参与投资的各方经济利益免于风险，不能不未雨绸缪寻找一套应对问题的万全之计。

第四篇：农信社发展面临历史机遇

农信社发展面临历史机遇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9月01日 07:55 海南新闻网-海南日报

核心提示

尽管农信社在微观方面面临着一些问题，而且背负着一些历史包袱，但是从宏观面上看，农信社正步入良性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主要体现在：我省各级联社的赢利面在大幅度增加，不良资产率在逐年下降，农信社内部的体制、机制和队伍建设也在增强，农村金融创新品种不断增多。

更重要的是，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农信社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注资行动以及争取中央对海南农信社优惠政策的一系列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可以预见，重新注资后、带有新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即将形成。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有关人士认为，尽管海南农信社过去背负着一些历史包袱，但是经过这几年的不断努力，化解历史风险，全面健全内控机制，海南农信社近年来可谓有了质的变化。

信心逐步回升

据省银监局信合办有关人士介绍，截止2006年7月末，全省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93亿元，近三年来存款增加32亿元，增幅52%。而贷款也创历史记录，据统计，近三年来累计发放贷款53亿元，其中“三农”贷款40亿元。这表明，不仅农信社对公众的信心正在恢复，而且贷款正步入良性轨道。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金融生态环境的有效改善也促进了农信社的发展，贷款回收有了大幅保障，并培植了一大批信用村和信用户。截至2006年7月末，全省农村信用社共创建信用村89个，评定信用户3.3万户，扶持了大批农业专业户，有效地帮助农民增加收入。

金融创新化解历史风险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尽管过去农信社曾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是数十年历史积累下来的，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应该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曾经出现的问题。据了解，随着海南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信用建设的深入，农信社正在逐步清理旧账，利用法律、行政、金融等多种综合手段，日益成为海南农信社清理不良资产的有利工具。

海口城郊联社主任吴桂波告诉记者，鉴于一些历史旧账清收难度大，该社将拖欠时间长、清收难度大的贷款，采取打包委托专业机构代理清收，两年来成功收回陈年旧账贷款26笔，金额2100多万元。

记者了解到，农信社在采取多种手段清理旧账的同时，还大力开展金融业务创新。除了贷款方式多种多样，中间业务也在海南的农村大地上蓬勃兴起。除传统的信用贷款、抵押贷款、质押贷款外，部分农信社还新增加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助学贷款、工资担保贷款等贷款品种，全方位满足了客户的生活及生产经营需求。

另外，中间业务范围也不断扩大，代理国库业务、代收水费、电费、粮农收购款、代发工资、土地征用款等业务正逐渐在全省全面铺开。海南农信社信贷资金的使用逐步向放贷、拆借、购债、中间业务服务等方面发展，这不仅有利于扩大农信社的盈利范围，利润多元化还有效分散了经营风险。

注资工作紧锣密鼓

据省银监局有关人士表示，目前海南农信社面临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机遇。随着海南金融环境的持续好转，金融业也逐步在盈利。更重要的是，农信社的发展遇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性机遇，海南农信社完全可以借这股东风，化解风险，轻装上阵。

据了解，省委、省政府多次研究农信社改革问题，积极开展我省农信社深化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不仅多次派员对贵州、河南、黑龙江、吉林、宁夏、青海等省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进行考察学习，而且还多次向

银监会、人总行专题汇报我省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相关情况，积极向国务院申请注资农信社最优惠的政策。

据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我省农信社已经参照国内商业银行划分风险资产的办法，引入了信贷资产风险五级分类的办法，此举将有力提高我省农信社信贷管理水平，改善贷款质量，为全省农信社的信贷管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同时，我省正在委托有金融

审计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对全省农信社开展清产核资。在此基础上，将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进行增资扩股，明晰产权关系。可以预见，随着目前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一个健康良性、扎根于海南农村的新型金融机构将展现在人们面前。

第五篇：《关于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问题》读后感

《关于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问题》读后感

读完北大教授杨奎松老师的《关于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问题》这篇文章，觉得他的几个观点都是言简意赅，很有见地，文中讨论了五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毕竟，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社会主义始终有着各种不同的版本，无法简单地一概而论。概括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践，与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社会主义有着怎样的联系或区别。最后把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点以及所谓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我们今天所谈到的社会主义做些比较与对照，它使我对于认识建国后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有了一个总体性的认识，以及目前人们对于标榜的社会主义的解析，有了一个大体轮廓，且杨老师从历史学的角度，对于目前的社会走向进行了自己的思索，给了我们一个指导思路。

诚然，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包括过去长期被称之社会主义三大特征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也大都面貌全非。这种种变化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如果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是社会主义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到底还是不是社会主义？或者反过来，如果今天的中国属于它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又应当如何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做历史的定位呢？现在社会已不再注重意识形态，究竟谁是社会主义，谁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已经没有人们像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那样，那么注重了，因此我们也就能够在当今，冷静的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理性的认识当今的社会形态，而不是简单的冠以“特色”二字，这样才能让人们不致于思想混乱，甚至迷茫！

杨老师在文章中首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进行了简单的回顾！指出，社会主义－一种关于未来社会理想形态的美好追求。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并非是共产党人的一种专利，而且也不能把它简单地与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作为一种理想社会的代名词，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当时社会人们不满于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状况，希望创造出一种美满的、公平的、合理的社会秩序，是人们主观的一种意识！不仅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西方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都有这层含义，可以说是一种共性！但关键是，人们的这种理想，它对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法（比如通过组织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取得政权）和具体过程（比如经过革

命的过渡时期以及实现最高理想要经过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的考虑在现实社会中具有多大的实践性？人们的主观社会意识，能不能作为指导人们改造社会的主导意识？是不是这种理想就合乎自己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在具体的社会发展和治理措施中，怎样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关注的合理、公平、均富和平等？是不是就必须按照社会主义提出的种种措施来实现，还是要在具体操作时，还须根据具体情况来作决定，但必须以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为依归？如果我们更着重于理想的目标，而不过分重视具体的实现手段和方法的话，那么，凡是致力于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追求经济和社会平等理想的政党和国家，即使它们对实现理想的方式方法，如对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存有这样或那样的疑问，也应当肯定其社会主义的性质。

杨老师其次对于毛泽东时代进行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分析，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人为制造均平社会的失败尝试，首先分析了中国社会最终选择暴力革命的形式的原因，靠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难免会习惯性地运用革命的思维来建设国家。以及毛泽东自身对于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性，更看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而忽略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过份迷信自身的经验，以为只要政策和路线对头，不仅可以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从失败转向胜利，而且可以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就走向社会主义，就成为一种必然。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在吸收苏式经典社会主义各种经验的同时，又明显不同于苏联的模式，毛泽东对于社会平等的追求，一生不曾改变，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达到追求平等的目的，但关键这种企图通过社会权力来强行分配的均等，本身就带有很大的不平等性！平等理应由起点（权利）平等逐渐走向结果（分配）平等。但中国社会落后的现实却使共产党人难以顾及起点问题，只能用强力直接创造结果的平等。殊不知，强力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新的权利上的不平等，而只要起点不能平等，结果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平等。指望通过限制分配形式，消除人与人之间贫富贵践高低上下的差别，事实上也只能是一厢情愿。这是因为，要根本消除这种经济收入和社会身份的差别，不到生产力高度发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已经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的情况下，同样无法实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无法坚持下去，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在不顾世界潮流和时代前进步伐，闭关锁国，蒙住国人眼睛的情况下来强行搞平均主义的。这种社会主义搞一时行，搞长了就不行了。毛泽东的生命到底有限，执政党毕竟不可能闭着眼睛永远不看世界。一旦国门开放，人们注意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之后，大多数人就再也不可能满意自己的生活了。这也正是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所倡导的这种社会主义实践无法进行下去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

文章最精彩的部分，我认为是第三部分，文中通过比较《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中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提出的判断标准，来对照今天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通过对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的分析，定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名义下的新民主主义。这个说法很形象，从邓小平进行改革开放时的初期动机来看，是认识到毛泽东所进行的只注重上层政治的建设，忽略最基本的规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点出发，注重大力发展生产力，允许私人企业和外国企业发展，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但从邓的改革效果来看，却又出现了很多和社会主义的标志不进符合的现象，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民的权利得不到基本保障，农民得不到最基本的国民待遇，城市中下层人民的住房、教育、医疗等得不到保障！似乎又和当初七十年代社会平等形成了鲜明对比。那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杨老师指出，我们社会在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但政府又以社会主义为目标！所以是一种社会主义名誉下的新民主主义！即为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义，在共产党的观念当中，即是以资本主义为手段，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一方面发展资本主义以增强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又引导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还不如资本主义的文明程度，即前资本主义时代！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结果，导致中国更接近于资本主义；而坚持以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坚持共产党专政，则显示了邓小平主观上仍旧不忘社会主义的理念。两相结合，今日中国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社会主义，而更近似毛泽东当年那个新民主主义。当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今日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我们大概只能说它是社会主义名义下的一种新民主主义，说到底就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政治上的社会主义是一只脚跨在社会主义门槛上，身子却还在门外的社会主义。

杨老师在文章最后提出对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展望，社会主义在中国有无前途，既不取决共产党的理想如何，也不完全取决于多数民众的欢迎程度。在今日这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它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积累的水平，以及在此基础上各级政府受社会公众监督和制约的程度。毕竟，当中国再也无法把自己与世界隔绝起来之后，中国的任何发展都必须，也只能紧随世界进步的节拍，由起点的平等逐步走向结果的平等。今后的中国人若能真正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而主动地利用其目前所掌握的行政权利与资源，把为民造福的主观意愿同自觉融入时代潮流的行动结合起来，则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也许不是毫无可能的。文中实际上分析出了，在当今改革中，如果仍旧只坚持所谓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完全没有制约，那么可能最终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庆幸，目前国家注意到了问题，提出了和谐发展观点！但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够进行，或者严重滞后，最终将会影响到经济建设！甚至是社会稳定！如果，我们注意到问题的存在，中华民族经过这个风险期，使得人民的权利能够得到真正的保障，人们能够有充分的自由，政府具有更多的代表性，政府成为真正的公共行政府，法制社会得到确立，或许我们自身社会将会建设出比西方社会更为优越的社会主义社会！

杨老师作为一个历史学者，能够在历史研究中，注意加强对于社会的现实关怀！能够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思考！我想这是我们最为值得思考的地方！用自己的才能为祖国的发展做出贡献。通过杨老师的分析，使得我们对于现在所处社会的现状更为清楚。使得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更为深刻，能够理性的认识当今的社会形态，这样才能让我们不致于思想混乱，甚至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