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扶贫的现状与历史机遇

第一篇：金融扶贫的现状与历史机遇

金融扶贫的现状与历史机遇

作者：洪晓成 《光明日报》（2016年11月19日 12版）

“十三五”规划指出“发挥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互补作用，整合各类扶贫资源，开辟扶贫开发新的资金渠道”，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也对完善金融扶贫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时期金融扶贫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尽管我国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便开始了金融扶贫的探索历程，并在最近的十几年内大刀阔斧地吸纳和扩大金融扶贫的主体，但总体上，我国的金融扶贫还处于低水平、重复性阶段，存在很大的改进与提升空间。

在日渐壮大的金融扶贫队伍中，国有商业银行当仁不让地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以国有商业银行参与的扶贫运作为例，我国金融扶贫工作在执行中有三大参与主体和一个理想循环。

三大参与主体，即政府是金融扶贫的规划制定者和政策引导员，负责根据信息制定扶贫大纲，统一调配和引导金融扶贫资源的流动；国有商业银行是金融扶贫政策落地后的放大器、预警机与反馈者，负责利用其网点众多、资金充足与贴近百姓的优势将国家金融扶贫的深度和广度逐步扩大，同时依靠其成熟的风险控制与数据收集能力，对扶贫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检测，并及时反馈数据，助力于政府下一期金融扶贫规划的调整和完善；被帮扶农户是金融扶贫规划的受益者，也是金融扶贫效益的最终展现者。

理想的金融扶贫机制包含一个由三方面关系组成的良性循环：第一，政府向国有商业银行提供财政支持、政策优惠与信用担保，商业银行进而为扶贫事业提供金融资源、风险控制与信息反馈；第二，国有商业银行将资金投入扶贫项目，帮扶贫困农户的再生产活动，促进农户增收，进而获得投资收益；第三，农户增收，当地经济得到发展与增长，进而支撑政府为商业银行与被帮扶农户提供更好的支持。

现阶段我国金融扶贫事业尚处于较低水平的原因，用一句话概括便是宏观上三个主体协调不畅，微观上资金放款收款困难，导致一个理想循环无法达成。

参与主体协调不顺。第一，就政府和商业银行而言，理论上两者应是分工明确又通力合作的关系，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了各类沟通不力的问题，导致政策不了解，分工不明确，执行不协调等状况，出现政府职能的“缺位”或“错位”，金融资源被无谓地内耗。更有甚者，地方政府若对自己角色定位不准确，对金融机构过分干涉，强行“越位”挤占金融资源，就会严重影响扶贫资金的分配效。第二，政府与农户之间的不协调源于农村诚信体系不完善与政府信息不充分。金融扶贫带有一定的无偿性质，符合扶贫政策的农户可以从中获得部分无偿利益，这本无可厚非。但个别农户见利起意，为符合扶贫标准，往往选择游走于贫困线边缘，通过“等、靠、要”获取“免费的午餐”，致使扶贫资源浪费。另一方面，政府作为扶贫资源的分配者，有时因为信息渠道不够通畅，在分配扶贫资源的过程中会出现扶贫对象把握不准、定位不精准的问题。第三，商业银行与农户间的不协调主要源于信任问题。被帮扶农户作为金融机构的贷款人是脆弱的，其贷款 2 有一定风险。因此，即使是在扶贫工作中，商业银行在筛选扶贫对象时也往往有“嫌贫爱富”的天然倾向。与此同时，农户也往往囿于传统观念，倾向于人情借贷，并对金融扶贫工具采取极其谨慎与保守的态度。因此，金融机构与困难农户之间虽然存在较大的合作潜力，却因互相缺乏了解与信任，使得商业银行与被帮扶农户参与扶贫项目的决心都被打了折扣。

放款回款难度都不小。除了参与主体协调不畅外，农村与城市发展差距较大，致使我国农村目前还处于较为落后的经济金融环境中，加之其他自然、人文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在金融扶贫中的资金投入与收回还面临着诸多挑战。我国农村被扶贫农户具有较强的“长尾”特点，即地理上分布较为零散，需求上表现各有不同。这给商业银行的放款工作设置了不小的障碍。现有商业银行在金融扶贫时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具有“一刀切”的弊病，审批手续和周期的存在也使得银行往往不能解决农户的燃眉之急，最终导致银行金融产品不符合农户需求。农户的分布特点也使商业银行信用评级工作面临挑战。从回款角度来看，商业银行在农村金融市场的投资回报也面临着挑战，“造血”难度大，也容易形成不良贷款，给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回款难度也由此加大。

随着我国互联网用户、移动互联网用户在农村中逐渐普及，国有商业银行线下触网、进军农村金融扶贫的条件也逐步成熟，“互联网+”为金融扶贫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借由互联网技术，我国金融机构可以快速切入农村金融市场，可以提高产品匹配与适应程度，可以有效降低金融机构经营成本，尤其适用于到户金融扶贫。

首先，互联网能够有效覆盖具有“长尾”性质的帮扶对象，解决对象分布松散，网点机构不足的难题，让金融扶贫的覆盖面以互联网模式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

其次，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模式能够将终端采集上来的数据（如帮扶对象的收入、经营状况、家庭状况等）合理分析，并根据扶贫对象的个性化特点，匹配或设计出“因户制宜”的金融产品，极大程度地解决农户与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降低征信成本，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再次，借由互联网技术，商业银行可以节约诸多人力、物力成本，被帮扶农户也能够如愿得到与之更匹配的金融产品进行扩大再生产，最终实现双赢。

最后，随着电子商务涉农程度日益提高，互联网技术也从战略上拉动产业发展，最终让金融杠杆着力于实业增长点，“造血”式扶贫模式得以最终成功。

（作者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省分行行长）

第二篇：金融扶贫

***银行2016年金融扶贫情况汇报

一、总体目标

按照《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吉安市委市政府发文要求在脱贫攻坚战中作示范、带好头（〔2016〕3号）文件精神，力争完成井冈山市在2016年率先脱贫的目标。

二、工作原则

1、政策支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全行范围内高度重视，多次开展金融扶贫专项会议，要求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以及具体方案。并成立金融扶贫专项领导小组，从上至下，层层落实。

2、坚持“精准扶贫”，扶贫下沉，给予贫困人员实在的优惠。

3、坚持统筹兼顾与因地制宜特色相结合。围绕市委、市政府关于金融精准扶贫的决策部署，立足井冈山本地的特色，在茨坪、龙市、厦坪、新城区等地因地制宜开展金融特色产品开发。

三、工作措施

1、创新扶贫工作方式与方法，扶贫贷款与产业风险补偿机制相结合。与市扶贫与移民办、市财政局签订了2016年扶贫产业贷款相关方案，对64个贫困村进行产业扶贫贷款扶持，该64个村均是由红卡户、蓝卡户组成的专业合作社，迫切需要发展。我行给予每户贷款10至20万元，基准利率的方式，给了专业合作社良好的发展机会，又减轻了贫困户的利息支出，实现了真正的扶贫目的。

2、开展切实有效扶贫活动。继续搞好牵手致富、访贫问苦送温暖活动。总结以往经验，创新工作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帮扶活动。我行直接对接井冈山东上乡曲江村，实现精准扶贫对接。向该村的4个红卡户和13个蓝卡户的孤寡老人、重病患者等送去慰问金共计30000元整及生活物资。

3、创新精准扶贫模式，实现扶贫方式的可持续性。2015年1月1日起，4年内由我行股东***公司让渡股权600万收益给井冈山600户红卡户。我行股金分红后，分红的收益首先支付给***公司，之后由***公司按照相关红卡户比例将所获得股金分红全部让渡。

4、加大扶贫贷款支持力度。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在2016年重点创新扶贫特色产品，逐步加大对贫困户和扶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力争每年涉农贷款增量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四、存在问题

1、贷款风险分担补偿机制缺位。目前我行暂未与担保机构合作，对部分稍差的农户、小微企业暂无法提供有效的贷款支持。相对金融扶贫的范围有限。

2、整体产业发展较为薄弱。井冈山市农业基础较弱，旅游产业发展相对为特色突出产业，工业进程整体产业集群不高，产值较弱。相对金融扶贫支持风险较大。

五、政策建议

1、建立区域、部门联动机制。强化政府部门与银证保等金融机构联合，进一步完善横向协作机制。市财政局、市扶贫办、人民银行等政府部门以及各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的整体联动机制。建立金融精准扶贫联席会议制度，组织相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计划，统一具体宣传内容和口径，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和困难，有效凝聚各部门的力量和资源，形成金融支持精准扶贫整体合力。

2、争取财税政策的支持配合。争取市财税部门的支持配合，建立财政奖补、贷款贴息、担保基金、风险补偿基金等金融配套措施，相应缓解金融扶贫的风险。

第三篇：典当历史与现状

中国典当业的历史、现实与未来

李 蕾

典当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之一，也是最早的金融贷款形式。被视为世界典当业最主要发源地的中国，典当业有着1600多年的历史。从其诞生至今，历经兴衰。但当今有许多现实问题阻碍典当业的发展，解决这些问题关系着典当业未来的发展前途。

一、典当业的历史变迁

著名典当研究学者曲彦斌教授用八句话归纳了中国典当业的发展脉络，即:“初见萌芽于两汉，肇始于南朝寺库，入俗于唐五代市井，立行于南北两宋，兴盛于明清两季，衰落于清末民初，复兴于当代改革，新世纪有序发展。”[1]

就今所见有关历史文献的明确记载，中国的典当业在汉代初见萌芽，主要依据是南朝宋人范晔撰写的《后汉书·刘虞传》所言“典当胡夷”[2]。南北朝时期，“兴佛”导致了寺院经济的发达，也相应产生了如何使用富余沉积资财的问题，所以肇始于南北朝时的南朝佛寺。从唐代开始，中国的典当从单一的寺库质贷逐渐成为一种官营、私营和寺营三种质贷形式并存的兴盛局面，名为“质库”、“寄附铺”、“柜坊”等。质贷业的金融活动活跃了唐代的社会经济生活，尤其是便利了市民的经济生活。这一时期质贷业的全面兴盛，为此后近千年典当业的发展开了一代先河，是中国典当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随着宋代经济的繁荣和金融活动的日趋活跃，典当业亦获得了长足发展，尤为重要的是出现了我国历史文献迄今所见最早的典当业招幌，《清明上河图》中记录了当时的招幌形象。[3]明清两代是中国典当史上的兴盛时期，但在寺院经济中的典当活动却锐减。明代典当资本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商人资本为主体的民营典当，典当行在综合经营的同时，出现了针对不同当物对象范围的专业性经营分工，经营管理日趋条理化、规范化，标志着中国典当业的逐渐成熟与提高。清末民初，社会动荡，经济凋敝，通货膨胀，货币混乱。在传统金融机构向现代金融机构发展的过程中，传统典当业未能及时转化并适应社会进步，加之政府对典当行监督管理不利，致使典当业急剧衰落。尽管政府曾投巨资努力发展农村典当业，亦最终未能挽回局势。

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后期，我国的典当业处于一种体制过渡期，绝大多数的当铺被改造成人民银行领导的“小额质押贷款处”。典当真正的消亡期即历史上的空白期是自“文革”开始至1987年改革开放。取缔典当的直接理由，在于它是一种高利贷行业。

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典当业的复出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1987年12月，四川成都华茂典当服务商行成立，标志着消亡了30多年的典当业奇迹般的“生还”。全国兴办典当行的大潮随之而来，其发展迅速，复出踊跃，分布广泛，经营活跃，呈现出一种迅猛的“复兴”趋势。典当业之所以在中国得以复出，简而言之，是适应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金融体制改革的成果之一。

二、典当的概念与社会功能

“典当”一词在汉语史上最初出现的时候，是指以物作为抵押借贷行为。目前官方最具权威的对典当和典当行的解释是典当业的最高法规，即商务部、公安部2005年4月1日颁布施行的《典当管理办法》中所界定的:“本办法所称典当，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本办法所称典当行，是指依照本办法设立的专门从事典当活动的企业法人，其组织形式与组织机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在现代社会，典当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多种融资方式中的一种，实质上是一种二元化的法律关系，既表现为典当双方的质押担保关系，又表现为债权债务关系；总而言之，以物换钱是典当的本质特征和运作模式。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典当的内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就是，当物类型从动产、财产权利向不动产延伸；典当方式从质押贷款向抵押贷款拓展。[4]

典当本质属性决定了其社会功能，即典当是一种既有金融性质又有商业性质的、独特的社会经济行为，解决资金的临时融通，调剂资金的缓急余缺。

(一)资金融通功能。[5]这是典当最主要的最直接的社会服务功能，是典当的货币交易功能。在典当过程中，向小企业和个人提供质押、抵押放款，目的是方便人民群众生活，通过融通资金扶危济困，解决企业和个人燃眉之急，这是典当行服务社会、服务百姓的最直接最根本的手段，也是其最核心的功能。

(二)当物保管功能。[6]这是典当附加的、居于第二位的社会功能。在典当过程中，为当户妥善保管当物，这是当票或典当合同约定的典当机构应履行的基本义务，典当机构在履行义务的同时，如将保管范围对外扩展，利用自己特有的库房条件、硬软件设施、管理制度等安全优势向社会提供贵重物品保管服务，就会使典当保管这一功能更加社会化。实际上有的客户将贵重物品交付典当行的第一目的不是为了钱，他们要求很低的当金就是为了临时保管的需要。典当保管不仅体现典当行良好信用，而且增加保管费收入、创造典当效益并日渐演变成一项面向社会服务的商业功能。

(三)资产置换功能。[7]典当业通过以物抵押来缓解企业、家庭暂时的货币收支的困难。产生这种困境的原因一般不是因为企业家庭资产负债结构产生赤字，而是资产缺乏流动性。为了解决资产流动性问题，将一定的资产质押或抵押于典当行取得现金，实际上是一种资产置换，即将实物资产置换为货币资产。

(四)商品销售功能。这是典当的商业交易功能。该功能是随着典当物品出现绝当情况下，延长了典当活动及过程，从而派生出纯商业性质辅助功能，即变卖处理绝当物品，自然产生销售行为。之所以认为它是社会功能的一种，一是没有任何典当机构可以说不存在绝当物品，二是绝当物品为社会消费者提供了一个特殊固定的购买渠道或场所。

(五)鉴定评估功能。典当机构的专业人员对当户提供的任何当物都要进行鉴定评估，鉴定评估是典当各个程序中最重要最关键的环节，不管典当业务最终是否成交，通过这一过程，当户都对自己所持物品的成色、真伪、性能、价值等情况有了明确认知，这就使典当的鉴定评估实际上成为一专项服务职能。在长期的实际工作中，为满足一部分客户鉴定物品的需要，典当行将该服务功能社会化，从而派生出这一新的商业功能。

(六)民间高利贷的遏制功能。典当机构的经营活动客观地作用于社会生活，它的方便快捷的融资特点不仅给一部分个体私营业主生产经营锦上添花，而且还把另一部分老百姓从高利贷的阴影中解放出来。它的向全社会公开并接受监管的借贷的利率和费率直接对民间高利贷者形成冲击，直接遏制高利贷者泛滥和蔓延。这也是典当间接的社会功能。典当的六大功能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它们是千百年来典当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基础。

三、当前典当业存在的现实问题

在当代，作为特殊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典当在金融领域的作用特别突出，对拓宽融资渠道、发展社会经济、方便民众生活、稳定社会秩序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作为特殊的商品流通渠道和流通方式，其在流通领域内的作用也很突出，当物保管功能和商品销售功能即是其具体体现。正因为典当的社会促进作用，典当行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快速迅猛的发展。但是，典当业迅猛发展的同时，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日趋明显,下面重点阐述我国典当业的目前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一）典当业的性质模棱两可

2000年6月，国家经贸委从中国人民银行手中接管了典当业。2003年8月20日，中国典当业被取消金融机构资格，划归为“特殊的工商企业”，典当行业从此被正式归口到经贸委统一管辖。[1]

那么在实际业务操作中典当行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机构，是企业、商店还是金融机构呢？我们往往不知如何回答，这就造成管理上的转来转去和业务上的放不开。作为一种经济运行形式，我们有必要加大力度探寻其真正性质。比如，典当是一种什么行为，是经济行为，是一种什么经济行为？还有，2005年出台的《典当管理办法》对典当的解释存在名不副实的现象，一方面，典当行不向出当人支付典价而占有其不动产作为收益使用的行为，实际并不从事“典”这项业务，另一方面，其业务已经超出了原来意义上的“当”，即不但占有出当人的动产或权利凭证以担保债权实现，同时开始从事不动产的抵押贷款。而原来意义上的“当”则单指一种特殊的质押，其客体是动产，不动产抵押不属于当的范围，但在实践中由于不动产抵押贷款业务对典当行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同时典当行也大多从事该业务，从现实角度出发，国家在监管工作中对此也就没有禁止。显然，“当”的概念尚未增容而业务范围已经扩大。所以，对典当行业性质的规定与实际操作存在冲突，这必将影响典当业的发展。

（二）法律制度不健全

我国典当业没有专门的统一立法，各有关管理部门的行业规定与地方政府立法政策掌握的原则各有不同，导致典当行业出现一定程度的经营混乱，纠纷增多，管理不力。目前所能依据的是商务部和公安部2005年4月1日联合颁布施行的《典当管理办法》。

典当法的缺失还表现在法律法规之间存在冲突。[2]调整我国典当业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有关质押的规定，《典当管理办法》，国务院其他部门颁布的法规中涉及典当业的规定以及各地方有关典当业的规定等等。这些法规的效力等级不确定，规定有时会有冲突，实际适用中有困难。造成这种问题的最主要原因是无最高立法部门制定统一调整典当业的权威法律，很难从根本上规范典当业的经营行为，而目前的《典当管理办法》仅仅是一个行政规章，法律等级和效力很低。

（三）规模不足经营思路落后单一。

典当业作为一种辅助性的融资渠道，其缺点也很明显，即融资成本高、贷款规模小、贷款期限短、抗风险能力弱，提供融资服务的能力有限，因此只有那些无法以更低的成本从其他融资渠道获得资金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典当行的客户。典当行规模太小，与市场的需要是不相称的。经营规模小，发展空间必然受限。《典当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典当行财产权利质押典当余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

经营模式上，多数典当行采用传统的“夫妻店”、“家族店”的管理模式，管理理念落后，经营思路落后，不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难以适应激烈的行业竞争。从经营范围看，《典当行管理办法》虽然把典当行的业务范围扩大到房地产抵押业务，但是仍不允许我国典当行从事零售业务和寄售业务。而对于发达国家典当行来说，商品零售业务是其主要的盈利点，我国典当行由于经营范围的限制，丧失了通过该项业务盈利的机会。[3]目前国内的典当行仍普遍采用传统的单一店铺模式，即某一典当行只有一处营业机构，这主要是由于大多数典当行的业务量小、经济效益一般等因素限制所致。

（四）从业人员素质低，缺乏专业人才

典当专业人才缺乏是我国目前典当行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制约整个行业发展的“瓶颈”。典当行长期沿袭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使得从业人员普遍缺乏系统的专业培训，业务水平参差不齐。而房产、债权、股权等业务的拓展，需要懂得证券、金融、法律、心理、鉴定评估等专业的复合型人才，远非普通评估人员所能胜任。从业人员经营技能低，致使经营开拓性不强，不敢涉足新领域，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现有业务空间狭小，经营上难有突破。

（五）风险防范能力有限[4] 典当行的服务对象比较复杂，经营范围比较广泛，以及经营者业务知识水平的局限，难免会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概括地讲，风险主要集中在收当和死当两个环节。在接受当物时，物品可能是赝品或是赃物，当物变为死当时，典当行就面临死当物品的销路问题。货物的结构类型、质量、市场上的流通风险等都将影响典当行的收益，特别在无形资产的估价及操作上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四、典当业的发展对策

为了促进典当业的健康快速发展，更好地发挥其社会作用，下面针对上述当前典当业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几点发展对策和建议。

（一）明确典当业的性质

典当作为一种特殊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对金融领域的作用比较突出。目前的典当行已经一只脚踏入了金融领域，其业务范围较广泛，当物类型从动产、财产权利向不动产延伸，典当方式从质押贷款向抵押贷款拓展，除了不能吸收存款，几乎所有的贷款都能做，而且典当与银行的最大区别就是灵活且风险控制较好。如果政府在中小企业融资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将其扶植成规模化的贷款机构将势必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步伐进一步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典当行的实际业务操作、范围及社会作用，更加充分说明典当业是金融系统一分子。所以明确典当业是金融系统一分子，典当行是金融机构，更有利于典当业的发展。

（二）统一立法，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

在立法体系上，建议在时机成熟时由最高立法部门制定一部专门的典当法。一些发达国家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区不仅保留了典当制度，而且制定了比较完善的典当业法规，诸如台湾的押当业管理规则，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今后立法的参照。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原有的业务管理法规已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须进一步完善和修改，加强法制监管力度，促进典当业健康发展。

（三）创新经营模式，整合现有资源

典当行的创新首先是经营模式，创新典当行业应梳理组织结构，整合现有资源，最大化地利用有限资源。据了解美国最大的典当上市公司，采用连锁经营的模式已经将典当行开到英国、瑞典等国。通过连锁经营，各连锁经营店在典当寄售、拍卖等领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营网络资源共享。[①]国外将典当行视为“信用便民店”，允许典当行这经营旧货或新商品销售。如美国典当行有12-17个单项业务许可证，允许典当行从事旧货的购销，以便发展小额典当业务，降低经营风险。[②]而我国由于监管部门的限制，目前尚不允许典当行销售除绝当以外的商品，使得传统小额典当业务日益萎缩。因此，我们应借鉴国外的经验，逐步扩大典当业务范围。

（四）加强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

典当行的发展、业务的兴衰、效益的好坏，人才是关键。不仅关系到典当业自身发展，更关系到典当业的依法经营、规范管理、防范经营风险。因此，重视和加强从业人员的培训，培养和造就一批既具有现代金融理论知识又具有典当专业技能的管理人才，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从业人员队伍。典当业目前还没有国家培养的专门人才，独立开设拍卖与典当专业的高校仅有南开大学、上海市纺织工业职工大学。所以，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实行典当职业培训资格制度，条件成熟时，在更多的高校中设立典当专业，深入研究典当理论，为行业培养更加专业的后备人才。

（五）提高鉴定水平，加强风险防范

在贵重物品或有价证券的鉴定和估价上，加强与当地各类具备专业鉴定的机构或协会的合作如证券机构等建立当户信息管理系统，积极与相关部门合作，减少收到赃物的可能性。加强对市场预侧的分析能力，规避市场上的流通风险，如当国家处于通货紧缩时，为防止货物降价而滞销，可在收当时，压低当金。与各类商业机构长期合作批销或拍卖，建立畅通的销售网络，避免绝当物长期不能变现。利用低成本扩张，规避因货物结构单一导致的风险。加强当物保管，对相当贵重的物品进行商业保险规范行业经营，加强从业人员的道德规范和法制观念，不做违规经营。

本文为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典当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著作权归署名作者享有，未经作者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或转载。

第四篇：田东县特色产业扶贫制约因素与机遇

田东县特色产业扶贫制约因素与机遇

田东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唐进忠

田东县位于广西西部，全县总面积2816平方公里，自然环境总的特点是南北群山环抱、中部为平缓开阔的盆地。右江河穿过盆地中间流向东南，两岸形成较为平坦的耕作区，往南为丘陵地区和石山地区；盆地北边为丘陵和土山。全县石山面积约占30%，平原、丘陵和土坡地区约占70%。全县辖9镇1乡，162个行政村（街），5个社区。162个行政村均为革命老区村。2007年末总人口40.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3.2万人，是一个以壮族为主体，居住着壮、汉、瑶、苗等12个民族的多民族聚居县。全县耕地面积39.3万亩，农村人均耕地面积1.05亩，经济以农业为主，主要工业有制糖、采煤、冶炼、建材、石油、化工、造纸、电力等。同时，田东也是新阶段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并属革命老区，全县162个村有95个列为贫困村，1929年邓小平在这里领导和发动了“恩隆暴动”，拉开了百色起义的序幕，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权，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田东特色产业扶贫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县从自身优势出发，找准突破口，狠抓资源转化增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使县域特色产业扶贫蓬勃发展。在连续８年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基础上，2008年上半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总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10.12亿元、1.279亿元、1378

突出，农产品的产量、市场信息发布、销售渠道等成为价格波动的重要制约因素，如产量小的年份，产品就能够卖出好价钱，产量高的年头则产品价贱滞销，农民损失很大。

2、生产成本急剧增加。全国通货膨涨，直接影响到生产资料价格，近期的化肥、农药、种子、劳务费等也在不断、甚至是大幅上扬，有的已经达到无以承受的地步，特别在利润极薄的特色产业扶贫项目中，表现尤为突出。

3．生产风险相对较大。因为自然灾害、假种子、或项目评估不够充分，或因气候条件不适应等等，由于人均耕地少，无论对于发展产业扶贫的企业还是参与产业扶贫的农户，风险都较大。虽然国家扶持了原料、种子，农户付出了劳动，但仍达不到预期效果，农户不但赚不到利润，还贴了劳工的钱、土地的钱，这种现象对产业扶贫的发展制约最大。从最早的地鳖虫、哈白兔，再到近年发展的种草养畜项目，都是售种的公司赚了钱，而农民则白忙活了一两年。

4．产品品质不高，档次较低，缺乏市场竞争力。由于一些产业扶贫农产品总量少（如香茶油、香鸭、香猪），品种退化、品质差，质量低，品种不全，很难形成规模效益和获得价格上的优势，这不仅影响农民收入的提高，还会制约产业扶贫的正常发展。

5．农村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偏低，农业科技成果难以得到迅速推广和普及。一方面出于农民自身所受教育程度有限，往往使他们在接受科学技术方面处于被动地位，造成他们对新技术、新成果的障碍，使农业科技成果在农村的推广普及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6．特色产业扶贫生产体系尚不完善。受传统农业影响大，技术引

件极差，土地资源少，基础设施落后，社会发展程度低，多数长期处于绝对贫困状态，脱贫致富的成本和难度极大。经有关专家测算，目前我县贫困村每人的脱贫投入成本为5000元以上，按平均2000 人的贫困村计算，每个贫困村的扶贫资金投入需要1000万元以上。资金缺口，是产业扶贫发展的最大障碍。

三、田东特色产业扶贫的战略机遇

长期以来，我国把扶贫开发作为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明确了一系列战略部署，给特色产业扶贫带来了新的机遇。

1、十七大报告以及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战略指导意义（改十二五规划内容）

十七大报告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高度关注扶贫开发工作，充分肯定了扶贫开发取得的成就，分析了目前社会发展仍不平衡，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的现状，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的奋斗目标，对扶贫开发工作提出了“一个加大，两个提高”的具体要求：即“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的扶持力度”，“提高扶贫开发水平”，“逐步提高扶贫标准”。这为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可以说党的十七大从奋斗目标、政策、财政支持、工作要求等层面，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扶贫开发的指导性方针。不仅具有划时代的战略指导意义，而且也给我县贫困地区的产业扶贫开发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十七届三中全会对新历史时期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

工业化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有更强的能力去实施特色产业扶贫计划等。

5、国家坚持以人为本，更加关注民生的治国方略，有利于贫困地区生产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以人为本就是要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这些，可从政策环境中促进特色产业扶贫的发展。

四、田东县资源开发扶贫与特色产业扶贫的可行性

（一）新型产业化经营模式，提高特色产业扶贫开发的可行性程度。以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以“公司+科研院校+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基地+农户”为模式，采取政府扶持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方式，以调整优化产业扶贫布局为主线，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为重点，以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按照规模化、优质化、市场化、品牌化的发展方向，依托资源优势，统一规划布局，合理配臵农业资源和生产要素，在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的同时，加大发展特色产业扶贫力度，培植壮大一批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特色产业扶贫项目，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二）“两山”优化农业产业布局打下全县特色产业扶贫基础，树立了样板。

“两山”即“山上竹海，山下蔗海”产业扶贫的发展重点。田东县总的状况是人多地少，右江河谷和北部土山区，农业产业化基础较好，发展潜力很大；南部石山区崇山峻岭，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石漠化现象相当严重。“两山”是一个产业发展生态化、生态建设产业化的思路。

定种（养）什么，种（养）多少。以建设农产品行业协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重点，切实保障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和合法权益。

（五）坚持适度规模的原则的可行，反之，不可行。

特色产业扶贫开发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经过科学论证和试验，坚持适度规模的原则，应避免急于求成、搞一步到位。

（六）坚持科教先行原则的可行，反之，不可行。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提高农业产品质量、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农业现代化，最根本的是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和转化步伐，同时要普及对农民尤其是青壮年劳动者的农业生产技能等的各种培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市场竞争意识，培育新型农民。

（七）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可行，反之，不可行。

特色产业扶贫的发展，必须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努力实现效益最大化。与此同时，它不只是单纯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产业。在开发过程中，必须始终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着眼于长远利益。有效的利用、配臵、保护农业资源，实现农业发展与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协调统一，从而实现特色产业扶贫的可持续发展。

（八）通过“扶优、扶大、扶强”，培育壮大一批起点高、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扶贫龙头企业。

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深化企业改革，支持具有比较优势的龙头企业，以资本运营和优势品牌为纽带，盘活存量资产，整合资源要素，组建企业集团。龙头企业要不断密切与农户的利益联结关系，把发展农村经济和带动农民增收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任务，确保

第五篇：金融扶贫工作汇报

金融扶贫工作汇报

金融办

今年以来，县金融扶贫攻坚指挥部紧紧围绕“学习借鉴金融扶贫‘卢氏模式’，组织发放扶贫贷款”的目标任务，加强信贷规范管理，扩大资金使用效益，扎实做好金融扶贫各项工作。2019年，共新增扶贫小额贷款户贷户用28户100万元，累计投放591户2810.5万元。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是完善卢氏模式，提升“四大体系”建设水平

1.金融服务体系。规范县、乡、村三级金融扶贫服务机构管理，确保人员到位、职责到位、工作到位，目前，全县各乡镇、街道全部建有金融服务站，所有行政村均有金融服务部，全面开展扶贫小额信贷相关的政策宣传、贷后管理等工作，金融扶贫三级服务体系作用发挥良好。

2.信用评价体系。建立了信息采集系统,印制下发了信息采集标准，截止目前，共采集并进行农户等级评定14.3万户，同时，将评定结果全部反馈到乡镇金融服务站及贫困户家中，激励贫困户建立良好信誉。

3.产业支撑体系。协同督导县发改委依托主导产业，组织搞好带贫企业、带贫合作社及扶贫产业项目建设，持续提升产业带贫能力。

4.风险防控体系。扶贫小额信贷严格按照“5万以下、3年以内、两免一补”执行基准利率进行。县财政注入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700万元，用于扶贫小额信贷的风险补偿。对每月按时付息、且满一年户贷户用贷款的用户进行贴息，每半年为一个周期，8月份，已发放扶贫小额信贷贴息20.45万元，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户110户。

二是规范小额信贷发放。

2.做好企业带贫。坚持“体现差异化，着重带动未脱贫贫困户增收”的工作原则，主要对无劳动能力、无技能、无项目的贫困户进行覆盖。为全县除享受户贷户用贷款外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金融扶贫帮扶资金，分别对已脱贫享受政策的贫困户2681户，每户发放456元金融扶贫帮扶资金；对未脱贫2259户贫困户，发放1000元的金融扶贫帮扶资金。此次共计发放347.8万元，于6月28日发放到位。

3.落实好精准扶贫企业贷款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开展“精准扶贫企业贷款”实施方案>的通知》，将以上精神和要求转发至金融扶贫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认真学习。要求各乡镇、各相关单位认真按照文件要求组织筛选企业，重点选择带动能力强、产业基础好、带贫效果明显的涉农企业等作为贷款主体，目前，带贫企业材料正在市扶贫办审核。

三、完善预警监测，提升风险防控水平。

1.加强统计监测。加强与金融机构对接核实，紧盯贷款动态，定期分析研判，抓早抓小，形成上下贯通的风险防范监测。

2.提前做好还款准备。对到期还款企业提前两个月进行跟踪，督促相关单位做好还款准备，防止出现到期未还款或逾期问题。目前，我县无逾期贷款。

四、下步工作打算

一是对符合申请扶贫贷款的贫困户实现应贷尽贷。根据我县户贷率低，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无发展生产项目，结合我县实际，我办印发《郏县金融扶贫指挥部进一步加强小额信贷工作的意见》，鼓励贫困户本着自愿参与的原则发展我县特色产业，为贫困户建立连接机制，实现应贷尽贷。

二是做好行业扶贫政策落实。定期召开金融扶贫工作座谈会，及时传达省、市、县工作精神，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同时，对申请贷款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督促责任银行加快办理流程，提升办理效率。

三是抓好贷后管理。组织金融机构与贷款主体建立定期回访机制，了解贫困户或企业使用贷款情况，严防改变贷款用途，充分释放金融扶贫信贷资金的最大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