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公司统一编码(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

第一篇：期货公司统一编码(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

期货公司统一编码(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

2011-05-21 期货公司统一编码 期货公司名称 所属证监局 1 2 3 7 8 9 10 12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5 26 27 28 29 30 32 35 36 37 38 39 51 52 55 56 57 58 59 60 62 65 华安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徽商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鞍山五环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北京中期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渤海期货有限公司 财富期货有限公司 长城伟业期货有限公司 长江期货有限公司 成都倍特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华西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瑞达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重庆先融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大华期货有限公司 北方期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大连良运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银河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大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道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德盛期货有限公司 东航期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集成利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东莞市华联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海航东银期货有限公司 甘肃陇达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格林期货有限公司 冠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冠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广东鸿海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珠江期货有限公司 广发期货有限公司 国元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金海岸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海南星海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和融期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恒银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万达期货有限公司 国信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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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投资查询服务系统操作指南

投资者查询服务系统（以下简称“查询系统”）是由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以下简称“监控中心”）推出的，提供客户查询自身交易结算报告等信息的专业服务平台。查询系统针对客户和期货公司提供不同服务，其中，客户操作分以下几个步骤：

一、客户从各自期货公司获取自身访问查询系统的用户名和初始密码；

二、通过互联网访问监控中心官方网站，点击“投资者查询”链接进入查询系统，登录界面后，依次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码”，然后点“提交”；

三、如果是首次登录查询系统，系统会强制要求更改初始密码，密码为6到10位数字和英文字母（区分大小写）组成的字符串，且不同于初始密码。请牢记并妥善保存新密码；

四、进入查询系统后，系统提供八个功能页面。现分别对其作简要说明：

（一）“资料维护”：查询用户的账户信息，设置电子邮件和电话，更改密码等；

（二）“基本信息”：查询客户基本信息，包括基本资料，客户交易编码，客户期货结算账户等；

（三）“客户交易结算日报”：查询、下载（Excel格式）基于期货公司报送监控中心的数据而生成的客户交易结算日报，包括基本信息，资金状况，各类汇总和明细的交易数据，各类通知公告等信息。目前可查询范围是：从当日起上溯两个月之内。可选择以不同的盈亏计算方式生成日报；

（四）“客户交易结算月报”：查询、下载（Excel格式）基于期货公司报送监控中心的数据而生成的客户交易结算月报，包括基本信息，资金状况和各类通知公告等信息，在点击下方链接后，亦可显示月报明细信息。目前当月可查询的上一月的月报。同样可选择以不同的盈亏计算方式生成月报；

（五）“操作记录”：查询客户本人登录查询系统和修改密码的全部历史记录；

（六）“保证金账户”：查询客户所属期货公司在监控中心登记的保证金账户清单；

（七）“公告牌”：查询监控中心向客户发布的信息公告；

（八）“术语说明”：查询各项查询系统涉及的期货术语；

五、点击页面右上角的“退出系统”按钮正常退出查询系统；

六、如客户不慎遗忘本人查询密码，可向所属期货公司申请查询密码补办，完成补办手续后即可从期货公司获取新的初始密码。

第三篇：股指期货投资者如何借助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维护自己的权益

投资者如何借助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维护自己的权益？

为更好地保护期货投资者的资金安全，2006年5月18日成立了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该中心网站上提供了投资者查询服务系统，通过该系统期货投资者可以查询自身交易结算报告等信息，从而防止期货公司可能发生的欺诈行为。开户时投资者可以从各自期货公司获取自身访问查询系统的用户名和初始密码；然后通过互联网访问监控中心官方网站（南方地区中国电信用户请访问，北方地区中国网通用户请访问），并点击“投资者查询”链接进入查询系统；系统提供“资料维护”、“基本信息”、“投资者交易结算报告”、“操作记录”、“保证金账号”、“公告牌”、“术语说明”，“操作指南”等页面，可点击这些页面的标题进入相应页面。投资者如果在第二天开盘前不提出疑义，则视作已在账单上签字。因此投资者必须主动关心自己的交易账单，如有疑问要及时向期货公司提出，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四篇：中国期货发展史

中国期货百年史

期货交易是人类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期货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坎坷不平的历程，充分显示了期货交易的顽强生命力，其中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与汲取。为了给中国期货学术界进行理论研究和期货交易界从事实务操作提供一个系统的历史线索，我们尝试编纂了“中国期货百年史略”，以历史事件为主要线索，以时间先后为基本顺序，前溯至唐五代，重点对清代后期直至1992年前中国期货发展的历史及其壮观场面进行了粗略的描述。

一、清代：中国期货交易的萌发时期

中国期货的萌发比西方迟，但是它和西方有两个相似之处：

第一，中西商品经济发展史上都是先出现古代的预购、赊卖，进而逐步形成了远期交易合同的形式，最后是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期货交易。人们一般把远期交易合同作为期货交易的初级形式。

第二，中国期货交易的发展虽然与证券交易有着密切关系，但与西方相似，期货交易的萌发都是先从商品批发交易（特别是农产品批发交易）开始，然后才有证券交易、商品期货交易和证券期货交易的依次出现。

（一）清代商品交易中的期货交易萌芽

在各类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一谈到期货交易市场，往往都提及其他国家。17世纪左右的在阿姆斯特丹开设郁金香交易中心市场，日本江户时代的稻米的远期合约交易。但是鲜有介绍中国的大宗商品交易。众所周知，我国现代期货市场起步阶段的起点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10月12日，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经国务院批准，作为我国第一个商品期货市场开业，迈出了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第一步。

但是纵观期货发展的历史，早在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就已经有关于赊卖、预购等商业信用活动的发生与记载。到了宋代，江南、四川等地有关水果、茶叶等商品交易中赊卖、预购等已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到了清代，已出现了远期交易合同为中介的贸易形式。在茶叶出口贸易中，这种贸易形式尤常见。清代中期，中国茶叶大量出口到欧美，经营此项贸易的商人往往在收茶季节前就来到茶叶产地，与茶农或产地茶商订立茶叶远期交易合同，品种、价格、数量等预先讲定，并预付相应的定金。当时，蚕丝交易中也常见这种交易方式。

据考证中国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最早萌芽于宋元代，在明朝初期以“开中制”为标志的中远期交易得到蓬勃发展，简单地说，明初是商人把内地的粮食、粮仓运到边防，然后官府以盐引来补偿，相应的运多少粮食给多少盐引，然后拿这个盐引到盐场去领盐、去销售，商人赚的是差价，这个叫开中制。所谓盐引，就是垄断运销盐的凭证，实际上是将盐产区的盐货交易与边境地区所实行的纳粮开中制度相结合，从而国家以远期交割的盐引套取民间商人垫付资金供给边疆军需，保证国家在盐粮交易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中国朝野政权的更替使得远期交易方式徘徊不前，甚至多次倒退。

清代道光年间洋商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他们常在鸦片船到达中国之前，预先向中国人出售鸦片订货单，等鸦片船到岸后再由持单人凭单提货。中国南方许多旅行商人携带鸦片，把它当做白银的替代品适用。鸦片不仅被当做货币适用，而且鸦片订货单通常也被看做是货币。“用鸦片订货单代表一定数量的货币，最终实现价值的不是现金而是鸦片，这样，鸦片订货单就成为了一种临时货币。”鸦片在内地被适用。上海宝顺洋行将鸦片预付给广州茶商，以收购内地茶叶。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太平洋行、旗昌央行和琼记洋行都同样垫付鸦片给中国茶商。1851年，A·G·达拉斯评论上海盛行鸦片贸易：“我现在发现，其他大多数商行都在用鸦片支付，我认为现金并不重要。” 鸦片战争后由于鸦片贸易的盛行，这种鸦片定货单居然在中国沿海一些地方成为类似于过去日本“米券”一样的流通媒介，充当起了“货币”的角色。因此一些专家把这种鸦片定货单交易视为中国期货交易的萌芽之一。

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有关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记载中，就已经有了“期货”一词。不过，那时的所谓“期货”，还只是一种远期交易，与现代意义上的期货交易还根本不同。

中国期货的萌发比西方迟，但是它和西方有两个相似之处：

第一，中西商品经济发展史上都是先出现古代的预购、赊卖，进而逐步形成了远期交易合同的形式，最后是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期货交易。人们一般把远期交易合同作为期货交易的初级形式。

第二，中国期货交易的发展虽然与证券交易有着密切关系，但与西方相似，期货交易的萌发都是先从商品批发交易（特别是农产品批发交易）开始，然后才有证券交易、商品期货交易和证券期货交易的依次出现。

现代意义的期货市场交易从1990年发展至今，仅有24年的历史。但是再往前追溯，中国期货市场萌发能追溯出一个世纪之远，充分显示了期货交易的顽强的生命力。了解中国的期货市场的发展历史，也是回归本源，追溯本身发展命脉的过程。

（二）晚清证券交易潮的起落及交易所的出现 1862年，《上海新报》上曾有人刊登广告出售自己的股份。这表明，在此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零星的有价证券交易。到1869年，上海已有专门从事股票买卖的外国商号了，其中最早的是长利公司（J.P.Bisset&Co.）。但是，由于这些商号在当时主要从事外国企业股票的买卖，因此，其社会影响还很小。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洋务运动的发展，股票交易在沿海一些地方发展开来。到了1882年，在中国已出现了“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的景象，形成一种热潮。其时，股市上交易的股票达30余种，其中多为中国企业股票。股价呈上升趋势。例如，招商局面值100两的股票，1876年的市价为40－50两，到1882年则已高达200两以上。

1882年10月，“上海平准股票公司”成立。该公司业务范围主要包括如下几项：（1）确定每日股票市价，“逐日悬牌”，并送登《申报》，“务使涨则实宜涨，跌则实宜跌”；（2）抵押股票；

（3）代买卖股票。该公司本身亦采取股份制组织形式，“招股十万两，分一千股”。其内部组织则设正副执事二人，董事数人。该公司成立后，每天在公司交易的股票达30余种，股价时有变化。该公司的设立促进了当时股票交易的逐渐规范化。

1883年发生了一场金融风潮，这场风潮使中国股市受到沉重打击，引起股价猛跌，上述平准公司亦在这场风潮中消失，进入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股市才有所回升，但仍未达到1882年的水平。1891年西方商人在上海创设了“上海股份公所”（Shanghai Sharebrokers Association）。这个所谓公所实际上是一个西方证券掮（qián）客公会，已具有证券交易所的雏形，只是由于那时的中国股市还处于有行无市阶段，该公所的业务量还很小。

1905年洋商又在上海设立“上海众业公所”，原“上海股份公所”并入其中。这个公所已经是当时在上海从事证券和物品投机交易的专门场所。公所经营重点为外商企业股票和橡皮股票。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席卷上海，累及该所，会员中破产者为数不少。

（三）清末关于创办证券市场的舆论准备 1904年，梁启超撰文倡办“股份懋迁公司”（即证券交易所），期望以此推销公债。他的这个倡议是当时民族工商业发展、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证券市场的反映。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个倡议在当时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1907年，袁子壮、周舜卿、周金箴、叶又新等人重新提议创办证券交易所，并提出可以仿照日本“取引所”的办法进行组织。但由于腐朽的清政府未能给予重视，结果这个也未能付诸实践。然而，这些倡议为日后创办证券市场提供了必要的舆论基础。

二、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期货市场的形成及大风潮的发生

（一）民初关于创办中国期货市场的呼声再起

辛亥革命前后，随着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股票发行数额逐渐增多，流通也渐广，上海的一些钱商、茶商、丝商等已经开始以股票买卖为副业。由于他们是在茶馆聚会、商谈股票交易的，因此，人们还将这一时期称为证券交易的茶会时代。

1912年北洋政府工商部在北京召开临时工商会议，各省工商界巨子100多人参加。当时任工商总长的革命党人刘揆（kuí）一主持会议。会上讨论了交易所设立等问题，决定在通商大埠酌量分设。从此，股票交易被正式提到了历史的前台。

1914年秋经农商部批准，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正式成立。当时会员有13家。会址设在上海九江路，集会时间为每日上午9－11时，交易证券主要有政府公债、铁路公债、股票等。当时，上市股票约20余种，可以同时进行现货和期货交易。交易方式仍沿用“茶会”习惯，但集会有一定场所，交易有一定时间，买卖有一定办法，已具交易所的基本构架。因此，可将这一时期称为证券交易的“公会时代”。随着股票交易的兴起，物品市场发展滞后而赶不上经济发展需要所带来的矛盾日益突出。于是，形成固定的交易场所、开办商品期货交易问题便提到了日程。在这种形势下，上海机械面粉公会附设贸易所，开始进行面粉现货和期货交易。上海金业也有了金业公所组织，关于黄金交易已定有较为完备的规划。所有这些实际上成了当时中国期货市场的雏形。

1914年12月在著名实业家、农商总长张謇（jiǎn）的大力推动下，中国第一部证券交易法出台。该法明确规定设立证券交易所须经农商部核准，同时还对证券交易所的组织形式、经纪人必须具备的条件等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并要求一切证券交易所都必须接受农商部的监督。1915年5月，北洋政府公布《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26条及《附属规则》13条，使该法进一步完备。从这段历史看当时中国期货市场发展中的立法水平要高于市场实践水平。这对推动中国期货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16年冬，孙中山先生准备在上海筹建经营证券、花纱、金银、皮毛等交易的综合性交易所，试图通过经营交易所为当时的国民革命筹集资金。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与虞洽卿联名上书北洋政府，要求组织上海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并拟定了交易所章程和说明书，呈请农商部批准。但是，当时农商部只许举办证券交易所，加上后来孙中山先生发起护法运动而受到北洋政府通缉，因而他也就同时被取消了上海交易所发起人的资格。不久上海股票、金业两公会亦各自呈书申请举办交易所。然而，由于《证券交易所法》规定一地只能设一所，这种规定导致上海各交易所发起人间的长期争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又推迟了交易所的应有发展。

（二）北京、上海等地交易所的成立

1918年春，北京商界和金融界人士王景芳、岳荣、曲卓新等呈请农商部批准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由于北洋政府发行公债的品种和数量不断扩大，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有助于推行政府公债，再加上王景芳他们主张只办证券，不像上海交易所那样兼办物品，所以很快获准成立。同年6月5日该所正式开业，资本额100万元，经纪人60名，王小宋任理事长。该所一经成立，其“市场组织，悉照欧美日各国交易所成例”，交易分现货、期货两种，期货又分本月期、下月期、再下月期三种。上市证券有公债券、中外银行发行的钞票及股票。据该所1918年11月“第一届营业决算报告”，其成交的现货与期货交易约各占一半。1918年冬，日本人在上海设立“上海取引所”。该取引所成立的基本动机是要“操纵上海市面”，而且它既经营证券又兼营棉纱。这对上海的中国商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经过上海交易所发起人的努力争取，虞洽卿等获准成立交易所，并获得了兼营证券和物品交易的特权。

1920年7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成立，资本额为500万元，较大股东有虞洽卿、邹静斋、李云书等，经纪人200人，虞洽卿为理事长。其交易的标的物有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食、油类、皮毛等7种。其经纪人中有一“恒泰号”，由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等组成。从此，上海证券交易所热潮又起。

例如，1920年11月，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它的发起人有范季美、张慰如等，由股票商业公会根据北洋政府的证券交易法改组而成。资本额为100万元，经纪人55名，范季美为首任理事长，交易内容分现货、期货两种，企业股票是其主要交易标的物。1921年春原上海机械面粉公会贸易所改组为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原上海金业公会改组为上海金业交易所，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也于1921年4月成立。于是，在上海形成了交易所林立的局面。

北京、上海等地交易所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早期期货市场的初步形成。1921年3月，北洋政府颁布了《物品交易所条例》，条例共48条。同年4月又公布了该条例的《施行细则》33条以及《附属规则》16条。在这些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附属规则中，对商品期货交易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标志着中国早期期货业的成长迫切需要规则，同时也表明当时中国证券期货交易的发展存在不规范，甚至过于混乱的一面。

（三）民十信交风潮

1921年（民国十年）是中国证券期货交易所和信托公司大起大落的一年。由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后短短半年时间盈利达50万元，年收益率近100%，其他交易所盈利也很多，各种股票价格也日趋上涨，于是，在厚利的强烈诱惑下，上海许多商人把开办交易所当作发财致富的捷径，蜂拥而上，纷纷招募股份，争相创办新的证券期货交易所。汉口、天津、哈尔滨、南京、苏州、宁波等地也不甘落后，竞相效仿。从这一年的5月份起，新设交易所逐月增加，几个月间仅上海一地就成立了136家交易所，为当时世界经济强国美国的好几倍。这些交易所中绝大多数未获农商部批准，不少交易所是在外国租界的庇护下违法成立的。同年5－7月间，上海还开办了12家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和交易所的股价在人们的投机狂热驱使下一涨再涨，最高时竟达五六倍；有的股票尚未发行，仅凭认股证就可以卖高价。许多交易所开业后并无多少正常交易，而是热衷于互炒各交易所的股票，以哄抬股价从中渔利。有的发起人在成立交易所时并不实际出资，而是空认巨额股份，再设法抬高股价，继而抛售自认的股票，转手获巨利。那些信托公司也以本公司的股票为对象进行投机买卖，并与交易所合谋，以信托公司的股票充作交易所的投机筹码，用交易所的股票向信托公司押借款项。数月间信托公司和交易所筹集的帐面资本总额已远远超过了发展多年的全国银行业资本总额，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个大经济“泡沫”。

1921年冬，由于投机盛行吸走了大量社会资金，加上时近年关，按照中国***惯这时要清帐还债，因此市面资金出现反复紧缺。银行、钱庄预见危情，先是收缩信贷使市场银根吃紧，接着是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等投机者明显感到手中的资金头寸周围不灵。在告贷无门的情况下，一家倒闭随即泱及数家，引起连锁反应，由此便引发了信托公司和交易所倒闭大风暴。到1922年2月，原先被投机者视为庇护所的法租界颁布“交易所取缔规则”21条，给一些因从事过度投机而大伤元气的各类交易所以沉重打击，形成了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的大崩溃、大破产浪潮。史称这次破产浪潮为“民十信交风潮”。“民十信交风潮”表明，在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的基础上出现期货交易带有极大的不成熟性和历史局限性，加上市场交易的不规范和投机过度，必然以市场失败而告终。现在回过头去看，“民十信交风潮”所留下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四）大风潮后的期货市场

大风潮后上海存留的交易所只有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上海金业交易所、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上海杂粮油饼交易所等6家，信托公司也只残存两家。其他城市如津、汉等地的交易所亦停闭，仅存北京证券交易所、宁波棉业交易所、哈尔滨滨口粮食交易所和滨江货币交易所等。由于大风潮后大多数商民心有余悸，加上战乱频繁，此后七八年间中国交易所的发展极为缓慢。在证券交易市场上股票的信誉已失，公债成为主要标的物，但是除少数几种公债外，多数公债行情也不看好。

1924年8月因传闻江浙战争即将爆发，各种公债行市迅速下跌，出现了一次“公债风潮”。这期间曾引起了一场由买入期货失利者组织的“金融维持会”控告北京证券交易所的纠纷，使各种期货交易中断了三个月。“公债风潮”后证券交易所吸取教训，试图通过采取追缴证据金、重定证据金和证据金代用品价格等措施，对可能发生的证券市场危机进行事先有效防范。

三、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期货市场的跛行发展

（一）1937年前期货市场的发展 1929年1月，日本取引所宣布停业清理。该所于1918年开业后曾一度垄断上海的花纱交易。然而，由于1919年发生的抵制日货运动和1920年以后上海证券物品、上海华商证券等交易所相继成立，从不同方面限制了日本取引所操纵上海市面的野心，造成其营业总部长期处于萎靡状态，1920年后则连年亏损，最终不得不于1929年宣

布停业清理。

1929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交易所法》。此项法律共设58项条款，对交易所设臵、组织形式、经纪人资格、交易各类、合约期限、政府对交易所监督等各个方面，均做了较为严格的规定。1930年1月，国民政府又颁了《交易所法施行细则》。从此，交易所的发展和管理便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法律依据，全国的证券市场也因此而重新活跃，交易所的业务也随之兴盛起来，各种证券、商品期货交易也随之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此间，除了在交易所内开展期货交易以外，一些同业组织开设的业内市场也开始组织期货交易。例如，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棉纱同业市场就同时开辟了现货、期货两种交易方式。该市场对于同业之间棉纱交易的种类、成交单格式、交货办法及付款方式均以统一规格做了相当明确的规定，“以便利交易”。

1932年初，国民政府曾因财政困难而生停付内债本息之议。消息一传出，以公债为主要标的物的证券交易所行情暴跌、交易清淡，几乎处于停市状态。直到国民政府做出保证债信的承诺以后，证券交易才逐渐得到恢复。

根据国民政府《交易所法》关于“如在同一区域内有同种业两者以上时，应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三年内合并”的规定，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证券部停止营业，并于1933年5月31日并入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自6月1日起，上海地区所有证券交易都由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一家办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花纱部、金银部也分别归并于华商纱布交易所和金业交易所。从1933年起，除上海、北京外，宁波、青岛、汉口、重庆等地也陆续建立了证券交易所，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全国金融重心转向上海，在北洋政府时期靠经营公债交易兴旺一时的北京证券交易所，此时门庭冷落，1927年前北京证券交易所与上海大致相同的景观，到1933年已经不见踪影，其全年交易额仅相当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0.5%。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期货市场的设立有法可依了，但实际上人们

还没有将期货市场的发展看作是整个中国经济成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还根本不可能使其得到健康成长与发展。

（二）抗战期间的证券交易和期货市场的震荡性发展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奉命停业迁往汉口。迁往汉口后，由于种种原因，复业未成。其他地方的交易所，也因战事爆发而纷纷停业。另一方面，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沦陷后，上海等外国租界集中之地成了当时的金融“孤岛”，大量游资迅速涌入，加上当时物价不断上涨，结果使上海的投机市场反而畸形繁荣起来，自“民十信交风潮”后一直被冷落的企业股票，此时也重新开始被作为保值手段和炒作对象，黑市交易量迅速增加。与此相适应，上海的证券交易行也迅速增到70多家。天津同样不甘落后，其证券交易行最多时也曾达到100多家。由此，便形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潮 1940年，上海股票商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股票推进会”。这个推进会的业务范围主要包括为会员介绍买卖股票、调查公司业绩、报告股票买卖价格和成交数量等等。为了规范和吸引交易，该推进会还自定一套“组织章程”、“交易办法”和“代客买卖办法”等规章制度。特别是战时各国普遍实行金融管制，国外资金纷纷逃往上海这个金融“孤岛”。在当时，经中国股票推进会介绍买卖的股票达85种，且均为中国企业股票。由于战乱的影响件下，洋商所办的“上海众业公所”中的外商企业证券交易也十分兴旺，达到了众业公所营业史上的最高峰。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众业公所才被迫停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政权禁止外股、黄金等上市买卖，因而大量游资进一步涌向中国企业股票。在这种环境下，股票公司大批设立，仅1942年新设股票公司就达120多家。针对重新抬头的证券市场混乱局面，1942年8月汪伪实业部发布“取缔买卖华商股票暂行规则”，试图对当时十分紊乱的股票交易进行管制。根据这项规则，汪伪政府当时确曾查封了一批不符合规则要求的公司。

为了使上海证券交易有一个统一市场，1943年9月张慰如等人 奉政权之命，开始组织实施伪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复业”方案。交易所“复业”后专做中国公司股票交易。为了保证交易顺畅，厘定了营业细则75条，将交易所会员经纪人扩充为200人，第一批审查核准上市的股票则达108种。

1945年初，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开拍“便交”交易，每周交割一次。虽然这项交易仅限于永安纱厂等14种股票，但这种交易的实质却是期货交易。这就为投机者提供了市场便利。从此买卖期货套利交易重新兴旺起来。回顾这一时期，中国的期货市场是几度风雨，并常常被当作一个实施投机的工具。战乱干扰、外国干涉、自身不规范等等，则使中国期货市场狐朋狗友处于一种畸形发展的状态。

（三）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证券交易和期货市场特点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出通令，指示上海等地交易所“非得财政部命令不得开业”。同时，国民政府还对日伪、经营的交易所进行全面接收，对私营交易所进行彻底清理。虽然国民政府明文规定各交易所在清理期间不得再有交易行为，但实际上上海的黑市股票交易却经久不衰，有些股票商号还开办起了股票期货交易，从而大大助长了投机者的买空卖空行为。

抗战胜利后，天津等地的证券市场和期货交易也随着时局的相对稳定而逐渐恢复。国民政府接管时，曾允许华北证券交易所继续营业。但是，该所重新开业后不久就被国民政府财政部冀鲁察热区财政金融特派员接收了。1946年3月，这个交易所被清理改组为天津市有价证券交易所。这是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一个实行官商合办的证券交易所。

1946年9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由杜月笙任理事长，王志萃作常务理事兼代总经理。其资本额定为10亿元，其中60%由原华商证券交易所股东认购，40%由官僚资本的中国银行、交易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承购。该交易所兼纳原华商证券交易所和洋商众业公所的业务内容，营业重点为本国企业股票，兼及政府公债与外商证券。其会员广泛，基础扎实，吸引的游资约有1500－2000亿元，是旧中国一家最具实力的交易所。

1946年11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办“递延交割”业务（又称“递交”，即成交一周后交割）。这种业务实际上是一种变相期货交易。在此基础上，同年12月又试办套利交易。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的这些举措，极大地刺激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活跃了市场，吸引了大量的游资。当时，上海的许多居民都参加了证券现货交易和证券期货交易。几经周折后，天津市有价证券交易所于1948年2月正式开业。该交易所注册资本10亿元，其中4亿元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承购持有，5亿元由天津市民银行、市商会和银、钱两公会认购持有，其余1亿元则在市场上进行募集，开业初期，在该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有启新洋灰、滦州矿务局等13种。后来，该交易所又奉命上市“民国三十七年短期国库券”进行交易。

1948年4月国民政府财政部下令取缔“递交”。从此，证券交易一蹶不振。到同年8月，国民政府为了推行金圆券，又下令上海、天津等地交易所停业。这样一来，交易所场内交易全面停止，场外黑市交易则特别盛行。

1949年2月国民政府重新下令，让各证券交易所重新复业。但是，政府规定，这次复业后除政府债券可做一天期货外，其余均以现货交易为限。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连连失利，资金外逃日益严重，因此，这时的证券交易也受到很大影响。到这一年5月初，各地交易所又不得不重新宣告关门停业。

由于此间中国的政治、经济仍然处于严重无秩序状态，因此，当时的期货市场还不可能得到健康成长与发展。

荣毅仁的伯父荣宗敬: 中国现代期货市场鼻祖

在外界看来，荣氏家族永远都被光环所笼罩。事实上，在这些耀眼的光环之下，荣氏家族还有一条不为人知的财富暗道：金融投资。在这方面，荣宗敬可以说 是中国近代最有远见的“金融投资家”，玩“期货”的祖师爷，他甚至能够操控“日元汇率”，以金融的方式进行“抗日”，表现了自己的爱国情操。

“棉纱大王”

筹建期货交易所

荣宗敬（1873—1938年），名宗锦，字宗敬，江苏省无锡荣巷人。他是荣德生的哥哥，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荣毅仁的伯父，中国近代著名的民族资本 家。他早年经营过钱庄业，从1901年起，与荣德生等人先后在无锡、上海等地创办保兴面粉厂，福新面粉公司（一、二、三厂），申新纺织厂（一至九厂），被 誉为中国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利用西方帝国主义自相火拼无暇东顾之机，向西方国家提供军需物资，大发横财，成了暴发户。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人的胃口也随之增加，政客、军方极力推动对华侵略，妄图鲸吞整个中国；而日本商人则尽可能抢占中国市场。

1919年，日商已经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取引所（即期货交易所），经营面粉、麦麸期货交易，荣宗敬对此是知道的。取引所主要是日本人用来控制原料与成品价 格的工具，同时又可以兼做棉花贸易。日本人借经营面粉、麦麸、棉花的期货交易等，控制原料与成品价格，最终辖制中国商人。而中国却一直是现货交易，已经落 后很大一步了。对此，荣宗敬萌发了自行成立期货交易所的念头。

于是，在荣宗敬的努力以及众多实业家和商人的大力配合下，1920年3月 1日，上海的福新厂荣宗敬、阜丰厂宁钰亭、申大厂顾罄一等18人把上海机制面粉公会贸易所改组为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并于8月14日正式对外营业。这 是中国人在上海建立的首家期货交易所，经办面粉、麸皮期货交易。

不久，荣宗敬又趁热打铁，在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提出了筹建纱布交易所的设想。1921年，纱布交易所在上海正式挂牌，经办棉纱期货交易。

以金融“抗日”

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爆发。荣宗敬把总公司会计部主任许淑娱喊到自己的办公室，盯着许淑娱兴奋地说：“许先生你想到了吗？‘五卅’运动激起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这对我们可是绝好的机会。”

“荣先生判断得十分准确。日元汇率比价在现在这种情势下，一定会下跌的，荣先生莫非要做空日元？”许淑娱有丰富的金融从业经验，经荣宗敬一点拨，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荣宗敬和许淑娱仔细商量起操作细节。两人详细分工，首先由许淑娱打先锋，掌握日汇的行情变化并及时向荣宗敬汇报。荣宗敬躲在台后，授权许淑娱见机处置，吃进或者抛出。

荣宗敬为了筹得资金进行这次规模空前的日汇投机，大量售出积压的粉、纱存货，并不惜以低价抛出远期栈单。1925年6月5日，许淑娱向荣宗敬报告：“日元对银元比价已降到1：0.72，一星期内下跌23％，东洋人顶不住了。”

告诫子孙 实业救国

荣宗敬不动声色，继续抛出50万日元。紧接着，一连几天荣宗敬大量抛售日元，逼迫日元汇价狂跌不止。

6月15日，日元对银元已跌至1：0.5。这时，许淑娱花大价钱从内线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日本几家大银行已组成一个银团来出面维持日元。荣宗敬当机立断，指示许淑娱立即“空翻多”，吃进200万日元，并且要做得不露痕迹。

布置完后，荣宗敬难掩内心的兴奋。想当初因为跟日本人借款（1922年底，因荣家的债务达300万元以上，加上当时金融危机，许多交易所倒闭，各行庄纷 纷紧缩银根，向荣家催还欠款，他们陷入创业以来的第三次危机，被迫向日本东亚株式会社借款350万日元），差点被吞掉，现在他要如数“奉还”给日本人。

不久，在日本银团的出面维持下，日元从最低点的1：0.48上升到1：0.75。荣宗敬根据抵制日货洪流在全国蔓延的趋势，断定日元回升不过是徒劳，于是让许淑娱继续公开地抛售大量日元，同时派人制造各种舆论。

“完了，日元又跌啦！”

“赶紧抛吧，否则就来不及了！”

一时间连上海各银行、钱庄、欧美商人及银行也犯了糊涂，被荣宗敬牵着鼻子走，大量抛出日元，外汇市场上日元一日不如一日，汇价再次急剧下跌，远期日元汇率竟跌到1：0.35。

此时荣宗敬杀了个回马枪，动用全部资本购进远期日汇（期限为6个月），他冒着倾家荡产的危险，准备孤注一掷。而这一切并没有让荣宗敬失望。半年后，日元 汇价逐步上扬，荣宗敬按照新的比价兑回到期的日汇，几乎净赚400万日元，不仅还清了向日本东亚株式会社借的350万日元，还略有盈余。而曾经出面维持日 元汇价的几大日本银团在此役中，损失最少的也达37％。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荣宗敬自上海避居香港，次年2月10日病逝。临终，他仍以“实业救国”告诫子侄后辈。

第五篇：期货公司工作总结

期货公司工作总结

2009年，我公司认真贯彻总公司在年初的工作会议精神，在总公司领导的大力支持下XX期货全体员工振奋精神、开拓进取、努力拼搏，在期货行业严峻的发展形势之下稳步发展，公司经营日趋成熟，对于公司的每一位员工来说，2005年是一个繁忙、充实和不断进步的一年。

2009年工作目标完成情况

今年年初总公司的计划工作会议下达给我们公司指标为：营业收入（含投资收入）万元；营业费用万元；利润万元；交易额亿元，客户保证金增长率％。

截至11月30日我公司客户数达到人，其中个人投资者人，机构投资者户，我公司共计实现收入万元，其中手续费收入 万元，投资收入万元，营业收入完成计划的％；营业费用万元，与计划相比％，全年亏损万元，（完成利润治标情况）；期货成交金额亿元，同比增长 ％；交易量达手，同比增长 ％；去年末客户保证金余额1020万元，截至今年11月30日我公司客户保证金余额达到万元，增长％。

从期货行业2009年大环境来看，全行业重返亏损，期货公司分化日趋加剧。由于市场萎缩、交易量下降、期货公司的业务单

一、生存竞争加剧等原因，佣金手续费再次下调。据统计，1995年平均佣金收入比例为总交易额的万分之十五，而到今年，该比例还不到万分之一，甚至达万分之零点五。收入锐减，部分期货公司的交易量本来就不大，形成亏损也是必然，所以，今年全行业亏损面达80％以上，这就使得2004年全行业盈利的期货业又出现了交大的回落，即使是交易量靠前的期货公司也出现较大亏损的现象。所以，大部分的中小公司仅能勉强维持并濒临破产。

2009年主要工作回顾

一、业务部在“防范风险、稳健经营”的思想指导下，加强与客户的沟通，积极做好各项客户服务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今年公司业务部做了期证合作方面的工作，在南方证券长沙营业部开了一个点，向证券客户宣传和普及期货知识，并努力从中开发参与期货的客户。举办了投资报告会10场，与有意向投资期货的客户恳谈30人/次，成功的开发了14名客户参与期货投资，截至本末，新增交易量1475手，成交金额52306700元，手续费收入19964元。并注重培养与发展居间人，共开发居间人9人，居间人开发客户7人，交易量 2654手，成交金额8017905元，手续费收入3286元。

今年YY期货经纪公司YYY营业部设址于我公司旁边，开业之初，以极低的手续费吸引客户开户，适逢大有期货经纪公司缩减营业面积，令不少投资者转投其它期货经纪公司。我们抓住机会，想方设法、积极主动的与这些投资者联系，向他们宣传和推介XX期货的优势，不但稳住了现有客户，还新开发了多名客户，新增开户数15个，新增保证金近40万元，实现交易量2232手，成交金额92743475元，手续费收入40146元。

深入开拓市场，走访客户是业务部今年重要的一环。今年先后走访了近30家企业，对省内饲料、棉花及金属等企业进行了多次调研及开发，通过与来自不同领域的客户交流、沟通，提高了我们对现货市场及行业的认识，更真实地了解了客户的需求，以套保入手，培养企业对期货市场的兴趣和感性认识，这就使客户开发到客户相关的服务均走上了正规。

二、市场部今年的工作主要放在稳定现有客户上，确保客户不流失，截至11月29日，本开发的客户数达到57人，做单客户数由去年的140人次减到今年的113人次，基本与去年持平。市场部为了给客户提供优质的做单环境、准确的投资资讯做了大量扎实的、切实有效的工作，牢记“诚信为本、视客户为上帝”的服务宗旨，对于前来开户的客户，热情接待，帮助其完成开户手续；对于潜在客户，热情介绍公司业务；交易客户若有疑难问题，则对其进行解疑答惑。市场部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坚持做好交易大厅的管理工作，得到了客户的一致好评。

三、电脑部为了保护公司计算机网络系统安全、促进公司计算机网络的应用和发展、保证公司网络的正常运行，电脑部制定了“电脑设备管理制度”、“电脑网络应急处理措施”、“电脑网络安全解决方案”等，并对所有WIN98、WIN2000主机进行了补丁升级，安装防病毒软件，根据网络安全风险和隐患，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从而最大限度地解决可能存在的计算机网络安全问题，保障公司网络的安全运行。

随着期货电子化网络的迅猛发展，我公司的日常经营和业务处理对计算机网络系统的依赖性也与日俱增，一旦数据丢失或业务长时间停顿无法恢复对我公司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针对这种情况电脑部现阶段采取了诸如期货交易系统双机硬件热备、双机软件热备、线路备份、机房安全、数据备份等一系列的安全防范措施，保障在遭遇突发情况时能及时恢复数据并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交易。电脑部还计划明年能做到公司期货交易所有业务数据异地备份，如果能做到的话，那么在本部机房数据被完全破坏后能异地恢复公司所有期货交易业务，实现公司期货交易正常运行的“三保险”。

四、这一年办公室认真做好文秘档案工作，积极协助公司领导搞好各项工作，撰写相关材料，组织或协助组织召开各种会议，做好会议记录。及时处理总公司及外来文件，领会文件精神，提前进行预期安排，然后再由领导签阅。在复印工作上，办公室落实专人负责，做好文印室保密和节约工作。在往年基础之上，我们完成了公司档案归档工作，分别对历年来员工资料、收发文、大事记等应归档资料进行归档，发挥基础档案功能，切实为公司经营发展服务，这一点也得到了总公司的好评。

2004年以来，办公室按照中国证监会XX特派办要求，不断完善风险控制措施，风险实时报告制度落实到人，责任到人，推广实施公司内控和保证金封闭运行等制度，严格督促高管人员及参照高管人员管理的人员执行季度报告制度，及时完整地向特派办报送各种材料。配合相关部门进行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确保数据的准确报送。

健全业务学习制度，重视对业务人员专业技能培训。本多次组织相关业务人员和高管参加中国证监会的业务培训，提高了员工的专业素质。《公司法》、《证券法》修订后，办公室组织全体员工进行了认真学习，还购买了相关资料发放给员工自学。

办公室积极配合总公司和中国证监会XX特派办完成各项检查工作。按照中国证监会“从严要求”的原则，在客户保证金、注册资本、资产质量以及合规经营情况等方面与财务部一起准备了详实材料，使公司顺利通过2004年的年检。今年年初，我们及时做好了法人变更的相关工作，更换了期货经纪业务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等。

五、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期间，我公司达到了“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基层组织、服务期货市场、促进各项工作”的预期目的，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活动开展中，我公司认真抓好每个细节，坚决做到把学习贯穿始终，进一步增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求实效贯彻始终，坚持边学边改、边议边改、边整边改；把“两手抓”贯穿始终，使先进性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动力，取得学习教育和业务工作两不误、两促进的效果。2010年工作展望

我们认为：中国期货市场从2003年和2004年的恢复性增长，到今年的低潮，是一个向上发展的积蓄。其理由基于以下分析：

一、市场低迷是由于品种单一。例如，上海期货交易所交易萎缩，致使铜风险加大之后，投资者选择较小，损失较大。但只要新品种上市，即能影响市场信心——至少期铜可以增加交易量。

二、市场低迷是由于期货公司退市，而这仅仅是监管措施加强而致。但现有近200家的规模

明显偏多，若一些恶性公司被清出市场，将会有所好转。

三、市场低迷是由于经纪公司收入低下。但期货公司由于业务太窄，只能是打价格战。若有分级管理，就能得到缓解。

四、市场低迷品种太少，经不住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冲击。企业进行期货避险的需求在加大，能源、金属、农产品机构投资者，仍然有很多，正等待开发。

五、市场低迷是由于金融期货（国外80%是金融期货）迟迟不能上市，但发行国债的财政部正在积极推出国债的远期交易。

六、市场低迷是由于部分投资者热情下降，资金外流与新开品种新增资金相抵后，大致相当。这主要是品种设计问题及品种上市机制问题，在套保、套利及具备现货背景的机构进入后，就能有所改观。这将促使期货公司不要只盯住投机客户，只打佣金价格战。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期货行业向前发展的“前兆”，而不是“严冬”的到来，它只是具有寒意的“倒春寒”。为了扭转当前不利局面，我们将在2006年重点做以下几项工作：

一、知行并重，加快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新《证券法》、《公司法》于明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这对进一步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意义深远。作为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新《证券法》、《公司法》的推出同样坚定了期货市场发展的信心。我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宣传“两法”，认真贯彻“两法”精神，努力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坚持规范运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大市场开发力度。以贯彻落实“两法”精神为契机，加强公司法制建设，使公司的制度体系更加适应市场发展的实际需要，在2006年我们还会聘用专门的法律顾问，现在有关事宜正在运作之中。

二、加强培训，提高企业无形资源水平。期货市场在国内已有十三年的历史，自2002年起，已经进入到差异化竞争阶段，即依靠企业核心竞争力争取市场的阶段。差异化竞争的关键是企业形成以无形内部资源为基础的核心竞争力，而内部核心资源的关键是要以人为本。所以企业不仅应引进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更应该积极建立学习型组织，实行多方位的全员教育培训。因此，2006年我公司仍然加大员工的教育培训，通过培训使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真正得以体现，同时使公司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切实得以同步提高，为公司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三、加大期市宣传力度，顺应市场发展要求。我们在开发客户的过程中发现到有很多现货贸易商虽然知道期货市场能帮助企业避险，也习惯于参考期价进行现货交易，却没有涉足期货市场。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对期货知识虽比较了解，但因经验不足和心理准备不充分，对期市还处于观望阶段。所以能“走进客户，走入市场”，多与现货贸易商交流、沟通，是有相当市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