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上访

第一篇：中国古代的上访

中国古代的上访、越级上访和截访

[摘要]历代帝王对直接来自民间的百姓控诉的认真对待，是值得赞赏的。

封建专权时期，最高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常常出台一些笼络安抚、听取百姓疾苦的措施，直诉制即其中之一。“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史记》卷一一九)直诉制的意思是，某些重大案情和冤抑莫申者，觉得自己的正当利益被误判而受侵犯时，可超出一般诉讼管辖和诉讼程度之范围，直接向最高统治者申诉——类似“上访”，以达到缓和社会矛盾的效果。

一、各个朝代都有接受百姓上访的渠道

《淮南子·氾论训》：“禹之时，以五音听治，悬钟鼓磬铎，置鞀，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寡人以义者击钟，告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鞀。”就是说，大禹在住地附近设置钟、鼓、磬、铎、鞀五种乐器，并广泛告知人们使用方法：传道的人击鼓，谕义的就敲钟，告事的就振铎，讲忧虑的就敲磬，有冤狱的就摇鞀。这是政府接待上访的古代雏形。

西周有“肺石听辞”的制度，“以肺石远达穷民，凡远近恂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周礼·秋官·大司寇》)这里的“士”即专门接待群众的信访官员。

《周礼》中记载：“太仆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所指即允许平民百姓直接向最高当局反映情况的著名的西周路鼓制。击鼓向皇帝进谏也是汉代通行的一种直诉范制。

汉宣帝元康二年正月的一道诏书中提及：“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汉书》卷八)可见，当时百姓写“上访信”给最高统治者以及诣阙上书乃是常有之事。汉代还有御驾前“庶行上书”的，即为后代“邀车驾”或“告御状”信访形式的源头。

据《晋书》记载，“登闻鼓”一词在西晋时正式成为政府的行政语汇，并成为历代上访直诉的一种重要方式沿用至清代。晋代在设登闻鼓的同时，还继续设置“诽谤木”，并改称为“华表木”、“表木”。

北齐时期，正式出现了“邀车驾”这种上访形式，即在皇帝外出时，阻拦皇帝的车马申诉。这种上访形式也一直延续到清代。

隋朝的隋炀帝设置了谒者台，《隋书》记载，其职责是“受诏劳问，出使慰抚，持节察授，及受冤枉而申奏之。驾出，对御史引驾。”很重要的一项即为负责吏民申奏冤屈等事。唐代继续设肺石和登闻鼓。清人黄本骥《历代职官表》记载：“唐代于东西朝堂分置肺石及登闻鼓，有冤不能自伸者，立肺石之上，或挝登闻鼓。立石者左监门卫奏闻，挝鼓者右监门卫奏闻”。此外，唐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信访形式就是“邀车驾”。

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于朝堂东西南北四面置青、丹、白、黑四匦，上访书信分养民劝农、议论时政、陈诉冤屈、告天文密策四类依次投入，由匦使院管理，开了一条使民间下情大量上达中央政府的渠道，建立起了比较正规的信访制度。

宋代信访机构的设置继承了唐代的登闻鼓和匦使院两个系统，登闻鼓院成为一个正式受理百姓信访的部门。淳化三年(992年)增设理检司。理检司设立后，对鼓、检两院不受理或受理迟滞的，可到理检司上访申诉。天圣七年(1029年)又另置匦函，处理累经申诉而未得辩明和事关机密的上访、上书。

元代采用击登闻鼓、邀车驾等上访形式。《元史·世祖本纪》中记载：“诸事赴台、省诉之，理决不平者，许诣登闻鼓院击鼓以闻。”

明代信访制有登闻鼓、邀车驾等信访方式。明代的登闻鼓先放置在午门外，“非大冤及机密重情，不得击，击即引奏”。后来，移至长安右门外，让六科锦衣卫轮流值班，接纳击鼓申诉上奏，不许阻遏。此外，明代设立了一个重要的信访机构——通政使司。《清史稿·刑法志》：“其投厅击鼓，或遇乘舆出郊，迎击驾申诉者，名曰‘叩阍’。”“叩阍”分两种方式，即鼓状和告御状。顺治十三年(1656年)冬十月“戊寅，设登闻鼓”。(《清史稿》卷五)清代早期的登闻院类似于信访局，地点在西长安门街东，负责的官员是满、汉科道各一员。雍正二年(1724年)，统于通政司，主受诉讼之事。“告御状”是从前代一直延续下来的“邀车驾”，这两种信访方式一直沿用至清末。

二、古代政府对于上访提供政策性保护

秦汉时期，宫城外门设有公车司马令一职，负责接待上书或请求面见皇帝陈言的官员人等。汉朝严格要求各级官吏必须对上访百姓提供方便，不得随意阻断刁难，若不及时向上转达，满半月以上将受惩罚。

汉武时期，政府信用酷吏严刑。汉宣帝即位后，舆论要求赶紧整顿狱政不公，于是，宣帝下诏书：“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鞫狱„„其务平之，以称朕意。”(《汉书》卷二三)选拔了精明能干的官吏担任廷尉、廷平审理自下上呈的冤屈案件，并且，皇帝还常亲自过问案情，“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

秦王苻坚励精图治，整顿国政，公元375年，他在皇宫南面建筑了一个听讼观，“五日一临，以求民隐”，专门听取老百姓说事诉冤。唐太宗曾亲手拟定了《司门式》文稿：“其有无门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监门司与仗家引奏，不得关碍。”(宋朝孔平仲《续世说》)——派遣两名武装警卫，随时护送上访人去皇宫见皇帝。颜真卿评价说，“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

洪武三年(1370年)，明朝设察言司，收受天下奏章、申诉书信等。

明朝前期对于死刑案件的上访受理时间可以延迟至死刑犯被执行的前一天，甚至死刑犯在临刑当天，其家人仍然可以代其击鼓鸣冤。嘉靖九年(1530年)，死刑犯击鼓鸣冤的期限定为行刑前三天，行刑当日就不再接受鼓状鸣冤。

清朝的社会矛盾尖锐，越级申诉上访很普遍，政府明确了上访接待部门，如步军统领衙门的职责就包括受理申诉案件，同样，刑部也负有受理审核地方上诉案件的责任。

满清入主中原后，旗人贵族常常欺压凌辱普通旗民，雍正皇帝即位后，下发文件：“八旗人员有为本旗都统、本管王公刁难苛索者，许其控诉。”(《清史稿》卷九)嘉庆帝即位后，表示要“勤求民隐”，不许官员限制百姓京控，甚至称自己有时间的话会审阅每起京控案的卷宗。

清代对于京控的处理流程有明确规定：都察院接受上访后，认为情节较重的向皇帝具奏;情节较轻的，受理之后再转回各省总督、巡抚办理。都察院和步军统领衙门每年两次催告各省逾期未结的案子，并向皇帝汇报。

太平天国时期，从天京门一直到东王府都设立过登闻鼓，后来，各地的首长公署都设置了登闻鼓，号召所有百姓都来行使这种上访权利。并有规定，只要听到鼓声，各级首长必须立即亲自受理。

古代直诉制在机构设置和制度规定上，开辟了一条民情上达的重要渠道，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古代的上访例子

封建时代，上访直诉的例子层出不穷。

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齐国太仓令淳于公被抓到京城长安治罪，他的小女儿也随父亲来到京城上书皇帝，她的“上访信”言辞恳切，孝心感人，汉文帝被打动，“天子怜悲其意”(《汉书》卷二三)，免除了对她父亲的惩罚。

公元503年，吴兴郡有个15岁的孩子叫吉翂，父亲是个县令，为同僚诬陷，被朝廷抓了起来，判了死罪。吉翂到梁朝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撾登闻鼓，乞代父命”(《资治通鉴》卷一四五)。皇帝知道了这件事，就派主管司法的廷尉卿蔡法度务必弄清来龙去脉。蔡大人把众多刑具陈设在大堂上试图威吓、诱逼孩子反悔。但是，吉翂并无惧色：“我虽然愚昧幼小，但是哪能不知道死的可怕悲惨?但我实在是不忍心见到父亲无辜受极刑，所以请求替代，这不是儿戏的小事，我怎么会随便听人教唆呢?当今圣上同意我代替父亲受刑，我真是非常高兴啊，哪还会后悔呢?”

蔡法度见来“硬”的不灵，就和颜悦色地哄骗孩子改供，但是，吉翂不为所动，异常坚定。蔡大人如实上告皇帝，“上(梁武帝)乃宥其父罪”。

南朝梁武帝时还发生过一件有政治意义的上访事件。当时的政府对皇族以及世家大族，乃至士人都相当照顾，他们即使违法犯罪，政府也会法外施恩。但是，普通百姓违反了法令，其惩罚则相当严厉，并且，还实行连坐，“一人逃亡，举家质作”，民怨极大，民间违法犯罪行为不减反增。

天监十年(511年)某一天，梁武帝到郊区祭祀，一个老人拦住了皇帝的车驾。梁武帝允许上访人陈述事实，老者直奔主题：“陛下实行的法令，对于普通百姓极其严厉，对于豪强权贵却相当宽松，这不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正常方法。假如，陛下能反过来实行，那才是天下黎民百姓的莫大福份!”随臣们惊得大汗淋漓，呼喝御林军拿下刁民。梁武帝沉思良久，叫放了老者。随后，梁武帝颁发圣旨：“自今逋谪之家及罪应质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将送。”对于老百姓的惩罚宽松了些，但是，并没有改变对当时权贵阶层的庇护，使社会不公平并无实质性好转。史家评论“不能绳权贵以法，君子是以知梁政之乱也”，最终导致政权崩溃。

宋太宗端拱初年，某次选拔进士考试，录取了127人，有个考生叶齐很不服气，“击登闻鼓自列”，惊动了皇帝，“朝廷不得已，又为复试”(《石林燕语》)。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六月，康熙巡视蒙古，“见其(蒙古百姓)衣食困苦，深用恻然”。就下旨允许蒙古百姓来见皇帝倾诉怨苦之情，不得阻拦，“于是蒙古扶老携幼，叩首行宫门”(《清史稿》卷七)。康熙一一接见，同百姓们拉家常，嘘寒问暖，对于生活极贫的百姓“给予银两布匹”，蒙古百姓顶礼称颂，感恩戴德。

光绪十七年(1891年)，安徽庐江知县杨霈霖在判决一起遗产继承案中，徇情枉法，滥用酷刑，致死人命，死者的母亲张黄氏觉得自己的小儿子被冤，死得太惨，由其另一个大儿子陪同到府里申控。杨知县得知，亲自带兵追捕、截访，于三更时分在一座庙中追上了张黄氏母子。张黄氏躲藏不及，被如狼似虎的衙役抓住，套上铁锁，连夜带回本县衙门。她的大儿子为人精明，及时钻入佛龛下面隐蔽起来，在截访的衙役离开寺庙后，迳奔省城“上访”，到按察使衙门告了状。张黄氏被杨知县抓回本县逼令“写”好结状承认自己小儿子系因病亡故而非知县刑讯至死，并被衙役强迫按住手指在结状上捺印后，放回家中。秉性刚强的张黄氏回家后，决定到省城上控。村里族长从族产中拨出了一点钱作为贫穷的张黄氏到省城的路费。张黄氏长途跋涉到安徽巡抚衙门投递了控状。

安徽巡抚沈秉成向朝廷汇报了杨知县的劣迹，光绪皇帝非常气愤，发下谕旨要求两江总督刘坤一“遴派司道大员彻底讯明，秉公议结”——等于说，张黄氏母子的上访事件惊动了中央，看似复杂的人命案在光绪的“关心”下真相立即水落石出，杨知县因徇情枉法、滥用非刑、谎报案情、致死人命等等罪行，受到惩处。

四、明清时期的“另类上访”

通常意义上的上访上控之外，明清时期还有一些很“另类”的上访事件。

明朝初年，江南出了件奇事，一个农民不仅把地方官吏捆绑了送到京城告御状，而且，皇帝还向全国通报表扬他。这个大胆的农民是江苏常熟人，叫陈寿六，他和自己的弟弟、外甥把常熟县的一个骚扰欺压百姓的县吏给捆绑了，带着到京城应天(今南京)“上访”。朱元璋不仅接纳了陈寿六的陈诉，而且还夸老陈能干，为国分忧，奖励这三个不同寻常的上访者每人两件新衣服，另外奖励老陈银子20锭，免除“杂泛差役三年”，并派人护送他们“衣锦还乡’，不许地方政府打击报复，全国范围通报表扬。皇帝成了上访户的大靠山，让人瞠目结舌。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三月的一天，北京通政使司前的大鼓被敲得震天价响。上访喊控人叫李士诚，直隶冀州人，据称：他在安徽盱眙县贩卖银鱼，因事得到同乡裴某的帮助，后亲眼见到裴某一家七口被当地县令派人杀死。因他看到事情真相，也遭追杀，几历惊险，才逃免于难，他为恩人一家的惨死愤恨悲伤，因涉及现任县令，申控地方官府难起作用，就进京控告，吁请朝廷为亡人雪冤。

通政使司火速上奏皇帝，乾隆一听在盛世居然还有这样的干部，十分恼火，立即就点派钦差大臣到安徽，会同两江总督彻底查案，并指示务必追拿凶手归案惩办。

然而，盱眙县令否认有杀人之事，并且，被提审的涉案人员都表现得莫名其妙，最吊诡的是，“受害者”家属坚称家中根本就没有发生被抄杀之事。

钦差大臣一头雾水。到底怎么回事?假如没有此事，李士诚为什么敢于铤而走险?李士诚控告无仇无怨的盱眙知县有什么好处?——二者并无利益相涉。只有疯子才干对自己毫无利益的危险事情!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李士诚真是疯子!当时，精明的两江总督感觉押解到堂的李士诚举止不同常人，就延请名医为他诊断，这一检查，发现李士诚六脉滑大，有痰迷心经之症。通过审问和交谈，更加确定李士诚不同于正常人。钦差派人到其老家找到李士诚的母亲，她供称，李士诚去年六月在盱眙得了疯病，今年三月，不辞而别，离家出走。

这一来，一场精神病人击鼓鸣“冤”的上访京控大案终于水落石出。李士诚京控不实，按照律例应该受到严惩，但是，由于他确是疯癫，就免除了严惩，被押回原籍看管。这个案件很另类，成为当时朝野茶余饭后的谈资。

精神病人的京控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也表明了“封建政权对于危害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尤其是在封建社会相对稳定时期，中央政府执行法律、审理案件还是相当严格、仔细的。

五、古代上访有哪些影响因素

首先，古代信访制度要求必须逐级上访。隋代就确立了严格的逐级告状制度，案件必须经过当时的县郡、州、中央省部逐级上告，否则就是“越诉”，只有走完上述程序，或者是官员都不受理时，才可以向皇帝直诉。宋代对上访进状的程序规定得更严密。百姓到京城上访必须先由登闻鼓院受理，检院不得收接。如果鼓院不受理，才可以到检院，如还不受理，即“判状付之，许邀车驾，如不给判状，听诣御史台自陈”。

元朝把向地方政府的申诉作为直诉的前提。“诸陈诉有理，路、府、州、县不行，诉之省、部、台、院，省、部、台、院不行，经乘舆诉之。”(《元史·世祖本纪》)清朝信访制度中具体分为地方上控与京控。清代以州、县为初审级，当事人不服初审的判决，可以依照府、道、司(臬司)、院(巡抚)的顺序逐级上控，这是正常的通道，此外的都属越级上控。这些程序上的严格设置，都对群众上访产生了实际的限制。

其次，越级上访、控告不实都要打板子

到京师向皇帝告御状，构成“越级上访”，唐代法律规定要笞四十。拦轿申冤叫做“邀车驾”，也属于“越诉”，但是，唐代视其为普通的“越诉”，即便冲入皇帝仪仗也只是杖六十。但明朝法律对此处分严厉，告状者冲入皇帝仪仗的，可判绞刑。元代规定：“未诉省、部、台、院辄经乘舆诉者罪之。”清朝干脆规定不允许“邀车驾直诉”。1851年，咸丰从西陵回京，当地妇女拦驾上诉，因为兵丁拦阻引发冲突，此事为首者张伊氏，以“妇女犯殴差哄堂罪”，被发配边疆驻防地为奴。上诉不成，反被治罪。清朝不许越级上控，“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

同时，古代政府对上访户越级控告，事属真实的，给予改判，如若虚假，就要惩罚，如《唐律疏议》中规定：“诸邀车驾及挝登闻鼓，若上表，以身事自理诉，而不实者，杖八十。”

到了清代，“京控”不实的话，将以越级上诉为由，加等治罪，诬告者反坐。

此外，清代法律在认可百姓上诉上访权利的同时，又制定不许刁民“假地方公事聚众联谋、约会抗粮、聚钱构讼”，以及“代人捏写本状、教唆扛帮赴京”等罪名，这几乎就是让上访百姓“戴着镣铐跳舞”。如此规定反而成了地方上那些心虚的官吏、豪强截访抓人的“利器”。

第三，地方“被告”对“上访户”的阻挠、截访

其实，基层百姓上访，一般是因为地方官吏和豪强违法聚敛、欺压百姓、草菅人命等严重危害百姓经济、生命的行为引起的，怕京控的某些地方官员、豪绅，为了“息讼”，手段层出不穷，最恶劣的是截访、截拿上访人的伎俩。历史上就有很多地方豪绅、官吏派人在路上抢走上访者的盘缠——上访者绝大多数都是贫苦百姓，没了路费川资，自然就寸步难行，更不用说是到京城上访了。历史上也不乏地方官员派差人直接截拿“上访者”的例子。

北宋熙宁变法期间，主管河北路河防水利事务的官员程昉大兴引水淤田工程，淤田淹毁了原武、雍丘等县许多农田、房舍和坟墓，损害了庄稼，百姓因为在地方上投诉无门，便结成上访团去京师告状。程昉得知消息，命令地方官员立即把上访团全部追了回来。

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川人陈某去京城上访，到达北京附近的涿州时，因东西被窃而告官，当地衙役查验现场时搜到状纸一张，州官赶紧通知直隶总督，派人将上访人陈某强行押回四川原籍，阻止其京控，算是为四川的同僚“办了件实事”。

光绪十八年(1892年)，安徽庐江县张黄氏因儿子张咸义被知县杨霈霖刑讯至死而上访，杨知县派人半路截访，深夜，衙役从一个破庙里把张黄氏抓回了县里。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清末的漕运系统中，某些官员为了掩匿其贪暴、跋扈的秽行，养有打手“专殴控漕之人”，使得东南沿海的办漕之民，控告无门，激化了社会矛盾。

可见，古代地方官吏阻止百姓上访直诉的势力相当强大，对实施正常的直诉制产生严重威胁，试图一手遮天，使得底层百姓同最高当局隔得越来越远。结 尾

封建时代允许“来京上访”及“告御状”，被视为统治者的德政，或者亦可说是皇权对于官僚体系的一种监督、约束，但是，上访直诉制也存在诸多“硬伤”。

其一，皇权直接干预司法，行政与司法难以真正分开，局限了审判的独立和公正。同时，各朝各代虽然都安排了官员负责接待上访，但是并没有哪个机构来监督这些官员有效执行、处理百姓的上访，偏离直诉制的本义。

其二，古代只在京城皇宫外设立登闻鼓以及处理京控案件，使得各地百姓特别是偏远地区百姓，在当时交通环境恶劣、交通工具乏陋的情况下，以乡野小民的经济和活动能力，无法在有效时间内到京城击鼓鸣冤、上访申控，使得制度就流于形式了。

其三，在制度上，古代的统治阶级给百姓上访制定了很多限制性因素，客观上遏止了许多冤屈百姓向上反映问题、寻求伸冤的可能性，养痈贻患，积聚、酿化了众多社会矛盾。

但是，综而言之，历代帝王对直接来自民间的百姓控诉认真对待、畅通反映问题渠道的出发点是值得赞赏的。

第二篇：上访信[推荐]

上访信

尊敬的张家口市人民政府： 上访群体：盛华苑小区全体业主联名 上访事由：

我们分别是由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6年间不同时段购买桥东区盛华二期工程，此楼位于张家口市桥东区七里山公园南边，原盛华工业园区。由环城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的。其法人代表李永山。

此楼房从09年开始预售直至2015年依然在销售中，我们购买的盛华苑房子，于2009年就以竣工，这三栋整体为红色，其中前后两栋楼分别是70㎡和90㎡，左边一栋为80㎡。我们所有业主都是以现房为由带到这三栋楼现场进行看房，多数参考为90㎡。现一楼有人居住。（此户居民是开发商内部，看管楼房人员）。我们平均以10万到20万不等的订金。缴纳房屋的购买房屋首付。并给予收据作为凭证。（盖有张家口环城房地产有限公司印章）。少数人群签订购房协议。但协议内容都不统一。开发商曾口头承诺于2010年交房，但由于各种理由推拖至今年2015年10月交工，可是在这些时间里，我们发现，该开发商以三栋现房为由，在中介，网络，还有内部人员四处售楼。所收放款不等，形成一房多售的现象。对于这个楼房，我们已经失去了耐心和信心。由于房子迟迟下不来。不仅耽误了孩子们的婚期。老人们的修养，也让原本并不宽裕的家庭更雪上加霜。也给即将上学的孩子们迟迟不能入学。房子的事情已经给我们的生活，工作都带来极大的伤害和不便。在此次上访前。我们业主也多次通过，电话，探访等方式进行沟通，但都糟到了拒绝接听电话，闭门不见等回绝，今日更是见不到人，了无音讯。

为了我们业主辛苦积攒的血汗钱。和一辈子安定的居所。我们希望政府可以给我们出头，对此事件进行调查，协商，解决。保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希望政府给我做主。还我们公道。

经我们全体业主协商做出一下决定：

1。开放商尽快对现有的三栋楼房为业主们进行分配。

2。若无法分房就给业主进行全额退款并根据购买房屋时间的不同，做出响应的赔偿。

3。开发商明确交房时间。由业主带上各自协议及收据换去正规的购房合同。

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处理，我们依然会以合法的程序到上级有关部门进行上访。

为此希望各领导予以重视，做为人民的父母官。尽快给予解决为盼。

特此至上。

盛华苑小区全体业主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号

第三篇：物业管理上访[推荐]

物业管理服务是物业服务企业接受业主大会委托，依照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内容对物业公用区域、公用部位和相关的公用附属设施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对小区的公共环境和公共秩序进行管理服务，并且对业主提供相关的特约服务。但在物业服务过程中发生的矛盾纠纷也随之出现，并呈现出数量增加，类型增多的特点，如今物业管理纠纷正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有的甚至成为发生肢体冲突的导火索。今年，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我局物管人员经常深入小区开展检查排查，对领导批示、业主投诉、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实地走访调查，认真协调解决。截止目前，共受理来信来访、网上访共71件，接待上访人数约200多人（次），召开协调座谈会13次，形成座谈会议纪要3件，已全部调解书面答复上访人。受理案件调解调处70件，调处率98%。

第四篇：上访信

关于要求江坝食品组归还我借款的上访信

尊敬的上级领导：

本人系原六洲食品组负责人，现已退休，居住于芜湖市鸠江区白茆镇永胜村4组，我于1999年12月1日暂借给江坝食品组60000元，但至今江坝食品组一直拖欠我的借款，多年来我也找多个部门、多个领导反映求助过，但至今仍未解决，现恳求上级领导能倾心关注，予以解决为盼！

本人系原六洲食品组负责人，由于当时江坝食品组业务过大，急需周转金。经时任江坝食品站站长吴昌跃的协调，江坝食品组暂借六洲食品组60000元，逐年归还，鉴于江坝食品组和六洲食品组都是江坝食品站的下属单位，无奈之下，六洲食品组就同意借给了江坝食品组60000元，但当时六洲食品组的钱，全部存在帐上，一时难以取出，我作为六洲食品组组长，只好通过亲朋好友的关系，自己向外借了60000元，因此江坝食品组暂借六洲食品组60000元，实际上就是江坝食品组暂借我个人60000元了。

多年来，我曾多次向相关部门咨询投诉过，请求解决过。近年来，我更是多次前去江坝食品组索要借款，但由于人员变动，有的置之不理，有的找各种借口推托，至今仍然分文未归还我的欠款。

尊敬的上级领导，这60000元的借款也许对某些老板们而言不算太多，但对于我一个现年已然64岁的老职工而言，却是我托付余生的全部希望和依靠，平时我日积月累，好不容易攒点钱归还了亲朋好友，现在我已年老体弱，无劳动能力，就靠这笔钱维持晚年呀！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关爱我们老人，关注我们老职工，但至今我的欠款问题仍然没有解决，15年了，请上级领导关注下我这个已经64岁老人的合理诉求！此致

礼

信访人：沈如华

2014年11月10日

民事起诉书

原告：xxx，女，xxxx年xx月xx日，汉族，文化程度，工作单位，职位，住址：_____________。

被告：xxx，男，xx年xx月xx日，汉族，中专，工作单位，职位，住址：_________。

请求事项：

1、判决被告偿还欠款xxx元及利息XXX元。

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

200*年*月*日，债务人***从原告处借走人民币x万元，并当场向原告写下欠条一份。然而，到还款日期后，被告以各种理由和借口迟迟不肯偿还债务，其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现诉请法院判决被告XXX偿还原告XXX人民币x万元，并支付利息，以维护原告合法权益。

此致

XXXX人民法院

原告：xxx

XXXX年X月XX日

附：

一、本诉状副本X份（按被告人数确定份数）；

二、证据一份（借条为证）；

第五篇：上访信

对甘南州中级法院徇情枉法保护腐败问题的反映

尊敬的王三运书记: 我叫鲁怀明，甘肃临夏市人，身份证号：***057，党中央反腐倡廉百姓拥护，人民法院为贪污腐败保驾护航令人心寒。甘南州交通局公路工程处与甘肃泰和路建公司董事长朱泳玫官商勾结、伪造公章，猖狂诈骗,干完工程不付款，三年来我们上访无果，上告无门,已经将我们逼上了绝路,期盼您能为民做主。现将甘南州中级法院徇情枉法，为甘南交通局工程处和黑心老板朱泳玫保驾护航的违法违纪行为反映如下：

一、案情概述

2010年6月25日, 甘南州交通局公路工程处（以下简称：工程处）中标内蒙古额济纳旗沃源公司的X767线至三个井多金属矿专用公路项目,总投资1685多万元(每公里平均造价26万元)，聘甘肃泰和路建公司董事长朱泳玫，此人还有一个身份证名叫朱咏梅（以下简称：朱泳玫）为甘南交通局工程处项目负责人。2010年7月1日，工程处以每公里造价15万元与我签订了《劳务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由我组织施工队伍和机械设备,按期完成施工任务，开工前的费用支出由我垫付，开工一个月后按工程进度支付油料款与生活费（详见证据1）。

从2010年7月6日开始，我借款垫资组织施工机械设备，并分别在2010年7月18日、7月28日与冯正军和杜栋签订了《劳务

合作协议书》，（详见证据

2、证据3）；上述协议签订后，冯正军和杜栋依约在我的带领下进场开始施工，我组织工人和机械设备在施工现场整整干了一年两个月，于2011年8月12日，按《劳务合作协议书》的要求，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施工任务并组织通过了工程交工验收。但是，由于施工期间（2011年3月14日）额济纳旗沃源公司给甘南交通局工程处汇的50万元工程款，被工程处所贪污(至今下落不明)（详见证据4），使我资金链断裂，无法支付农民工工资，造成农民工拦路20余天集体上访的社会群体事件，后经内蒙古额济纳旗政府协调，解决了部分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才使事态暂时得到平息。

项目交工验收已经三年多了,工程处与朱泳玫欠我垫付的工程款与部分农民工的工资274万多元至今不给结算。由于工程处与朱泳玫赖账，农民工讨薪，害得我三年来为躲债有家不能回。

2012年11月初，我就朱泳玫伪造公章进行诈骗一事向临夏市公安局报案。2012年12月16日，临夏市公安局到甘南交通局取证,交通局工程处给临夏市公安局出具《证明》：“2010年至今，甘南州交通局工程处没有一名叫朱泳玫的工作人员”（详见证据5）；工程处法人代表葛卫平给临夏市公安局做的《证词》中极力强调工程处与朱泳玫没有任何关系（详见证据6）。

2013年4月，甘南州交通局工程处与现甘肃泰和路建公司涉嫌诈骗案，被省广电总台“阳光在线”曝光。

2013年5月8日，甘南州交通局在给甘肃省交通厅（州交字【2013】

24号文）《甘南州交通运输局关于省广电总台“阳光在线”投诉材料有关问题调查情况的汇报》中明确承“朱泳玫是州交通局工程处聘任的项目负责人”（详见证据8）；并在报告中说：“2013年3月15日，甘南州交通局公路工程处针对所发现（朱泳玫）私刻公章从事地方公路工程问题，向甘南州公安局报了案。”（详见证据7）；

2013年9月23日，我为讨回交通局工程处和朱泳玫所欠工程款与部分农民工的工资，将甘南州交通局（以下简称交通局）、工程处及其朱泳玫一并告上了甘南州中级法院。

二、甘南中院在案件审理中的奇怪现象： 1、2012年12月6日给临夏市公安局出具“2010年至今，甘南州交通局工程处没有一名叫朱泳玫的工作人员”《证明》的工程处，却在庭审中拿出了一份2010年5月26日，交通局工程处签发的《对朱泳玫的聘任合同》（详见证据8）；

2、在开庭审理前，审判长董昊明在办公室多次对我说:“你们要有高台跳水的思想准备，接受60万元和解”；在开庭审理中，甘南中院的审判长董昊明多次粗暴斥责原告的正常申诉，干扰原告陈述和提交对甘南交通局、工程处与朱泳玫不利的补充证据；

3、在甘南法院的庭审中，工程处出具的《验收报告》复印件中：在“项目负责人鲁怀明”签字的上方出现了“朱泳玫”的签字，而在“项目负责人鲁怀明”的签字下方加注了“现场负责人”的字样，交通局工程处的这份《验收报告》是伪造的。事实是：作为工程承包人的鲁怀明，自始至终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垫资完成了全部施工

任务，本项目2011年6月23日完工，8月12日鲁怀明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组织通过了工程交工验收，整个交工验收朱泳玫没有参与。所有《验收报告》和施工资料中的项目负责人都是鲁怀明的签字（详见证据9）。

4、在法庭调解中工程处与朱泳玫主动提出要支付鲁怀明60万元进行和解，因与未结款274万元相差太大我无法同意；

4、在开庭审理后，审判长董昊明又多次给我和我老婆打电话说：“你们60万和解吧，否则，连20万元都拿不到,...人家朱泳玫是一个女人，挣钱也不容易，不是你们想象的600多万元都装到了她自己的口袋里，她还要上下打点，其实也没有全部拿到自己手里”。就在甘南交通局、工程处与朱泳玫同意调解、而且本案存在诸多疑问的情况下，2014年1月23日甘南州中级法院强行做出了鲁怀明败诉的判决。当时因我岳父患肝癌在上海动手术，我与爱人在上海陪护，审判长董昊明在电话中告诉我判决下来了，但是拒不告诉判决的具体内容，直到3月3日，我们才拿到了判决书（距上诉最后期限只剩几天了）。

5、甘南法院的判决书中，编造了许多在庭审中双方根本没有说过的证言。例如：1.“被告朱泳玫辩称：“...看到被答辩人违约且没有实力和能力组织人员和设备进行施工，也无能力垫付资金时，在答辩人的委托下，被答辩人与杜栋、冯正军等人签订了劳务工程承包合同””;2.“在施工期间，被答辩人从答辩人处已经拿走了18万元的工资”;3.“被答辩人的行为还造成工程延期，给答辩人带来了重大经济损失。因此，答辩人请求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

请求，并赔偿因其形成工期延误给甲方带来的经济损失”。上述3条纯属捏造，这些朱泳玫在庭审中没说过的话和提交证据中没有的内容，为什么会出现在法院的判决书里，请问法官是在按照工程处和朱泳玫的授意编造故事吗？真实情况请调阅相关庭审笔录及录像资料一看便知。

三、《甘南法院判决书》存在的谬误（详见证据13）： 甘南法院的判决歪曲事实，偏袒被告，漏洞百出，特别是判决书中仅有的两条法律依据荒唐透顶，完全丧失了一名法官基本的职业素养与道德底线。

（一）甘南法院判决书的两条荒谬法律依据

其一,判决书写道：“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执的焦点一，州交通局、朱泳玫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州交通局、朱泳玫都不是本案适格被告，鲁怀明请求州交通局、朱泳玫承担法律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事实是：

1、本案双方争执的焦点是鲁怀明向工程处讨要所欠的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既然工程处是本案适格被告，甘南法院为什么有意不提本案的适格被告工程处支付所欠的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况且是在被告工程处与朱泳玫愿意和解并同意付款的情况下，甘南法院不支持原告的合理诉求而进行强行判决，违背了人民法院“案结事了”的判案原则。

2、本案中甘南交通局、工程处与朱泳玫三者都是本案适格被告。被告工程处2011年底以前是甘南交通局的直属科室，2011年底

以后才改制成为独立的事业单位。本案所有《劳务合作协议书》等文件都是在有交通局的授权之下工程处与我签订的。且均发生在2011年底之前，故甘南交通局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甘肃泰和路建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泳玫是交通局及工程处授权的项目负责人，其与交通局、工程处相互勾结，用伪造的公章与鲁怀明签订《劳务合作协议书》等文件，干完工程后赖账不结算，恶意拖欠工资，是本案的主要被告。判决书：“...州交通局、朱泳玫都不是本案适格被告，鲁怀明请求州交通局、朱泳玫承担法律的理由不成立”是错误的。

其二，判决书写道：“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执的焦点二，是朱泳玫与鲁怀明所签订《劳务合作协议书》的性质及效力问题。...该合同实质上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朱泳玫与鲁怀明所签订《劳务合作协议书》无效。”

事实是：公路工程处与鲁怀明签订《劳务合作协议》。交通局工程处作为本案适格被告，干活给钱天经地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法院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以支持”。原告自始至终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垫资组织队伍施工，完成了全部工程，并负责组织通过交工验收。甘南法院在被告同意和解，并同意付款的情况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精神。

（二）、判决书写道:“另查明,鲁怀明于2012年11月15日向临夏市公安局控告朱泳玫涉嫌诈骗, 临夏市公安局经审查认为朱泳玫没有合同诈骗犯罪事实，于2013年3月13日以临市公（刑）不立字（2013）06号《通知书》告知不予立案”。

甘南法院引用与本案无关的临夏市公安局对鲁怀明控告朱泳玫涉嫌诈骗的《通知书》为依据,默认工程处伪造公章合法，并支持朱泳玫在2010年至2013年11月长达四年的时间，用伪造的公章继续与沃源公司、杜栋、冯正军等签订的各项合同与协议；用伪造的公章进行帐务处理，并用伪造的公章在2013年8月进行的项目竣工验收等行为合法。真是到了无法无天，令人发指的地步。

（三）、判决书写道：“经审理查明…2010年7月1日，工程处与鲁怀明签订《劳动合作协议》约定：(第四条、乙方在第一个月的施工过程中须有垫资的能力。一个月后甲方按月付给乙方相应的油料款和生活费。工程完成之后甲乙双方配合额济纳旗交通局验收。验收合格后甲方暂扣乙方百分之十的质保金，其余款项甲方一次性付给乙方)”。

事实是： 2011年3——9月，额济纳旗沃源公司已经给交通局工程处与朱泳玫支付570余万（其中支付给工程处50万，付给朱泳玫520万元），2011年8月12日该项目已通过了交工验收。鲁怀明按《劳务合作协议书》之约定，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了全部工程。工程处与朱泳玫直到2012年12月不给结算工程款，引发了多起农民工围堵公路、集体上访讨薪的社会群体事件，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 的影响，这是工程处与朱泳玫有意违约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详见证据4）

（四）、判决书写道：“经审理查明，…2011年12月份，因欠付工程款，杜栋施工队上访內蒙交通局等部门，经有关部门协调，2012年12月5日，沃源公司、工程处（朱泳玫）、杜栋三方达成协议书，确认...”这段叙述与实事严重不符。

事实是：杜栋从未到额济纳旗交通局上访，而是杜栋工程队在额济纳旗围堵公路20余天，到额济纳旗政府上访，抗议工程处违约诈骗，并将工程处与朱泳玫告上额济纳旗法院。2011年12月2日《甘南州交通局工程处给内蒙沃源公司的声明》中写道 “…在法院，我方希望由我方支付一部分（欠款），大部分由贵公司通过正常渠道付款给杜栋，你方造成我方除司机外的两名工作人员被杜栋围困，20余天不能回家。…既然商量好了，为什么还要软禁我们的人...”工程处与朱泳玫相互勾结，恶意欠薪和赖账是造成农民工集体上访的直接原因，工程处与朱泳玫难辞其咎（详见证据10）。

判决书还写道：“2012年12月5日，沃源公司、工程处（朱泳玫）杜栋三方达成协议，确认杜栋共修建35公里公路，工程劳务费为381.29万元，增加费用12万元，实际已支付286.89万元。下欠杜栋106.9万元工程劳务费，要求沃源公司于2012年11月12日前付50万元，2012年12月1日前付50万元”。这些话时间颠倒，逻辑混乱，请问，是交通局工程处进入了时间隧道？还是甘南法院为贪污腐败保驾护航进入了以钱办案的黑道？

四、需要说明的三个问题：

（一）甘南州中级法院审判长董昊明与甘肃省泰和公司董事长朱泳玫两人关系甚密，时常出没于甘南、兰州的高档消费场所。2006年，朱泳玫还曾有过类似的一起公路项目诉讼案，也是在甘南州中级法院的保驾护航之下，判决原告败诉，后经原告上诉到省高院，此案才得到了纠正。

（二）工程处给临夏市公安局出具的《证明》和工程处法人代表葛卫平给临夏市公安局做的《证词》是误导临夏市公安局做出：“认为朱泳玫没有合同诈骗犯罪事实，...故不予立案”错误判断的直接原因。应当追究甘南工程处提供伪证的法律责任。

（三）2014年5月27日，在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开庭审理中，工程处代表葛卫平当庭指出：“朱泳玫与鲁怀明签订的《劳务合作协议》所使用的公章是伪造的”；甘南交通局和工程处明确表示愿意与鲁怀明“和解并同意补偿”。

2014年7月24日，甘南州交通局出具的朱泳玫伪造公章《证明》中明确写道：“2010年我给朱泳玫开具过授权书及工程处单位证明,但法庭上原告曾出具许多加盖我工程处公章的材料,其公章可以肯定系伪造,不是我盖的。如:开工报告、施工资料、验收报告、竣工资料上盖的公章均系伪造。”（详见证据11）。甘南交通局和工程处在朱泳玫伪造公章的问题上与朱泳梅相互勾结，出尔反尔，视法律为儿戏，应当追究其三者提供伪证的法律责任。

事实上，甘南交通局、工程处与甘肃泰和路建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泳玫长期以来官商勾结，泰和路建公司董事长朱泳玫凭借甘南交通局工程处的名义长期招摇撞骗,进行项目投标、承揽工程，并在工程处的默许之下伪造公章，猖狂进行商业欺骗活动（详见证据5、6、7、11）。

（三）2014年3月17日至8月28日，在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本案期间。2014年7月23日，施工队长杜栋率10多名欠薪农民工又到我家中要工钱。无奈，我只好与杜栋一起到甘南州交通局、甘南州政府上访讨薪，由于局长出差，甘南州交通局在家的全体领导集体研究决定（有参加会议的领导签名为证），由葛卫平代表甘南州交通局全权处理欠款问题，并让葛卫平代表甘南交通局出具了朱泳玫伪造公章的《证明》（详见证据11）。就在上访当天下午，甘肃泰和路建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泳玫又一次威胁恫吓上访的杜栋，扬言“要让鲁怀明家破人亡”（详见证据12）。甘肃泰和路建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泳玫凭借有靠山、有人民法院这个保护伞和有雄厚经济实力,长期以来行走于红黑两道，官商勾结进行诈骗活动。2011年9月在我向工程处与朱泳玫讨要工程欠款期间，多次受到朱泳玫要我“倾家荡产和家破人亡”的恫吓，还发生了我儿子被人无端殴打致伤住院的悲剧，这件事至今使我们心有余悸。如今朱泳玫又扬言“要让鲁怀明家破人亡”，着实让我们胆寒。甘肃泰和路建公司董事长朱泳玫已经具备了黑社会组织的所有特征,国家应该管一管了。

五、我们的诉求

就在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反腐倡廉，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的今天，人民法院却还在我行我素，公然为贪污腐败保驾护航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一个存在严重贪污腐败和经济诈骗的案件，在被告同意和解，同意付款的情况下，甘南州中级法院竟然徇情枉法，强制做出鲁怀明败诉的判决，这是一起典型的司法腐败案件。甘南州法院的判决，是一个荒谬的判决、是一个错误的判决。

为此，我们对甘南法院的判决不服。强烈要求惩治司法腐败，伸张公平正义，彻查此案重新审判。给老百姓一条活路,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强烈要求甘南州交通局、工程处与朱泳玫按照《最高法院的解释》和按《劳务合作协议书》之约定进行工程结算。使我早日还清债务、付清欠薪，结束上访，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人民群众期盼包青天，请王三运书记为民做主。

(相关证据附后)

上诉人：鲁怀明

2014年9月5日 证据：

证据1甘南州交通局工程处与鲁怀明签订的《劳务合作协议书》 证据2鲁怀明与冯正军签订的《劳务合作协议书》 证据3鲁怀明与杜栋签订的《劳务合作协议书》

证据4內蒙沃源公司给甘南州交通局工程处与朱泳玫汇款《财务帐页》

证据5甘南州交通局工程处给临夏市公安局出具的没有朱泳玫

这个工作人员的《证明》

证据6工程处法人代表葛卫平在临夏市公安局做的《证词》 证据7甘南州交通局（州交字【2013】24号文）《甘南藏族自治州交通运输局关于省广电总台“阳光在线”投诉材料有关问题调查情况的汇报》

证据8《甘南州交通局给朱泳玫的聘任书》

证据9鲁怀明作为项目负责人签字通过的《验收报告》中相关验收单位负责人签字表格

证据10《甘南交通局公路工程处给沃源公司的声明》 证据11甘南州交通局工程处法人代表葛卫平出具的公章系伪造的《证明》和交通局领导的集体签字

证据12朱泳玫扬言 “要使鲁怀明家破人亡”的《证明》 证据13《甘南州人民法院的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