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和与合

第一篇：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和与合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礼记·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即社会上（或自然界）的事物尽管千差万别，矛盾交织，却能实现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种种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却能协调和谐、共生并存，互相促进；实现“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中和”也简称为“和”。“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所以现在常有人提到“中华‘和’文化”。

《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意思是“社会秩序的作用，贵在使社会和谐。”大家都认为和谐最好，这在中华文化中处处可见。例如一个家庭要做到“家和万事兴”；做生意讲“和气生财”；搞政治要求“政通人和”；做事业要“和衷共济”、“内和外顺”；与人相处要“和以处众”；对外关系要“协和万邦”。总而言之，方方面面都要追求和谐。可见和谐是中国人的普遍要求，极其深入人心。“中和中庸”思想渗透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许多方正有序的建筑更是这种思想的代表

和谐好极了，但如何才能达到和谐境界呢？传统文化认为必须坚持中庸之道，以中庸为手段，达到中和的目的。

但是中庸常被人误解，以为是折中调和、庸庸碌碌，不分是非、不讲原则，各打五十大板、各赏十块大洋。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中庸是要求处理问题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也就是把握准确的度，既不要不到位，也不要太过份，“过犹不及”。中庸之“中”，的确要求事物出现平衡状态，但它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点。犹如一杆秤，秤锤必依所秤之物的轻重而在秤杆上移动，才能找准平衡点，从而把秤杆摆平，把重量搞定。假如中庸之“中”固定为折半以取中，那就犹如把秤锤固定在秤杆的中点，那你这杆秤就只能添乱而一点用处也没有了。

当然，处理矛盾交错，情况复杂的社会问题，要做到准确把握一个度，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孔子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礼记·中庸》）在这里，孔子明明白白把中庸与平均主义对立起来，可见决不是“折中”的意思；再则中庸如果只是各打五十大板，各赏十块大洋，那是任何一个蠢才都会干的，怎么会比上刀山还难？怎么会断言“不可能也”？

当然，中庸虽然很难很难，但如果不要求把握绝对准确的度，而只要求处理问题大致把握一个度，这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有度”总比“无度”更能促成整体的平衡与和谐。

作为一个现代人，要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与冲突，更必须具有“度”的意识，注意把握分寸。假如事事处处都趋于极端，态度绝对化，做事没商量，一味任性妄为，那无论对人对己都是很不利的。所以中庸应是人类的明智抉择，对解决世界上各种矛盾冲突都是很有用的。

一，“和”的概念

和的概念是与金木水火土五行说一起产生的，古人认为“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生万物。”（《国语·郑语》）和是万物得以生成之道。

郑桓公曾问史伯，周朝衰落的原因是什么。史伯认为是周王“去和而取同”，周王只听取相同的意见，排斥相异的意见，所以一定会导致衰落和灭亡。史伯还提出“以他平他”的方法，把相异的东西有机结合就能产生新事物，若是相同的东西相加，那就太单一而没有发展了，就会犯“以同裨同”的错误。《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意思是说，“和”是将性质不同甚至相反的事物安排在一起，即所谓“以他平他”，事物才能生长、发展；“同”是将无差别的事物凑合在一起，即所谓“以同裨同”。

曾子则把和比作烧汤，“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命之，以平其心。”（《左传·昭公二十年》）要以他物来补自己的不足，把太多太猛的方面减弱一些，这才有和的境界。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这句话则直接指出阴阳相冲为和，用辩证法的思想来解释，就是指出和是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

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是指要承认差异、矛盾，在差异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才能产生新事物；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竭。

和必须与中庸联系起来，才能更好的把握这种传统思维。中庸，中指居中不偏，无过无不及；庸指平常，要切合实际，易于实行。做到中庸就要“执两用中”，执两是指把握事物的两端，明白矛盾的两个方面；用中，指在矛盾的对立面中寻找他们的统一、和谐和平衡。

建立在中庸基础上的和，是重视对立面的不同即斗争的和，是以斗争性作为自己存在前提的和。

二，“和”的图腾与民族

图腾崇拜是一种最原始的宗教形式。“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totem”，意思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在原始人信仰中，认为本氏族人都源于某种特定的物种，大多数情况下，被认为与某种动物具有亲缘关系，于是，图腾信仰便与祖先崇拜发生了关系，在许多图腾神话中，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来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或是与某种动物或植物发生过亲缘关系，于是某种动、植物便成了这个民族最古老的祖先。

龙、凤凰、麒麟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这三种图腾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尊崇不一样，但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商朝时以凤凰为民族的图腾崇拜，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史记》中记载的箕子被周武王封在朝鲜，至今朝鲜以凤凰为吉祥物，衣尚白色。

龙是中华民族时间最久的图腾了，它马头、鹿角、蛇躯、鹰爪、鳞身、鱼尾、虎腿，看起来没有一件构成不是别的动物，但又形成自己独特的生命形象。凤凰鸡头、蛇颈、燕领、兔背、鱼尾、五彩色、六尺多高。麒麟形如鹿、独角、全身鳞甲、尾似牛，同样是自然界不存在的和的产物。

这三种图腾，都有力的证明了中华民族的早期融合。民族在交往和战争中合体，各个民族各取一个象征代表自己，于是就创造出这样的综合图腾。

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经历三次高潮。

第一次，从春秋战国至秦，约五百年，是以中原周围各族吸收“诸夏执族”的大融合。结果是：楚人、吴人、越人、东夷人、西戎、南蛮、北狄与“诸夏之族”融合成汉民族。

第二次，从南北朝到唐初，约四百年。其间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前赵、后越、前燕、前秦等十六国，逐渐也汉化，最后融入汉民族。

第三次，从五代十国到明初，约五百年。女真、契丹、西夏、沙陀等少数民族进入西北和北部许多地区，经过五代十国，也与汉民族同化，以至元朝统治者将这些被征服的辽、金、西夏人通称为汉人。

满清入关后开始了中华民族的第四次融合。

犹太人曾经是没有国家的流浪汉，在宋代有大批犹太人进入中国，曾向宋王朝进贡，宋王告诉他们：“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并赐赵、李、张、高等17姓。这批犹太人完全汉化了。世界上犹太人被成批的汉化，恐怕就此一例，这也说明了以和为贵的汉文化的强大的融合和消解的力量。这种极强的民族融合力，得益于中华民族的人文主义的传统以及对和的观念的理解。

三，“和”的文化

从汉朝开始，中国就开始与世界交流，除了与周边国家朝鲜、日本、越南、缅甸有各种联系外，与南洋群岛、马来半岛交往也很频繁，著名的“丝绸之路”也是那时候开通的。

唐朝与世界文化的交融更是空前，李白题诗：“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可见，外国人在中国开店很普遍。当时，唐朝的国子监和太学，接纳二万多外国留学生，盛况空前。唐朝人对于外来文化广泛吸收，胡装、胡食、胡舞盛行街头，汉人“大有胡气”，豪爽而刚健，以至于“洛阳家家学胡乐。”

越是大开放、大交融，就越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全唐诗》诗歌多达48900首，诗人2300余位，唐代歌舞场面也十分壮观，唐玄宗时的《上元乐》，舞者多达四百余人，气魄宏伟，富丽堂皇。和的大气魄必须以开放的文化政策作手段，正是这种开放、交融，才有中国传统文化对外域文化的广泛吸收，才能全面丰富自己，形成盛唐雄汉的峥嵘气象和中国文化的黄金期。

儒释道三教合流，标志着华夏文化走出大陆而成为东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融化外域文化的极其灿烂的一页，也是中国文化和的精神的一次典型体现。

印度佛教中国化，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是佛教被改造，成为中国式的佛教即禅宗，与印度本土的佛教有质的区别。另一个是佛教和儒教合一，推进儒学变革，走出了子学和两汉经学的框架，形成了宋明理学，创立了自身的心性本体论。宋明理学与禅宗波动了整个东亚，使华夏文化圈成为现代所说的东亚文化圈。

从理论上讲，外来文化要能够流行，必须和本土的文化相互接轨才能实现。显然，印度本土佛教的教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矛盾和冲突，主要是与忠孝入世三个中国固有的观念相抵触。但中国文化以建立在中庸基础上的和，以重视对立面的不同即斗争的和，以斗争性作为自己存在前提的和的精神，改造了佛教。佛教主张出世，回避政治，对君王父母无须下跪，无须尽忠尽孝，出家以后不得婚配，正好触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于是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佛以普渡众生为己任，不入世如何普渡。既然佛陀主张“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自然可以把尽忠入世看作是入地狱的过程。因此佛法自在世间，不离世间也可觉，改变了佛教不入世的佛规。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佛教的“淫罪”是限于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并不限制正当的婚姻，家庭不是成佛的限制因素，居士既可以有家生儿育女，又可以修道成佛。

和的精神，塑造了和的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千年辉煌。

四，“和”与中国的未来

明朝中后期以后，中国传统文化日渐沉沦。虽然还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虽然利玛窦已在万历年间开始“西学东渐”，传教并教授天文力学地理等自然科学，但是中国统治政策已经保守和封闭，到了清朝英使马葛尔尼1793年来华，送来礼物西瓜炮、铜炮、火枪、西洋船等29种，仍没有引起执政者的重视。

在文化思维上，传统文化显示了它的先天不足。主要有：一，中国重经验和直觉，西方重抽象概念；二，中国重了悟，西方重实证，三中国重类比推理，西方重归纳和演绎推理。

比如墨家几何学和欧几里德几何学。墨家几何形成“端”、“尺”、“区”、“中”、“平”、“因”、“樱”、“间”、“次”、“博”等概念，而欧几几何则形成“点”、“线”、“面”、“长”、“宽“、“高”、“在……之上”、“在……之间”、“叠合”等等。显然，这两家的区别是经验公式和抽象公式的区别，点线面等已经摆脱了“端尺区”的直观性和形象性。

逻辑系统也如此。中国传统文化重类比推理，比如《易经》的乾卦，“乾”可以是天、君、父，阳等等，相互之间可以转圜，虽然这样会引发许多天才式的联想，富有创造性，但缺乏严密性与科学性。

西方重归纳和演绎。在培根“归纳三表法”和穆勒“归纳五法”中系统化，上升为经验论和实证主义的方法系统。演绎法在亚里士多德、布莱尼茨、笛卡儿、康德的学说中系统化，形成先验论和公理化的方法系统。

爱因斯坦把西方科学思维基础归纳为形式逻辑和实验，形式逻辑使概念确定，实验使概念具有数学定量化的公式，并可最终对正确错误进行裁决。

所以中国的科学成就，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出现了怪现象，那就是我国汉唐在工程建设方面遥居世界之先，却没有力学；有世界上最早、最丰富的天象观察，却没有天体运行规律的科学；有哈雷慧星的最早最多的观察记录，而计算出哈雷慧星速度的，却是哈雷和牛顿。

回溯历史，儒教和佛教没有合流的时候，儒教没有自己的心性本体论，佛教的传入，给了儒教一个本体的东西。俯瞰今朝，当东西方思维方式出现明显的不同时，也应当秉持中国文化的和的精神，积极学习和融合。

可惜！中国的千年荣耀，正是在和的精神下迎来了历史的辉煌，中国的百年屈辱，正是背离了和的精神而遭遇了历史的沉沦与浩劫。

中国传统文化文化的核心精神，在于一个“和”字！

第二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着每个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体现了民族绵延不绝的精神基因，承载着海内外华人情感凝结的精神纽带，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达根基”“丰厚土壤”和“雨露阳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着每个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达根基”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种“大”“深”“远”“长”，不仅体现在它内容的丰富、学理的完备、历史的悠久和思想的深邃，更根本地是体现在它早已渗透到每一个中国人为人处世和家道伦常之中。一句话，它已内化到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毋宁说，中华传统文化就是每个中国人的信念和操守。

但是，传统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并不能直接画等号。从历史上看，传统文化产生并发展于农业文明下的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内容的复杂性，其中既有显而易见的精华，也有同样明显的糟粕，但更多的则是精华与糟粕纠缠在一起的矛盾统一体，因此就需要我们对传统文化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批判分析。优秀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至今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文化”，这些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文化的精髓就是凝聚于传统文化中的“真精神”。这类文化，始终陪伴着每一个中国人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与辉煌，也支撑着每一个中国人渡过人生中的险境与难关，它们正是中国人安身立命、求得心灵慰藉的精神家园。

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要从与不同国家的历史比较中，从中华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挖掘中国特色的内涵，努力在全体人民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如何才能让核心价值观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我们以为，只有从经过千百年历史淘洗并被人们广泛接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发达根基”中去开掘，才可能成功，也只有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发达根基”，才能真正生发出广大人民群众最期盼最向往的共同价值目标和价值。（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民族绵延不绝的精神基因，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厚土壤”

从历史维度审视世界各国发展历程不难看出，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必然要带来抑或伴随思想价值体系的转换，而这种思想价值体系的转换又必须建立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考察中国近现代史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不论是在国家强盛、文化繁盛的“高势”期，还是国家沉沦、文化衰败的“低势”期，要想传播、实践新时期的核心价值理念，都必须牢牢扭住文化传统的优秀因素，努力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维系民族传承绵延不绝的精神基因，并将之发扬光大。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注意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特别注重发挥中国文化的作用。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抗战期间，延安创办了《中国文化》杂志，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在它的创刊号上问世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更为深刻，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也更加自觉。十六大强调要“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十七大更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而党的十八大更是明确提出“文化是民族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逐渐走向深入，必然要引导公民确立文化自信和自觉，重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将公民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升华为根深蒂固的情感，为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提供“丰厚土壤”。（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凝结着海内外华人情感的精神纽带，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雨露阳光”

众所周知，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而文化又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判断一种文化或曰价值观是否先进，一个比较直观的标准便是看它的影响面有多广泛。这一标准一方面指出先进文化和先进价值观的广泛作用效果，另一方面也说明，先进的文化和价值观一定是开放而非封闭的，否则就难以“仁德怀远”“泽被后世”。如果一国的价值观仅仅拘泥于本国民众而没有世界眼光，那么它终将在封闭中走向僵化，进而走向破产。

海外华侨华人与世界潮流联系最紧密，接触到的各种思潮也较其他群体复杂，如果能够通过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这一国家价值观来凝聚海外华侨华人，不仅能够激发他们支持祖国建设的力量和决心，更能使他们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代言核心价值观的桥头堡和排头兵。而这就要求在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始终围绕着能够凝结着海内外中华儿女情感的精神纽带，这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必然责无旁贷。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现代交通通讯手段的进步，国家间原有的以国界为基础的壁垒被打破，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这些事实不仅为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交流创造了物质前提和技术基础，同时也给国家核心价值观建设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课题。“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生动地体现出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世界性寓于民族性之中，民族性是世界性的载体，没有丰富多样的民族性，世界性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形式各异的民族性又体现着世界性因素，民族性依循着世界历史理论所揭示的规律从封闭走向开放，最终达到世界性的彼岸，而这个彼岸，并不是民族性的消失，而是民族性自我扬弃后在更高层次上的发展。

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从上古先民至今，中华文化虽历经曲折变化，不断改易，然顽强地一以贯之地延续了下来，没有被外来文化的冲击所中断。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一代又一代爱国志士为了国家独立、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究其深层的文化根基，都能找到民族精神的影响和作用。从这一点上说，中华文化逐渐形成了内在自我的独特精神，且具有很强的包容融合、吸取消化并进而同化不同文化的能力。正因如此，我们说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我国也在努力适应新世纪新变化，实施了文化走出去战略。推动“文化走出去”，既是发展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的需要，也是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形象、维护文化多样性、提高国际话语权的需要。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高，特别是我国在处理各种国际事务中的出色表现，进一步提升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也印证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等思想，进一步凸显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由此不难看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是我们做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佳切入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构成的文化软实力，必将被世人所折服，也必将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雨露阳光”，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贡献青春和力量。

第三篇：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绩、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显著提升。在2006年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我党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全面部署，并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放在了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2011年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完善促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政策保障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部署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因此，理清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按照古文的理解，“文化”就是“以文教化”。广义上理解，文化是指与人及活动有关的所有人类活动及其结果，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已逝的过去，而是连接过去的现在和奔向未来的今天。而“精髓”就是“精华”，就是“事物最重要、最好的部分”。何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个问题既是事实判断又是价值判断。事实判断指的是就事论事；价值判断则是根据某种价值标准来判断事实，是基于事实判断的。

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只有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才能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貌。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后出现的百家争鸣的文化盛世。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可以说是东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它不仅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即使在今天仍发挥着作用。自汉代儒家思想文化确立它的正统地位，就成为了封建时代主流的统治思想，封建统治者们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不断地发展和改造着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其中人文精神是儒家文化所体现出来的其重要内涵之一，也是儒家文化核心价值的重要表现。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吸取什么、提倡什么、弘扬什么、发展什么，直接决定着中国现代文化的未来走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要从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去寻找。进一步发掘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经世致用，必将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价值观”是指人们在处理普遍性价值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总和。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该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文明的精神实质和显著标志，是其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也是社会决策的动机和目的之所在。正因如此，价值观在思想文化建设中必然占有核心和基础的地位。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引领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一面旗帜，是全民族团结和睦、奋发向上的精神纽带。它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四个方面的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抓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突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就把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打牢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我国整体社会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决定着整个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统一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

要建立健全新的思想价值体系，重点在于创新和发展。任何时代的社会意识，都与前一时代的社会意识存在联系，新的社会意识要建立在前人所积累的思想材料基础上，在特定的民族文化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来源于诸多方面，而中国传统文化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思想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继承，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升华和再创新。

传统文化是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一代代的积淀，是文化的“活灵魂”。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了文化基础和思想传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其中的各个方面都必然贯穿着中国传统文化。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吸收了其精髓，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一些要素，也就具备了中国文化特色。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价值追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集中体现在哲学层面，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追求就是精神生活第一。如今我们积极倡导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为了全体人民拥有正确的方向和主心骨，来共同追求最基本的价值观。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诚然需要物质力量的推动，但精神支撑也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一个国家、民族缺少精神方面的支撑，就没有了主心骨，就缺少了灵魂，就没有了精神动力。

我国目前的社会形态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形态。在这种多元文化中，必须保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决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这个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思维、精神的核心内容和精华部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事业的迅速发展，与我们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发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密不可分的。这是我们在政治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上的优势，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宝贵经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保证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有力保证，以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紧密结合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风格，不仅仅体现在形式上使用了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文字和表达习惯，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思想内容上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要对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益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成分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例如，将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观念发展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当代爱国主义精神。

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斗争中，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而且也继承和发展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在形成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改造表现得非常充分。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主张，也吸收和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贵和尚中”思想。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现代价值，提炼出适合当代社会发展的“和谐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创造代表。

第四篇：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和谐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其经典设计所创造的集体人格与生活方式，为炎黄子孙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主要思维方式，并逐步定势为社会理想以“修齐治平”为目标，人际关系以“忠恕仁爱”为枢纽，精神超越以“天人合一”为指向，人事努力以“贵和尚中”为准绳，个体修养以“以人为本”为追求，通过“和合”来处理和对待世道、天道和人道的各种关系，所以“和”便具有了既区别又联系、既互补又平衡的价值和意义。“和谐”上贯宇宙自然，下理社会人事，中通往世古今，具有极强的生命意蕴，主要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贵和尚中”实践观和“以人为本”的道德观。中国和谐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其经典设计所创造的集体人格与生活方式，在与时具进中遂传统为炎黄子孙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主要思维方式，并逐步定势为社会理想以“修齐治平”为目标，人际关系以“忠恕仁爱”为枢纽，精神超越以“天人合一”为指向，人事努力以“贵和尚中”为准绳，个体修养以“以人为本”为追求，通过“和合”来处理和对待世道、天道和人道的各种关系，所以“和”便具有了既区别又联系、既互补又平衡的价值和意义。“和谐”上贯宇宙自然，下理社会人事，中通往世古今，具有极强的生命意蕴。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是世界上万事万物存在的一种状态，与“谐”同义。“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它们在冲突、碰撞和容纳、交融中达到“以他平他”“和而不同”“和而不流”的包容、和平、求同、存异、统一、多元。“和”不是一般意义上数字的简单相加，而是事物间共处共存、共生共济、共辅共成的完整发展过程。儒家的“中和”论，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人与社会的和谐融洽。道家的“天道自然”论，提倡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人与宇宙的和谐融洽。墨家的“兼爱”论，主张个体与社会的有序一体，道德与功利的和谐一致。法家把个人、社会、国家三者关系放置于大一统的和谐格局内。兵家则以“令民与上同意”、“先和而造大事”、“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为治军经武的重要前提，认为“和谐”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和谐所包括宇宙和谐，社会和谐和自我和谐，主要体现为：

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钱穆说：“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天人合一”就其根本而言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

“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宇宙和谐的天人关系，老子用“道”作了颇具智性的阐述。这个“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老子》，下同）所谓“一”，实际上指的还是“道”，而“一”，“其上不皎，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它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惚恍”极了，神秘极了，叫人“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然而，说它“惚恍”却又不惚恍，说它神秘却又不神秘，因为“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用它可以观察万事万物的始初（“以阅众甫”），作为大德运行的准绳（“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认为，“道”形成于“混沌”之中，“先天地生”，它生命力旺盛，运行不止，无边无际，“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强为之名曰大”，是天地的根本。“道”的作用特别了不起，可“生一”，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在当时条件下，老子以他的聪明和睿智对宇宙的生成和变化用一“道”字进行了高度的哲学概括。他说，“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作为“万物之宗”的“道”又在“象帝之先”就存在着。这就在中国思想史上首次打破了上帝创世、神宰万物的迷信，表现了唯物主义的天道自然观。而且，道还“先天地生”，而“天地”并不是物质的同义语。老子认为，只有无始无终运动不止的“道”才最有物质的最大规定性。“天地”不过是一定的运动形态，是无限宇宙的一个有限区间而已。在老子看来“道大天大人亦大”，他从整体的“天道自然”推论具体的人道和社会，思维的触角伸向“恍惚”混沌的宇宙，在“道”的高峰处俯察主体“人”和客体“天”的哲学对话：“负阴抱阳，冲气为和。”认为自然规律是宇宙万物和人类世界的最高法则，甚至坦言人与自然的和谐比人与人的和谐还要崇高。

“天地生万物”，儒家视人与万物为自然的产儿，主张“仁民爱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至整个社会、宇宙，宣称人与自然和谐是人类生存发展与社会安危的基础，是“王道之始”，即没有战争、没有饥饿、没有天灾和人祸的“王道”和谐之治。而所谓“曾点之乐”和“孔颜乐处”的记载，透露出的正是安贫乐道、自得之乐、担当大任的“天人合一”的生命情调。孔门的乐处，显然超越了物质诱惑和德性满足的欢愉，充满着“宇宙般的快乐”。个体生命浑然融于宇宙之中，顿觉自我与天地为一体，此时生命短暂和欲望局限的困扰烟消云散，一如孟轲和陶渊明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的大乐境界。至于“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的体悟，则完全表达了人在宇宙中发现自我、张扬自我和伸展自我的哲学咏唱。

道、儒、佛在人与宇宙和谐的观点上基本一致。佛家认为万物都是“佛性”不同的体现，所以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从世界观方面考察，天人合一的特色也自不待言。

二、“贵和尚中”的实践观。

“大同”和“小康”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和谐社会模式。东汉郑玄解释说：“同，犹和也，平也。”所以“大同”就是“大和”与“太平”，也就是和谐的太平盛世。“大同社会”，是儒家设计和追求的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因为这个境界并非“一促而蹴”“立等可取”，所以又提出较为现实的“小康社会”。

“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虽然比“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低一个层次，但内涵都是地地道道和谐社会，都是礼为政体，“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周礼·春官·大宗伯》)。可见礼的教化主要是通过实践来和谐万物，所以作者告诫那些为君者：“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以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以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耩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这里希望的“天下之肥”就是“国安民顺”的社会和谐。《礼记·曲礼上》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的和谐功能和作用就是“别异”“定伦”，确定亲疏、远近、贵贱、上下的等级，建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社会结构，整齐风俗，节制财物，理顺社会关系与秩序等等。

实现“小康社会”的和谐之治，《礼记·经解》中说：“有治民之意而无器，则不成。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记·礼器》对礼的内容与形式、实质与表现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设之不当犹不备也。礼有大，有小，有显，有微。大者不可损，小者不可益，显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故经礼三百（常行的礼有三百），曲有三千（礼仪曲折的礼有三千种），其致一也（实质是一样的）。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也（正像入室必须经过门一样）”。“礼”的和谐的身份是多重的，它是理论和政体、原则和行为、横向和纵向结合的立体网络结构和严密庞大的实践系统。实践和谐以达“礼”，就要“贵和”以“尚中”，即”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中和”就是宇宙万物和社会人事各得其所、各就其位的最佳状态。而实现“和”的根本途径在于持守“中”道。关于“中”的含义，孔子解释为“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执两用中”(《论语·尧曰》)，即“中立不倚”，既无“过”，也无“不及”，以“执中”求“中和”，不“狂”不“狷”，“叩其两端”(《论语·子罕》)而取中。

同时，孔子认为，作为标准的“中”不是一成不变的，“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时中”，是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实际生活中，他能灵活地运用“中”。关于从政，孔子有“中止”之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关于行为，孔子有“中行”之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认为中行是高于狂狷的修养境界；关于待人接物，孔子有“中度”之说：“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泰而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关于审美判断，孔子有“中节”之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等等。

“中”反对“过”与“不及”，肯定事物本质的稳定性，含有辩证法的因素。这样维持和规范社会人事的“礼”就真正发挥了和谐的作用，因为“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具备了“中庸”的自觉和习惯，就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实践和谐之道了。

三、“以人为本”的道德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是和谐的主体。以人为本，表现了古代哲人的先觉。天人之间和谐统一，人能“参天地之化育”，是衡定万物的标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孔子虽然承认天命，但“不语怪、力、乱、神”，对鬼神却敬而远之，肯定性的表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说明儒家的人本主义立场就是对“以神为本”的观念的反动。以人为本的思想精髓后来被东汉仲长统精练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全后汉文》卷八十九）。以人为本中的“人”的哲学涵义应包括类存在意义上的人、社会群体意义上的人、具有独立人格和个性的个人。以人为本中的“本”是指相对于人对人和物的依赖，它把人当作主体；相对于人被边缘化，它把人看作最终的本质；相对于人作为手段，它把人作为目的。这种对人的价值定位的历史尺度和强调尊重人、依靠人的先觉话语，把终极关怀直接还归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无疑是人的心灵解放的声音——

一是对“民”的清醒认识。

孔子曾对鲁哀公说：“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庶人即人民，是国家大厦赖以存在的基石，是推动国家航船得以前行的动力。最早出现“人本”之说的是《管子》一书：“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霸言》）。在这里，“人”即“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所以唐代贤相魏徵经常用“载舟覆舟”的道理时时提醒李世民不要忘记人民这个根本，不然的话，将有“马上得江山，马上失江山”的厄运。以民为本的要义是，一要惠民，“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二要济民，“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礼记》）；三要爱民，“为君当若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自归，莫之使也”（邓析子）；四要利民，“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黄宗羲）；五要顺民，“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程颐）；六要忧民，“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陈子昂）；七要富民，“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八要得民，“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

二是对自我和谐的道德体验。

自我和谐涉及个体的精神世界（亦可称为心灵和谐），社会和谐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实现二者的互动交融、联系沟通的“中和”，就能使个体的情感与理性、欲望与道德在“中节”而“乐”的心态下进入平和、安宁、充实、怡悦的“孔颜乐处”境界。这种自我和谐之“乐”由“乐己”推己及人至于“乐人”，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个体修养光大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社会效果，促进社会和谐的健康发展。

除了“乐己”“乐人”的“人乐”以外，“天乐”就成为个体心灵的和谐去贯穿打通、中和融会宇宙和谐的高层次追求。道家所谓“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宇宙意识强调的就是“与天和”的“天乐”（《庄子·天道》）。这样，以心灵和谐为圆点向外辐射到社会和谐和宇宙和谐，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宇宙哲学基本完成了与人生哲学的通变互补。“人和”“天和”的“天人和”庞大系统构成了“心灵—社会—宇宙”的和谐整体，政治的，社会的，宇宙的，人生的。比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是说人自身的和谐是从心灵开始，首先修养好自身，其次推行到“齐家”，由己及人、及妻子（古代以男性为中心）、及孩子、及兄弟，然后把这种道德伦理治家的方法再扩大开去治国、平天下。“平是均衡。不是要争夺天下，而是大家

[1]都平衡、平均，这样就和谐”

。比如“君子慎独”，那也是说人自身的和谐；在独处无人的情况下，自己严格约束和要求自己，其目的就是宋代理学大家张载概括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最后落实在社会和谐上。

要做到心灵和谐，必须经过“克己”和“忠恕”两个方面的砺炼。

“克己”是和谐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础。“克己复礼曰仁”，“仁”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克己”是“为仁”的根本前提。从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说，“仁”强调个体的责任与义务，即“为仁由己”，包括“爱人”和“孝悌”。个体的“克己复礼”，就是约束自己的言行，遵守社会礼仪，以友善、恭敬的态度对待家人和其他社会成员。“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广泛学习文化典籍，用礼仪规范自己，以免背离正道，这是“为仁”的目标；自我修行，达到“克（好胜）、伐（自夸）、怨（怨恨）、欲（贪欲）不行焉”，这也是“为仁”（《论语·宪问》）的目标。双向目标共同作用，可以为社会关系的和谐奠定个体的思想基础。

“忠恕”是健康人际交往的桥梁与纽带，是和谐社会关系得以确立的行为准则。“忠恕之道”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不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底线，还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最高境界，都力主在人际交往中换位思考，“推己及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能做；勇于承担对他人、对社会的道德义务与责任，并以自身的言行去影响他人。张岱年、方克立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道德人本主义的思想传统，把道德实践提到至高的地位，对于人的精神开发，对于个体道德自我的建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五篇：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

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

不管社会是否处于转型的时期，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特有的时代精神，历史久经积累，民族振奋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使之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形成各具特色的价值观体系。就我们国家而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包括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民族优良传统，国人对长征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抗洪精神、青藏铁路精神等字眼耳熟能详。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可见时代精神是一个社会在最新的创造性实践中激发出来的，反映社会进步的发展方向、引领时代进步潮流、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是一个社会最新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和社会时尚的综合体现。对时代精神最新的理论总结，应该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法了。

价值观体系的整体构建离不开整个中华民族肥沃的文化土壤，于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个性解读暗合了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具体体现在她解读中认可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思 维、传统文化中文学母题的扩展、写意的形式。

虽然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但是不同时期对它的解读引起的反响却不一样。于丹对传统文化的解读具有个人特色，社会上的反响不一，引起的争论不少，愈是引起专家学者们争论的东西愈有扩张力和突围力。她在XX年下半年至 XX年初期间无疑成为了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百家讲坛”的镇坛之主，讲授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使其迅速成为“文化明星”，形成了独特的“于丹现象”。此种现象带来的关于传统文化如何传播的问题，不仅在传播学上引起了重视，也引发了国家应该如何普及传统文化，普及什么样的传统文化，以及采取什么方式来普及这些思考。

对于丹现象的解读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然，那些对于丹本人的成见和谩骂排除在外。大众对于丹的解读大部分是欣赏的，对于丹有一定的崇拜，在于丹的演讲后要求签名的人不可胜数，她的书出版量甚至超过了易中天，简单又具有特色的解读似乎使大众明白了大众文化的真谛，解决了他们看论语的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的问题，积郁多年的心灵问题在于丹的讲解中形象生动似乎得到了一种心满意足的答案。

于丹说:“我所能承担的角色只是一个体验者,以身体之,以血验之,像两千多年中数以万计泡过这眼温泉的人一样, 用自己的身体最敏感的病灶去承受温泉的恩惠。”于丹在访 谈时对自身定位的认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我们在讨论中国的关系时候少一些吹毛求疵。于丹解说论语、庄子中对儒、释、道三者关系的独特表述，其真正出发点怎么帮助现代人学会享受生活享受快乐, 从智慧之书中完成心灵疗伤。正因为她的讲解是积极的, 充满爱心的, 是有着强烈人文关怀的。所以也可以说，在二者关系上，于丹现象超越精英与大众的紧张，统归于如何构建核心价值体系的问题上来。

每个国家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不应该是某一代或者某几位领导人提出的一些观点与看法，领导人总是要换来换去的，价值观却不能随意更换。作为核心价值观，我认为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一定要有道德基础，有群众基础，有社会基础，而且在政治上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只有这样的核心价值观，才能够被民众自愿接受。从传统文化汲取有效的营养来拯救现代化的不足，治疗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弊病，去其弊而存其利,用精神文明纠正社会生活过度物质化和外向化的病态。《决定》便是这样一个纠正的尝试。

于丹对中国古代的整体性思维十分推崇。《论语》里对现实社会的认知，儒家经世致用的精神，庄子自然的逍遥游状态安抚了多少从人生经历中遭挫的人，上到大政治家，小到贫民老百姓，或多或少有一些庄子情节，就像我们国人身上隐藏着的阿Q精神。还有佛家的一些禅道，以“坐禅”为 途径达到心灵的宁静澄清。儒释道三家合流的情况在一个人身上同事具备，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和人生历练中侧重于某者。

相应地来看看核心价值观的构成。核心价值观体系的确立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必然选择。

整体性思维的第一个重要表现在核心价值观是核心价值观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社会学认为 ,作为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 ,它必须在该文化的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地位,对该种文化的社会运行轨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不可替代性。

第二个表现在核心价值观体系的五个向度上，它们分别是居于指导思想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我国向来追求多元文化和谐的状态，五个内在生成的价值向度体现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意志。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一个重要的价值向度，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代表了先进文化的方向，并经过实践的检验才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其他四个向度乃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奋斗目标，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和情感，体现了全民族的利益和共同意志,因而也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凝聚一体的强大精神支柱 ,是 “多元一体” 和 谐文化得以形成的纽带。现代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文化生活也日趋多样化 ,需要我们通过共同的理想信念、共同的文化和情感 ,以及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意志建立起民族的精神支柱 ,协调全体社会成员的行动 ,维护社会形态的统一性,这样，“多元一体”的和谐文化局面才能出现。

第三个表现：在核心价值观五个向度形成的统一整体里，不仅明确了核心价值观的世界观和共同目标，而且没有喧宾夺主的嫌疑，也就是说，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用以上五个价值向度来限制文化生态平衡所具有的多样性，它是多样性文化的有机整合，同时也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提倡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尊重人们价值选择的多样性,而在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的社会,没有多样性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性。

“于丹现象”不仅有传播学意义，重要的是其在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上所给予的有用启示。此类现象的特点是属于学术圈子走出来的学者利用电视传媒对古代经典进行个人化、通俗化的解读，以达到向公众传播传统文化的目的。有人将此视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复兴。于丹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哲学思维的强调，将传统文学母题与西方相比得出具有我国特色的“重义轻利”、“知耻重义”等母题，并主张在传播传统文化时可以采用写意的形式，多方位对核心价值观进行宣传。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构建在一定层面上来说，是国家“和平崛起”与文化传播战略的实施,需要人们重新认识、把握传统文化,并将其与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联系在一起，对传统文化进行新的价值评估、仔细筛选，它包含着中国人的民族智慧，而作为整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其文化根基必须植根于中国人自己的古老的民族传统文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