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研室何去何从——谈中小学教研制度的变迁（5篇）

第一篇：教研室何去何从——谈中小学教研制度的变迁

教研室何去何从——谈中小学教研制度的变迁

中小学教研制度，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制度。始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1952年，教育部颁布了《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和《小学暂行规程（草案）》，明确提出了中小学要建立学科教研室和学校教学研究会议制度。这与苏联经验的传播有关系。而今中国教研制度，基本建构起来省、市州、区县、学校的四个层级，或叠加不同层级的一个教研管理体系。

就其缘起而言，无疑与新中国教育发展，首次在国家层面普及义务教育，教育规模是空前巨大，而教育发展的起点是很低，迫切需要有一批专业人员，为学校教育实施，以及教师实施课程提供全方位、细致化服务和指导有关。而且这里的指导与服务，包括编制教材、分析教材、编制练习、研制试卷、进行测评，等等。这些都涉及教育教学的全程管理。教研本质上是行政在教育领域业务上进行管理的延伸。建立中小学教研体制客观上也与学习开洛夫经验，以及传播普希金娜“红领巾教学法”，具有时间节点上的重合。这时的教研天然体现国家意志，具有代行政色彩。

教研体系，一直延伸到学校、课堂，改变教师的教学。教研对于教师教学实施的指导具有强制性，这与中国教育的管理制度是匹配的。说到底，在国办教育包办一切的前提条件下，需要有一个把事事与人人都管起来的体制——教研制度无疑具有这个特点，满足了行政管理的需要。

中国教育的行政化特色很突出。大学管理强调办学的独立性，要去行政化，无法在学校管理体系上面再设置一个教学管理的机构，由他来统一行为。与之比较，中小学在办学上，没有独立性，即在业务管理——如何实施教学上也是没有独立性的，这就是独立中小学教研室的主要目的所在。

在教育管理抉择上，是决定放权还是收权，是基于学校办学自主性还是统一化管理，这两种不同的选择，就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于中小学教研制度合理性和存在必要性的研判。

在上世纪末与本世纪初，在立足于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国际视野批判中，一批学者看到了我国教育发展规模巨大而且差异化突出，很难由国家统一管理起来和由行政统一规划和指挥，他们以为教育发展要走向国家统一与学校自主发展相结合。

基于这个判断，教育管理的决策就主张，实施学校管理的自主化发展，要给予学校课程管理权力，以及教师教学权力。行政在涉及到学校课程实施与教师学科教学方面要止步，不要过多干涉。也就是说，行政化管理要有禁区。

这么看的话，中小学教研制度这个独具中国特色的体制，就变成另类了。这便导致了之后的制度调整：一批省市单设的，服务本地教育行政管理的教研室，被归并到其他部门，教研人员被消解；教研工作的业务管理权被取消，其权限被限定在“研究、指导与服务”，也就是管理变成了服务；教研室过去在业务指导上的教材编写、教辅编写、试卷编制，以及命题和测评等强力影响教师教学的抓手，也被割断，管理弱化；教研员的学术权威性也被消解了，某些时候教研被污名化，以为教育改革的阻力在教研。

其时，我国基础教育孕育和启动了世纪大变革，这就是课程改革。这在教育制度层面是一场影响巨大的变革，本意是要实施课程建设放权，进行三级课程建设；教学评价放权，大学自主招生，各省自主命题；学校管理放权，减少教研室在业务干预，等等。所以，这场变革的研究和发起，政府依赖于学界，主要参与者都是大学里的学者。他们天然的学者身份具有权威性，可以规划，具有学术引领性，在教师中可以发动教师实施变革。然而，大学的研究机构，以及学者在改革的宣讲之后，到了政策实施阶段，就面对一个困境：他们缺乏有效进入学校，影响教师行为的管理机制。

国家层面发动改革，却没有办法实施改革，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我们主张给予学校办学自主权，可是现实的学校发展没有自主性。通俗而言，你要他自己管理自己，他说，我还要你来管。这就是教育管理当时的处境。事实上，课程改革后期，还是依靠教研室的介入在推动政策的落地。也正是因为教研室的全面参与改革，这才彻底转变了当初学者的看法。于是学界和行政方面提出了“教研室不可替代，不可或缺”。这其实是我国教育管理上的自我修正。

义务教育，也可以延展到基础教育，其基本事实是国家统一管理，是国家包办的教育，办好教育是政府责任。基于此，行政管理在涉及到课程与教学的业务管理方面，尤其是在推进改革中，迫切需要有办法可以把管理的触角延展到学校与课堂。有了这个基本判断，如今教育行政越来越看到了教研室的作用，而且产生了管理伤的依赖性。

这时，教育改革的另外的问题出现了：不断强化管理，渗透到课程与教学，管得多，这就剥夺了教师教学自主权和学校自主办学权，这与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又是悖逆的。我们是否在用一个问题的解决而不断强化另外一个问题？要用权管理，可是管理权是有界限的。

中小学教研室在起起伏伏的变化中，内部也有阵痛。我们意识到，教育教学的改革，教研员可以提供专业化指导。可是，教研又是软实力，无法进行管理上的全程干预和全员干预，以及采取强力化的手段。教研的代行政，是建立在行政赋权基础上的。目前，在教育管理的行政抉择上，对于教研制度还缺乏清晰化认识，教研室何去何从还是有待观察的。

目前的教研层级是清晰化的，然而不同层级的教研，其主要职责的差异点或职责的界限在哪里？这确实难于区分。尤其是服务于区域行政的具有智囊机构作用的教研室，与学校开展的教研，也就是校本教研，两者之间的差异与联系是什么，这是有必要做区分的。自然状态下的校本教研，缺乏活力也没有质量，所以急需专家引领。而所谓教研工作的下沉，到了学校，对老师指手画脚，直接干预教学，甚至剥夺教师教学个性，这又是教研的大忌。

教研室能干什么，要干什么，如何干好，这些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积极的探索。

第二篇：微营销时代的困惑→时代变迁何去何从

微营销时代的困惑→时代变迁 何去何从 企业想要的是什么→现状需要 理性策略 解决企业难题→轻装上阵 应付自如 强化客户关系、激活市

场潜力→强化关系 激活潜力 通过社会化媒体发展新

客户，转化老客户

健全内容更新机制，突

出重点，打造核心竞争力

→潜移默化→重视内容 多元整合 思维输出细节入微 打造核心 系统致胜 创意营销

第三篇：经济适用房制度何去何从

经济适用房制度何去何从

钟庭军

 2013-01-08 11:16:26

来源：《经济研究参考》(京)2012年44期

一直以来，经济适用房制度由于实施过程中出现购买对象与建筑标准失控、房屋售价过高等问题而广受诟病。2009年6月武汉“六连号”舞弊事件更是将经济适用房制度改革推向风口浪尖。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未来经济适用房又将何去何从，这一切都需要追溯历史，探明经济适用房的产生背景，厘清经济适用房发展脉络，并结合中国国情，方能明确未来经济适用房走向。

一、我国引进经济适用房制度的背景

经济适用房在1998年被规定为我国住房的主要供给渠道，是有特殊历史背景的。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一直推而不动。虽然试验过无数的房改方案，但是最终由于没有触动传统房地产福利分配的根基而导致无疾而终。1998年，我国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才使得决策层下决心把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从而最终推动房地产制度改革。当时的改革目的并非完全市场化，也非商品房为主流。而是规定经济适用房占主导地位，通过社会化建设，收回住房投资，进行滚动开发，从而既达到满足居民住房水平，又能达到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双重目的。当然就拉动经济而言，“售”比“租”更有动力。国际上通行的经验是公共住房出租是一个必经的历史过程，原因在于只有租赁才能使公共住房在内部循环，特别是在供求矛盾尖锐的时期更快解决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但其缺点在于不能及时回收投资。当时经济适用房本来是售还是租，我国决策层争论比较激烈。由于当时处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由决策层定位成“以售代租”(谢家瑾，2009)。当时思路是经济适用房出售能够快速回笼资金，就能积极拉动国民经济。可以说我国的房地产制度改革服从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需要，由此改变了我国房地产制度改革的走向。

经济适用房与公积金是借鉴新加坡公共组屋和中央公积金的制度组合，不能脱离公积金而单纯研究经济适用房，也不能脱离经济适用房而单独研究公积金。判断经济适用房借鉴新加坡公共组屋有两大原因：其一，产权属性相同。世界各国以租赁保障为主，产权保障为辅。产权性保障住房只有日本的公团住宅，中国香港的居屋以及新加坡的公共组屋等。我国的经济适用房，个人是拥有产权，尤其是早期阶段，产权转让不受约束；后来经济适用房的产权才具有有限产权，和新加坡的公共组屋产权类型一样。其二，对象相同。公团住宅、中国香港的居屋等产权类保障住房都是针对少数群体，而新加坡的公共组屋对象则是针对大多数居民。我国经济适用房保障对象也是如此，历数我国经济适用房的早期重要文件，无论1994年的《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还是1998年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以及2002年的《关于加强房地产宏观调控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都一以贯之提出“以中低收入家庭为对象的经济适用房是主要的住房供应渠道”。显而易见，当时经济适用房针对是大多数居民。判断我国公积金也是学习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其原因有二：1991年上海试点公积金到1999全国普遍实施公积金的决策阶层都是以朱镕基总理为核心；全国性统一公积金治理格局的形成是1999年国务院并颁布的《公积金管理条例》(刘洪玉，2011)，这与确定经济适用房的主导地位在时间上是相当吻合的。这说明当时住房制度改革打上新加坡住房制度的烙印，也说明当时决策层是有很深考虑的。

显然，我国经济适用房制度并非是一个孤立的制度个体，而是与公积金作为一个制度组合，借鉴新加坡住房制度引进的。但是制度引进却忽视了这两个核心制度背后的支撑：(1)资金。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在居民购房融资方面的流程是：居民通过公积金获得10%的首期付款和90%的银行贷款—向建屋发展局购买住房—居民获得住房所有权—资金流向住宅发展局—住宅发展局交还政府—政府用其偿还债券本息—中央公积金收回资金—继续为住房建设和购买者提供资金，这样新加坡的公积金即是购房信贷的主要来源，也是建屋发展局住房建设投资的主要来源。新加坡用公积金支援建设，根据居民购买力确定房价，造成较大亏损，这都是靠政府补贴和低息贷款维持。如2004/2005补贴9.19亿新元，2005/2006补贴7.55亿新元(毛大庆，2011)，占2006年财政支出305亿新元的2.5%(财政部网站，2008)。新加坡公共组屋和中央公积金构成了回路循环：中央公积金个人缴纳20%，提供较为充裕的资金量；土地强制性拆迁，减少土地成本；以居民承受能力确定价格售出，收回投资后进行下一步的投资，形成良性的循环链条，不足部分由国家补贴。我国中央层面对经济适用房是不做补贴，认为地方政府能实现自我平衡。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仅占12%，不足以提供足够资金。其实经济适用房无偿划拨土地与高价商品房用地、经济适用房减免税费与商品房税费构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这个机会成本随着商品房价攀升而越发明显，并为经济适用房制度变异埋下了伏笔。(2)土地。新加坡的土地都是通过强制性拆迁获得的，拆迁成本很低，为公共组屋低价奠定基础。而我国的住宅用地主要通过招拍挂的形式，土地价值彰显出来，拆迁成本过高，造成地方政府不愿意为经济适用房提供更多的用地。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是没有土地财政的。资金不足造成了我国地方政府没有多大的积极性，推力小。土地财政同样造成我国地方政府没有多大的积极性，拉力小。

新加坡采取产权性保障是有经济实力作为保障。新加坡政府运作和发展的财政开支大部分来自于税收，而税收的主要来源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占到政府运作财政收入的40%。商品和服务税作为第二大来源在2003年占到政府运作财政收入的11%。这两项之和占到每年运作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张祚，2011)。但是我国的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却越来越重。1999-2004年官方公布的土地出让金分别为514.33亿元、595.58亿元、1295.89亿元、2416.79亿元、6161.22亿元、5894.14亿元。2006-2007年分别为7676.89亿元、13000亿元。有的地方土地财政甚至占到一半以上。此外，新加坡是给补贴的，但是我国中央政府在经济适用房是不会给地方政府补贴。不断变迁且迥异的制度环境必然使得经济适用房产生变异。

二、经济适用房的首次变异

我国引进的制度体系是不完全的，不断自行演化。用制度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制度非均衡状态”。就像一根电线杆栽种不牢固，它在地球引力以及自身重量之下，自动寻找新的平衡点。

其一，审核变异。1998年恰逢政府的机构改革，人员变少。政府把审核环节后置到开发商，也有政府自己审核的；在审核方面，政府则负责为开发商提供优惠政策，同时限定利润(价格)并且对申购家庭的资格进行审核，其依据来自于社会团体(如企业)为申购者出具的证明。但是这些社会团体提供的收入证明往往是虚假的。有的地方政府把审核权下放到开发商，开发商也没有动力进行认真审核。只要经济适用房能销售出去，开发商对资格问题可以网开一面。由此可以看出，在整个过程中社会团体提供的依据可靠性存在质疑，政府监管又难以到位，监控环节的薄弱又会导致“骗购”现象的出现。对于开发商而言，逐利性只能使其更为关注自身利润得失，没有权利和义务对申购家庭进行审核和监管。

其二，户型变异。一方面是销售的需要。由于当时经济适用房销售对象是整个中低收入群体。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既可以挑选低收入群体又可以选择中等收入群体。为了销售容易，开发商宁愿选择开发大户型吸引居民。户型已经变异后，审核肯定会发生变异。因为户型大，仅有中产阶级能够购买，低收入群体根本买不起。另一方面是与商品房竞争的需要。由于这些经济适用房的地段都比较偏远，如果户型较小，与商品房相比，产权又受到限制，根本难以吸引到足够的人群，开发商难以有丰厚利润。因此开发商有意把大户型作为一种亮点。甚至与商品房相比，经济适用房的户型面积毫不逊色。譬如北京天通苑、回龙观等复式经济适用房比比皆是。与之相比，新加坡组屋政策的前期，主要建设每套40-70平方米的小户型，近20年来才改为建设85-125平方米的组屋(朱天华，2011)。而我国直接就修建大户型的经济适用房，超越了新加坡公共组屋发展的必经阶段。因此，我们可以说“开着宝马住经济适用房”有其必然现象。一是当时的人群是中产阶级，这部中产阶级过了10年已经是高收入群体，其开宝马是必然的。二是由于商品房的价格高涨，带动这种产权类保障性住房成为了投资品，为权势阶层所热衷，从而导致的。

不可否认，中央层面采用了一些补救措施，如2004年的《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经济适用住房中套住房面积控制在80平方米左右，小套住房面积控制在60平方米左右，客观上起到一定的遏制效果。

三、经济适用房的第二次变异

第二次变异是与商品房制度体系竞争之下产生的。如果把制度引进理解为生态竞争的过程，我们就能很好理解各类制度的现存状态。就像自然界中的高大乔木之下必然是低小的灌木林。强制度与弱制度竞争，必然更加弱化乃至消灭弱制度。

其一，数量萎缩。第二次变异也是发生了“非典”背景下，为了进一步刺激经济，商品房成了主要的供给渠道。与之相适应，2004年“831”土地招拍挂大限规定了土地出让必须以招拍挂为主要形式。土地招拍挂制度为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扫清了道路，地方政府越从土地中获益多，越是要把商品房作为主要的支柱产业，越是不重视经济适用房。进一步，经济适用房被迫退居二线，因此在2004年《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中被定位为“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既然法律已经降低了经济适用房，地方政府可以名正言顺地忽视经济适用房。显然，商品房制度体系的竞争已经战胜了经济适用房制度体系。因此我们观察到：经济适用房建设处于不断萎缩状态中，1998-2005年经济适用房建设量先增后减，2000-2001年达到最高，之后逐步下降到2005年的不到30万套和3200万平方米，相当于1998年的建设量。2006年以来经济适用房建设量逐步增加，2007-2008年各年竣工35万套，竣工面积为3400万平方米。这都是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强压之下地方勉强而为的。我们观察到2004年8月31日是土地招拍挂大限，两者叠加起来，我们可以推断出可能是由于实行土地招拍挂制度，地方政府逐渐形成土地财政，对经济适用房建设的动力弱化了，才导致保障性住房比例的萎缩。另外“18号文”也压缩了经济适用房的保障对象，确定了普通商品房的供给主体地位。地方政府不仅有内在的利益动机而且有外在的压力，其压缩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行为也就顺理成章了。

其二，制度断裂。新加坡独特的定价制度和组屋与公积金的配合，是组屋制度的思想结晶。因此，在政府的统筹设计下，组屋和公积金形成了一个互为补充的系统：只有组屋没有公积金，“居者有其屋计划”推行不下去；只有公积金没有组屋，单靠起伏跌宕的私人市场难以解决普遍住房问题。我国在1998年全面市场化的时候提出要形成以经济适用房为供给主体的供给体系，这种房改思路其实是借鉴了新加坡的公共组屋制度和公积金制度相配套的制度体系。但是2003年的“非典”引发了房地产带动经济的再次启动，在国务院的“18号文”中把需要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对象从1998年文件规定的中低收入家庭缩小为低收入家庭，并要“逐步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谢家瑾，2009)，偏离原先设计的轨道。从近年房价涨幅的角度来看，即使公积金都归集到位，难以解决住房问题。因为我国引进的公积金以及住房补贴却要购买商品房，把个人购房暴露于市场风险之下，与高昂房价相比，公积金以及住房补贴只是杯水车薪，失去了引进的原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制度引进不太成功。2003年“18号文”规定商品房成为主要的供给渠道彻底撕碎了这一对制度组合，使得制度丧失引进的原旨。

四、经济适用房的第三次变异

其一，尴尬定位。经济适用房脱离了公积金，独自开始演化，演变了类似香港的居屋。2007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明确了“经济适用房供应对象为城市低收入困难家庭，并与廉租房保障对象相衔接”，建筑面积控制在60平方米以内，属于有限产权。这一定位完全背离了最初的定位，本身也存在逻辑矛盾。何谓逻辑矛盾呢？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保障对象均是低收入家庭，而公租房、限价房保障对象都是中低收入。但是低收入者反而有产权保障(经济适用房)，而收入高一点的(如公租房)，反而仅有租赁性保障。这无疑刺激了“懒人行为”，收入较高者宁愿收入低一点，也要获得产权房(经济适用房)，使得经济适用房重新定位极为尴尬。

其二，特殊新宠。2011年，国务院加大了保障性住房投资力度，新开工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与以前相比，保障性住房建设的任务大为增加，并规定了住房保障地方政府行政一把手总负责制。保障性住房任务分解下来，地方政府不得不完成，于是单位自建房实物分配假借“经济适用住房”现象死灰复燃。俗话说“经济适用房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单位集资建房、拆迁用房、棚户区改造都参照经济适用房，享受政策优惠。由于当前有的城市保障性住房任务较重，于是鼓励有权有钱的单位自建房。这与2006年前某些单位违规集资合作建房在本质是一样的。这是传统体制的复归，也是房地产市场经济体制的倒退。像某些高校纷纷兴建经济适用房分配给职工，已经激起了较强烈的社会反响。一些地方政府在实施政策过程中表面上与原政策一致，事实上背离原政策精神的内容。

其三，投资黑洞。这是针对社会性经济适用房而言。经济适用房实质是政府将土地出让金和部分税费作为补助发放给中低收入家庭，资助中低收入家庭购房。每个家庭享受的这种补贴的多少取决于他们购买经济适用房的面积和地理条件。面积越大，地理位置越好，享受的补助越多。这就无形中促进购房人追求大面积、位置佳的住宅。房价上涨导致产权类保障性住房如经济适用房成为投资黑洞。其原因在于经济适用房的防火墙并未建立。经济适用房制度建立之初，购买经济适用房以后还可以购买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并没有回购制度。即使2007年11月建设部规定了5年以内不得上市交易，但是并未规定类似公共组屋内循环制度。只要经济适用房持有者等上5年后，转手即可获得巨额的财产。因此，由于产权性住房巨大的财富效应，使得权力阶层不断侵入经济适用住房。这种问题至今仍然存在。

五、小结与展望

本文粗略勾勒出经济适用房的发展路径。显而易见，在经济适用房发展过程中，不同的相关利益群体，包括房地产企业、地方政府、特殊利益集团等，都在不同历史阶段从经济适用房制度上部分截取有利于己的解释，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问题。虽然中央针对不同问题，分别发文予以纠正。但是在支离破碎的经济适用房制度上打补丁，犹如马赛克一样，已经失去原有的含义。因此部分学者提出“取消经济适用房”制度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我们看来，各地区情迥乎不同，像上海、深圳等地，即使照搬新加坡的公共组屋和公积金制度，也完全能够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梦想。因为现在某些大城市的经济实力比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经济实力强得多，如果它们不打算依赖于土地财政，并且真正想要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一切皆有可能。我们认为，经济适用房还是可以继续下去的。对于经济落后而且土地依赖严重的城市和地区，奢望它们建设更多的经济适用房显然不可能，只能实现公租房和廉租房制度，才能防止其变成少数特权阶层谋一己之私利的蔽数。^

第四篇：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专题讲义－2003年春季

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

1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

研究制度的重要性：

 技术潜力的发挥决定于制度，经济基础决定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 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制度变迁的过程

 例子：交易制度的变化—原始人躲在树后(为何躲在树后？)，庙会，墟集，日中为市，市

 变化的原因：经济剩余和交易的频率的增加。 什么是制度：

一套由人制定出来的，规范人们互动行为的规则。如市场制度：交换的地点，交换的原则（双方同意，等价交换），交换的中介。 制度的俩个层次：

 组织：三权分立、市场、学校  价值、精神  制度的两种形式：

 正式制度：经政府制定的，如法律；

 非正式制度：社会上自发产生，并为大家共同遵守的，如乡规民俗

 制度一词的两个内涵：

 制度安排：婚姻制度（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一夫一妻）

 制度结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 为什么需要制度：(人为何要制定出制度来规范人类自己的行为？) 人生活在一起才需要制度，鲁滨逊不需要制度

 荀子在谈到“礼”的起源时，提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 • 礼论第十九》）。

 直接原因：人们在一起有好处，可以使每个人的效用增加  每人一生中生产和消费的不一致性  生产和生活中风险的存在

 规模经济：部落有利于抵御野兽和其他部落的侵袭  专业分工：每人效率的提高  上述功能主要经由组织来达到

 间接原因：人在一起会产生问题：协调、防止搭便车、减低交易费用

 不同人与不同人，不同人群与不同人群间相互协调的必要，集市的时间，交通规则

中国经济专题讲义－2003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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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防止搭便车的必要，如原始社会中的禁忌、鬼神  减低交易费用的必要，如原始社会中的报复行为（为何要报复？）现代社会中信用

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减少交易费用防止搭便车的制度安排 定义：

 反映社会需要和个人、组织、阶级或文化的愿望的思想总和（The body of ideas reflecting the social needs and aspirations of an individual, a group, a class, or a culture.） 意识形态是政治、经济或其它制度基础的一系列主义或信仰（A set of doctrines or beliefs that form the basis of a political, economic, or other system.）意识形态经济学：

 意识形态的三个特性（North）：

 意识形态是一种世界观（理想的社会）

 意识形态是一种价值判断（判断好坏行为的信息节约的工具） 意识形态和经验不一致时，意识形态会改变

 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减低搭便车，但是意识形态为何能达到这个功能？诺斯认为是非理性行为。（例如投票的行为） 意识形态是一种人力资本。（像欣赏古典音乐的能力）

 人有成为好人的愿望

 意识形态需要发资源去获得是一种投资  意识形态相对稳定，资本的特性

 意识形态的强度影响选择性激励的强度（内心自我的惩罚和奖励）。选举的行为。

 意识形态是人力之本理论的一个检验

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为何年轻人较易改变意识形态  意识形态具有外部性，政府投资于意识形态教育

道德、价值观念等也可以从同样的人力资本的角度来分析—教育的重要性，稳定的社会和流动性大的社会的不同 什么是最优的制度安排

 制度集合：每种制度服务都有许多制度安排可以提供

 如养老：原始共产社会、农业社会中的养子防老、现代社会中的保险

 如市场交易的几种方式：原始人躲在树后、庙会、集市、现代市场。

 如交易中介的几种方式：以物易物、贝壳、黄金、纸币、信用  产权安排：共有、私有  制裁：报复，法律

 制度的存在和维护有成本，最低成本达到同一服务的就是最优的制度安排，最优的制度安排取决于需求密度、制度安排的效益、交易费用、意识形态和制度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

 需求密度：以货易货和货币的比较，市场的几种形态，躲在树后  制度安排的效益：圈地运动，新大陆发现后，印第安人的故事  交易技术：美国西部开发中，牧地产权的变化

中国经济专题讲义－2003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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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奴隶制、封建制、民主  其他制度安排：报复行为和诉之于法

 可选择的制度集合受到知识和政府政策的制约，例如产权制度。怎样对待外国的制度：  扩大制度集合

 外国的月亮不见得比较圆（不同的发展阶段、交易技术、和制度结构中的其它制度安排）（英美和法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日本－king maker，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什么导致制度不均衡：  制度需求移动

 人口增长：要素相对稀缺性变化，人的所有变为地的所有  经济增长：承担风险的能力变化,如原始游猎社会到农耕社会的变化、养老制度的改变（养子防老到不生育主义），时间价值的变化导致繁文缛节的减少。 经济活动增加：集和市  交易费用的外生变动

 美国西部的故事，顾炎武日知录里的故事

 火药和西欧民族国家的出现及封建制度的崩溃  制度集合的变动

 政府政策  外界接触 制度变迁的两种形式  自发和强制 自发的制度变迁

 制度不均衡带来制度变动的效益，亚洲割稻的故事，非洲的白领的故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

为什么自发性的制度变迁不足以完全消除制度不均衡

 制度是规范人们互动的行为规范、公共选择、搭便车， 利益的重新分配、利益集团的冲突，亚洲割稻的故事，“人心不古日风日下”，非洲的故事，安徽小岗的故事  制度创新领袖—得到其他补偿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重要性

 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自发性的变迁经常无法达到最优，市场失灵  政府是一个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组织，有强制力量，可以提供公共产品

 但政府是否会做出最优选择

如何研究政府的行为：主体论，权力均衡论，领袖和委托代理人论 领袖和委托代理人论

 最高领导人有相当大的自由度  政府是一个多层的委托-代理结构

 政府的行为是其统治者及其官僚互动的结果

政策失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何会失败－信息不完全和激励不相容

 统治者个人偏好和效用不同于全社会的偏好和效用—生存、富国、强兵

中国经济专题讲义－2003年春季

 意识形态的僵化—未能与时俱进，苏联东欧的例子  官僚体制-委托代理人的冲突，粮食收购部门

 利益集团的冲突—统治者的生存靠社会中的某一集团的支持，美国的总统对华政策的转变

 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制度的两个层次

 组织

 价值、精神

 组织的作用必须有相应的价值和精神的配套才能发挥预期的作用

 政府可以改变组织、政府和社会精英可以倡导某种价值和精神，但无法规定价值和精神，例如，拉丁美洲和美国的宪法相同，但民主法制的精神不同

强制性的变迁最好有自发性的基础。

第五篇：留美学生谈留学生找工作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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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学生谈留学生找工作该何去何从？

两次实习，两种感受

其实出国前大部分人的心态差不多，在美国毕业找个工作，有几年工作经验后，再讨论回国还是继续待下去：如果决定回国，在美国的经验也算“镀层金”，“坑蒙拐骗”更方便;如果决定留在美国，生活稳定，没有雾霾，多好。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或者说我父母之前也是这么想的。我实习过两次。

第一次是大三寒假，在美国艾奥瓦州参加了2012年的共和党初选，为候选人做志愿者，主要工作就是给选民打电话拉票、参加竞选造势活动，以及制作竞选材料等，历时半个月。凭良心讲，我觉得当时自己的英语真的不错，在所有学过英语的中国人中至少也是前0.5%了，但口语还是远不及当地人流畅，打拉票电话时经常被老太太教育。后来跟很多美国人聊家常时我也发现，自己虽然学的是社会科学，但对美国的文化背景不熟悉，当地人说的很多“梗”都听不懂。这种情况在上课时也会出现。

在工作中，因为语言和文化上的劣势，我往往会被安排到一些非核心的岗位，竞选团队总不可能让一个老外撰写候选人的演讲稿吧?因此我对自己有点失望，觉得没有混出彩。

大三结束那个暑假我回国实习，去的是现在工作的公司。那次体验就有翻天覆地的区别了。首先这家公司做的是市场研究和行业调研，涉及很多行业报告，做很多专家访谈。跟你聊天的都是在行业工作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专家，他们的商业经验和对市场、消费者的理解很深厚。关键是你用母语聊，所以不但能流畅消化，后期还能有来有回，和专家谈笑风生。挣得差不多，生活大不同

回国后，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交了很多朋友，也加了很多班，不过好在赚了不少钱。刚进公司时，我没想着要多少钱，就想尽可能多地学东西、锻炼自己。实习时，我了解到的月薪是不到人民币1万元，这个水平我当时觉得足够了;正式入职后公司整体调了一次薪，因为老板觉得大家太辛苦了，每天从9点半吭哧吭哧干到夜里12点，周末有时都不能回家，所以给我这个级别调到1.5万元。然后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我的薪水涨到了3万左右，年终奖可能跟年薪差不多。

如果你非要问钱的问题，那么至少我觉得回国工作和在美国没有太大差别。可能你在美国找到最好的工作，比如硅谷的程序员或纽约的金融师，也差不多是八九万美元一年，合人民币50多万元，这和我目前的工资相当。但美国的生活成本是北京的几乎两倍，尤其房租很疯狂。我有位年薪9万美元的同学，在纽约 海归求职网（www.xiexiebang.com）-专注留学生海归求职培训辅导服务

花1/4的工资租房，租的还是非常简陋的十几平米的小房子，吃饭也很贵。他回北京花同样的钱住双井，感觉自己进化了。

另外在美国，业余生活相对无聊。美国同事都非常重家庭，基本一下班就回家，很少和别人出去玩，单身的也就偶尔一起喝喝酒聊聊天，没什么乐趣。而在国内有太多吃吃喝喝玩玩闹闹的事儿，可以在业余时间做。当然对我来说，大多数时候在加班，所以这是别的朋友跟我说的，仅供参考。去留如何选? 总之，在薪资大体相同的情况下，留在国外和回国，生活非常不一样，看你怎么选。我觉得可以思考以下几个维度：

语言能力

首先要看你的职业是否需要很强的语言技能，如果选择社科类行业，你务必要有接近母语的外语水平，否则诸事艰难。如果你选择的路径不需要很好的社交能力，可以不考虑语言问题。但话又说回来，在谷歌和脸谱网这样的公司，考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跟同事、上级的沟通顺畅度，因此无论如何语言都是有用的。

对美国社交文化的接受程度

你要意识到，黄皮肤决定你得在社交和融入上投入更多，才能获得你在国内轻松就能得到的信任——你可能很难被当地人视为“自己人”。

未来发展

如果未来想读博，可能留美(一段时间)是好选择。而中国是增长更快的经济体，拥有更大的市场，很多商业规则和行业没有美国那么成熟。不成熟就意味着，有更大的空间留给有能力的人和企业。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在美国学了技术后，回国创业了。

还有一个考量是，留学生在国外大多只能做到中层，做不到高层，有玻璃天花板。而国内留给海归的空间相对更大。

留在国外是为了什么

仅仅为了“镀金”不值得，因为如果没有真正得到锻炼，就等于浪费了时间。现在出国太容易了，国内一线城市的HR和面试官不会再被纽约、硅谷、伦敦这些名词吓到了，他们更多看重经验和能力;同理可知，仅仅为了“我在美国工作过”这个面子，也是没什么用的。

而为了短期内挣更多钱也瞎掰，有些工作是一开始钱少后来噌噌往上涨的，而有些则是一开始很多但一直是这么多的。所以，在大家攀比起薪时，你得想明白，对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成长，不是钱。尽量在毕业后选择能继续学东西的事业，读研也可以。不要选学不到东西、不断吃老本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