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制度变迁的视角之一

第一篇：唐宋制度变迁的视角之一

唐宋制度变迁的视角之一：土地产权

郑学檬

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一书中，我着重讲了科学技术发明、科学技术知识对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意义。在论述中，我把“中央和某些地方官的正确指导”这一点也列入江南农业的发展原因之一，应该说是有根据的。但在读了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一书之后，有所启发，现侧重唐宋一些制度变迁对江南经济发展和经济重心南移问题作一试探。当代史学研究中，对历史上经济结构和制度含义的理解是不尽一致的，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史学研究向来有自己的传统，并不刻意企求某种理论与方法。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创立、发展或解释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理论才对历史学的研究产生极大的影响，出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主流学派。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门打开，西方哲学、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理论的渐次传人，中国的史学研究已非昔比。半生不熟或比较成熟的“洋为中用”史学理论开始流传，在中青年学人中，被引为时尚，与时俱进，令人刮目相看。无论五六十年代学术界钻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关理论或是80年代初以来的西学涌人，都对中国的学术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都要加以总结。其中90年代介绍到中国的一些西方重要经济理论著作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影响尤堪注意。本章即以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提出的几个观点作为论述的出发点，讨论唐宋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对社会经济影响问题。

诺思把结构的变迁看成是一种经济长期变化的主要根源；并指出：“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政治一经济组织的变迁及其相应的激励效应是将结构变迁的所有来源理论化的基础，而且还包含着有目的人类活动的制度改变。”【2】按中国学者通常的思维方式理解，这一段话可作如下表述：政治一经济组织变迁（包括制度的改变）是结构变迁的具有理论意义的基础。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这样，我们可以发现，诺思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有一致或相似的地方。后者在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同时，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肯定作为政治层面的上层建筑和作为经济层面的基础有着逻辑联系。所不同的是：诺思主张政治一经济组织变迁（包括制度的改变）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具有理论意义的基础，似乎有上层建筑反而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基础的意思。至于把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作为社会结构可变的因素，那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相似，看不出有本质的分歧。至少我们对诺思的这种观点并不陌生。

我想可否以自己的理解，不管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还是诺思的论述，凡是有助于分析问题的，都加以吸取，在此基础上，就唐宋社会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作一番考察。

一、关于国家界定产权问题

我们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在五六十年代是我们的必读的经典之作。国家是阶级统治机器、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具有暴力性质等等，是人所周知的论点。诺思关于国家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内容。诺思所述的关于国家存在的两种解释即契约论与掠夺或剥削理论暂且不说，因为本节不讨论关于国家的定义问题。我所注意到的只是与本题研究有关的国家界定产权问题。现结合中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加以阐述。

诺思指出：国家提供基本服务的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他接着说，“而第一个目的是企图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自己收入的最大化（或者，如果我们愿意放宽单一统治者的假设，那么就是使统治者所代表的集团或阶级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从再分配社会古埃及王朝到希腊与罗马的奴隶制到中世纪的采邑制，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

我们不能套用诺思上述观点去论证：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国家也曾经有过这类国家“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但可从诺思的论述中悟出一个道理：即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必然制定若干基本规则，影响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从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来看，所谓产权问题，主要集中表现在土地所有权上。50年代开始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讨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学者们对中国古代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产权”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至今仍为人们沿用。概括地说，当时的观点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包括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土地私有制两大形式，土地私有制又可分为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土地所有制。因为地主阶级可划分为身份性地主（皇室地主、贵族地主）与非身份性地主（庶族地主、商人地主），所以，土地所有权的政治属性（土地所有权的人格化属性）也有不同。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由以实现的形式，地主的地租收人体现了一个土地所有者的权利；而国家征收的租或税是国家主权和土地所有权合一的体现。农民土地所有制，主要表现为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

在三四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中国古代土地的“产权”问题远比以上概括要复杂。一是产权的立法既不同于希腊又不同于罗马；二是产权的层次远较上述说法复杂；三是产权效率问题从无人问津；四是产权竞争和交易费用的关系究竟如何？四是产权与统治者租金扩大化问题究竟如何理解？现在结合唐宋的一些史实加以分析，提出个人的探索性看法，以就正于同

（一）关于土地产权的立法问题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有比较严密之刑法，但无严密之民法。但并非绝对如此，关于土地的立法就是例外。西周有“井田制”，春秋时有各国变法所包含的土地法，秦简中的“田令”和“田律”，汉有“田令”，新莽田制，北魏地令，北齐、北周的田令，隋唐田令和宋田令等。虽然以上的土地法令已无法窥其全貌，甚至只知有其令而不知其具体内容，但我们还是可以肯定：土地立法表明国家十分重视关及自身利害的土地产权问题。诺思指出：“雅典的产权结构是以法律为基础的，而罗马人的贡献是精心设计出一套完整的民法体系，它强化了高度发达的交换经济中的契约关系。”【3】中国古代的土地立法内容具有严格的法律精神。有类于希腊；而又愈来愈详尽（如《唐开元二十五年田令》），有类于罗马人的精心设计。中国古代土地立法侧重土地还授、申请、限田等方面，反映出国家政策的重点在控制产权，而不是为了适应交换经济的发展，使产权契约化。中国古代较早有土地契约，但限于民间土地买卖时立约，而不改变国家的土地法。这一点使它区别于罗马土地法。罗马法“是确立在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排他性个人产权基础上的”【4】。而中国的土地法是建立在国家控制农户（编户）、土地、租人的基础上。

无论先秦时期抑或秦汉至唐宋，土地是联结国家一民户（可分为贵族、官僚、农民、工商业者等不同阶层）的纽带，国家首先是土地管理者，各阶层取得土地的途径有：（1）赏赐；（2）请射；（3）职禄；（4）买卖；（5）掠夺；（6）继承。在六种途径中，除买卖、继承两种途径相对独立以外，其余四种均与国家权力有关，其产权是政治权力的延伸。

赏赐给一个人土地，是为了褒奖这个人对国家（王朝）的贡献；给予一个官吏职田、禄田，是因为他为国家尽职尽责。至于请射土地，过去或解释为兼并，或解释为借耕，其实都是误解。请田之事很早就有，汉代以来就有“土业无主，皆为公田”【5】的传统，所以国家总是把解决无主荒地的开垦问题作为一项重要政策来实施。一般人往往误以为是国家把这些荒地分配给贫民的，而事实上是由需要土地的贫民申请的，申请者须经地方政府的批准才能获得某一块土地。《史记》曾记载一则故事说：武帝少时，由东武侯母养育，当了皇帝后这个“大乳母”上书武帝：“某所有公田，原得假倩之。”武帝就把这块地赐给了她【6】。北魏开始实施“均田制”，此制也是以无主荒地分给贫民耕种为内容，贫民需要土地，也要经过申请手续。对这类请田手续如何理解学术界有不同看法，1988年《敦煌学刊》

一、二期合刊发表杨际平同志的文章《唐末宋初敦煌土地制度初探》，就“请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均田制”下的“授田”（如果是实授土地的话）与“请田”实际上是一回事。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里正所造的“请地簿”（“请田簿”）残卷和“欠地丁簿”残卷即可资证明。“均田制”破坏后，百姓请射官荒地的做法，仍然继续存在，历唐宋而不改。由此可见，请田制度是历代处理官荒地的一种办法，而不是兴于唐宋的一种重要的土地管理制度。从产权的角度说，请田规定证实土地产权转移的规则，除了土地买卖契约规定以外，还有由政府《田令》所载的规定。所以历代“田令”也可看成是与产权有关的法令。

掠夺的定义是比较清楚的，指以某种暴力或非法手段获得土地的行为。此种方式不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但有一点却很重要。这就是凡是具有掠夺能力者，多属现任官吏或贵族、世族，他们代表某种政治势力，所以他们通过掠夺取得的土地产权，本质上属于政治权力的延伸。很难把掠夺列为土地产权转移的一种规则，也不符合《田令》规定，即与土地产权立法精神相抵触，但从兼并行为的结果看，土地兼并又是政治势力重组的反映，把它看作一种特殊的竞争原则也可能说得过去。

总之，从产权立法角度看，中国古代是比较完备的，但立法的精神是确立国家对土地产权的控制，而不是像诺思所云“罗马法”那样，“这种法律是确立在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排他性个人产权基础上的”【7】。

唐宋之间土地产权立法的变化莫过于《田令》的修改。戴建国先生在宁波天一阁发现的宋《天圣令》及其附录的唐《田令》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一变化的证据【8】。如宋《天圣令》就没有还授田的规定，更无永业、口分之别。表明国家对土地产权的控制力度在削弱，私人的土地产权更为充分。宋《天圣令》有一条内容是：“诸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违者，钱物及田宅并没官。”（转引自戴文）那么，如果是卖易给其他人当然是合法的了，土地买卖比唐《田令》的规定显得灵活得多了，也就是说，官人、百姓的产权更完整了。一个社会对土地占有数额进行限制，如汉唐之限田，从保障生产者（主要的纳税人）土地产权这一点来说是合理的制度；但从生产要素（如土地）上界定产权角度说。限田妨碍了土地要素可能合理的配置，因为土地兼并者中有的（如商人）是有实力的投资者，故限田在一定条件下又是不合理的制度。有一些证据表明：从唐至宋个人土地产权的扩大，如王仲舒为江西观察使，实行某些政治经济改革，“三年法大成，钱余于库，粟余于凛，人享于田庐，讴谣于道路。”【9】所谓“人享于田庐”，可以理解为当时江西农户（地主与农民）有充分的土地产权，乐于耕作，安于农亩。王仲舒是在穆宗即位后出任江西的，他的改革反映了江南地区发生的制度变迁的潜在意义。为什么唐以后整个社会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的水平有很大提高？其中一个原因是土地这个与市场关系密切的生产要素的个人产权扩大了，改善了市场发育所需的商品生产环境。这一点如果没有从经济学理论去观察是很难弄明白的。

（二）关于产权层次的复杂性问题

唐宋产权复杂性问题也是很少有人去认真思考的问题。我的不成熟的理解是：产权层次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土地产权所有者的多种阶级成分及他们多数和土地相分离。在五六十年代，把土地所有者分为皇室、贵族、官僚地主（身份性地主）；商人地主、一般地主（非身份性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部分佃农或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就实际情况而言，是准确的。他们之中，除自耕农、半自耕农以外，都与土地相脱离。他们（主要是地主阶级各阶层、集团）的土地产权有不稳定的一面，许多事实说明因犯罪，或政治上失败、失宠而被籍没的土地不计其数；因战乱而逃亡而失去土地的情况也所在多有；因子孙败落而出卖、典押土地的情况亦不在少数等等。以政治权力为依托的产权必然与政治权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类地主依靠收取地租来实现其产权，如果出现佃农不交租的情况或者因灾害而收不到租的情况，其产权将随之缺损。与以上产权缺损同时发生的是产权的转移，“千年田，八百主”，即言土地产权变动之速也。所以，实际上土地产权是在缓慢而不停地流动着，最终构成土地产权既有层次又有不断变换的有如层云移动的状态，此即所谓复杂性原因之一也。

二是国家的干预下，使私人土地产权发生转移。我们知道，租税的收入是国家安危所系。为了确保税人，国家必然会尽量防止民户以逃亡形式逃税。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天圣令》附录）规定：借佃荒田者，“私田三年还主”，而三年以上则另一回事了。这一法律规定，迫使逃户必在规定的期限内返回耕种纳税，否则他的土地将作为荒田被人请射，土地产权亦归他人所有。南宋经界法也规定：经界中“稍有欺隐不实”者，“仍将所隐田没人官，有人告者赏钱并田，并给告人”【10】。唐宋乃至其他各朝代的这类属于重新界定产权的干预措施，实可视之为“重新界定产权”行为。诺思说：“国家的统治者之所以鼓励这样重新界定产权，是因为这样做可以增加产出和税收收入。”【11】尽管诺思是从国家的统治者“使财富的再分配有利于大地主”这个角度说的。隐田者的这部分土地产权遂转入他人手中。国家干预下的产权转移有许多情形，此处所举仅为一种而已。此亦为土地产权层次复杂性之一。

三是民户在财产继承中出现的土地财产关系的变动。这种变动情况比较复杂，亦影响土地财产权的复杂化。举个例子说，一个家庭如无直系男性继承人，怎样选择继承人便是个问题。有了符合法令与习俗的继承人不等于土地财产权的继承问题就解决了。如寡妇守节，原则上有权继承丈夫的土地财产，直至找到继嗣。在唐宋土地财产继承法的研究论著中有关于上述问题的论述。

（三）关于产权效率问题

诺思说到国家界定产权时说：“最终是国家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因而国家理论必须对造成无效率产权的政治一经济单位的内在倾向作出解释。而且要说明历史中国家的不稳定性。”又认为：如果假定一个“中立”的国家存在，那么在给定现行技术、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的约束条件下，“在稀缺与竞争世界中以最小成本解决方案而存在产权形式将是有效率的”【12】。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诺思的意思是：从成本方面考虑，哪一种产权形式带来的成本最小，该产权即是最有效率的；而有效率的产权能造成经济发展，国家界定的产权若是促进了经济发展，则这个产权形式就是有效率的产权，若是造成经济停滞和衰退，那么可以认为它是无效率的产权；具体造成产权有效率或无效率的直接责任是某个政治一经济组织，国家的理论要对这类组织的“内在倾向作出解释”。以上观点有两点不是很清楚的，一点是造成无效率的政治一经济组织的“内在倾向”指的是什么？一点是“最小成本”在历史上（如中国古代）如何认定？

关于第一点，在地中海应指希腊的城邦之类；在西欧应指采邑、庄园之类。所谓这些组织的“内在倾向”应指其对产权形成有非常重要影响的政策规定。关于最小成本问题。是诺思作为一个运用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所必然会提出的观点。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要找到相应的例证是很难的，原因是成本或边际成本的取样与计算十分困难。因此至少在我来说是无法做这件事。那么如何找到一种方法来说明产权效率就成为我们的探索任务了。

我想试一试用分析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者的经营积极性的方法来评估唐宋的土地产权效率。唐代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政局安定时期应当说还是比较高的，而在乱世则较低，可证无论是《田令》实施时期或是废除了土地还授之后的《田令》实施时期，农民的产权效率是比较高的，因为农民有了土地可耕作，不管有无土地所有权，都会有生产积极性。至于产出之多少还要看土地肥瘠、耕作技术和是否风调雨顺以及租税负担是否过重等等因素。以我们了解的中国古代农民经济状况为例，土地产权只是一个重要的前提，要使土地产权效率体现为较高的产出，还需要上述土质、耕作技术、天时、租负等条件，即需要一个制度系统来保证其产出一一产权效率由以实现的标志。唐宋的情况均如此。凡是有效率的产权的存在，无不和当政者努力改善实现农民产权效率诸条件有关。由此可以推论，不能孤立地去求证土地产权效率，必须从制度系统去分析土地产权效率。

产权效率不仅限于土地产权效率，还有其他房屋、碾硙、油坊、商铺、邸店、作坊等不动产的产权效率。这类产权效率如何评估是一个新问题，没有成说可借鉴，故试作简要分析。首先是这类产权不同于土地产权，与国家的产权政策有着密切关系，依托政治权力而存在；这类产权和上述因素的关联度不等，但不是没有关系。其次，这类产权的处置自由度远大于土地产权。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的一条敕令称：“应赐王公、公主、百姓等庄宅、碾皑、店铺、车坊、园林，一任贴典货卖，其所缘税役，便令府院收管。”【13】既然允许庄宅、店铺等产权的自由出让，那么它的产权是充分的。有一些资料表明，江南地区这类产权的效率是比较高的，从而带来了江南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江南经济质量、规模的提升。

二、关于租金最大化问题

诺思承认：从古埃及到希腊、罗马社会的奴隶制到中世纪的采邑制，在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14】。这一论述所具有的深刻性可能需要作进一步分析。

从唐宋两代的实际情况看，有几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以下是我关于这几个问题的初步意见。

（一）租金最大化的确切含义

诺思没有详细解释租金最大化的含义。就中国古代社会而言，统治者的租金是指国税意义上的租税。唐宋时分为唐前期的租（租庸调之租）和唐后期与宋的税（两税之税），还有其他的征税，是为统治者的“租金”。另外还有地主所收的地租，也是“租金”，因为地主之中，相当多是官僚，所以地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统治者的“租金”，但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租金，我们讨论的是诺思所说的具有国税意义上的租金。以唐后期至宋的情况而言，只有租金合理化而无租金最大化问题，此即与诺思所论不合者。请看下列事实：

唐德宗时的翰林学士陆贽有著名的《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翰苑集》卷二十二）之奏议，这篇宏文反映了时人对具有国税意义的丁租和两税性质的看法。他指出：“丁男一人，授田百亩，但岁纳租税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人，故谓之租。”（第一条《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就是说，时人以为土地产权属于国家时，国家向土地耕种者收取的生产物叫“租”。而事实上当时除部分荒地准于农户请受外，农户的土地一般是祖业。所以，国家产权在多数情况下只是象征意义。国家征收的租（也就是诺思所说的“租金”）的特点：一是统一，如陆贽所云：“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天下为家，法制均一。”（第一条《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二是租税负担率（税率）较低，以丁租来说，一丁百亩之田不过“岁纳租税二石而已”，平均亩纳二升。这个税率肇自汉文帝三十税一制度，以后曹操的《租调令》“其收田租亩四升”【15】，把税率提高一倍。唐代丁租税率比汉魏均低。所以陆贽竭力反对两税法的高税率原则。他说：德宗建中之初“创两税之新制”，“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此乃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第一条《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从租金最大化原则来说，两税法是做到了，但受到政治家的质疑。所以往后的论争，都围绕着税额问题。而唐后期北方处在方镇割据局面，难有减税之可能；南方则因许多新进士人（多数是进士科出身）主持州县政务，实行某些改革，把两税税额稳定在一个合理负担的基础上，以保证财政收入；但就两税本身来说。是在控制税额最大化，从而推进南方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得以保持下去。

（二）租金合理负担的制度化

唐德宗贞元以后由于折纳等因素，两税的实际负担明显增加，所以有陆贽等政治家的激烈批评，围绕两税税额、折纳、减免灾后税额和反对摊逃等问题的讨论一直在进行，因为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明确而合理的政策是不能从制度上保证两税额的合理水平。试以元和四年（809年）的政策为例加以条析。该年度支奏：“诸州府应上供两税匹段及留使、留州钱物等，每年匹段估价稍贵，其留使留州钱即闻多是征纳现钱，及贱价折纳匹段，既非齐一，有损疲人。伏望起元和四年已后，据州县官正料钱数内一半依京官例征纳现钱支给，仍先以郭下两税户合给现钱充，如不足，即于当州两税内据贯均配支给。其余留使州杂给用钱，即请各委州府并依送省轻货中估折纳匹段充。”“应带节度观察使州府合送上都两税钱，既须差纲发遣，其留使钱又配管内诸州供送，事颇重叠。其诸道留使钱伏请各委节度观察使先以本州旧额留使及送上都两税钱充，如不足即于管内诸州两税钱内据贯均配，其诸州旧额供使钱即请随夏税旨限收送上都，度支收人次年旨符，便为定制。”【16】

以上记载说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匹段折估，凡诸州府上供的两税匹段及留使、留州钱物等出现“每年匹段估价稍贵”的情形；留州留使钱物中，也有“贱价折纳匹段”问题，这类折纳，“有损疲人”，应予制止，所以有“其余留使州杂给用钱，即请各委州府并依送省轻货中估折纳匹段充”的政策。第二个问题是州县官正料钱的支给。规定正料钱的一半依京官例支给现钱，“仍先以郭下两税户合给现钱充”。如不足于“当州两税（钱）内据贯均配支给”，避免趁机滥征。这样一来，可以制止名义上税额不变，经折纳、加征后而实际上增加税额的行径。第三个问题是改变两税钱的解送。原规定使府解送上都，诸州解送使府；改为使府先以本州旧额留使及送上都两税钱充，如不足即于管内诸州两税钱内据贯均配；诸州把供使钱直送上都。这三项政策，虽非重大改革措施，亦有利于控制税负、降低运输费用。由此可见，国家界定产权的目的不是求得租金的最大化，而是在求得租金的合理化，确保统治者的长远利益。

同样，在宋代税额的控制也是统治者们争议的焦点。宋代的两税已经不再是一州、一县之总额控制；由于按地起税，逃税者首先从瞒产上作文章，所谓隐田漏税是也。政府的对策是继承唐元稹同州“均田”（均税）、后周柴荣颁发“均田图”办法，加强田产清查，明确纳税人的产权，也明确纳税人的义务，产税挂钩，以行政手段，迫使有产户依法纳税。这一思路发展为方田均税法与南宋的经界法。国家在实施方田均税法与经界法中，充分发挥了界定产权的作用，保证了税人（国税意义上的租金收入），但只是保证国家合法的税人而不是最大的税人。我们知道，南宋代替北宋，南北经济总量南重北轻的格局已无法改变，李椿年的经界法之实施，从制度上保证了南方经济的持续增长。究其原因是经界法强化了产税挂钩，从法律上确认土地产权的标志之一是纳税（另一标志是收租），唐代就提出的“据地出税”原则真正得以实现。

过去在分析重税之弊或两税不均时，多从批判政府官员之苛政人手，自有其理由。倘若照上面的思路去分析，主要问题在制度而不在人。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北宋以来两税之征收必有文簿为据。这是一项具体的制度。但一开始就有漏洞。宋太祖建隆时，已发现“向来州县催科都无帐历”，所以太祖命逐县造户帖、户抄。太宗至道元年（995年）六月诏令检复“招携及归业承佃户税物文帐”，并令三司“将复检文帐上历系管，于判使厅置库架阁，准备取索”。加强文簿的管理。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为了防止下级官员偷卖文簿，诏令“州县案帐抄旁等委当职官吏上历收锁，无得货鬻弃毁。仍令转运使察举。犯者官员重置其罪，吏人决仗配隶。”卫州判官王象就因卖掉“案籍文抄”，除名为吏。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京西路劝农使报告说：“点检夏秋税簿，多头尾不全，亦无典押书手姓名，甚有揩改去处，深虑欺隐，失陷税赋。”报告还说，兖、郓、齐、潍、濮诸州已查出“失陷税赋”四万三千九百八十四贯匹石。针对这类“走移税赋”情况，要求详细规定“夏秋税簿”的写造、勘验、归档程序【17】。这些措施加强了夏秋两税征收的制度建设。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些明确的制度性政策，最能干、最廉洁的官吏也难以成事。下面还要再说一下南宋经界法在这一制度建设中的作用。

高宗绍兴年间，李椿年提出经界主张就是为了重建夏秋两说的征收制度。他指出经界不正有十大害处。“经界既正则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虽欲走弄不可得矣。”【18】然后他提出了非常详细的土地产权登记、转移规定，从制度上确保税人，实现具有国税意义的租金收入。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趋势之所以不会因辽、金南下而中止，和经界法这类制度的保证有极大关系。为了使大家了解李椿年对制度建设的作用，特再引用其报告部分内容如下：

“今欲乞令官民户各据画图了当，以本户诸乡管田产数目，从实自行置造砧基簿一面，画田形址段，声说亩步四至，元典卖或系祖产，赴本县投纳，点检印押类聚，限一月数足，缴付措置。经界所以凭照对画到图子，审实发下，给付人户，水为照。应日前所有田产，虽有契书，而不上今来砧基簿者，井拘入官。今后遇有将产典卖，两家各赍砧基簿及契书赴县对行批凿，如不将两家簿对行批凿，虽有契砧干照并不理为交易。”【19】

从完善赋税征管制度角度看，其具体化、规范化是前所未有的，无疑有利于保证国家的税人。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制度所起的作用。上举唐宪宗元和四年关于折纳等政策，直接受惠的恰恰是江淮地区，“先是天下方镇恣意诛求，皆以实估敛于人，虚估闻于上。宰臣裴珀深知其弊，俾有司奏请厘革。江淮之人今受其赐。”【20】最后一句话是《册府元龟》编者的看法，时间在北宋前期[《册府元龟》成书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可见此次制度性的政策规定，对江淮经济发展的影响直至北宋前期。证明制度变迁对经济的影响有长期作用。至于李椿年经界法实施时的制度性规定，当然首先在江南推行。因此可以认为唐宋时期经济重心的南移与有关制度性建设相联系，没有必要的制度变革，要形成比较稳定、持续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

（三）所有权结构、交易成本与有效率体制之间的关系

如何理解所有权结构、交易成本与有效率体制之间的关系？诺思的理论可能不完全符合唐宋时期的实际情况。诺思在他的书中强调：“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21】因为经济学的素养不同，对这段话的理解也会不同，就个人水平来说，要逻辑地解释诺思的观点还有困难。

首先，如果国家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那么这个所有权结构就不应该是妨害降低交易费用和妨害有效率体制的建立。问题可能出在租金最大化的假设上，既然这个所有权结构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当然会出现妨害降低交易费用和有效率体制的建立。正如上面已经分析过的那样，租金最大化的假设至少在唐宋赋税史上是不易证明的，它和国家这个高居于所有阶级之上的政治结构的固有特性有关，就是说国家尽管不能不有其阶级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必然会代表“全民”的利益。所以租金最大化的假设违背国家性质和职能。但不能否认，历史上某个时期有竭泽而渔的搜刮，也可以说短暂的、局部的租金最大化现象是出现过，但这是一种非正常的行为或政策，不可引以为通例。诺思有一句话说得很精辟：“由于现存产权结构引导着人类的经济行为，个人就会发现，从其利益出发，一种产权制度下的行为不同于另一种产权制度下的行为。”【22】中国历史的共同体特性相当大地影响国家的作用，它不能任意把大多数纳税人即编户齐民置于自己的对立面。所以租金最大化和另外两个因素的持久冲突是否属实是个疑问。

其次，关于交易费用。上面引《宋会要辑稿》关于“今后遇有将田产典卖，两家各赍砧基簿及契书赴县对行批凿，如不将两家簿对行批凿，虽有契砧干照，并不理为交易”的记载，表明李椿年所建立起来的“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是有利土地交易，因为它有助于防止土地交易中的欺诈行为。至于农产品的交易，和租金最大化有关。唐中叶以后，江南地区农户（地主和农民）虽然不能说两税负担普遍减轻，但也不是普遍加重。因为在江南存在着税负的平衡机制，具体表现为地方州县采取落实“据地出税”的若干政策，与此同时，江南的生产力有较快的提高。因此，产出和税负之比，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上。就在这种环境下，江南农户（地主和农民）出售粮食、购买生产生活资料的情况比较普遍，农户和农副产品市场的联系已司空见惯，这种情况恰好证明农户土地产权的稳定性是有利于他们在产品或商品市场上的交易。我无法解释这个时期农户的交易成本究竟是低了还是高了，但从农户卷入交易的范围不断扩大这一现象推测，他们的交易费用是降低而不是提高。再者，交易成本会因为交易环境的改善、利润率的上升而得到补偿。诺思的论断似乎脱离这些应当考虑的因素。在中唐以后，江南地区交易环境的改善在本文下半部分将有举证。

复次，关于有效率体制问题。所有权结构与有效率体制的关系应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能想到的难点就有多个，试析如下以就正于时贤。一是关于有效率体制的含义。所谓有效率体制应指政治经济组织体制，亦即国家体制，而不是诺思在书中提到的其他一些概念如有效率产权或有效率市场等方面。例如被诺思誉为“西方古代世界经济史就是一部罗马史”的罗马，由于罗马法的创立，有了一套完整的民法体系，因而强化高度发达的交换经济中的契约关系。商法、财产法等法律的问世不能不说是造就了一个有效率的产权和有效率的经济体制。到了“奧古斯都统治下的罗马帝国发展了更加精巧的管理体制，这些管理体制与波斯帝国和古希腊君主制度有很多共同之处，即进行检查，建立文官制度，任命有经验的属于元老院的总督管辖各省，设立按职业支付薪金的常备军。税收结构改变了，对承包商的依赖减少了，征税的范围扩大到了在意大利定居的罗马公民（在此之前，奴隶解放只征收5％的税）以及外省居民。”【23】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的情况说明它们应是那种有效率的国家。诺思在分析所谓“探险和商业扩张时代”的国家统治危机时，说：“国家统治上的冲突导致了带来具有两种不同的结果的国家：一种是产生相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的国家，另一种是相对或完全处于衰落期的国家。”【24】总之，所谓有效率的体制即指有效率的政治与经济组织而言。

就唐宋时期而言，比较公认的唐之宪宗、穆宗，北宋之仁宗、神宗，南宋之高宗诸朝，大体上税人有所控制，不应列入所谓租金最大化时期；经过若干改革，产权结构，特别是土地产权结构也有合理性；法制尚称健全，政治有所刷新，当时的政府可以视为有效率的体制。因此之故，也很难断定唐宋两朝的所有权结构与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但是话得说回来，使租金最大化往往是许多官吏的从政目的，竭泽而渔往往是一些官吏的不可抑止的行为。因此在这些官吏当权期间，极易出现短期的无效率体制。这类局部腔梗式的无效率状态会导致政治、经济体制和已有的所有权结构发生冲突。注释：

【1】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三联上海书店，1994年版，2002年重印。【2】同上书，第63页。

【3】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23页。【4】同上书，第123页。

【5】《三国志》卷15《司马朗传》。

【6】《史记》卷126《滑稽列传》褚先生补述。

【7】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23页。【8】戴文刊于《历史研究》2001年第一期。

【9】《韩昌黎文集校注》卷7，唐故江南西道观察使“太原王公神道碑铭”。【10】《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三九。

【11】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31页。【12】同上书，第17页。【13】《旧唐书》卷15《宪宗纪》。

【14】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5页。【15】《三国志》卷一《武帝纪》。【16】《册府元龟》卷488《邦计部·赋税》。

【17】以上均见《宋会要辑稿》食货——之十至十二。【18】《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三十六《经界》。【19】《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三九。【20】《册府元龟》卷488《邦计。赋税》。

【21】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5页。【22】同上书，第89页。

【23】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23页。【24】同上书，第73页。

第二篇：婚嫁消费的经济学分析——一个制度变迁视角

婚嫁消费的经济学分析——一个制度变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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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消费概念及其的变迁

婚姻消费即是指婚姻缔结过程中所形成的消费总和。它主要包括订婚消费、彩礼、嫁妆、婚宴消费、喜钱等物质和金钱消费。我国的婚姻消费变迁经历了从婚姻偿付到婚姻资助和姻亲互惠的变迁历程。姻偿付是指在传统文化时期，女方家庭向男方索要的彩礼，用以补偿养育女儿所付出的辛劳和费用。在这一过程中，女性成为一种交换礼物。到了现代社会，婚姻消费逐渐成为对新建立家庭中一种资助。男方家的彩礼会以嫁妆的形式返还给新婚夫妇家庭。女方家出于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和姻亲关系中的身份地位考虑，加强了对女儿的直接资助。在男女双方家庭达到一个平衡交换的过程之后，由于男女双方家庭出于平等地位，尤其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的当下农村里，婚姻消费成为男女双方家庭的一种财产转移，同时，男女双方也承担着对家庭姻亲亲属的责任与义务。这时，婚姻消费又逐渐演变为一种姻亲互惠关系。这个阶段是以男女平等交往，感情交换为基础。

婚嫁消费模式数据

由结婚引发的消费额，仅上海一地每年就达500亿元。按照一般标准，每对新人结婚费用在2－10万元，城市每对新人的消费在8－25万元之间。这笔费用主要花在金银首饰、纪念品、婚纱照、服装、家具、电器、烟酒糖、宴席、床上用品、化妆品等，还有人购买轿车、摩托车、电脑或进行装修、旅游等。下面列举几个消费比例。

各项新婚服务需求如下表所示：

新婚消费主要项目（不包括购买新居及轿车）

婚纱摄影消费比例

结婚钻戒价格的选择

结婚消费需求的发展趋势

（1）结婚消费项目增加，62.9％的新人表示要举行婚庆，婚庆的档次也有较大提升，婚礼现场的灯光、音乐、司仪等标准也节节攀升婚车档次一溜排的宝马、凯迪拉克等高档婚车在大街上也能看见；对婚宴气氛和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

（2）结婚消费范围不断扩大，新娘婚纱从以往租用型，变成了挑新款买回家，婚礼现场的灯光、音乐、司仪等标准也节节攀升

（3）现代人的婚礼正由“物质型”向“精神型”转变，新郎新娘越来越多地关注文化层面，更加追求时尚、健康、文明，个性化、时尚化越来越强化

（4）结婚年龄愈来愈大，结婚人数将逐渐下降，在2008年迎来一个新高峰；婚纱照整体市场规模略有扩大，但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新婚夫妇数量上的增加。

（5）我国的新婚消费集中在节假日，传统观念对结婚择日仍有影响

（6）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里，婚礼出现了新的变化，婚礼的形式、内容、地点变得多样化、个性化；

（7）婚庆从“攀比风”、“炫耀风”到流行“婚事应该从简”的观念，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转换成在经济承担能力之内的婚庆行为，得到认可。

区域经济水平及其结婚消费差异分析

从2011-2012年中国行政大区结婚消费差异来看，基本上是华北和华东地区明显高于其它地区。如华北地区在婚纱摄影、婚礼服务、珠宝首饰、蜜月旅游和新居价位方面具首位；华东则在婚宴服务、新居装修和新居家电方面具有优势。在一项对婚礼费用的调查中发现，在城市举办婚礼的平均费用为62620元，这里不包含新婚房屋装修、家电家具购买等，在新婚时，对房屋新居装修的费用平均为56998元，购买家用电器平均16680元，家具为17494元。而农村的则在16100元。有88.4%的新人认为结婚时要拍婚纱照，78.7%认为要在酒楼举行宴席。

文献综述

《农村婚姻消费变迁中女性地位及作用探究》张洁（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文章在田野调查所获得资料的基础上，从农村婚姻消费变迁的视角，探究女性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转变，及其在婚姻消费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论我国婚庆产业的发展与规范》胡业福 刘萍 山东理工大学 我国的婚庆消费激增，婚庆市场空间日趋扩大，婚庆产业逐渐成为充满商机，前景看好的朝阳产业。但是婚庆产业发展尚不成熟，服务、诚信、品牌、竞争、市场等方面都存在着问题。我国婚庆产业健康发展应采取的对策。

《年轻人结婚消费模式数据报告》从新婚人群比例、新婚消费比例、婚庆公司、婚纱摄影、首饰等多方面数据进行了分析及简单的总结。

《2011年婚庆市场经济分析》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民群众对生活质素的不断提高，以及人们对现代社会时尚追求，使得大众生活中婚庆习俗在不断产生变化，从而诞生了有一定规模符合我国国情的婚庆市场，通过这一市场不断完善和扩大，必定使中国婚庆文化走向更个性化和时尚化，这已成为当今社会的又一流行趋势。

第三篇：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专题讲义－2003年春季

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

1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

研究制度的重要性：

 技术潜力的发挥决定于制度，经济基础决定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 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制度变迁的过程

 例子：交易制度的变化—原始人躲在树后(为何躲在树后？)，庙会，墟集，日中为市，市

 变化的原因：经济剩余和交易的频率的增加。 什么是制度：

一套由人制定出来的，规范人们互动行为的规则。如市场制度：交换的地点，交换的原则（双方同意，等价交换），交换的中介。 制度的俩个层次：

 组织：三权分立、市场、学校  价值、精神  制度的两种形式：

 正式制度：经政府制定的，如法律；

 非正式制度：社会上自发产生，并为大家共同遵守的，如乡规民俗

 制度一词的两个内涵：

 制度安排：婚姻制度（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一夫一妻）

 制度结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 为什么需要制度：(人为何要制定出制度来规范人类自己的行为？) 人生活在一起才需要制度，鲁滨逊不需要制度

 荀子在谈到“礼”的起源时，提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 • 礼论第十九》）。

 直接原因：人们在一起有好处，可以使每个人的效用增加  每人一生中生产和消费的不一致性  生产和生活中风险的存在

 规模经济：部落有利于抵御野兽和其他部落的侵袭  专业分工：每人效率的提高  上述功能主要经由组织来达到

 间接原因：人在一起会产生问题：协调、防止搭便车、减低交易费用

 不同人与不同人，不同人群与不同人群间相互协调的必要，集市的时间，交通规则

中国经济专题讲义－2003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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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防止搭便车的必要，如原始社会中的禁忌、鬼神  减低交易费用的必要，如原始社会中的报复行为（为何要报复？）现代社会中信用

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减少交易费用防止搭便车的制度安排 定义：

 反映社会需要和个人、组织、阶级或文化的愿望的思想总和（The body of ideas reflecting the social needs and aspirations of an individual, a group, a class, or a culture.） 意识形态是政治、经济或其它制度基础的一系列主义或信仰（A set of doctrines or beliefs that form the basis of a political, economic, or other system.）意识形态经济学：

 意识形态的三个特性（North）：

 意识形态是一种世界观（理想的社会）

 意识形态是一种价值判断（判断好坏行为的信息节约的工具） 意识形态和经验不一致时，意识形态会改变

 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减低搭便车，但是意识形态为何能达到这个功能？诺斯认为是非理性行为。（例如投票的行为） 意识形态是一种人力资本。（像欣赏古典音乐的能力）

 人有成为好人的愿望

 意识形态需要发资源去获得是一种投资  意识形态相对稳定，资本的特性

 意识形态的强度影响选择性激励的强度（内心自我的惩罚和奖励）。选举的行为。

 意识形态是人力之本理论的一个检验

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为何年轻人较易改变意识形态  意识形态具有外部性，政府投资于意识形态教育

道德、价值观念等也可以从同样的人力资本的角度来分析—教育的重要性，稳定的社会和流动性大的社会的不同 什么是最优的制度安排

 制度集合：每种制度服务都有许多制度安排可以提供

 如养老：原始共产社会、农业社会中的养子防老、现代社会中的保险

 如市场交易的几种方式：原始人躲在树后、庙会、集市、现代市场。

 如交易中介的几种方式：以物易物、贝壳、黄金、纸币、信用  产权安排：共有、私有  制裁：报复，法律

 制度的存在和维护有成本，最低成本达到同一服务的就是最优的制度安排，最优的制度安排取决于需求密度、制度安排的效益、交易费用、意识形态和制度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

 需求密度：以货易货和货币的比较，市场的几种形态，躲在树后  制度安排的效益：圈地运动，新大陆发现后，印第安人的故事  交易技术：美国西部开发中，牧地产权的变化

中国经济专题讲义－2003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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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奴隶制、封建制、民主  其他制度安排：报复行为和诉之于法

 可选择的制度集合受到知识和政府政策的制约，例如产权制度。怎样对待外国的制度：  扩大制度集合

 外国的月亮不见得比较圆（不同的发展阶段、交易技术、和制度结构中的其它制度安排）（英美和法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日本－king maker，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什么导致制度不均衡：  制度需求移动

 人口增长：要素相对稀缺性变化，人的所有变为地的所有  经济增长：承担风险的能力变化,如原始游猎社会到农耕社会的变化、养老制度的改变（养子防老到不生育主义），时间价值的变化导致繁文缛节的减少。 经济活动增加：集和市  交易费用的外生变动

 美国西部的故事，顾炎武日知录里的故事

 火药和西欧民族国家的出现及封建制度的崩溃  制度集合的变动

 政府政策  外界接触 制度变迁的两种形式  自发和强制 自发的制度变迁

 制度不均衡带来制度变动的效益，亚洲割稻的故事，非洲的白领的故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

为什么自发性的制度变迁不足以完全消除制度不均衡

 制度是规范人们互动的行为规范、公共选择、搭便车， 利益的重新分配、利益集团的冲突，亚洲割稻的故事，“人心不古日风日下”，非洲的故事，安徽小岗的故事  制度创新领袖—得到其他补偿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重要性

 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自发性的变迁经常无法达到最优，市场失灵  政府是一个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组织，有强制力量，可以提供公共产品

 但政府是否会做出最优选择

如何研究政府的行为：主体论，权力均衡论，领袖和委托代理人论 领袖和委托代理人论

 最高领导人有相当大的自由度  政府是一个多层的委托-代理结构

 政府的行为是其统治者及其官僚互动的结果

政策失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何会失败－信息不完全和激励不相容

 统治者个人偏好和效用不同于全社会的偏好和效用—生存、富国、强兵

中国经济专题讲义－2003年春季

 意识形态的僵化—未能与时俱进，苏联东欧的例子  官僚体制-委托代理人的冲突，粮食收购部门

 利益集团的冲突—统治者的生存靠社会中的某一集团的支持，美国的总统对华政策的转变

 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制度的两个层次

 组织

 价值、精神

 组织的作用必须有相应的价值和精神的配套才能发挥预期的作用

 政府可以改变组织、政府和社会精英可以倡导某种价值和精神，但无法规定价值和精神，例如，拉丁美洲和美国的宪法相同，但民主法制的精神不同

强制性的变迁最好有自发性的基础。

第四篇：唐宋刑事控告制度比较研究

唐宋刑事控告制度比较研究

作者：罗晖

[摘 要]唐宋时期不仅是我国古代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鼎盛期，而且也是中国古代立法史上的两座高峰，均对后世及周边国家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因宋律脱胎于唐律，受唐律影响较深，因而以往学术界对宋律评价不高，甚至采取一味贬斥的态度。其实，只要我们将唐律和宋律稍加对比，就可发现尽管两者渊源关系极为明显，但毕竟又有许多不同。本文拟从刑事控告的角度对唐律和宋律进行一些对比研究。其着眼点不在于区分两者的高下，而是期望通过这种研究，探讨一下中国古代刑事控告制度的一些特征及其发展演变规律。并期望对完善当今我国的刑事控告制度有所帮助。

[关键词]唐朝 宋朝 控告制度 比较研究

一、唐宋刑事控告的形式

（一）唐代刑事控告的形式

刑事控告是引发刑事诉讼的重要原因和步骤，也是国家司法机关获取犯罪事实和证据的重要来源。唐代的刑事控告，从其主体看：主要有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告诉、其他人告发和官司纠举这三种形式。

首先是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告诉。这是唐代最常见，最普遍的一种控告形式。由于被告人是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者，对犯罪事实也最为了解，因此，赋予被害人控告权，既是维护被害人权益的有效法律手段，也有助于司法机关及时、准确地查明案情。当被害人死亡或不具备控告犯罪的行为能力时，唐律也赋予被害人家属控告权，以作为被害人告诉的有力补充。

其次，其他人告发也是一种普遍的控告形式。它是指当事人及其家属以外的人就其所了解的犯罪情形向司法机关检举、告发，其主体包括犯罪人的同伍、被害人的同伍、比伍以及其他与案件无关的人员。由于这些人员或者在居所方面有了解犯罪的便利条件，或者因同保内负有相互监督的义务以及维护社会治安的责任，唐律明文规定他们享有刑事控告权，以保证及时地惩治犯罪，维护统治秩序。

再次则是官司纠举制度。它包括有两种情形：一是行政官吏的举劾。《唐律。斗讼》规定，诸监临、主司得知部属以内有犯法者，必须举劾。“监临谓统摄之官，主司谓掌领之事，及里正、村正、坊正以上。”[1]二是监察官吏的弹劾。担负监察职能的御史官吏专门纠弹中央及地方百官的违法失职柔件，重大案件则由御史大夫、御史中丞或者侍御史宜接向皇帝进行弹劾。

（二）宋代刑事控告的形式

宋代统治者承袭唐制，不仅借鉴和继承了唐代刑事控告的方式，而且还对其做出了相当的发展。例如：

1、在被害人自诉方面，宋统治者一直允许和提倡被害人及其亲属控告犯罪，而且还为被害人提供了各种便于控告的条件，除了可向当地行政机关投诉外，在中央设立了鼓院、检院和理检院等机构。淳化四年（993）十月，京畿民牟晖击登闻鼓，诉家奴丢失了一只小猪，太宗下诏赐千钱偿其值，并对宰相说：“似此细事悉诉于朕，亦为听决，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民矣。”[2]这一事例虽然比较特殊，但也说明宋统治者对自诉的重视程度。

2、对于其他人告发，宋代的规定较唐代更为详细。首先，其规定了只要了解犯罪的人都可以告发的制度。真宗乾兴元年（1022）十二月诏“应典卖田产、影占徭役者，听人告”。[3]其次，官府对告发某些犯罪行为者进行钱物奖励，有时甚至是高官厚禄，以吸引一般人告发，史称为“募告”。如太宗淳化元年（990）八月下诏“募告者赏之”，以打击岭南杀人祀鬼活动。[4]

3、同时，宋统治者针对一些危害性特大，有可能威胁其统治地位的犯罪，强迫人们告发。对隐瞒不告者进行有伍保连坐、同僚连坐和同居缘坐等处罚。如《宋会要辑稿》就规定同保内又犯强窃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妖教蛊毒等知而不告者连坐，其余事不干已者，除法律许诸色人陈告外，皆不可论告，知情不知情，并不可罪。[5]

4、而官司纠举制度可谓是宋代统治者对唐代控告制度一个大的发展，其在宋代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宋代不仅改革了监察机构，使其更充分的发挥作用。还设立巡查制度并促使各级行政长官相互察举，从而构成了一套严密的官司纠举网。其表现为：

第一，宋统治者设立台谏这样一个机构，合并了唐代的御史台和谏院。在组织上台谏合一，台谏官由皇帝任命并对皇帝直接负责，以便毫无顾虑的对包括宰相在内的所有官员进行弹劾。

第二，扩大皇城司的权力范围，以加强对京畿地区犯罪的纠察。高宗绍兴三年（1133）事一月二十一日诏“皇城司系专一掌管禁庭出入，祖宗法不隶台察”[6].其职责范围是：“自非奸盗及民俗异事、所由司不即擒捕者，勿得以闻”。即监视对象是有关强制机关所遗漏的奸盗及民俗异事。

第三，同时，宋统治者为纠察官员的失职行为，尤其是贪污腐败等职务犯罪行为，建立了相互察举制度。使每位按察官员在纠举别人的同时，也在别人的监督之下。其后在李昭杞等人提出御史与监司“互察”之议后又形成了官司与官司之间的互察之制。按李昭杞所言其有“使郡县复于监司，监司复于御史，御史致其状于宰相，则天下郡县都可指掌而议，可倭指而分”之利。

二、唐宋关于刑事控告的县体规定

鉴于刑事控告对被告人及其当事人以及整个政权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关系重大，唐宋统治者对刑事控告的具体制度都特别予以重视，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控告的具体制度，并在统治者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下予以实施。

（一）强制控告制度

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保证及时地惩罚犯罪，唐律规定了一些重大案件的知情者应承担控告的义务，知而不告。就要承受法律制裁。具体规定如《唐律。斗讼》：“诸知谋反大逆者，密告随近官司，不告者，绞。知谋大逆、谋叛不告者，流二千里。知指斥乘舆及妖言不告者，各减本罪五等。”[7]对谋反、谋大逆、谋叛这些危害封建政权及皇权的严重犯罪，唐代统治者强制知情者“密告”，有违犯者非“绞”则“流”，任何人不得例外。

再如“诸强盗及杀人贼发，被害之家及同伍即告其主司，着家人同伍单弱，比伍为告。当告而未告，一日杖六十。”[8]对于强盗、杀人这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唐律不但强制受害人及其家属告发，而且要求被害人之同伍、比伍承担告发义务。

还有“诸监临主司知所部有犯法不举劾者，减罪人罪三等。纠弹之官，减二等。即同伍保内在家有犯，知而不纠者，死罪徒一年，流罪杖一百，徒罪杖七十。”[9]各级行政官吏对其部属内的犯罪不得隐瞒、包庇，知情不举者要承受刑事制裁。至于纠弹之官，其职责正是察举官吏的违法犯罪行为，更应承担举劾犯罪的义务。宋代《刑统》不仅承袭唐律规定，而且还加了一条“如其家唯有妇女及男子年十五以下，皆勿论。”特别是王安石时期的《畿县保甲条例》更是将其发挥到极致：“及居停强盗三人以上，经三日，同保内邻人虽不知情，亦科不觉察之罪。若本保内有外来行止不明之人，并须觉察，收捕送官。”[10]

宋统治者不仅对市井之间的犯罪采取强制控告制度，而且对官员职务犯罪也采取了强制控告制度，希望避免唐朝由于对官员职务犯罪的失察而导致“安史治乱”等重大事变，最终导致唐朝解体的悲剧。因此设立“官司失觉察”之罪。在真宗大中享福二年（1009）十一月诏：“诸路官吏有蛊政害民、辨后得失，本路转运史、提点刑狱官不能察举者，论其罪。”[11]仁宗也与天圣四年（1026）二月下诏：“官吏犯赃至流而按察官不举者，并劾之。”[12]令人遗憾的是在封建社会官官相卫的风气下，宋统治者精心建立的层层监察制度也变成为一纸空文，就像绍兴五年（1135）侍御史张至远总结的那样：“今监司、郡守，即唐按察使、刺史之职，名存实亡——民事之不理，德泽之不流，无足怪也”。[13]

（二）限制控告制度

唐代统治者一方面确立了强制控告制度，另一方面又设立了限制控告制度。当控告冲击封建伦理，不利于社会稳定时，控告不仅不被提倡，还受到严格的限制。唐律对控告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当事人的身份上，但对某些性质的案件也作了限制控告的规定。对此宋统治者也随唐制制定了一系列限制控告的措施，但其中不少是对唐律的补充和细化。如：

因亲属关系“亲亲相隐”，即亲属间对于犯罪互相吝隐不得告发，是中国封建诉讼的一个重要特征。据此原则，《唐律。斗讼》对亲属之间的控告作了严格限制性的规定：“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诸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实，徒二年”[14]等。宋《刑统》虽继承了汉唐的“亲亲的相首匿”和

“同居相隐不为罪”的基本原则，但在实际实行中宋统治者却出现了放松这一限制的趋势。本来按《刑统》的规定：妻告夫罪，虽得实，徒两年。但仁宗天圣六年（1028）开封府民冯怀信之妻告其放火盗窃，本来“准律告夫，死罪当流”，但仁宗却反对，诏“怀信杖脊刺配广南牢城，其妻特赦之。”[15]

在主奴关系中，唐律和《刑统》均规定

“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报者，皆绞；告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流，大功以下亲，徒一年。”[16]所谓“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通义也”。但宋代在之执行时也有很大的出入。如宋太祖时规定“诸行赂获存者，许告汉，奴婢邻亲能告者赏。”指明奴婢不但能告主人，而且还能得到赏赐。但是只是在犯罪行为不属于谋反、逆和叛的范围内，宋政府才不予以限制。“十恶重罪”并不在此范围内。

对控告者的年龄、身体条件的限制方面。《唐律斗讼》规定因生理条件“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听告谋反、逆、叛、子孙不孝及同居之内为人侵犯者，余并不得告。”[17]

而宋真宗时期下诏：“民年七十以上及以废疾者，不得投牒，并令以次家长代之。若已自罪及孤独者，论如律”。[18]确立了七十以上不准诉讼的制度，以针对故意让老人出来诉讼以逃避刑责之嫌。

对已被囚禁或已被别人告发之人，限制控告，以防止罪犯诬告他人或陷害原告。唐律和刑统都规定“诸被囚禁。不得告举他事。其为狱官酷已者。听之。”即除对狱官非法残害自己之事可以告发外，囚禁之人对于其他人谋叛以下的犯罪，一概不得告发。但其没有说明对于违反此条例者如何处罚。宋代在实际执行之中，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对违犯此条者均给予一定的处罚。但从总的情况看，宋代对于这条限制是比较宽松的，尤其对于下级对上级的告诉，是允许的。真宗曾于咸平六年（1003）下诏说“军士因将校科责，携恨诉讼，推勘虚妄者，并禁锢奏裁。”[19]也就是说：军士携恨控告将校是允许的，但不能诬告，否则会挨严惩。

与唐代相比，宋统治者不仅重视监察官纠举犯罪，而且为了防止监察机构滥用职权对检察官纠举犯罪也有所限制，以免监司妄兴狱讼。首先，规定按发纠举罪人必须是只是范围以内之事，非按察官不得举察。其次也规定按察官吏不得伺察细过。真宗大中享福三年（1010）

诏皇城司：“自非奸盗及民俗轶事，所由司不即擒捕者，勿得以闻。”[20]此外，监司案发违法时不得出榜召人首告，并且监司也不得派其他官员体量州县官过失，以防止监司听信告汗或按劾不实之言。而且监司在奏劾时必须明确指出犯罪事实，不能空口无凭。

（三）控告不实的责任

诬告是意图陷害他人的恶劣行为。如果不加以制止，不仅对被诬者的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或实际损害，而且会严重的干扰司法机关的威信，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因此，唐律对诬告的法律后果作了十分详备的规定，其总的原则是：“诸诬告人者各反坐”，对诬告者以被诬之罪予以追究。《刑统》中有关诬告的条文与唐律基本一致，其他条文都是这一原则的运用，如诬告谋逆者斩、诬告本属官府者加所诬罪二等、诬告数罪而有虚有实者相抵等等。

但是在诬告反坐的范围上，《刑统》则扩大了它的范围。例如《唐律》规定：“被杀、被盗及水火损败者——虽虚皆不反坐”

[21].而《刑统》则说“若有囚被杀盗漂焚之后，便故意诬告别怀挟恨之人，并非猜疑，情在陷害，致官司伤其人者，减所诬罪两等。”[22]同时，宋统治者为了加强对诬告者的惩罚，制定了“投匿名书告人罪”，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曾下令“禁投匿名书告人罪、及作妖言诽谤惑众者，严捕之于法。”[23]但诬告反坐的法律只在宋初执行得比较严格。如宋太祖在开宝初年，有富民诉广陵尉谢图杀其父，狱久系不决。太祖下诏言“乃富民以私憾告尉，及反坐之。”但到宋后期，诬告之法不举，使诬告者不能受到应有的处罚，从而大大降低了司法的威信度。

三、唐宋刑事控告的受理机关

建立高度集权的司法体制和相关的司法制度，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刑事诉讼采用纠问式诉讼形式，不但行政、司法不分，而且刑事侦查、控诉与审判职能合为一体，因此，唐代刑事控告的受理机关也就是审判机关。宋袭唐制主要体现在：

（一）皇帝为最高司法机关

皇帝享有最高审判权，对重大案件、死刑案件或者疑难案件有权进行最后裁决。皇帝直接受理刑事控告，表现为一是接受监察御史对违法官吏进行的弹劾，二是冤曲不伸者向皇帝进行的直诉，如邀车驾、挝登闻鼓、上表等。

（二）中央三大司法机关为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

刑部属尚书省六部之一，主管全国司法行政，并负责复核大理寺判决的流刑以下及州县判决的徒刑以上的案件；御史台为监察机关，负责纠察百官。并参与重大疑难案件审判；大理寺为中央专门审判机关，负责受理、审判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师徒刑以上案件。重审刑部送来的地方死刑案件。唐宋凡有重大疑难案件，由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组成三司共同审理。

（三）地方审判机关则为路、州（府）、县三级

不同于唐代只是将州和县作为地方行政机关以及司法机关，宋代增设了路作为司法机关以方便接受控告。州县与唐代一样，实行行政、司法合一，监理司法，审断狱讼。其中县作为第一审级，有权接受杖刑以下案件的控告，对徒刑以上案件则只能报送州府。州府作为第二审级，有权接受徒以上案件的控告，但对死刑案件做出的判决，必须上报提点狱刑司复核；重大疑难案件则要上报刑部裁决。同时，宋代增设的路一级的司法机构提点狱刑司，虽不是一级审判机构，但却是中央派出的、代表中央监督所辖州县司法审判活动的机构，负责复查审核案件。同时接受徒刑以上的控告。

四、唐宋刑事控告的政策

控告和受理是相辅相成的，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控告除必须满足一定的实体要件之外，如控告的事由、被告的名称以及一定的证据等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满足程序上的要求，在形式上符合法律上的规定，不违背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以及封建道德伦理的要求。在唐宋时期也是如此。例如唐律中的规定如下：

首先，禁止匿名告状；凡隐匿自己姓名或假冒他人姓名暗中投书告发他人犯罪的，不问其所告罪是轻是重，对匿告人都应处流刑二千里。如果是假冒他人姓名向官府告状，对告状人依照“违犯法令”条予以科刑。

其次，禁止趋诉：“凡诸辞诉，皆从下始”。即告状必须向有管辖权的最下级官府进行。如果本应向县级官府起诉，但被告人越级直接向州、府或尚书省呈诉，对趋诉者应处管刑四十。

再次，禁止告状称疑：“诸告人罪，皆须明注年、月，指陈实事，不得称疑，违者，管五十。”[24]告发他人犯罪，必须注明他人犯罪的年、月，叙明犯罪事实。如有称疑者，即使诉状未经受理，也应处以管刑五十。

宋统治者在消化吸收唐律的基础上，根据宋代的实际情况增加了一些独具特色的刑事控告政策：

第一，增加了老疾和妇女告诉可以受理的规定。按唐律的有关规定这是不能受理的情况之一，但太宗雍熙四年（987）规定：“七十以上老人词诉，须令宗族中一人同状，官司乃得受，但如孤老无宗者不在此限。”虽然这一规定还是有局限的，有着相当苛刻的条件，但对比唐律来说，司法人性化前进了一大步。

第二，增加了诉事而自毁伤者不得受理。《刑统》规定对告事人“自毁伤者杖一百，虽得实而自毁伤者笞五十。”哲宗绍圣二年（1095），以江南转运副使马碱所言，下诏：“诉事而自毁者，官不受理。”[25]

第三，诉赦前事不得受理。按照有关赦免的法律规定：每次赦后，未决罪人赦免，而尚未发现的犯罪也可赦免。所以一般禁止人们控告某人于大赦前犯罪。一旦有人控告前事，则官司不得受理。

综上所述，以上从不同角度举例证明了不论唐代还是宋代刑事控告制度都是为了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和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封建等级特权和封建伦理道德，对于危及封建政权和皇权的严重犯罪，强制知情者告发，以维护封建的统治。而且还设立了重重障碍来阻止尊卑、长幼及男女之间享有平等的控告权，在违法控告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上也实行公开的不平等。这也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风格。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宋代与唐代在刑事控告制度存在着显著的继受关系。这种显著的继受关系，与世界各国法律史上不同法律之间的继受关系的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吻合的，既有对母法形式、内容、立法技术上的借鉴，亦有针对统治者意愿以及继受法时代的司法实践状况而做出的发展与改变。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不是偶然的，而是与社会结构的发展，法律学术的发展，以及法律规范自身的形式、效力与历史沿革是息息相关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宋代刑事控告制度虽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承袭唐制，有照搬照抄之嫌，但也不是特色全无，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反而宋代统治者是创造性的继承了唐代法制的精华，并结合实际情况对唐律加以运用和发展。毫无疑问，法律制度的发展必须借鉴他国的法律制度的精华。但现在大陆很多学者在谈及法律的现代化时，认为只有“全盘西化”才是法治现代化，而忽视了对传统法律制度的继承，包括对民国时期法律制度的继承。宋律对唐律在刑事控告方面成功的继承和发展，给了我们一个充足的理由去关注和借鉴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精妙之处，以完善我们现今的刑事诉讼法，使其更适合中国的国情。这就是本文写作的目的。

注释：

[1]《唐律疏议。斗讼》刘后文点校。卷第二十二。法律出版社。1998.455

[2] 李涛 《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三十四 淳化四年十月丁丑

[3] 李涛 《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九十九

[4] 《宋史。太宗二》

[5] 《宋会要。兵》二之五至六

[6] 《宋会要。职官》三十四至三十五

[7] 《唐律疏议。斗讼》刘后文点校。卷第二十三。法律出版社。1998.460 [8] 《唐律疏议。斗讼》刘后文点校。

卷第二十四。法律出版社。1998.483

[9] 《唐律疏议。斗讼》刘后文点校。卷第二十四。法律出版社。1998.484

[10] 《宋会要。兵》二之五至六

[11] 李涛 《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七十二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甲子

[12] 李涛 《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一零四天圣四年二月甲演

[13] 《系年要录》卷八六 绍兴五年二月乙卯[14] 《唐律疏议。斗讼》刘后文点校。卷第二十四。

法律出版社。1998.469 [15] 李涛 《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一零六天圣六年七月辛丑

[16] 《宋史》卷一 《太祖记》

[17] 《唐律疏议。斗讼》刘后文点校。卷第二十四。法律出版社。1998.475

[18] 李涛 《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七十六大中祥符四年九月庚辰

[19]

[20]

[21] 1998.478

[22]

[23]

[24]

[25]

李涛 《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五十五咸平六年七月丙午 《宋会要职官》三十四之一九 《唐律疏议。斗讼》刘后文点校。卷第二十四。法律出版社。《邢统》卷二十四 臣等参详 李涛 《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一百一十二明道二年七月未 《邢统》卷二十四 犯罪陈首 《宋会要缉稿》三之二十一

第五篇：唐宋散文比较

唐宋散文比较

苗卫昆

【摘要】：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唐宋时期是一个辉煌的阶段。这一时期，文学体裁丰富，文学流派纷呈。尤其是唐诗宋词，达到了发展的高峰期。散文的发展在这一阶段也取得重大收获。

古代汉语在问题意义上使用的“散文”一词，出现在南宋。散文是一种具有实用功能的文体。唐宋散文诗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期。散文发展到唐宋，可谓真正从经史子中分离出来，有应用性向文学性转变。散文于传统的著书立说之外，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写景、抒情、言志的广阔园地，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有了其独特的审美价值。笔者在此仅从唐宋散文产生的时代背景、唐代散文的特点、宋代散文的特点、唐宋散文的比较做分析。【关键词】：唐代

宋代

散文

比较

唐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繁荣昌盛的时期，尤其是唐朝，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繁荣的经济，开明的政治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于是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孕育而生，唐宋散文一改六朝浮靡的文风，提倡更接近生活的“古文”，是秦汉散文的继承和发展，是我国文学史上里程碑似的时期。

一、唐宋散文产生的时代背景

从汉代发端一直到魏、晋时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体，后人称它为骈文。骈文跟古文很不相同。古文是散行单句、不拘格式的。骈文却讲究字句的对称，全篇以偶句为主；还要讲究音律（协调平仄）、辞藻和运用典故。骈文作品也有不少优秀的名篇，这些作品既言之有物又富有文采，历久传诵不绝。但是骈文发展到末流，过分追求形式，句子字数和对仗越来越要求工整精巧，辞藻的华丽浮艳也十分惊人。据有人统计，六朝骈文用得最多的是颜色、金玉、灵禽、奇兽、香花、异草等类的词语，有些骈文仅颜色一类的词语即占全文被除数的十分之一以上。至于用典之多更是不在话下，有的骈文通篇都是典故的堆砌，几乎成了文字游戏。这就不能不影响它去反映广泛的社会生活，极大地限制了思想内容的表达。特别到了齐梁以后，君主荒淫，贵族和官僚腐化，骈文往往成为他们表现自己腐朽堕落的思想和生活的工具。骈文的浮艳文风和形式主义的恶性发展，终于使它走进了死胡同。在韩愈、柳宗元之前的一百多年间，已经有许多有识之士起来探索改革文风的道路。有的提出了古文的理论，但往往是空洞的、缺乏现实内容的儒家教义，并且否定屈原、宋玉以来的诗文辞赋。有的进行了古文的创作实践，然而还只是发端，如唐李子昂，但是成就并不显著。那时，改革的途径还不很清楚，时机也不成熟，所以不能扭转风气，形成一个有力的运动。

韩愈、柳宗元所处的八世纪末到九世纪二十年代，是唐代经历了安史之乱的衰落后转向中兴的时期。当时，社会危机仍在深刻发展，所谓“中兴”也只是一种苟安的太平局面。不过被安史之乱严重地破坏了的社会经济，毕竟暂时地重趋稳定并有所发展，使得唐王朝能通过两税、盐政、漕运、矿冶等方面的收入维持它的统治地位。当时，新兴的中小地主集团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与大地主官僚集团的斗争十分激烈，积极要求革新政治。经济的暂时复苏，政治的要求改革，不能不影响和推动文学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从文学本身来说，随着社会生活越来越广阔复杂，骈文阻碍表达思想和反映现实的严重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用古文来代替骈文以适应时势要求的呼声也就越来越强烈。经过韩愈、柳宗元及其同道们的共同努力，先前许多有识之士要求改革的伏流，至此终于奔腾而出，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刻。唐代古文运动的胜利，打破了六朝以来骈文独霸文坛的局面。但是，韩、柳的继承者没有坚持住古文运动健康的方向，反而发展了它的消极面。他们一方面把古文变成了宣扬孔、孟之道的道学书，一方面又把追求奇异怪癖理解为“创新”，导致了古文运动的衰落。到了晚唐时期，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文学适应着统治阶级的需要重新发展起来李商隐、段成式的骈骊文风的兴起，更使古文运动的发展受到了阻碍。李商隐写的四六文（骈文的一种），成为宋代初期西昆派文人的楷模。西昆派的文章艳丽雕镂，“风月，弄花草”，一时霸占了宋初的文坛。

但是，这种局面刚刚出现，便又遭到很多作家的反对，他们力主改革文风，并逐步形成了一次新的古文运动，其领导人就是欧阳修。

二、唐代散文的特点

唐代散文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开启了一代新风，特别是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主张恢复秦汉散文传统，革新文体和文学语言，并鼓励在内容上反映现实生活，发扬儒家“文以载道”的精神，在中国散文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唐初主要以骈文为主。

大多数文人沿袭了六朝以来的风格。谈到唐代文人鄙人想很容易想到大诗人李白。其实李白不光诗歌出众，对于写作他也无愧于一个好手，在古文观上中收集了他的两篇名作，其中之一《春夜宴桃李园序》就是一篇脍炙人口的骈体抒情小品文。文章以清新俊逸的风格、婉转自如的笔调记叙了作者与故人在桃李芬芳的名园集会的盛况。文章风情并茂，是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但李白毕竟是位诗人，他的文章虽好，却并非登峰造极。而鄙人认为真正能代表唐初骈文风格，能流传千古的文章是王勃的《滕王阁序》和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滕王阁序》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大家都比较熟悉，在此鄙人就不多家评论了。倒是《吊古战场文》被收入了《古文观止》不才认为《古文观止》收编的都是历代名篇，而《吊古战场文》为精品中的精品。其中“都尉新降，将军覆没。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苍苍蒸民，谁无父母？ 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手如足，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之何恩，杀之何咎？其存其没，家莫闻知。人或有言，将信将疑。”等可谓千古名句。另外“鸟无声兮山寂寂，夜正长兮风晰晰。”等句更有楚辞的风格，将楚辞应用于骈文之中浑然一体。不才初读此文感其气势磅礴，再读则触目伤怀，三读便有泪盈眶，不才不得不为文章中所写而感动，不得不同情文中百姓。所以此文为千古名篇。其与《滕王阁序》一悲一喜，一寒一暖，反应出唐初骈文特点。

2、唐初虽以骈文为主，但已开始出现由骈入散的倾向，并在理论上提出改革要求。

中唐前期一批崇儒复古、谋求革新的作家相继出现，提倡散文，反对骈文。中唐后期朝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使古文到达全盛阶段，一直发展到唐末五代。

唐代散文结束了六朝以来的骈文，提倡从生活中取材，从语言中提炼新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的表达能力，有进步意义。韩愈的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的骈俪文风。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推陈出新。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后人对韩愈评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刘开言“韩子冠于八家之首而犹屈”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代古文的发展道路。

在唐代，散文的发展变化与诗歌的发展变化并不同步。当诗歌已经高度繁荣的时候，散文的文体文风改革才开始。文体文风的改革，自内容言，是明道载道，把散文引向政教之用，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密切的关系；自形式言，是由骈体而散体，是散文自身发展的一种要求。这是一次有目的、有理论主张、有广泛参与者并且有深远影响的文学革新，今人习惯上把它称为“古文运动”。

三、宋代散文的特点

宋代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长河中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从古代散文演变的历程来看，宋代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的鼎盛时期。正如明代文学家宋濂所说，“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300余年间，出现了众多的散文作家和散文作品。在“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就占了六位，即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从吕祖谦所编的《宋文鉴》、庄仲方所辑的《南宋文范》和今人所编的《全宋文》等散文总集来看，宋代散文数量繁富，佳作纷呈，风格流派众多。同时在散文理论和体式上也多有开拓，从文体理论的角度来看，宋代是“散文”概念提出并渐趋成熟的时期。

宋代散文承中唐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而来。从思想内容上来看，宋代散文一是多以讲学为目的的言道之文，二是多以论政为目的的政论之文，三是多以记录见闻为目的的笔记之文。言道之文具有很强的哲学性，政论之文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笔记之文具有机很强的趣味性和学术性。宋代散文的特点分期论述如下：

1．北宋初期，承袭晚唐五代之风，以骈文为主，也有人作古文。这一时期的最大的成就乃在于古文运动的再次兴起。代表性作家有柳开、王禹偁、石介、范仲淹、尹洙等。从思想内容上来看，这些古文家的最大特色是言道与论政密切结合，教化性较强；从艺术上看，其最大特色在于提倡平易自然，但创作实践上尚不能尽如人意，有时不免露出辞涩言苦的毛病。北宋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唐代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至北宋诗文革新才取得最后胜利.后代散文家所借鉴的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传统,北宋就有六大家.他们的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各异,表现技巧空前成熟,有大批优秀作品流传后世.北宋初期主要作家有柳开,穆修,王禹称,范仲淹等.他们都是散文革新家,或从理论上,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向宋初不重视思想内容,偏重浮词丽藻的文风进行了斗争.柳开强调文章应密切联系时政,但他的作品未脱艰涩之病,影响不大.王禹城提出“传道而明心”的口号,并反对“句之难道”,“义之难晓”的古奥文风.他的《待漏院记》,“用规于执政者”,告诫宰相必须勤政,反映了作者要求改革的政治愿望,观点鲜明,文笔生动.《黄冈竹楼记》把简陋的竹楼诗意化,表现谪居的乐趣,寓意深远.语言浅近清新,质朴流畅.其成就远在柳开之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通过对洞庭湖景色的生动描写和对牵客骚人两种不同“览物之情”的否定,抒发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抱负.文章写景宏阔,议论精辟,行文简而有法,音韵和谐,历来脍炙人口,是诗文革新的最初战绩.2．北宋中期是宋代散文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古文运动取得成就的时期。欧阳修实际上为此期的领袖。从思想内容上来看，言理与论政逐渐分开，以程颐为首的理学家提倡“文以载道”，言理遂成为理学家的目的；以欧阳修为首的古文家则强调关心百事，言政遂成为古文家的主要内容。从艺术实践上来看，古文家不但把宋初平易自然的理论主张完全付诸实践，而且还发展了古文的艺术韵味，使之更具有文学性。

北宋中期是宋代散文发展的黄金时代.活跃在文坛上的有著名的散文家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等.苏洵长于议论,他的《六国论》最见风格.文章借古讽今,层层剖析,宏论滔滔,颇有战国纵横家遗风.曾巩散文以说理精密,语言简洁著称.他的《墨池记》解释理论,文章题小议宏,笔调婉转有致,历来为人们所重视.苏辙的散文,议,记,书,传各体兼备,一策论最佳.他的议论文笔力雄健,说理清晰;记叙文文笔灵活,波澜起伏.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对于散文创作提出了杨启智说,强调阅历和修养对写好文章的意义,因此他认为司马迁“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使得至于他“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他这种主张把读书与参加社会实践联系起来的观点,对我们今天学习写作也有启发意义.此外周敦颐,司马光也有名篇传世.周敦颐的《爱莲说》通过对莲花的赞美,歌颂洁身自好的君子品格,体物言志,寄托深远,语言隽秀,意味深长,深为世人喜爱.3．南宋初期散文创作充满爱国激情，文人纷纷以文言政，要求抗敌北伐，批判投降求和，具有高度的战斗性，其文风也慷慨激昂，气盛势足，理明词畅。

4．南宋中期又是散文创作相对发达的时期，其中尤以鼓吹北伐、议论国是的政论之文和倡明理学、论辩哲理的讲学之文成就最高。前者以辛弃疾、陆游、杨万里、范成大、陈亮为代表，后者以朱熹、陆九渊叶适等人为代表。这两大内容在写作上皆条分缕析、切当翔实，较之北宋散文更富有论辩力和逻辑性。

5．南宋末期的散文呈现衰落趋势，自中期以来就出现的萎靡文风此时有增无减。但在南宋亡国之际出现的文天祥、谢翱、邓牧、王炎午等一大批作家，都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纪实抒情散文，其内容仍以抒发爱国情怀为主，但在亡国之际风格更显得悲慨沉痛。

三、唐宋散文的比较

（一）唐宋散文实践者的不同特点

韩愈、柳宗元领导古文运动的成功，主要在于他们敢于逆流而进，不怕讽刺打击，长期地坚持为古文运动的胜利而冲锋陷阵；在于他们有比前人更为完备的、合乎实际需要的、比较进步的古文理论；还在于他们有优异的作品，他们的古文创作赢得了社会的支持。韩愈提倡古文始于唐德宗贞元（785-805）前期。当时人们对他的态度是“始而惊，中而笑且排（排斥）”，只有李翱、张籍等少数人拥护他。但韩愈始终不遗余力地大声疾呼，并且通过倡导儒学复古运动取得广大中小地主阶层的拥护来推动古文运动。到了贞元末年，古文的影响就逐步扩大了。唐宪宗元和（806-820）以后，韩愈得到柳宗元的积极支持；柳宗元用他杰出的古文创作成就与韩愈并肩作战，促进了古文运动的蓬勃发展。最后，到韩愈去世时（824），古文终于占据了文坛的统治地位。韩、柳在倡导古文运动的过程中，十分注重提携同辈，培养青年作家，热情地传授写作经验，使古文运动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欧阳修和他的同道们为了击败西昆派的浮艳文风，在理论上重新提出文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关系。欧阳修二十多岁时与尹洙等补缀校定当时已经极少流传的韩愈文集加以刊行，扩大影响。欧阳修并曾通过主持科举考试来打击华而不实的文风。此外，欧阳修同样善于团结同辈作家，热心奖掖后进，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极有成就的古文作家，如苏洵、苏轼、苏澈、曾巩、王安石等等。欧阳修和他的同道们经过了三十年的努力，终于奠定了一代文风。他死后，苏轼继续领导新古文运动，成为当时文坛的领袖。苏轼无论在北宋还是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是独树一帜的大作家，他的散文和诗词体现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宋代的古文运动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二）唐宋散文的理论方面的比较。

韩、柳的古文理论是强调文道合一而以道为主的。韩愈打着儒学复古主义的旗号，树立了从尧、舜、禹、汤、文、武到周公、孔子、孟子的所谓“道统”，并以“道统”继承者自居。这种传统的儒学之道，是维持封建等级制度和伦理首先的。但韩愈所说的“道”还有文学的思想内容这个内涵在内，他认为“道”（内容）对于“文”（形式）起着决定的作用；而且“文”不可忽视，“辞不足不可以为文”，这基本上是正确的。柳宗元同样主张思想内容重于艺术形式，并且重视“道”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作用。与此同时，韩愈提出“气盛（精神饱满），则言（作品）之短长，与声（音调）之高下者皆宜”，从作家创作的角度发挥了内容决定形式的见解，又指出“气”是由不断加强品德和文学修养取得的。柳宗元也认为：“凡为文，以神志为主”，说自己写文章时不敢有轻忽懈怠之心，昏昧、骄矜之气，不然，作品中就将出现浮滑、松散、杂乱等毛病，同样强调作家精神状态和品德的高下决定作品的好坏。他们所说的品德，自然离不开儒家的道德标准，但这对于扭转轻薄浮华的文风是有积极作用的，能引导作家从加强品德和文学修养入手来不断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韩愈又提出了“不平则鸣”的主张，认为一切文辞就同自然四个坚持各种声音一样，都是不平则鸣的，将文学和现实斗争联系起来突破了一些儒家的传统偏见，这就使他的许多作品言之有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时代和社会的矛盾，反映人民疾苦，他的善鸣其不平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很少有人能同他相比。

韩愈古文理论的中心内容和精华所在是文体改革论。它的具体标准是：

一、“唯陈言之务去”，认为言贵独创，词必己出；

二、“文从字顺各识耶”，认为文字必须通顺流畅，讲究词的次序、位置和作用，也就是要求符合语法规律。两个标准总起来说就是：用自己创造的词汇，通过正确的语法，通顺流畅地来表达文章的内容。他树立这两个标准的目的，就在于创造出一种比东汉以前的散文表达力更强的散文来。

欧阳修认为必须文道并举、道先文后，他继承韩愈的“不平则鸣”论，进而提出了“穷而后工”论，认为作家对贫苦生活有了深切的体验后，才能取得较高的创作成就，这样来强调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他们又提出作品必须有作家自己的个性特色，反对因袭模仿；同时大力提倡学习和继承韩、柳，发展唐代古文运动的优秀传统。欧阳修、苏轼等根据当时政治和经济的需要来革新文风。他们通过理论宣传和创作实践，大力提倡并逐步形成宋代散文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风格；在布局谋篇方面形成曲折舒缓、务达疏畅的特色，结构严密而逻辑性强；在语言方面注意提炼当时的口语，主张“其言易明而可行”，用词造句着眼于“自然”、“平常”，因而他们的散文大都以明白如话见长。

（三）唐宋散文风格的比较

宋代的古文运动，虽然是韩、柳古文运动的继承和发展。但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在散文创作上，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宋代的散文风格，和唐代的散文风格是不大相同的。大致有下列几个方面：

1、宋代散文舍弃了韩柳散文的古奥艰深、「沉浸浓郁」的特点，发展了平易自然、文从字顺的特点。欧、苏、王、曾的长处虽各有不同，但却有共同特点：他们的风格比起唐代散文更见议论透辟，叙事生动，写景自然，抒情真实，这些完全是在适应历史的环境下发展起来；更切合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需要。因此，宋文对后世的影响远较唐文为大。

2、谋篇布局不大相同：唐文讲求纵横开阖、波澜起伏的气势，在转折连接处，讲求出人意外；宋文贵乎迂徐舒缓，不露锋芒，要如行云流水，舒展自如，洋洋洒洒，而又富有逻辑性和表现力。

3、语句安排不大相同：唐文注重推敲字句，时杂入险怪新奇句式及字眼；宋文平顺简易，语言通达流畅，最为特色。

4、创作风格不同。八大家都在创作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并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大体上来说唐代两家之文，雄健奔放，奇崛峭厉。宋代六家之文平易畅通，委曲迁徐。这也是唐宋散文主要区别所在。细而言之，不才认为同属唐代的韩、柳，同属宋代的欧、曾、王，甚至同属一家的苏氏父子，其文风也各有特点。宋人李涂说：“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青人吴振乾说：“奥若韩、崤若柳、逸若欧阳、醇原若曾，峻浩若王，既已分流而别派唉。既眉山苏氏父子兄弟相师友，而明允之豪横，子瞻之畅达，子由之折，亦有人树一帜，各不相袭者”。他们的话虽不一定确切，但都看到八大家之文的不同特征有可取之处。

总之，宋代的散文创作吸取了韩、柳文体改革的特点，又着重在文风上加以探索，创造了比韩、柳更为平易流转的风格。明代艾南英说：“文至宋而体备，至宋而法严”（《再答夏彝仲论文书》）。

后世出现了许多关于唐宋散文的选本。明代茅坤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即选辑了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八位作家的散文作品，作为人们学习唐宋古文的范本，后人也因此而称这八人为“唐宋八大家”。【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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