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读后感（精选5篇）

第一篇：《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读后感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读后感

企业班第三组 原国旗

选择读《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方面是学校有读后感的作业；另一方面是领军同学们组织了个读书会，会长制定了严格的“会规”（每月交一篇读书笔记），所以可以一稿两用。但要读此书是极具挑战性的一项任务，从九月份的第一天便开始行动，直到九月二十六号，才艰难地读完了全书，坦率地讲，对书中的数学模型及推理过程基本上未做深入研究，绝大多数的数学公式早已记不起来了，所以本着借鉴分析角度、结合生活实例，力争“知其然”，不深究“所以然”。

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对人的行为分析取得了重大进展，相较于传统经济学主要是批评和修正了其一些不现实的假定，比如：交易费用和信息费用为零的假定；完全界定的私有产权等。此书分上下两篇，主要聚焦于影响人的行为决定、资源配置与经济绩效的经济学模型的诸多变量中的产权功能和制度内涵两个变量。归结为学术派别的话是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

对产权及其重要性的初步认识，可以从小时候亲身经历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说起。记事起，村子的土地是集体所有的，大家伙一起劳作，被划分成了若干个生产队，孩提时代最喜欢夏收和秋收，生产队的大大小小、男女老少都在农场上忙碌着，夏收主要是收小麦，秋收主要是小米和玉米，但热闹一过去后，令人印象很深的便是粮食的紧缺了，饿肚子在我小时候不是经常的事，但确实发生过，特别是快到了季节交替时（新的粮食分配未到位时），一个四合院（两层楼房和角楼）里住着十几户人家，经常会有人敲开邻居家的门，借上点米或面，等自家粮食分配到位后再归还。但在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偷着立下“生死状”，再到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因此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22%人口的奇迹。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产权制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产权学派，主要着力于产权、激励与经济行为的关系研究，着重探讨了产权结构对“收益-报酬制度”及“资源配置”的影响。罗纳德.H.科斯（Ronald H.Coase）是新经济学代表人物，1991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书中分享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文中的主要思想被总结成著名的“科斯定理”。科斯提出的论点是具有颠覆性的，它揭示了传统教条的错误，提出了“权利界定”和“权利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科斯认为，当人们在面对A损害B（即庇古认为的外部性，由马歇尔和庇古在20世纪初提出的，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生产者或消费者)在自己的活动中对旁观者的福利产生了一种有利影响或不利影响,这种有利影响带来的利益(或者说收益)或不利影响带来的损失(或者说成本)，都不是生产者或消费者本人所获得或承担的,是一种经济力量对另一种经济力量“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外部性的存在造成社会脱离最有效的生产状态，使市场经济体制不能很好的实现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这类问题时，往往考虑应该如何阻止A。其阻止的办法无外乎要么要求A向B赔偿损失，要么向A课税，或者干脆要A停止工作。这些办法都不尽如人意，因为其结果尽管可能使B免遭损害，但却有可能使A遭受损失。要使当事人所遭受的损失都尽可能的小，正确的思考逻辑应该是：我们应准许A损害B，还是准许B损害A。换言之，就是A是否有权损害B，或B是否有权要求A提供赔偿。

上述观点，真的是超出了我本人的认知范围。科斯为了阐述他的命题，举了在两块相邻的地上，因养牛人的牛跑到农场主的地上去吃农作物而引起纠纷的例子。他得出的结论是：因为在对有权利的最初明确界定后，参与谈判的双方就会利用市场机制，通过订立合约，而找寻到使各自利益损失最小化的合约安排。更进一步讲，即便存在完全竞争市场，它也只有在对产权有明确的界定后，才能发挥作用。

书的下篇主要是新制度学派在将制度纳入经济模型后的分析进展，其基本思想是：制度是内生的，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重大。着重讨论了制度的基本功能，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作出不同制度安排选择的原因，以及国家行为和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等。其中尤以舒尔茨的《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为代表，他将提供不同服务的制度进行了富有经验意义的归纳：（1）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如货币、期货市场）；（2）用于影响要素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如合约、分成制、公司、保险等）；（3）用于提供职能组织和个人收入流联系的制度（产权、资历等）；（4）用于确立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框架的制度（学校、农业试验站等）。

任何经济学理论研究都要放到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中进行筛选和检验，本书中提出的产权学派和新制度学派应该说是站在前沿的学术论点，作为一名会计领军人才，要通读领会学习，同时作为一名实体经济的践行者，更要本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去客观认识和学习，正如本书序言中所述：从理论上或在一个社会中被证明为比较有效的产权结构，在另一个社会中未必就有效或一定会被采纳。另一方面，大量的产权研究仍然集中于对私产制度结构下的不同产权安排的分析，要使这一学派具有更大的分析价值，还必须将视野扩展到那些不是以私有与市场制度为主的社会的研究。

第二篇：传统与变迁读后感

《中国：传统与变迁》读后感---WHUZPS

《中国：传统与变迁》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最富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所著1989年出版，中文版由张沛、张源、顾思兼译，2008年四月中译版本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

《中国：传统与变迁》是一部简明中国通史，上溯半坡、龙山远古中华文明，下迄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内容涉及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及意识形态各个方面的传承与流变。从王朝兴衰、社会经济、政治变革、艺术思潮、文学发展等涵盖范围之广可见一斑。本书论述精当，记录简约，体系完整，可以说是学习简明中国通史的必备。而最有趣的的地方在于用简洁的语言不失精当的概述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发生的大事。

读书过程中，深深被其内容所吸引。读罢，犹如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且感慨颇多，一时各种思绪涌上心头，即为中国古代文明的灿烂多姿而自豪，也为近代中国的沉沦而惋惜。各种纷繁复杂的想法充斥脑海，各种思考脑海交织，一时间难以捋出头绪，如果要说我读完全书对整个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思考，我想一万字也不足以描述。在这里我就仅从朝代的更迭、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中国近代的沉沦三个方面说说我的感受。

朝代的更迭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朝代的更迭史就是历代帝王的治乱史。读史知王朝兴替，从中吸取教训，对于我们把握中华民族发展方向有着重大的意义。

把中国大统一的历史分为三大帝国，第一帝国秦汉、第二帝国隋唐、第三帝国元明清是作者的创造性的想法。这三大帝国时期与衔缀起来的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辽金夏等短期政权一同构成了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三大帝国的划分是疆域辽阔的大统一及时间持续时间长为标准的。以此为标准，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说是第四次大统一。而有意思的地方是，历史的发展总是惊人地相似，一如第一帝国秦汉，第二帝国隋唐，稳定的大统一之前总是要先经历一个短期的统一政权，而第四次大统一之前也建立了短期的大动荡大转变的政权—中华民国。

第一帝国—秦汉帝国。秦朝统一六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统一。秦始皇首创了皇帝制度、以三公九卿为代表的中央官制，以及郡县制，彻底打破自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维护国家的统一、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奠定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基础。

西汉是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华各民族的核心“汉族”就是在这一时期更名的。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原战国时各国的文化便相互渗透融合，到西汉时中华地区在典章制度、语言文字、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多方面都逐渐趋于统一，构成了共同的汉文化。可以说这一时期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大统一的思想，以后中国再未长期处于诸侯割据时代，大统一成为了共识。

隋唐帝国—第二帝国。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唐朝官僚制度和科举制度的建立，使得科举成为步入仕途、求取富贵的最主要手段，有志从政者就必须同样的经书、文学教育，从而使全国在思想文化上也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同时科举制度的建立，也使得唐朝的统治摆脱了大族世家的桎梏，但是各藩镇拥兵自大，为以后唐朝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自唐之后，大统一的观念与制度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国家混乱分裂状况不可能长期存在。中国自唐以后，割据纷乱的局面再未超过50年以上，中国自唐以后一直是一个牢不可破的政治统一体。

按照这种第一帝国、第二帝国、第三帝国的划分，宋朝的位置颇为尴尬。主要是因为虽然经历了五代十国之后，宋朝同一了中原地区，但是始终没有能够统治北方，北方大部分地

区都在异族的统治之中。虽然武力不盛，没有完成大统一，但是宋朝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程朱理学对孔孟儒学的继承与发展，宋朝发达的海运贸易。

当然最重要的是，大家也容易忽视的一点就是，宋朝发达的文官制度。科举制度始创唐朝，在宋朝发扬光大，使得宋朝文官制度尤为发达，秦桧假借圣旨传岳飞回京，岳飞明知道的情况下还交出兵权，一个文官手持文书，就可以让一个手握重兵的大将交出兵权，这在唐朝是不可想象的。

可以说宋朝及之后的1000多年，是“专制时代”，统治阶级为官吏，统治庞大的帝国靠的是发达的文官制度。而唐朝之前，“贵族世代”统治阶级是贵族，高门大阀。这样宋之后的王朝或为异族所灭或皇室内部争夺王位，再无属下篡权并获得成功。

第三帝国：元明清

元朝是一个异族王朝，风俗习惯与农耕文明差异极大，其自身文明落后于中原，文明的发达不代表武力的发达，攻破城池靠的是武力而非文化的力量。但是统治一个偌大的帝国不是靠武力所能解决的，异族王朝必须借助汉族的力量来统治整个王朝，于是上层的大地主、士绅很明智的接受了元朝的册封，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汉奸之传统古已有之。至于下层的民众也能吃饱穿暖，谁会去造反呢。

于是乎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元清两代的异族统治者竟能统治偌大的中国并且被中国人奉为正朔，原因是什么？作者提出自己的见解：中国能够容忍异族的统治并保持自身的基本特征不变。

但是元朝和清朝还是不一样，元朝采取的是一种放养的策略，只是上层统治阶级是蒙古人，基本对于社会的下层统治靠的是汉人地主，这样对于中原本身的下层生活方式没有任何影响，所以元朝对中国的统治没有到底层。而清朝则采取了更为激烈的策略，意欲改变中原文化，如“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这些策略对继汉唐以来的文化继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还是那样，少数的异族要想统治中国必须获得地主士绅阶层的帮助，这样也就能保持中原文化基本的特征不变。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秩序稳定的一个伟大时期，虽历经历代昏庸无能的皇帝，明朝的统治总是能支持下去，明朝几乎没有令人兴奋的历史事件的发生，社会秩序的稳定亦从另一方面说明了社会发展的停滞。

那么对于王朝的循环，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历史是一部不断改朝换代的历史，因而不断产生令人乏味的重复，创业者打江山，国力大振，继而是长期的衰败，最后全面崩溃。这一简洁的表述道尽了朝代兴衰的真谛，当然这其中有个人因素也有统治与政治的因素。开国初期，总是不乏有志之士和明君，王朝中期君王长于宫妇之手缺乏历练同时宦官外戚连番弄权，王朝衰败，这样开过大约100年就会遇到棘手的财政问题，进而有识之士开始进行经济与政治的变革，国力会恢复一定的程度，但是改革会受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在皇帝不支持之后，进而失败，之后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加剧，社会矛盾尖锐，最后爆发起义，王朝覆灭。这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是有启示意义的，虽然我们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摆脱了家天下的桎梏，但是王朝的兴衰是相似的，统治阶层的腐败，官商勾结，贫富差距拉大，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需要解决的。

文化的传承与演变

关于文化的传承与演变方面，我认为书中已有叙述文化的发展，这里就不赘述。我就我自己的感受谈一下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文字对于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第二：汉文化中心主义；第三：中国人的宗教信仰问题；

第一、文字对于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性

我认为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当然风俗习惯、道德伦理、服饰、戏剧以及各种民俗艺术都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从历史长河几千年的发展来看，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和

发扬靠的是文字，有了文字的记载才有了传承，进而发扬光大。

中国发现最早的汉子雏形是在安阳晚商遗址发现的甲骨文，中国古人赋予了汉字以奇妙的魅力，使得汉字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以及更微妙的韵味，汉语诗歌和散文具有一种字母文字难以望其项背的简洁生动性。汉字的另一大优势是它能够克服方言乃至更大的语言障碍，但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尽管可能听不懂彼此的方言，却能阅读同样的书籍，并且把这种汉语文言视为他们自己的语言，而不是像字母文字的国家，分裂为像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那样的许多国家，所以我认为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有一部分应归功于我们的汉字。

同时文字的一贯性也使得中国人对古人，无论是在种族上还是在文化上，一向有种强烈的认同感，甲骨文便是很好的证明。与西方对古埃及、两河流域或古希腊、罗马的态度相比，更有理由感到他们的文化是从商代一脉相承发展下来的。

第二：汉文化中心主义

汉族文化中心主义是以中国为世界中心，以汉族政权为中国正朔的意识形态。它形成于唐朝，但是在明清时期成为其主导思想。它帮助中国人在遭受异族入侵及统治时保持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并最终成为胜利者。同时，也导致了中国人对外来事物的普遍排斥。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憎恶与轻蔑，以及一味关注本国事物的狭隘视野，逐渐演变为一种民族中心主义思想。以至于中国在明朝时期看不到欧洲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化复兴、宗教改革、大革命、产业革命等，使得中国开始落后于欧洲各国，最后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最近一种思潮又悄然诞生，那就是盲目的崇拜外来文化，似乎有一种对本民族文化的鄙视。好像社会的发展就要完全的按照西方的社会模式进行，完全不考虑中国实际的国情和文化，西方的就是好的，凡事先看看西方怎么做。如果中国不这样做，那就是不对，似乎过于崇尚外来文化。这两种都有失偏颇，我们应该大力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吸收外国经济、政治制度有利于中国发展的部分，而不是全盘接受，不然就会成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

第三：中国人的宗教信仰问题

如果说中国的宗教，那么似乎只有佛教和道教，但是人们在考察中国的宗教问题是总是有一种“无力感”，大约佛教和道教都只是装饰了中国文化，但并非像基督教之于欧洲那样整体上重塑了中国文化。反而是儒家思想在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作用类似与基督教。

于是最近也兴起了一股思潮：中国人没有信仰！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多么的可怕！好像没有信仰就是十恶不赦，大逆不道，一定会做坏事一样，没有信仰成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在我们怀着好奇的心理去考察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时候，外国人也以差异的目光看我们，中国人没有信仰是怎么生活的啊？

我认为中国并非是没有信仰，而是信仰比较松散化，信佛、信道、信儒、信基督教、信伊斯兰教，没有一个硬性的规定，在中国这个宗教包容开明的国家里，宗教并不狂热！人们理性的选择自己的信仰或者是信仰科学。所谓的宗教，在我的理解就是使人获得心灵的宁静，教人向善，无论是耶稣、释迦摩尼还是穆罕默德最初的初衷一定是这样，但是宗教高度发展的后果就是过度的复杂化，基督教分裂为了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佛教也分大乘、小乘；伊斯兰教更是因为教义分歧，导致中东地区内乱不止，似乎宗教的信仰已经变成一种利益集团的区分，而偏离了最初宗教的本质意义。

西方人以为中国没有宗教而没有信仰，但是有信仰的他们依然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者，资源的掠夺者；中东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有信仰，宗教信仰的狂热，迷失自己，陷入恐怖主义的泥潭。我庆幸于中国没有一个势力极大的本土宗教，这样就避免了因教义理解不同而造成分裂。没有信仰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主要有道德约束，只要遵纪守法，内心宁静，依旧是好青年！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被占领，可以被奴役，但是只要文化处于先进地位，就能同化其他外来文化，就能保持自身民族特性，历史无疑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历史上我们面对的都是一些不发达地区的文化，而现在，外国文化与我国处于一个同等地位，似乎我国的文化还处于劣势地位，西方文化入侵，各自西方思潮泛滥，如何保持自身文化不受侵蚀，战争神剧和宫斗剧、家庭伦理剧不能实现文化输出的重任。这就需要我们大力挖掘传统文化中得优秀部分，大力弘扬，同时积极鼓励新一代的青少年去积极去传承。

中国近代的沉沦

我认为中国近代的沉沦不能从鸦片战争算起，真正的究其原因大约要追溯到宋朝末期。这看起来略有荒诞，但是事实就是在在13世纪宋朝时期中国的政治、社会、思想形成了一种平衡，并且在当时的思想、技术条件下达到了完美的程度，这种完美的平衡到了19、20世纪，在经受了外界的剧烈破坏的撞击仍未完全打破，这也世界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完美的平衡意味着社会发展的停滞，从历史的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社会技术几乎没有任何进步。

关于中国近代的沉沦有很多种解释，我认为第一，中国的模式：这是一种农业型、内敛型的模式，而非城市型、扩张型的模式。第二：中国长久以来一直是东亚文明的中心，中国人因此便具有一种优越感。传统格局的惰性与顽固，以及物质和精神上的封闭与自足，这一切都使得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时反应迟钝、举步维艰。政府的惰性，因循守旧，官员的腐败造成国力的下降。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学者思考过这个问题，假设东亚文明和欧洲文明是两个平面，不曾相交，中国面对清朝末年的腐败、农民起义会走向何方？而欧洲各国没有发现中国，那么他们的历史会是怎样？他们的轨迹不会产生过大的偏失，中国文化已不具有优越性，科学技术水平更是落后，不能给西方带来很大的影响，而西方却恰恰相反。

思考这些，你会发现中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它的内在是因循守旧的，而不是变革的，总是有一种力量把他恢复到原来的轨道上去。如果没有外国的强势入侵，清朝腐败不可救，太平天国运动也成不了气候，那么汉族大地主如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者乘势而起，或许建立另一个皇朝，历史的发展回归到原来的轨道。而从现在去看历史，从没有这样一个时期从1840到2013这样一个时期，中国变化之大，纵观历史，173年的时间里，最多不过一个朝代的时间，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变为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文字，自身的血统，一些残存的风俗习惯，哪里还有那个时代的一点点的映像。历朝历代的更迭不过是换一个姓氏的人坐江山而已，而在这173年的巨变里，中国乃至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或许中国遇到西方列强的入侵，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果没有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人也许永远不会觉醒，不知道技术的力量是多么的可怕，如果没有列强的入侵，中国看不到世界的变化，中西方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总的来说本书是一部不错的简明中国通史著作，记述精当，记录简约，不乏独特见解，但是由于自身的局限性，难免隔岸之误，反映了西方学者的局限性，对中国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历史见解是应该值得商榷的，对于这些，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应保持审慎的批判态度。同时聊聊数千余字不足以表述全面我的想法，且文中多为个人观点，较多成熟之处，敬请原谅。

第三篇：不动产登记以制度伸张财产权利

不动产登记以制度伸张财产权利

不动产统一登记终于迈出一大步。8月15日，中国政府网公布《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在明确不动产统一登记的时间表之后，又拿出的实施计划。

社会各界对不动产登记翘盼已久。原因是，在预期中不动产登记已经成为匡正时弊的一剂良药。鉴于房产是中国人财富的主要持有方式，如果不动产登记得以顺利实施，那么资源易得者、特别是官员的财富就将浮出水面。这样一来，不动产登记就成为震慑腐败的强有力工具，而这种震慑效应本身，还足以成为房价下行的推动力。

尽管不动产登记确实具有波及各方面的潜在外溢效应，但应该看到，不动产登记的出发点，首先不是功能性的，而是制度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不动产登记对于当下存在的制度短板的补强意义，比其是否能够影响吏治和房市，更加重大。

首先，不动产登记指向的不仅是房屋财产，而是对集体和个人财产的一次确权。意见稿明确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森林、林木所有权，耕地、林地、草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等十种不动产权利，需要办理登记。这十种权利不乏被肆意轻忽和剥夺的现实案例。登记是对这些集体和个人财产权的再次确认，并因此可以成为厘定和保护财产权的依据。就此而言，不动产登记是对保护产权的基础制度的一次优化，凸现的是对物权的呵护。

其次，不动产登记是对土地与房屋管理和交易成本的一次压缩。目前的不动产登记处于事实上的割据状态，土地和房产登记分离，涉及国土、住建、农业、林业等多个部门，这种管理形态不仅效率低下，没有起到应有的管理作用，而且事实上抬高了土地和房屋的交易成本。政出多门，还赋予了行政权对于市场过多的干预机会。无论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上市流通转让需求，还是从简政放权的改革要求看，统一不动产登记，还能起到让市场决定交易成本而非行政决定交易成本的作用，这也与深化改革的大方向一致。

再次，不动产登记可以为房地产市场长效调控机制的建立，提供必要的基础数据。尽管房地产调控已有调整方向，但是，到底全国有多少空置房，不同城市的住房供求关系如何，一直缺乏可靠的“数据管理”。在这种模糊状态下，放宽或收紧调控、是否加快推行房产税其实都可能面临与市场真实情况脱节的风险。不动产登记可以为房地产调控提供真凭实据。当然，从不同的角度，对于不动产登记的冀望不同。比如，有人认为意见稿“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查询、复制不动产登记”的规定，有可能降低其震慑力。而另一些人则担心，有权信息共享的部门能否真的守住个人的财产隐私。这反映出了对不动产登记操作细节的关注。

但客观看，不动产登记不是万能法，不可能满足方方面面的冀望。当下最关键的，是强化不动产登记对于财产权利的伸张。营造对普遍重视财产权的制度环境，实则也是为从这一切入口深入反腐腾出空间，二者并无矛盾。

第四篇：民法与劳动法：制度的发展与变迁

民法与劳动法：制度的发展与变迁

一

在现代法的体系中，民法与劳动法都是彼此独立的法律部门。民法从传统走来，日益实现现代化。尽管经历了“私法公法化”和“民法商法化”的洗礼和挑战，但民法作为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私法文化底蕴的法律部门，在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上都日益成熟和完善，正以昂扬的姿态步入21世纪。劳动法是诞生较晚但发展较快的法律部门（注：一般认为，劳动法诞生于19世纪的“工厂立法”。英国1802年的《学徒健康与道德法》是世界上第一个“工厂立法”。），迄今为止，共产生三种类型劳动法制度：资本主义劳动法、社会主义劳动法和国际劳动法。尽管这三种类型劳动法在历史上并不是同时产生的，但现在却同时并存，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劳动法学的研究对象。在学术界，对于劳动法学独立的学科地位问题并没有人提出疑义，但对于劳动法独立的部门法地位问题，还不能说已完全达成共识。有人认为劳动法属于民法范畴（注：参见梁书文主编：《劳动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也有人认为劳动法以前全属私法领域，现已纳入公法之内，成为经济法的一部分（注：转引自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2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334页。）。上述认识都偏重于强调劳动法的某一方面：前者更关注劳动法的历史渊源和劳动契约；后者更着眼于劳动法的现实状况和劳动基准。本人认为，科学厘定劳动法与民法的关系，必须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视角切入，同时应将劳动法律制度还原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从法律发展史来看，劳动法与民法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早期的民事立法大都将劳动合同纳入民事合同范畴进行统一调整。如《法国民法典》将劳动合同归为租赁合同范围，称劳动力租赁；《德国民法典》将劳动合同纳入劳务合同关系中；《意大利民法典》则干脆将整个劳动问题规定为独立的一编。这样的立法现象，显然是建立在早期的劳动关系与一般民事关系具有较大的相似性的基础上的。但是随着近代机器大工业的兴起和扩张，劳工问题日益突出，劳资关系日渐紧张，劳动者相对于资本的弱势地位也暴露无疑。如何协调劳动关系，如何保护和救济处于弱者地位的劳动者，民法不能不寻求对策，但在保持民法品格限度内的努力却非常乏力。实现对劳动者的法律保护，必须冲破民法理念和制度框架的束缚，寻求公共权力的积极介入。这种努力的结果导致大量以限制工时、确保最低工资和职业安全为基本内容的劳动立法的出现。劳动立法逐渐脱离民法视界而独立发展，是19世纪法律发展的重要内容。劳动法的独立发展突出表现在，公共力量（国家）和社会力量（工会）在平衡劳资双方力量上的作用日益合法化并得以强化。可以说，劳动法发端于民法，又超越了民法，多因其规律特殊的对象而日益自成体系。对此，法国学者勒内。达维德曾指出：“民法在我们的各类法律中起了基础学科的作用，法的其他门类曾以其为模式（行政法）或为某些类的关系使之完善（劳动法）。”（注：［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80-81页。）劳动法的发展史实质就是法律不断满足劳动关系特殊法律需求的历史。劳动法根植于民法，又超越了民法。就其通过立法确立劳动权利义务基准并求助于团体力量以实现契约双方力量平衡的努力方向，是对民法调整劳动契约关系功能不足的一种弥补。正如日本学者所言：“劳动法具有限制资本的商品支配，修正市民法契约自由的机能。”（注：［日］木下正义、小川贤一：《劳动法》，成文堂1992年版，第10页。）但是，借口劳动法与民法在历史上的渊源关系和功能上的弥补关系，就将劳动法纳入民法体系或者认为劳动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注：参见梁书文主编：《劳动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进而否定劳动法在现代法律体系中的独立地位，是无视现实的，也无益于劳动法和民法的健康发展。从立法实践来看，为了实现对劳动关系进行有效法律调整的需要，许多国家都制定了劳动法典，即便没有制定劳动法典的国家，也都努力制定大量的单行劳动立法。劳动法独立于民法而发展成为世界法律发展的普遍潮流。

二

民法是主体平等法，其制度基础是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并以维护平等为使命。民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没有商品经济就没有民法。商品经济是最大的平等派，在商品交换中，双方主体应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并彼此肯定和尊重对方的主体地位与利益，这是交易实现的前提条件。民法必须为商品交换创造基本条件，基于平等而维护平等是民法的理念，一切具有平等基础的社会关系都可以进入民法的视野。如果劳资关系中的双方-劳动力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能够在事实上处于力量平衡的地位上，民法一直调整现代劳资关系也未尝不可。但是，产生于机器大工业的劳资关系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它鲜明地体现为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关系。资本的巨大的支配力量将劳动者的独立转化为对资本的依附。劳动者虽然获得一般意义上的主体地位和人格，对自己拥有的劳动力能够在一定意义上予以左右，但在具体的劳资关系中，劳动者的弱者性则突显出来。劳动者的弱者性主要表现在：其一，在劳动力 要素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往往大于需求，就业机会稀缺形成“买方市场”。在“买方市场”结构中，劳动者之间的就业竞争加剧，劳动者的选择余地和谈判能力都大为减弱。其二，劳资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劳资双方处于利益共同体之中，但也存在着利益矛盾。资本利益是一种经营利益，劳动利益则为一种生存利益，二者相比，生存利益尽管更具有公理性，但在实现过程中却表现得十分脆弱，因为资本所有者可以放弃经营利益，但劳动力所有者却不能放弃生存利益。在二者的抗衡与较量之中，劳动者常常不得不做出让步。其三，劳动关系是一种兼有财产和人身双重因素的社会关系，在这种混合关系中，劳动者隶属于劳动组织（单位），必须接受单位的组织安排，居于一种单向服从的地位。劳动者所处的弱势地位决定，在劳动契约订立和履行过程中，劳动者都较为被动，为了生存常常不得不接受一些苛刻的劳动条件（如低工资、高工时或恶劣的工作环境等）。劳资力量的失衡，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人权状况恶化，社会关系紧张，劳动的非人道化和社会正义的丧失。对于这种劳资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力量的失衡，国家立法必须予以正视，通过对劳动者提供专门的法律保护以寻求劳资关系的协调。国家对于劳资关系进行干预的合法性就在于劳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因为，“在当事人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时，不能够真正地说，他们之间的协议是他们意志自由交流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劣势的一方会受到极大的压制，就象真的受到了强迫一样。为了维护这种平等，社会可以进行干预。”（注：［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65页、139页、140页、64页。）现代劳动法的保护功能主要通过三个制度层次来实现：第一个层次强调对劳动者人身、人格和财产利益的维护；第二个层次是对弱者中的弱者-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给予特殊之保护；第三个层次，通过特殊保护实现平等保护。可见，基于不平等而促进平等是劳动法不同于民法的部门法理念。

三

“契约自由”是合同法乃至整个私法的灵魂，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成为整个法律制度和法律文明的理论基石。民法是典型的私法，民法最充分地休现“契约自由”的私法精神。“契约自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民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的法律规则，必须要肩负起弘扬和捍卫契约自由的重任。契约自由突出个体性、强调主体性、激励创造性，具有巨大的人文和社会价值。但是正如英国合同法专家阿蒂亚所言：“古典的‘契约自由’概 念甚至从一开始便存在着某些严重的缺陷。而随着现代合同法的发展，这些缺陷成千倍地扩大了。„„古典的‘契约自由’这一概念没有考虑到在许多情况下，事实上存在可能迫使某人去签定合同的社会和经济的压力”。（注：［英］阿蒂亚：《合同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10页、2页。）不仅如此，过分地强调和恪守“契约自由”的信条，不仅会引发大量的破坏竞争机制的“契约自由”滥用行为，而且会束缚政府的手脚，使公共力量无所作为。因此限制“契约自由”又成为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以来法律发展的主旋律。对此，梁慧星先生指出：“19世纪资产阶级合同法律制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不断扩大合同自由，与此相反，逐步限制和缩小这种自由却正是20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合同法律制度的重要特征。”（注：梁慧星：《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的绝对主义“契约自由”观念被相对主义“契约自由”观念所置换，民法的个人主义本位也开始注入社会本位的因素从而实现自我修正。但是，限制不等于否定，修正不等于抛弃。既然是合同法，既然是民法，既然是私法，由其固有的品格所决定，“契约自由”就是立法之本，是贯穿始终的灵魂基础。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的实践来看，不断地扩充经济生活的自由度，减少公共权力的不当干预，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中心任务。但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告诉我们，过度的经济自由必然会酿成巨大的社会灾害，不仅有失经济公平和社会正义，也会影响和阻碍经济效率。因此，不论是“契约自由”，还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经济自由，都必须接受社会整体利益的检阅，受到适度的限制，使之符合秩序的要求。不难看出，我国的法制建设与西方国家法制建设呈现出不同的式样：西方是先扩充“契约自由”而后再限制“契约自由”；我国则是弘扬“契约自由”与限制“契约自由”并举，没有时间上的迟滞。中国未来民法的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举起这两面大旗。从历史上看。公共权力在寻求限制“契约自由”的过程中，不仅促进了民法的自我修正和发展，还在民法制度框架之外，诞生了劳动法和经济法。从这个角度看，劳动法是在劳动关系领域限制“契约自由”的一个法律发展的产物。在限制“契约自由”的力度上，劳动法走得更远。在劳动契的领域，传统的契约自由已经在诸多方面和更大程度上受到国家和社会力量的限制。表现在劳动法律制度上，国家强行立法与工会团体力量并行不悖，而且这两种力量还存在着此长彼消的互补关系：团体力量强大，国家力量就可以相对减弱；反之，社会团体力量尚未生成或力量不足，国家立法直接介入劳动关系的力度就要加大。我国目前尚属于国家力量主导型的劳动法制模式，逐渐培养和壮大社会团体力量，从而实现向社会力量主导型劳动法制模式的转变，是我国未来劳动法制建设的发展趋势。

四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始于罗马法，而后成为资产阶级法学对法体系进行功能划分的基本方法。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标准并非一致，存在着利益说、主体说、性质说等分歧。利益说认为直接规律公法者为公法，直接规律私益者为私法；主体说认为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为国家者是公法，反之是私法；性质说认为规律统制支配关系者为公法，规律平等关系者为私法。公法与私法不仅是一对概念，更是一种观念、一种文化。私法以私欲、私利为基点，通过肯定和鼓励个体追利行为而增进社会整体利益；公法以公共利益为基点，为了实现整体利益而限制和约束个体行为。私法以“意思自治”、“契约自由”为灵魂，以鼓励和激发主体创造性为特点，以建立权利运行机制为使命；公法以贯彻“公共意志”和维护“公共秩序”为灵魂，以限制和约束主体行为为特点，以建立权力运行机制为使命。相对而言，私法的土壤是商品经济，公法的根基则是民主政治，私法是关于市民社会的法，公法则是关于政治国家的法。以这些认识为基础，民法是典型的私法，而宪法、行政法和刑法都是典型的公法。但是，对于现代国家而言，“公”与“私”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并且随着新的法律部门的诞生，法律门类越分越细，公法和私法的划分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局限性。这些新诞生的法律部门以劳动法、经济法和社会保障法为代表。以传统的或公或私的“两分法”，实难匡定这些法律部门。仅就劳动法而论，在西方是沿着“私法公法化”的路线孕育成长起来的，在我国则是通过“公法私法化”的道路创建起来的。不论是“私法公法化”，还是“公法私法化”，都表明同一个事实：劳动法是私法属性和公法属性兼而有之的新型的法律机制。面对这种法律发展的事实，法学界提出“社会法”的概念予以解说。“社会法”的概念传达了一种观念：从公私分野到公私兼顾是当代社会发展和法律发展的一个趋势。对“社会法”概念的提出，尽管还有不同的意见，“社会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都有待科学地界定，但法学适应现实生活的能动性的努力，却值得充分予以肯定。本人站在肯定“社会法”概念的基础上，认为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和经济法都具有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正的法律机能，它们是社会法的代表。一言以蔽之，民法是私法，劳动法是社会法。

五

现代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更是一个契约社会。从近代到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深层次上都表现为“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转型运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实质就是这样一种社会转型运动。契约是工具，是制度，更是一种文明。仅就制度层面而论，契约是私法之精华，债之王子。契约制度在民法制度体系中是核心，契约法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民法的发展。对劳动法而言，劳动契约也是劳动法律制度的基础，可以说，劳动法的每一个具体制度都为劳动契约服务或者与劳动契约密切关联。契约是民法和劳动法共同关心的主题，也是联系民法和劳动法的纽带。劳动契约与民事契约有着共同的基础：商品经济是经济基础；经济伦理是道德基础。阿蒂亚断言：“有两个因素，即道德因素和经济因素或商业因素，对合同法发展的影响要比其余诸因素重要很多。”（注：［英］阿蒂亚：《合同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10页、2页。）共同的基础，使得劳动契约和民事契约在制度上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内容：如强调自愿反对欺诈，强调交易便利又兼顾交易安全等。本文的主题是探讨劳动法与民法在制度上的发展与变迁问题，所以，对于相同性与继承性予以忽略，重在研讨差别性和变异性。劳动契约确立劳动组织内部关系，固定劳动者的职业安排，这种关系与民事契约所确立的外部关系比较，对稳定性和协调性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在形式上劳动契约一般都要求采用书面形式。劳动契约关系确立一种职业依附关系，劳动者依据劳动契约成为用人单位内部的成员，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充分信任和相互理解是劳动关系融洽和顺畅的基础。所以劳动契约较一般民事契约更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正是基于这一点，劳动关系在内容上则要求劳资双方负有一般民事契约所不具有的特殊义务-保护与忠诚义务。诸如工作条件条款、保密条款、竞业禁止条款都是这种义务的具体化。同时，在契约履行上更突出强调协作性，劳动契约离开双方的协作，履行目的就会落空。由于劳动者是劳动关系中的弱者，保护劳动者是整个劳动法制度都应该体现的精神。正是出于保护劳动者的目的，在劳动契约解除制度上也体现出两点明显的差异：一般民事契约，双方适用同一解除制度，但劳动契约则通常适用两套解除制度，两者比较，劳动立法的态度是严格控制用人单位的解除行为，宽松对待劳动者的解除行为；一般民事契约解除在后果上只有一个，即违法解除要赔偿损失，而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契约，即便是在合法的条件下，也要依法对劳动者进行补偿，支付一次性经济补偿金。（注：经济补偿不同于赔偿，二者在性质和功能上是不同的。赔偿是基于违法行为而进行损失弥补；补偿则基于公平原则，目的在于实现对劳动者的生活救济和精神慰藉。）劳动契约履行的过程，就是劳动力的释放过程，劳动力释放出去不可能通过返还而恢复原状，所以，劳动合同解除的效果只能对未来发生效力，不能对已经履行部分发 生效力，即劳动合同解除不能溯及既往。

六

近代工业文明创造了巨大的经济财富，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和职业伤害问题。尽管职业伤害问题是工业化社会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但是控制和减少职业伤害和救济遭受职业伤害的劳动者，却是劳动法和民法所共同担负的责任。在致力于追求对遭受职业伤害劳动者进行充分赔偿的过程中，劳动法和民法制度都实现了较大的变迁，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在两大法系，促使民事侵权法实现从绝对责任向过错责任，再从过错责任向无过错责任发展的现实动因，主要是为了有效地解决工业化过程中所带来的职业伤害问题。从绝对责任转变为过错责任的立法目的是为了减轻资本投资的风险，避免在经营条件所固有的风险之上再加上新的风险，以鼓励人们为提高生产率而去冒险，建立一个重视个人首创精神的社会。在英美法系，1800以前，过失都不是一种独立的侵权行为，一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对自己的过错负责。只是到了19世纪，以过失为基础的侵害诉讼才取代了不必对过失加以证明的侵害诉讼，法律根据过错来确定责任的规则才得到发展。（注：［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65页、139页、140页、64页。）在大陆法系，19世纪的民事立法也基本上以过错而不是简单地以行为作为责任承担的依据，过错责任原则确定为侵权行为法的首要原则。如《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规定“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行为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的责任。”（注：《法国民法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9页。）在1896年《德国民法典》中虽然看不到象《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那样关于过错责任原则的一般性条款，但一些条款的内容也体现了过错责任的精神。如，第823条第1款、第2款和第826条（注：《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823条第1款规定“因故意或者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者，对他人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负赔偿义务。”第2款规定：“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者，负相同的义务。如果根据法律的内容并无过失也可能违反法律的，仅在有过失的情况下，始负赔偿义务。”第826条规定：“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法故意对他人施加损害的人，对他人负有损害赔偿义务。”）。在整个19世纪，“由于强调社会对个人自由行动和自由决定的要求，以证明有过失为前提的责任原则完成了它对侵权行为法的征服。”（注：［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137页、65页、139页、140页、64页。）在职业伤害赔偿案件中，适用严格的过错责任原则在客观效果上显然有利于雇主而通常情况下使工人的伤害得不到赔偿。正如伯纳得。施瓦茨所言：“一种把无过失即无责任的规则在法律上绝对化的法律，给产业工人造成了最沉重的压迫。”（注：［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65页、139页、140页、64页。）因为“受伤的工人要证明雇主的过失，还要证明任何同伴工人都没有过失以及伤害不是工人自愿承担风险的结果，这些要求结合到一起，就使工人在发生工业事故的情况下得到赔偿的权利成了脱离实际的空谈。”（注：［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65页、139页、140页、64页。）在利益考量上，过错责任原则更有利于强者（雇主）而对弱者（工人）保护不利，这与法律追求正义的理想目标相悖，法律必须继续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迫使资产阶级侵权行为法在劳资利益的天平上不得不向工人一边倾斜。于是，在侵权法律制度上，“在过错责任的范围内，有过错摊定的广泛运用；在过错责任的范围之外，则有无过错责任的大力推行。”（注：王卫国：《过错责任：第三次勃兴》，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无过错责任是从19世纪后期开始，通过特别法的制定而发展起来的。这些特别法从内容上看，是民事侵权法，但从所规范的对象上看，则多属劳工立法。正式确立无过错责任的立法，乃是德国1884年的《工伤事故保险法》。法国通过1898年的《劳工事故赔偿法》确立了职业伤害领域实行无过错责任的新的责任体制。英国从1897年起，制定了一连串的劳工赔偿法，由此创立了一种特殊的工业保险体制。美国从1900年以后，各州都采用了赔偿条例，确立了劳工赔偿的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些立法的基本原则都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即规定对于雇佣引起的或在雇佣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伤害都得赔偿。发端于劳工赔偿领域的无过错责任原则逐渐向侵权行为法的整个领域渗透，到本世纪中期，无过错责任原则基本上进入了侵权行为法领域。劳工赔偿领域无过错责任的推行，便利了受害劳工的责任追偿，增大了赔偿成功的可能性。但是，任何法律制度都利弊共存。无过错责任一方面加重了企业主的赔偿责任，给经营活动带来了某种不安全感，并且增加了企业的经济开支，不利于资本主义再生产；另一方面，当企业主是小业主或经营状况不佳时，被害人就可能因雇主资力缺乏而无法获得充分的赔偿，并且劳工伤害赔偿请求通常都得通过诉讼来实现，劳工法律知识的缺乏、诉讼费用的昂贵都会成为劳工赔偿请求实现的障碍。要克服上述种种缺陷，“就必须超出‘要么损失由加害人承担，要么由受害人承担’这样的狭窄视界，不是把损害赔偿看作是一个单纯的私人纠纷问题，而是同时把它也看成一个社会问题。这样，就不能局 限于从侵权行为法这一传统领域中寻求解决办法，而必须兼采其他法律部门中适宜的法律手段，组成一套综合的调整机制。于是，在‘私法’领域有责任保险及其他损失保险的发展，以及相应的法律规范的完善；在‘公法’领域，则有劳工强制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险的出现，以及相应法规的制定。”（注：王卫国：《过错责任：第三次勃兴》，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页。）这种劳工赔偿责任“社会化”的过程不仅推动商法体系中的保险法的发展，更为令人瞩目的是促进了劳动立法以及社会保障法的发达。

七

民法与劳动法的发展变迁是一个延续着的历史过程，在这个演变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这个历史变迁的过程，展示着这两个法律部门的成长轨迹，其间也昭示着二者之间若合若离、藉断丝连的紧密关系。我们很难通过上述六个方面的考察，就足以拨开云雾见晴天，但通过多视角的透视，我们可以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这些结论，对民法、劳动法，乃至于整个法律制度的未来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一，劳动法在历史渊源上与民法同出一辙，现代的独立发展也并没有彻底否定对民法基本精神（如崇尚自由）的继承性。因此不论是法律制度的未来发展，还是法学研究的进一步繁荣，都存在一些共同的东西可相互借鉴。劳动法同民法的变异性决定了两个法律部门独立存在的必要性。劳动法的变异过程实质就是“法律社会化”、“私法公法化”的过程。这些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法律运动，说明了法律必须适应生活，随着它所调整的那个社会运动的主流向前发展。满足现实生活的法律需求，是法律发展的动力，也是法律永葆青春和活力的关键所在。第二，一种法律概念、法律观念、法律原则（如契约自由）往往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甚至相当于一种魔力，因为“难于用语言清楚表达的思考是法律赖以获得其生命力的隐秘的根基”。（注：［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65页、139页、140页、64页。）但是，任何法律概念、观念和原则都不是不可跨越的鸿沟，都可以也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提出新概念，更新传统观念，突破既定的原则，为法律发展奠定观念基础，是法律发展的要求，也是法学研究的任务。第三，现代法律制度之间的影响和作用是相互的，法律的调整和整合功能也必须通过法律整体才能充分实现，任何一个法律部门都会在不同侧面对法律发展做出贡献。劳动法的诞生与成长不仅受益于民法，同时对民法乃至于整个法律发展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此，我国的法学界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促进劳动法制建设，繁荣劳动法学研究，是中国法学面临的紧迫任务。冯彦君

第五篇：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专题讲义－2003年春季

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

1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

研究制度的重要性：

 技术潜力的发挥决定于制度，经济基础决定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 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制度变迁的过程

 例子：交易制度的变化—原始人躲在树后(为何躲在树后？)，庙会，墟集，日中为市，市

 变化的原因：经济剩余和交易的频率的增加。 什么是制度：

一套由人制定出来的，规范人们互动行为的规则。如市场制度：交换的地点，交换的原则（双方同意，等价交换），交换的中介。 制度的俩个层次：

 组织：三权分立、市场、学校  价值、精神  制度的两种形式：

 正式制度：经政府制定的，如法律；

 非正式制度：社会上自发产生，并为大家共同遵守的，如乡规民俗

 制度一词的两个内涵：

 制度安排：婚姻制度（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一夫一妻）

 制度结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 为什么需要制度：(人为何要制定出制度来规范人类自己的行为？) 人生活在一起才需要制度，鲁滨逊不需要制度

 荀子在谈到“礼”的起源时，提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 • 礼论第十九》）。

 直接原因：人们在一起有好处，可以使每个人的效用增加  每人一生中生产和消费的不一致性  生产和生活中风险的存在

 规模经济：部落有利于抵御野兽和其他部落的侵袭  专业分工：每人效率的提高  上述功能主要经由组织来达到

 间接原因：人在一起会产生问题：协调、防止搭便车、减低交易费用

 不同人与不同人，不同人群与不同人群间相互协调的必要，集市的时间，交通规则

中国经济专题讲义－2003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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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防止搭便车的必要，如原始社会中的禁忌、鬼神  减低交易费用的必要，如原始社会中的报复行为（为何要报复？）现代社会中信用

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减少交易费用防止搭便车的制度安排 定义：

 反映社会需要和个人、组织、阶级或文化的愿望的思想总和（The body of ideas reflecting the social needs and aspirations of an individual, a group, a class, or a culture.） 意识形态是政治、经济或其它制度基础的一系列主义或信仰（A set of doctrines or beliefs that form the basis of a political, economic, or other system.）意识形态经济学：

 意识形态的三个特性（North）：

 意识形态是一种世界观（理想的社会）

 意识形态是一种价值判断（判断好坏行为的信息节约的工具） 意识形态和经验不一致时，意识形态会改变

 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减低搭便车，但是意识形态为何能达到这个功能？诺斯认为是非理性行为。（例如投票的行为） 意识形态是一种人力资本。（像欣赏古典音乐的能力）

 人有成为好人的愿望

 意识形态需要发资源去获得是一种投资  意识形态相对稳定，资本的特性

 意识形态的强度影响选择性激励的强度（内心自我的惩罚和奖励）。选举的行为。

 意识形态是人力之本理论的一个检验

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为何年轻人较易改变意识形态  意识形态具有外部性，政府投资于意识形态教育

道德、价值观念等也可以从同样的人力资本的角度来分析—教育的重要性，稳定的社会和流动性大的社会的不同 什么是最优的制度安排

 制度集合：每种制度服务都有许多制度安排可以提供

 如养老：原始共产社会、农业社会中的养子防老、现代社会中的保险

 如市场交易的几种方式：原始人躲在树后、庙会、集市、现代市场。

 如交易中介的几种方式：以物易物、贝壳、黄金、纸币、信用  产权安排：共有、私有  制裁：报复，法律

 制度的存在和维护有成本，最低成本达到同一服务的就是最优的制度安排，最优的制度安排取决于需求密度、制度安排的效益、交易费用、意识形态和制度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

 需求密度：以货易货和货币的比较，市场的几种形态，躲在树后  制度安排的效益：圈地运动，新大陆发现后，印第安人的故事  交易技术：美国西部开发中，牧地产权的变化

中国经济专题讲义－2003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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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奴隶制、封建制、民主  其他制度安排：报复行为和诉之于法

 可选择的制度集合受到知识和政府政策的制约，例如产权制度。怎样对待外国的制度：  扩大制度集合

 外国的月亮不见得比较圆（不同的发展阶段、交易技术、和制度结构中的其它制度安排）（英美和法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日本－king maker，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什么导致制度不均衡：  制度需求移动

 人口增长：要素相对稀缺性变化，人的所有变为地的所有  经济增长：承担风险的能力变化,如原始游猎社会到农耕社会的变化、养老制度的改变（养子防老到不生育主义），时间价值的变化导致繁文缛节的减少。 经济活动增加：集和市  交易费用的外生变动

 美国西部的故事，顾炎武日知录里的故事

 火药和西欧民族国家的出现及封建制度的崩溃  制度集合的变动

 政府政策  外界接触 制度变迁的两种形式  自发和强制 自发的制度变迁

 制度不均衡带来制度变动的效益，亚洲割稻的故事，非洲的白领的故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

为什么自发性的制度变迁不足以完全消除制度不均衡

 制度是规范人们互动的行为规范、公共选择、搭便车， 利益的重新分配、利益集团的冲突，亚洲割稻的故事，“人心不古日风日下”，非洲的故事，安徽小岗的故事  制度创新领袖—得到其他补偿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重要性

 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自发性的变迁经常无法达到最优，市场失灵  政府是一个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组织，有强制力量，可以提供公共产品

 但政府是否会做出最优选择

如何研究政府的行为：主体论，权力均衡论，领袖和委托代理人论 领袖和委托代理人论

 最高领导人有相当大的自由度  政府是一个多层的委托-代理结构

 政府的行为是其统治者及其官僚互动的结果

政策失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何会失败－信息不完全和激励不相容

 统治者个人偏好和效用不同于全社会的偏好和效用—生存、富国、强兵

中国经济专题讲义－2003年春季

 意识形态的僵化—未能与时俱进，苏联东欧的例子  官僚体制-委托代理人的冲突，粮食收购部门

 利益集团的冲突—统治者的生存靠社会中的某一集团的支持，美国的总统对华政策的转变

 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制度的两个层次

 组织

 价值、精神

 组织的作用必须有相应的价值和精神的配套才能发挥预期的作用

 政府可以改变组织、政府和社会精英可以倡导某种价值和精神，但无法规定价值和精神，例如，拉丁美洲和美国的宪法相同，但民主法制的精神不同

强制性的变迁最好有自发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