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变迁与农村社区制度选择

第一篇：政治文化变迁与农村社区制度选择

政治文化变迁与农村社区制度选择

冯仕政

[摘要]通过分析南街村的制度变迁,本文揭示了社区制度选择与国家政治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改革以来,南街村在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逐渐形成了一种逆市场化的集体制度,这样一种独特的制度变迁取向和路径正是国家政治文化不断塑造和建构的结果。本文揭示了这一过程中所蕴含的复杂而微妙的制度变迁逻辑和机制。

[关键词]政治文化;制度变迁;农村社区;南街村

改革开放以前,人民公社是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社区只是计划体制中的一个基层单位,自主权非常有限。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的不断分权让利,农村社区获得的自主权越来越大,主动性越来越强。利用国家赋予的自由空间,农村社区自主发展,各显神通;在此过程中,农村社区创造了千差万别的制度形态,其中一些很有特色的制度形态已经成为社会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产生了许多成果①。遵循这一传统,本文将研究河南省南街村的“共产主义小社区”制度。关于这一制度形态形成的逻辑和机制,笔者曾有专文阐述②。在这里,本文想着重讨论国家政治文化的变迁与农村社区制度选择之间的关系。

一、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政府-市潮与“国家-社会”之外

关于中国改革进程中农村社区制度变迁的逻辑和机制,以往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两种范式:一种是在经济学中流行的“政府-市潮,另一种是在社会学、政治学等非经济学学科中流行的“国家-社会”。在“政府-市潮范式中,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被理解为一个“理性选择”过程。所谓“理性选择”,指“政府”和“市潮都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特定的制度形态和制度变迁轨迹就是这两个“理性人”为了各自的最大利益而博弈的结果。在这种范式眼中,人类的“理性”只有一种,那就是追求收益最大化,或者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工具理性。由于各类人群的“理性”是没有差异的,自然不能用“理性”本身去解释不同社区在制度选择上的差异。

那么,社区之间的制度差异是怎么造成的呢?是由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造成的。遵循这一逻辑,“政府-市潮范式最后不是用人的“理性”,而是用人所处的环境去解释各地制度变迁的差异;它所谓的“理性选择”分析,实际上不是对行动者的“理性”本身进行分析,而是只分析行动者施展自己的“理性”时所面对的环境约束。由于在这一范式中,“理性”只是一个不需要解释的假设,而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分析的变量,导致文化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就被排斥在理论分析之外。在本文看来,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人固然是理性的,但理性有不同的方向,就像韦伯所论述的那样,有时是价值理性的,有时是工具理性的,有时是传统理性的,而不是像“政府-市潮范式所假设的那样,只有一个方向,即工具理性。不同人群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理性方向,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文化,文化作为一个符号和意义系统,既影响人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认知判断,也影响着他们的价值选择。

在后文我们将会看到,正是由于深受国家政治文化的影响,南街村在解读自身面临的困境和展望前进的方向时,才把“率先建成全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才把“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作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基本途径。与“政府-市潮范式不同,“国家-社会”范式强调与国家正式组织和正统意识形态不同的、甚至相对立的“社会”因素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影响。研究者们所揭示的“社会”因素很多,包括村落文化、家族文化、地缘关系网络、血缘关系网络、地方宗教信仰,等等。在这一范式中,虽然也有很多研究把社区制度变迁理解为一个服从工具理性的利益驱动过程,但至少,它在理论上没有先入为主地把文化因素排除掉,一些学者甚至特地强调文化因素的影响,比如林南先生在分析天津大邱庄时就特别强调家族文化因素。不过,正如“社会”这个概念所显示的,这一分析框架即使强调文化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影响,也只是强调“社会”文化,而未注意作为国家的政治文化。而南街村,决定其制度变迁方向和轨迹的恰恰是国家的政治文化,而不是“社会”的文化。

要言之,“政府-市潮和“国家-社会”这两种既有的分析范式受其内在解释逻辑的限制,都忽视了国家正统的政治文化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影响,即使注意到了也无法给出圆满的解释。本文力图在这两种分析范式之外,以南街村为个案来剖析国家政治文化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二、南街村的制度变迁:逆市场化的集体化

南街村是隶属于河南省临颍县城关镇的一个行政村。它自改革以来的制度变迁,不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而是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斌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对南街村进行社会改造的结果;社会改造的基本方向是要把南街村建成全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社会改造的基本手段则是“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经过20多年的社会改造,南街村形成了一个高度政治化、集体化的“南街村体制”。显然,这个体制不管是在方向上还是在实现手段上都是逆市场化而行的,这是“政府-市潮框架没有预料到的。

王宏斌在改革前即担任南街村的支部书记。1981年,在农村改革大潮中,南街村按照“大包干”的政策要求解散了集体,两个集体企业也承包给了私人。据称,集体解散后,南街村迅速陷入一盘散沙。特别是两个集体企业,效益急剧下滑,工资拖欠严重,安全事故不断。更糟糕的是,村民们怀疑这种局面是由于王宏斌受贿造成的,于是不断上访、告状,搞得王宏斌声名狼藉。1984年,王宏斌决定将两个村办企业收回来,由村党支部“集体承包”。“集体承包”后,南街村集体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以不断增强的集体经济为基础,王宏斌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逐步对南街村进行社会改造。

王宏斌治村奉行“外圆内方”的指导思想。“外圆”就是对外与市场经济接轨。按照“外圆”的思想,南街村兴办了大量集体企业,集体经济成为南街村“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经济基矗“内方”就是对内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治村。在南街村看来,“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两条:“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政治挂帅”是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视为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和建设“共产主义小区”的生命线。南街村深信,“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而物质的力量是有限的”;“南街村要发展,就一定得把政治工作放在首位。政治工作做好了,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的思想问题,经济工作就好办了。人的积极性只要调动起来,发挥出来,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③“破私立公”是不断消灭私有制,逐步扩大公有制的范围,直到生产和生活全部由集体统一安排。为此,南街村实行了统一分配住房,实行“低工资、高配给”等分配制度———在南街村看来,工资制只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而配给制则体现的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显然,在“外圆”与“内方”之间,“内方”高于“外圆”,“外圆”服务于“内方”。因此,“内方”才是南街村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动力。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南街村最终建立起与人民公社相类似的再分配体制,但其集中控制程度比人民公社要高得多,范围要广得多。南街村的全部权力都掌握在以王宏斌为首的一个领导班子手中。这个领导班子由分别来自党委、村委和企业等三个系统的20余人组成,但王宏斌在其中拥有绝对权力。以王宏斌为首的“三大班子”每逢单日开会,研究和指挥村里的大小事务。大至村里的发展规划,小至村民的婚丧嫁娶,均由这个班子决定。在经济方面,南街村是“生产资料全部公有,生活资料绝大部分公有”。南街村下属的26个企业均归集体所有,并且在经营方式上全部实行集中计划管理,各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都由“三大班子”一手控制,企业的自主权非常有限。最能体现南街村“共产主义”特色的是其“工资+供给”的分配制度。村民的工资收入很低,生活所需的绝大部分物资都由集体供给。南街村确定的政策走向是,今后要继续加大“供给”的比例,直到生活资料也全部公有。

以经济控制为基础,南街村领导集体进一步将权力控制延伸到整个社会领域。社会控制之严厉,从其婚姻制度可管窥一斑。南街村规定,男女青年不到23岁不准谈恋爱,不准订婚,不到25岁不准结婚;“村委会的婚姻介绍所保留审查所有婚姻的权力”,各位村民的婚恋对象须经村里审查通过方可;结婚必须采取集体婚礼的形式,“私自”结婚,或者举行集体婚礼后再摆宴席招待客人都是违反村规的。还有一些规定更是独特,比如,不准听流行歌曲、不准梳“汉奸头”,等等。

自改革以来,我国农村重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不在少数,但像南街村这样完全逆市场化而行的集体化却是非常罕见的。那么,南街村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制度变迁景观呢?其成因非常复杂。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国家政治文化变迁与社区制度选择之间的关系。前已述及,南街村的政治变迁方向和轨迹从根本上是由“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这一路线所决定的,因此,只要揭示这一路线是如何从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变成南街村制度变革的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具体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决定了南街村的制度形态即可。

三、计划体制的政治文化遗产

南街村独特的制度变迁景象与改革开放前的政治文化遗产有着十分直接的联系。这里所谓的政治文化,是指人们在一定政治体制下所养成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模式。如果从1956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算起,计划体制在中国的存在长达20余年。在这20多年的实践过程中,计划体制形成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核心观念是“公”,以公为美,以私为耻。“公”的观念被简化为“一大二公”,“越大越公越好”等政治口号广为传播,让农民,特别是农村干部耳熟能详。“一大二公”的计划体制存在着一个难以克服的痼疾,那就是微观激励不足,从而导致效率低下。要克服这一问题,“物质刺激”显然与“公”的要求不符,唯一的办法就是“政治挂帅”,用政治运动或“阶级斗争”去解决本该用经济手段去解决的效率问题。在此过程中,“树典型”是一种经常使用的政治动员手法。

“树典型”作为一种政治动员策略,其核心技术是抓取群众在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组织、个人、行为和话语,通过对这些事物进行重新诠释,将其改造为政治权威所钟意的意识形态符号,然后用以表达有关方针政策的内涵和期望。由于“典型”取自群众的日常生活,具有“群众基幢,因此,把经过诠释的“典型”重新反馈到群众中,往往容易被群众理解和接受。通过这个过程,政治权威就非常巧妙地将自己的政治意图灌输到群众头脑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树典型”是计划体制下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社会化机制,计划体制需要倚重它来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方针政策。因此之故,在改革前的20多年间,有关部门树立的各级各类“典型”不知凡几。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我王宏斌十四岁小学毕业,毕业就回来当农民啦,没考上中学。那时候语文算术门门是60多分,考不上中学,也没想着再留级上学。因为啥哩?那时候60年代社会上就号召学习邢燕子、董加庚,毕了业之后不当工人,不当干部,不进城市,回去到农村改变自己的家乡。那时候我在思想上就奠定了这个基础,就下定了决心:我这一生也走这条路。所以64年小学毕业以后也没有再想着上学,就回来了。回来了十四岁年纪太校现在我的个儿也不高,那时候更矮。重体力劳动活也干不成,只是干个小技术活,那就看个红薯苗呀,种个烟芽呀,粮食成熟季节看个庄稼。那几年里,一队50多户人家200多口人,大人小孩都说王宏斌是个好孩子。队里谁当干部都表扬我,不管谁来俺队也是表扬我。69年10月份南街大队整党,那时候整党是开门整党,选积极分子参加整党学习班。你想我的威信那么高,一选第一个选中了,选中我参加大队整党学习班。70年的元月份,整党学习结束,就选我当了个民兵排长。当了一年民兵排长,71年又当生产队长。在71年的10月份我又出去当了一段工人,在县生产公司当了保管员,业务员干了一段。干到74年的2月份,俺大队生产队又把我要回来当队长。75年俺生产队粮食产量就翻了一番半。县委当时是DW书记在这当书记。夏粮生产一结束,总结生产经验,一总结,总结住南街村一队。说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半,这速度是真不低的,全县是独一无二。县委宣传部就派了一个姓张的同志,到南街村总结经验。一总结,总结住我这生产队长,还是不当工人当农民回来当生产队长的,当时这种做法哩也是很少见的。那时候的农村社员都愿进城市,愿当工人。我是当上工人了又不当回来当农民当生产队长,回来以后粮食产量又翻了一番半。根据这两个素材写了一个材料,这个材料确实很吸引人。75年县里叫我发个言。一发言真是一鸣惊人,县委发了三个文件,全县青年学王宏斌。我是76年7月1日入党的。我入党的手续简单的很,没有预备期,也没有举手宣誓,县委常委一研究,就通知公社党委书记、组织委员到南街村大队,召开党员大会就宣布:“经县委研究决定,王宏斌从今天起成为中共党员,是南街村大队副支部书记兼一队生产队长。”就这么简单。在75、76、77这三年里我在临颍县红的发紫,谁都知道我王宏斌。县里领导还有公社领导,见了王宏斌都是先笑,后说话,再握手。④

这段话向我们展示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中国农民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先是“社会上号召学习邢燕子、董加庚”的政治氛围让他受到感染,暗自下定了“我这一生也走这条路”的决心。后来,县里把他树为“典型”的经历、“在临颍县红的发紫”的切身体验使其对有关意识形态观念的记忆更为刻骨铭心。如前所述,“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政治观念对南街村的制度变迁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定向作用。不难发现,这些观念正是通过树典型这一政治社会化机制从一种高居庙堂的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到南街村的。国家意识形态先是影响到王宏斌,再通过王宏斌这个人影响到南街村在改革以后的制度变迁。王宏斌在年轻时所接受的政治信仰为改革开放后南街村的制度变迁埋下了种子。

四、政治文化与初始制度选择

1978年,我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农村改革首开先河。与前苏联和东欧诸国不同,中国的改革是在保持基本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连续性下的渐进式改革。体制上的连续性保证了政治文化的连续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为先导的。拨乱反正的核心任务是肃清各种“左”的思潮,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指导思想。显然,南街村“政治挂帅”、“破私立公”之类的思想正好是拨乱反正的对象。在改革过程中,它本应丧失政治舞台和政治合法性。但事实正好相反,它在南街村顽强而成功地延续下来。这是为什么?原因在于具体制度的终结与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不同步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是为计划体制服务的,也是依托计划体制而存在的。作为计划体制之农村组成部分的人民公社制度虽然在改革初期即告解体,但在这一体制下养成的意识形态观念却不会同步终结。内中机制在于,个体才是意识形态传承的实际载体。在某一时点,某种体制的生命终结了,但在这一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个体并不会与之同时终结。通过社会化过程,原来的意识形态已经内化于某些个体的观念之中。随着个体生命的继续存在,这些意识形态观念的生命也得以延续。南街村即属这种情况。“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观念早就在王宏斌的头脑中扎下根来,人民公社的解体并不妨碍这些观念继续在王宏斌头脑中存在。这一条件与下述其他条件因缘际会,使得王宏斌个人头脑中的政治观念能够上升为整个南街村的指导思想:

一是农村改革未像以前历次政治运动那样进行干部清洗,而是有意识地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因此,在农村改革过程中绝大多数村干部仍然留任原职。王宏斌也一样。在南街村实行“大包干”之后,他仍担任村支部书记,权力虽然减小不少,但仍掌握着两个村办企业的支配权。利用这一支配权,王宏斌把这两个原本已经承包给个人的企业重新收回,由村党支部“集体承包”,这是南街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第一步。如果没有这个支配权和第一步,南街村就不可能有后来的集体经济,自然谈不上以集体经济为基础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

二是中央在进行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时,没有采取以往大规模的政治宣传或群众运动方式,而是只限于一定范围的有序讨论。这样一种处理方式为意识形态的延续提供了方便。所以,尽管中央明确指出要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分开来,但不少村干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仍然相当模糊。对于王宏斌来说,由于其早年的特殊经历,自然更容易继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思想。

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使“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能够成为南街村的指导思想,从而从思想上决定了南街村的初始制度选择。首先,早年所受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政治教育使王宏斌等一般村干部能够克服利己主义的行为动机,对集体事业采取的是积极作为而非消极不作为。任何制度变迁都是一个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理性选择理论预言,在集体行动中,由于每个人都按照利己主义的逻辑行事,都想“搭便车”,结果使集体行动变得不可能。这便是所谓的“集体行动困境”。⑤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我国的村级政制安排有一个重大缺陷,即村干部在经济、权力和声望方面得到的报酬47与其承担的繁重任务严重不相称,村社区制度变革中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集体行动困境”。所以,不难理解,很多村干部对集体事业都是消极应付,部分村干部甚至以权谋私。而王宏斌,即使曾经受到村民误解,也不但不秋后算账,反而知耻而后勇,致力于集体事业的发展。其背后的驱动因素,不是“理性选择”意义上的个人利益算计,而是王宏斌早年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政治责任感和荣誉感:那个时候(即村民因误解而到处告状)就没法与75、76年那几年相比。那几年,我在临颍县红的发紫,评啥先进少不了王宏斌,县委发过文件,要求全县青年学王宏斌。各级领导见了都是先笑后说话再握手。81年到83年那几年,领导见面都是扭扭脸过去了。评先进时,城关镇评了,报到县委组织部,部长一看:“那南街能当先进?!告状信那么多。”一句话就抹掉了。从这几方面看,我们支部这几个人浑身都是毛病,没有一点好地方,落了一身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开始反思。过了84年春节,我自己考虑,不能再这样搞承包了。从84年开始,把承包权收回来,村党组织实行了集体承包。

“集体承包”之后,必然出现一个选择何种制度进行经营和管理的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信仰又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在实行“集体承包”后,村支部开会讨论怎样搞好集体企业。王宏斌认为:南街村的企业要想搞好,需要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如果不用这样的人管理企业,企业还搞不好。大家都一致这样认定了。接着再探讨怎样才能把南街村人都武装成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人。我们都是过来人,对毛泽东思想感情非常深,也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有多大,首先选择的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教育人。

„„所以，在当时南街村就开展了这三大活动：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大学毛著,让我们的党员干部都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大学雷锋,让南街村人都树立起吃亏精神和奉献精神;大唱革命歌曲,让人的精神都振作起来,干劲都鼓起来。⑥

审视这一制度选择过程,不难发现“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观念在其中的影响。一方面,它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认知框架,规定了王宏斌选择“集体承包”而不是其他制度形式。由村党支部“集体承包”,确实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制度形式。王宏斌对此给出的理由是:“能人承包”不行。这一看法显示了王宏斌不同凡响的认知路径和政治勇气。因为“能人承包”是当时中央高度肯定的政策,被视为改革的正确方向,而王宏斌作为一个刚刚在政治上遭受重创的支部书记,甘冒政治风险(事实上,他曾为此遭到过有关领导的指责)也绝不盲从。显然,这一选择背后的认知路径和政治勇气同样来自他早年所受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政治教育。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王宏斌将“能人承包”的失败归因于承包人的素质不行,而不是制度不行,那么他所做的肯定就是更换承包人,而不是制度。如果这样,那么,南街村的制度变迁就完全会是另外一种走向。

另一方面,在“集体承包”之后,王宏斌马上想到要培养一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并选定“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其原因他自己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了:“我们都是过来人,对毛泽东思想感情非常深,也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有多大”。以上事实表明,“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意识形态观念对南街村的初始制度选择起到了决定性的定向作用。它不但缔造了王宏斌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创新精神的制度创制者和实施者,而且规定了他对具体制度形态的选择。

五、政治文化与制度演进

“集体承包”加上“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等“三大”活动构成了南街村制度体系的雏形,但与当前的制度形态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换句话说,南街村的制度形态有一个演进过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国家政治文化仍然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前所述,“树典型”作为一种社会动员策略是国家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盛行于计划经济时期,但在改革开放后一些领导和部门仍将“树典型”作为推动改革的一种重要工作方法。南街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重新树立为典型的。王宏斌在改革开放前即是当地一个“大红大紫”的典型,但在改革初期这个荣誉一度失落。在“集体承包”后,由于南街村不但集体经济搞得好,而且“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因此,王宏斌又被有关部门重新树立为先进典型。这一身份变化,对南街村的制度演进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是“树典型”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化机制,进一步改变了王宏斌自我认同和制度定向,二是“树典型”作48为一种特殊的资源配置机制,改变了南街村制度变革实践的外部环境。这两个方面,彼此独立,又相互强化,合成一股强大的动力推动着南街村的制度演进。

在“集体承包”之初,王宏斌虽然在南街村推行“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等“三大”活动,但“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的范围和强度都是非常有限的。如其所言,他当时搞“三大”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培养全心全意为集体服务的人,防止损公肥私现象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大”活动顶多算是一种很有特色的企业文化。在这个时期,王宏斌关于政治与经济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然而,在“树典型—当典型”这一饶有兴味的互动过程中,王宏斌逐渐确立了新的自我认同和制度取向。

南街村在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做法,逐渐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和重视。就这样,这个一度蒙尘的先进典型重新焕发光芒,成为当地在新时期的一面旗帜。在当地有关部门不断的宣传下,王宏斌和南街村的社会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在此过程中,南街村发生了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1989年秋,一位高层领导视察南街村,并充分肯定了南街村的做法。这个事件在南街村的发展史上影响深远。它掀起了正面宣传南街村的高潮。在宣传过程中,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走集体主义道路是反复被突出的两个要点。1991年,河南省有关部门派专人前去总结“南街村经验”,以备推广。在这次总结中,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

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

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③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南街村经验”最明确、最正式的总结。与以往的宣传导向一样,这一经验总结也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南街村的政治特色上。

外界的宣传导向,对南街村制度变迁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作为“推力”,给王宏斌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之不得不不断调整自己的身份认同和行为模式以适应有关方面对自己的角色期望;另一方面,它作为“拉力”,又明确地指出了王宏斌身份认同和角色建构的方向。这种外部环境再加上王宏斌本已具有的思想基础,使王宏斌开始改变自己和南街村的角色定位及制度取向,逐渐调整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不断扩大“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的强度和范围。

1990年,亦即那位领导视察南街村后的第二年,王宏斌就改变以前志愿加入集体,自愿参加集体劳动的“革命靠自觉”的做法,宣布“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理由是:“我们的事业已经成功,也就是走的路子得到了肯定。„„现在并不是凭自觉。你自觉我们欢迎,不自觉我们就要推你,拉你,向你做斗争。”⑦“这几年我们的事业基本成功,得到了上级各级政府的肯定。我们的路子走的对,群众也说还是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正因我们走的路子对,所以今天要这样做。这是对全村人民的要求和希望。现在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不革命我们要推着革命。”⑧1992年,也就是有关部门全面总结“南街村经验”之后的第二年,南街村即提出了“共产主义小社区规划”,表示要在全世界率先建成“共产主义小社区”。这绝不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前后有着因果联系的。从此以后,王宏斌就大大加快了实施“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计划的强度和进度,终于形成了我们当前所见的“南街村体制”。南街村重新被树立为典型表明,它已经为自己争取到至关重要的政治合法性。但对南街村来说,成为“典型”不仅意味着获得政治合法性或政治荣誉,而且意味着获得大量实际利益。树典型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典型”的示范作用来加强社会动员,但有关部门出于各种原因,往往给予“典型”以特殊的扶持。于是,南街村利用“典型”这一特殊身份,争取到大量资源。在政治上,南街村拥有比普通行政村大得多的治权,很多内部机构是乡级甚至县级设置。在经济上,南街村也得到很多实惠,最重要的是获得大量银行贷款。1990年以前,南街村从银行贷款非常困难,基本上只能靠民间集资和自有资金滚动发展。但就在那位领导前来视察并充分肯定之后,南街村的政治地位猛然提高,银行资金也随之滚滚而来。1990年,南街村使用银行贷款只有区区250万元,但到1993年则猛增至3亿1千万元,到1998年,南街村共欠银行贷款近6亿7千万元。这些贷款由于是政治意义浓厚的扶持性贷款,银行基本上“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账”,所以南街村从银行贷款非常容易,连王宏斌自己都感叹:“遗憾的是我们没有那么多项目,用不了那么多钱。”⑨在大量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飞速发展。1991年后,总产值连年翻番。

利用“典型”身份获取的大量贷款从根本上改变了南街村制度实施的外部环境。最重要的一点,49它使南街村的制度演进几乎摆脱了市场的约束。如果南街村在社区制度变革中所需要的大量资源都必须从市场中按照市场的方式取得,那么,在市场规则的约束下,南街村的制度演进显然不可能如此高度政治化。然而,大量基于政治考量的扶持性贷款不但弱化了市场对南街村的约束,而且强化了政治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南街村的制度变迁方向和路径的高度政治化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要言之,“树典型”这样一种政治文化对南街村的制度演进产生了重要的推动和诱导作用。一方面,它进一步将王宏斌塑造成一个具有强烈的历史和政治责任感的“政治人”,使王宏斌选择制度方向和选择实施手段时更加政治化,另一方面,有关方面对南街村这个“典型”的特殊扶持,又给予了王宏斌实施其高度政治化的制度选择所必需的种种资源。

六、结论

南街村的制度变迁模式虽然是独特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偶然的,但它从理论上表明,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与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联系在一起的。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变迁不但改变着社区制度选择的外部环境,而且塑造着社区制度选择的内在价值取向、认知路径和情感取向。社区制度变迁的行动者既不完全是具有单一而稳定的目标函数和效用函数的“理性行动者”,也不完全是沉溺于地方文化的“社会人”。因此,我们在分析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时,不但要关注社会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动机,而且要关注这一动机的多样性,以及造成这种多样性的文化因素;不但要关注地方文化因素,而且要关注作为主流政治文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方式;不但要关注社区制度变迁在资源上对计划体制的路径依赖性,而且要关注在文化上对计划体制的路径依赖性。

[注释]

①比如,胡必亮、胡顺延:《中国乡村的企业组织与社区发展———湖北省汉川县段夹村调查》,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林南(1996):“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中国农村地方法团主义之实际运行”,李康译,《国外社会学》第5-6期(合刊)。

②参见冯仕政《国家、市场与制度变迁:1980-2000年南街村的集体化与政治化》,《社会学研究》2007,(2)。

③参见“河南省政府办公厅、河南省委宣传部关于南街村双文明建设情况的调查”,南街村档案第6卷。

④省委组织部带领全省第一批农村支部书记培训班学员到南街村参观时的汇报,1993年2月28日,南街村档案第52卷。

⑤参见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0年版。

⑥王宏斌同志在基层干部会议上讲的六个问题(1994年10月17日),南街村宣传材料《理想之光·之一》170-174页。

⑦王宏斌经理1990年6月14日在公司各厂队、各室团干会议上的讲话,南街村档案第21卷。

⑧1991年6月13日“三大班子”会议记录,南街村档案第28卷。

⑨王宏斌在临颍县奔小康先进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上的发言,南街村档案第41卷。

第二篇：农村社区变迁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研究

农村社区变迁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研究

论文摘要：新时期，农村社区建设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打破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构建城乡社区一体化管理体制已是时代的要求。因此，本文提出要以农村社区重建为平台，创新农村社区管理体制，优化农村社会管理，以实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的和谐。

论文关键词：农村社会管理；社区治理；社区建设

一、社会转型步伐的加快推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

(一)新时期农村社会转型不断加快

随着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步伐也不断加快。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自由流动性不断加强，随之，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及就业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多样性、选择性、独立性不断加强。农民的思想更开放，生活也不再只是围着自家几亩田地转，外出务工、创立农村企业的人急剧增多；衣食住行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不再只是追求吃饱，还讲究营养均衡；农民异质性的加强也使其对利益、公共产品及服务等需求趋于多元化。农民希望有更多的赚钱渠道，更好的水利、村级公路等公共基础设施，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的主体意识民主权利意识也日益增强，日益要求多渠道的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大家不仅追求经济利益，而且也越加追求精神利益、政治利益，官本位思想得到改变，越加要求选举权、被选举权的实现和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农村社会结构也发生深刻变化，社会组织也由此不断增多，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文化性组织等。迁入城镇的人增多，年轻的务工人员的大量流动，使得农村老龄化加剧等等。总之，转型中的农村社会中，农民思想意识、生产方式以至于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多元化、多样化的变化，这种深刻的社会变化必然要求得到农村社会管理的相应回应。

(二)现行农村社会管理机制滞后于农村社会的新变化

农民思想、行为的不断解放，主体、民主意识的不断加强。社会结构的分化。也加快了社会权力绪构的变化。村委会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建立，体现了自下而上的权力结构，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机制和自下而上的民主自治管理机制在农村基层社会的交汇。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民主化、制度化水平得到了提高，农民可以以村委会为制度平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但是，由于压力型体制环境尚未改变，村民自治走向困境，以至于存在着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尚不普遍、参与渠道不够畅通、农民多元化利益诉求得不到充分满足等问题。

首先，从政府治理角度看，在压力型体制下，农村乡镇政府处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最后一级，它不仅有管理、促进辖区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协调发展的任务，而且兼有上级下达的各种任务指标。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税改等一些原因，政府财权上移，以使乡镇政府责大而权小，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乡镇政府为了应付上级繁多的任务指标，就很容易忽视对本辖区各项事业的建设，其为农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及服务并不一定能真正满足农民多元化利益诉求的需求。

其次，从村民自治角度看，村民自治体制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发展史上的一大突破，也搞活了农村社会管理。但是，由于村民委员会的成长过程始终还是受制于政府：它的合法性是由政府政策法律规定，其组织运行也往往受限于政府。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乡镇政府与村委会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在现实中并不如此，“乡村关系”突出地反映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很多时候都是隶属的上下级关系。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没有明确规定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职责权限范围，致使村民自治制度这一农民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制度平台运行出现一定的偏差，农村社会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村民的自主意识不断增强，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农民急切要求建设更合理的社会管理体制。

二、建立新型农村社会管理体制要求加快农村社区建设

(一)农村社区是农村社会治理的载体

农村社区是相对于传统行政村和现代城市社区而言的，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农村居民在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是一个比自然村落、社队村组体制更具有弹性的制度平台。它围绕如何形成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而构建，注重通过整合资源、完善服务来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凝聚力、认同感。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要求。由于一些原因，特别是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的影响，城乡资源得不到有效整合，城乡差距日益增大，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滞后，社会矛盾突出，不和谐现象El益增多。而中国乃一个乡土社会，农民是否安居乐业、农业是否健康发展、农村是否安定祥和会影响到我国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打破城乡二元化管理体制，建设农村和城市社区一体化管理体制，有利于城乡资源的整合。也有利于以农村社区建设为载体，促进各种资源向农村倾斜，促进农村各项事业协调发展，从而为构建和谐农村开辟道路、创造基础条件。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也明确提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目标和任务。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党中央一号文件又明确提出要协调推进五个方面的建设，即农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农村基层的党组织建设。可见，党和政府对农村建设的高度重视。如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人，如何推进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事业的发展，是当前农村面临的重要课题。

而农村社区重建为此提供了有效途径。我们可以通过建设农村社区体制，为农民提供更合理有效的民主表达、民主参与的制度平台，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充分发挥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同时，形成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农村建设的有效的外部机制，从而促进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可以说，农村社区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基础工程和推进平台。

(二)农村社区是建设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平台

总的来说，中国农村社会长期处于行政化管理体制当中。“人民公社一生产大队一生产队”形式的行政化农村三级管理体制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改革而瓦解。

从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颁布到如今，村民自治在农民实践和国家法律制度共同推进下不断成长，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也从“正社合一”的行政化管理体制发展到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半行政化管理体制。

从这个发展过程我们应该看到，以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村委会为组织平台，农民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加强，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民主化程度得到了提高。当今中国的农村治理呈现出了一种三元权威结构：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政府和村民组织，从当今突出的“两委矛盾”(通常是指村党委支部委员会和村委会之间因权力的分配和使用产生的矛盾)和“乡村关系”(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关系)所反映出的现实情况来看，虽然存在着村委会过度自治化的情况，但绝大多数村委会是处于附属行政化的倾向地位。可以说，村民自治走到了一个瓶颈时期。如何打破农村社会的这种治理困境，如何让农村民主政治再次泛发出生机，如何才能优化农村社会管理，农村社区治理为此提供了一条可行性途径。通过重建农村社区，进行组织重构，走一条多元主体组织化、制度化参与农村社区管理的道路，从而激发农民主体意识，提高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能力，形成一种利于农村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新型农村社区管理机制。

第三篇：家居文化与变迁

《家居文化与变迁》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

一、教材分析

《家居文化与变迁》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品德与社会五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第二课时第三个话题的教学内容。本课是第二课时，让学生知道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初步了解在人类发展进程中我们祖先的过去居住环境，及几千年来他们创造的灿烂文化，感受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激发学生对祖国文化的兴趣、认同及其自豪感。

二、学情分析

本课从原始人“构木为巢”和“挖地为穴”入手，了解古人因地制宜创造的“巢穴”，了解居室是为了人们生活安全、方便而建造的。而中国古代家居文化的发展和变化、各国的建筑风格距离学生很遥远的，对于学生来说十分陌生，如何让他们看到这些建筑物，是决定这节课成败的关键，我通过网络资源搜集到原始社会，人类当初房屋的构造，中国古代建筑和西方国家、阿拉伯国家建筑物图片和视频，让学生感受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房屋建筑不同，通过欣赏让学生发现居住与当地自然环境的关系，使学生从古今建筑方式的联系中，发现古人这种朴素的、有效运用自然环境为人类创造生存空间的智慧对后人的影响。

三、设计思想

《义务教育小学品德与社会新课程标准（实验稿）》在“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中指出“教师应尽可能使现代化教育技术与本课程教学有机结合，丰富课程资源，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开发利用计算机网络资源。”本课教学主要是通过古今中外建筑的发展和对比，让学生了解我国建筑的产生与发展，认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建筑的特点和风格，让学生感受到祖国建筑文化的博大精妙，增强民族的自豪感。由于古代建筑和国外建筑离学生“久、远”，为了让学生获得感性认识，我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让学生观看古今中外的建筑物地图片和视频，实现教学目的。

四、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了解我国建筑的产生与发展，认识建筑的地域特点。

2、了解它们与人们社会生活的关系，体会人的创造与社会的发展。

过程与方法

通过搜集网络资料，课堂讨论等多种形式，了解建筑的地域特点，它们与人们社会生活的关系，体会人的创造与社会发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感受我国建筑艺术的神奇、美妙、美妙和丰富多彩。

2、学习用比较、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的方法。

五、课前准备

1、课前收集我国各年代有特点和艺术造型特色的老房子、古建筑的图片，并配上相应的解说文字。

2、收集其他国家的建筑和家具的图片以及资料。

3、多媒体课件和网络资源。

六、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

教师出示图片：展示紫禁城、凯旋门、金字塔、摩天大楼图片。

师（声情并茂）：早在文字出现之前，原始的居室建筑就被祖先创造出来，但那只是藏身之所。当古朴的建筑融入了人类的感情、信仰和智慧，铸就了紫禁城的威严、凯旋门的辉煌、金字塔的雄伟和摩天大楼令人炫目之后，它们才成为建筑物，是固化了艺术和文明的见证。

今天一起走进远古时代，去了解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人们的家具文化知识（板：家居文化）。

（二）走出巢穴

了解原始人和人类当最初的房屋。

1、观看课件：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请仔细观察，边看边思考：

（1）人们为什么在树上搭窝，在地上挖穴而居呢？

（2）他们的房子的风格与当地的环境有什么关系呢？

（3）人们最初的房子和他们住的巢、穴有什么相似之处，与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又有什么相同与不同？（设计意图：通过图片展示使学生了解原始人的居住状态，知道原始人根据自己居住地的特点创造了最早的房子。）

2、小组交流汇报。

3、教师小结: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态下，天然洞穴显然首先成为最宜居住的“家”。从早期人类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穴居遗址开始，它满足了原始人地最低要求。巢居在适应南方气候环境特点上有显而易见的优势：远离湿地，远离虫蛇野兽侵袭，有利于通风散热，便于就地取材就地建造等。

(三)凝结在房屋的文化

师：当人类真正走出洞穴，走出丛林，开始用自己的劳动创造生活时，也就开始了有目的地人工建造屋室的的活动。人们可以按照自己及社会关系的需要建构自己的建筑与村落，同时，在满足了物质文化生活的基本需要后，精神需要越发成为左右建筑的重要因素。随着时代的变迁，真正意义的建筑诞生了。（与变迁）

1、教师出示视频课件：伴随着音乐欣赏：中国古代著名的建筑，感受其建筑工艺、结构、造型、雕刻艺术等。

2、学生讨论汇报：中国古代建筑具有哪些特点和风格？

3、教师小结：中国建筑历经了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劳动人民不断创新、发展、丰富和完善。工艺精造型美、雕刻细，带给人舒适、美得感觉。不论从审美还是从文化的角度，都具有广泛的传承性何适应性，蕴涵着无限演变和发展。中国古代建筑伴随着古老的中华文明有着近五千年的延绵不断的历史，这在世界建筑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建筑是凝固的文化，它历经岁月的洗礼，静静地伫立在那里，体现着人们的智慧和创造，也等待着后人去学习、创造和超越。

（四）领略建筑风采

1、看视频：感受西方国家的建筑风格和特点，边看边思考，这些建筑与中国建筑有什么相同的和不同的？

2、学生讨论汇报。

3、师在学生回答的基础加以总结归纳。

相同：美观、舒适、装饰精美。

不同：外形、风格、绘画。

原因：地理位置、风俗不同造成。

（五）拓展探究

请拿出自己家的房屋和家具来说说你有哪些是中国风格的；有哪些是西方的建筑特点？

（设计意图：学生由远及近，由抽象到具体，把学到的知识用于生活中，学生观察生活，从身边开始。）小结：通过学习及观看相关图片和视频资料等学习方式，使我们懂得了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风格的建筑，我们今天的建筑文化和家居文化在保留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融入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并具有新时代的气息。

（六）动手操作，创造艺术的精美

课后，根据自己对建筑的了解，用纸绘制你理想的家居并在班内展示。

（设计意图：课后延伸，再现艺术之美、建筑之美。）

（七）课堂总结

师：通过今天家具文化与变迁的学习，你想用怎样的一句话表达你的收获？

生：各抒己见。

板书设计：

家居文化与变迁

巢工艺精

气候环境建筑造型美舒适 穴雕刻细

第四篇：中亚政治文化的变迁

中亚政治文化的变迁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远离海洋，两河流域（阿姆河和锡尔河）的大片草原与卡拉库姆、克孜尔库等沙漠组成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亚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共同争夺和活动的舞台；中亚处在华夏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等强大文明圈的夹缝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不同文明的影响或控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多种文化在中亚生存、发展、冲撞，逐渐形成了中亚特有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种行为取向模式,它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并长期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因此，政治文化研究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体现并影响着国家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当我们今天对中亚局势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去了解中亚政治文化的历史。

一 古代的中亚－政治文化的雏形（公元前529－19世纪后半叶）

1、文明的更替与交融

公元前529年，波斯帝国侵入中亚并统治中亚达两个多世纪，留下了以琐罗亚斯德教文化为代表的波斯文明。公元前329年，希腊文明侵入，先后有亚历山大称帝和条支、大夏的建立。而希腊文明对中亚中心地带的控制仅存62年，公元前3世纪，在中亚边缘地带建立了安息王朝，这里的文化反对希腊文化，仍保存着波斯文化的体系，并成为琐罗亚斯德教的中心。到公元1世纪，大月氏人推翻希腊化政权，建立了贵霜王朝，贵霜王朝的建立使中亚开始形成了一种交融荟萃的复合文明的文化底蕴。

事实上，在贵霜王朝建立前，中国汉朝已经开始经营中亚。从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到公元7世纪设安西都护府，汉文化就一直在影响着中亚，但是中央王朝对中亚地区的控制有限，经济联络和文化传播薄弱，所以最多是形式上的占领，中亚也只是成为中央朝贡体系中的一分子而已，而一旦外在因素减弱或消失，中亚就将脱离中央的控制，重新回到独立的发展氛围之中。

7世纪阿拉伯帝国势力扩张到中亚，这是一个必须牢记的事件，因为仅仅两个世纪的统治，却在中亚撒下了伊斯兰文明的燎原之火。经过12世纪的突厥系王朝、13－14世纪的蒙古风暴、14－15世纪的帖木尔帝国、15世纪的希瓦、布哈拉、浩罕三汗国。古代的中亚政治文化脆弱、分散、缺乏独立精神，从波斯、希腊到华夏，一个个文明的交替出现，闪耀在中亚广阔天地多则数世纪少则数十年，而留给今天中亚的只是些史书的记忆和考古上的印证。与之形成显明对比的是，中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进行的非常彻底，完全改变了中亚的原伊兰文化的主流基础，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伊斯兰文明在中亚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强大生命力。

2、专制主义与宗教的政治化

古代中亚是本土民族与非中亚外侵民族轮番建国的政治舞台，与世界上许多地区不同的是，由于常年的**与不安，中亚稳定的社会政治进程发展缓慢，直到19世纪中亚还普遍保留着农奴制度，农民耕种的土地实际是属于封建主的私人财产，农民实际上处于农奴地位。部落的首领们可以随意剥削他们属下的任何牧民。中亚的三汗国时代，人民的一切生存权和财产权力也是受汗（艾米尔）的专制统治摆布的。国家的政体形式是专制的，既没有任何法律，也没有任何社会准则，因此一切都完全取决于汗国独裁统治者的意志。

中亚政治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专制主义的色彩，具是有很强的宗教背景，应该说，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同中亚本土文化的结合巩固了中亚政治体制的专制化，更加强了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中亚各王朝的世俗君主既是宗教领袖，同时又是其信徒的精神导师，集政权、神权于一身。历史一再证明，具有宽容、包容和复合性的宗教具有更加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力。

所以政教合一制在中亚的影响是深刻的。

二 沙俄时期的中亚－政治文化的沦落

沙俄政府为了控制中亚，使其更好地为沙皇俄国的利益服务，在正式吞并中亚地区后，通过种种手段，利用宗教、制度和移民政策不断加强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和统治，极大地摧毁和改变着原本脆弱的中亚政治文化，对当地民族的世界观、生产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宗教。沙俄不断调整其宗教政策，收买笼络宗教上层人士、委派毛拉借宣传伊斯兰教文化渗透、推行伊斯兰教“不干涉”政策，利用宗教工具将中亚各种族思想统一到沙皇俄国的意志上来。

2、制度。为了在政治上使中亚融入俄国社会，沙俄一直在试图通过各种制度文化归服中亚各民族。规定总督、省督军的军政领导权由俄国军人掌握，而允许“执政苏丹”管理一二百名哥萨克军队和其下军政事务，以此消弱汗权；重新划分原有部族间的分割，引入俄式军政合一制度，以此和消弱和基本瓦解部落制势力；建立骨干教育制度，以此培养中间亲俄势力，消弱伊斯兰势力。

3、移民。为了彻底占领中亚，使“边疆区俄罗斯化”，并为下一步地对外扩张做准备，沙俄大规模推行有计划的殖民主义移民政策。从1871－1916年的46年间，俄国政府向中亚北部的移民就已经达到162.92万人。大量俄语居民的迁入改变了中亚很多地区，特别是北部地区的民族构成，使中亚地区的民族成分更加复杂，中亚地区原有的伊斯兰和突厥文化受到斯拉夫文化的强烈冲击和压制。

三 苏联时期的中亚－政治文化的巨变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亚纳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随着苏联各个时期对民族和国家发展政策的不同取向，中亚各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政治文化被打上了深深的苏联烙印。而从烈度上来看，如果说沙俄时代中亚的俄罗斯化痕迹并不明显的话，那么到了苏联时代，尤其是苏联中后期，中亚旧有的伊斯兰化色彩的淡化就变得更加明显、而俄罗斯化的倾向也日益加深了。

在苏维埃政权初建时期，宗教环境还是相当宽松的。1917年12月3日，俄罗斯人民委员会发布的《告俄罗斯和东方穆斯林劳动人民书》郑重宣布：“俄国的穆斯林，……你们的信仰和习惯过去被沙皇和俄国的压迫者践踏了！今后，你们的信仰和习惯、你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关都被宣布为自由的和不可侵犯的。自由地、无阻碍地来安排自己的民族生活吧！你们有权这样做。”然而，在意识形态的界定下，宗教是剥削制度的帮凶，是最保守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所以，事实是，中亚的伊斯兰教受到严厉的打击，“反宗教宣传”贯穿于苏维埃的大部分时期。

其它的影响主要来自苏联时期的世族政策各方面：

1、苏联成立前－列宁时期的民族政策。在反对沙俄专制的斗争中，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就提出根除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和实行民族自决的政策。应该说这些民族政策和理论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理论。而因为列宁本人在世时间很短，所以这些有利于中亚民族独立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政策并没有得到长期有效地贯彻。

2、苏联早期－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在斯大林当政前期，基本遵循了列宁时期的对中亚政策。而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绩和党内斗争激化、阶级斗争扩大化，斯大林开始取消民族工作，并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极大地恶化了中亚民族关系。

3、苏联中期－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一方面批判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试图人为地加速消灭民族差别，急于用“苏联人民”取代包括中亚各民族在内的苏联其它各族人民。在具体工作中忽视整合民族关系，强行各共和国经济按专业分工，致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这表明，沙俄时代遗留下的大俄罗斯主义的恶劣影响在中亚并未得到清除，中亚各国的文化依然受到大俄罗斯化的压制和影响。

4、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时期。在“新思维”的口号下，长时间被压抑的民族问题在各加盟共和国内集中高强度爆发，从“改革苏维埃联邦制”到“完全彻底地实行联邦制原则”，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到“苏维埃社会主义主权国家联盟”再到“苏维埃主权国家联邦”，最终解体。

四 独立后的中亚－政治文化的新发展

1、复制的政治体制

独立后的中亚五国，首要的任务就是尽快地找到一个适合本国的政治体制。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中亚国家的政治体制选择显现出若干特点，整体表现出局限性、借鉴性和整合性。中亚国家的独立没有经历长时期的探索与斗争，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结果，一经独立即获国际社会认可与接受，中亚上层政治精英多是苏联时期的党政领导人，他们长期受到的是苏联式的教育和政治模式熏陶，在未来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取向上所受的局限性比较大。由于是从苏联加盟共和国中脱离出来，在惯性选择作用下，中亚五国密切注意俄罗斯在政治体制转轨方面的举措，对于其三权分立、多党政治、总统集权等重要内容都做了尽可能多的借鉴。在中亚政治体制的选择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俄罗斯因素。另外，正如前文所述，中亚地区在沙俄征服前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文化雏形，沙俄的统治使这一进程被迫中断，在新的政治体制建立的过程中，需要重新唤醒这些沉睡了数十年的传统、文化和记忆，需要将传统因素与现实因素的整合。

2、伊斯兰教的复兴

伊斯兰教是中亚地区的主要宗教，苏联解体后，受到沙俄和苏联政权压制的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全面复兴，迅速渗入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组织、穆斯林人口和清真寺数目迅速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亚五个主体民族中穆斯林的人口比重为79－95%。面对如此大的信教群体，世俗政权也不得不在施政中制定有利于宗教发展的政策，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气氛日益浓重。

然而极端伊斯兰教对社会是有危害的，中亚各国的世俗政权对极端伊斯兰教普遍保持戒心。所以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的复兴。“在古代，政治与宗教在任何社会中都紧密的联系着。这种联系一方面带来了有益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产生出很大弊病。特别是在近代，各国都出现了对这种弊病的强烈反对，由此导致了国家权利与宗教的分离。”

总之，伊斯兰教在中亚五国经历了独立之初的加速复兴和复苏后，经过几年的发展实践，而慢慢趋于追求理性和秩序。中亚地区并没有出现其它伊斯兰教中心区那样的持续动荡和战乱，伊斯兰教是中亚政治文化中始终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因素，其在中亚的复兴更多的一种历史文化的回归、民族自觉性的复兴和国家独立稳定的需要。

3、民族国家的强化

中亚五国各主体民族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都在努力地从历史中寻找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都渴望从悠久的中亚政治文化中汲取有利于本民族的光辉业绩，以此凝聚国民力量。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同的是，因为新独立的中亚五国在地理上相邻、历史上相近、民族跨界居住情况非常普遍，所以各国对主体民族意识的强化力度非常之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亚国家各主体民族对自身个性的确立、强调和弘扬是中亚整体政治文化中新的发展组分，必将对未来整个地区的政治文化构成造成深远的影响。比如：在干部任用上突出主体民族，而其它民族特别是俄罗斯人很少得到重用。加强主体民族语言教育，逐渐降低俄罗斯语的影

响力。号召世界各地的主体民族回归“祖国”等。

4、融入世界的努力

人类步入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信息时代，网络与电子技术的应用将世界各个角落连在一起，中亚五国再没有理由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偏于一隅而坐井底之蛙了。独立后的中亚在不断扩大和加深的对外交流中，表现出了更加开放的姿态和努力融入世界的渴望。虽然从苏联继承下来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然而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源丰富、占据重要战略位置的中亚国家正不断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以此为契机中亚国家也在努力以更好地融入这个外部世界，这也给中亚政治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因素。如何在保持、恢复、宏扬本民族本地区政治文化的基础上，更快更好地吸收和借鉴世界先进政治文化的成果，成为摆在中亚各国政治精英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中亚政治文化在新时期的新发展究竟去向何处，我们也拭目以待。

主要参考书目：

1）吴宏伟著，《中亚人口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

2）潘志平主编，《中亚的民族关系历史现状与前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

3）丁笃本著，《中亚通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4）汪金国著，《多种文化力量任用下的现代中亚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5）杨恕著，《转型的中亚和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第五篇：宁夏农村金融发展的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范文

内容摘要：宁夏面临着加快各项事业发展的机遇和艰巨的历史任务，同时还面临着由此而来的巨大的资金需求与资金瓶颈压力。农村金融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资本要素配置制度，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在宁夏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今天，更需要农村金融强有力的支持，从而更需要我们重视和研究农村金融问题，探索一条适合宁夏农村实际情况的金融改革之路。

关键词：宁夏 农村金融 制度变迁

从目前情况来看，宁夏农村金融制度仍然是由正式金融机构一统天下。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和西部大开发新十年战略的实施，宁夏农村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此时，原有的农村金融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宁夏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正式金融制度供给不足

正式金融制度是指具有官方或者半官方性质的金融制度安排。从宁夏农村经济主体的贷款需求特征看，正式金融部门很难满足他们的贷款需求，其中的原因既有微观上的市场失灵，又有宏观上的政策歧视。从微观角度来讲，导致宁夏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信息以及建立在信息基础之上的信用，就此而言，宁夏正式金融制度为农户提供贷款面临的是高于东部的信息成本。从宏观层面上看，由于宁夏总体经济比较落后，各地采取侧重于城市工业化的发展战略，相对忽视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

（一）国有商业银行金融供给不足

近年来，随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深入，国有商业银行在降低不良资产率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因其采取了逐步撤并分支机构、上收信贷管理权限等改革措施，事实上造成了县域金融的萎缩，直接导致县域资金的巨额外流。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撤并机构，纷纷退出农村市场。

（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金融的供给不足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其成立的目的就是承担农业政策性贷款，支持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从其他农业发达国家来看，积极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也是普遍做法。但由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存在诸如资金来源渠道单

一、业务范围狭窄等问题，不但农业发展银行自身经营状况不佳，经营风险不断加大，也使其扶持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的作用大打折扣。作为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按规定应主要来源于财政无偿拨款，也可以其他形式的有偿措施作为补充。但由于财政拨付资金有限，且常常不能按时到位，农业发展银行实际上不得不主要通过向中央银行借款的方式筹集资金，目前农业发展银行资金来源中约90%是中央银行的再贷款，筹资成本较高。这种资金来源的高成本与农业发展银行面向农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形成了利差缺口，这就使农业发展银行举步维艰。宁夏作为欠发达地区，已失宠于国有商业银行，因而更需要政策性银行的投入与支持，但是据我们所调查的宁夏中宁县、同心县及盐池县，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均未提供足够的政策性金融服务，制约了当地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也制约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农村信用社金融供给不足

农户贷款难问题能否得到解决，解决的具体程度和效果如何，关键在于农村信用社。当前农村信用社比较普遍的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信贷资产质量低下，拖欠率和风险贷款率高，存在较大的金融风险。二是多数信用社处于亏损状态，财务风险高。另外，在宁夏还普遍存在农村信用社占有人民银行数额不小的再贷款问题。以上这些突出问题形成了一种“吸收存款-贷款沉淀和亏损及耗费占用-再吸储和人行再贷款补充”的恶性循环。

从农村信用社发放贷款来看，农村信用社自身经营管理中的许多问题，直接导致了农户贷款难问题。一是贷款手续太烦琐，办理贷款时间过长。无论贷款数额大小，均需层层负责

联兴棋牌官网www.xiexiebang.com lxq 人审批后农户才能获得贷款，程序过于复杂。而且往往是同一贷款人多次贷款就得多次重复上述手续和程序，这无疑增加了每次只需一千或者几百元贷款用于购买种子、种苗、肥料等农户的负担，无形中影响了农户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由于手续烦琐有些农户干脆不贷，许多农户宁可碍着面子向亲戚朋友借款甚至是高息民间贷款，也不愿意向农村信用社申请贷款。二是农村信用社“官商”作风还未得到根除，不及时调整经营理念和思路。“官僚主义”的风气很严重，并且对贷款发放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必要的透明度，在贷款利息外加重了农户的各种负担，增加了农户贷款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三是客观上农村信用社人员偏少，与广大贷款需求面严重失衡。大多数农村信贷员平均要面对成百上千的农户，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平均每个信贷员对应的农户达到1662户，信贷员只能对农户贷款进行“粗放式”管理。这些主客观原因，直接导致了农村信用社金融供给不足。

正式金融制度供给的趋同性

宁夏农村正式金融的供给不仅在量上存在着明显的缺口，而且在质上也存在着严重的趋同性。这导致了宁夏地区农村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需求，同时也增加了同一地区内金融机构的竞争压力，从而形成了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主要表现在：一是金融机构在空间上配置十分均衡，几乎每个县域内都设置了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农业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它们的设立几乎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达程度无关，这严重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金融产品在横向服务上基本同质，宁夏农村正式金融机构的主营业务均是存贷款业务和中间业务两类，金融产品的同质性较强，无法满足宁夏弱质农业的多元化需要。从金融需求角度来看，宁夏农户和农村企业的金融需求具有鲜明的层次性特征。然而，不同的需求应该由不同的金融组织和不同形式的金融供给来满足。如贫困农户，其生产和生活资金均较短缺，其作为金融机构放款的承贷主体时是不健全的，贷款风险较大，虽然其对贷款也产生需求，但是被排斥在正式金融组织的贷款供给范围之外，只能以较为特殊的方式满足资金需求，如政策性金融的优惠贷款资金、民间渠道的小额贷款、政府财政性扶贫资金，都是贫困农户满足资金需求的重要方式；市场型农户由于从事专业化技能型生产，对于贷款资金的需求大于一般农户，但其缺乏有效的承贷机制，缺乏商业贷款供给所要求的抵押担保品，因而难以从银行申请到贷款。目前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主要开展的是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业务单一，大多饱受不良贷款之苦，金融效率低下。这种农户、企业需求的多层次性与农村金融供给的趋同性形成了矛盾。

非正式金融的兴盛

非正式金融制度是相对于官方正式金融制度而言的，民间借贷属于非正式金融制度。西北地区农户面临着正式金融制度的缺口和金融产品单一的问题，其对正式金融制度的多样化需求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些潜在的需求因种种原因未能得到满足。而在现实中这种需求又确实存在，无奈之下，只好转而寻求非正式金融制度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非正式金融制度就自发成长、壮大起来，并对西北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它的兴起对宁夏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也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据调查统计，仅2010年宁夏中宁县农村地区的民间借贷比例已经高达65%，农村民间的高利贷借贷金额，就约占了农村信用社发放农业贷款金额的14.55%，约占农村资金需求总量的45.76%。从经济学上来说，游离于官方监管之外的民间借贷，实质上是一种处于国家货币政策宏观调控和规范金融市场之外，由民间自发推出的，进行中、短期投资或投机的个人金融行为。作为一种借贷资本形式，民间借贷的存在与发展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

诚然，非正式金融的发展解决了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部分资金需求，但同时也要注意到非正式金融的发展给农村金融的安全带了不小的隐患，如：高利率与资金流向的失调、组织不规范性与运营中的高风险、活动的隐蔽性与政府监管的困难等。

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安排

就目前而言，宁夏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无非两条路径：一是对现有的正式农村金融组织

联兴棋牌官网www.xiexiebang.com lxq 进行功能性的调整；二是赋予非正式的农村金融组织进行平等的竞争。但无论选择哪一种变迁的路径，都必须兼顾改革的成本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效率。

（一）正式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应该回归和强化

正式农村金融机构在成立之初，其宗旨是服务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经济的转轨，这些机构的功能也在悄悄的发生着变化，由最初的“输血”功能演变为后来的“抽血”功能，给农村特别是宁夏农村发展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鉴于此，为了促进宁夏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有效解决宁夏“三农”问题，不仅必须使正式农村金融组织回归到服务农村的功能上来，而且还要对这一功能进行强化。改变其主营存贷款的单一功能，使它们的功能逐渐扩展到现代金融领域，比如，结算、同业往来、信息咨询以及信用卡服务等。让正式农村金融组织具有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的特点，以便满足农村经济的多样化需求。

（二）赋予非正式金融组织合法的地位

正式农村金融组织的功能回归和强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只是对其功能扭曲的一种纠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变迁。根据制度经济学原理，制度变迁能否实现，取决于选择的路径是否改变了既有的制度结构，是否开拓了制度选择的集合以及制度的空间。因为一种创新的制度安排，只能从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集合中挑选出来。制度选择的集合越大，制度变迁成功的可能性越大。宁夏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如果只在现有的农村金融框架和利益结构中进行选择，那最多是做些“技术性的改进”而已。

金融制度结构反映了金融资源的各种配置关系，金融制度运行本身并不仅仅依赖于某些有形的经济部门（如银行等），而且还依赖于很多经济部门（包括家庭、企业等）之间的市场联系与资金交易关系的确立。因此，宁夏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主要内容是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关系。显然，这意味着我们在选择宁夏农村金融制度变迁路径时，就要在现存制度框架之外去寻找答案，即赋予非正式金融组织合法的地位。从理论上讲，宁夏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需要多种金融产权形式的并存。因为，制度变迁的本身就是不同的产权之间进行竞争与重新界定产权边界的过程。在只有一种金融产权（正式农村金融产权）的情况下，不管人们作何努力，都不会出现令人满意的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结果。在此情况下，宁夏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最多是在现存的制度结构和利益框架内进行一些修补，而不会从根本上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变迁。允许和鼓励非正式农村金融组织发展，是宁夏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要害之处。因为作为一种制度选择的一个增量，它具有完整的、明晰的和可交易的产权。而且它还是“轻装”上阵，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制度创新的余地大。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金融制度的实质是金融运行的规则，金融运行的规则又内生于金融产权交易，金融产权交易本身又是不同金融产权主体之间“私人利益”的冲突过程。

因此，发展非正式金融组织并鼓励其产权交易对于确立宁夏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在完善的正式农村金融制度迟迟不能够建立的时候，非正式农村金融制度的确立能够有效地弥补正式金融制度所留下的空白点。其次，当非正式农村金融组织以合法化的身份进入到农村金融领域参与竞争时，对正式金融的功能回归和强化有着促进作用。最后，非正式农村金融制度的合法化，能把在国家和地方政府控制之下的农村金融供求的强制性均衡转变为在市场机制调节下的自发均衡，从而降低农村金融交易的成本和费用，提高西北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参考文献：

1.张玮，曾国平，何勋鲲.农村金融服务促进统筹城乡收入区域差异研究.商业研究，2010（1）

2.胡元聪，杨秀清.农村金融正外部性的经济法激励-基于完善农村金融法律体系的视角.农业经济问题，2010（10）

3.肖燕飞，刘寒波，吴金光.农村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机制分析与实证研究.财经理论

联兴棋牌官网www.xiexiebang.com lxq 与实践，2011（5）

4.谷慎.西部农村金融的供求与均衡-基于双重二元结构约束与一体化金融制度安排.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5.史亚荣，何泽荣.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研究.经济学家，2012（3）bo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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