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法律文化的变迁（5篇范文）

第一篇：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法律文化的变迁

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法律文化的变迁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其独有的样态在世界法律文化园地独树一帜。而且，在世界法律文化史上，惟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未曾中断过，有着独特的内发形的变迁过程。历史进入近代，西方法律文化的输入中断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自然演进历程，法律文化的变迁具有了外发因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的冲突，成为近代法律文化变迁的一条主线和主要表征。时至今日，如何解决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的关系问题，依然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心理情节，亦是当前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关键和难点。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中所表露出的困境与矛盾都是这种心理情节的反映。因此，考察和研究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法律文化的关联，分析总结近代法律文化变迁的特点，解决近代法律文化变迁中遗留的难点，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重大课题。

法律文化具有民族性，是绵延千百年的传统文化在法这种社会现象上的反映和折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法律精神品格和制度特征，从而成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法律文化，并在世界法律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而且，在近代以前，中国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民族特性更为突出和鲜明。大体可以从形式意义和实体价值两个方面来把握。就形式意义而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法律的外部特征和社会地位上缺乏独立性和自治性，即法律是伦理道德和行政命令的附庸，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无确切分界，法律没有自身独特的个性和功能；在法律内在结构形式上，表现为公法与私法不分，诉讼法与实体法不分的诸法合体形式；在司法过程的运行机制上，表现为司法与行政的合一。就实体价值取向和内在精神而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最大特色就是法律的道德化和伦理化，体现了儒家伦理的精神与价值取向。具有以宗法家族为本位的礼治性质，体现为极强的义务本性，漠视了个人权利及价值；具有德治主义精神，道德是法律的化身，道德要求与法律精神相契合，道德是社会调整的主要手段，法律是次要手段和道德的辅助；具有人治主义色彩，强调权力大与法律，权力是法律产生的依据和存在的基础，法律受权力支配和制约，是实现君主专制的工具；以秩序和和谐为最高价值理想，强调“无讼”的法律意识。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不但有其独特的精神品格和制度特征，也有其独特的变迁过程：其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变迁一直受优越的文化观和中国中心论左右。古代中国自秦汉至明代都处于世界强国的行列，在生产和技术领域以及法律文化机制等方面长期处于世界文明的领先地位：“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力量雄厚，历史悠久，而且资源丰富，使得它成为东亚世界的自然中心，因而，古代中国人具有强烈的中国中心主义思想和中国人优于其他民族的偏见。“这种国力的强盛，形成了文化传播和认同的单向性，这就是说，中国文化体系有着强大的同化功能，在外域文化的挑战面前，扮演着主动的角色而非处于被动者的地位，因而能够把外来文化纳入本土文化的体系之中。”优越的文化观和中国中心论，一直在支撑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数千年的变迁过程中非常从容与自信。其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变迁具有封闭性、自发性和孤立性。古代中国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里，而且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封闭性自然经济状态中，导致了整个文化环境的封闭，因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变迁极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而是以内法的形式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呈现了极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也可以说是孤立性，它缺乏来自外域的异质法律文化冲击下的发展动力，而以单一的文化样态存在与发展。其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变迁具有惰性发展的特点。中国古代社会具有“超稳定结构”的性质。中央集权的高度密集与小农经济的散沙状分布，通过封建专制制度的刚性强制与宗法关系的柔性和合达成了统一，而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又被浸润于儒家礼教思想的宗法伦理精神之中。分散的小农经济与高度集中的大一统专制王权，加上植根于血缘关系的宗法伦理，三者融合培育了刚柔相济，随时调剂的修补机制，使中国封建社会得以长期稳固发

展。这种稳定的社会结构性质，导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变迁过程中始终追求一个“常道”，即恒常不变。求稳，求静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变迁的基本价值框架。在几千年的递嬗流变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知识不断地通过更换表现形态来维护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的恒常不变。其变也只是拘囿于具体事务，而维护整体社会的不变，总之，其求变只是为了不变，因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变数主要集中于建构灵巧而有实效的治国、治世之术，以维护整个社会制度的万古长存。所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数千年的变迁过程中，显示了超常稳定性和缓慢性，以至于其变迁轨迹通常不明显。

二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自然演进过程至近代因为西方法律文化的输入发生中断。当古老的中国在封闭的环境中全然不知地、孤独地缓慢滑动时，近代西方社会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催发下已经大踏步前进并将中国远远地抛初了世界强国的行列。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用李鸿章的话说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所谓三千年，它穿透了西周以来的所有历史，囊括了由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所有王朝，这前所未有的“变局”显然是夷狄入侵和改朝换代不能与之相比的。这个变局概括地说就是“现代化”或“近代化”，即中国要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这种社会转型意味着要从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状态向另一种异质的稳定结构状态的过渡与转变，因而是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整体性变革，有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经济变革、宗法专制政体向法制民主政体的政治变革以及同质的单一文化向异质的多元文化的变革。中国近代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不是社会内部现代性不断成熟和积累的结果，而是对外部现代性挑战的一种自觉反应，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被西方列强打破中华帝国闭锁的国门后，强行拉入资本主义文明之中的，是与西方内发自生型不同的现代化方式。虽然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早在明末就已出现，但由于封建国家的扼制，始终未发育成熟，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是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性启动因素，即促使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直接动力和逻辑起点是西力（即近代大工业文明的东渐）。社会变革必然导致法律文化的变迁。正如西力东渐是中国近代社会转转型的直接动力和逻辑起点一样，中国近代法律文化变迁的重要推动力就是西学东渐。而且，在近代社会变革中，法律文化的变迁最引人注目，因为法律文化在西方文明中最先进也最重要，而在中国，它则是传统文化中的薄弱环节。于是，随着西方法律文化的输入，建构于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建构于资本主义商品经经济基础之上的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法律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从形式层次而言，这种冲突具体表现在：西方法律的自治独立性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礼法结合的冲突；西方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诸法合体”的冲突；西方法律文化中的司法独立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司法与行政不分” 的冲突。从价值层面看，表现在：西方法律文化中的资产阶级法理精神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封建纲常礼教格格不入；西方法律文化中的法治主义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治主义的对立；西方的权利本位与中国的义务本位的冲突；西方憧憬自由和正义与中国追求秩序与和谐的冲突。通过中西法律文化的剧烈碰撞和冲突，呈现出落后与先进的巨大反差。如果说先进文化征服落后文化是文化变迁发展的必然规律，那么，古老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面对西方先进法律文化的尖锐挑战，再也没有同化西方文化的能力而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更新，中传统法律文化也在无法像以前那样在封闭的环境里以内发的形式实现自我完善了，而必须借助西方先进的法律文化发展自我。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被西方文化同化，但至少说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自然演进历程因西方法律文化的冲击而发生中断，呈现出像西方文化演进的转向。这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第一次在外来文化的挑战面前处于被动地位，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入了认识西方、认识自我以及如何用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法律文化改造落后的封建主义法律文化的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法律文化不断遭到质疑、背叛，异己文化不断得到认同与肯定，由纵向的传统传承走向了横

向的文化开拓，近代法律文化走向解构、沟通和重构的变迁历程。

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下，中国近代法律文化的变迁以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责任感为支撑。从1840年以后，中国经历两次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有一个突发的历史事件，不断的战败、割地赔款，让国人痛彻心脾地感到国门欲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于是，保国、保教、保种成为中国近代法律文化变迁过程中一以贯之的中心任务和首要任务。从龚自珍的针砭时弊到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的常吸血、制洋器，到严复梁启超的宣传介绍西方法律文化，到洋务派的自强求富，到戊戌变法的君主立宪，再到孙忠山的民主共和，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总是抱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责任感，希望用先进的制度改造中国落后的封建法制，以抵御外侮，挽救民族危机，实现国家的独立发强。其二，中国近代法律文化的变迁以制度更新为建构取向。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欺侮下无力招架，节节败退。思想家们经过痛定思痛的反思，发现国家的衰败乃是因制度的僵化引发的。中国几千年来的帝国体制，演化到近代，由于自身内部机制趋于老化以及外力的侵蚀，已难以应付制度败坏的困境，新的帝国在旧的废墟上重新建构的可能性几乎丧失殆尽。随着商业的发展，促使社会自主力量开始发育，再加上西方文化的冲击，要想在原有的制度框架内，通过提高治国之术的质量，来克服内外双重危机，看来是不可能的。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传统的‘和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帝国延续机制发生了断裂。当传统的制度面临不可克服的困境，而且被认定为国家衰败的主要和关键的原因时，更新制度的思维取向便开始弥漫在近代法律文化变迁的进程中。从龚自珍批判封建制度、倡导更法改图，魏源赞赏西方政治法制，主张师夷长技，因势立法，到张之洞的整顿中法、采用西法的中体西用，到康梁变法维新，建立君主立宪，到沈家本“会通中外”变法修律，再到孙中山行五权宪法，建立民主共和，无不以制度更新为法律重新建构的取向。尤其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被自己从未放在眼里的“虾夷岛国”战败，中国人已将制度更新转化为实际行动了。由于制度更新的目的是御侮救国，并将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看作是最佳的选择，因此，中国近代法律文化的变迁主要集中在宪政制度的建设上，其三，中国近代法律文化的变迁以中体西用为建构模式。鸦片战争以后，西学的输入夹杂着文化霸权的渗透。但是西学能否促使中国近代法律文化的变更，往往不取决于西学本身的内容如何，而要看中国人对西学的取舍、加工和改造。这是由近代的国家危机和民族危机所决定的。中国思想界一方面对危机有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命运有着很高的期望；一方面对西学非常敬仰，但另一方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恋恋不舍，所以希望用中体西用模式挽救危机。因此虽然中国近代法律文化的变迁是以发现西方、学习西方为背景，呈现出主动吸取，积极引进的姿态，但其目的是通过学习西方挽回民族自尊、重塑强国形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成为近代法律文化变迁的一种巧妙的建构模式。应该说，中国近代法律文化的变迁，既不是对欧风美雨的直线回应，更不是对西学内容的机械应对。其四，中国近代法律文化的变迁具有急促性和艰难曲折性。西方列强的强大和文化的先进，使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失去了平衡，尤其是西学影响下日本的崛起，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人，再加上国将不国的威胁，中国人先前在文化上的从容与自信彻底崩溃，陷入了极度的紧张与焦虑中，因而慌乱地走上了法律文化变迁的路程。中国近代法律文化的变迁从1840年算起至辛亥革命结束，共有七十年的历程，这与欧洲从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三百年的资本主义法律文化形成鲜明对比，表明中国近代法律文化变迁的历程十分急促。然而，在七十年短暂的时间里，却要背负数千年的传统包袱及失去文化优越感后的沉重与不甘的矛盾心情，其变迁的艰难与曲折可想而知。

中国近代法律文化的变迁并未实现资本主义法律文化的转型，这是因为传统法律文化要完成脱胎换骨，走上资本主义法律文化的发展模式，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各种矛盾和挑战。首先，古代中国稳定的社会结构早在公园前二世纪即已形成，它从一个朝代传到另一个朝代，深深地陷入了自己的历史循环当中。假设没有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依然可以在原有的社会

结构上继续延续。西学东渐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原有的发展方向，使之以屈辱的方式被迫转型，但中国社会内部由于缺乏资本主义的基因，其反应是极其迟钝和微弱的，呈现出转型迟滞的特点。这除了中国社会转型来自外发的压力以及内部主动因素变革不足外，还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关。从社会结构本身来看，有两个重要原因，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胶着、牵制，在近代，传统与现代纠缠在一起，没落与新生纠缠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二是与自发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由于达于高度成熟状态，格外强韧和根深蒂固，难以实现自身的转型。不合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构非但不能加速业已发生的过渡和转型，反而成为这一过渡的障碍，并造成空前的浑沌、迷离、动荡和真空。在新旧结构的胶着、僵持中，中国近代法律文化的变迁极其复杂和艰难，不仅要完成文化的时代跳跃，还要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保持与变异这一对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封建制度融为一体，任何变动都将损害封建专制统治。因此，当资产阶级改良派力主用西方法律改造封建法律的试图刚一露头，就再到封建政权的无情镇压，而清末的法律改革，一旦触动封建专制的中枢神经，触动封建法律的核心内容时，统治者就采取果断措施，又下令改革变为阻止改革，使改革无法深入进行。其次，春秋战国到清末，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始终在封建社会的胎衣包裹下缓慢地静态发展，这期间，质变、突变、和飞跃从未发生过。虽然西学东渐促成了近代近代社会求新、求变的文化氛围，但在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大多数士大夫仍然生活在他们自己传统的生活世界里。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伴随西学的盛行，新型的法律观念日渐威猛，但从总体上说，西学的某些内容，如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尽管一再灌输，中国并没有全盘接受，有的基本没有接受，传统的君为臣纲、父位子纲、夫为妻纲，虽已收到一定的冲击，仍占主导地位；自由、平等、民主思想，虽已为一部分人所接受，但并未为整个社会所人同。近代的制度更新，并未有实现传统文化的质的转换，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就像油浮在水面上一样，始终没有和中国社会水乳交融在一起，法律和社会从来没有找到一个契合点，纸面上的法和社会生活中的法严重割裂。法的形式技巧、概念、原则和制度等表层性东西的引进，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相对容易的，对于引进法的意识、法的价值观念以及与法律相适应的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来说是极其艰难的。通过制度更新实现法律文化价值观的转换是行不通的，因为价值观既受社会结构、家庭关系、经济方式的制约，更受传统习惯及占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制度确认，只能是对既定社会关系的肯定和保护，体现在法律体系中的价值观念，始终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其三，传统文化的西瓜是中国近代法律文化变迁的路径。然而，中国对西学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艰难过程，既有坚船炮利到工商科技，再到议会政治的发展过程。值得注意的事，中国对西学的认识，始终与挽救民族危机的需要相联系。中国是顺着御侮救国而不是顺着个性解放、自由平等之路寻到议会政治这一武器的。中国近代法律文化的变迁也始终是沿着救亡这一中轴展开的。西方强权的横行严重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对它们构成了严重的道德失落和心理障碍，因而在中国人的内心中，很自然地将法律文化的变迁与外国侵略联系起来，而不是把法律的现代化变迁看作是进步的福音。法律文化不得不西化的无奈选择，让国人经受着文化优越感被否定的苦不堪言的折磨。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对传统文化的依恋，促使中国士人用传统的经世致用观念去解读、加工、甚至歪曲西学，少有对西学的理性思考，很大程度上对西学抱有极大的工具论意识。结果使近代法律文化的变迁充满盲从、无序、甚至陷入悖论境地。一方面，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恒定准则和价值观没有得到现代意义的转化，另一方面，西方的信仰和文化价值观始终没有获得普遍认同，法律文化的变迁无非上演的是重复自我的文化悲剧。其四，从世界范围来看，法律文化从中世纪到资本主义的变迁都非常艰难，这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重新调整，即便欧洲也经历几个世纪的多次革命才完成这一转化，因而，没有一个国家轻易的摆脱中世纪的残余。就西方而言，资本主义法律文化是在西方社会和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它经历料罗马法复兴、人文运动、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几百年的文化准备，而对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悠久时间最长的连续的法律文化来说，受传统文化巨大惯性的驱使，它承受的历史负担太沉重，在近代，西方列强从未给中国一个喘息的机会，让中国人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反思自省，由此，中国人对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变迁很容易失去平衡。总之，近代法律文化的变迁不是自然的正常状态，中国社会转型的迟滞，使经济、政治没有接受这一文化的准备，意识形态则更不成熟，因而对法律文化的变迁显得措手不及，再加上特定的历史原因，救亡图存的急功近利，都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法律文化变迁的一般规律。

三

当前，在社会主义体制内，正在进行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更为深刻而意义重大的社会转型，虽然与近代社会转型具有不同的性质、基础、环境机遇及终极目标,但从农业社 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这一角度讲，当前的社会转型使近代社会转型的继续，当前中国法律现代化也使近代法律文化变迁的积蓄，不过，这一任务是由无产阶级承担，实现的是传统法律文化向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变迁。但是，西方的法律文化对我们今日的法律现代化仍有可借鉴之处，因此，近代法律文化的变迁对我们有很多经验启示。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法律文化变迁之间的关联，使我们考察近代中国大变动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国法律现代化必须引以为鉴的历史。近代中国对西学保有的矛盾心态，西学在中国所引发的令人难解的效应，以及西学改造中国法律文化何以在表象和结果上的背离，直至今日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事实上，新型的法律文化是从外部输入的，还是从一个社会内部自然生长发育出来的，这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西学在近代之所以难以改换中国法律文化的逻辑结构，根本原因在于它与中国社会的背离，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结构和政治体系，是很难在一个社会中存续的，更不用说化为该社会的文化心理机制了。在近代，凭借西学从根本上和整体上改造中国法律文化，却仅仅掀起了表面上的激荡现象，对社会底层的动

第二篇：改革开放以来法律文化变迁述评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全面进入转型期。法律文化也随之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变迁过程。这是一个多元法律文化不断冲突与整合，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从公法文化一枝独秀到公法文化与私法文化共同繁荣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单一强化政策文化到不断强化法治文化，从热衷于法律的工具性特征到认同法律的价值性特征，以及内隐法律文化明显滞后于外显法律文化发展的过程。尽管如此，变迁后的当代中国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的差距仍然很大，要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不断推进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理性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大胆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并加以本土化，强化法制教育和普法工作，树立公民法律信仰。

关键词：法律文化，变迁，法治，现代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先后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法律等领域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变革实践。法律文化也随之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体现和影响着中国法治建设的进度、广度和深度。客观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文化的变迁轨迹，评析法律文化的变迁特征，探寻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实现途径，对中国法治建设工程乃至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诸多领域变革的进一步深入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试图体现这方面的价值功用。

法律文化是一个多义概念，一方面在于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问题进入理论研究领域的历史较为短暂。西方国家以美国法学家拉伦茨·弗里德曼在1969年发表的《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为标志，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而在中国，对法律文化这一概念引进、介绍并加以研究的，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事情。另一方面，文化概念本身就具有多义性、歧义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自然影响到它的子概念法律文化。综览众多研究法律文化的著作文章，对法律文化概念的定义不下几十种，但可以归纳为广义、中义和狭义三大类。本文认同中义法律文化观，即法律文化是指内隐在法律理论、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机构和法律设施当中并通过这些法律现象表现出来的法律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它指导并制约着这些法律现象的变化和发展。法律文化从结构角度可以分为内隐法律文化和外显法律文化，内隐法律文化即法律意识，它包括法律心理和法律思想体系两大层次；外显法律文化包括法律规范制度和法律组织机构设施两大体系。本文以此为前置条件和逻辑起点，并同时以主导法律文化为主线展开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文化的变迁述评。

一、法律文化的变迁轨迹

中国法律文化是自夏、商、西周以来四千余年法律文明发展的历史沉淀，具有一种超常的稳定性，就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其变迁轨迹通常不太明显，对这一时期再进行阶段细分更具难度。但是，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巨变时代，先后在经济、政治及文化等各个领域实施了变革，整个社会全面进入转型期。法律文化作为与政治经济联系更为密切的文化样式，在内外部因素的作用下也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迈进，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变迁轨迹。特别是外显法律文化的进步，基本上适应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与西方现代法律文化的差距日益缩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体系。内隐法律文化也在外显法律文化的作用之下，加上法学研究的广泛开展及各级各类学校的法制教育和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全民普法活动，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在法律文化本身的内部矛盾互动和政治经济各系统的外部作用之下，中国法律文化整体上正在不断地走向现代化。

纵观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的中国法律文化变迁历程，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阶段细分。笔者认为，影响法律文化变迁的根本因素在于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而引发的法律文化内部的矛盾互动。另外，中国的法治化进程是一个以政府主导民众受动的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因此，以政治经济体制变革为背景，以主导法律文化变迁为主线，进而考察整个法律文化的变迁过程，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分析方法。以此为据，改革开发以来的中国法律文化变迁轨迹，可以分为三个各有侧重的发展时期，而后一时期同时又主动包含前一时期的自然延续。

（一）法律文化现代化的思想理论准备和启蒙时期。文革结束后，1978年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长期禁锢，打跛了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的沉重枷锁，迎来了思想文化的大解放。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以及“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方针的指引下，法律文化发展迎来了第一个活跃期。在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开展了“人治”与“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大讨论，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法律思想逐步得以确立。在显性法律文化建设方面，国家先后出台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等基本法律；法学理论研究方面，继八十年代初大讨论之后，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又深入涉及法的概念、法制要求、法律与政策的关系等诸多主题。更具理论和技术价值的是，作为法律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法律文化——已于这一时期由我国学者从西方引进并加以持续研究，在法律文化概念、结构、内容、法律文化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作用及法律文化现代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有益的学术研究成果。1986年，全民普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全面实施，自上而下的现代法律文化启蒙教育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二）以市场经济为主臬的现代法律文化初步构建时期。这一时期肇始于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十四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会的召开和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为法律文化现代化提供了强大推动力。市场经济是充分体现自由、公平、竞争、独立自主和权

利平等的现代经济形态。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法制经济，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法律制度和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法律文化氛围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在这一强力推动下，围绕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立法活动全面展开，先后制定或修改了一系列有关市场经济方面的基本法律。法学理论研究再掀高潮，在大量引进和介绍国外的法学思想理论的同时，提出并探讨了一系列新的法学理论与法制观念，如公私法划分、法治经济、立法平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现代法的精神、人权与法制等等。“二五”普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全面展开，公民了解到并学会运用更多的国家基本法律，法制教育力度加大。以自由、平等和权利为内核的法律价值观念逐步得到主导法律文化的认同并向大众法律文化渗透。

（三）以建立“法治国”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主臬的现代法律文化构建时期。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首次明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和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对依法治国与法制发展战略作了精辟阐述。在此推动力作用下，中国的立法和执法监督力度进一步加大，立法质量明显提高。法学研究也有了新的契机和理论兴奋点，掀起了探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热潮，对民主政治、法治模式、法治与德治、立法行政司法改革、农村法治建设等方面也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并出版了大量有关法治方面的论著。全民普法方面，自1996年开始的“三五”普法通过五年的努力效果显著。全国8亿普法对象有7．5亿人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学法活动，50多个重要法律法规被列入重点宣传普及计划。中国共产党中央连续举办的11次法制讲座，起到了巨大的示范表率作用。五年来，全国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法制讲座已举办252次，9951人次参加；经过正规法律培训的地市（厅局）级领导达到17．6万人次。各地各部门配合严打、扫黄打非、禁毒禁赌等斗争和换届选举等工作，大力宣传有关法律法规，为法律实施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继“三五”普法之后，从2001年始，又展开了以领导干部、司法行政执法人员、青少年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为主要对象、以提高全民族的法律素质为目标的“四五”普法。随着全民普法运动的不断深入，公民的法律素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学法用法意识普遍加强，现代法律文化有了更为扎实的民众基础。

总体来说，中国法律文化在改革开放的这一期间虽有很大进步但仍然处于现代法律文化的启蒙和初级发展阶段。法律思想从禁锢中解放出来才始于七十年代末，对法律文化本身的理论研究更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后的事情，外显性法律文化与内隐性法律文化发展很不协调，作为现代法律文化动力装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健全，政治民主程度还不够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现代化程度仍然很低。当前中国社会仍然缺乏现代法律文化存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

二、法律文化的变迁特征

1．从一元法律文化到多元法律文化不断冲突与整合。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整合而成的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占绝对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局面开始发生变化，中国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了三个相互作用的法律文化子系统，它们分别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发源于过去、存在于现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于未来的法律文化。”它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和发展，形成了一种有着鲜明个性和成熟形态的文化样式，存在于中国民众的法律认知、法律情感、法律评价以及风俗习惯、行为方式当中，作用于国家制定法控制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体现在国家制定法当中，在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秩序和国家法制定、实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一直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主导法律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前苏联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整合而成的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文化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它直接指导着中国国家法的制定、实施和法律制度、法律设施、法律技术的成熟与完善，影响着中国民众的法律意识和行为模式。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传统法律文化和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作为人们应付和解决各种自然的、社会的法律问题的经验、知识和评价体系，已不能完全反映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状况和变化，经济政治体制变革的现实迫切需要一种与之想适应的新型主导法律文化。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根基的西方法律文化作为一种现代法律文化的参照体系再一次全面而深刻地影响和作用于中国社会，渗透到法律观念、政治法律体制、法律体系框架、具体的法律制度，以及法律学术、法律教育等各个领域，与中国法律文化不断地冲突与整合，这种状况从七十年代末始至今一直在持续着，西方法律文化的许多要素已逐步内化为中国法律文化的一部分。

传统法律文化、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这三种法律文化的冲突与整合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首先，三种法律文化赖以存在社会物质生产方式不同。传统法律文化以农业经济和封建专制政治为基石，凸现重德轻法、重刑轻民、重实体轻程序等基本特征。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以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为基石，凸现重公法轻私法、重义务轻权利等基本特征。西方现代法律文化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基石，重视法的价值即平等、正义、权利和程序等。莫庸讳言，这是三种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法律文化，分别代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和物质生产方式，反映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基础和文化价值观念。它们互为异质，在中国当今社会都有一定的存在土壤，但社会变革及法律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又促使它们不得不彼此调适整合。其次，中国二十多年法律文化变迁的历史轨迹也充分说明了整合的艰难程度。比如，八十年代初期关于“法治”与“人治”的大讨论，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对“法律文化”概念的引进及所进行的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研究，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法学理论研究热潮的衰退，九十年代中期关于“法制”与“法治”争论，及近年来关于“法治”与“德治”关系的论述，以及在引进知识产权立法技术后的某些副作用等等，都是传统法律文化、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冲突

与整合的显现。总之，冲突难以避免，整合是历史必然，中国法律文化发展的内在矛盾与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冲击是中国法律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互动结果必然促使法律文化走向现代化。

2．从义务本位观主导到权利本位观主导。

中国有着四千余年的人（德、礼）治传统，崇尚等级、特权和服从。它与现代法治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以义务为本位，后者以权利为本位。新中国成立以后，受前苏联影响，长期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治国模式，“集权政治是权力结构内部为等级的政治关系，其权力运行以支配—服从方式进行。”这样一来，传统法律文化的义务本位观念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行以强化。由此可见，重义务轻权利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把法律作为控制和规范被统治者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其具体价值原则共同表征为：法的主要作用是社会政治控制；法道德化或宗教化；特权合法化；法的实现等级化；“法”“刑”相类似等等。

社会变革必然导致法律文化的变迁。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使义务本位观念的经济政治根基发生动摇，权利本位观逐渐找到了适应自身发展的土壤，并成为法学家特别是青年法学家最为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权利本位说”在当代中国的兴盛，源自于1988年6月6日—10日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的首届全国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之后，在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1990年年会、1994年年会和1990年民主、法制、权利与义务讨论会上，权利本位观日益成为大家的共识。他们认为：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结构）中，权利是第一性的，是义务存在的前提和依据，法律设定义务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权利的实现；权利须受法律的限制，而法律限制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每个主体的权利都能得到实现；在法无明文限制或强制的行为领域可以作出权利推定；只有在承认权利是义务的依据这个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义务并不是独立于权利之外的一种异生物，而是发韧于权利大树上的一簇分支，是权利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对象化了的权利，是主体和内容发生了转化的权利，每一权利主体只有尽其义务才有条件实现其权利并维护其权利。……权利更根本，义务是其派生，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权利和义务并不是二元的，而是一元相生的。”

当前，虽然以权利本位取代义务本位已成为社会共识，但是从根本上消除义务本位观念尚待长期的努力。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当前公民的平等、权利观念淡薄而权力崇拜观念浓厚，甚至出现权力左右经济发展的“权力经济”现象。总之，只要义务本位观念未有彻底根除，权利本位观念没有根本树立，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3．从公法文化一枝独秀到公法与私法文化共同繁荣。

诸法合体一并于刑是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特征。《说文》解释：“法，刑也。”历代法典统称刑律，违法统称犯罪，司法部门统称刑部。由于刑法条文多是义务性、禁止性、强行性的规范，实质上是国家公权的体现。所以，公权思想，公法优位主义就成了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大特色。正如日本著名法学家滋贺秀三在谈到欧洲与中国在法文化上的对极性时说：“纵观世界历史，可以说，欧洲的法文化本身是极具独特性的。而与此相对，持有完全不同且最有对极性的法文化的历史社会似乎就是中国了。这一点大概已为大多数人所肯定。在欧洲，主要是以私法作为法的基底和根干；在中国，虽然拥有从古代就相当发达的文明的漫长历史，却始终没有从自己的传统中生长出私法的体系来。中国所谓的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则是官僚制统治机构的组织法，由行政的执行规则以及针对违反规则行为的罚则所构成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以来受“左”的教条主义观点的影响，我国法学界普遍否认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公法与私法的划分问题，并认为划分公法和私法，是资本主义社会法制和法学的特有现象。他们的主要理论依据是：从所有制角度看，“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家，没有公法与私法之分”，认为私法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已不复存在，因此相应的私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公、私法的划分也就自然消失了。从掌握政权的阶级看，“国家权力回到人民的手中，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也就消灭了私法存在的根据”。从法律的历史类型看，公、私法的划分是资本主义法律的特有现象。因此，在资产阶级法制的废墟上建立的社会主义法律，就不应当再沿用公法和私法的划分。从社会主义社会利益的统一而言，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对抗性”，保证了两者的“紧密结合”，因此公、私法的划分也就失去了意义。这种理论观点直接左右着中国国家法的立法实践，改革开放以前对刑事立法的重视及改革开放以后对刑事立法、经济立法与组织立法的重视，民商事立法的严重滞后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步认识到，对于公私法的划分问题，需要用新的理论重新研究，重新认识。从科学的观点说，任何一种理论观点，都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人们的认识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完善。由于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经济成分是多元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成并存为我国宪法和法律所确认。而否认公、私法划分的根据之一，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消灭和纯粹公有制的建立，既然清一色的纯粹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特别是在其初级阶段上不可能存在，那么否认公、私法的划分的所谓经济基础，也只能是一种奢谈或主观想象。因此，必须按照市场经济模式要求，划分公法与私法，建设现代化的公法文化和私法文化，并应将这种划分上升到法治国家建设的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一些学者认为“公私法的区别，是现代法秩序的基础，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前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要求以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区别并正确划分公法与私法为前提。”他们着重从总结西方公私法划分的历史经验、对“传统否定论”的剖析与批驳及市场经济的本性要求等三个方面来论证公私法区分的必要性和对于建立法治国家的意义。当前，尽管也有学者对公私法划分的意义及其论证提出了一系列的诘问，但承认私法的存在并对私法建设日益重视是不争的事实。正如

法律的忠诚和热爱，唤起公民对自由、平等等法律终极目标的追求，进而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和法治社会这一目标。

法制教育特别是学校法制教育是弘扬法治文化、进行法律启蒙、培养法治人才、树立和更新法治观念的重要途径和环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恢复了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并逐步在中小学阶段开设了一定的法律常识课，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学校特别是中小学校把法制教育纳入德育范畴，以及在很多地方把法制教育等同于法律知识传授，使学校法制教育缺乏应有的地位和达不到应有的效果。为了能使学校法制教育真正承担起弘扬现代法律文化、造就现代法律人才的使命，改革已是刻不容缓。自上而下的全民性的普法活动自1986年以来已实施了三个五年计划，“四五”普法正在全面展开。通过十多年的全民普法，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得到了广泛宣传，依法治国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广大公民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为中国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打下了认知基础和民众基础。但在普法过程中，有一个形式与内容、主动与被动、目标与效果的反差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和措施方法上认真加以解决。

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艰难、长期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既要经历一个与传统法律文化不断决裂的“继承”过程，又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既要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根基，又要以法制教育和全民普法为依托。但是，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是与社会进步相创生的一种客观规律与历史必然。也只有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实现之时，才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真正生成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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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家居文化与变迁

《家居文化与变迁》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

一、教材分析

《家居文化与变迁》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品德与社会五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第二课时第三个话题的教学内容。本课是第二课时，让学生知道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初步了解在人类发展进程中我们祖先的过去居住环境，及几千年来他们创造的灿烂文化，感受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激发学生对祖国文化的兴趣、认同及其自豪感。

二、学情分析

本课从原始人“构木为巢”和“挖地为穴”入手，了解古人因地制宜创造的“巢穴”，了解居室是为了人们生活安全、方便而建造的。而中国古代家居文化的发展和变化、各国的建筑风格距离学生很遥远的，对于学生来说十分陌生，如何让他们看到这些建筑物，是决定这节课成败的关键，我通过网络资源搜集到原始社会，人类当初房屋的构造，中国古代建筑和西方国家、阿拉伯国家建筑物图片和视频，让学生感受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房屋建筑不同，通过欣赏让学生发现居住与当地自然环境的关系，使学生从古今建筑方式的联系中，发现古人这种朴素的、有效运用自然环境为人类创造生存空间的智慧对后人的影响。

三、设计思想

《义务教育小学品德与社会新课程标准（实验稿）》在“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中指出“教师应尽可能使现代化教育技术与本课程教学有机结合，丰富课程资源，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开发利用计算机网络资源。”本课教学主要是通过古今中外建筑的发展和对比，让学生了解我国建筑的产生与发展，认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建筑的特点和风格，让学生感受到祖国建筑文化的博大精妙，增强民族的自豪感。由于古代建筑和国外建筑离学生“久、远”，为了让学生获得感性认识，我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让学生观看古今中外的建筑物地图片和视频，实现教学目的。

四、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了解我国建筑的产生与发展，认识建筑的地域特点。

2、了解它们与人们社会生活的关系，体会人的创造与社会的发展。

过程与方法

通过搜集网络资料，课堂讨论等多种形式，了解建筑的地域特点，它们与人们社会生活的关系，体会人的创造与社会发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感受我国建筑艺术的神奇、美妙、美妙和丰富多彩。

2、学习用比较、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的方法。

五、课前准备

1、课前收集我国各年代有特点和艺术造型特色的老房子、古建筑的图片，并配上相应的解说文字。

2、收集其他国家的建筑和家具的图片以及资料。

3、多媒体课件和网络资源。

六、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

教师出示图片：展示紫禁城、凯旋门、金字塔、摩天大楼图片。

师（声情并茂）：早在文字出现之前，原始的居室建筑就被祖先创造出来，但那只是藏身之所。当古朴的建筑融入了人类的感情、信仰和智慧，铸就了紫禁城的威严、凯旋门的辉煌、金字塔的雄伟和摩天大楼令人炫目之后，它们才成为建筑物，是固化了艺术和文明的见证。

今天一起走进远古时代，去了解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人们的家具文化知识（板：家居文化）。

（二）走出巢穴

了解原始人和人类当最初的房屋。

1、观看课件：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请仔细观察，边看边思考：

（1）人们为什么在树上搭窝，在地上挖穴而居呢？

（2）他们的房子的风格与当地的环境有什么关系呢？

（3）人们最初的房子和他们住的巢、穴有什么相似之处，与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又有什么相同与不同？（设计意图：通过图片展示使学生了解原始人的居住状态，知道原始人根据自己居住地的特点创造了最早的房子。）

2、小组交流汇报。

3、教师小结: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态下，天然洞穴显然首先成为最宜居住的“家”。从早期人类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穴居遗址开始，它满足了原始人地最低要求。巢居在适应南方气候环境特点上有显而易见的优势：远离湿地，远离虫蛇野兽侵袭，有利于通风散热，便于就地取材就地建造等。

(三)凝结在房屋的文化

师：当人类真正走出洞穴，走出丛林，开始用自己的劳动创造生活时，也就开始了有目的地人工建造屋室的的活动。人们可以按照自己及社会关系的需要建构自己的建筑与村落，同时，在满足了物质文化生活的基本需要后，精神需要越发成为左右建筑的重要因素。随着时代的变迁，真正意义的建筑诞生了。（与变迁）

1、教师出示视频课件：伴随着音乐欣赏：中国古代著名的建筑，感受其建筑工艺、结构、造型、雕刻艺术等。

2、学生讨论汇报：中国古代建筑具有哪些特点和风格？

3、教师小结：中国建筑历经了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劳动人民不断创新、发展、丰富和完善。工艺精造型美、雕刻细，带给人舒适、美得感觉。不论从审美还是从文化的角度，都具有广泛的传承性何适应性，蕴涵着无限演变和发展。中国古代建筑伴随着古老的中华文明有着近五千年的延绵不断的历史，这在世界建筑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建筑是凝固的文化，它历经岁月的洗礼，静静地伫立在那里，体现着人们的智慧和创造，也等待着后人去学习、创造和超越。

（四）领略建筑风采

1、看视频：感受西方国家的建筑风格和特点，边看边思考，这些建筑与中国建筑有什么相同的和不同的？

2、学生讨论汇报。

3、师在学生回答的基础加以总结归纳。

相同：美观、舒适、装饰精美。

不同：外形、风格、绘画。

原因：地理位置、风俗不同造成。

（五）拓展探究

请拿出自己家的房屋和家具来说说你有哪些是中国风格的；有哪些是西方的建筑特点？

（设计意图：学生由远及近，由抽象到具体，把学到的知识用于生活中，学生观察生活，从身边开始。）小结：通过学习及观看相关图片和视频资料等学习方式，使我们懂得了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风格的建筑，我们今天的建筑文化和家居文化在保留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融入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并具有新时代的气息。

（六）动手操作，创造艺术的精美

课后，根据自己对建筑的了解，用纸绘制你理想的家居并在班内展示。

（设计意图：课后延伸，再现艺术之美、建筑之美。）

（七）课堂总结

师：通过今天家具文化与变迁的学习，你想用怎样的一句话表达你的收获？

生：各抒己见。

板书设计：

家居文化与变迁

巢工艺精

气候环境建筑造型美舒适 穴雕刻细

第四篇：第22课 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变迁

第22课

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变迁

教学目标：

知识能力：

1、通过分析《红楼梦》片段材料，初步培养学生阅读、分析信息的能力。

2、讨论西方社会习俗对中国的影响，使学生逐步了解分析和判断的逻辑方法，初步形成在思考、讨论的基础上与人合作、共同得出结论的能力。过程与方法：

1、感知中国近代社会在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变化的原因，理解这些变化是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结果，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学会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的方法以及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收集、处理信息的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逐步了解近代社会生活的变迁是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产生影响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2、了解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学习吸收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逐步形成面向世界的国际意识。教学重点：

1、交通、通讯工具的变革。

2、大众传媒的影响。教学难点：

西方生活习俗对我国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本课的难点。教学方法：

讨论法 教学过程： 【情景导入】：

1876年，美国商人修建了一条从吴淞口到上海的铁路，成为淞沪铁路，这是在这个出现的第一条正式投入运营的铁路。通车的那一天，上海万人空巷，大家都来看热闹。《申报》记者随车采访，写了一篇生动的报道： 汽笛响起，火车开动，坐在车上的人像悬挂着的旗子一样摇来摇去。„„沿途的农民看到火车冒着烟驰过，而且车上载满了衣着华丽的人，没有不“诧异奇观”的。他们都把手里的活停下来，呆呆地盯着火车看。住着拐杖的老妇人惊异地张大嘴巴。青年人两眼发愣，看得出神，小孩子吓得依偎在大人身上。

这就是中国人第一次见到火车的情景。火车和轮船、照相术、电影这些新奇的东西一样，当他们从外国传进来的时候，人们无不充满了好奇。

思考讨论：除此之外，你还知道在中国近代生活的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 【新课教学】：

一、交通、通讯和娱乐新时尚

1、背景

工业革命后，鸦片战争中，英国用炮艇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外国列强对华侵略逐步加深。19世纪初，西方先进的交通工具火车和轮船传入中国。

2、交通工具的变革

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火车、轮船、汽车、飞机等。新式交通工具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不仅涉及人们交流的方式、速度和距离，也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资料：

1、火车 是指用蒸汽机车、内燃机车或电力机车牵引若干节车厢在轨道上行驶的交通工具。1804年，英国人理查·特列维希克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蒸汽机车；1814年7月，美国人乔治·史蒂芬孙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真正实用的火车。

2、轮船 1690年，法国的德尼·巴班提出用蒸汽机作动力推动轮船的想法；1783年，乔弗莱又建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蒸汽轮船“波罗斯卡菲”号；1802年，英国人威廉·希明顿采用瓦特改进的蒸汽机制成世界上第一艘蒸汽动力的轮船“夏洛蒂·邓达斯”好；1804年，美国的约翰·史蒂芬孙制成世界上最早拥有螺旋桨的轮船。1807年，被称为“轮船之父”的美国机械工程师罗伯特·富尔顿，制成蒸汽轮船“克莱蒙特”号，从此拉开了轮船时代的帷幕，成为世界上第一艘蒸汽轮船。

3、新的交通工具的变革

新的交通工具的出现：近代邮政的开办和电报、电话等通讯工具的使用。意义：通讯工具的变革大大便利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大大提高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容量和范围，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冲击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同时，它还便利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进一步掠夺。但从根本上说，中国社会生活的这些变化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想一想：近代新的通讯工具同传统的通讯工具相比具有哪些优势？ 讲解：新的交通工具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迅速地将信息传递到目的地，大大提高了传递速度、容量和范围，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新的娱乐方式的出现（1）、背景：随着交通工具的出现和通讯工具的变革，中外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加强，人们的传统娱乐方式也发生了变化。（2）、新的娱乐方式的出现：照相、电影、交际舞。

资料：中国人曾发明过照相机。清道光甲辰年，即公元1844年，中国近代科技发明家邹伯奇试验用凸镜取火，从中受到启发，研制成功“取影器”，并在此基础上，添加了快门和底版。取影器就是照相机。邹伯奇还撰写出关于取影器的论文。今天广州越秀山公园镇海楼博物馆里还保存着他拍摄的一张照片。◆课中题；近代中国的娱乐时尚，除了电影、照相、交际舞外，你还知道有哪些？

提示：还有游艺场、室内球戏和棋牌（麻将、扑克、桌球等）、赛马、跑狗、购买彩票奖券等。

二、大众传媒的影响

1、大众传媒的作用：报纸、广播等大众传媒，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2、中国近代报刊的兴起：（1）、1872年，英国人美查创办《申报》。1906年《申报》由中国人接办，它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中文报纸。（2）、1897年，在汉口出版的《昭文新报》是近代中国人开办报纸的开始。

资料：近代中国历史最久远的报纸是《申报》，1872年4月30日，由英国商人美查等在上海创刊。创刊初期隔一日出版一张，四个月后改为日报。1909年由席裕福购进，1912年转给史量才，次年由史量才接办。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为反映抗日救亡要求，出《自由谈》副刊，发表进步言论。1934年，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趋向保守。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沦陷，在日伪控制下出版。抗日战争胜利后被国民党接收。1945年5月上海解放时停刊。

3、中国广播业的产生与发展：1926年6月，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哈尔滨广播电台正式广播；1928年8月，近代中国第一座全国性的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在南京开播。

4、近代中国的出版业：近代中国出版业迅速发展，到1911年，仅上海就有100余家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是近代最大的出版机构；中华书局是与商务印书馆齐名的出版机构。

三、社会习俗的变化

1、服饰的变化：鸦片战争后，受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一些仿效洋人，穿上了西装。1929年，国民政府规定男子礼服为袍、褂和中山装，女子礼服则分袄裙和旗袍两种。

2、发式的变化：洋务运动期间，那些赴欧美的留学生耳濡(rǔ)目染西方生活方式，开始剪去发辫。甲午战败，留学生们愤恨清政府的腐朽无能，纷纷剪去长辫。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掀起“剪辫”风潮。

3、称呼的变化：国民建立以后，明令革除老爷、大人等称呼，以先生、君或官职相称。此外，各政党内部一般互称“同志”，亲密朋友之间称兄道弟，对妇女则根据年龄、身份的不同分别成为夫人、女士、小姐等。

4、礼仪的变化：鞠躬、握手礼代替跪拜礼。

◆课中题；课本P113页：联系统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变迁，你认为西方习俗对我国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讲解：由于中国传统的社会习俗已经不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有进行变革才能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这多角度来说，因而是积极的。但是，在引进西方社会习俗的过程中，这种外来的文化必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也必然给社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在服饰改革中就出现了盲目追求奢华的现象。【课堂小结】：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外交往日益增多，近代西方工业文明向中国发散其巨大影响，促使中国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生活乃至社会习俗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革推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业布置】：

◆课本P114页；温故知新：想一想，近代以前，中国的交通和通讯工具有哪些？近代以来，交通和通讯的变化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

讲解：①近代以前交通工具：轿子、马车、马等；通讯工具：飞鸽、人力、马等。

②新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便利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为快速传递信息提供了方便。

◆课本P114页；畅想天地：近代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想一想，变化的原因有哪些？

讲解：原因有：①鸦片战争后，中外交往增多。②西方工业文明的传入对中国的影响。

③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尤其是辛亥革命的推动。◆课本P114页；自己动手： 学生自己完成。【板书设计】：

一、交通、通讯和娱乐新时尚

1、背景

2、交通工具的变革

3、新的交通工具的变革

4、新的娱乐方式的出现

二、大众传媒的影响

1、大众传媒的作用

2、中国近代报刊的兴起

3、中国广播业的产生与发展

4、近代中国的出版业

三、社会习俗的变化

1、服饰的变化

2、发式的变化

3、称呼的变化

4、礼仪的变化 【教学反思】：

第五篇：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评析

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评析

摘要：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上主要的思潮，本文对近代史上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产生环境和根源加以分析，对“非典型”和“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进行了简单的评价和区分，这其中“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可以看做是儒家中庸思想的独特体现，是民族文化惰性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对“典型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代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进行了阐述。

关键字: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变革；国粹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惰性；文化态度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一面是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的民族危机和国内矛盾的不断加深使中国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一面是中华民族“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的思想、器物，与列强抗争、争取民族解放的英勇历程。其中，中华民族为争取自身的解放和寻找建国的航向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主流。文化思潮的探索成为这一主流中的中流砥柱。不论是清末时期的洋务派思想、康有为的保皇思想、还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全盘西化思想，亦或是后期的国粹派思想和新儒学思想。可谓是流派众多、“百家争鸣”，让人联想到先秦时期的思想文化的繁荣。

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想的流变，其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社会环境所决定的，清末一场场对外反抗战争的失败和民初的政局**，封建割据势力纵横中国。在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状况下，国人不得不一步步的反思，尝试过学习西方器物的方式却依然没有保全民族，仁人志士们开始尝试进行思想和文化上的反思和探索，一场遍及各各领域的文化运动在中国兴起。总结近代以来的各路思潮、流派，根本上都是在围绕对中西方文明或文化在中国体制和文化革新中所占的比重所做的探索，虽然各种思潮的立场不同、激进或温和，仁人志士都是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为国家的出路思考。

在笔者看来，不同的只是“思变”的程度，当代评价顽固派思想，几乎是以“迂腐”、“冥顽不化”毫无生机可言。例如清末理学名臣倭仁，深受理学的影响，对于以恭亲王奕欣为代表的的洋务派痛加斥责，依然主张这“重人心轻技艺”，①重谈“夏夷之防” 而对于以陈独秀和胡适的“全盘西化”思潮的评价也是“忘本”、“崇洋媚外”过于激进式的评论。现在分析则不难看出这两股思想处在了近代文化思想变革流变中的两极，在这两极两端也没有出现第三种文化变革的主张。

“思变”的程度在于思潮流派中代表人物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心理接受程度。在以上两种思潮的特例中，其文化的根都是接受中国传统式的文化教育，而大相径庭的在于表现出来的视野和思想的开放度，这种现象可以归结为文化的根意识，在当代被解释为“我族中心主义”，中华民族的我族中心来源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过度的民族自信和优越感。中华民族的优越感古来有之，翻看每个民族的历史记录也都有表现，正像殷海光在《中国的文化的展望》所说的：“在通常情形下，一般民族或文化单位对于自己的风俗、习惯、制度、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理想，当期继续发挥功能时，总是有意无意持爱护的态度。笼统的说，如果一个国度就是一个文化单位而且这个文化单位就是这个国度，那么一国的国人爱护其国的文化毋乃一件自然而然的事。”② 我国的仁人志士虽一直抱 有这种思想的根，但是民族的自我认识也在社会大潮的影响下有所改良。

“故步自封”和“全盘否定”的极端思想流派都不是能成为当时社会环境改变的良药。而介于两种极端的思想流派的中间，则存在着多种流派和思想主张，其中大多是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或器物的融合式的运用。这其中最为突出而鲜明的要数文化保守主义，对于文化保守主义，人们不免联想到的是守旧和落后。有人说新儒学是顽固派、是文化保守主义，相似的“新儒学”也是文化保守主义，认为这两种思想的实质是一样的，只是时代上的差异罢了。这里需对于文化保守主义加以正名。

笔者比较赞同一种观点，将近代以来的各种文化保守主义区分为“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和“非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③“非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有国粹派、学衡派和新儒学。“非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主要包括顽固派思想、洋务派思想和保皇思潮。而这其中的区分依据是以是否对传统文化既批判有继承、对于传统的政治制度的态度以及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开放程度。“非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不仅保持着传统的文化，认同传统的价值理念，还主张保持封建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如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派，洋务派在洋务运动中虽然兴办实业、引进西艺，但是在思想主张上不但袒护传统的伦理纲常，还维护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例如在《劝学篇》中，张之洞对于“民权”是表现出极力的反对，对纲常名教的坚守这证明了这一点。相反，“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虽然认同符合时宜的传统文化，但对于传统价值中封建思想有所批判，也完全否定传统的政治体制。这里的”典型文化保守主义”对于保持社会和文化的延续性和渐进性，防止文化价值的断裂时有积极意义的。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要数“国粹派”，我们都知道国粹派的主要人物，章炳麟、刘师培，其中章炳麟是文学大家，被视为“唯一能打破康有为学问体系的革命家”。

国粹派强调中国的文化建设须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对西方文化进行适当的吸取和整合。国粹派有言：“夫有特别之精神，则此国家与彼国家，其土地人民宗教政治与风俗气质习惯相交通相调和，则必有宜于此而不宜与彼，宜于彼而不宜与此者。”④ 这段话认为文化是具有强烈的民族性的，这一特性决定着中西文化不应当也不可能一味照抄照搬或者是模仿对方，相反，尊重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取人之长为我用，才是文化交流的正确原则。中西文化作为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质的两大文化体系，虽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具有某种先进和落后的差异，但归根溯源，它们却是独立的、平行的两大文化。可以看出国粹派对于文化的融合和借鉴持一种因地制宜的思想。

国粹派和学衡派的思潮的产生一方面是针对于当时出现的激进的全盘西化的观点所进行的论战，另一方面源自当时西方的文化价值危机的影响。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开始大规模学习西方，然而一战的爆发让国人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的弊端，反观西方思想界，通过文学、艺术和运动对资本主义的“功利化”、“无政府主义”、禁锢的宗教思想等等现代社会的病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一句“上帝死了”，反映的就是对西方从古希腊雅典时期到近代的理性主义的所进行的彻底的批判，对于旧世界的进行了哲学和文学的反思。这一价值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则表现出一种文化的回归现象，开始对传统儒学进行价值重估。突出的的表现在现代新儒学的出现。

现代新儒学是指以弘扬传统的儒家精粹为主，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也进行宣扬和保留。并且对于西方的学说是持开放态度的。这一流派产生于五四时期结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现代新儒学的代表梁漱溟、张君劢、马 一浮、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钱穆等，都是中西文化的融合论者，并且其中一些学者尝试中西学术的结合，创造了中西融合的学术体系，如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所做出的贡献，其研究内容涉及传统史学的诸多方面，主张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上融合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以建立新史学体系，《国史大纲》成为其新史学体系建立的印证。⑤

纵观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国文化和思想的革新，并没有朝向胡适和陈序经所主张的“全盘西化”式的思想文化变革，也没有倒退到顽固派式的极端文化保守主义，而是产生了兼容性的中西结合式思想流派，主要以“以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为主。笔者认为这其实可以看做是民族文化惰性的结果，这一观点来源于胡适关于“全盘西化”论调的解释，正如其所说：“调和是社会的一种天然趋势，人类社会有一种守旧的惰性，少说人只管取向极端的革新，大多说人之多只能跟你走半程路，这就是调和，调和是人类惰病的天然趋势，用不着我们来提倡，我们走了一百多里路，大多说人也许勉强走三、四十里，我们若先将调和，只走五十里，他们就一步都不走了，所以革新家的责任只是认定‘是’的一个方向走去，不要回头将调和，社会上自然有无数懒人懦夫来将调和”⑥ 这里胡适看到了社会运行的调和状态，即社会状态的自我修正，这其中又由人类行为所主导，而每个人和每个群体都有其核心的价值利益和根深的文化观念，对于新事物的出现，总会形成多派的对立，而为了取得变革就需要设置超越时代的标准。正如《易经》中的“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将目标定得高远，才最可能获得尽如人意的结果。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年文化延续性的国家，思想文化已经形成一种稳固的固定状态，这种固定状态不仅存在于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和生活习惯，也同样扎根于对待传统文化持批判和包容态度的人的头脑中。鲁迅认为我们的民族要大胆地吸收西方文化，文化惰性会形成一只“无形的手”将我们拉回，这一过程中民族传统文化自然会得到传承。鲁迅是认同胡适的观点的，其文学作品中对于封建礼教的“吃人”现象的披露也映射出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鲁迅认为文化的变革即使用流血的形式，也未必能触动。早期维新变法中有”戊戌六公子”的英勇就义，就是用流血来警醒世人。因此，强力的世界只能用强力来打破，“摧毁原有的精神宝塔，之后重建”，胡适就是看到了中国文化巨大的保守力量，才尝试了“走极端”式的文化创新。也正如胡适所“预见”的，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中西成分的兼容成为了主流，既要尽可能完整的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祛除其文化的糟粕，也要审慎的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有益成分。

可以看出“典型文化保守主义”在探寻传统文化走向现代性的方面所做的贡献，注重历史的延续性和文化的积累性。在中西文化的兼容互补和传统史学的现代化构建，以及推动中国文化现代性建设与民族化方面，做出了努力。特别是对于传统文化和学术思想的总结和继承方面，“典型文化保守主义”中可谓是名家辈出，后世学术界称赞不已。尽管他们在探索自身现代化和世界化的关系上缺乏对人生价值观的探索、忽视社会生活中自然与社会的相互制约，以及割裂了现代科技发展于社会改变的关系，但对于当前我国的文化建设，是依然具有启示意义的。

建国后，我国的文化建设开始以国家政策为导向，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起落”兼有。在文革前对于传统文化是提倡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对传统文化进行研究，毛泽东提出的观点是对待传统文化要“取其民主性精华，去其封建性糟粕”，而文革时期对于传统的破坏则是世人所应警醒的。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新中国同样面临着对于传统文化是采取弘扬的态度还是扬弃的态度。改革开放后，对于世界的开放程度，与日俱增，中西文化的再一次交流与碰撞的大门开启了，这一过程中对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和解读，采取的是扬弃的态度。对于传统文化就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古老的中国思想中寻找出路，开启文化的创新。如前两年一直流行的“国学热”，也不失是一种从古代文化典籍中寻找人生哲学和普世价值的方式。这里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扬弃，是一次社会转型期的自我认同，可以看做是从传统文化中寻根，一种民族的自信。稍加分析也可以看出当代对于传统文化也是扬弃的态度，对西方文化也是批判继承。排除时代的局限，当前的文化态度也近似于“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

当代中国可谓是日新月异，逐渐走向富强，走向现代化。而文化建设必然成为民族复兴中的支柱。中国作为独立的“文明体国家”，中国文化从传统转型到现代化，有必要严肃认真的探究传统文化和与之密切关联的“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

① 周阳山.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C】.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20,36 ② 殷光海.中国文化的展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③ 柴文华.论中国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J】.天府新论.2004年第2期 ④ 桑兵.国学的历史【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 ⑤ 徐国利.徐国利：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新书写——以钱穆前期的传统中国史学研究为例【J】.河北学刊.2014年第4期 ⑥ 胡适.胡适文存【M】.外文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