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视角下国际环境治理体系变迁探析论文[五篇范文]

第一篇：国际法视角下国际环境治理体系变迁探析论文

摘要：国际体系是传统国际关系分析的理论框架，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民族国家主体并未发生实质变化，而体系诸要素则发生了明显变革，在本体和要素的不变与变革中，国际法对国际体系的本体维系与要素变革始终产生重要影响。环境治理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变迁中互动而生的重要问题，各国在此问题上的互动结果唯有逐步制定普适性的国际协议约束国家行为而达到治理目标，证实国际法在体系变迁互动中的功能。

关键词：国际法；国际体系；变迁；环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D99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7）32—0006—03

国际体系乃系国际关系学界运用于分析国际关系的逻辑出发点，系指两个及以上国家之间有足够的交往，一国对其他国家决策产生足够影响而促成某种行为时所发生的体系。[1]国际体系具备的诸要素：体系范围、结构、单位行为体、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规则及支撑体系的经济因素与文化因素。本文从国际法视角阐述国际环境治理体系的变迁。

一、国际关系的体系观

国际关系学界存在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三大国际体系观，各自将国际关系置于国际体系内进行分析，各自论证方式不同，结论也不一样，分别形成的各自体系对应为：结构体系、制度体系和文化体系。

（一）国际体系的属性认识

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属于单向的静态体系，一方面，国家间的互动不会对国际体系造成影响，只是国际体系对国家间的互动产生作用，谓之“单向”；另一方面，国家之间并不会自己互动，而是由外力（如国家权力）来推动他们互动，谓之“静态”。自由制度主义认为权力结构对国际体系的重要影响，但主要强调“进程”，从成本—利益角度来论证，将合作互动具体落实为“制度”形式。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是客观存在的，但它认为是通过行为体人为改变的，而非天然存在的，国家利益和制度都只是通过观念建构起来的。

（二）对“互动”的理解

結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内部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与单元无须分开，处于单元层次，行为体运行的动力来源于外部力量，每个国家被比喻为球台上的一个球，当球杆打出之后，球与球之间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物理性的互动，并产生某种结果[2]。因此，它认为国际体系内不可能存在合作，即便是有合作，也是程度极低的合作。

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深受行为体自身的权力影响，但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仍然对于形成国际体系产生重要作用，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更多是不考虑权力因素通过合作来达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合作将产生各类制度规范，进而发挥约束行为体行为的效力，同时使得行为体对其行为产生预期。

建构主义所认为，行为体之间不断的实践活动将首先消除私有观念，形成共有观念，最后产生社会性的观念结构，谓之“文化”，或以“共同体”之概念来表达。[3]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始的共同体、上升的共同体和实现行为体的彼此认同，三个阶段均基于共同观念而建立起来的共同遵守的规范则是互动的主要方式。

二、当代国际体系的要素变迁

按照秦亚青教授的观点，国际体系在发生延续与变革，他从国际体系本体和要素两个方面对国际体系展开论述，认为体系本体依旧没有发生质变，但体系要素却发生了变革。[4]国际体系本体上还是以主权为原则、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为体系在运行，但国际体系诸要素已经或者正在发生变革。

（一）行为体：单一主权国家向多元主体转变

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建立后，单一主权国家都一直是国际体系内部唯一行为体，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一大批组织在二战之后纷纷成立并在国际社会事务中发挥越发重要的作用，尽管这些组织目前难以取代主权国家，但长远看来，国际组织有可能具备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地位，特别是在诸多需要国际组织参与的领域，比如军事安全、恐怖安全、经济危机的处理等方面，已经超越了一国的能力范围，甚至若干个国家的合作也难以解决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诸多国家共同联合开展。国际组织可能成为诸多国家利益诉求的共同载体，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发挥其重大作用。另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个人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也愈发明显重要，当然也就包括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了，尤其在人权方面，个人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概言之，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单一主权国家作为国际唯一主体的局面将被多元的国际主体共同支配的现实所取代，而多元主体的行为必将给国际体系带来更多且更复杂的影响。

（二）结构：硬实力与软实力并存

国际关系理论谈及结构，实质是指结构现实主义的权力结构。权力结构所强调的政治权力是一直以来支配国际体系的硬实力。结构现实主义就是将权力在国际体系内的位置排列看作是国际体系最重要的方面，认为权力是决定国家行为与其在国际体系内位置的唯一重要因素，硬实力对国家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甚至决定了一国的对外行为，霸权国家就是实例，20世纪以来，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支撑，尽管有一段时间因为苏联的出现，使得国际社会呈现均势局面，但这同样是源于二者拥有其他国家没有的军事力量。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认识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不约而同弃战转向将经济发展作为各自的首要战略目标，日本和欧盟的经济实力在战后得到了巨大发展，各自藉此成为世界多极化的一极。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约瑟夫·奈教授提出软实力一说，[5]他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力都归为软实力范畴，与硬实力并列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将发挥超越硬实力的作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微妙变化，二者可以相互影响和作用，自由制度主义为此还创造出“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强调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

（三）互动：能力与频率提高

全球化促使互动能力得到极大地提高，而互动能力的提高也使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互动的程度首先与科技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它是支撑互动的基础。互联网和高科技打破了传统的地缘界限，前者实现了虚拟空间的自由交流，后者使得地理空间上的交通变得更加顺畅和便利。人们之间的交流互动频率不断增强，社会的流动性不断增强，国际交往更加广泛和深入，互动愈加频繁，国际社会趋于融合，以往国际所呈现出的碎片化正在逐步整合，在行为体的作用下，世界被勾勒出一幅宏观层面的国际体系图，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断在进行过程建构的结果，并且这一结果在未来的时间里将因持续与行为体的实践活动互相作用而不断发展。

互动的目的就在于解决某些问题，其结果可能表现为冲突，也可能表现为合作。比如，经济上的互动，欧债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都显示出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彼此之间需寻求更大程度上的合作，在这个过程当中，互动是相当频繁的。互联网时代的文化传播日新月异，各国文化的互动结果则可能表现为冲突。建构主义认为文化就是观念结构，文化的融合实质上就是其所强调的共有观念，行为体实践与其观念之间的互构其实就是一种互动，观念在行为体的实践互动过程中趋于统一与融合，即为共有观念。

三、国际法对国际环境治理体系的影响

英国学者莱德利·布尔提出国际社会概念，认为国际体系进一步发展就是国际社会，视乎是否出现基于共同观念所遵守的国际法律规范。从环境治理角度切入，探讨国际法律规范在当代国际体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全球环境治理目标实现唯有依靠国际法予以规范达成。

（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法

国际体系变迁是一个进程（process），意为国际体系中的个体或曰单元之间的互动方式和互动类型。[6]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家通过制度合作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将国际制度定义为“一系列围绕行为体的预期所汇聚到的一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而形成的隐含的、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7]建构主义所强调的进程是国家通过主动建构国际体系观念结构的实践活动，行为体交往的初始行为通过互动产生了主体间意义，在形成共有观念基础之上产生社会性的观念结构，因而形成共同的规范、规则和程序。二者无一例外强调运用规则、原则和程序来保障国际体系进程的实现和维系国际体系的運行。

在国际体系互动进程问题上，借鉴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得出结论[8]：国际体系乃过程建构的结果，而过程建构将孕育国际法。过程建构主义的基本理论取向是社会性过程理论，强调社会性建构作用，认为社会性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要素，该理论假设之一就是坚持国际社会进化的原则，认为国际关系的运动是变化的，是行为体的能动作用使然，同时相信国际体系的变化是朝着更加符合人类期冀的方向变化，也就是朝着进步的方向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一个不断地通过主体间的实践活动来建构的过程，或曰过程建构。在其看来，过程就是指产生社会意义的持续的实践互动关系，其重要作用在于孕育规范。既然规范是行为体广泛接受的适当行为的准则，那么，规范的孕育和形成动力之一，就是来自过程本身，就是说，规范不仅是行为适当性的标准，而且也是规范参与者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过程使得规范得以塑造实践者，也被实践者所塑造。过程的运动既意味着规范通过行为体的社会性实践被持续不断地建构和再建构，共同利益不断地被生产和再生产，也意味着这些被建构的规范和规则反过来对过程的持续又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国际法对环境治理体系变迁的功能

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国际社会在体系变迁中运行不免失序，国际法无疑是使之更加有序运行的有效路径。国际关系学对于国际法概念界定，主要从国家行为体的角度将其概括为一种行为准则，分为限制性法律规范和构成性法律规范，前者主要体现为限制，后者则首先体现为构成。当代国际体系已非沃尔茨时代的单一政治体系，经济、文化等方面已经或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宏观国际体系内部已经或正在建构更多的子体系，纵横交错，稍有不慎即可能引发宏观体系秩序的混乱与无序。国际法的产生、传播和发展已经与国际体系的运行形成了不可分离的紧密关系。

国际法之于国际体系的作用可谓不可或缺。一方面，多元主体使得规范化趋势增强。当代国际主体的多元趋势源于全球性事务的日益增多，并且处于不断膨胀的过程。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所形成的以民族国家作为单一国际主体的国际体系正在变革，国际组织数量的大幅度增加深层次反映出全球性事务的大量涌现，民族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唯一行为体已经难以应付这些全球性事物，比如恐怖组织威胁、环境污染、经济危机等问题，都是当代所出现的新问题，覆盖面及其广阔，甚至延伸至全球范围，影响整个世界，这些问题涉及各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如不加以处理或者处理不当，势必给各国造成深远的消极影响，既然一国无力处理好这些全球性事物，只有通过国际组织来解决，在世界无政府的背景下，各国所组成的国际组织只能依靠相互合作来维系，而合作的重要载体就是国际规范，无论是基于经济学的成本利益考量，抑或基于共有观念的成形考虑，规范都将通过制度化和社会化而得以实现其效能，国际组织在当中将充当规范制定、执行和监督的平台作用，使得国际社会能够依此作为其行为的预期和指引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问题的互动由国际法保障实施解决。在国际体系理论中，互动是体系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互动亦是为了解决某一问题。正如上文所言，全球性事务需要行为体之间的频繁互动，无论是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机制，抑或建构主义（包括西方建构主义和秦亚青教授所提出的过程建构主义）所倡导的规范建构，都以互动作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内涵视之，各国不同程度地发展多边关系，互动结果是各方寻求彼此都予以承认或是遵守的共同规则来加以调整和协调，此即国际法。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就是范例，为解决目前及未来所面对的国际性事务，组织内部的各国际组织也分别相应地制定规范性条约来保障通过互动达到解决问题的目标，像核安全问题，联合国及其相应的内部组织制定相应的规制核行为的一系列规范和原则，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限制全球核危机爆发及保障因核试验而带来的战争危险。再如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组织，其内部各成员国所制定的各类多边协议或者是适应性不一的规范性文件，都在不同程度地保障国际经济互动的有序进行，同时也能够在规范的指引下寻找到解决各类经济问题的途径。本文以环境治理为例，建构具有普适性的国际法，以此为基础和依据，各国互动显其意义。

1。无政府状态下环境问题的产生

国际体系的变迁并未实质改变其本体，即国际社会仍旧处于无政府状态。全球环境问题却愈发严重，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在客观上给人类带来危害的程度和广度前所未有，问题的解决显然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在无政府状态下这就陷入了集体行动困境中，各国愿意搭便车而非主动采取行动来解决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国际社会并没有一个凌驾于各国政府之上的国际政府像国内政府那样采取强制性措施统一解决问题，各国从其本国利益出发，观望之态者甚于主动为之者，诸如气候减排这类环境合作的困境就在于国家认知其主动减排的成本将远远大于收益，最佳方案就是搭便车，等待获取其他国家主动减排所带来的公共收益，美国对待气候变化的政策较为消极的原因便是实例，其认为如果该国主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尽管可能有所收益，但相对收益会较小，而其他国家可能从中获取更多的相对利益，这严重不符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不应该为了主要是其他国家未来世代的利益而让国民承擔大量的成本[9]。

2。要素变革下的治理路径：建构国际环境法律制度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治理得到不断加强，国际环境条约数量和缔约国数量不断增多，[10]，尽管并非所有的条约及缔约国都能发挥效力和遵守条约；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代表的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环境组织在环境治理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归因于国际体系主体多元化的结果，国际组织功能发挥愈加明显；公民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环境问题的全球治理。国际体系变迁中的多元主体趋势有助于冲破传统国家利益的枷锁而使得环境问题得以治理。

在上述言及的相当数量国际环境条约中，臭氧层治理方面的国际法所发挥的实效性最强。1987年制定的《损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被普遍认为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国际环境协议，该议定书先后经过五次修改，已有190个缔约国加入和批准，协议实施后，共有超过85%的消耗臭氧层物质被淘汰，科学家依此预测到21世纪上半期，臭氧层将会得到恢复。[11]臭氧层国际协议的实施成功，证明国际法在臭氧层治理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功效，从法律实施的有效性角度看，《蒙特利尔议定书》不仅使得缔约国履行相应义务，而且能够通过该议定书解决南极上空臭氧空洞问题，说明此议定书是有效，也证明包括臭氧层在内环境问题解决最佳方案只能是缔结具有普适性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

本文从国际法角度来探讨当代国际体系的变迁问题，以全球环境治理为例，基于法律的稳定和预见等特征在其调整社会关系的优越性考虑，认为国际社会有与国内社会相类似的方面，而建立在观念共享或成本收益上的国际法在调整国家之间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方面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定纷止争、奖罚分明，使得国际行为体对其行为产生预见性，保证国际体系朝着稳定和有序的方向前行。

第二篇：多中心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

多中心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

摘要：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核心主张为：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二极之间还存在着其他可行的方式，即人们可以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沟通、协调、对话和利益诱导来确立公共价值，通过相互信任以实现共赢，通过相互合作减少非理性行为。该理论在现实中最大的应用价值是提出在社会治理革新中，要打破只依靠政府的“单中心治理”模式，确立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体制。因此，参照该理论构建起多中心治理体系有助于促进当代中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从而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这种看似缜密的理论也有局限性，我们不能仅把该理论简单地移植于中国，而必须考虑该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并根据国情予以借鉴。

关键词：多中心治理;社会治理;适用性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进行了崭新定位，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若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革新旧的社会治理体制，打破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单中心治理”模式;而多中心治理理论主张治理应该依靠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协商共治，不是只靠政府;毋庸置疑，该理论对我国思考如何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具有参考价值，因此分析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很有必要。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内容介绍

（一）多中心治理诞生的理论背景

在公共事物治理的研究方面，学术界长期以来形成了传统的两大派别：市场派（建立在亚当?斯密的市场理论基础之上）和政府派（建立在托马斯?霍布斯的主权理论基础之上）。

持市场观点的学者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实现对公共事物的良好治理。然而，由于市场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等特点，在现实中，市场遭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出现了诸多市场失灵现象。

针对“市场失灵”现象，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该理论十分强调政府在公共事物治理中的作用，因此重视政府作用的这类人士被称为“政府派”;可是政府在公共事物治理过程中同样也会因为受到各种因素（例如政府获得的信息不完全）的影响而出现失灵现象。

（二）多中心治理的主要涵义

由于市场或政府在公共事物的治理过程中均会出现失灵现象，所以需要第三部门即公民社会也参与到公共治理中，作为“第三只手”去弥补另两只手的不足。于是，许多学者开始认识到公民社会的重要作用，并逐步发展了新公共治理理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以下简称“奥氏”）就是这些学者中的佼佼者，她基于深刻的理论分析和丰富的实证研究，创立了著名的多中心治理（Polycentric Governance）理论，并凭借该理论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

奥氏的多中心理论主张：每个行为单位既会独立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即传统的市场行为），又会相互协调合作（自主治理）;每个行为体的官方地位独立、权力有限，没有任何一个行为体能作为终极权威去超越法律;如此一来，它就打破了单中心体系中只存在一个最高权威的权力格局，构建起一个多元权力中心并存的治理网络。该理论的核心主张就是因地制宜地采用多层级的制度安排，实现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方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以达到对公共事物的有效治理。

这一理论明确提出“社区组织自发秩序形成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结构与以多中心为基础的新‘多层级政府安排’具有权力分散、交叠管辖的特征，这些特征使多中心公共论坛和多样化的制度以及公共政策安排能够最大程度地抑制集体行动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达到促进公共利益持续发展的目的。”[1]（P10-47）也就是说，多中心秩序作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存在于公共领域，并且独立于市场秩序和国家主权秩序之外，而且人们能通过这种多中心秩序来有效减少只靠市场或政府进行公共治理时出现的诸多失灵现象。

（三）多中心治理的优点

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公共治理的知识和方法。与传统的治理理论相比，多中心治理有三个明显的优点与特色：第一，多中心治理能为公民提供多种选择以使公民更好地享受权利;第二，多中心治理能大幅度减少公共物品或服务供给不足或过量的现象;[2]第三，多中心治理能够促进公共决策的有效性和民主性。

通过对多中心治理内容和优点的介绍，我们可知多中心治理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社会治理以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它有利于转变一国传统的从上到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并逐步构建起从下到上、从民众需求出发的为民众服务的新模式;它也有助于一国政府在倾听民众意见的过程中，与广大社会民众建立对话、协商的机制，并通过这种机制有效地协调普通大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以便及时化解利益冲突，从而实现社会治理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的价值目标。[6]因此，拥有诸多优点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应该“因地制宜”地被借鉴运用于我国的社会治理模式革新中。

二、多中心治理与当代中国革新社会治理模式的契合性

（一）多中心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2013年，中国决策高层首次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必然要求中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在这一过程中，充分释放民间活力、建设一个高度自治的公民社会是最核心的内容;于是，如何为社会松绑、助力公民社会的自我发育与生长，也就成为当代中国革新社会治理模式时的重要考量。而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打破了由政府单一垄断公共物品或服务供给的神话，其倡导的社会自治及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协作，对于构建一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的社会秩序无疑具有积极价值。[3]（P78）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逐步构建起多中心的社会治理框架是推进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二）多中心治理符合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

众所周知，民主并不限于选举，民主治理才是最广泛的民主实践。人民通过各种途径直接参与自治组织的治理、参与对公共事物的治理，就是民主的另一种基本形式。在当代社会，人们通常认为基层民主政治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个方面的内容，而除了民主选举外，其他三方面内容就是民主治理的基本内涵。[4]因此，在我国若想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推进民主治理。而多中心治理要求不同治理主体间按照公共规范建构起一种公共服务或责任再生产的制度机制，其核心精神是充分扩展人类的合作理性，这深刻体现了民主政治的内涵;因此，建立多中心的社会治理结构框架实际上是推进社会民主治理的一项重要政策举措，它也反映了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要求。

（三）当代中国已基本具备实行多中心治理的制度环境

谈到社会治理，必须考虑治理主体的选择问题。一般而言，政府作为国家最为庞大且最具权威的组织，是社会治理主体中最重要的力量;然而，它却不是唯一的社会治理主体。但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政府是所谓的“全能型”政府，在国家的强力干预下，社会自身甚至不能独立于政府而存在，不仅社会自组织的程度很低，民间旧有的各类社团组织也被纷纷取缔。[5]（P56）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国不具备适宜的制度环境去实施多中心治理。

但是，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经济领域管控的放松，民营经济开始勃发生长;与此同时，一个独立于国家力量之外的公民社会逐渐萌芽发展，并初步显示出繁荣壮大的潜力。90年代以来，伴随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新一轮改革启动，民间社会又得到新的成长契机，慈善、环保等非政府组织也渐次发育，社会自组织的程度提升，并朝着更加富有生机活力的方向发展。[6]（P326-350）显然，一个不断自我成长的民间社会逐渐发展成型，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最为重大的实践成果，过去社会由国家单一管控的局面正逐步被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等多元化的力量所打破;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种关于多中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要求在中国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于是，奥氏的这一理论自然成为当代中国人思考社会治理问题的一种理论框架。

三、多中心治理在我国的运用分析

（一）理论层面需要注意的问题

社会治理角度下的多中心其实是一种结构方式，其核心要素有二：一是政府尽管承担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的职能，但它只作为多元治理主体的其中一方而存在，且不能对社会事务包揽无遗;二是公民社会自身的发育完善必须以充分的社会自治为条件，这种自治既包括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代表的企业行为，又涵盖各类公益性非盈利组织的自治行为。多中心治理指向的是一种现代的社会格局：一方面，它要求政府行为必须权责对应;另一方面，它也以保障个人权利和社会自治的制度严格限定政府的权力，使之不能随意扩张。在多中心治理格局中，公共价值可以通过多元主体间适当的沟通、对话等方式来确立，多元主体彼此也能通过相互信任与合作达到共赢。但这种看似缜密的理论自身也存在某些局限性：第一，多中心治理易使公共治理陷入“无中心”的漩涡;第二，多中心治理理论成立的制度环境不具有普遍性。[7]（P30-45）

虽然前文已详细分析了多中心治理与当代中国革新社会治理模式的契合性，但是鉴于以上两点多中心治理理论存在的局限性，我国在运用该理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时，必须要严格考虑这两方面的影响因素：第一，务必要协调好多中心治理与政府治理之间的关系。第二，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坚持依法治国，不断健全与完善国家的民主与法治建设，为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实行提供切实可靠的制度环境。

（二）操作层面需要采取的对策

概括地说，多中心治理对革新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只是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适用性;所以在现实的具体实践当中，我们绝对不能完全照搬这一理论模式。因此，为了尽量避免出现“好理论的应用带来不好的结果”，我们必须从当代中国的国情出发，借鉴奥氏多中心治理理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此，我们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上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与完善：第一，政府必须以服务社会为导向，并通过制定有关政策和规则以引导社会治理;第二，创造一切必要与合适的条件促进市场主体积极参与社会治理;[8]（P130-135）第三，推动社会组织充分发育和完善以使公民有效参与社会治理。

四、结语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充当了经济建设的主体，这导致了政府权力异化等一系列消极影响的产生。从这一点来说，多中心治理理论对当代中国革新社会治理模式具有极大借鉴意义。我国政府可以在借鉴和吸收这一治理理论先进理念和经验的基础之上，逐渐开始有所为、有所不为，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也要逐步摆脱经济发展至上的逻辑，更加关注民生，更加积极地开展社会建设，推动公民社会不断发育成长，逐步构建起政府行政调控机制、市场竞争机制和社会自治机制三方相结合的“多元共治”网络，形成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等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合力，推动科学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正是奥氏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对改革与完善我国当前治理体系的启示，也是该理论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价值。（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帕克斯，惠特克.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都市警察服务的制度结构[M].宋全喜，任睿.上海三联书店，2000.[2]张克中.公共治理之道：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理论述评[J].政治学研究，2009，（6）.[3]王兴伦.多中心治理：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1）.[4][美]迈克尔?麦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M].毛寿龙，李梅.上海三联书店，2000.[5]余逊达.民主理论是最广泛的社会实践[J].浙江社会科学，2003，（1）.[6]Elinor Ostrom，Larry Schroeder，Susan Wynne.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frastructure Policies in Perspective，Boulder[M].CO：Westview Press，1993.[7][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余逊达，陈旭东.上海三联书店，2000.[8]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第三篇：IT治理：公司治理体系中的IT视角

IT治理的定义较多，Broadbent说过，“IT治理是个热门话题，但看来没有人能准确说出它是什么，或者如何描述它”。Weill也对这种没有一致意见的情况表示忧虑，“IT治理定义的复杂性和困难性，是从IT中获得价值的最严重的障碍之一”。Peterson将这种情况称为“术语从林”，每个新来者都在其中播下一粒种子。我们将IT治理定义为：IT治理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是以股东为中心的企业利益相关者，为了让IT产生最大收益，解决IT决策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设计的与IT有关的决策、激励和约束机制。

一、IT治理与IT管理的关系

多数学者认为IT治理与IT管理的关系，是指导关系，即先与后，上与下的关系。Weill指出，治理是决定由谁来进行决策，而管理则是制定和执行这些决策的过程。他举例说，治理决定了由谁来掌握企业在IT投资额度上的决策权，管理则决定某年投入的实际资金数的资金所投向的范围。他曾说到，IT治理是一系列有关谁做出IT管理决策的决策。而Weill有关IT治理与IT管理的区别的思想，Boynton在1992就提出过。Boynton指出，IT治理并不关注IT资源的位置和分布本身，而是IT资源的位置、分布、IT管理责任体系、IT控制在应用和贯彻中，给组织所带来的本质的影响。Starre等在1998年也提出，治理是创造一个管理者能有效工作的环境，而管理是做出运营方面的决策。Sohal在2002年指出，治理是回答哪些事情必须要做，管理是决定这些事情怎么做。美国IT治理研究所认为IT治理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是董事会在确定组织的战略时要考虑的问题，IT治理要做到有效果，透明和责任明确。与之相对应地，IT管理是公司管理中的一部分，是各级管理者在执行组织战略时要做到的部分，IT管理更强调效率。Wessels和van Loggerenberg在2006年也指出，由于IT管理在组织中的不同部门中都存在，这些业务单元没有标准或一致的功能，如IT支出或IT战略等，IT治理就用于对这些IT管理提供集中的规划。Sambamurthy等也指出，IT治理与IT管理的区别在于，IT治理强调构建良好的管理环境，而IT管理强调对IT资源的运营。Brown等也认为，IT治理通过定义明确的角色和责任，对IT管理中各方的进行影响和监督。同时，IT治理通过确定谁批准IT战略、谁批准IT标准、谁对项目监管负有责任等问题，对IT管理提供支持。极端的例子是IT外包，这时IT治理与IT管理是相对分离的，组织如果没有IT治理的框架和机制，就无法对IT管理进行有效控制。

还有学者将IT治理与IT管理的两者的关系从其他的维度来分析，如Peterson认为IT管理关注IT服务和产品的有效供给，以及对IT操作的管理。而IT治理关注于如何使IT能满足组织及顾客的当前及长期需求，他将IT治理与IT管理的关系用图形表示，认为两者的差异在商业导向性和时间导向性两个维度上，IT治理更强调外部的商业导向性和远期规划性。张运生等从7个方面进行了对T治理与IT管理的区别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IlT治理与IT管理最大的区别在于IT管理的目标是为了实现企业运营效率的最大化，因此解决的是效率问题，侧重于技术的应用。而IT治理的目标是为了实现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均衡。因此其解决的不只是效率问题，而更加关注公平问题，不是技术的简单应用，而在于信息技术方面的制度建设，是对新的利益格局的平衡。

二、IT治理与IT管理的区别

本文认为，IT治理与IT管理的区别是明确的，类似于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的区别。在公司治理中，企业的股东因提供资本而拥有企业的股权，他们的权力是选举董事会作为他们在企业决策中的代理人，董事会是股东的代理人。治理是股东及其代理人对企业的经理行为进行监督，进而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而管理是与活动有关，管理是达到目标的过程，是企业管理层的工作，其主要关心的是在某一具体的时间和既定的组织内实现具体的日标。治理是战略导向，管理是任务导向。管理是经理们为实现企业目标的所作所为，而治理股东及其代理人的制度排，对经理进行激励和约束，避免他们为了一己私利，置股东利益于不顾，从而保证股东的利益。

对于IT而言，由于信息技术作为实现企业目标的一个集成部分，一方面解决办法越来越复杂，如外包、第三方合同、网络化等，另一方面企业对IT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投资和收益、机遇和风险都大大增加。这些问题已经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也引起了投资人或利益相关者的重视。由于IT治理的复杂性和专业性，股东们对IT的技术或管理层面了解不多，他们必须依赖企业的底层来提供决策和评估活动所需要的信息，整个过程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股东对经理们的行为存在监督困难，因此治理成为企业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如何激励经理们尽最大努力让IT为企业带来收益，是股东要考虑的问题，IT治理就应是股东们设计的相关IT的监督和激励制度。IT治理一方面使得股东和董事会了解和明确有关IT的信息，如IT的目标 新技术的机遇和风险、IT的关键过程与核心竞争力等，另一方面也能通过

设计相关激励和约束制度，如制定明确的IT发展战略并将其与企业发展战略相统一，从而分配责任、定义操作、衡量业绩、管理风险等。而IT管理的职责是明确责任和控制，制定全面的控制框架，将战略、策略、目标等由上至下落实到企业。两者在执行者、目标、主要任务、地位和运行基础上都不同，其本质是创造管理环境与实施管理的区别，IT治理是基础，IT管理是结果。

IT治理的原则可向下沿用，这也是其重要特点。由于IT治理的核心是激励，IT治理存在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相容，那么，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对方需要激励时，就可以运用IT治理的原则，即高层管理者对下属也可以使用IT治理的部分原则，而不仅限于由股东及董事会对企业管理层使用。这种情况类似于组织对员工的激励，但也有区别。张维迎指出，所有权是最基本的激励方法。而在组织中的各层级之间运用IT治理原则时，除非股东及董事会授权，一般是不会有所有权的转移。这种向下沿用也可理解为将股东及董事会确定的IT治理原则细化，结合组织各部门的特点加以贯彻。这时，同一层级中IT治理与IT管理并存，但两者并不能相互替代。如同在国家的各级政府中都存在有立法机关(各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和执法机关(各级公安部门)，不能让执法机关来立法，因为他们有可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从方便执法的角度，而不是更好地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角度来设计法律条文，这就可能与整个国家或社会的利益相悖，或者至少不能最大化社会利益。IT治理也是一样，其出发点和目标与IT管理并不相同，即使与IT管理同属某一层级，也不应交给IT管理部门来设计IT治理原则。

当然，IT治理与IT管理也是相互联系的，IT治理是IT管理的基础，IT管理对IT治理有促进作用，而两者都与组织的大环境相关，也都需要组织的高层加以重视和推动。这些联系也是许多学者对IT治理和IT管理不能作出有效区分的重要原因。

三、IT治理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

IT治理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IT治理应由董事会设计并执行。比如，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董事会一般都会对IT预算的不断增长深感不安，却不知道预算究竟用在了哪些地方，也不知道预算多一些会怎样，少一些又会怎样;或者明知IT预算有浪费，却无法分清这是由于管理层不顾项目自身的成本收益提出了过分的IT需求，还是由于IT自身管理不善而产生的。IT的成本越来越高，但管理层无法说清IT的收益;对

IT投资的无效部分，管理层也无法说清是IT需求有问题还是IT自身管理的问题，IT黑洞也就这样产生了，所以，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监控，就应包括他们对IT活动的决策。另一方面，要求管理层设计IT治理框架，实际是让管理层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何建柱等曾指出，由于监管的困难及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当管理层预期自身利益或职权管治的基础受到损害的时候，管理层必然阻挠组织利益最优决策，并施加压力影响信息化进程和组织变革的进行，维护当前的组织架构及治理结构。即信息化可能导致出现层级制度更森严，信息更加集中于组织架构顶层，员工决策参与度下降等情况。由于管理层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并不必然一致，让管理层设计IT治理框架不能有效保护股东利益。

公司治理包括IT治理，良好的IT治理能提高公司治理的水平。公司治理中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也应包括对IT相关人员的激励和约束;公司治理确定的企业竞争战略，也应包括IT的发展战略及与其他资产协同的机制;公司治理确定的风险控制和价值创造模式，也应包括对IT的业绩衡量和评价框架。IT治理是在公司治理整体框架下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仅在协助企业业务开展和提高企业竞争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协助人力资源治理、金融治理、实物资产治理、知识产权治理、关系资产治理等方面发挥作用，也通过提高公司的信息质量，加强公司治理环节的信息披露和内部控制，为企业的利益所有者(股东)提供更多信息，最终将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缺乏IT治理的公司治理是不完整和不科学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IT治理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IT管理与IT治理在目标、任务、执行主体、地位上都有显着区别，辨析这些区别，对完整理解IT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篇：村民自治论文：村民自治视角下的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村民自治论文：村民自治视角下的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中文摘要】村民自治是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村民自治视角下的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能否找到切合乡村社会实际的治村模式,直接关系到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本文从村民自治与乡村治理的基本理论出发,重点分析了村民自治运作中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村民自治视角下的乡村治理的发展趋势及启示进行了分析。作为一种民主制度,村民自治下的乡村治理将会在乡村社会生长出一个全新的自主空间。随着乡村社会自主力量的成长和乡村治理的民主化转型,村民自治下的乡村治理将在历史的实践中产生重要的影响与深远的意义。

【英文摘要】Villagers self-governance is through

self-governance among villagers in the organization with the interests of the villagers affairs, the villagers of

self-management, self-education and services.The perspective of the villagers Self-governance, you can find a country’s social practice for village and is directly linked to rural and the whole of china’s so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From the autonomy to govern the country’s basic theory, on the analysis of the villagers’ autonomy in the country to govern the country.We analysis of villagers of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dministration considers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analyzed.As a democratic system, the autonomy of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be in a rural community to grow a new independent space, as the forces of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on unfortunately, the autonomy of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be in the history of an important and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关键词】村民自治 乡村治理 民主

【英文关键词】Villager Self-governanceRural GovernanceDemocracy 【备注】索购全文在线加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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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村民自治视角下的乡村治理问题研究8-9

ABSTRACT9

18-23

绪论10-18

中文摘要

第一章 村民自治与

乡村治理的理论阐释18-21

1.1 村民自治的理论解读

1.1.2 村

1.1.1 村民自治的涵义与特点18-19

19-21

1.2 乡村治理的理论解读

民自治的主要内容21-23涵义21-23

1.2.1 治理的提出与内涵211.2.2 乡村治理的第二章 村民自治下乡村治理的存在的主要问题

23-352.1 行政与政治的混合问题23-25

2.3 乡村两级干部网络问题

2.2 基层人

事更替问题25-2727-28

2.4 争取内部支持的竞争方式问题28-292.5

乡村选举中的干部利益问题29-31自治问题31-35势与启示35-3935-36

2.6 代表性自治和权威性

第三章 村民自治视角下的乡村治理的发展趋3.1 村民自治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发展趋势

3.1.2

3.1.1 由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过渡35-36

村民自治形式向开放性转换36对民主化的启示36-39匹配3737-3838-39

3.2 村民自治视角下乡村治理

3.2.1 民主化必须与法律化、制度化相

3.2.2 民主化必须循序渐进地进行

3.2.3 民主化必须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紧密联系结语

39-40

参考文献

40-43

发表文章目

个人

录(在读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43-44简况及联系方式45-47

致谢44-45

第五篇：社会治理视角下环卫工人权益保障分析

社会治理视角下环卫工人权益保障分析

摘要：近几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弱势群体基本权益难以保障的问题较为严峻，其中环卫工人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群体权益保障工作仍需进步。基于这一情况，本文从社会治理视角作为出发点，对环卫工人权益保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认为应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加强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并且提升环卫工人自身维权意识与能力等。

关键词：社会治理；环卫工人；权益保障

中图分类号：D412.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9-0-01

前言

环卫工作是现代化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一环，为城市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与此不相符的是环卫工人应有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社会大众对于环卫工人缺乏应有的尊重，同时存在工作时间过长、基本工资低于平均收入、福利待遇差等现象，更加严重的是环卫作业过程中出现交通事故、被殴打等事件时有发生，维护环卫职工基本权益仍有大量工作尚未完成，需要社会各界引起重视，共同努力，提升环卫职工的幸福感，营造和谐社会环境。

一、社会治理视角下环卫工人权益保障中存在的问题

1.社会公众意识淡薄

当前国内普遍存在社会公众环卫意识淡薄的现象，对环卫工人权益保障缺乏正确认识。首先，我国很大一部分群众缺少最基本的环境卫生意识，尤其是随手丢弃垃圾、随地吐痰的现象处处可见，而这无疑给环卫工人增加了工作负担。同时，由于晨昏时分光线弱、部分司机思想麻痹或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环卫作业过程中交通事故发生率居高不下，环卫工人生命安全难以得到保障，环卫工作也成为风险性极高的职业。其次，尽管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但仍然有很大一部分群体留有封建保守思想，给职业划分等级，认为自己高出环卫工人一等，对环卫工人表现出轻视、不尊重的态度。因此，社会公众意识淡薄是环卫工人权益保障中存在的重要问题。

2.财政支持不足

目前，政府对环卫行业的财政支持力度不足，对配套设施的建设力度不足，机械化程度发展缓慢，人力仍然是环境清洁的主导力量。同时环卫事业资金投入的比例相对不高，环卫职工工资标准基本都是参照最低工资标准。环卫工人清扫工具主要是扫帚、铲子，尽管也提供了一定的口罩、手套等劳保产品，但是往往无法满足使用需求；在酷暑、寒冷等恶劣条件下，环卫工人工作间隙没有固定的场所进行能量补充、节假日对环卫工人提供的福利待遇较少等。城市建设中个别路段的路灯设置不科学，路灯之间的间隔过长，或者在路灯损坏后没有及时进行维修，而环卫工人夜间同样需要进行清扫工作，由于路灯光照不足，给工作增加了难度，更重要的是一些环卫工人在夜间出现车祸、遭遇抢劫的事件更加严重，极易威胁到环卫工人的生命安全。

3.环卫工人自身缺乏维权意识和能力

环卫工人自身缺乏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是权益保障中的重要问题。目前，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已经难以在本地招工，绝大部分环卫工人都是从相对贫困地区劳务输入，年龄相对偏高，受教育程度偏低，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在自身基本权益受到侵犯后，不仅缺少维权意识，同时也缺少维权能力。首先，有很大一分部环卫工人自身缺乏交通安全意识，没有遵守交通规则，实际上正是对自身权益有所忽视的一种表现，并且也有一部分环卫工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由于担心失去工作，失去稳定经济来源，因此选择妥协退让的居多。其次，尽管也有一部分环卫工人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受到不公正待遇后，有积极维权的意识，但是由于受教育水平不够，对法律知识缺乏了解，无法以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

二、社会治理视角下环卫工人权益保障问题的解决路径

1.增强舆论引导，引起社会关注

环卫工人权益保障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因此需要增强舆论引导，引起社会关注。首先，政府应当加大宣传力度，通过报刊杂志、电视、网络等各种渠道进行积极宣传，引导社会舆论，引起社会对环卫工人的广泛关注，并且要增强社会大众的环卫意识，减轻环卫工人工作负担[1]。其次，树立环卫工人良好形象，树立榜样力量，向公众宣传并介绍环卫事业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引起社会大众对于环卫工作者的认同和尊重。第三，倡导社会各界积极展开关爱环卫工人的活动，例如开展暖冬、共建等活动，提倡有条件的单位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休息的场所、免费饮水、免费用餐等。

2.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首先应当加大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为环卫工人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例如，增强路灯设计安排可续性，并及时检修各个路段路灯故障，从而保证环卫工人夜间作业过程中充足的光照，降低夜间交通事故等意外发生的可能性，为环卫工人人身安全提供保障[2]。第二，增加对环卫事业资金投入力度。例如，为各个区域配备一定熟练的垃圾清扫车，减轻环卫工人的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发放口罩、手套等劳保用品；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添加事业编制，增强环卫工人的工作水平、福利待遇等；按照区域设置临时休息室，对环卫工人进行人文关怀。

3.对环卫工作进行培训，提升权益保护意识和能力

针对当前环卫工人缺乏维权意识与能力的问题，应当要加大培训力度，培养环卫工作者主动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首先，政府应当设立相应的部门为环卫工人权益保护提供专门的服务，帮助环卫工人解决工作中所遭遇权益被侵害的问题；定期举办培训班，向环卫工人传输法律知识，增强环卫工人对自身合法权益的正确认识，从而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后，才能够主动采取相应的维权措施，并且能够正确的使用法律武器进行维权，具备维权的能力[3]。第二，用人单位对环卫工人进行考核的过程中，应当将个人素质纳入到考核因素中，激励环卫工人不断学习进步，从而扩大视野，同样能够起到提升维权意识的作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环卫工作者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十分严重，甚至环卫工人的人身安全也受到极大威胁。针对这一情况，政府需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保障环卫工人工资、社会保障以及福利待遇，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且对环卫工人进行培训，提升维权意识与能力等。

参考文献：

[1]曹文.?h卫工人权益保障调查研究――以湖南地区为例[J].才智，2014，11（12）：291.[2]胡艳姣.环卫工人权益法律保障调研报告――以河南省H县D镇为例[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5，12（24）：77-78.[3]倘凌越.如何维护环卫工人的合法权益？――F市环卫工人罢工事件调查[J].中国工人，2015，10（04）：3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