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研究

第一篇：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研究

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研究

摘要：努力实现从政府危机管理到公共危机治理的范式转换已经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从社会资本角度研究公共危机治理问题，可以将公共危机治理放到整个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中来，为提升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绩效提出新思路。本文从社会资本角度出发，分析其与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之间存在的耦合关系，进而从社会资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网络，对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尝试从提升政府信用、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相关法律和拓展民众参与网络这三个方面提升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绩效。

关键词：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社会资本、信任、规范、社会网络

我国目前的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与有效应对社会转型期矛盾高发、事故多发态势的要求相 比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为危机治理主体单一，社会力量参与不足。我国既有的公共危机应急管理体系形成于全能政府的理念之下，仅仅存在于政府行政管理系统之中。这种一元性的危机应急反应结构强调的是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对抗击公共危机进行全面的安排，各类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公众以及舆论界处于被动员、被安排的境地，从而使得公共危机的应对缺乏效率，不能在充分高效运用社会资源。如何调动各方力量，形成良好公共危机应对体系，应对社会中各种突发性危机，是当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研究的重点。在这方面，社会资本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更为有效的研究视野和探索路径。

一、相关概念

（一）公共危机与公共危机管理

公共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行为规则、社会秩序等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需要由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管理系统做出决策来加以解决的事情。“公共性”是公共危机的首要特征。所谓公共性，即危机指向对象是特定区域的所有公民，每个人都是危机侵害的对象。所谓公共危机管理，也称政府危机管理，是指政府针对公共危机事件的管理，是解决政府对外交往和对内管理中处于危险和困难境地的问题。即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产生、发展过程中，为减少、消除危机的危害，根据危机管理计划和程序而对危机直接采取的对策及管理活动。公共危机往往威胁所有公民的人身安全，容易引发社会恐慌，加剧破坏性。因此，能否处理好公共性危机，也成为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1]

（二）公共危机协同治理

公共危机治理与政府危机管理不同。政府危机管理是在公共危机预防、应对和恢复过程

中，以政府为单一主体，以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为主导方式。公共危机治理是由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公民、企业等多元主体，为了更高效、科学地应对公共危机而形成的一个资源互补、权力分享、风险共担、彼此依赖的动态自组织网络系统，它拥有着一个扁平化、弹性化的公共危机应对网络结构。

公共危机治理的多主体性决定了公共危机治理必然是一个协同治理的过程，关于协同治理的内涵，我国知名学者张康之教授认为，协同治理是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治理。即建立起一个由政府和社会自治型组织协同治理的体系。在这个协同治理体系中，政府以及社会自治型组织之间在自主负责、协同分担责任的基础上共同从事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形成灵活的、多元的公共利益实现途径。协同治理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协同治理是建立在治理主体高度信任的基础上的。协同与信任是互动的，信任促进协同，反过来协同又增强了信任；其二，协同治理的主体身份必须是平等自由的。其三，协同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共同利益。

目前流行的治理理论强调在国家公共事业管理上建立一种通过多方参与、协调解决的方式去维护现有社会基本秩序的管理体制。随着政治的不断发展，社会成员参与政治过程的人越来越多，新的政治成分参与政治过程的速度也变的越来越快。这种协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在根本上不是控制导向的治理，它是政府和民间、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协同与互动，是治理主体平等前提下的共治。在未来公共事务日趋复杂化和治理方式多元化的背景下，公共危机所具有的公共性、危害性、易变性、突发性等特征要求政府转变传统的单一的治理模式，同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自治力量达成共识，通过形成灵活的、多元的公共利益实现途径，共同构建基于协同、信任、平等和谋求公共利益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体系。[2]

（三）社会资本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理论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前沿和焦点问题，很多学科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社会资本甚至被西方国家的决策圈看成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思路，即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关于社会资本理论，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最早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的学者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他把它界定为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些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真正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到政治发展研究的是美国知名学者罗伯特·帕特南，他把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进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目前学术界认为帕特南社会资本的定义是公认的最著名和最严格的概念。本文将社会资本理解为社会组织的某些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通过产生协同的行动从而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3]

二、社会资本研究与公共危机治理结合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过程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与社会资本在理念上存在契合点。社会资本的充分发育是实行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基础。社会资本主要

是社会组织的某些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通过产生协同的行动从而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信任理念。人与人的信任可以促进人际关系，增强协同意识；个人对政府对组织的信任，可以增强对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套主动参与的意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信任，可以促进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增加彼此的了解，共同实现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其次是规范。这些增进社会信任的规范之所以能够发展，就是因为它们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协同。第三，参与网络。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强大的社会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4]

三、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难题

公共危机不仅是对政府能力的挑战，更是对全社会整体能力的综合考验。公共危机事件的破坏性、不确定性和社会性等特点，使公共危机管理不仅需要人员、技术、资金等硬件条件，还需要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社会规范等软件条件。另外，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对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造成损害，但社会资本所受的损失最小，即原有的社会结构、社会规范等依然会发挥作用，而且社会资本还可以向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转化。可以说，社会资本的丰富程度直接影响着公共危机治理的实现及效果。

我国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如何处理这些危机事件给政府也想整个社会提出了挑战，目前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存在的难题，从社会资本角度看，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一)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信任缺失

公共危机是全社会要共同面对的，社会既然是大家的，危机也是所有人的，任何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在一个民主开放、人人必须建立社会责任意识的，然而，责任来源于信任，尤其是在当今的市场化氛围中，如果社会主体间缺乏起码的信任，那么社会责任必定是缺失的，公共危机治理也将无从谈起。在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存量的共同体中，生活是比较顺心的公民参与的网络孕育了一般性交流的共同准则，促进了社会信任的产生，这种网络有利于协调和交流，扩大声誉，因而也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只有做到政府、社会和公众问真正的信任，他们才能在公共危机治理中自觉树立起应有的责任意识，并将其转化为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具体行动。

然而从我国现已暴露的公共危机问题来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信任缺失主要表现为民众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不信任。公共危机具有一定的扩散性，一个公共危机处理不当很可能引发一个或几个公共危机。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主要表现为因为这种不信任而使公共危机扩大化，甚至产生新的公共危机。近年来，由于民众对地方政府不信任所产生的群体性事件接连不断，防不胜防。

政府作为公共危机治理中的领导主体，公众对政府越信任越容易形成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进而凝聚全社会的力量，使公共危机得到有效应对。相反，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则容易导致社会秩序失范。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可能是民众对政府工作人员品德、能力等方面的不信任，或因运用公共权力中的不当行为所引起不信任，或是对制度政策本身的不信任。

这主要因为政府及工作人员观念上对公共危机的严重危害认识不足，对民众长期反映的社会问题麻木不仁，漠视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特别是忽视了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对民众的承诺不能兑现，应急机制不健全等。

(二)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规范缺失

社会规范是民众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为了个人利益的有效实现而制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发演生的秩序”，是自下而上形成并演进的，没有一个机关明确地制定、颁布、实施这些规则。因此，它不同于国家机构自上而下指令性发布的法律规则，其是公民在多次重复自由组合过程中达到的最优纳什均衡。在集体内部，命令式规范是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本，这类规范要求人们放弃自我利益，依集体利益行动。显然，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规范约束和调节了社会成员的行为，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促进民众在危机治理上的监督与协同，从而确保了公共危机治理目标的实现。

规范是被灌输出来的，是由模式、社会化(包括公民教育)和惩罚来维系的。当前，我国关于公共危机治理的法律缺乏，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主要规范了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应对活动和政府责任，对民间组织和民众的行为规范和责任规定明显不足。例如，公共危机治理是一个需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过程，其中信息公开是促使民众广泛参与和进行监督的重要手段，然而本法对此缺少具体规定，在实践中难以实施。可见，现有的法律规定并不能形成公共危机治理所需的互惠规范。

(三)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社会网络缺失

公民参与网络是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推动力。公共危机治理的主体不应简单地局限于政府，而应当是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在内的一个广泛的参与群体，这是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要求。社会资本为公共危机治理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公民参与的网络，其表现为社会行动者之问的各种关系，如权威关系、信任关系、规范信息网络、多功能的组织、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规范、社会信任、社会凝聚力、公民参与等方面，其中蕴含了可转移的重要资源。

良好的社会治理机构，需要各治理主体既保持相对的自主独立性，又能够通力合作，形成一种和谐有序、自律目治的制度化治理机制。但从现状采看，我国社会资本的开发利用不足，公民社会的发育仍显迟缓，社会的自主性及自我组织能力不够强，良好的社会网络治理结构在我国尚未形成。[6][5]

四、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出路分析

公共危机治理的提出，是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风险环境的积极回应。要解决当前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境，必须以和谐社会为共享愿景，增加和开发社会资本，在充分利用既有资源的前提下调动更多的资源，提高化解矛盾和危机的能力。

（一）重塑政府公信力，重构政府社会资本

如果国家不能承担应负的公共责任，甚至治理能力减弱，必然造成整个社会的失序，成为所有社会风险爆发的导火索。因此，必须重构政府的社会资本，增强政府公信力。

重塑政府公信力，维系社会交往关系的纽带，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

保障。一个由信任建构的社会网络和一个有着很高信用的政府，将有效实现危机中的社会动员和资源配给。维护公共利益是政府诚信建设的客观依据，政府能否取信于民，关键就在于政府是否真正促进和保障公民利益。

政府要想取信于民，首先应当做到信息共享，提高行为的透明度，威廉姆森认为，信息共享能有效缓解有限理性和制约机会主义行为。由于公共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灾害性和涟漪性的特征，基于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间良性互动非常重要。所以，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必须构建开放的信息传播与认证渠道、有序的公民参与机制。这样，可以提供给公众充分的信息，引导他们更恰当、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危机，在此基础之上作出更为明智的决策。

其次，政府应当增强危机应对能力，具体表现为构建“ 柔性化”组织形态，对危机事件做出灵活、迅速、及时的反应。柔性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在一个组织内部是指具有不断学习创新，利用内外资源参与环境变化，对环境带来的不稳定性不断做出反应以及适时根据可预期变化的结果迅速调整的能力。柔性化组织是当代组织变革的新趋势，柔性化组织所隐含的管理理念主要表现为：组织边界网络化、管理层级扁平化、组织结构柔性化和组织环境全球化。公共危机由于其与生俱来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及其复杂性要求政府重新整合政府组织内外部社会资本，构建起动态性、柔性化的公共危机治理系统，从而对危机事件做出灵活、迅速、及时的反应。

（二）制定和完善危机治理法律法规体系，强化规范社会资本的作用

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建立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显得更为必要，而法治可以起到维护社会资本的作用，为社会资本构筑其发挥充分效力的最后一道防线。建立社会资本的任务总是以现存社会结构为中介的。在没有首先注意到构成社会的制度的情况下，要引导个人相互合作或相互尊重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危机发生后的自愿参与、临时调配和仓促应对。应该明晰危机治理中各权力主体的责任和义务，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权责分明的基础上才能整合各多元主体的力量，指引成员的外在行为向着互相信任、互相合作的方向靠拢，从而实现危机治理的目标。面对各种危机，最根本的战略选择就是建立健全危机治理的一整套机制，形成一个常规化、制度化的框架设计和实质性的制度安排，以此明确危机治理的目标，指导危机治理的行动，统一调配危机治理的资源，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强政府以及整个社会的危机治理能力。

（三）建立畅通的危机治理社会网络，培育协同治理的社会资本

建立、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网络，应从社会治理的主体出发，积极对各个社会主体进行培育，形成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公民社会。

首先，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为公民、非政府组织有序高效地参与危机治理提供基本支撑。只有在公民精神健全、社会交往网络发达的条件下，政府才能达到治理的要求，即在社会资本丰富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政府人员与社会公民的良性互动。

其次，积极培育民间组织，为公共危机治理提供健全的社会组织机制。社会资本的产生和更新与民间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民间组织倡导互助，其发展亦有助于提高社会认同感[9][8][7]

和凝聚力，有助于信任、互惠、规范等的形成和发展，从而改善社会资本结构，减少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积极为这些社会团体、组织参与危机救治搭建平台或拓展渠道，这样既有利于通过建立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所拥有资源在危机状态下的调配机制，提高政府的危机物资的储备水平和调动能力，也可以充分发挥这些社会组织在危机预防、危机处理和灾后恢复过程中的自我救助能力，促进公众参与政府危机管理的有序化拓展，以合作的姿态共同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危机事件。

再次，加强国际合作和引入全球治理理念，提高风险防范和危机治理能力[10]。当今之风险社会是全球性的和全人类性的，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局部的或地方性的危机也有可能扩散到全世界，从而导致全球危机的产生，各国都因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性危机而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采用全球治理的视角来考虑，使主权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乃至企业、公民自组织和有影响的个人作为国际社会行动主体，来共同应对全球性的重大危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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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詹姆斯 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8张康之．论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 J ] ．行政论坛，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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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法制化视角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法制化视角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内容摘要]行政管理体制的法制化建设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十分注重的问题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其不足主要体现在行政组织法规不完善、行政执法监督法规不完备、行政管理程序法制化滞后以及国家公务员的法律素质有待提升等层面。在新一轮的行政体制改革中应努力对这些方面予以改进。只有如此才能使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关键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法制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已经逐步展开但改革成效往往并不尽如人意。此种情况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改革中法制化建设的不配套与不完善则。正是由于此方面的不足导致行政管理中难以真正使政府成为服务型与责任型的政府而人治因素也成为制约行政管理绩效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本文从法制化视角出发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法制化建设必然性的及其加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法制化建设的不足及其改进路径等层面予以分析以期对新时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关问题的研究贡献自己的一得之见。

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加强法制化建设的必然性 我国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极为注重法制化建设。所谓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法制化是指国家在宪法的基础上制定完备的行政管理法律规范把整个行政管理体系置于法律的调整和支配状态并保证在实际行政活动中得到严格的遵守和执行使行政活动沿着公众期望的方向即民主政治的目标健康发展和有效运行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我国之所以对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法制化问题十分关注主要源于两方面原因 一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 依法行政就是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的规定。

它要求公务员在法律规范的要求和束缚下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下按照公正、合理、合法的原则从事公务活动使得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依法行政是现代政府行使职权的基本准则。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1]。为保障人民民主必须要“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2]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此过程中各行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必须要依法决策进行行政工作把行政管理纳入法制的轨道依法行政。只有如此才能尽可能避免行政错误确保整个行政环境的良好运行更有助于推进依法治国的实现。因此说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二行政管理体制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改革必须依法推进 行政管理体制属于广义上的政治体制但又具有独立性。在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全面启动的情况下行政改革的政策空间主要集中在法律制度层面上。只有坚持法制先行改革才可能取得宪法上的正当性。同时行政改革旨在清除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改革措施的强度与行政法治约束行政的程度相当。凡是需要作为行政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长期保留下来的改革措施一般应当在行政法中加以规定。在过去我国所进行的多次行政体制改革之所以不成功或“得而复失”的重要教训就是不重视法治主要就是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将相关层面的更新或变革以法令章程的形式制度化以至于在改革的高潮过后一些弊端会再现。正因如此在今后的行政体制改革中要需要加强法制化建设不仅将行政组织的机构、职能、编制等通过法律或行政法规来确定而且逐步制定国务院各部门组织法或条例和省、市、县、乡镇政府的组织法使之改革的成果在法律层面得到充分的体现改革由此也必然会取得进一步的成功。

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法制化建设的加强 自1978年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 6 次较大的改革 [3]。尽管每次改革的背景不同目标和任务不同但每次改革时都对如何依法行政、加强法制化建设的问题予以高度重视逐步加强行政管理的法制化建设。一普法宣传和执法工作加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加强了普法宣传和执法工作

使公民法制意识明显增强。如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中规定“民”可告“官”的权利1994年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对国家赔偿的构成、范围、方式和计算标准作了规定使公民可通过诉讼依靠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二行政管理立法建设加快 在十五大上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并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而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在此种新形势下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之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相继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健全国家机构组织制度、惩治腐败、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以及其他一系列法律如环境保护法、教育法、体育法、国籍法、统计法、科技进步法等行政管理法律并且随着公务员制度的实行国务院颁发和施行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到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以依法行政为主导、体现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法制化模式国家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文化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三行政管理法制化建设再次被关注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法制化建设问题再次被关注。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为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其改革方向是要“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为此必须要积极探索“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4]其实质就是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建立一个服务型、责任型、法治型相结合的高效政府。由此开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再次成为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而在改革中加强法制化建设也成为重要内容之一。

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法制化建设的不足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涉及到行政组织、行政职权、行政人员等层面的问题而在具体的法制化建设中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中虽然每次的法制化建设都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但仍存有一定的不足。一行政组织法规不完善

对行政组织依法进行是行政管理体制法治化的基础只有行政机关及相应行政组织的设立具备了法律基础依照法律来存在、发展及取消其相应的人员配备也因此而合理、合法由此才能够谈得上行政法治化的建设也才有可能建立完善的法治社会。然而从我国组织立法来看行政组织的立法体系极不完善。具体表现在相关的行政组织立法更多注重对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予以强调而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的本身其规定往往不甚明晰。目前我国行政机关的设置、地位、职责、权限等主要由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加以规定。《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实际还不是一个单行的法律而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的一章而存在的只有十五条。我国行政机关的设置及其权力配置是没有相应的组织法来规范的。同时在国务院组织法、地方政府的组织法中对于组织机构的设立、职责权限、基本准则、调整程序等都缺乏明确规定。此种问题的存在最终导致在行政管理的实际运行中各具体行政执法部门权能分配交叉失当职责界限不明互相交叉重叠、争权夺利常常相互扯皮造成管理对象的无所适从由此影响了法治的权威败坏了法治的形象。二行政执法监督法规不完备 在一个法治社会行政机关也必须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其行为也必须受到监督对于不当与违法的行政行为也必须予以控制和制裁使之承当法律责任。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法律规定的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使之避免受到国家权力的侵犯和损害。同时如果行政执法领域不全面、系统地贯彻执行则再好的法律也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要保障在执法领域完整地落实执法的指导思想则不能忽视监督的作用。这里的监督不限于行政系统内部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也不限于行政系统外部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而更重要的是行政的相对人因行政机关滥用职权使其自身的职权受到侵害时依法定程序提起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对行政机关妥善行使职权的监督。目前我国仅有事后的救济提供保障而执法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很少。现阶段也仅限于行政系统内特设的专门监督有《行政监察法》和《审计法》。法律监督机制并没贯彻到每一个法律法规中往往失之于对监督主体的方式、程序和具体责任形式的欠明确的规定。大多数法律法规对行政权行使的范围、权力的法律控制手段、法律责任的具体形式都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三行政管理程序法制化滞后 现代行政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实现权力行使过程的程序化。所谓的行政管理程序化就是要将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的各种行政行为存在或实现的方式步骤、方法、时间和顺序用制度固定下来。这是实现行政管理科学化、系统化、法治化的必由之路是对公共权力的产生、行使实施监督、制约的最好手段。通过公共权力行使的程序化实现公共权力运行状态的公开化、开放化、有序化以保障达到更高的效能、更佳的目的、更大的适应性。此种程序化得事先必须要有法律法规作保障。依法行政不仅要依一般实体法律行政还必须依一般程序法律行政否则依法行政也就徒有其名。合理的程序的规则可以确保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处事客观公正、平衡。通过程序法律、法规的引导、规范和保障能使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达到平衡。我国在已关注到行政程序的重要性着手逐步将行政程序纳入法制的轨道先后制定颁布了《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行政复议法》、《立法法》等单行的行政立法、执法、司法方面的程序法律。特别是《行政处罚法》是一部包含较完备程序内容的程序法。但总体来看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行政程序还没有法律化行政行为的步骤、方式、时限等缺乏必要的规范、制度有关于行政权行使不得侵犯或损害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的程序性规定较少。结果执法中常会出现随意、野蛮、暗箱操作、越权、滥权、以权压法、以情枉法等行政违法、不当行为影响行政权行使的合法性、合理性、民主性和效率性。四国家公务员的法律素质有待提升 行政管理是由人来进行的人的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行政管理的水平。作为政府管理的主体国家公务员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因为他们既是各项法规和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又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者和推进者。只有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国家公务员队伍才有可能建立完善的行政管理体制而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则是其法律素质的提升。一方面公务员在国家行政管理中的强势地位要求对他们的职权予以关注。因为行政组织一旦成立即享有法定的职权掌握大量的可控资源并据此拥有了可以直接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人身、财产权利予以直接干预的强制权力。如果不对这样的权力予以重视甚至放纵用权者任意行使权力不仅会使权力本身发生异变还会造成行政事务的紊乱。另一方面依法行政主要是依靠广大公务人员来推动的。因此广大公务人员培养强烈的法律意识自觉地依法办事是依法行政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只有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增强其依法行政的自觉性才能确保行政管理工作的有效性。

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法制化建设的改进路径 针对上述不足新时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应进一步加强法制化建设笔者以为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积极改进和完善。一积极完善行政组织的立法 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要重视行政组织法的作用主要是必须要有创新精神针对变化了的实际情况修订一些不合时宜的立法丰富、发展和创设新的有意义的条款。具体看就是应当完善、充实现有的国务院组织法、地方政府的组织法要明确规定国务院及地方各级政府组成机构的设立、职责权限、基本准则、调整程序等并且增加有关权限划分、组织调整程序、领导体制方面的具体内容。通过这种加强行政立法体系的建设迈出在行政立法建设方面坚实的一步使行政组织立法体系更具民主化、科学化和实用性这与新时期要确立行政管理体制“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改革方向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二加强行政执法监督法规的制定与完善 一方面行政管理在强调系统内的专门监督、上下级监督以及横向相关部门的监督之外还要强调广大人民群众这种更广泛的无处不在的监督并且不断地、有意识地强化他们的监督观念迅速有效地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大力完善行政救济制度。制定行政复议法修改行政诉讼法拓宽救济范围和途径要修改国家赔偿法确保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受侵害的权益得到及时恢复。三大力推进行政程序法的完善与制定 一方面对于具体行政程序还缺乏必要的规范、制度问题积极着手予以完善另一方面更要适应世界各国行政程序立法的趋势加快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的步伐。在深入分析不同类型行政行为的不同程序规则的基础上科学地设定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设定实施行政行为的最低程序标准确保行政行为的公正、快捷。四着力提升国家公务员的法律素质 为提升国家公务员的法律素质一方面增强公务员的法制意识。要使公务员明确认知行政权虽大但绝不允许大于体现人民意志的宪法和法律行政权所及的范围虽广但绝不允许超出宪法和法律的范围。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任何权力都是人民通过法律赋予的并受法律的约束。坚定不移地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牢固地树立起法治观念以此排除一切干扰。另一方面要严格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实践锻炼和培训两条途径不断培养和强化政府公务员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提高公务员科学行政、民主行政、依法行政的能力。此外确保公务员熟悉相关法律。国家公务员不仅要学习法律基础知识更要掌握与自己业务有关的法律特别是要熟悉自己职责范围内的有关法规例如《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条例》、《行政诉讼法》、《公务员暂行条例》只有如此才能明确自己的职权和义务严格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通过上述改进措施的施行在新一轮的行政体制改革中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因为这些措施的推行不仅使行政管理体制中的关键一环行政管理人员方面的问题可以得到良好的解决使各级国家公务员明确自己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的问题由此可以真正把我国政府真正建设成为服务型政府同时可以使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一些积极成果通过法律固定下来从而为我国行政管理的现代化、科学化奠定基础。参考文献 [1]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日报》2009年9月12日第一版。[2] 这6次改革分别是1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主要是为了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现干部年轻化。改革中开始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精简了各级领导班子加快了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步伐。21988 年的政府机构改革首次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这一命题。31993 年的政府机构改革首次提出政府机构改革的目的是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41998 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要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改革中撤销了几乎所有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52003 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为了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62008 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的是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消除体制性障碍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参见————

[3]《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第三篇：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研究

出自：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研究

1.（二）社会资本理论的现状与评析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 社会学家科尔曼、福山和普特南等都将信任与社会资

本相联系进行研究，将信任当作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科尔曼借用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的 理论和方法对信任问题展开研究。他将信任看作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博弈关系，一种 理性的市场交易行为。信任是以社会资本的运作方式发挥作用。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是由期望和义务构成，如果 A 为 B 做了某些事情，并且相信 B 日后会报答自己，A 对 B 便有一种期望，B 对 A 承担一种义务。A 使 B 对自己承担义务，是一种理性行为。作为 理性行为者 A 之所以使 B 对自己承担义务。必定是由于他们能够获得某种超越义务的利 益。因为义务的创造相当于办理了某种保险，支付保险费代价极小，而领取保险金价值 很大。显然这是有利可图的行为。有两个因素对于信任这种社会资本有重要影响：一是 社会环境的可信任程度，即应尽的义务是否履行；二是个人担负义务的范围

福山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对信任进行了跨文化研究。他将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来 考察，社会资本是由社会或社会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从功能上看，社会 资本就是群体和组织中，人们为了共同的目的在一起合作的能力。而所谓信任是指，在 一个社团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相互信任是形成群体以及群体 合作能力的前提条件，而信任又是由文化决定，是经由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到文化 机制建立起来的，不同文化背景会产生不同的自发群体，而且它们的自发程度也不相同。此外，社会资本能够使人们彼此信任、合作。所以，福山将信任和社会资本作为同义语 使用。通过研究信任这种社会资本与经济效率、经济规模、经济发展和繁荣之间的关系，得出信任是一种社会美德，是创造经济繁荣的源泉。

此外，普特南将信任等社会资本作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他将社会资本与集体行为、公共政策相联系，对意大利南部与美国进行社会资本研究。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 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中，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因而社会资本包含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公民参与网络，它们可以 促进合作行为而提高社会效率，有助于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

2.（一）传统社会资本生成的特殊主义人际信任模式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网络关系和规范，从根本上是受其所处的社会生存环境和文化环境决定，社会资本实际上是在一定文化模式的影响下，人们依其对所处社会生存环境的理解而做出的选择。

传统社会资本是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核心

血缘关系是社会关

系的重要方面，属于人的自然。

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出发点，通过交往而建立的可选择 关系。在人际交往中，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推移，表明自己的亲疏远近。如费孝 通所说：“好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

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越靠近中心，就容易被人们接纳和信任，距离中心越远就越容易被排斥。但家族、血缘范围有限，加上农业生产自身难以迁移的 特点，人际关系网络的范围狭隘而又封闭，形成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 状态。此外，传统社会的人际网络关系在性质上看是不平等的。不平等的人际关系是人 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立关系，关系的一方主要作为权利的主 体存在，另一方作为义务的主体存在。

关系”与“人情”构建传统社会信任模式 传统社会这种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核心 的社会资本生成了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模式。特殊主义信任是社会主体以亲情（血缘关 系、亲戚关系、地域关系）为基础而建立起的信任关系，其本质是一种“血亲本位”的 信任。中国是以关系为本位的社会，关系与信任紧密结合，关系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人 际关系典型特点，也是信任关系建立的依据和有力保证。关系建立的核心是家庭和血缘 关系，这种血缘关系是先天赋予和无法改变的。

.3.（二）传统社会信任模式现实运作存在的问题

传统社会信任模式与市场经济的矛盾

特殊主义人际信任模式是以自我为中心，由亲及疏的关系网消解着诚信与不信任之 间的矛盾。以熟知度作为信任的粘合剂，通过个人情感编织、扩展着关系网的范围，在 一定程度上维持着人际交往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信任给予的对象大都是熟人范围内的 亲人或朋友等，信任范围的有限性、信任建立的关系性和情感性，导致中国社会的信任 格局形成了对熟人的相信和对陌生人的怀疑、戒备。

传统社会信任模式与交易成本的矛盾

市场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但并不是没有任何运行成本的无形之手。相反，在市场交易中，人们为 了防范机会主义行为，搜集和甄别交易信息，谈判和监督执行合同等不得不付出高额费 用。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尽管信任是所有交易的核心，但却被当作外生变量，认为道德、信任是市场经济中交易行为的题中应有之意。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社会信任作为意 识形态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地节约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反之，则会增加市 场交易成本，降低经济效率。

（三）当代中国社会信任模式的特质

特殊主义信任与普遍主义信任的并存

特殊主义信任与普遍主义信任的融合（一）发展现代意义社会资本的实践价值

中国社会是以关系为本位的伦理社会，中国文化强调社会的优先地位，家庭和群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关系运作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而社会资本在本质上讲是社会网络关系，中国的社会状之处。

转型期传统社会资本运作的现实价值

中国社会转型初期，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在实现资本积累、推动人员流动上起了很大作用。

转型期传统社会资本现实运作存在的问题

中国社会资本的核心是家庭，大部分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血缘关系的延伸和扩展，社会资本的主要载体是家庭、单位、学校、家乡等。中国社会自组织机制的基础是关系网络的社会结构。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资本虽然体现了人际关系的密切，但是这种社会资本相对封闭，延伸的半径小，多位纵向，难以形成相互之间的最大认同和接纳，难以整合成为整体的富有生产力的社会资本。

我国目前的主要的问题不是社会资本太少，而是社会资本封闭过强，过于分散，规模太小，向更大范围转化很慢。在社会系统运行中社会资本替代了制度，整体社会资本明显短缺，突 出表现为社会信任的严重短缺。

（二）创造现代意义社会资本的合理路径

在解决信任危机、重建信任的过程中就要善于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信，主要指在与他人交往中应讲信用、遵守诺言。

1.培养社会中间组织，扩大社会资本规模

今后发展中间组织应该突出自愿性群体或团体的建设。

2.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资本的运行

3.健全法律制度，增强信任的法律保障机制

4.建立和完善信用制度，增强信任的信用保障机制

第四篇：基于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建设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建设

[摘要]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是蕴涵在城市社区内部的个人和组织之问或组织内部的关系责本。它是沟通个人和制度的中介物，个人行为能否实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以及制度能否解决集体行为的困境，不但取决于个人和制度本身，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中间媒介一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理论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理论指导和分析范式，观照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现状，分析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并出城市社区社区资本重构的关键点，能够为中国城市正在深化的社区建设提供另一种路径选择。

[关键词] 社会资本；城市；社区建设；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资本理论是当前社会科学的前沿理论之一。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社会资本”一词被提出以后，社会资本理论便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其他学科领域，并使这些学科获得了另一种审视的角度，从而扩大了这些学科的适用范围。所谓社会资本理论，就是社会内部的个人和组织在长期的内外互动中形成的在互惠规则规范下的互利关系，“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其特点包括：(1)在使用上可以达到互惠的效果；(2)不可让渡性，存在于人与人或组织和组织之间；(3)无形性；(4)纯粹的公共物品；(5)合作通过不同主体实现，利用的效果具有社会性。无疑，这种新的理论及其特点为分析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和理论框架，提供了一个比较性的参照系数。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中公民的参与、制度的创新、社区的规范以及社区信任、社区凝聚力等等，都是摆在城市社区面前的重大研究课题，正需要找到一种有效的解释范式。因此，如何通过城市社区自治组织的粘合作用重振公民精神，提高社区成员的参与意识，重构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是政界和学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1]

二、理论的检视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在一篇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中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此后，美国社会科学家科尔曼和帕特南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社会资本理论。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对“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种“体制化关系网络”是与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获得这种身份就为个体赢得“声望”，进而为获得物质或象征的利益提供保证”。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许多具有两个共同之处的主体，他门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而且他们都有利于行为者的特定的行为——不论他们是结构中的个人还是法人。他还进一步指出，诸如权威关系、信任关系、规范信息网络、多功能的组织、有意包建的组织等等都是社会资本的特定形式”。

[3][2]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组织特点，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像其他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它使得实现某种无它就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成为可能。社会资本通过合作的促进从而提高了社会的效率。其他学者如波特、波茨等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为社会成员之间进行交易与协作等特定活动提供便利的资源，它包括信任、组织网络和惯例、价值观念等形式。其中，信任、组织网络、价值观念是构成社会资本的三大基本要素。它们成为影响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为民主政治建设奠定物质基础，它能有效地节约交易费用，减少市场主体理性的无知，避免或克服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任意行为，增强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4

从而节省交易成本。社会资本能够培养公民对政治制度的认同感。政治的统治基础是合法性，而合法性来自于公民对政治的信任度，公民对政治的信任度高说明合法性程度高，相反，合法性程度就低。社会资本能够培养公民的政治合作与参与品质，培养公民的宽容和妥协精神。在现代社会，一个强大的公民参与组织可以为公民的利益表达、利益的集中提供多种渠道。每个公民通过参与组织网络把自己对政府的要求、愿望、批评、意见集中起来传达给政府，使政府充分了解民众的需要与自己服务存在的不足，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改进自己的服务。另外，政府也可以通过这个渠道与民众进行沟通，传达政府的意图和意见给民众，加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对社会事务的治理。民众通过参加各种社团组织，能够对个人行为提供一种制约，使其学会相互合作与团结。因此，社会资本作为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可以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市场力量的不断增强，不断消除了人们传统的身份等级观念，随着利益关系的不断调整，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结构模式，现代公民意识逐渐提高。但是，就目前的现状来看，诚信的短缺，社会组织网络的不规范，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缺憾对我国现阶段的民主政治建设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政府诚信的缺失对社会信用体系产生了严重破坏，也使群众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社会组织网络的不规范，社会组织内部管理水平低下和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匮缺，将会妨碍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为了走出危机，必须通过探求培育现代社会资本存量的有效途径来设计促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解困之道。首先，要树立政府诚信的良好形象，培育诚信社会资本。要依法行政，对政府的权力行为进行法律的规范，强化公务员的诚信意识，推进行政改革，构建诚信行政的体制框架，加强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力度，建立政务公开制度，加强政府与公民沟通。其次，要规范社会组织，促进组织网络社会资本的发展。政府应该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援助，加快建立一整套针对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吸纳优秀人才，提升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能力。最后，通过培育参与型的政治文化，推动民主政治建设。我们需要继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优秀成果，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本思想、和谐和秩序，这些理念仍然是今天建设参与型政治文化不可缺少的精神财富和思想渊源。我们还需要不断吸纳西方政治文化的精华，如人权观念、宪政理念、权力制衡思想、尊重个性的平等民主自由思想等。要大力发展经济和教育，提高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能力，要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提供法律保障，积极拓展政治参与的渠道。

国内学者也从不同的视野对社会资本理论作了本土化的论述：第一种认为社会资本从表现形式上就是社会关系网络；第二种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第三种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成长时期的一些社会、社区和家庭等环境因素”J。由于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立论的角度不同，国内外学者对社会资本理论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但都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本的特殊形态，具有工具性。首先，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第三，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性，它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搞定事情。

综观国内外学者的社会资本理论，我们发现社会资本理论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社会资本形成的长期性；个人、组织在构建社会资本中的能动性；认同关系的互利性。[5][4]

三、中国社区的现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在硬件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然而，社区自治化进程与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却不可同日而语，迅速的社会变迁使

信任、规范和网络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信任破坏了，新的信任尚未建立；原有的规范已经失去效力了，而新的共识性规范未能确立；原有的社会网络被打破或不再有效了，新的社会网络还不能发挥效用或尚未形成。一方面社区居民逐渐失去了“单位”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关系”从改革前的情感交换倾向转变为非情感交易倾向，使得社区居民对“关系”对象的信任被金钱交换所取代。社区居民社会资本的依托方式或源头发生了改变，而新的社会资本依托方式或源头又没有建立起来。居民的社会资本不可避免的丧失恧又得不到补偿，社会生活的活力和城市社会的社会效率因此而受损。城市社区建设如果不能补偿社区居民丧失的社会资本，它就既得不到社区居民的支持，更无法实现“善治”的目标”””。观照社会资本理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社会资本的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社区处于分化状态中，各种新社区要素的介入使旧的规范和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社

区要素彼此问发生联系的结合力还较为脆弱，且具有过渡性，因此新的规范和制度的建立还不具备一定的方向性或选择性。

2.整体性社会被分离众多相对独立的异质体，在社区的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局

部与局部之间造成许多利益边界。这些边界成为规范的真空主要部位。

3.社区结构不协调、不平衡的变动，使各结构部分所使用的规范之间出现了距离，甚

至相差悬殊以至尖锐对立，造成规范不能迅速地达到平衡、协调。

面对上述问题处境和可能产生的危机，高屋建瓴地从理论上提出具有预见性的目标模式显得极为迫切。首先，有预见性的目标模式有助于确立完整、长期、协调的社区建设过程模式，从而改变社区建设中存在的赶时髦、赶热潮、缺乏全局性、协调性、凌乱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与社区建设初期需要一个摸索时期相关，但是更与社区建设缺少适宜的、有预见性的目标模式相关。“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为了社区建设事业能够“立”得住，需要确立有预见性的目标模式。其次，明确的理论模式有助于确立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社区建设策略，从而改变社区建设主导力量单薄、社会动员程度不高以及操作上的滞后等弱点。社区建设中的矛盾和问题都反映出社区建设策略上的混乱和不一致，而后者源于目标的混乱或短视。此外，社区建设已经走过近10年的历程，已经积累了的经验和教训为提出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提供了基础。

应该指出，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主导部门曾经提出过不少具体而有一定现实针对性的阶段性目标，例如建立社区服务体系等。但是目标提出完全是在“问题～应对”思路指导下提出的，很快在部分城市流于形式(因为提出目标时的社会情境迅速发生变化)。因此，认真地从理论上探析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是一项迫切任务。

综而言之，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出现的迹象表明：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在下降。因此，如何重建社会资本促进社区发育，就成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根本任务。

四、中国社区的建设路径

经过对城市社区建设中社区资本现状的分析，笔者认为：加强社区建设就是加强社区建设各行为主体之间特别是社区基层参与者之间的整合，发挥社会资本对社区建设的作用，实现“社会生滔支持网络”从单位到社区的转变，充分利用社区内的社会资本。从社区建设的角度看，城市社区内的社会资本，主要涉及到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社区成员参与社区组织的自愿性和积极性；二是各个社区组织之间的良好协作关系；三是社区宏观管理上的政府间的[6]协调关系；四是社区组织和外界社会进行协作的能力，等等。因此，抓住关键点，重构社

区内社会资本，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具体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1.培育和引导社区成员社区参与。社区成员包括社区居民、社区单位、社区正式和非

正式组织。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包括个人社会资本、组织社会资本、社区共同体社会资本，其中个人社会资本是其他两项的基础。提高个人社会资本，必须是城市社区居民成为社区建设的主体，构建社区参与平台，以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议事会、社区小组会议等法定平台为主，以社区服务为中心、社区志愿者服务对等非法律平台为辅，调动广大社区居民广发参与的积极性；提高社区单位社会资本，提高社区单位的社区意识，构建社区参与意识，构建社区参与机制，完善利益引导机制；提高社区非正式组织的社区资本，必须培育引导社区中介组织，组建社区非政府组织。

2.培育社区信任网络和体系。培育社区信任网络就是重建信任关系、重建社会协调的共识性规范、重建社区网络。一要解决因为政府能力有限、社会价值观的改变和社会成员对自我利益的非理性追求导致的社区居民对政府、对社区组织、对他人的信任丧失。二要解决由于城市改革和发展的不配套、不平衡导致的规范混乱和示范问题。三要解决由于原有基于单位制的社会网络在全局性的自我利益追求中破坏和导致规范的混乱和失范问题。在一个普遍信任感较强、人们愿意信任和互惠的基础上从事活动的社会中，交易的成本无疑会小很多，社会也就会更有效率。

3.培养社区价值观，完善社区规范。社区规范是社会资本的重要主城部分，社区规

范是社区成员在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的。信任组成网络，为维护网络而建立规范。因而社区规范对社区资本具有重要意义。社区规范为社区成员建立基本行为规范，进而使社区成员的行为有了一定的规则取向。首先要依法选区社区自知组织，推广直接选举制度；其次规范小区日常议事程序，规范小区主体活动；再次要推行社区事务公开，社区事务的决策情况、实施情况、存在问题等都要及时向社区居民公布，便于居民监督。

五、结语

政府能力有限性和社会资本的下降或丧失并不仅仅存在于城市社区，乡村社区和城乡边缘社区也同样存在。因此，实现善治和社会资本重建是整个国家一种战略性政策。但是，从现实状况出发，从为在社会领域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彻底实现善治和社会资本重建的终极目标出发，我们必须把善治和社会资本重建的目标首先限定于城市社区建设。这基于3种理由：第一，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和社会资本的破坏在城市社会表现得最为突出，其负面效应也最为强烈。选择城市社区建设作为实现双重目标的领域最直接的现实针对性，因而能最快地发挥目标导向的正面价值。第二，目前城市社区建设主要在大城市中开展，而大城市居民的整体素质相对较高，他们有能力理性地参与治理行动；另一方面，他们对社会资本丧失的感受较深，又具有较迫切的重建社会资本的需要。因此实现双重目标所需要的社会动员力量在城市社区建设中能够较好的获得。第三，当前，城市是中国社会的权力、市场、文化的内核区域，而大城市则是核心。在大城市建立善治和新的社会资本具有示范意义。通过社会流动和信息传递，具有示范意义的模式会成为其他区域的学习榜样。因此，通过城市社区建设来确立善治和社会资本重建模式，是在中国社会建立全面善治和社会资本重建新模式最关键的第一步。

总之，社会资本的重建，意味着一种更和谐的人际关系，意味着更好的人文环境，同时也意味着社区发展的一种更有利的条件。因此，重构社区资本，可以更好的社区发育，从而更加有利于社区的建设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美]帕特南.使民书运转起来 [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J]，1900:330-335。

[4]钟涨宝，社会资本理论述评[J].社会，2001.[5]李惠斌，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0:11-12.[6]赵孟营。走向善治和重建社会资本[J]。上海：上海大学出版设，2002:175.

第五篇：社会资本视角下社区社会安全研究的文献综述

社会资本视角下社区社会安全研究的文献综述

关于社会资本视角下对于社区社会安全的研究我们从普特南对意大利的研究说起。他的研究发现公民性强的地区的集体生活比较轻松，因为人们可以期望别人遵守规则。在公民性弱的地区，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别人会破坏规则。普特南发现，在那些具有深厚社会资本的地区，制度绩效良好，那里的人们关心公共事物，关心社区事务，相互信任，遵纪守法，社区鼓励团结、公民参与、合作与诚实的品质，而在制度绩效差的地区，人们极少参与社会生活。通过这段描述，我们可以依稀瞥见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安全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社区犯罪率作为社区社会安全的一个方面，相对较早引起学者关注，有学者通过各种抽样调查和实验方法获得了大量的截面和时序数据，对社会资本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进行了计量检验，指出社会资本可以降低犯罪率。2001 年，寇特和黑里对美国的研究发现，如果一个社区内人们互不熟悉，缺乏对青少年的监督以及集体活动的参与程度很低，那么很可能会发生较多的犯罪和暴力现象。2001年，哈尔波恩分析了“芝加哥社区人文发展项目”的调查数据，他发现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邻里间的利他行为是解释社区之间犯罪率差别的关键因素。

社会安全与社会治理存在很大联系，学者在社会资本的视角下，对于社会治理的研究成果比社会安全研究更多。袁振龙在研究北京城乡结合部地区的治安案件高发现象时，在该文中，规范、网络和组织被视为社会资本的三大要素，如果一个社区的社会资本要素增加，其治安形势就可能趋于好转。综上所述，社会资本理论提出后，学者们

从不同角度讨论过社会资本与违法犯罪的关系，也就是体现了社会安全中社会治理的一个狭小方面，但国内只有少数学者采取了初步的研究与分析，还没有系统性的实证研究成果。在《社区与社会资本：互惠、分离与逆向———西方研究进展与中国案例分析》一文提出了社区与社会资本之间既有互惠发展，也有相互分离的状态，以及双方的负面影响，将社区与社会资本联系起来看，没有进一步思考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安全之间的关系。目前关于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公民社会安全感知的关系研究非常少，关于社区社会资本主要是与社区的治理联系到了一起，而将其与社区公民的安全感知联系在一起研究很少。这也是本研究试图通过实证的方法将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公民社会安全感知联系起来，创新社区管理模式的目的所在。

主要参考文献：

1、《社会资本与社区治安的相关研究综述》袁振龙

2、《社区与社会资本_互惠_分离与逆向_西方研究进展与中国案例分析》张大维

3、《社会资本与社会安全---关于北京城乡结合部地区增进社会资本促进社会安全的研究》袁振龙

关于安全与安全感的文献综述

一、安全：

《现代汉语词典》对”安全”的解释是:“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英文的safety和security两个单词可以与汉语的”安全”一词相对应。在这里,与社区安全联系的”安全”一词,是security。在国外,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在其于19》2年出版的《冲突与合作》(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中指出:”安全,在客观的意义上,表明对所获得价值不存在威胁,在主观意义上,表明不存在这样的价值会受到攻击的恐惧。”[1](P.27)李少军.国际安全警示录[M].北京:金城出版社,1997.（图书馆：索书号：D81《.《 Z2五楼不可外借》）。何 雨认为一个完整的安全概念必须包括两个层面：即身体与心理均免于威胁。（城市居民的社区安全感及其多元影响因子——基于南京市玄武区的调查数据）

二、安全感：

1、概念：

马斯洛在《安全感—不安全感问卷》当中把安全感分为自我安全感、情绪安全感、人际安全感。（maslow AH,Hirsh E, Stein M ,Honigmann L A clinically derived test for psychological

security-insecurity Joumal of General Psychology,1954,31:21）国外得到较多学者认同的安全感的概念是Sundeen和Mathieu在1976年提出的：“那些正在成为被害的人的忧虑和关注的度。”刘跃进认为安全是主体的一种客观属性,是客观存在;而安全感则是对主体客观属性一种浅层次的意识,是一种主观感觉。但它同样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主观状态, 他认为安全感可以说是安全主体对自身安全状态的一种自我意识、自我评价。吴宗宪主编的《法律心理学大词典》中“安全感”这一词条中列出了两种解释:

1、个人或群体在摆脱危险处境, 消除恐惧心理,身心不再受到威胁时所体验到的一种平安舒畅的感觉；

2、特指人们对消除违法犯罪分子造成的恐怖情境之后的身心健康有保障、家庭财产不受侵犯的良好的社会气氛的感受。对于安全感概念的争论林荫茂总结了一下主要的几种：

1、安全感即犯罪恐惧感。

2、安全感是公民对社会治安状况的主观感受和评价。

3、安全感是人们对社会治安状况的信心、安全和自由。

4、安全感是潜在被害人的忧虑和关注。美国学者孙丁(Sundeen)和马修(Mathieu)在19765、年提出的安全感的概念是“那些正在成为被害的人的忧虑和关注的度”

6、安全感是团体归属感和自我归属感。

7、安全感是身体、心理危险的预感。

社区安全感”是市民对所处居住地区治安保障的感受,是他们对社会治安的破坏力和控制力的动态平衡状况的主观认知,是一种群体意识。（迈向福利——上海市民安全感研究高峰朱于国）

2、评价指标：1988年公安部“公众安全感指标研究与评价”课题的安全感评价体系主要由五个方面的因素组成:社会治安综合评价、执法公正情况评价、对公安工作的满意程度、敢于作证的比重、敢走夜路的比重。

3、影响因素：高峰朱于国等人认为影响居民社区安全感的因素可以从感到安全的因素和感到不安全的因素两大类。即对居住地感到不安全或者安全的因素。

王大为 张潘仕等在研究中考虑了影响安全感的主体和客体两方面的因素:

主体因素包括:：生理因素；心理要素：个人境遇：自卫能力。

客体因素：管理控制；违法犯罪与灾害侵害；环境秩序；社会活动。（中国居民社会安全感调查）

关于社会资本的文献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