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民工工资收入问题

第一篇：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民工工资收入问题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民工工资收入问题

【论文摘要】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 可以发现, 农民工收入的工资水平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而缺乏异质性社会资本，缺乏对城市社会规范的认同，以及个人的小富即安的价值观等因素阻碍了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增长，需要通过培育异质性社会资本等方式促进农民工收入提高。

【关键词】 社会资本 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增收措施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流动模式转换形成了重大影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得农民重新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和自主经营权，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劳动生产率因此显著提高，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加上市场化改革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农村居民流向城市的制度壁垒日渐松动，国家逐渐放松农民进程务工的限制，农民开始由农业转入非农业，由农村流入城市，由全职农民变成兼业农民，出现了第一次民工潮。

但由于农民工的身份还是农民，所从事的工作也主要是体力活（如建筑业)，难免受到来自城市居民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城市对农民工流动呈现出“经济吸纳，社会排斥”的特征，农民工没有社会保障，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甚至连工资水平也偏低，不得不游走在城市和农村的边缘。

据201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 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增长3.9%。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2290元，比上年提高241元，增长11.8％，虽然增长幅度较大，但收入水平仍然偏低。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辛勤劳动后为何得到的薪酬并不理想，这值得我们深思！

社会资本是相对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概念，它是指社会主体（包括个人、群体、社会甚至国家）间紧密联系的状态及其特征，其表现形式有社会网络、规范、信任、权威、行动的共识以及社会道德等方面。社会资本的来源取决于其拥有者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往、互动以及非正式的规范等。对于个体或群体而言，一旦拥有社会资本便可获得社会支持，便获得了上层流动的机会。社会资本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支持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任何个体或群体都是通过与其他个体或群体互动而建立起来的以个体或群体自身为中心，向外扩散的关系圈，从而通过这个关系圈获得支持和帮助。对于个人来说，社会资本不仅影响其人际协调能力，更影响其劳技素质。

中国社会以伦理为本位、以关系为取向，在中国一个人拥有良好的社会资本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人获得社会资源的数量和途径，以及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社会资本成为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当一个人缺乏有效的社会资本的支持时，他的自我发展和经济收入也就受到了限制。

首先，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的变化影响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依据社会资本的性质，社会资本分为同质性社会资本和异质性社会资本。同质性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关系网络的构成以熟人为主体,把有共同的邻居、民族、宗教或家庭关系的人整合为紧密的社会关系,将之细分为家族型社会资本、宗族型社会资本、亲族型社会资本、乡土型社会资本、情感型社会资本等，具有一定的先赋性、封闭性和内聚性。异质性社会资本往往基于现代法理因素而建构，如基于业缘或趣缘关系建构的同事型社会资本、同学型社会资本、战友型社会资本、兴趣型社会资本，也有基于某一公益目的或行业利益目的而形成的，如现代公民型的各类社会团体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各类行业协会、社区共同体等法理型社会资本。在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过程中，各阶层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动。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的重要阶层，其拥有的社会资本正由缓慢的由同质性转变为异质性。而对于农民工来说，有效的社会资本就是趋于稳定的同质性社会资本和逐渐扩大的异质性社会资本。

由于农民工游走在城市和农村的边缘，他们可能同时拥有同质性社会资本和异质性社会资本。农民工的同质性社会资本是在血缘、姻亲和地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早已由封闭的、不流动的状态变为半封闭半开放的状态，也由传统的血缘等级（由先赋性因素决定的个人所在的等级和地位）逐渐转化为阶层分化（社会开始靠后致性因素趋于公平的分配资源），农村社会有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但在转变过程中，农民所能获取的信息资源依然有限，社会网络圈子狭小，他们往往在亲朋好友的带动下一起去城市打工，到了城市也只在自己的亲戚朋友圈子里交流。狭小的农村社会网络使得他们无法获得良好的工作机会和收入。

农民工进入城市一段时间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等因素后也会拥有一定的异质性社会资本。为了获得更好的社会流动，他们往往会扩大原来在农村的依靠血缘、姻亲和地缘建立起来的封闭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他们不仅仅要依靠亲友，同乡维持自己的部分同质性社会资本（在家乡的同质性社会资本尚无法维护），更要去了解城市的开放性，契约性和法制性特征，努力去通过互动、交往去培育组织，契约等异质性社会资本，这也促进了农民工内部的分化。但实际上拥有良好的的异质性社会资本只有少部分农民工，大部分农民工仍然固守着同质性社会资本不愿改变，异质性社会资本很少甚至缺乏，也就失去了很多能提升自己收入水平的机会。

因此农民工有效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农民工收入水平偏低的因素之一。

其次，农民工缺乏对城市制度规范的认同。农民工以前长期生活在农村中，以伦理为本位的当代农村社会虽然已经渐渐像民主契约本位转变，但伦理本位仍然占据主要位置，农民工在农村社会自给自足，万事不求人，而到了城市社会除了对以民主契约为本位的制度规范不了解外，更加不适应，他们不知道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也不知道自己的工资与付出的劳动是否对等，更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制度规范去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和工资水平，再加上老板的故意克扣，不公平待遇等因素，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偏低。

最后，农民工个人的价值观影响个人的收入水平。社会资本具有生产的不可模仿性。社会资本更多地表现为历史制度的沉淀，即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规范、情感等；它是社会大众或绝大多数人认可的价值观体系和文化资源，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人文环境。农民工在身份上仍然是农民，他们自小在农村生活，与土地打交道，本性温良，小富即安，向往确定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排斥社会流动的机会，并相信种瓜得瓜（有努力一定有收获）。大部分农民工到了城市也只是安守本分，踏实工作，希望按时拿到工资，并没有考虑到自己应得工资是多少，也没有考虑通过其他的方式去提升工资水平，这种略显机械的价值观使得农民工收入水平偏低。综上所述，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不高受到了有效社会资本的缺失，对城市社会规范的认同感缺失，以及个人的价值观的影响。对此，我们既要巩固和维护同质性社会资本，通过定期和季节性返乡来促进乡土社会资本和情感社会资本的发展，也要培育异质性社会资本，通过扩大自己的交往圈，与城市的居民进行实质性的交往来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既要参与相关培训，增加对城市的了解和对城市的认同感，也要保持对农村社会的认同感，为自己的就业等作出理性的选择。既要提升个人的价值观，也要提升自身的能力和素质，如考取资格证等，使自己更有能力胜任工作，并有机会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促进增收。

农民工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这个在城市和农村的夹缝中生存的群体，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促进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培育，既有利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又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促进城镇一体化的发展。这就更需要我们大家去认同农民工，理解农民工，努力消除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促进农民工的有效的社会资本的建立！

参考文献：

[1] [美] 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2] 边燕杰, 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1,(2).[3]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钟涨宝.农村社会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5]滕丽娟.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影响及存量[A].东北财经大学津桥商学院,2010.

第二篇：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研究

出自：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研究

1.（二）社会资本理论的现状与评析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 社会学家科尔曼、福山和普特南等都将信任与社会资

本相联系进行研究，将信任当作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科尔曼借用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的 理论和方法对信任问题展开研究。他将信任看作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博弈关系，一种 理性的市场交易行为。信任是以社会资本的运作方式发挥作用。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是由期望和义务构成，如果 A 为 B 做了某些事情，并且相信 B 日后会报答自己，A 对 B 便有一种期望，B 对 A 承担一种义务。A 使 B 对自己承担义务，是一种理性行为。作为 理性行为者 A 之所以使 B 对自己承担义务。必定是由于他们能够获得某种超越义务的利 益。因为义务的创造相当于办理了某种保险，支付保险费代价极小，而领取保险金价值 很大。显然这是有利可图的行为。有两个因素对于信任这种社会资本有重要影响：一是 社会环境的可信任程度，即应尽的义务是否履行；二是个人担负义务的范围

福山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对信任进行了跨文化研究。他将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来 考察，社会资本是由社会或社会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从功能上看，社会 资本就是群体和组织中，人们为了共同的目的在一起合作的能力。而所谓信任是指，在 一个社团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相互信任是形成群体以及群体 合作能力的前提条件，而信任又是由文化决定，是经由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到文化 机制建立起来的，不同文化背景会产生不同的自发群体，而且它们的自发程度也不相同。此外，社会资本能够使人们彼此信任、合作。所以，福山将信任和社会资本作为同义语 使用。通过研究信任这种社会资本与经济效率、经济规模、经济发展和繁荣之间的关系，得出信任是一种社会美德，是创造经济繁荣的源泉。

此外，普特南将信任等社会资本作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他将社会资本与集体行为、公共政策相联系，对意大利南部与美国进行社会资本研究。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 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中，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因而社会资本包含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公民参与网络，它们可以 促进合作行为而提高社会效率，有助于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

2.（一）传统社会资本生成的特殊主义人际信任模式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网络关系和规范，从根本上是受其所处的社会生存环境和文化环境决定，社会资本实际上是在一定文化模式的影响下，人们依其对所处社会生存环境的理解而做出的选择。

传统社会资本是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核心

血缘关系是社会关

系的重要方面，属于人的自然。

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出发点，通过交往而建立的可选择 关系。在人际交往中，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推移，表明自己的亲疏远近。如费孝 通所说：“好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

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越靠近中心，就容易被人们接纳和信任，距离中心越远就越容易被排斥。但家族、血缘范围有限，加上农业生产自身难以迁移的 特点，人际关系网络的范围狭隘而又封闭，形成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 状态。此外，传统社会的人际网络关系在性质上看是不平等的。不平等的人际关系是人 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立关系，关系的一方主要作为权利的主 体存在，另一方作为义务的主体存在。

关系”与“人情”构建传统社会信任模式 传统社会这种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核心 的社会资本生成了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模式。特殊主义信任是社会主体以亲情（血缘关 系、亲戚关系、地域关系）为基础而建立起的信任关系，其本质是一种“血亲本位”的 信任。中国是以关系为本位的社会，关系与信任紧密结合，关系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人 际关系典型特点，也是信任关系建立的依据和有力保证。关系建立的核心是家庭和血缘 关系，这种血缘关系是先天赋予和无法改变的。

.3.（二）传统社会信任模式现实运作存在的问题

传统社会信任模式与市场经济的矛盾

特殊主义人际信任模式是以自我为中心，由亲及疏的关系网消解着诚信与不信任之 间的矛盾。以熟知度作为信任的粘合剂，通过个人情感编织、扩展着关系网的范围，在 一定程度上维持着人际交往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信任给予的对象大都是熟人范围内的 亲人或朋友等，信任范围的有限性、信任建立的关系性和情感性，导致中国社会的信任 格局形成了对熟人的相信和对陌生人的怀疑、戒备。

传统社会信任模式与交易成本的矛盾

市场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但并不是没有任何运行成本的无形之手。相反，在市场交易中，人们为 了防范机会主义行为，搜集和甄别交易信息，谈判和监督执行合同等不得不付出高额费 用。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尽管信任是所有交易的核心，但却被当作外生变量，认为道德、信任是市场经济中交易行为的题中应有之意。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社会信任作为意 识形态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地节约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反之，则会增加市 场交易成本，降低经济效率。

（三）当代中国社会信任模式的特质

特殊主义信任与普遍主义信任的并存

特殊主义信任与普遍主义信任的融合（一）发展现代意义社会资本的实践价值

中国社会是以关系为本位的伦理社会，中国文化强调社会的优先地位，家庭和群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关系运作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而社会资本在本质上讲是社会网络关系，中国的社会状之处。

转型期传统社会资本运作的现实价值

中国社会转型初期，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在实现资本积累、推动人员流动上起了很大作用。

转型期传统社会资本现实运作存在的问题

中国社会资本的核心是家庭，大部分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血缘关系的延伸和扩展，社会资本的主要载体是家庭、单位、学校、家乡等。中国社会自组织机制的基础是关系网络的社会结构。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资本虽然体现了人际关系的密切，但是这种社会资本相对封闭，延伸的半径小，多位纵向，难以形成相互之间的最大认同和接纳，难以整合成为整体的富有生产力的社会资本。

我国目前的主要的问题不是社会资本太少，而是社会资本封闭过强，过于分散，规模太小，向更大范围转化很慢。在社会系统运行中社会资本替代了制度，整体社会资本明显短缺，突 出表现为社会信任的严重短缺。

（二）创造现代意义社会资本的合理路径

在解决信任危机、重建信任的过程中就要善于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信，主要指在与他人交往中应讲信用、遵守诺言。

1.培养社会中间组织，扩大社会资本规模

今后发展中间组织应该突出自愿性群体或团体的建设。

2.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资本的运行

3.健全法律制度，增强信任的法律保障机制

4.建立和完善信用制度，增强信任的信用保障机制

第三篇：基于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建设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建设

[摘要]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是蕴涵在城市社区内部的个人和组织之问或组织内部的关系责本。它是沟通个人和制度的中介物，个人行为能否实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以及制度能否解决集体行为的困境，不但取决于个人和制度本身，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中间媒介一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理论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理论指导和分析范式，观照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现状，分析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并出城市社区社区资本重构的关键点，能够为中国城市正在深化的社区建设提供另一种路径选择。

[关键词] 社会资本；城市；社区建设；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资本理论是当前社会科学的前沿理论之一。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社会资本”一词被提出以后，社会资本理论便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其他学科领域，并使这些学科获得了另一种审视的角度，从而扩大了这些学科的适用范围。所谓社会资本理论，就是社会内部的个人和组织在长期的内外互动中形成的在互惠规则规范下的互利关系，“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其特点包括：(1)在使用上可以达到互惠的效果；(2)不可让渡性，存在于人与人或组织和组织之间；(3)无形性；(4)纯粹的公共物品；(5)合作通过不同主体实现，利用的效果具有社会性。无疑，这种新的理论及其特点为分析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和理论框架，提供了一个比较性的参照系数。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中公民的参与、制度的创新、社区的规范以及社区信任、社区凝聚力等等，都是摆在城市社区面前的重大研究课题，正需要找到一种有效的解释范式。因此，如何通过城市社区自治组织的粘合作用重振公民精神，提高社区成员的参与意识，重构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是政界和学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1]

二、理论的检视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在一篇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中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此后，美国社会科学家科尔曼和帕特南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社会资本理论。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对“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种“体制化关系网络”是与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获得这种身份就为个体赢得“声望”，进而为获得物质或象征的利益提供保证”。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许多具有两个共同之处的主体，他门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而且他们都有利于行为者的特定的行为——不论他们是结构中的个人还是法人。他还进一步指出，诸如权威关系、信任关系、规范信息网络、多功能的组织、有意包建的组织等等都是社会资本的特定形式”。

[3][2]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组织特点，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像其他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它使得实现某种无它就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成为可能。社会资本通过合作的促进从而提高了社会的效率。其他学者如波特、波茨等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为社会成员之间进行交易与协作等特定活动提供便利的资源，它包括信任、组织网络和惯例、价值观念等形式。其中，信任、组织网络、价值观念是构成社会资本的三大基本要素。它们成为影响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为民主政治建设奠定物质基础，它能有效地节约交易费用，减少市场主体理性的无知，避免或克服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任意行为，增强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4

从而节省交易成本。社会资本能够培养公民对政治制度的认同感。政治的统治基础是合法性，而合法性来自于公民对政治的信任度，公民对政治的信任度高说明合法性程度高，相反，合法性程度就低。社会资本能够培养公民的政治合作与参与品质，培养公民的宽容和妥协精神。在现代社会，一个强大的公民参与组织可以为公民的利益表达、利益的集中提供多种渠道。每个公民通过参与组织网络把自己对政府的要求、愿望、批评、意见集中起来传达给政府，使政府充分了解民众的需要与自己服务存在的不足，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改进自己的服务。另外，政府也可以通过这个渠道与民众进行沟通，传达政府的意图和意见给民众，加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对社会事务的治理。民众通过参加各种社团组织，能够对个人行为提供一种制约，使其学会相互合作与团结。因此，社会资本作为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可以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市场力量的不断增强，不断消除了人们传统的身份等级观念，随着利益关系的不断调整，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结构模式，现代公民意识逐渐提高。但是，就目前的现状来看，诚信的短缺，社会组织网络的不规范，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缺憾对我国现阶段的民主政治建设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政府诚信的缺失对社会信用体系产生了严重破坏，也使群众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社会组织网络的不规范，社会组织内部管理水平低下和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匮缺，将会妨碍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为了走出危机，必须通过探求培育现代社会资本存量的有效途径来设计促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解困之道。首先，要树立政府诚信的良好形象，培育诚信社会资本。要依法行政，对政府的权力行为进行法律的规范，强化公务员的诚信意识，推进行政改革，构建诚信行政的体制框架，加强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力度，建立政务公开制度，加强政府与公民沟通。其次，要规范社会组织，促进组织网络社会资本的发展。政府应该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援助，加快建立一整套针对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吸纳优秀人才，提升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能力。最后，通过培育参与型的政治文化，推动民主政治建设。我们需要继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优秀成果，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本思想、和谐和秩序，这些理念仍然是今天建设参与型政治文化不可缺少的精神财富和思想渊源。我们还需要不断吸纳西方政治文化的精华，如人权观念、宪政理念、权力制衡思想、尊重个性的平等民主自由思想等。要大力发展经济和教育，提高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能力，要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提供法律保障，积极拓展政治参与的渠道。

国内学者也从不同的视野对社会资本理论作了本土化的论述：第一种认为社会资本从表现形式上就是社会关系网络；第二种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第三种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成长时期的一些社会、社区和家庭等环境因素”J。由于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立论的角度不同，国内外学者对社会资本理论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但都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本的特殊形态，具有工具性。首先，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第三，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性，它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搞定事情。

综观国内外学者的社会资本理论，我们发现社会资本理论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社会资本形成的长期性；个人、组织在构建社会资本中的能动性；认同关系的互利性。[5][4]

三、中国社区的现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在硬件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然而，社区自治化进程与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却不可同日而语，迅速的社会变迁使

信任、规范和网络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信任破坏了，新的信任尚未建立；原有的规范已经失去效力了，而新的共识性规范未能确立；原有的社会网络被打破或不再有效了，新的社会网络还不能发挥效用或尚未形成。一方面社区居民逐渐失去了“单位”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关系”从改革前的情感交换倾向转变为非情感交易倾向，使得社区居民对“关系”对象的信任被金钱交换所取代。社区居民社会资本的依托方式或源头发生了改变，而新的社会资本依托方式或源头又没有建立起来。居民的社会资本不可避免的丧失恧又得不到补偿，社会生活的活力和城市社会的社会效率因此而受损。城市社区建设如果不能补偿社区居民丧失的社会资本，它就既得不到社区居民的支持，更无法实现“善治”的目标”””。观照社会资本理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社会资本的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社区处于分化状态中，各种新社区要素的介入使旧的规范和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社

区要素彼此问发生联系的结合力还较为脆弱，且具有过渡性，因此新的规范和制度的建立还不具备一定的方向性或选择性。

2.整体性社会被分离众多相对独立的异质体，在社区的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局

部与局部之间造成许多利益边界。这些边界成为规范的真空主要部位。

3.社区结构不协调、不平衡的变动，使各结构部分所使用的规范之间出现了距离，甚

至相差悬殊以至尖锐对立，造成规范不能迅速地达到平衡、协调。

面对上述问题处境和可能产生的危机，高屋建瓴地从理论上提出具有预见性的目标模式显得极为迫切。首先，有预见性的目标模式有助于确立完整、长期、协调的社区建设过程模式，从而改变社区建设中存在的赶时髦、赶热潮、缺乏全局性、协调性、凌乱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与社区建设初期需要一个摸索时期相关，但是更与社区建设缺少适宜的、有预见性的目标模式相关。“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为了社区建设事业能够“立”得住，需要确立有预见性的目标模式。其次，明确的理论模式有助于确立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社区建设策略，从而改变社区建设主导力量单薄、社会动员程度不高以及操作上的滞后等弱点。社区建设中的矛盾和问题都反映出社区建设策略上的混乱和不一致，而后者源于目标的混乱或短视。此外，社区建设已经走过近10年的历程，已经积累了的经验和教训为提出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提供了基础。

应该指出，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主导部门曾经提出过不少具体而有一定现实针对性的阶段性目标，例如建立社区服务体系等。但是目标提出完全是在“问题～应对”思路指导下提出的，很快在部分城市流于形式(因为提出目标时的社会情境迅速发生变化)。因此，认真地从理论上探析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是一项迫切任务。

综而言之，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出现的迹象表明：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在下降。因此，如何重建社会资本促进社区发育，就成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根本任务。

四、中国社区的建设路径

经过对城市社区建设中社区资本现状的分析，笔者认为：加强社区建设就是加强社区建设各行为主体之间特别是社区基层参与者之间的整合，发挥社会资本对社区建设的作用，实现“社会生滔支持网络”从单位到社区的转变，充分利用社区内的社会资本。从社区建设的角度看，城市社区内的社会资本，主要涉及到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社区成员参与社区组织的自愿性和积极性；二是各个社区组织之间的良好协作关系；三是社区宏观管理上的政府间的[6]协调关系；四是社区组织和外界社会进行协作的能力，等等。因此，抓住关键点，重构社

区内社会资本，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具体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1.培育和引导社区成员社区参与。社区成员包括社区居民、社区单位、社区正式和非

正式组织。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包括个人社会资本、组织社会资本、社区共同体社会资本，其中个人社会资本是其他两项的基础。提高个人社会资本，必须是城市社区居民成为社区建设的主体，构建社区参与平台，以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议事会、社区小组会议等法定平台为主，以社区服务为中心、社区志愿者服务对等非法律平台为辅，调动广大社区居民广发参与的积极性；提高社区单位社会资本，提高社区单位的社区意识，构建社区参与意识，构建社区参与机制，完善利益引导机制；提高社区非正式组织的社区资本，必须培育引导社区中介组织，组建社区非政府组织。

2.培育社区信任网络和体系。培育社区信任网络就是重建信任关系、重建社会协调的共识性规范、重建社区网络。一要解决因为政府能力有限、社会价值观的改变和社会成员对自我利益的非理性追求导致的社区居民对政府、对社区组织、对他人的信任丧失。二要解决由于城市改革和发展的不配套、不平衡导致的规范混乱和示范问题。三要解决由于原有基于单位制的社会网络在全局性的自我利益追求中破坏和导致规范的混乱和失范问题。在一个普遍信任感较强、人们愿意信任和互惠的基础上从事活动的社会中，交易的成本无疑会小很多，社会也就会更有效率。

3.培养社区价值观，完善社区规范。社区规范是社会资本的重要主城部分，社区规

范是社区成员在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的。信任组成网络，为维护网络而建立规范。因而社区规范对社区资本具有重要意义。社区规范为社区成员建立基本行为规范，进而使社区成员的行为有了一定的规则取向。首先要依法选区社区自知组织，推广直接选举制度；其次规范小区日常议事程序，规范小区主体活动；再次要推行社区事务公开，社区事务的决策情况、实施情况、存在问题等都要及时向社区居民公布，便于居民监督。

五、结语

政府能力有限性和社会资本的下降或丧失并不仅仅存在于城市社区，乡村社区和城乡边缘社区也同样存在。因此，实现善治和社会资本重建是整个国家一种战略性政策。但是，从现实状况出发，从为在社会领域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彻底实现善治和社会资本重建的终极目标出发，我们必须把善治和社会资本重建的目标首先限定于城市社区建设。这基于3种理由：第一，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和社会资本的破坏在城市社会表现得最为突出，其负面效应也最为强烈。选择城市社区建设作为实现双重目标的领域最直接的现实针对性，因而能最快地发挥目标导向的正面价值。第二，目前城市社区建设主要在大城市中开展，而大城市居民的整体素质相对较高，他们有能力理性地参与治理行动；另一方面，他们对社会资本丧失的感受较深，又具有较迫切的重建社会资本的需要。因此实现双重目标所需要的社会动员力量在城市社区建设中能够较好的获得。第三，当前，城市是中国社会的权力、市场、文化的内核区域，而大城市则是核心。在大城市建立善治和新的社会资本具有示范意义。通过社会流动和信息传递，具有示范意义的模式会成为其他区域的学习榜样。因此，通过城市社区建设来确立善治和社会资本重建模式，是在中国社会建立全面善治和社会资本重建新模式最关键的第一步。

总之，社会资本的重建，意味着一种更和谐的人际关系，意味着更好的人文环境，同时也意味着社区发展的一种更有利的条件。因此，重构社区资本，可以更好的社区发育，从而更加有利于社区的建设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美]帕特南.使民书运转起来 [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J]，1900:330-335。

[4]钟涨宝，社会资本理论述评[J].社会，2001.[5]李惠斌，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0:11-12.[6]赵孟营。走向善治和重建社会资本[J]。上海：上海大学出版设，2002:175.

第四篇：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研究

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研究

摘要：努力实现从政府危机管理到公共危机治理的范式转换已经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从社会资本角度研究公共危机治理问题，可以将公共危机治理放到整个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中来，为提升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绩效提出新思路。本文从社会资本角度出发，分析其与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之间存在的耦合关系，进而从社会资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网络，对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尝试从提升政府信用、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相关法律和拓展民众参与网络这三个方面提升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绩效。

关键词：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社会资本、信任、规范、社会网络

我国目前的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与有效应对社会转型期矛盾高发、事故多发态势的要求相 比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为危机治理主体单一，社会力量参与不足。我国既有的公共危机应急管理体系形成于全能政府的理念之下，仅仅存在于政府行政管理系统之中。这种一元性的危机应急反应结构强调的是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对抗击公共危机进行全面的安排，各类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公众以及舆论界处于被动员、被安排的境地，从而使得公共危机的应对缺乏效率，不能在充分高效运用社会资源。如何调动各方力量，形成良好公共危机应对体系，应对社会中各种突发性危机，是当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研究的重点。在这方面，社会资本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更为有效的研究视野和探索路径。

一、相关概念

（一）公共危机与公共危机管理

公共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行为规则、社会秩序等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需要由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管理系统做出决策来加以解决的事情。“公共性”是公共危机的首要特征。所谓公共性，即危机指向对象是特定区域的所有公民，每个人都是危机侵害的对象。所谓公共危机管理，也称政府危机管理，是指政府针对公共危机事件的管理，是解决政府对外交往和对内管理中处于危险和困难境地的问题。即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产生、发展过程中，为减少、消除危机的危害，根据危机管理计划和程序而对危机直接采取的对策及管理活动。公共危机往往威胁所有公民的人身安全，容易引发社会恐慌，加剧破坏性。因此，能否处理好公共性危机，也成为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1]

（二）公共危机协同治理

公共危机治理与政府危机管理不同。政府危机管理是在公共危机预防、应对和恢复过程

中，以政府为单一主体，以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为主导方式。公共危机治理是由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公民、企业等多元主体，为了更高效、科学地应对公共危机而形成的一个资源互补、权力分享、风险共担、彼此依赖的动态自组织网络系统，它拥有着一个扁平化、弹性化的公共危机应对网络结构。

公共危机治理的多主体性决定了公共危机治理必然是一个协同治理的过程，关于协同治理的内涵，我国知名学者张康之教授认为，协同治理是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治理。即建立起一个由政府和社会自治型组织协同治理的体系。在这个协同治理体系中，政府以及社会自治型组织之间在自主负责、协同分担责任的基础上共同从事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形成灵活的、多元的公共利益实现途径。协同治理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协同治理是建立在治理主体高度信任的基础上的。协同与信任是互动的，信任促进协同，反过来协同又增强了信任；其二，协同治理的主体身份必须是平等自由的。其三，协同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共同利益。

目前流行的治理理论强调在国家公共事业管理上建立一种通过多方参与、协调解决的方式去维护现有社会基本秩序的管理体制。随着政治的不断发展，社会成员参与政治过程的人越来越多，新的政治成分参与政治过程的速度也变的越来越快。这种协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在根本上不是控制导向的治理，它是政府和民间、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协同与互动，是治理主体平等前提下的共治。在未来公共事务日趋复杂化和治理方式多元化的背景下，公共危机所具有的公共性、危害性、易变性、突发性等特征要求政府转变传统的单一的治理模式，同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自治力量达成共识，通过形成灵活的、多元的公共利益实现途径，共同构建基于协同、信任、平等和谋求公共利益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体系。[2]

（三）社会资本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理论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前沿和焦点问题，很多学科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社会资本甚至被西方国家的决策圈看成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思路，即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关于社会资本理论，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最早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的学者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他把它界定为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些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真正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到政治发展研究的是美国知名学者罗伯特·帕特南，他把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进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目前学术界认为帕特南社会资本的定义是公认的最著名和最严格的概念。本文将社会资本理解为社会组织的某些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通过产生协同的行动从而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3]

二、社会资本研究与公共危机治理结合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过程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与社会资本在理念上存在契合点。社会资本的充分发育是实行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基础。社会资本主要

是社会组织的某些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通过产生协同的行动从而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信任理念。人与人的信任可以促进人际关系，增强协同意识；个人对政府对组织的信任，可以增强对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套主动参与的意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信任，可以促进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增加彼此的了解，共同实现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其次是规范。这些增进社会信任的规范之所以能够发展，就是因为它们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协同。第三，参与网络。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强大的社会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4]

三、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难题

公共危机不仅是对政府能力的挑战，更是对全社会整体能力的综合考验。公共危机事件的破坏性、不确定性和社会性等特点，使公共危机管理不仅需要人员、技术、资金等硬件条件，还需要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社会规范等软件条件。另外，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对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造成损害，但社会资本所受的损失最小，即原有的社会结构、社会规范等依然会发挥作用，而且社会资本还可以向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转化。可以说，社会资本的丰富程度直接影响着公共危机治理的实现及效果。

我国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如何处理这些危机事件给政府也想整个社会提出了挑战，目前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存在的难题，从社会资本角度看，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一)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信任缺失

公共危机是全社会要共同面对的，社会既然是大家的，危机也是所有人的，任何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在一个民主开放、人人必须建立社会责任意识的，然而，责任来源于信任，尤其是在当今的市场化氛围中，如果社会主体间缺乏起码的信任，那么社会责任必定是缺失的，公共危机治理也将无从谈起。在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存量的共同体中，生活是比较顺心的公民参与的网络孕育了一般性交流的共同准则，促进了社会信任的产生，这种网络有利于协调和交流，扩大声誉，因而也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只有做到政府、社会和公众问真正的信任，他们才能在公共危机治理中自觉树立起应有的责任意识，并将其转化为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具体行动。

然而从我国现已暴露的公共危机问题来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信任缺失主要表现为民众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不信任。公共危机具有一定的扩散性，一个公共危机处理不当很可能引发一个或几个公共危机。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主要表现为因为这种不信任而使公共危机扩大化，甚至产生新的公共危机。近年来，由于民众对地方政府不信任所产生的群体性事件接连不断，防不胜防。

政府作为公共危机治理中的领导主体，公众对政府越信任越容易形成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进而凝聚全社会的力量，使公共危机得到有效应对。相反，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则容易导致社会秩序失范。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可能是民众对政府工作人员品德、能力等方面的不信任，或因运用公共权力中的不当行为所引起不信任，或是对制度政策本身的不信任。

这主要因为政府及工作人员观念上对公共危机的严重危害认识不足，对民众长期反映的社会问题麻木不仁，漠视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特别是忽视了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对民众的承诺不能兑现，应急机制不健全等。

(二)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规范缺失

社会规范是民众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为了个人利益的有效实现而制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发演生的秩序”，是自下而上形成并演进的，没有一个机关明确地制定、颁布、实施这些规则。因此，它不同于国家机构自上而下指令性发布的法律规则，其是公民在多次重复自由组合过程中达到的最优纳什均衡。在集体内部，命令式规范是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本，这类规范要求人们放弃自我利益，依集体利益行动。显然，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规范约束和调节了社会成员的行为，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促进民众在危机治理上的监督与协同，从而确保了公共危机治理目标的实现。

规范是被灌输出来的，是由模式、社会化(包括公民教育)和惩罚来维系的。当前，我国关于公共危机治理的法律缺乏，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主要规范了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应对活动和政府责任，对民间组织和民众的行为规范和责任规定明显不足。例如，公共危机治理是一个需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过程，其中信息公开是促使民众广泛参与和进行监督的重要手段，然而本法对此缺少具体规定，在实践中难以实施。可见，现有的法律规定并不能形成公共危机治理所需的互惠规范。

(三)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社会网络缺失

公民参与网络是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推动力。公共危机治理的主体不应简单地局限于政府，而应当是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在内的一个广泛的参与群体，这是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要求。社会资本为公共危机治理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公民参与的网络，其表现为社会行动者之问的各种关系，如权威关系、信任关系、规范信息网络、多功能的组织、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规范、社会信任、社会凝聚力、公民参与等方面，其中蕴含了可转移的重要资源。

良好的社会治理机构，需要各治理主体既保持相对的自主独立性，又能够通力合作，形成一种和谐有序、自律目治的制度化治理机制。但从现状采看，我国社会资本的开发利用不足，公民社会的发育仍显迟缓，社会的自主性及自我组织能力不够强，良好的社会网络治理结构在我国尚未形成。[6][5]

四、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出路分析

公共危机治理的提出，是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风险环境的积极回应。要解决当前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境，必须以和谐社会为共享愿景，增加和开发社会资本，在充分利用既有资源的前提下调动更多的资源，提高化解矛盾和危机的能力。

（一）重塑政府公信力，重构政府社会资本

如果国家不能承担应负的公共责任，甚至治理能力减弱，必然造成整个社会的失序，成为所有社会风险爆发的导火索。因此，必须重构政府的社会资本，增强政府公信力。

重塑政府公信力，维系社会交往关系的纽带，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

保障。一个由信任建构的社会网络和一个有着很高信用的政府，将有效实现危机中的社会动员和资源配给。维护公共利益是政府诚信建设的客观依据，政府能否取信于民，关键就在于政府是否真正促进和保障公民利益。

政府要想取信于民，首先应当做到信息共享，提高行为的透明度，威廉姆森认为，信息共享能有效缓解有限理性和制约机会主义行为。由于公共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灾害性和涟漪性的特征，基于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间良性互动非常重要。所以，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必须构建开放的信息传播与认证渠道、有序的公民参与机制。这样，可以提供给公众充分的信息，引导他们更恰当、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危机，在此基础之上作出更为明智的决策。

其次，政府应当增强危机应对能力，具体表现为构建“ 柔性化”组织形态，对危机事件做出灵活、迅速、及时的反应。柔性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在一个组织内部是指具有不断学习创新，利用内外资源参与环境变化，对环境带来的不稳定性不断做出反应以及适时根据可预期变化的结果迅速调整的能力。柔性化组织是当代组织变革的新趋势，柔性化组织所隐含的管理理念主要表现为：组织边界网络化、管理层级扁平化、组织结构柔性化和组织环境全球化。公共危机由于其与生俱来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及其复杂性要求政府重新整合政府组织内外部社会资本，构建起动态性、柔性化的公共危机治理系统，从而对危机事件做出灵活、迅速、及时的反应。

（二）制定和完善危机治理法律法规体系，强化规范社会资本的作用

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建立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显得更为必要，而法治可以起到维护社会资本的作用，为社会资本构筑其发挥充分效力的最后一道防线。建立社会资本的任务总是以现存社会结构为中介的。在没有首先注意到构成社会的制度的情况下，要引导个人相互合作或相互尊重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危机发生后的自愿参与、临时调配和仓促应对。应该明晰危机治理中各权力主体的责任和义务，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权责分明的基础上才能整合各多元主体的力量，指引成员的外在行为向着互相信任、互相合作的方向靠拢，从而实现危机治理的目标。面对各种危机，最根本的战略选择就是建立健全危机治理的一整套机制，形成一个常规化、制度化的框架设计和实质性的制度安排，以此明确危机治理的目标，指导危机治理的行动，统一调配危机治理的资源，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强政府以及整个社会的危机治理能力。

（三）建立畅通的危机治理社会网络，培育协同治理的社会资本

建立、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网络，应从社会治理的主体出发，积极对各个社会主体进行培育，形成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公民社会。

首先，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为公民、非政府组织有序高效地参与危机治理提供基本支撑。只有在公民精神健全、社会交往网络发达的条件下，政府才能达到治理的要求，即在社会资本丰富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政府人员与社会公民的良性互动。

其次，积极培育民间组织，为公共危机治理提供健全的社会组织机制。社会资本的产生和更新与民间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民间组织倡导互助，其发展亦有助于提高社会认同感[9][8][7]

和凝聚力，有助于信任、互惠、规范等的形成和发展，从而改善社会资本结构，减少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积极为这些社会团体、组织参与危机救治搭建平台或拓展渠道，这样既有利于通过建立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所拥有资源在危机状态下的调配机制，提高政府的危机物资的储备水平和调动能力，也可以充分发挥这些社会组织在危机预防、危机处理和灾后恢复过程中的自我救助能力，促进公众参与政府危机管理的有序化拓展，以合作的姿态共同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危机事件。

再次，加强国际合作和引入全球治理理念，提高风险防范和危机治理能力[10]。当今之风险社会是全球性的和全人类性的，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局部的或地方性的危机也有可能扩散到全世界，从而导致全球危机的产生，各国都因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性危机而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采用全球治理的视角来考虑，使主权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乃至企业、公民自组织和有影响的个人作为国际社会行动主体，来共同应对全球性的重大危机。

参考文献：

[1]

[2] 詹姆斯 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8张康之．论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 J ] ．行政论坛，2008:6

[3] 王博超 张洪洪.社会资本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J].神州，2012(23)：150-150.[4] 金珠 陈强.论社会资本视域下的公共危机合作治理[J].魅力中国，2011(2)：104-104.[5] 刘雅静.社会资本视域下的公共危机治理研究[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9(6)：79-82

[6] 董晓倩 孙一平.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初探[J].学术交流，2012(1)：113-116.[7] 董晓倩．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资本研究 [ D].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8:11

[8] 孙健．柔性化组织的管理理念[J]．中国行政管理，2007:09

[9] 王世彤 顾雅洁.公共危机管理与社会资本互动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26(10)：125-128.[10] 蔡新燕.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资本分析[J].市场研究，2008(11)：10-14.

第五篇：社会资本与城市农民工就业排斥问题探析

社会资本与城市农民工就业排斥问题探析

摘要：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分析长沙市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农民工就业所处的“边缘化”位置具体表现在起点排斥，过程排斥，结果排斥三个方面。研究表明农民工社会资本拥有的多少和他们在就业中所遭受到的排斥存在很大的关系。为农民工建立顺畅的城市网络融入机制，提供完备的就业信息服务网络，引导农民工的继续社会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关键词：社会排斥；农民工；社会资本

一、导言

1、研究问题的提出

城市农民工这个群体从出现之初就处于一种边缘状态，作为城市的一个边缘群体，他们从事着次属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凡是此种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自然成为地位较低的收入阶层，农民工在城市就业问题已经成为近年来的热点关注问题。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农民工就业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农民工在就业领域受到排斥呢？本文通过研究，阐述社会资本和农民工就业排斥的联系，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

本文使用近年来社会研究中常用到的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一词，人们普遍认为“社会排斥”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法国，是由雷纳尔（lenoir）1974年在其出版的一本书里首先提出了“社会性地排斥”（socially excluded）这一概念。[1]李斌博士对社会排斥的定义是：社会排斥主要是指社会弱势群体如何在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中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而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2]本文主要采取这一定义来研究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就业问题。

2、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于2006年3月对长沙市进城农民工城市生活状况调查。研究对象是进长沙市务工的农民，本文中的研究对象——农民工主要从事的行业集中在建筑业、服务业、零售、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几个领域。本研究资料收集以问卷调查为主，辅以少量的个案访谈。调查过程中采取整群抽样方法，选取了长沙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岳麓区，再从这个区中选取较2个社区，并确定了个社区的样本数量，然后按定额抽样的方法抽取调查者。本次调查共发放30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276份，有效回收率为91.87%。本文对问卷调查资料采用SPSS11.5软件进行定量分析。

二、城市农民工就业排斥研究

1、农民工就业起点排斥状况及分析

农民工就业中的起点排斥在本研究中指的是用人单位在同等条件下对性别、教育程度，地域的限制，以及社会网络关系对这一群体择业的限制。(1).性别排斥现状及分析

有学者认为，农村外出打工妹，是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和流动群体中的一部分，她们属于弱势中的弱势——“双重弱势群体”，其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低于城市男性农民工。[3]从表中可以看出女性在就业过程比男性低将近20个百分点，女性农民工在就业中处于十分弱势的状态。

表一

用人单位在性别方面的要求（%）

N=271 无明确要求

男 女 Total(2).教育程度排斥现状及分析

教育作为现代人参与社会的能力基础和发展潜力，是人们地位获得的基础，实现向上流动的一个资本。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相对于在农村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来说，其受教育程度较高，是农村社区中的“精英群体”，而他们在城市里从事的大多是一些对受教育程度要求不高或无明确要求的工作，多半是城里的低保障，低工资，低水平的工作。从表二中，我们可以看到，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群体的教育程度有34.4%的“无明确要求”，除此之外，要求高中的占21.1%，要求初中教育程度的占36.5%，大专或大专以上与小学的比例很少，分别占6.0%和2.0%。有较高教育程度的农民工也只能在有34.4%无明确要求的用人单位工作，很难拥有实现其向上流动的机会。

表二 用人单位对教育程度的要求（%）

N=273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中专、技校、职高）

频数 5 100 58

百分比 2.0 36.5 21.1

频数 168 77 26 271

百分比 62.1 28.4 9.5 100.0 大专或大专以上 无明确要求 Total(3).地域排斥现状及分析 94 273

6.0 34.4 100.0 在问卷调查中发现（见表三）：当进城农民工和当地人竞争同一工作岗位时，用人单位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当地人的比例不小，即农民工群体在参与竞争就业之初就开始受到排斥，这种排斥的比例不容忽视。从表中我们看到，有30.7%的农民工对这个问题做了肯定的回答，有42.3%的农民工“不清楚”处于“模糊状态”，只有27.0%的选择了“不是”。

表三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当地人的情况（%）

N=270

是 不是 不清楚 Total(4).社会关系网络排斥现状及分析

农民工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信息渠道来源主要是靠血缘、地缘关系，通过亲戚、老乡、熟人获取工作（见表四），他们进城务工缺乏及时、有效、真实可靠的就业需求信息。由于他们与外界的联系有限，对城市网络资源的利用能力不高，获取信息比较难，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差序格局”所造成的。在这种“差序格局”中，我们“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各不相同”。而这样的“差序格局”表达了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特征，“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4]从问卷调查数据中显示出来农民工在就业之初——找工作这个过程中所遇到的就是这种以个人为中心，从中心格局向外，成员关系从强关系向弱关系转化，其所获社会资源也就相应递减，隐性中受到了社会关系网的排斥。

表四 农民工获取目前工作的渠道（%）

N=271 方式 个人直接申请 亲戚、朋友介绍 通过当地政府

频数 85 88 7

百分比 31.4 32.4 2.6

频数 83 73 114 270

百分比 30.7 27.0 42.3 100.0 老乡介绍 职业中介所介绍

其他 Total

2、农民工就业过程排斥现状及分析

10 17 271

23.6 3.7 6.3

100.0 农民工不仅仅在找工作之初就受到排斥，在工作过程中往往有一种被歧视的感受，这样使得农民工群体的自我认同感很低，容易造成一个个的“落单者”。以下是对农民工群体打工期间被歧视经历和自我认同的现状分析。(1).被歧视的现状及分析

从表五中我们看到只有25.4%的农民工在打工期间从来没有被人歧视的经历，而有22.8%的农民工在打工期间经常有被歧视的经历。51.8%的农民工偶尔有被歧视的经历，也就是说有74.6%的农民工在打工期间有过被歧视的经历。这样的数据值得我们深思，农民工在从事城市次属劳动力市场中那些大部分是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活时，不仅没有受到尊敬，反而受到歧视。这样的不平等状况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如果这种被美国社会学家帕金称之为“集体性排他”的现象不加以逐渐地消除，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也背离了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

表五 农民工打工期间被人歧视的经历

N=274 经常有 偶尔有 从来没有 Total(2).就业中的自我认同现状及分析

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后往往因为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工作方式与农村中的慢节奏生活方式的差异而产生文化震惊，这种文化震惊使得其很难对自己的身份作出准确的判断，同时也很难适应城市就业及生活环境。从表六中我们看到有12.7%的农民工对于自己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处于“不清楚”的状态，有16.2%的人认为自己是“半个城里人”即在城市和农村的边缘，处于模糊状态。就业中的低认同感往往对农民工的下一次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

频数 62 142 70 274

百分比 22.8 51.8 25.4 100.0

表六 农民工自我认同感(%)

N=273 农村人 城里人 半个城里人 不清楚 Total

频数 179 15 44 35 273

百分比 65.5 5.6 16.2 12.7 100.0

3、农民工就业结果排斥现状及分析

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大量存在着用人单位侵害农民工基本权利的现象。其中包括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社会保险和社会享受权等。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工资也被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等级。本研究在调查问卷中将其具体化为两个问题：薪水排斥现状分析和升迁机会排斥分析。(1).薪水排斥的现状及分析

有学者认为农民工在进城后，受到同工不同酬的排斥。这是因为农民工的双重身份在经过一系列的市场博弈后，最终反映为：农民工的工资构成中没有包括维持劳动者家属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和子女教育费用。所以，工资并未完全反映出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的整体评价。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用工单位给城市劳动者和农民工同工不同酬，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收入仅相当于正式职工的一半，甚至更少。[5]从表七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结果，在275个有效样本中，有139个（占样本总数的50.4%）农民工的工资和本单位从事同职业的当地人一样多，有136个（49.6%）的回答是否定的。从事同样的工作，但是却有49.6%将近一半的农民工得到的工资和当地人不一样，在就业结果上受到排斥，况且这还是有形的明显的工资，我们还不清楚在其他待遇方面的差异比例有多大。这样的局面值得我们深思。

表七 农民工同工同酬情况（%）

N=275 一样多 不一样 Total

频数 139 136 275

百分比 50.4 49.6 100.0(2).升迁机会排斥的现状及分析

从表八中，笔者发现在有效样本中，有56.4%的农民工当和本单位工作的当地人表现一样时，升迁机会还是一样的，这样的比例让笔者感到欣慰，同时又有32.5%的认为当地人的升迁机会多一些，这个数据也不容忽视，同样的表现下出现如此大比例的不平等值得有关部门引起重视。

表八 农民工升迁机会分析（%）

N=275

自己的升迁机会多 一样的升迁机会 当地人升迁机会多

Total

频数 31 155 89 275

百分比 11.1 56.4 32.5 100.0 三.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就业排斥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是从场域角度来描述社会资本的，用布迪厄自己的话说“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社会资本是场域的原动力，场域变化的原因都发生于社会资本。因为社会资本不仅是资源，更重要的是权力。[6]从布迪厄关于场域与社会资本的关系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农民工因为缺乏可以支配的城市社会网络场域，因此在就业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也就是，这一群体没有能够拥有足够的社会资本（资源和权力）导致支配场域权力的剥夺。

城市农民工这一群体之所以在城市社会网络中遭到排斥主要是由于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相对较少造成的。笔者认为解决城市农民工在弱势地位，必须解决他们社会资源占有贫乏的问题，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 1.建立顺畅的城市网络融入机制

帕金在提出“集体性排他”时认为，集体性排他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共同集团”，由于这个共同集团是被整体排斥的，它必然会做出比较激烈的反应，由此会激化社会矛盾。[7]从研究中可以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地域等这些“集体排他性”因素的存在都成为制约农民工就业选择，薪酬以及升迁机会的“瓶颈”。从研究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农民工主要分布在建筑业、服务业、零售、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劳动力密集、低技术水平的行业，这样一种状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市农民工自身所背负的“身份标签”引起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长久以来形成了一种排斥“他群体”的偏见，将农民工排斥在城市社会资本之外，以维护“我群体”的利益。同时，农民工也将这样一种就业排斥状况内化，形成“客观性社会排斥”。解决目前农民工所处的困境就需要从制度上建立顺畅的有利于农民工城市社会资本增加的流动机制，通过相应的法规增加农民工在城市网络中向上流动的机会，如彻底打破户籍制度的限制，男女同工同酬，特别是从物质补助上向农民工倾斜，降低他们维持在城市网络中的经济成本，使他们逐渐融入到城市网络中，而不是被“边缘化”。2．提供完备的就业信息服务网络

科尔曼指出，信息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形式之一，个人从社会网络中获取自己有用的信息，这种社会关系便构成社会网络。[8]城市农民工处于相对封闭性的社会结构中，获取就业信息和加工信息的能力都很有限，直接影响了他们获取城市资本的可能性，导致了他们在城市就业中被排斥的局面。所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该帮助农民工收集、筛选就业信息，使他们从非正规就业逐步向正规就业转变，并大力协助推荐农民工就业，建立农民工就业基本情况的动态网络系统。格拉诺维特曾在研究中发现：个人求职过程中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往往不是通过其关系亲密的亲戚朋友（强关系）获得，而是通过一般朋友或熟人（弱关系）介绍的。也就是，通过弱关系增加农民工在城市中就业的意义是重大的。[9] 3．引导农民工的继续社会化

继续社会化是人们在基本社会化的基础上，继续学习群体和社会的文化，以适应社会生活，适应角色变化的过程。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中所受到的排斥一定程度上是由农民工自身较低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导致的社会资本占有的贫乏。改变农民工“先赋地位”带来的城市就业中的不利因素，首先可以通过再教育提高农民工素质和专业技能，如相关部门无偿提供提高农民技能等内容的培训，召开农民工就业专场招聘会,促进这一群体获得重新的“自致地位”。其次，农民工需要习得城市文化与行为规范，遵循城市网络的游戏规则，与更多的人打交道以扩展自己的交往半径。

参考文献

[1] 周林刚.论社会排斥[J].社会，2004（3）：P58-60.[2] 李斌.社会排斥理论与中国城市住房改革制度[J].社会科学研究，2002（3）：P106-108.[3] 吴鲁平俞晓程.城市青年农民工的弱势特征及其后果[J].中国青年研究，2004（9）：P7-24.[4]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P25-30.[5] 冉宏伟.农民工就业歧视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出版社，2004（4）：P85-89.[6] 布迪厄.实践与反思[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P134-139.[7] 李强.城市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8] [美]詹姆斯.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9] 赵延东 风笑天.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下岗职工的再就业[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3）：P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