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思想史5篇

第一篇：中国政治思想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

一、名词解释

1.天命不常

谓天命即是上天受命之意。天命不常意思是上天所授予的大命不是固定的，并不是永远地保佑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王朝。周公在执掌周王室政权期间，详细阐明。周灭商，并不是决定于周人自己，而是决定于天命，解释了夏商周的更替是天命不常的表现。天命不常思想是古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第一次对于朝代更替的社会事实所做的解释。在理论上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去认识天命，通过天命去解释社会历史的变革，试图把以往发生的社会历史的变革归结于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这一思想放映了商周之际人们认识水平的进步，对于强化周王朝的政治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

2.性善论

是孟子对人性问题的看法。孟子认为人性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种不忍之心，也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的总和。不忍之心决定了人善的本性。这种善的本性又经常支配人的行为。性善是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前提，是人类社会全部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关于人性善的根源，孟子认为不是来自人的后天习得，而是产生于先验的无差别的良知良能。性善的基本内容就是理和义，表现为敬长和爱亲。孟子的人性论揭开了人性的一个侧面，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是对于人性的认识从根本上是片面的，它忽视了社会实践对人性的决定作用，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孟子所说的人性是抽象的人性。

3.性恶说

荀子认为人性恶，并认为人的本性是先天造就的，与后天习得没有关系，否定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影响。荀子从人的感官欲望、权势欲望，说明了是人的生物本能产生了人的利欲之心。人性恶、人本性好利。所以，荀子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使人的欲望得到满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要时时刻刻抑制人恶的本性，同时，他主张在社会实践中矫正人的本性，化性起伪，最后达到善的境界。

4.明分使群

先秦儒家学派的代表人荀子的观点。他对于社会的基本看法是人群聚而组成社区，认为人类要生存，就必须“能群”，即人有组成社会集团的能力。维系人群的力量有二：一是君主，二是礼。君和礼是合群的主要力量，但合群之道在于分。有分然后才能有群，但是分不是无条件的，首先必须由君主来分，其次，要分之以义。荀子所说的分的含义包括了社会分工、财产定分、等级贵贱之分。这是礼法起源的一个前提。荀子“明分使群”的社会观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认识水平的原因，荀子把维系人类社会的因素仅仅归结于道义的原则，缺忽略了人的共同经济生活这一决定性的因素，“明分使群”的社会观具有片面性。

5.天谴说

董仲舒认为君主个人权力过于强大，君主随心所欲运用权力有时会造成政治混乱，甚至政权倾覆，这是有违于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董仲舒利用甜的权威给君主一定的约束。君主治理天下必须遵循天的法则，假如君主滥用权力，有悖天道，天就会给予责罚，此所谓“天谴”说。董仲舒以天作为批判君主的工具，利用天的权威给君主以一定的制约，在当时是一种明智之举。但天谴说至多能对君主形成某种心理震慑，不能改变或组织君主独断专行的事实。天谴说成了统治阶级自我政治调节的理论之一。

6.《白虎通议》

西汉末年，封建神学和庸俗经学的混合物谶纬迷信盛行起来，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提倡，迅速弥漫于学术思想领域。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封建皇帝也乐于出面，建初四年（79年）皇帝亲自主持和召集著名的博士、儒生在白虎观一场大讨论，以便使谶纬迷信和封建经典更好地结合起来，使神学经学化，经学神学化。在白虎观，博士、儒生纷纷陈述见解，章帝亲自裁决其经义奏议，后由班固等人整理编撰成《白虎通义》一书。《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白虎通德论》。该书以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为基础，解释自然、社会、伦理、人生和日常生活的种种现象；其所列门目，对社会生活、国家制度和伦理原则等作了基本规定，实际是一部以今文经义为依据的国家法规。这部书是今文经学的政治学说提要，广泛解释了封建社会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成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神学、伦理学法典。

7.名教出于自然

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派，主张“名教出于自然”。王弼的政治观是以“贵无”论为基础的。他认为“无”是自然、社会、人类乃至一切事物的本源。从“贵无”本体论出发，王弼明确提出“名教出于自然”。在“名教”与“自然”之间，“自然”为本，“名教”为末，“自然”为母，“名教”为子，“名教”出于“自然”，本于“自然”。王弼竭力证明，提倡名教与崇尚自然并不相悖，而是互为表里的，维护君主政治等级秩序的“名教”之治，确实出于无为的“自然之道”。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说，为“名教”的政治合法性与正当性提供了新的政治哲学论证。

8.道统论

韩愈的道统论是基于其排佛倡儒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它的中心思想是儒家一向倡导的仁义道德。韩愈进一步提出，儒家之道与释老之道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儒家之道不仅仅止于道德自觉的层面，不仅仅是一种内心的境界，而是要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上。所谓仁存乎内，义见乎行，心和行的统一才是道的全部。儒家之道是道德与政治一体化的最高原则。韩愈在反对释老之道的同时，极大地强化了以儒家作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

9.格物致知

中国宋明理学认识论学说，朱熹提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概念，始见于《礼记 大学》。”把“格”训为“至、穷、尽”之义,表明“格”的活动是一个在范围上不断拓展，在程度上不断深化的过程，其最终的目标便是对所有事物获得一种彻底贯通的领悟。“格”的对象是“物”。物指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不仅指客观的物质，而且还指人们的社会活动乃至人的精神思维。“致知”就是推及本心固有的知识，使其无所不知，这是因为人心是有灵的，但由于有万物的屏障，从而使心体昏暗未明，从而要通过“格物”使心体光明，从而达到“致知”。

10.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说的“存天理”，存的是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的善，是人性中善的部分。“灭人欲”是要灭的荀子说人之初性本恶的恶，是人性中恶的部分。“存天理，灭人欲”属于心性修炼。“天理”是公，是大善，是人的仁爱之心。“人欲”是私，是小恶，是人的自私之情。“存天理，灭人欲”是二程和朱熹学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他们认为“天理”和“人欲”是对立的。主张恢复和保持天理的公心，去掉利欲的私心，即循天理之公，灭人欲之私。

11.致良知

王守仁提出的认识论和伦理学思想，是其伦理学说的基本宗旨和核心思想。“致”即恢复，达到；“良知”即与生俱来的天赋道德观念。“致良知”即恢复内心固有的道德观念，格除物欲的昏蔽正其邪恶之心，而使之达到极至的道德。修致良知的目的是存理灭欲。实现存理灭欲的途径为克己，即是要加强内心修养，使善念得到扩充，克服恶念，恢复内心固有的道德观念。王守仁认为，人若能完全致良知，即为圣人。致良知把封建纲常伦理主观化，让人们自觉主动去行，其实质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

12.童心说

晚明时期杰出思想家李贽的一篇文章。“童心”就是真心，也就是真实的思想感情。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四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的根据，他把文学作为宣扬其反传统、肯定个性精神的社会思想的有效工具，把代表人的赤子真心的“童心”作为文学创作和评价的最高准则。针对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提出了他的文学进化论观点。他高度评价小说戏曲的价值地位。李贽的这些思想是制约整个晚明文学革新的重要杠杆，这在当时的环境中自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二、简答题

1.西汉经学诞生的背景、内容和意义 背景： 经学是指中国古代研究儒家经典学说，并阐明其含义的学问。孔子晚年编订和整理了一些传统的文献，形成了《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这六经被人们公认为宝典。汉初的几个皇帝虽然采取了一些扶植儒学的措施，但在政治思想上主要还是奉行“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儒学和儒生的地位并不高。直到武帝，国力强盛，要求加强政治和思想上的统一，儒学才真正受到重视。汉武帝即位后，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使得经学日益兴盛和发展起来。汉代经学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学者在研习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思想派别，后经相互争辩、互相渗透和整合，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汉朝是经学发展最为繁荣和昌盛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儒生通过对经学进行阐述发展的过程，使经学的思想深深渗透到普通民众之中。

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兴太学，置五经博士，各以家法传授儒学。所传授的都是今文经学。从此，儒学终于从先秦时期的一家之言上升到官方正统哲学的独尊地位。【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

1、在完成中国政治上的大一统的时候，开始对思想进行控制，达到思想上的大一统。在汉朝到汉武帝时期，黄老学说，法家学说，阴阳学说等都存在，对统治者的思想控制是不利的，所以进行思想控制，加强中央集权，就要控制思想。

2、儒术和其他学说的不同：作为中央政权，在完成了国家疆域、政治体制统一的基本任务之后，接下来，就应该轮到在意识形态的建构方面做好文章了。如何在百家思想中选择与确立出帝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以便有效地统一、重整人群民众的精神世界，似乎已成为当务之急。鉴于前朝秦亡的惨痛教训，刑名法家肯定已不可用，至少也不能作为旗帜来标榜；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学，在思想本质上是极端的自由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显然与帝国中央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领域实施统一治理的路向相抵触、相悖逆，根本不利于社会伦常秩序的建立。

3、汉武帝的个人喜好也是关键的。儒家学说能成为统治思想，重要的关键也在于统治者的需要和爱好。汉武帝本人好大喜功，认为自己是无上的，对确立自己权威的事情，他肯定是会接受的。

4、还有就是政治上的实际操作者。在独尊儒术之前，很多政治家都已经开始将儒术的有为而治开始进行和实施，如卫绾、窦婴、田蚡、公孙弘、赵绾，等等。】 内容：

1.两汉经学是以先秦儒家思想为经典发展起来的经院哲学体系，它以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特色，其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2.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每一经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又有弟子。博士与弟子传习经书，分成若干“师说”，也就是若干流派。武帝时的五经博士共有七家。武帝以后经学日益兴盛，博士的数量也逐渐增加。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确定了十四家博士。3.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戴、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这十四家都属于今文经学，其官学地位一直保持到东汉末年。

4.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微言大义地阐发说明孔子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今文经学以《春秋》为万世立法的“元经”，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学”。意义：

两汉经学是中国文化在先秦学术大发展的基础上以儒家为主所进行的第一次综合，天人感应论使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罩上了神学的色彩，而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一方面是对先秦儒家崇尚仁义，注重个人修养思想的继承；另一方面，则是从社会制度的角度，以明显的自觉意识，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对先秦儒家修养论的理论性发展。阳德阴刑、独尊儒术的主张，则反映了儒家学说与封建专制王权相结合、为专制王权服务的自觉性，这表明，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2.白虎观会议的内容和影响

内容：

自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汉朝君主的统治思想支柱。但是由于当时各家儒学学派传承不同，对于儒家经典的版本、内容多有争议。汉宣帝时曾召开“石渠阁会议”加以统一，但是经历王莽新朝的战乱之后，各家的歧异再次抬头。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公元56），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之学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为了巩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儒学与谶纬之学进一步结合起来，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召集各地著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会议。这次会议由章帝亲自主持，参加者有魏应、淳于恭、贾逵、班固、杨终等。会议由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旨意发问，侍中淳于恭代表诸儒作答，章帝亲自裁决。这样考详同异，连月始罢。此后，班固将讨论结果纂辑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作为官方钦定的经典刊布于世。影响：

会议肯定了“三纲六纪”，并将“君为臣纲”列为三纲之首，使封建纲常伦理系统化、绝对化，把谶纬学说和今文经学混合在一起，使儒学进一步神学化，作为解释封建社会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的依据。钦定的奏议，赋予了光武以来儒家经典与谶纬迷信相结合的神学性与国教化性质。

3.魏晋玄学的背景

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

两汉时期，经学独尊，为朝廷入仕干禄之门，今文经学谶纬之说流行，天人、阴阳、符应等观念大盛，依附政治，而日渐荒诞，深受王充、仲长统、荀悦等人批判；而古文经学则偏重章句训诂，流于繁琐支离。东汉所标举的士人气节，多已陷于虚矫。至汉末魏晋时，儒家经学虽仍为官方学术主流，然玄学风气则随名士清谈逐渐流行，以《老子》、《庄子》、《易经》为讨论张本，喜好讨论有无、本末等玄理，论辨深具理致。

汉末，由于天下大乱，刘表于荆州，招致士人，当地局势大体安定，文士、学者多前往归附，日渐形成特殊学风，后人研究有称为荆州学派者。荆州学风，逐渐舍弃象数、吉凶等说法，而改以义理内容为主。

汉代时，气化思想、宇宙生成论盛行，演述阴阳、天人等论题。而魏晋时期，此类讨论渐往形而上学形式发展，以王弼、郭象为其代表。而汉代对人性的讨论，逐步发展成为魏晋时「才性」与「人物鉴赏」等论题，其中以刘劭《人物志》为其代表。当时政治势力更替，局势混乱，原有价值体系面临挑战，「名教与自然」、「圣人论」亦随之而起。

魏晋玄学可分前后两期，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是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实际问题和哲理的反复辩论，亦与当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可概括地分为正始，竹林和元康三时期，在理论上有老或庄之偏重，但主要的仍是对于儒家名教的态度，即政治倾向的不同。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并且与佛教结合，发展为儒、道、佛三位一体的趋势。

4.宋明理学对人性的阐发

周子认为性源于太极，其中除了人之性，还包括天下万物各自的性。

宋明理学对于人性问题的理论，往往是通过对于先秦儒家尤其孔孟人性论的诠释而提出的。在整个宋明理学的传统中，不同学者对于人之“性”的理解自然有所差异，但作为大部分学者基本接受的“大端”，关于“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或“天地之性”、“义理之性”）的理论，则是宋明理学传统在人性论方面最具特色的理论贡献。其中，张载、程颐发其端，而以朱熹的总结最为周密。

张载提出，性与天、道一样，都源于“太虚即气”。他将性一分为二，提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命题。天地之性是“太虚”的本性，是永远存在的。气质之性是天下万物各自具体的性。天地之性是至善至美的圣人之性，气质之性受人们禀气条件的限制，又包含自然本性，故而有善恶。

二程提出“天命之性”“生之谓性”的概念。天命之性“乃极本穷源”之性，至善无恶。生之谓性是人们“受生之后谓之性尔”，经由气的运行而形成，又称为“才”，“才禀于气，气有清浊”，故才有善恶。

朱熹进一步发展二程的学说。朱熹认为，人性不同于物性，只有人能够“于其间得形气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人有仁义道德，物则只能得气之偏。朱熹对气质之性的解释也与前人不同。

北宋理学认为，气质之性是阴阳二气及形质本身的属性。朱熹认为，人物的性是禀受天地之理得来的，人物未生时，天地之理流行于天地之间，理禀受到一定形气之后才成为性。但理一旦进入形气体质就不可避免受污染。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是同一的，二者的关系好比是理与气的关系。

5.王阳明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致良知是中国明代王守仁的心学主旨。语出《孟子·尽心上》。《大学》有“致知在格物”语。王守仁认为，“致知”就是致吾心内在的良知。这里所说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他认为，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良知”是“知是知非”的“知 ”，“致”是在事上磨炼，见诸客观实际。“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知行合一。致良知的目的是存理灭欲。实现存理灭欲的途径为克己。克己有四种境界：一是静坐息虑。一是省察克治，一是防于未萌之先，一是勘破生死念头。致良知的政治意义在于打消农民心中蕴藏的反抗的念头，此之谓“心中贼”

明武宗正德三年王守仁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所谓“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因此，知行关系，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1、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守仁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根据知行合一，王守仁要求人们严格把握自我动机。“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

2、以知为行，知决定行。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封建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在封建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封建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良知”的完成。对于下层民众而言，“知行合一”意味着人们处处遵守封建道德规范，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和严整的社会秩序。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朱学而发，与朱熹的思想对立。程朱理学包括陆九渊都主张“知先行后”，将知行分为两截，认为必先了解知然后才能实贱行。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正是为了救朱学之偏。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深化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的关系，克服了朱熹提出的知先后行的弊病，但是同时也抹去了朱熹知行说中的知识论成分。王守仁的观点虽然有利于道德修养，但忽略了客观知识的学习，这就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

三、论述题

1.孔子仁与礼的关系及其政治意义

仁与礼是孔子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孔子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看法，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孔子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

大体上，春秋前期人们把亲敬尊长、爱抚众庶、忠于君主等行为都看作是仁的表现。孔子对于仁的理解，基本上继承了春秋前期思想家的这些认识，并且在继承前人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发展成了系统的仁学。

从孔子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孔子所说的仁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种含义是爱人为仁。孔子认为，爱人是仁的基本内容，社会的各个等级之间都应该相互仁爱，特别是对于居于统治地位的等级来说。孙子试图以仁爱为根本，建立起各等级之间充满人情味的伦理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孔子从伦理学的层面上理解社会政治生活。

第二个含义是“克己复礼为仁”。孔子的这句话，重点在于克己，即严格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个人的行为完全符合礼的规范。在孔子的思想学说中，“仁”是指一个人内在的道德品质。一个人能否具有优良的道德品质，主要决定于个人的道德修养，而不是决定于他人的影响。

孔子认为，优良的道德品质是个人参与社会生活的资格，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把仁作为最高的信念。仁是最高的道德品质，每个人都要时时刻刻约束自己的行为，努力做到无时无刻不仁，即“无终食之间违仁”。

礼的概念在孔子之前已经出现。从春秋初年开始，人们已经十分重视礼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礼是指人们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广义上的礼，包括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原则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个方面的文化规范，孔子对于礼的理解也大体上在这一范围之内。

孔子认为礼是约束人的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无论是家庭内部的父子、夫妇、兄弟之间，还是君臣之间，都应该以礼为基本准则。礼是每一个人的立身之基，“不学礼，无以立”。礼是约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基本规则，礼可以规范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礼对于国家的政治事务很重要统治者应该遵循礼的规范治理国家。

孔子所说的礼，主要是指周代的社会制度而言，因此，孔子在很多时候主张恢复周代的礼制，强调对于周礼的继承，在孔子看来，只有在周礼的规范下，春秋时期的社会才能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优良秩序。事实上，孔子恢复周礼的思想主张并不符合春秋时期历史发展的潮流。

在孔子的思想学说中，仁与礼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仁是优良的道德品质，而遵守礼的规范则是优良的道德品质在人的社会行动方面的表现，所以，仁的品质是遵守礼的前提。孔子把仁作为一种道德境界，而礼则是实现这一境界的唯一途径，只有在离得节制下，才能使“天下归仁焉”。在孔子看来，道德的良善才是政治的目的，这决定了孔子以仁礼这两个概念建立起来的政治哲学在本质上是道德哲学。2.宋明理学以理易礼的时代背景

北宋时期，儒学的主流仍然是汉唐主流儒学思想的延续，强调用礼乐制度来维护社会的秩序。比如范仲淹提倡按照周礼改革官制，民间学者李觏甚至草拟了依周礼治国的全面的政治改革方案——《周礼致太平论》。

北宋前中期，以礼治国是主流，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安石把以礼治国的思想付诸了政治实践。王安石认为学术与政治是一回事，经术正可以综世务，因此他编纂《三经新义》作为变法的理论基础，为了正确理解经文，王安石还创造了一部《字说》。王安石的变法很快失败，但是王氏新学的统治地位，却一直延续到了宋宁宗时期。但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对儒学的发展仍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标志着儒学治国原则面临着重要转变，人们已经不相信仅仅通过制度层面的礼乐教化，就可以达到天下太平的目的。

宋朝从建国以来，一直积贫积弱，先败于辽，后灭于金，和金朝对峙的南宋，又是屡战屡败，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彰显着君臣们无能，也彰显着当时儒学的无效。宋太宗时统治政策的转向，由外转向内。“国家若无外患，必有内忧。外患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忧，深可惧也。”

理学又称性理之学，主要谈论性与天道。性与天道的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提出，但是往往被用于阐明社会政治问题的论证手段，还没有在本体思维方面进行深入探究。“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汉唐儒学关于自然和人类社会本源的认识基本囿于宇宙发生论的范畴，这种证明方式虽然比较直观，但是人们难以形成对宇宙本体或万物本源的高层次认识。魏晋之际的玄学思潮一度把人们引向本体讨论，但是，玄学家们的认识基本未能超出“本未有无”。

理学开山祖周敦颐重新勾画了一个宇宙生成图式。张载的“太虚说”。到二程正式使用“理”作为宇宙的本原。周敦颐的太极说既说明了天地万物的生成过程，同时也解释了人性和道德的产生。“天了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传统认为，仁义之德先天地存在人的心中，是人的本质体现，道德与人性是同一回事。张载从“太虚即气”出发，比较明确地阐述了“理一分殊”的思想。二程和朱熹对“理一分殊”的表述十分明确。

理一分殊是理学思潮的核心命题，它的根本政治价值是论证了封建伦理道德和等级秩序的合理性。首先，他们将道德伦常上升到本体的地位，天理与道德是同一事物。其次，他们提出天理先于事物而存在，道德从而具有了不为人的意志所左右的绝对权威。再次，理一分殊成功地论证了社会不平等的合理。

二程和朱熹将天理纳入本体系统，对理欲问题作了详尽的发挥。首先，他们进一步辨析了理、欲的内涵。天理是宇宙本体和道德本原，对于人来说，构成人的本质，“人之所以为人，以有天理也。”人欲指的是人们的种种欲求。两者的区别在于：凡超出维持人之生命所必须的欲求即是人欲。“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凡超出礼义规范的行为也是人欲。“非礼而视听言动，便是人欲。”“天理之不存，则与人欲何异矣。

程朱的灭人欲之方是克己和持敬。程朱的克己与孔子的有所不同，“天理人欲相为消长，故克己者乃所以复礼，而非克己之外别有复礼之功也。”持敬则更注重人的内心，“常常存个敬字在这里，则人欲自然来不得。”不论克己或持敬，都必须随时注意自己有言行举止，“有纤毫私欲，便能识破他。自来点检惯了，譬有贼来，便识得，便捉得。”

第二篇：中国政治思想史

一、名词解释：

1.正名：正名也就是要使每一个等级的行为与其在专制国家的等级结构中的位置相符，确切的说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2.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也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的总和。

3.化性起伪：人的本性应该在社会实践中得到矫正，矫正的结果就是“化性起伪”“化性”即教化，改变人的恶的本性，“起伪”即礼义是人为的，主张通过后天休养，用人为的礼义道德去教化、改变人性之恶。

4.明分使群：人群聚而组成社会，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在于人能够组成群体，分享自己的群体生活，这成为人之所以能够统治自然界万物的一个重要前提。

5.儒家学派：儒家学派是春秋战国时期最为重要的思想流派之一。儒家学派主要以下几个特点：a.崇尚西周以来的传统文化。b.儒家重视伦理道德的作用，崇尚仁义。c.以孔子为师 6.法家思想：法家作为一个学派的概念，最早见于司马炎《论六家之要旨》。法家思想的特点有：a.重视法律的作用b.主张实行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c.主张实行富国强兵的政策d.用进化的观点解释历史。

7.道家学派：道家是春秋战国时期有着十分广泛的社会影响的思想学派，道家思想学说的核心概念是“道”，把道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是道家学派的基本主张。

墨家学派：墨家创始人是墨子，墨子的学说在战国初期影响很大，墨子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兼爱，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注重实用。

9.淮南子：刘安招致门客集体编写而成，以道家思想为主，同时又融合儒、法、阴阳诸家，形成一个庞大而完整的理论体系，为统一的封建帝国提供全面的治理方案。作为汉初黄老派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对后世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们产生了深远影响。

10.无能子：以老庄自然无为思想是主旨，抨击等级名分，伦理纲常和君主政治，斥之为祸乱本源，主张人类社会返璞归真，废礼教，弃人伦，无贵无贱，无君无臣；从批判和否定纲常礼教，君主制度，进而走向否定人类一切社会关系和文化。

二、简述题

1.简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历程

中国政治思想史从中国古代社会到近代社会，在其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六个时期，即思想形成期、思想发展期、思想完善期、思想反思期、思想转型期、思想变革期、这就是六期发展说。

1)思想形成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的先秦时期，出现百家争鸣。2)思想发展期：秦安隋唐时期，秦时，法家思想发展，而汉朝以后，儒家思想备受尊崇。

3)思想完善期：宋明时期，出现宋明理学。

4)思想反思期：明末清初，一是封建政权逐渐衰落，二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随着时代发展而反思自身，是思想进步的表现。5)思想转型期：近代社会，出现了改革派、洋务派、戊戌变法政治思想，是转型期。6)思想变革时期：中国历史上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发动辛亥2.3.4.5.革命，是变革开始。

简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文化体系内容

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体系可概括为：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施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

1)究天人之①殷周天命观

②自然天道观 ③理学天理

旨在论证天与人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2)修身之道①人性论奠定修身的理论基础。

②修养论阐发修身的基础途径。③境界论展现了修身的理想追求

3)施治国之略①义利统一是治国的伦理准则

②贤者治国是治国的关键环节 ③民本文化是治国的核心内容

4)求天下为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简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中国政治思想史主要阐述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上处理各种政治关系的思想，以及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概括为： 1)政治哲学 2)社会模式理论 3)治国方略和政策 4)政治权术

简评周公敬天保民思想。

1)敬天保民，怀保小民是周公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2)做到敬从天命，怀保小民，周王朝统治者应做到以下几点：

a)要牢记商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不能贪图安逸，荒怠政

事。如果周王朝一旦失德，仍然要受到天的惩罚。b)要体察民情。体察民情，不能局限于了解民众的疾苦，更重要的是要体察民众的心理。

c)要慎用刑罚。周公认为，刑罚是国家用来维持秩序的手

段，但是，如果用刑不当，则将招致民怨。周公一方面主张统治者应该根据国家的法典使用刑罚，另一方面也主张统治者应该根据罪人的认罪态度，对于刑罚的轻重程度加以调整。

总之，在对待天命的态度上，虽主张要敬从天命，但又不盲目的依赖天命，另外，周公强调从民情知天命的观点，也表明他对于民众的力量以及民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予以了高度的重视，这一思想实际上开了后代重民思想的先河。

简述孔子德治主张的主要内容。

1)礼治与正名：孔子认为，礼是国家的大节，为了求得国家的安定，应该全面恢复礼制，以此实现稳定的政治秩序。

2)举贤才：孔子认为，统治者能否有效地治理国家，关键是能否选拔、6.7.8.9.任用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3)实行平均主义政策：其主观愿望是尽可能的缩小个体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目的是使民众能够共同富裕。

4)愚民政策：对于专制国家来说，愚民政策是最好的政策。简评孔子的政治思想。

1)仁、礼学说，仁主要包括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孝悌、忠恕，而礼主要是指周代的社会制度。仁与礼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仁是优良的道德品质，仁的品质是遵守礼的前提，孔子把仁作为一种道德境界，而礼则是实现这一境界的唯一途径，只有在礼的节制下，才能使“天下归仁焉”

2)德治主张，包括礼治和正名，举贤才，实行平均主义政策，愚民政策。孔子主张德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重星共之。”如果统治者自身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并且依据优良的道德品质治理国家，以优良的道德品质影响民众，就可以获得民众在心理上的支持。3)人生哲学，是克己忍让和内省修身。孔人的人生哲学，尽管对于每一个人的道德修养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在主导的方面，他并不是教育人们去积极的改造社会，不是倡导对于恶的政治势力进行抗争，所以孔子人生哲学的消极影响同样是不可低估的。简述孟子仁政思想主要内容。

1)以人性善为出发点，孟子在政治上主张执行仁政。仁政是治国的基本原则，能不能行仁政是决定一个国家成败得失的关键。2)孟子的“仁”，大体上本于孔子的“仁者，爱人”。但施行仁政需要一定的条件，而最主要的是统治者能多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以仁爱之心对待天下。与民同乐。孟子的仁政思想还包括他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3)施行仁政必须: a)制民之产：主要目的是为了使民众能够有恒产，有恒产然后有恒心。

b)平均赋税：“关市讥而不争，泽梁无禁”孟子主张均齐赋税，建立固定税法，呼吁统治者能够取民有制。这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c)保护工商业：孟子主张对工商业实行保护政策。免除关税。试比较孟子与荀子的人性论。

1)共同点：a.荀子和孟子以对人性问题的讨论为出发点。

b.人的本性是先天造就的，与后天的习得没有关系。

c.仁义法正都是可知的，可学的，每一个人都有学习仁义法正的资质，所以人的本性能够得到矫正，达到善的境界。2)不同点：a.荀子是性恶论，孟子是性善论。

b.荀子强调的是外在的社会力量的约束。孟子性善论，强调的是人的道德的自觉。

如何理解反者道之同，若者道之用。

1)道是周而复始的运行，道以柔弱的形式表现。弱是道德的根本属性，“弱者，道之用”

2)老子对于事物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老子阐释事物之间相互转化的道理时，却忽略了一点，即事物向相反的方面转化，总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而老子却片面的认为，无论客观条件如何，事物都将向自己对立的方向转化。固然包含着十分深刻的哲理，但是最终却片面地理解了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一味强调“柔弱胜刚强”，强调“守柔”、“抱朴”这便使得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最终流于荒诞。

10.简述老子无为而治主张的主要内容。73 在政治上，老子主张无为而治。老子认为，无为而治可以使民众保持质朴良善的品质。主要包括： 1)为政若水，少私寡欲

2)不尚贤，使民不争。人的夺之心起源在于尚贤，不尚可以制止纷争。3)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民偷盗的原因是提高了难得之货的价值，刺激人的欲望。

4)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使民无知无欲。认为社会**的原因在于人民的文明和人民的智慧。5)顺乎民情，反对滥施淫威。6)主张以道佐人主，反对穷兵黩武

7)慎征伐。统治者慎重对待战争，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能发动战争。11.如何理解老子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主张。71 1)国家的规模十分狭小，人口稀少 2)人们在极其原始的状态下生活，没有一切可以用于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器具，现实生活中人们所使用的一切器具，在那个社会里都没有任何用途，文化极度不发达，人们依然留在结绳记事的水平上。

3)在老子所设想的理想国中，人们没有知识，没有欲望，对于原始质朴的生活十分满意。

4)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交往，过着十分封闭的生活。12.简述庄子的人生观的主要内容。7 1)关于人与自然的认识

庄子把原始的自然状态当作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在庄子看来，人与自然之间应该是一种和谐的关系，人应该在与自然和谐的状态下生存。庄子认为，人应该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社会应该以保持人的自然性为目的。

2)关于人与社会的认识

从混同于自然的认识出发，庄子的否认人类群体生活的价值。庄子认为，由人组成社会群体，实际上是道的衰败的表现，人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人的桎梏。正是这些社会关系的存在，损害了人的形体和真性，也就是所谓的“以物累形”，因此，庄子认为，为了使人不至于以物累形，必须把人从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解脱出来。3)关于生与死的认识

他认为，人的生与死一个自然地过程 4)消极遁世的人生哲学

人处于纷乱的世道，最重要的是要保全自己的真性，这在庄子的著作中又称为养生。养生的要诀是兼养内外。所谓“折中”的养生之道，就是使人的天性和物欲尽可能的保持和谐的状态。庄子认为，为了达1到养生，达生的目的，人应该处于材与不材之间。但仅处于材与不材之间并不够，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超脱于世俗的生活之外。

13.理解庄子相对主义思想。76 庄子把人们观念中的美丑、大小、贵贱、都看作是相对的概念，而不承认其客观性。

1)物无贵贱：庄子认为，事物的大小、贵贱都是相对的，并不存在判断事物贵贱的绝对标准。

在庄子看来，之所以物无贵贱，在于每一种事物都各具不同用途，由于事物各有所长，所以，也就根本无法在不同种类的事物之间判断优劣。2)无是无非

庄子认为，在社会生活中，所谓的是非也是相对的，根本不存在判断是非的客观标准

人类社会的治与乱，实际上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14.贾谊政治思想：基本治世原则。积极主张“有为”。

1)积极主治。他明确提出了政府积极举措的治国思想，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即兴礼义、定法制，即以礼义为中心对旧的政治统治模式进行改革甚至重建。2)强化君权。皇帝权威的加强是其干涉主义治国原则得

以落实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证。

3)民本与行仁政。统治者以民为本，力行仁政。行仁政，必须做到：一是在经济上要利民、富民。二是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要慎刑罚，勿扰民、伤民。礼法兼用的治国主张。

1)“劝善”用礼。贾谊认为以礼治国是古来成功的治国

之道。以礼治国则要：一要依礼建立起严格的尊君臣卑等级秩序。二要以礼的标准对待各级官员。三要以礼化俗。四要定尊卑之制。

2)“惩恶”用法。贾谊提出“慎行”的主张“一要约法

省刑。二是“疑罪从去，疑赏从予”三是，与其礼治思想一致，他提出“刑不上大夫”。治国策略

1)稳定社会秩序、增强国家实力的经济政策。提出驱民

归农，积贮说、主张国家掌握政权。

2)稳定边疆的民族政策。他推崇传统儒家以德附远的华

夷理论。

15.董仲舒政治思想：董仲舒以儒为主，糅以阴阳五行、法、墨等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天人政治论。1)天人合一论。“天人合一”理论标志着先秦儒学向着神秘主义转化的完成。“天人合一”论为调节天人关系规定了基本前提，一切有关人间社会政治问题的解答都可以从中找到立论依据。2)君权至上与天谴说。维护君权至上是董仲舒的基本政治主张之一。天谴说是统治阶级进行自我政治调节的理论之一。

3)阴阳合分论与德治主张。董仲舒运用阴阳之道概括人们的社会政治关系，提出“阴阳合分论”。合分关系还体现在等级关系上。董仲舒主张德治，并不排斥刑罚，只是认为不可专任刑罚。“中和论”为董仲舒缓和社会矛盾的德治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

4)道的永恒与经、权、更化。董仲舒将他所崇尚的政治原则称为“道”，并认为道是万世不易的永恒法则。董仲舒的经、权、更化思想是汉代统治阶级政治成熟的体现。15.韩非政治主张。

以君主利益至上为出发点，韩非主张君主应该法、术、势兼用。

1)关于法：韩非认为法律对于治理国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首先，法律是全体臣民的行为规范。再次，法律是惩治犯罪行为的唯一准绳。实行法治的具体原则：a.法一而固b.以其所重禁其所轻c.法不阿贵

2)关于术：a.君主无见其所欲b.虚静无事，以闇观庇。c.设法割断人臣与民众、大臣与大臣之间的联系。d.循名责实，参验群臣。

3)关于势：势的内容就是德与刑，君主只有操德和刑二柄，才能制服臣下，为了保全君主手中的权势，强调几点：a.禁止臣下结党营私b.严格控制重臣的政治、经济实力c.臣不得专擅兵权、人权。16.对法家依法治国和今天依法治国的理解。17.帝王思想的特点及政治思想内容。（汉武帝、唐太宗）125

汉武帝：

思想：

1)汉武帝看到儒学的尊君、礼制等级和忠孝思想有利于维护君主的权威，儒家的德治教化则是束缚人们思想的重要手段。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严密控制人的思想意志与约束人的行为同等重要。儒家的德治仁政学说又能为君主为政治进行某种修饰和补充，特别是儒家的各种仪制典章，可以将专制主义暴力统治装点得温情脉脉。经过汉武帝的擢升，儒学终于有了官方身份，走上了与政权相结合的道理。

2)杂霸政治术：汉武帝明倡儒学，实际兼采百家，杂用王霸。汉武帝的政治思想的特点：汉武帝的政治思想以“杂用王霸”为主要特色。

1)求变：汉武帝所说的求变主要是指从实际政治要求出发，根据不同情况作灵活的调整。武帝认为在调整政策时。还要注意历史联系。

2)求治之本：强化君权就是对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最大维护。3)德刑兼用：武帝在宣传上重教化。在实际上则更重刑罚。以刑罚督责吏民是武帝治国特点之一。4)任贤：任贤的诀窍在于知人善任。

唐太宗政治思想内容：李世民君臣集团的政治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同时也吸收了道家和法家思想。（以儒为主，杂以道、法）他们的基本政治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以隋亡为鉴，居安思危的思想。李世民君臣从多个方面对隋朝灭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a.奢侈无度；b.杜绝言路；c.用人不贤，小人掌权。贞观集团的居安思危思想使他们能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并为他们实行儒家仁政德治政策提供了认识前提。2)儒家的仁政、民本思想。唐太宗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认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仁政思想，李世民以“仁义”作为治国的根本原则，主要有与民休息、刑罚宽平、轻徭薄赋、少兴土木兵戈等政策。二是民本思想，承袭了儒家传统的重民思想。3)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唐太宗重视保持社会安定，关注民生疾苦，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吸纳了道家的无为而治政治思想，主张清净无为，戒奢从俭。

4)以法为治的思想：主要体现在：a.立法论：法要公平、稳定、宽简b.守法论：帝王要带头守法c.执法论：严格以法为治，明正赏罚，不避亲疏贵贱，一断于律。

帝王思想的特点：帝王的政治思想不同于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它具有功利性、驳杂性和多变性等特点。帝王们关注的是切实的治国策略，而不关心学派上的师承；原本相互冲突、攻干的诸家学说在政治标尺的裁量下可以混杂并用，构成特有的切于世务的帝王之道。所以，帝王政治思想的学术定位有时难以确认。帝王的权力具有至上性，对于诸种学术资源的吸纳往往随其所需，具有任意性，因而帝王的政治思想往往显得有些散乱，体现在他们的诏令、言论或政治举措之中。

总之，帝王政治思想与一般思想家有所不同，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帝王的政治选择以当时的政治利益为目的，在维护政治权力和利益的需要面前，一切思想都不过是手段。18.李鸿章

 李鸿章外交思想，355

李鸿章对当时中国的外交状况有着自己的认识，首先，他认为在双方力量的对

比上，西方列强的力量远远超过了中国，其次，李鸿章已逐渐形成了近代外交中的契约观念。再次，李鸿章对侵略者目的的估计是，洋人不是夺取中国的土地而是图中国的利益，基于上述考虑。1)李鸿章在对外关系中主张“和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羁縻、抚夷”。他在主办外交时都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

2)李鸿章“和戎”思想的另一种策略就是“以夷制夷”，有两层含义：一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二是以敌制敌。 如何评价李鸿章这个人。 如何评价李鸿章外交思想

1)李鸿章对当时中国的外交状况有着自己的认识。首先，他认为在双方力量的对比上，西方列强的力量远远超过了中国。其次，李鸿章已经逐渐形成了近代外交中的契约观念。再次，李鸿章对侵略者目的的估计是，洋人不是夺取中国的地方而是图中国的利益。基于上述考虑，李鸿章在对外关系中主张“和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羁縻、抚夷”他在主办外交时都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李鸿章“和戎”思想的另一种策略就是“以夷制夷”。有两层含义：一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而是以敌制敌。

2)李鸿章正确的估计了中外双方在政治、军事实力对比上的差距，并且认识到只有与外国和平往来，才能安心解决内政问题，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李鸿章长期对外主和，无非是想以少量的让步换取时间，兴办洋务，走“自强”“求富”之路，最终收回大清主权。3)承认敌强我弱，采取战略上的守势，这本不错，但战略上的守势不等于每次具体战役都以守为主，相反，没有一个个局部斗争的胜利，战略上的守势也无法维持。然而李鸿章对外的态度却是一味的妥协，或以夹胜即收为名，慌忙议和，导致不败而败，或勉强仓促应战，不筹持久之计，屡遭战败。

“和戎”的这一想法也不太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大规模殖民扩张的时期，他们必然会竭尽全力为自己摄取利益，根本不会适可而止，与中国维持长久和局。而且和戎不能仅仅是玩弄外交手腕，更要有自己强大的实力作为依托，才能有条件与外国谈和。事实证明，即使李鸿章千方百计的避免与列强之间的战争，但战争仍然是无法避免的，中国人也会在一次次战败中丧失更多的利益。

 李鸿章外交思想对今日外交思想的启发。

19.近代中体西用思想提出、内容、演变、评价简述。342 1)张之洞写了一部《劝学篇》，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作了总的概括和具体的发挥，也是对当时中学与西学的斗争作了一个官方的总结，这个总结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根本的都是要维护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专制制度。

2)张之洞《劝学篇》分为内外两篇。内篇九章，是务本，以正人心。张之洞认为真正的变法救国必须达到“三保”的目的，即他在内篇《同心》中所说“保国、保教、保种”，他认为这三保的中心就是“保教”，而教的主要内容就是旧学中的儒学，更确切的说是纲常名教，这是维护天道的关键，可见，张之洞所说的“中学为体”的体就是国家专制主义制度，以及维护这种制度的纲常礼教。

3)关于外篇，外篇各通，以开风气。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改、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可偏废。张之洞理解的西学，分西艺和西政两部分，他所提倡的西学为用的西学是不包括西方政治制度和哲学思想的，这所不包括的一部分恰恰是他认为中国最优秀的部分，也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儒家哲学。4)到了19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对西学的认识已经从简单的器物层面上开为要学习西方政治，实行君主立宪制，将西方的生产技术和西方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在这个时候，张之洞抛出“中体西用”的理论，实质上是抵制维新运动，维护专制制度，这已落后于时代了。20.如何对待西方文化。

21.鲍敬言对君主制度的批判：

1)君主穷奢极欲，对人民极尽盘剥压榨之能事。2)赋役繁重，民不堪命。3)刑罚残酷，百姓困苦。

结论：如果想要在根本上铲除社会**的根源，只有消灭君主制度，回到无君无臣的理想时代。

22.罗隐的论明君： 1)仁德是明君应具备的首要素质

明君必须具有德权相辅意识，明强弱之理。2)明君知“损益知道” 3)明君重贤且悟驭臣之道。

23.魏晋玄学：

王弼：“名教出于自然”，“无为而治的主张” 24.嵇康、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说。

25.韩愈：性品论：人性的具体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五德，其中仁是根本。除此之外，还有七性，人性与情皆有品级之分，其中上品之人自然向善，不用教化；中品有善用，可教化使之善；下品之人惟可刑治。因此教之以仁、义，制以刑，礼、法皆为统治人的工具。

评价：韩愈的人性论就对孟轲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杨雄的性善、性恶混杂说都做了重要的改造和发展，既避免了他们的片面性，又强调了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韩愈的人性论把性和情相并提，认为善恶根源于性，而善恶的具体表现却反映于情，这种因情见性的人性论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为封建的等级秩序和儒家的道德教化作了辩护，另一方面，它又同佛教鼓吹的灭情以见性，即教人解脱君臣、父子、夫妇等世俗伦理关系的出世的人性论形成尖锐对立，突出表现了它的反佛斗争中的理论意义，总之，儒家人性论在韩愈这里更加精致细密，韩愈人性论在儒家政治哲学发展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26.柳宗元：国家起源及政体论：为了调和矛盾，产生了君长刑政，也就是国家和法律。君主与国家的出现是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尖锐化的结果，也即是人类社会自身矛盾激化的结果。他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期间自有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柳本人称之为势。

基于对势的理解，柳宗元又提出了郡县制优于分封制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郡县制的产生和封建制的衰亡同样是势之必然。他认为，分封制并不是最为完善的政治体制，而仅仅是国家政体形式发展长链上的环节。商周实行的分封制是迫于形势、风俗和实力不得已而为之。是因为分封制不利于加强中央权威。在他看来，国家政体历史演变的总趋势是权力日益集中。统一后废除封建而置郡县，这是符合必然之势的。郡县制有利于选贤任能，是优于分封制的国家政体。郡县制有利于国家统一。

26.陈亮的以功利思想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与他的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是一脉相承的，他主张道在事物之中，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27.叶适：本末并兴地思想主张，为工商业的发展制造舆论。

28．张载：仁道及人的民本思想。以仁道感化民心、博施天下民众、把仁道推及到天下人，才能治理好天下。

29.二程：以顺民心为本的民本思想。总结历代封建王朝的兴衰教训，认为要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基础，必须顺民心、厚民生，使民心安定而不犯上作乱，这就必须爱养民力，以民力为重，以理顺民心为治国的根本。

30.朱熹：足食为先的民本思想。民众的根本在足食，衣食足才能懂得遵守封建礼节，而足食的首要问题是务农，农业发展了，民众衣食富足了，才能遵守封建专制的统治秩序。

31.黄宗羲：论天下为公：

1)专制君主以天下为私产，屠毒天下之肝脑，实

为天下大害。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君主，把天下化为私有，为了满足一家一姓的私欲，不顾天下苍生的死活。

2)君主制不仅为天下之害，君主本身也不仁。君

是天下的道德楷模。现实社会一切不仁不义的现象，其最终的根源是君主不仁。

3)秦汉以来近两千年的中国社会，是没有法度的社会，是一家之私法代替了天下的公法。法本来是用来规范社会行为的制度性设计和安排，法如果不符合天下至公的原则，就必然失去其正当性，人们就不能按照法的规范而行动，如此天下永远难免于乱。

4)黄宗羲认为，封建时代的纲常名教也违反了天

下为公的原则，历代统治者以及董仲舒以下的正统儒家都主张极端的尊君，君为臣纲，臣下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君主，这是极不正常的君臣关系。

5)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为主制主义政治服务的政治

理论，黄宗羲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无情的批判。天下治乱的标准不是王朝的建立与覆灭，而是民众的忧乐。

32.林则徐：民心可用、民力可恃的民本思想。

33.龚自珍：对专制主义的批判.龚自珍描述了他理想的君臣关系。他认为君臣关系应是主宾关系，而不是主仆关系。认为君主不能礼遇于士，那么他们就没有为君主尽忠孝死的责任义务。其中体现了抵制君主专制淫威的叛逆精神，也反映了维护人的尊严，倡导人性解放的某些因素。龚自珍对封建社会的用人制度也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认为封建的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以做官时日的长短作为升迁的依据，堵塞了大批有识之士报效国家的道路。

龚自珍同时也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斗士，强烈的批判了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龚自珍认为知识分子在一个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一个社会是否兴旺的标志“士气申则朝廷益尊，士业世则祖宗益高，士诗书则民听益美。”文字狱的结果是使人不敢思想，社会发展失去力气。龚自珍在万马齐喑的年代极力主张思想与言论自由，给思想界以极力的震撼。

34.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

35.洪仁玕:中外平。

36.冯桂芬：人无其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

37.康有为大同思想：

1)苦乐观：人类社会都是一个充满苦难的社会，古今

中外皆是如此。至于人生之苦的终极根源，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2)平等观：现实社会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

种族的不平等。只有消灭家庭才能实现男女的真正平等。这种平等是在完全消灭了种族差别，消灭了

家庭界限甚至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差异的情况下实现的，在完全消灭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的情况下，平等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

3)仁爱观：以平等实现的程度为前提的。

大同思想的制度设计：

1)在经济上废除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制，实行计划

经济和按劳分配，整个社会建立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

2)在社会结构上，消灭阶级，废除家庭，人人平等。3)在政治原则上，实行民主管理。

对大同思想的评价：这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派思想家的思想尖锐的矛盾两面性—要求民主自由而又害怕革命，一方面是远大的理想，另一方面又是现实精神缺乏。

1)康有为所生活的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天翻地覆，令

人眼花缭乱的时代，这时，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不是个别的枝节问题，而是复杂严重的根本问题要求去解决。这使得真正的思想家要重新、独立的思考这个世界，给出自己的答案。康有为乌托邦式的大同思想虽然是空想，甚至有些怪诞，但这并不可笑，这时思想家对于这些问题做出的回答，显示了人的理性开始觉醒。

2)第二《天同书》的和特色是它通过乌托邦的方式毫

无掩饰的表达了康有为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进步思想。

3)《大同书》是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发展的一个新的标志。

38.梁启超：维新变法思想：

1)全面促进经济发展，兴交通，消除阻碍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

2)废科举、兴学堂，改变管制

3)建立法制，借鉴西方各国法律以完善中国法制 4)兴民智，实行君民共主

5)设报馆，译西书，宣传维新变法。侧重于通民智。

第三篇：中国政治思想史名词解释

一名词解释

天命不常：所谓天命即是上天受命之意。天命不常意思是上天所授予的大命不是固定的，并不是永远地保佑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王朝。周公在执掌周王室政权期间，详细阐明。解释了夏商周的更替是天命不常的表现。是古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第一次在理论上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对于朝代更替的社会事实所做的解释。通过天命去解释社会历史的变革，试图把以往发生的社会历史的变革归结于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这一思想 放映了商周之际人们认识水平的进步，对于强化周王朝的政治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

性善论又称性善说,由战国孟子所创立的人性论。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有善性(“人无有不善”)。善性包括“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他将这四者称为“四端”,即仁、义、礼、智等美德的开端。认为它们是人性中固有的,就象人体生来就有的四肢一样,是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能充分发挥四端的人为“圣人”,不能保持以致丧失四端的人为“小人”孟子的性善说为仁义礼智的天然合理性,人从本性上应该恪守这些规范提供了人性论的根据。孟子以后,儒家人性论一直以性善论为正宗,性善论是儒家人性论史上最有影响的人性学说。

性恶论：我国古代哲学家荀子关于人性的一种观点。荀子反对天赋道德论,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好利”而“恶害”。并指出如果顺从这种自然本性,“必出于争夺”。强调后天的教化,主张“化性起伪”用“师法之化”、“礼义之导”使人改造为善。荀子的这种经验的道德论比之孟子的先验的道德论,更加深刻,更加合理。荀子敢于说出尧舜和桀跖的本性都是相同的。圣人也是性恶的,圣人之为圣人,只是后天努力的结果,这等思想不能不说是当时思想的一大解放。荀子的性恶论,有着时代的进步意义。

弱用之术老子的思想之一。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老子,通过对宇宙万物的观察,提出了新的宇宙本原———“道”。道的运动规律是“反”,道的基本特征是“弱”,即“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以“弱”为道之“用”,其最终目的在于“强”。根据“反者道之动”的原则,他认为刚强在发展中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柔弱则是使事物达到目标的绝妙手法。所以老子采取逆向思维的方法,提出用“弱用之术”来解决世间矛盾,确定了“柔弱胜刚强”的论点。老子通过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洞察推断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同时他认为“物壮则老”,事物壮大了就会走向衰老和死亡。所以强者将死,弱者将生,只有“贵柔”才能胜强。老子通过对世间万物的洞察,提出了一种与儒家思维方式背道而驰的方法来解决世间矛盾,他为世人开辟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思维之路，对中国古代辩证法和思维方式的发展无疑有重大贡献。

性三品说中国哲学史上的一种人性论。以西汉董仲舒和唐代韩愈为代表。董仲舒认为，由于“人副天数”，天赋的仁(善)与贪(恶)两性落实到具体的人身，由于配合和比例的不同形成了三品(三等)，即先天性善、不教而成的上品圣人之性；先天性恶，教亦不能善的下品“斗筲之性”和先天有善有恶、教而后能善的中品“中民之性”。董仲舒性三品说的基调仍是性善，先天性善(善质)是为了维护纲常人伦的绝对性，后天性善则是为了说明君主统治和教化的必要性，二者缺一不可。这就从人性论上为道德的至上性和君主的权威性作了论证。唐代韩愈把“性”和“情”联系起来,进一步发挥了“性三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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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出于自然 三国魏时以夏侯玄、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关于名教与自然关系问题的伦理观点。玄学贵无派思想家为挽救当时名教所面临的危机,以道家崇尚自然无为的道德理论,代替了汉代的神学迷信欺骗,来论证名教的合理性,提出此说。王弼说:“朴,真也。真散则百行出,殊类生,若器也。圣人因其分散,故为之立官长,以善为师,不善为资,移风易俗,复使归于一也。”又说: “五教之母,不皦不昧,不恩不伤。”认为真朴之德是名教百行的本源,自然是名教之母。主张贵名教之精神实质而不要贵名教之繁文缛节,守“自然”这个“母”,存“名教”这个“子”,最终会有“仁义可显,礼敬可彰”的效果。“名教”出于“自然”的思想,是具有对立倾向的儒道两家伦理思想的初步融合,把封建秩序说成是自然的秩序,美化了封建制度及其道德

名教即自然 魏晋玄学家向秀和郭象提出的关于名教与自然关系问题的道德观点。他们反对玄学放达派“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力求论证“名教”与“自然”的一致性。郭象说: “夫仁义自是人之情性,但当任之耳。”认为名教就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他还把封建名教给人们规定的等级名分说成是人天生而就的“性”和“命”,不可逃,亦不可加。人们应各安其性,各守本分。只要人们都能任各自天性之“自然”,就能达到“贤愚袭情,而贵贱履位,君臣上下,莫匪而极,而天下无患矣。”任了“自然”,也就是遂了“名教”,尽了名教所规定的义务,亦即尽了自然之性。在郭象那里,任自然的“神人”和名教的“圣人”是合一的。提出“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从而泯灭了“自然”与“名教”的矛盾

越名教而任自然 魏晋玄学中以阮籍、嵇康为代 表的旷达派的政治伦理主张。嵇康反对司马氏集团提倡的虚伪名教,尖锐地指出儒家经典所宣扬的礼法名教本身束缚人性,违反自然,甚至是社会上一切伪善、欺诈等恶浊现象的根源。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安而恶危,好逸而恶劳”,与名教相对抗。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即不为名教所拘束,求得精神上的自由。强调“心不存于矜尚”、“情不系于所欲”,恢复人的自然本性,憧憬“大朴未亏”的古代社会。嵇康对名教及社会上存在的丑恶现象的揭露和批判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天地之性 亦称天命之性、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对称。北宋张载在《正蒙·诚明篇》提出: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认为天地之性是“太虚之气”的本性,它清彻纯一,是无不善的。“天性在人,正犹水性之在冰,凝释虽异,为物一也”他所谓“天地之性”,实际上就是“天理”、“天性”。朱熹继承了张载区分“天地之性”和 “气质之性”的思想,并认为“天地之性”是至高无上的,天理在人性中的体现,“性是实理,仁义礼智皆具”。“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天地之性”无不善,但表现于具体的人身上则要受到气质之性的影响,于是产生了善恶的差别。程朱一派的理学们的,正是以这种人性论为依据,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

气质之性张载提出的人性论命题。与天地之性相对。张载把人性区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他说: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正蒙·诚明篇》)意思是说,一个人出生后就有了具体的本性,即“气质之性”,这种气质之性体现了人们的生理特征和需求。人与人之智愚、圣凡不同,是由气质决定的,由于气禀的昏明清浊之异,产生了人的品质的偏差。人们要想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就要进行道德修养,克制自己的欲望, “变化气质”。张载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 2 / 4

出了比较完整的、适合地主阶级需要的人性学说。南宋朱熹高度评价了他的“气质之性”说,说他“有功于圣门”, “有补于后学”

格物致知儒家所倡导的认识方法及道德修养方法,指穷究事物的道理而求得知识.最早见于《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汉郑玄注:“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此致或至。”程朱学派论述较详。南宋朱熹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这种“即物穷理”的说法,把与事物的接触看成是认识事物的条件,因而有其合理之处。与此不同,陆王学派认为格物致知纯然是内心的事。明王守仁说:“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认为,“格物”与“致知”是两种认识方法,前者是广泛接触事物和古今知识,后者是进行抽象思维,二者两辅两成。清颜元则解释“格物”为“犯手实做其事”,并认为欲求真知,必须实做其事,行先于知

存天理灭人欲宋代程朱理学伦理思想的重要命题。“天理”指仁义礼智的封建纲常伦理;“人欲”指违背“天理”的意念和衣食住行等生活欲望。《礼记·乐记》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二程和朱熹把封建秩序说成是不可侵犯的“天理”,是道德的最高原则,宇宙的最高主宰,认为它是不变的、至善的,以此来证明封建伦理道德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把“人欲”视为一切恶行的根源,人们道德修养所要消除的蔽害。天理和人欲的关系是水火不相容的,“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程颐把“男女尊卑之序”比作“天理”,把怕寒挨饿比作“人欲”,谓寡妇贫穷不能改嫁,“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在他们看来,一切道德修养的目标,是为了达到 “存天理去人欲”。要人们放弃一切生活欲望的追求,绝对服从封建伦理教条,甘作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致良知明王守仁伦理学说的基本宗旨和核心思想。“良知”原出于《孟子》,指一种“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天赋道德观念。王守仁从“心外无理” 的立场出发加以发挥,认为“良知”即天理,达到本心的良知,也就达到了对一切真理的认识。人心中因有之良知常常受到私欲的障蔽,必须通过内省的功夫格去私欲,方能恢复本心之正。还要推及自己的良知于事事物物,“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王守仁的“致良知”说,将本体论、认识论与道德修养论统一起来,强调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可能性,强调道德意识的能动性、自觉性,有其合理因素。但却无视于道德的历史性,否定了道德是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产物,把道德看成是人先天具有的、亘古不变的东西,把道德修养仅仅看作反省内求、个人自我完善的过程,则是错误的。这些唯心主义观点,后来受到王夫之等人的批判。

知行合一明代王守仁提出的认识论与伦理学范畴。这一范畴的提出,主要是针对程朱理学末流带来的知行脱节流弊而发,力图从意念、动机入手,破除人的“妄思”,把人的思想和行为统一到封建纲常伦理上来。“知行合一”的知,主要指对封建伦理的认识,行则是对忠孝等的践履实行。王阳明把两者看成是一体的,互相包容的,没有知的行是“冥行妄作”,没有行的知是“悬空思索”,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知行。他认为行需知的指导,知需行来完成和深化。“知行并进”,道德才能不断提高。王守仁批评那些道学家,只把纲常名教讲给别人,自己却不作,这样的人就不是真知。知行是合一的，这种观点有合理因素。但把二者完全等同,则是错误的

童心说明李贽重要伦理学著述之一。载《焚书》卷三。从阳明心学的根本立场出发,认为童心是人的道 3 / 4

德本性,是人们天生的本然的道德良心,至善的“真心”。保存得童心的本来面目,则“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童心焉者也”。闻见道理“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认为封建的道德教条不是出于人的道德本性,反而是对童心的妨害。同时又强调童心的自然朴素,不假修为,“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学习、修养只是为了“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以童心为一切道德现象的根源,衡量事物的道德价值。指出儒家尊奉的六经、语(《论语》)、孟(《孟子》)并非出自童心,而是史官属臣、迂阔弟子的阿谀赞美,啜唾拾遗的产物。揭露“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表现出对封建道德传统的叛逆。实质上是以“绝假纯真”的童心提倡自然朴素的道德,肯定人的自然本性的道德价值。

道统说 儒家关于传道系统的学说。《论语·尧曰》载孔子历叙尧舜传授之言,为儒家道统说之所本。孟子自命继承孔子正统,提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唐代韩愈为了抬高儒家在历史上的正统地位,与佛教“法统”传法世系相抗衡,仿照佛教诸宗的祖统,在《原道》中首先提出儒学之“道”的传授系统。韩愈以孟子继承者自居,表示决心肩负起卫道重任,与佛老进行坚决斗争。南宋朱熹则以周(敦颐)、程(颢、颐)上承孟子把韩愈排除在外。道统说为唐宋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遵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思想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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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国政治思想史导论

导论

56学时，3。5学分

教学重点:讲清三个问题:

1、什么是中国政治思想？

2、为什么要学习？

3、怎样学习？

一、什么是中国政治法律思想

中国政治思想是于中国历史上政治思想、法律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是法律和政治与行政学专业本科必修课程。

（一）什么是政治

1、政治是以权力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主要是国家权力现象。

政治、国家、政府经常被当作同义词使用，他们的很多定义都是交叉的，但是详细分析，应有所区别。：

社会－政治－国家－政府

社会，包括所有人的关系和团体。

政治，社会关系中的一个独特权力领域。

国家是把政治的动力组织起来并使之形式化的机构。国家包括既有权力和义务的公民、制度和权限、原则和权力，它是结构化的关系网络。政治的国家还烦。只要有国家，就有政治；但是相反了有政治不一定有国家，如我们可以说国际政治，但没有超国家的国家。教会、公司工会可以谈论政治，但不是国家。

国家包含另一个更狭窄的概念--政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府，政府是握有官方职权的人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国家还是那个国家，政府可能变化。政府还包含了国家另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区分。

2、政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现实层面的，一是理想层面的。

（1）从现实层面来说，政治属于国家领域，包括权力的起源、分配、运作的过程。政治的第一原则是“强权”

列宁指出：政治就是参与国事，指导国家，确定国家活动方式，任务和内容。政治就是个阶级之间的斗争。

政治不是从来就有的，是原始社会后期，随着阶级矛盾、社会冲突的激化，从社会关系中异化出来的一个特殊领域--国家。列宁指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关。在原始社会后期，社会陷入“一切人与一切人之间的战争”状态，为了保证生命安全的目的，出现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暴力机关，以限制暴力使用的范围。

但国家的暴力与黑社会暴力的不同之处，在于国家的暴力使用是征得人类同意的，是同意的暴力，这种同意的暴力就是“权力”，权力是合法的暴力。权力的目的在于保障社会秩序，也就是说权力是一种手段。但在现实的国家权力运作过程中，往往出现权力滥用的现象，权力异化为目的，成为国家的核心。这就出现了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正当性问题。正当运用权力就是权威。

国家

目的: 安全--秩序--正义

I

I

I

政府的手段：暴力--权力--权威

三种类型的国家：强权国家（保证安全）、合法国家、道德共同体（黑格尔）

权力：同意的暴力。

权威：正当的权力。

（2）从理想层面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说过“政治应当追求最高的善。”孔子也说：政者，正也。柏拉图：哲学家统治的理想国。孔子是大同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之道。政治的最高理想是社会正义（社会公道）

在理想性上，政治与哲学、道德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政治哲学、社会模式、政治伦理。

在现实性上，政治与经济制度和阶级性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就是两个阶级之间的根本利益的冲突、斗争。

（二）什么是法律：

1、强权意志说。博丹认为，主权创造法律，一切人（不论任何信仰）都必须服从于法律，但国家主权本身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博丹给法律的定义是：法律是主权者意志的体现。后来由霍布斯系统地发挥了这个概念。

2、强权秩序说。凯尔森形式法学认为：法是一种强制秩序的特种社会技术。法是一个手段（means），而不是一个目的。法是人的行为的一种秩序。一种秩序是许多规则的一个体系。法律问题，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是社会技术问题，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法是一种强制秩序。强制是法律的一个要素。

3、正义秩序说。法律是一种正义秩序。主权在民，社会契约。法律是以国家权力为保障的强制规范。

因此，是法律是政治的组成部分。

（三）什么是政治思想

1、学者定义：

（1）政治思想就是研究国家和政府的学说。前苏联学者莫基切夫《政治学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政治学说史作为一门科学，要阐述政治思想的发生和发展所固有的规律性，证明政治思想的历史是国家和法的学说的有规律的的积累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在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思想派别斗争中进行的。”徐大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第一是上个和劫机和政治集团的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以及各界及相互关系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各种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沿边和更新的具体历史过程；各种不同政治思想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政治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各个阶级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即关于国家的产生、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维持国家政权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对待国家政权的太和主张，归纳为三个如何“及关于如何认识国家，如何组织国家，如何管理国家的观点、理论和学说。”美国193年，麦克尔韦恩《西方政治思想的成长》，政治学说史是为了说明“我为关于国家和政府的思想的发展”。

（2）政治思想史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学说。20世纪70年代，索尔森修订萨拜因《政治学说史》，“政治学说就是人类为了有意识的去理解和解决了集体生活和及其组织的种种难题而作的尝试。”王沪宁《从“理想国”到“代议制政府”》断言“西方政治思维种经久不散的主题框架”是“人与社会”。西方政治研究主题就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包括：人是什么？人类和组成社会、社会是什么？社会如何府绸和如何活动？社会的管理与控制怎样进行？权力是什么？如何统治？为什么服从？怎样统治最好？如此等等问题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三论：（1）人论，包括人的本性、人的异化以及人的社会发展研究；（2）社会论，包括社会（国家）的起源、本质、活动内容与表现形态的研究；（3）政治理想论，包括政治生活的原则、政治理想的形态以期实现政治理想的途径。

政治学说的主题有两类：一是强调国家问题，二是强调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2、中国政治学说史研究的内容：

（1）关于政治哲学问题。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浑然一体。各种学派和人物认识区别最明显的标志是彻底化的程度。如下陷问题，都可以尚未政治哲学：天人关系，人性论，中庸，中和思想，势不两立说，物极必反说，理、必、数、道等必然性理论，历史观，圣贤观等等。不虞政治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其中一些问题是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许多思想家把这些问题与政治理论、政策较拢在一起。例如，孟子的仁政理论理论就是以人行本善说为基础。荀子的理智主张是针对人性和而来的。法家主张人性好利，在政治上实行利用、利诱四等政策，超脱利害之民是不治之民，应该加以铲除。先秦诸子和汉代思想家对全的看法也不相同，有的认为是神，有的认为是自然，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以天制约的人事。由此出发，法自然的政治思想在许多派别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在法是滥觞由各自不同的主张。有的主张天人合一，有的主张天人相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政治哲学问题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2）关于社会模式理论（又称为理想国理论）。社会模式理论是关于社会总体结构与相互关系的理论或者是一，它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政治思想始终具有特殊意义。孔子的“有道”之事的模式，老子关于“小国寡民”的设想，庄子的“至德之世”、“乌何有之乡”，孟子道王道世界，荀子的王制社会，杨朱牧羊式的田园生活，明代泰州学派的平等社会，都属于理想国范围内的课题。

（3）治国的方略和政策。国家合法与这么方略和政策有密切关系，当两者有区别。

（4）伦理道德问题。在学科划分上，伦理道德是一个独立领域。但在中国政治思想上，有些派别把伦理道德政治化。

（5）关于政治实施理论以及政治权术理论。

（四）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特点

1、源于原始氏族公社的伦理主义，政治伦理化。

2、王道主义与专制主义。

3、民本主义

（五）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特点

关于我国法律传统主要有哪些，学者们虽然见仁见智，但基本看法还是比较一致的。张晋藩先生所概括的12个基本方面，可以作为中国法律传统比较有代表性的总结。在法律制度方面，主要有“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立法等差、良贱有别的立法指导思想，“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刑律为主的法规体系，漠视权利、详订义务的法律内容以及与此配套的各项制度；在法律意识方面，认为法律的渊源在皇帝，皇帝口含天宪，皇权至上，法自君出，法律的作用在于治民、治吏等等。（参见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现代转型》，1、天人合一，综合治理。

2、工具主义的“驭民工具论”。在中国历史上，连以最重视法律而著名的法家学派，也都把法律刑罚当成君主治国安邦、驾驭臣民的利器、私器。《管子·任法篇》就说：“有生法者，有守法者，有法法者。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法者庶民也。”也就是说，法律是君主的意志的体现，由官吏去实施。对于老百姓而言，法律只不过是许许多多应该无条件遵守、服从的规则，根本没有任何选择和置喙的余地。

人们把法律看成是镇压老百姓的工具，而“法即刑”这一思想是促成这种观念形成与加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当时的人们对法律产生了一种畏惧感，厌恶它，排斥它。每当遇到纠纷与冲突时，古代百姓也不愿意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从社会整体上来说，“无讼”便成了一种最佳的社会状态，而且，“无讼即德”。这样的一种观念使广大老百姓不愿或不敢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进而导致中国古代社会权利意识的普遍淡薄。

3、“德主刑辅”。

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的法律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法律思想是在'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和'出礼入刑'等原则下实行儒法合流的。”①这种法律思想强调道德教化作用为主,法律强制为辅,主张“礼治”、“德治”、“人治”，从而轻视了法律的作用。正是受这种法律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处于一种专制的状态。

按照传统法律的观念，法律是君主依据“天理”来制定的，作为臣民只能是无条件地遵循。任何违背既定秩序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和违法的，都应同时受道德谴责和国家刑罚的双重惩罚。这种传统观念大大限制了人们对法律的认识，使人们把法律与刑法完全等同，把法律与官府等同，认为“违法”就是犯罪，就要坐牢。而民商事等私法的广泛调节功能却被长期忽视，官府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的真实功能被扭曲，法治的意含被曲解。现代法治精神要求的是一种“全面的法律统治”。如何提升全民的现代法律意识，正确理解和发挥法律的全面功能，将是我们在新世纪面临的重要法律任务。

法律文化

4、“重义轻利”

义与利，何为重？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虽然有不少的门派主张“重利轻义”，如法家，但毕竟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家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儒家对此问题的主张是“重义轻利”，对后世影响深远。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经济极为落后，以农为本成了社会成员生存的必要条件。儒派人物和古代统治者认识到这一社会环境后，推行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商业部门和商人阶层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和打击。商人阶层“追利”的思想受到唾弃，由此，“轻利”的价值观逐渐形成。如前所述，儒家“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又促成了“重义” 价值观的形成。这样，“重义轻利”就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部分。

5、注重调解、调处，强调息讼、和息纷争。“和谐”是中国社会的悠久而珍贵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包含了我们祖先关于社会和人生的高超智慧，对传统社会司法诉讼、解决纷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直接提出“无讼”的理想，就是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大家相互忍让、体谅，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去过自己应该过的生活，就不会发生争讼；即使有了争讼，也可以相互妥协，和睦相处。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无讼”被士大夫阶层视为一种终极的理想和目标，逐渐设计和形成了一套关于“贱讼”、“息讼”、调解和调处的特殊制度。这些制度的消极面在于过于强调“息讼”而忽视了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但对缓和社会矛盾、降低社会成本、消除滥讼现象、达成社会的整体和谐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是一套以“天道”观念和阴阳学说为哲学基础、以儒家学派的主流思想为理论根据、以农业生产方式和血缘家庭家族为社会土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完整而圆熟的法律传统和法律体制。

（六）中国政治法律思想的发展线索

1、孕育期。原始社会后期到夏商周。（5千年前－前771年）

2、产生期。春秋战国时期（前770－221）诸子百家

3、第一期发展。秦两汉（前221－220）秦教训、两汉经学

4、偏离期。魏晋南北朝（220－618）玄学与佛学

5、回归道统时期。隋唐9618－960）

6、第三期：宋元明清

7、近代化时期

8、现代化时期。

二、为什么要学习中国政治思想

1、继承传统政治智慧，了解中国国情，了解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前提和路径。

2、文化价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怎样学

1、政治学理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结合。

2、历史与逻辑统一。

3、以人为线索，综合分析与专题研究结合。

4、学知识与学做人结合。

5、辩证的观点，一分为二，辩证扬弃，把握整体。

导论思考题：

1、谈谈你对政治的理解。

2、谈谈中国政治思想的特点、文化模式、文化体系、历史线索

第五篇：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 关于儒家政治思想的认识

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儒家以其独特的思想，凸显了其对中国政治的独特价值。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学说“仁政”，以及以德治国的方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为人处世原则，对中国古代的社稷安稳以及社会的长治久安，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政治思想体系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政治思想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影响。本文通过对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了解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和儒家政治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影响，探索儒家政治思想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发，以求得社会进步、时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

儒家政治思想的产生：

儒家学派诞生在战火纷飞、群雄争霸的春秋时期，其创始人为思想家、政治理论家、教育家孔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孔子提出“仁者爱人”，要求统治者体察民情，反对任意刑杀和苛政，提倡广泛理解和体贴他人，以此调整人际关系，稳定社会持

续。提出“克己复礼”，要求人们的行为符合“礼”的准则。其中的“礼”，专指西周时候的等级名分制度。为了能够实现“礼”，孔子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就是按照周礼的制度把当时已经混淆的社会等级秩序矫正过来。另外，孔子还提倡“为政以德”，要求统治者爱惜民力，用“德”教化百姓。在百家争鸣的大社会背景下，儒家思想成为当时影响力较大的一派，儒家政治思想产生于儒家思想之中。孔子奠定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基础。孟子对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

战国中期，生产力迅速发展；各国为争霸竞相改革，政治变革大为得势，思想阵地极为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方兴未艾，以捍卫孔学的孟子，著书立说，批判各家，参与争鸣。孟子对孔子的政治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继承了孔子的仁政与德治理论，进一步发展成为仁政说、民为贵、性善论。义利观。在仁政说方面上孟子主张“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要订立制度，使百姓有固定资产。主张均平赋税，减轻百姓负担。孟子还主张保护工商业。孟子提出民为贵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体现了国家可变，君可变，而百姓不可变的思想，这是时代的卓见，也是继承和发扬了民本思想。孟子提出了性善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仁政是以性善论为基础的。在义利观方面，孟子强调先义后利，舍生取义。孟子要求百姓应该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这样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儒家思想，使儒家思想成为当时的显学。

荀子对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

战国时期儒学的另外一位重要代表荀子将儒学发展到了另一种高度，是战国时期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生于孟子之后，不仅继承了儒家传统，更融合了其它哲学传统，如道家、法家和墨家（庄子，商鞅，墨子等）的思

想，加以综合、改造，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传统,使之为己所用。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以礼为本、德法并举、德主刑辅、礼义教化与法律强制相辅相成，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对儒家德治思想的创新发展。确立正统地位：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他提出“天人感应”学说，这是董仲舒儒学的基础。他宣扬“君权神授”，为君王统治天下提供了理论根据。董仲舒进一步提出了“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为人伦道德标准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王道之纲”。这些理论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新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汉代粗糙的儒学已经不能再控制人心了。与此同时，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道教迅速传播，吸引了许多信徒，儒学的发展出现了危机。，为了振兴儒学，唐宋儒学家不断进行思考与探究，吸收了佛教和道家的思想，是儒学体系得到了丰富和更新。到了宋代，出现了实质为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他们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是天下万物都要遵循的普遍原则。“理”体现在社会上是儒家的道德伦理，体现在人身上就是人性。那么应该如何把握“礼”呢？方法是“格物致知”。就是通过接触世间万事万物，在体会到各种知识的基础上加深对先天存在的“理”的体验。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适应了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转变，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增强的需要，使儒学走向政治哲学化，为封建等级特权的统治提供了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适应了增强思想上专制的需要，深得统治者的欢心，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

南宋时期，一些理学家对程朱探究真理的繁琐方式表示不满，由此诞生了实质为主观唯心主义的陆王心学。陆九渊的主要观点是“心即理也”，认为心就是天地万物的渊源。他提出了“发明本心”的求理方法，认为求“理”就是进行内心的反省，这与朱熹的格物致知的方法产生矛盾。王守仁的核心思想是“致良知”，认为良知就是本心，就是理。人天生具有良知，只要克服私欲、回复良知就能成为圣贤。这就强调了自我的主动作用、激励了人们奋发立志。陆王心学是天理与人道的和谐统一，是儒学的社会化生活化，是发展是弘扬，由士大夫阶层走向了民间，所以是有生命的个体的儒家哲学的生活社会中的落实。

明清时期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批判：

以程朱理学为标准的科举考试使思想界出现因循守旧、陈腐不化的风气。

在商品经济下社会拜金风气盛行，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猛烈冲击。明末清初的思想界有识之士发起了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批判。李贽提反对孔孟学说和极力鞭笞程朱理学，反对绝对思想权威，倡导个性的自由发展，认为“万物皆生于二”，批判理学的“天理”学说，摇撼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基础。李贽的思想冲破了封建统治秩序，有利于人民思想解放。王夫之系统的批判了宋明理学，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体系，颠覆了程朱理学“道在气先”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理论根基。黄宗羲从根本上否定了沉浮的伦理纲常，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并提出了种种限制君权的理论和设想，包括言论自由。顾炎武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明清时期的批判，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君主专制统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

近现代儒学的开端 ：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国内民族危机空前加深，不少仁人志士认为，中国应当采取变法以图强国。然而，传统的被统治者改造的儒家思想又成了变法图强的一大障碍。在当时，要进行变法，就必须从思想上破除“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迷信，打击“恪守祖训”的封建政治势力，辩明变法的合理性，解放人的思想。近代儒学最终与西方近代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发展为近现代新儒学。戊戌时期维新派开始对孔子和儒家政治思想作正面的清理和公开的批判，孟子的“民为贵”思想为中介，论证儒家的仁政、王政、不忍人之政，与“泰西诸国今日之政治制度近之”。对孔子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作了公开批判，在维新派的笔下孔子成了限制人们思想自由的蟊贼。他们认为

儒家政治思想的最大弊端在于维护封建政治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维新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推到了一个新阶段。

打倒孔家店：

北洋军阀统治前期, 中华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登上政治舞台，强烈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中华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 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传播，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北洋军阀（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推行尊孔复古的逆流, 面对中国满布阴霾的天空，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却发动了一次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同封建尊孔复古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迷信的同时，对以孔子和儒家学说为代表的维护专制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树立起了“打倒孔家店”的的大旗。

“打倒孔家店”实质上是对统治中国几千年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的全面清算。

如何正确对待儒家政治思想

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1）对那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

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儒家政治思想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及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演变史中，儒家思想一直居于核心位置。在当下传统文化复兴热潮，尤其是儒学复兴热中，能充分的认识儒家政治思想与现代民主政治的统一性与斗争性，对于文化传统的扬弃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文明传承了几千年没有中断，它的政治思想、道德、政治心理和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受传统的影响。民本思想在专制统治下虽然重在治民、用民有时甚至是愚民，但其合理内核是不容抹杀的。无论统治者出于哪种目的，最终的受益的都是人民。儒家所主张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个人气节观；以及“未知生，焉知死”、“不语乱力怪神”现世主义态度下的“志于道”，“好学不厌，诲人不倦”，“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

老之将至”的好学精神，在道德修养，人生信仰两个层面上为人类提供了具有永恒价值的思想资源。这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应该学习和发扬的。

作为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政治伦理，它与现代民主法制理论的尖锐冲突是非常明显的。按照儒家政治伦理传统，“有德者宜高位”，“有德者王”，执国家权柄之人都是“奉天承运”、“天命所归”的德高望重的人。在专制制度下，权力越大，他受到的限制就越少，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可能性也越大。官场之人之所以“欲望横流”、“欲壑难填”，其原因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为统治者提供了不断扩张欲望的空间。儒家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主张“性善说”，相信为政者应该具有廉洁的美德，所以对于统治者，尤其是皇帝的要求，便是以圣贤为榜样，注重于自我的修养。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从未出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观念，并非偶然。但是，也从来没有建立起预防腐败的制度。但从历史上看，作为拥有最高权力的皇帝，本身的欲望也是无限的，皇帝的腐败也是绝对的；而整个官僚体系出现腐败现象也是必然的。因此，儒家思想家“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理想一旦付诸于政治实践，大多面临碰壁的窘境。这样，在专制制度下，权力越大，欲望所受约束越少，对社会造成危害就越大。所以，在封建社会中，处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皇帝本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权力系统能否顺利运行，所以皇权腐败往往成为整个权力腐败的起点。儒家最求的最高政治境界是“圣人之治”。当皇帝的行为越出儒家设想的政治轨道而恣意妄为，并与他们发生冲突时，代表道义力量的儒生则往往首先成为掌握至上权力的专制君主杀戮的对象。于是，一幕幕焚书坑儒和文字狱的悲剧在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不断的上演。

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缺乏法制与民主意识。在两千年的封建

社会中，儒家政治伦理在官方话语体系中一直是维护社会不平等现实的理论基础，是为“家天下”专制特权进行强力辩护的工具，愚弄、奴化和奴役普通民众的利器。“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等信条，是儒家留给统治者的政治秘诀和治国妙道。儒家所谓“民本”思想出发点都是基于统治者的利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仅仅实用于平民阶层，统治者则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显然与今天的民主法治是背道而驰的。对权力的约束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现代化改造的关键时期。一些官员禁不住钱权诱惑，卖官、贪污、行贿受贿，情欲泛滥...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很多中国人还没有从儒家传统“权力神圣”的政治伦理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没能认识到“权力导致腐败”这一铁律。所以我们更要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建立健全防腐制度，从而更好的杜绝这一系列的有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