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特征及其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特征及其影响
林国新
(莆田学院社科部,福建莆田 351100)[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极其珍贵、极为丰厚的历史遗产。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区域性的民族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伦理文化。文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特质及影响进行探析,希冀激起关心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当代中国人的关注。[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伦理特征;影响 [中图分类号]G11[文献标识码]A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长达数千年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成功地维系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持续发展,保存并光大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奇观。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看,一个民族的历史愈长,所形成的传统文化就愈深厚。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区域性的民族文化,蕴含着与世界其他文化不同的特质。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原有的历史文化进程,受到以火与剑开道的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产生了极大的转折。19世纪末叶以来,一批沐浴了欧风美雨的先进中国人在对自己民族进行深沉反思的过程中,开始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特质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活方式的标志,负载着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凝聚着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正视传统文化发展中的缺陷和不足,不是一般性理论问题,而是一个认识并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战略性课题,应当引起中国知识界的高度关注并加以认真思考。
一、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伦理特征
1.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型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中华民族中间的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1](P11)中国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以儒学为轴心的传统。以“求善”、“践仁”为目标的“伦理型”文化,与希腊文化以“求真”、“求实”为目标的“科学型”颇有差异。作为科学型的希腊文化主要成就在自然科学方面。“其中最有价值的则是留基伯、德谟克利特提出的原子论。这一学说对以后的科学幻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集希腊时期自然科学之大成者是亚里斯多德。”[2](P115)科学型文化把宇宙论、认识论与道德论严加区分,分别作纵向研究,探索各自的发展系统,而且,科学型文化探求道德问题也是为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服务的。然而,作为“伦理型”的中国文化,不讲或很少讲脱离伦理学说的智慧,伦理道德原则从来就没有囿于人事范围,它总是被当作宇宙万物的本性,乃至被看成世界的本体。许多哲学、政治学观念的产生,都是以伦理思想为起点、为核心,向外作水波式的扩散。如阴阳这对范畴,便从伦理(夫妇)推及到政治(君臣)、科学(炼丹术)、文学(刚柔相济)。与此同时,若干不同范畴又往往以伦理观念作为归宿。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便是典型的“反求诸已”式的聚向伦理中心的反思。2.伦理型文化是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与伦理中心主义直接相联系,中国的“治道”特别注重道德感化。在中国历史上,当氏族社会还没有完全解体的时候就跨入了文明的门槛,氏族社会的宗法制度、宗法思想就一直延续下来。在宗法制度下,宗族内贵贱等级有别,血缘亲疏有异,宗族内的团结藉此而得以维系。宗法制度通过以血缘关系为联结纽带的社会复合体将社会成员牢固地维系在一起,借以克服单独个体所不能克服的困难,并承受单独个体所不能承受的压力。尽管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是作为单独的个体而产生,但他们从未能作为单纯的个体而存在,集体与个人浑然一体,集体代表个人的利益。由于集体是一种抽象一种虚幻的存在,因而最终只能寻找一个权威的“人”,如族长来代表。家族世代聚居,有族谱以明长幼嫡庶,有族规以教化惩戒,有族长以握裁断之权,有祠堂以扬祖先之灵。每个人都落入宗法关系中,都缺乏独立性,只好依赖宗法关系整体行动。在宗法社会的中国,道德的威力始终被看得比法律更为重要和有效,孔丘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正义》)便点明了此种“德治主义”的精义。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主要是以伦理的训条,而不是以法律精神治理国事。中国的每个人首先考虑的也不是遵从国家的法治,而是如何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履行伦理义务,臣对君尽忠,子对父尽孝,妇对夫尽顺,弟对兄尽悌;与此同时,君、父、夫、兄等尊者长者,对臣、子、妇、弟等卑者幼者也有特定的义务。这两者的配合,便构成宗法式社会“和谐”。因而,中国作为一个颇富于义务感的民族,其社会意识主要不是靠宗教和法治支撑,而是依赖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伦理加以维系。3.伦理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突出特点是人本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凝神注视的是人间的是是非非,追求的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所应遵循的伦理规范及道德法则,对超然于现实之外的虚幻来世及幽冥的前生,则很少加以关注,传统文化轻鬼神、重人事的色彩浓厚。注重世俗而不追求神学,将人推尊到很高的地位,人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由“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而引申到“天人合德”,这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认识上的升华。发现“人道”与“天道”,即人的道德与宇宙间的规律存在着的某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周易·大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这种“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超然、宽广的宇宙观,始终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奠基石,对塑造中国人的诸多传统美德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构造中国人明白、豁达的人生观有着重要的作用。所谓“人为万物之灵”,“人与天地参”,“天有四时,地有其材(资源)、人有其智”,把人与天地等量齐观并论之。因此,如果将欧洲中世纪神本主义的基督教文化称为“天学”,将宣传“轮回”、“因果报应”的印度佛教文化称为“鬼学”的话,那么就可以将重视人伦道德的中国儒学称为“人学”。不过,中国文化系统的“重人”意识,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将个体与类,将人与自然和社会交融互摄,强调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因此,这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的“人学”,高扬人的主体意识,促成了中国人重修养、重情操的一面。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父子、长幼、上下、夫妇的人伦关系中。维护宗法秩序,却阻碍了人对宇宙、自然及生产技术的探讨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思想与欧洲近代勃兴的以个性解放为旗帜的人文主义属于不同的范畴。4.文化伦理中心主义,生长出“贵义贱利”的价值观在价值判断方面,把“义”抬升到不恰当的位置。如何确定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善”、“仁”的精神,儒家提出必须以“义”为价值准绳。孔子以义为立身之本,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以义为上。”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荀子也把义置于首要地位“先义而后利者:51第2期林国新: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特征及其影响荣,先利而后义者辱”、“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程颢说:“天下事,唯义而已。”那么,究竟怎样才叫“行其义”呢?“义者,宜也。”即言行举止,要与“礼”———既成的社会等级名份,及不成文的传统观念相吻合,一切都要“度于礼”,“立于礼”,“约之于礼”,“节之以礼”,“齐之以礼”;只有如此才能达到价值判断意义上的“善”的要求,否则“动之以不礼,未善也”。在孔子那里“义”简直成了“善”的同义语。“德之不修,学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之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所以,孔子一生不问某事之有利无利,只问合义不合义。合于义,即是真、是善、是美;不合于义,即是伪、是恶、是丑。到了孟子,尚义更趋极端:“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他甚至以“君子犯义”与“小人犯刑”相提并论。正如“刑”是国家对于人们的法律裁判一样,“义”也是个人对于自己的道德裁判。因此,“舍生取义”也就是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所谓“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把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推尊为“义”和“道”,要求人们为之献身,却禁绝人们去谋求自身的“功”和“利”,将动机和效果截然两分,只强调动机,不注重效果。引导人们追求道德上的完善和道义上的胜利,“德之所在”、“义之所在”,生死赴之,在“义”包裹下的道德戒律长久作用于人心深处,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正是“尚义”说教走向极端的反映。物质生活要求、物质欲望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和低贱的,受到极端压抑。中国传统文化崇义贬利和尚义反利氛围养育了士大夫脱离实际空论仁义的陋习。
5.传统文化贵和尚中的和谐意识贵和谐,尚中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是它的重大特征。与西方文化强调分离及对抗不同,中国历来有重和谐的传统,这个传统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待自然与人的态度。据古代思想家们阐释,“和”是建立在阴阳相对基础上的,互为联系、互为制约、互为协调的一种把握世界、指导人生的思想系统。“和谐”不是没有差异或矛盾,而是将不同事物相配合使之达到平衡;这个平衡的境界是“君臣相济”、“兼听则明”、“兼容并包”、“遐迩一体”等,是自然界的和谐统一。西周时期的史伯就已经认识到有了“五味相和”,食物才可口,有了“六律相和”,音乐才动听。是君子就应该“重和去同”、“和乐如一”,而世界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下和平”。传统文化的多种要素都渗透着重和谐的观念。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和”本为儒家精髓,经儒道互补而由两极的范畴论发展为多极圆融的环道观,它贯通于宇宙论、本体论、知识论、人生论和历史哲学之中。中国古代宗教观的“和”表现为:儒道佛三教合一,多教之间相容相补,没有天人隔绝的超现实理念。古代文学艺术更是以“中和”为审美至境:文学要达到质与文、善与美、情与理的和谐统一,绘画用墨要浓淡相宜,枯湿兼具,音乐要八音克谐、音声相和。虚实相生、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等艺术准则也无不与对“和”的追求密切相关。儒家认为“中道”、“中庸”,是达到“和谐”的根本途径。“中”既是思想方法又是道德行为的准则,即事物的“度”。做人行事都要不偏不倚、允当适度,无过无不及,才能保证“和”的实现。道家也有“中道”思想,它们表现在“不争之德”、“柔弱之道”、“无为无不为”等观点中。儒主道辅的贵和尚中观充满了辩证精神,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造就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中庸和平性格。这种文化特性对调节人际关系和社会矛盾、维护国家统一起了积极而巨大的作用,但它使人逢事折中调和,处世安分守己,不愿奋进和竞争,不敢为天下先,这些对我国经济政治 和文化的发展是有较大负面影响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影响
1.以伦理原则为绝对价值尺度的直接后果是人的价值活动的贫乏化。也就是说主体以自身多种需求为基础的对客体的多元评价活动仅仅归结为一元的道德评价。本来自然万物的无限多样、社会变化的无穷无尽、人生现象的五彩缤纷,都决定了人们的价值观念是一个多对象、多层次内容丰富的体系。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却树立了一个绝对的伦理的尺度,以此去衡量一切,去说明一切是非善恶、真假美丑。它是惟一的,不允许任何个人有自己的某些价值的看法;它又是不变的,不允许人们有任何怀疑、任何改变的企图。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停滞,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这种绝对的惟一的不变的伦理价值观不能不说也是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以伦理原则为绝对价值尺度的间接后果是人们的物质生活要求受到严重压抑,这集中体现在中国思想史上绵延不绝的所谓“义利之辩”上。伦理原则总是与人们的物质利益正相反对、水火不容的,这种“存天理、灭人欲”的价值判断就毫无合理因素。义和利有其统一的一面。历史证明,物质资料的匮乏正是道德败坏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只有在人的物质需要不断得到新的满足的基础上,个人和整个社会道德水平才可迅速提高。2.传统文化赋予伦理原则以本体论的意义,导致了客体的主体化,物的世界伦理化。从主体方面看,其特性输出得越多(如人的伦理性被加在自然物上),自身就越显得贫乏;客体内容的丰富正是以主体内涵的丧失为代价的,人的道德原则的不断拔高、增值,正是人本身价值的跌落和贬值。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由于伦理价值观的作用,具体的个人显得毫无意义,仅表现为一种抽象的存在,人的个性几乎完全消弭在宗法关系中。人在社会中是以一个独立的人格出现、去能动地改造世界,相反,总是被动地接受某种盲目力量的驱使,形成一种严重的依赖心理。从客体方面来看,客体主体化使人们对事物的纯客观的分析、研究显得十分困难。在社会人生的领域中,中国古代圣贤最反对功利主义,但在对自然的探讨方面,他们又是纯粹的功利主义者。他们不重视对自然的研究,有的话,也仅是为说明人生哲理、为证明道德原则的绝对性。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追求主体与客体的混然合一,还形成人们求统一的致思方式。在中国古代哲人眼里,宇宙万物的本性都是伦理性,都能以人的道德原则来说明。自然万物不是与主体离异的对象,而是与人融合为
一、不分内外的。北宋的张载写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貌焉,乃混然中处。故天体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认为宇宙万物丝毫没有与人的离异感。但是,这种宇宙与人和社会不分内外的观念实则否定了客体是主体的对象,导致放弃对自然的探索和改造。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探讨反归为对自身内在本质的研究;认识自然社会的规律变成人们对道德伦理原则的自我体悟;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变成个人的道德践履等等。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克已”、“修身”一直是人生的最重要的问题。很明显,这种思维模式和心理状态约束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持续发展,也给当代中国科学事业的兴盛繁荣带来了不利的影响。3.传统文化的伦理至上原则使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保持一种较稳定的状态。因而在无限扩大与绝对化的伦理价值观的支配下,中国古人梦寐以求的价值目标就是达到某种和谐的境界。这一点决定了人们总是采取所谓“中庸之道”去待人接物,去思考、解决问题。这种“天道忌满,人事忌全”的认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又表现为人们满足于现状、不求上进、甘居中游、但求无过的心理状态;表现在留恋山水自然之美,摒弃人类改造征服自然的奇观伟业;还表现为力求与世无争、与人无患、害怕竞争的处世态度上。[参 考 文 献] [1]田广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2]裔昭印.世界文化史[M].长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第二篇：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审美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审美特征
——以唐朝文化特征为例
一、盛唐的音乐
在唐朝初期，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百姓安乐，没有战乱之苦，这也是音乐能在此时期得到飞速发展的重要条件。经过“贞观之治”至“开元盛世”，唐朝文化发展是无法比拟的。出现了一大批重要的，并对后世有影响的文人墨客，他们的创作不但对中国的文化，也对音乐的发展打下的深厚的基础。
唐朝的音乐，无论是宫廷的、还是民间的，都非常时兴配乐演唱，而配的诗就是当时盛行的唐诗。唐代
是一个诗词盛产的朝代，出现一大批对当时，对现在都有影响的文人，并且他们的著作流芳百世。在原始社会中，诗、歌、舞是三者相结合的，到了唐代，虽然彼此分工的现象增多，诗以独立的形式出现，但诗人与音乐家的合作还是一定程
度上保存下去的。著名的诗人的大作，也都被人们广泛的歌唱。例如：刘禹锡的《竹枝》，王维的《阳关三叠》等。这些
诗歌的流传，不仅有文学上的作用，而且，由于它广泛在民间、宫廷的流传，也一定程度上地融合了民间与宫廷音乐。
唐朝音乐机构也是相当的庞大。它以分工之精细、规模之宏大、艺术之高超，列历代
之冠。掌管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为太常寺。太常寺分为八署，其中掌管音乐的为“大乐署”和“鼓吹署”。大乐署主管雅
乐、燕乐，对音乐艺人的培训。每年大乐署都要进行考核，每满十年进行大的考核；根据成绩的好坏，决定职位的升降。
在此学习音乐的“乐声人”，要学习十五年，要会奏难的曲调五十曲以上，能够演出，才算毕业。可以看出，当时政府对
音乐的要求已是何等的高。鼓吹署管理仪仗中间的鼓吹音乐和一部分宫廷礼仪活动。“盛唐之音”的形成，综合了多方面的历史条件，及历代对音乐所积累的经验。唐代的音乐能够在全国上下 的流行，也是音乐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并且整个社会达到了繁荣、鼎盛的时期，所促成的。这一切发展的结果，必然 会产生“盛唐之音”这一历史的盛况。
二、盛唐的舞蹈
五千年文化史孕育形成了中国舞蹈从感官娱乐到高度专业和分类详尽的艺术形式。中国社会发展的大潮和文化发展的大融合必然造就出盛唐舞蹈的巅峰艺术形式，盛唐舞蹈的桂冠就是中国文化的桂冠。唐时期中华民族大融合发展到空前的程度，西域文化、西域民间舞蹈与中原舞蹈的结合，使得舞蹈在唐时期的发展具有了社会和文化的基础。盛唐是我国舞蹈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是伎乐舞蹈的全盛时期。当时，能歌能舞的乐伎遍及社会各阶层，有宫伎、营伎、官伎、家伎，蓄伎之风盛行。唐代舞蹈，也有文、武之分。武舞又称“健舞”，文舞又称“软舞”，两种风格截然不同；前者威武激越，后者飘然若仙。胡舞大多属于前者，而传统的汉族舞蹈，则基本属于后者。两种不同的舞蹈，决定了两种不同的服饰。
唐代伎乐以其惊人的创造力在当时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致在唐代各种文艺作品——诗歌、传奇、绘画、雕刻„„中留下了许多栩栩如生、光彩照人的形象，至今为人们所欣赏和神往。唐代舞蹈之所以能登上古代舞蹈艺术的顶峰，直接的原因是唐代舞蹈是以纯粹人体形式为抒发思想感情的手段，舞蹈以独立的表演艺术登上了艺术舞台。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舞蹈在唐代发展最为完善。唐代的舞蹈分类，以动作技巧和风格特征来划分，表明了舞蹈动作技巧体系的完善。唐代舞蹈编导，包括独舞、双人舞、三人舞、大型群舞等，表明编导水平的成熟。
因此，唐舞的发展是大唐帝国借助其强大、开放包容、繁荣粗犷、气势恢宏的文化基础，将中国古代舞蹈艺术的发展推到了顶峰。唐代舞蹈文化灿烂辉煌，达到了艺术巅峰。唐代继承隋代的设置进一步完善和丰富宫廷各种乐舞机构，使唐代舞蹈成为吸收异域优秀文化和传播东方文明精华的博大载体。
三、盛唐的书画
唐代的美术，在六朝美术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由于技术的进步和数量众多的画家的努力，创造了形象更为完美，主题更为明确，反映现实生活更为有力的艺术。唐代美术中，宗教美术与密切现实生活结合，杰出的美术作品具体地反映了唐代的现实生活。例如菩萨像肉体丰满健康，而表情平静甚至是淡漠的。描写贵族，特别是贵族妇女的绘画着重其寂寞无聊贫乏空虚的生活。某些陶俑富有倾向性地发掘了一些人物的可厌的社会本质。这些都是唐代美术的现实主义的重要成就。
唐代社会各方面的蓬勃发展及激烈的变化，需要并且可能发展人们更多的才能与力量。杰出的美术家有高度的创造性，强烈的创作热情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例如他们创造了极端繁华欢乐的净土和极端悲惨恐怖的地狱；创造了维摩与文殊紧张的争辩的场面，也创造了劳度差和舍利佛的激烈斗法的你死我活的景象；还创造了园林中高人逸士的闲适，深宫里贵族仕女的寂寥，创造了无数生活的形象和庄严的与优美的典型。这些意境和形象是美术史上重要成就。唐代美术中，艺术技巧有巨大的进步。人物的各种面型和表情的类型的创造，姿势动态表现更丰富自由。发掘并开始表现了自然事物：山水和花鸟的美的特点。唐以后的绘画善于选择生活中一部分富有诗意及戏剧性的场面，不是平板的描写生活，在构图上，远近透视和比例大小的趋于正确，在表现一定的内容及思想方面也更有力，人物关系不复是平列或接近平列的形式，也不复是以大小来分别主次，而是处理得更自然真实而且富于艺术效果。道具和环境在表达题材内容时也逐渐起了较大的作用。艺术技巧在盛唐以后完全脱离了幼稚的状态。唐代的代表性美术，主要是盛唐的美术，形象丰腴而又典丽，结构豪华而又紧凑，色彩绚丽而又调和，总之正如盛唐所代表的唐代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人们的创造力量的雄厚优裕，风格雄浑而又优美，是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最杰出的古典艺术之一。
四、结束语
唐朝比以前任何朝代又增加了新的审美因素和色彩，唐代审美趣味由前期的重再现、客观，重神形转移到后期的重表现主观、意韵、阴柔之美，体现了魏晋六朝审美意识的沉淀。唐代前期转向后期的历史过程中，人们社会意识和精神状态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此种审美倾向的转变，是与当时唐朝由盛转衰的经济和举国上下兴颂佛法这一时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第三篇：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导语；了解中国文化在不同时期对世界的影响，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对民族文化的认可度。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不同时期对世界起着自己独特的作用，调查方式为通过查阅文献，报刊了解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分为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中国文化的现在意义。以及调查研究之后的心得体会。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灿烂的文明。通过查阅文献，从以下几个方面看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1.古典哲学。在《易经》包含现代计算机二进制的基础现代数理逻辑也要依托于《易经》，《老子》思辩哲学应用于现代哲学、《孙子》应用于商战、《四书五经》对中国周边国家如：韩国、日本、朝鲜等影响更大，这些国家都是中国文化圈的成员。启蒙运动中，法国伏尔泰便利用了中国儒家思想，伏尔泰将儒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理论、道德伦理、人性观念、社会法则等加以综合研究，建构了一套对西方社会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新的社会学说。明代王阳明的学说还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第一本提到儒教的书《儒家道德》，1641年在伦敦出版。
2.科技方面。中国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的进步，近代化的开端，新航路的开辟，离不开指南针；思想解放、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离不开造纸术和印刷术；而火药又成为砸碎封建城堡的利器，在现代战争中作用很大，就是航天也要用到。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于彻底地改造近代世界并使之与古代及中世纪划分开来，比任何宗教、任何占卜术的影响或任何征服者的成功所起的作用更大。火箭也是中国首先发明的。中国漆器，中国冶铁和穿井技术都是世界最先出现的。中餐、中医也世界独具特色的。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中动情地写道：“中国文献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发明和发现，考古证据或绘画实物证实中国的发明与发现比欧洲的或照搬采用的发明或发现一般往往领先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二项式系数排列，还是旋转运动与直线运动相互转移的方法，或是第一台时钟中的擒纵装置，或韧性铸铁犁铧，或植物学与土壤学的开创，或皮肤与内脏的关系，或天花痘苗接种的发现——不管你探究哪一项，中国总是一个接一个地居世界第一。”李约瑟著的长达2000万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向世界生动详实地展示了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伟大创造及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与影响。3.文化方面（狭义的）。隋唐时中外交往空前频繁，周边国家大多仿效中国的各项制度，日本大化改新使其进入封建社会，中国文化圈也在这时形成。中国的文化在明代以前一直是世界领先。中国的城市发展对世界也有很大影响，宋代以前，世界是许多国家学习中国的城市建造。中国中古的开放时代为世界各国培养了许多各方面的人才。在艺术门类内，中国的书法、国画、诗歌独树一帜。中国文官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对西方文官系统的形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推动作用。1570—1870年的300年间，西方国家出版的有关介绍中国文官制度与政治制度的书籍竟多达70种。《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名著以及《聊斋志异》、《金瓶梅》等被译成多国文字，深深地影响着世界文坛。德国文豪歌德在比较中西文学后曾感慨地说：“当中国人已拥有小说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正在树林里生活呢!”举世闻名的中华武术,是我国民间流行最广泛的体育项目。千百年来,中华武术对世界武坛尤其是亚洲武坛有过重大影响。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中国武术震惊了世界。中国琴棋书画对世界也有很大影响，尤其是中国文化圈内的国家。
4.交通方面。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连接了亚欧，促进了各地的交流。四大发明除火药是元朝军队带去的其它都是经丝绸之路传过去的。
5.经济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粟等作物的国家，尤其水稻种植的传播极大促进了其他地区农业的发展，养活了更多的人口。世界上660多种主要栽培作物中，起源于中国的就有136种，占20％以上，居世界第一。中国还是最早养蚕的国家，丝绸也是中国的重要发明。中国烧造的瓷器也是中国独特的创造，中国人china，就与陶瓷有关。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中国茶业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饮茶的习惯最早起源于中国，如今饮茶更成为世界性的风尚。茶，作为世界三大健康饮品之一，足迹遍布了整个世界。英国的李约瑟曾说：“茶是中国继火药、造纸、印刷、指南针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的第五个贡献。”亚洲国小龙的发展都深受中国文化影响。
6.对外交往。郑和下西洋时倡导：不欺寡、不凌弱、友好相处、共享太平。亚非国家间的交往确立了现代外交不成文的准则，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国人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幅员辽阔，中古时代经济文化一直世界领先，为世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跨越国界疆域时间等的限制，对不同国家的社会进步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对中国文化现代意义的探究主要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怀人本
西方文化是以宗教为主导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却具有深厚的人本主义色彩。尽管中国古代礼仪中存在各式各样门类繁多的宗教祭祀等仪式，但神学始终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更关注人，更关心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和生存需要。
中国典籍中，很早就有“人”是天地所生万物中最灵、最贵者的思想。如《尚书·泰誓》中说：“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
《孝经》中则借孔子的名义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这句话中的“性”字，是“生”的意思。宋人邢 解释说：“性，生也。言天地之所生，惟人最贵也。”
在《礼记·礼运》篇中，人们又进一步对人之所以异于万物的道理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如说“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子曰：“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礼记》也出现了“天下为公”的理念……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很在程度上来说是关注人生的文化，而这在世界文化体系中都是十分珍贵的。其中有很多关于人生价值的思考和讨论，也都十分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提倡对人的关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精华。这一点，与我们当代社会提倡的以人为本和民主民本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
（二）道德的教化
在现代社会，很多中国人是不信教的，一些外国人认为，中国的所有社会问题，都由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引起。中国的宗教信仰文化对中国人民的影响可能真的不是很大，但事实上，中国的道德信仰系统却十分完备。
这一种道德信仰，渗透到我们生活的角角落落，甚至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而我们需要的这种道德教化，不是封建社会三纲五常的约束，而是一种去伪存真的，一种现代社会正常动作所需的道德规范。
中国礼仪文化中有很多道德的因素。
《诗经》提出“夙夜在公”，《尚书·周官》提出“以公来私民其允怀”，都提倡注重整体精神，都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而奋斗的爱国主义思想。正是在重视整体精神的影响下，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香水偿息奋斗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在自己的五千年文明史上，之所以能历经磨难，长兴不衰，具有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坚忍不拔的民族伟力，就是因为我们民族有着一种崇高道德精神。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提倡人伦价值，强调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等美德。
中国传统道德历来十分重视人伦关系的道德价值，强调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应有的道德义务。从《尚书》中提出的“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到孟子提出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再到《礼记·礼运》中所讲的“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贞、长惠、幼顺、君仁、臣忠”，都从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规定了每个人为维护良好的人伦关系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传统人伦关系中的维护封建等级关系的糟粕无疑应当批判和剔除，但其中包含的有益因素，如能赋予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涵义，对于改善家庭与社会的人伦关系，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另外，传统文化中还对我们提出“诚信”，“仁爱”，“互助”等等道德上的要求和希望……这种注重对人的道德教化，和“以德治国”的思想，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构建精神文明所继承和发扬的。
（三）追求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追求和谐。“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待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方面关系的时候，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和谐放在了首位。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道家提出“天人和一”的思想。即把自然与人看作一个统一、平衡、和谐的整体。主张“道法自然”，即人们要顺从自然，回归自然，把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惩罚减少到最低限度，寻求人类理想的生存空间。
在人际关系上，强调和谐有序，追求实现“仁者爱人”、“礼之用、和为贵”的和谐社会。
另外，《尚书》中关于尧舜禹执政理念的记载就有“协和万邦”、“咸和万民”的名言，这表明，在国家尚未形成的时候，先民就已经把和谐作为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史伯的“和实生物”，孔子的“和为贵”，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尚同”，“非攻”，老了的“知和曰常”，都以“和”作为最理想的社会生活状态。
和谐文化是人类世界的共同精神财富，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恒久价值，我们要理解它，然后将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真正为构建和谐文化出力。
三 继承与更新
文化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如果丢弃了传统文化，我们将推动的是我们自己的根和灵魂。
当然，另一方面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积淀，也存在一些腐朽的“毒素”，不利于社会的进步，是必须要剔除的，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清醒地来了解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取精华，去糟粕，继承一些“老祖宗”的东西，同时吸收外来的好的文化，以此来更新我们的文化，创造一种真正适合中国的文化。
总的来说，单说一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们首先要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再来谈取舍的问题。
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尤其要有自己的主见，一件事，首先要走进它，了解它，才能来评价它，在对待“文化”的问题上更不能随大流。
比如说说到传统文化的取舍上，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本身都不了解，只是完全听信别人的“经验”，就不可能找到真正属于我们，适合我们的文化。而只有在学习中，我们才能既做到继承，又能尝试创新。
因此，我觉得，要想真正找到一条传统与现代兼并的属于中国的文化之路，我们首先要重视传统论，走进它，了解它，在大学中应该多开一些有关传统文化的课程。对于大学生，则应该多看原籍，多自己独自思考
第四篇：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和实际活动的方式及其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作为世界四大 文明古国之一，早在数千年以前，中国就以独具特色的黄河文化而闻名。其后，经过炎黄子孙长期的创造和积淀，中华文化愈丰富多姿、博大精深，其成就、其 影响，举世罕见。中国国土辽阔、地大物博，独特的地理造就了独特的中华文化，也就对中国的发展和人文历史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仅养育人的肉体，更滋养人的精神和灵魂。中国的传统 文化是地理因素，人文因素的综合结果。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注重道德修养。修身是立身之道，也是立国之道，主张通过自身的修养和学习，成为 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其最高目标和终极价值是实现人与群体，个体与社会的 统一及协调发展。孔子的儒家学说，确定以“仁”为核心，以“义”为价值准绳，以 “礼”为行为规范的道德模式，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价值实现定位在对他人、对群 体、对社会的关爱和奉献上。这一传统的积极意义在于造就了无数个像范仲淹那 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士仁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生了极 为深远的影响。这些优秀道德规范在建设和谐文化过程中，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仁的思想是有古代的大教育加大思想家孔子提出的，他的思想虽然在当时没有受到多大的重视，但在今天看来，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各个方面都长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仁者，爱人”，儒家思想首先强调家庭内部的和睦有序，强调家庭内部的父子兄弟的有序关系。儒家思想还把家庭内部的感情 交流推广到整个社会的人际交往，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与爱护。“己所不 欲，勿施与人，”在社会交往中，儒家思想强调换位思考，从别人的立场为对方 考虑，这是人际交往的理想境界，是我们形成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要求“克己复 礼为仁” 孔子的“仁”与“礼”是紧密联系的。“礼”是指统治制度，包括各 种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些特性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也会出现一些以前社会所没有的特性。但是，无论社会是怎么发展，有些东西在人的内心是永恒的，历史的思想我们可以按照当今的时代背景重新加以解释，它也能发挥时代的光芒。在现阶段中国社会政治发展阶段中对孔子仁的思想采取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的态度，可以加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促进人文精神的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提倡“天人合 一”，即人要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在尊重与保护自然中谋生存，求发展。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在不同民族和地域的 文化特点与差异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减少摩擦、增加共识，发扬“和为贵”、“和 而不同”的思想显得更为重要。为此，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存、共生、共赢的“和合”思想，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
中华文明自上古诞生之日起，就如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绵延至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和共同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形 成和发展的，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
一个民族的支柱和灵魂，它对于塑造民族的品格和风貌，对于民族凝聚力、向 心力的增强，作用之大不可估量。而传统文化正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所以我 们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时，离不开传统文化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首先是要 弘扬爱国主义，这是民族魂。诸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精神，各族一 家、协和万邦的宽容精神，忧国忧民、献身祖国的爱国精神等等。在市场经济的 负效应冲击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这些民族精神的精华，必须通过认真的梳理、挖掘，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激发人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热情，“使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充分释放、文化创新成果不 断涌现，使当代中华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第五篇：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的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的影响
摘要：文化是影响国家外交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文化角度理解一国对外关系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中国有着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 几千年薪火相传，对后代影响深远。其所蕴涵的价值观念及行为准则不仅具有强烈的历史感,而且还带有鲜明的现实性,从最深处影响着包括当代中国外交在内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致力于建立新的外交形象，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外交战略、政策实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传统文化；当代中国外交；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中国拥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在长久的历史演变和社会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遗产，这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的精神体现。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1]。
文化通过影响一个国家的决策者的认知模型,影响他们对环境的感知,进而影响一国的外交政策。正如诺威尔(John P.Lovell)所指出的,“人是在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受到其中的基本价值观、风俗习惯和信仰的熏陶。那些在每个社会中握有政治权力的人易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与态度将有许多文化根源。此外,在每个民族国家,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中发生的”。一个国家在长期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宗教信仰及意识形态等因素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决策者的思维方式、处世态度和价值取向,而这些因素会在他们制定外交政策和进行外交行为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来[2]。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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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思想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烙印，体现在外交思想的不同方面。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外交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儒家的“仁义”，“和合”，“天人合一”等思想，时至今日仍在我们的思想理论当中起到一定的影响，而在中国的外交理论当中仍然可以找到其历史思想的支撑。尤其是现代社会以来，“和合”命题始终是贯穿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一条主线，从周恩来总理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邓小平的和平外交理念，再到今天“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无一不是在“和合”思想和国际大环境下中国的外交选择。尽管不同时期“仁义”在中国的外交中所具有的含义不同，但中国外交思想在延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或多或少地秉承了儒家思想的精华，始终承担起大国的责任，堪称是仁义外交、“儒家外交”;随着环境问题的世界化，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更是引起重视，成为环境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我国环境外交提供了传统的理论基础[3]。
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历来主张以和为贵，这与与西方文化所倡导的竞争意识形成强烈反差。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农耕文明和商业文明的不同特性。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小农经济上，表现出一种“ 静态” 的特征，重视自然、和谐，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身心和谐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价值理想是“和”。“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代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发展道路及战略目标。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规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国家以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指导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国政府就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准则,即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的“和”文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是“和而不同”哲学观的具体体现，也是辩证法中的儒家精华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典巧妙融合吸收和成功运用。其主张以和平作为各国相处的方式和目的,蕴含了“贵和”的思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各国要承认彼此的差异与区别,并在此基础上尊重这种不同,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存在的问题,以谋求最终“共处、互利”和谐发展的国际环境,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思想,“和”非否定个性,和平共处而非消灭异己。“和而解”是解决国际关系中矛盾冲突的一种有效方式，这种非爆发式的方式能够保持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相对平衡与稳定，同时也能够避免和化解矛盾冲突所造成的破坏。重视“和而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
体现了一种博大的道德情怀，以“和而解”为解决矛盾冲突的方式，反映出道德价值取向。同时，也表现出中华民族在道德方面的宽容但不失原则的高尚一面。
中国提出“和平发展”的理念和战略,走“和平发展”道路,也是以五千多年的中华历史文化为基础的。国家的发展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外扩式”的,即国家的发展崛起伴随着侵略战争、征服别国、并吞他国领土或建立殖民统治。这种方式在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并不鲜见。另一种方式是“内敛式”的,即发展崛起不向外扩张,不征服世界,不建立殖民地,而致力于本国各方面的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无疑属于后者。在20世纪80年代在和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对外关系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谋求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同时，进一步要求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为和平的长久存在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主张为了谋求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营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为国家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推进世界和平事业[4]。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主张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 主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2002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江主席在布什图书馆发表演讲时引用《论语》“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指出“中美之间、国家之间应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和差别是正常的，也可以说是必然的。我们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和”强调和平,和谐。在承认和尊重事物之间差异的同时,还要追求事物之间的协调和融合,达到和谐的状态。从古至今中华民族都在追求五种和谐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人与社会的和谐;三是人与家庭的和谐;四是人与人的和谐;五是国与国的和谐。“和谐世界”的提出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追求“和”,或和谐的精神。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目的在于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为中国和平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国的“崛起”源自和平，而“和平”又推进了崛起。儒家文化中的和平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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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对中国的发展起到内在文化保障功能。因此，中国的崛起不会对它国构成潜在或实在的威胁。相反，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使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更为丰富多彩，为人类提供更多的模式和文化借鉴。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为国际关系的历史带来新的范例和素材，证明人类可以通过理性和和平的方式处理好国家冲突这一千古难题。每个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无不根植于它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而不曾断裂，“和合”精神始终贯穿其中。“和”，指的是尚和平，重和睦;“合”，指的是讲融洽，求和谐。中华文化传统的这一核心精神，突出地表现为三大理念与追求:贵和慎战、包容兼蓄。中国的外交实践证明着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平自主，善结与国，慎战避战。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守护者，绝非世界和平的破坏者和威胁者。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从实际生活出发，要求合理地保护自然资源，维护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这种主张一方面反映了儒家对于自然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表明现了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它不仅仅是一种哲学观念，也是一种生态价值观、经济价值观，对我国制定环境政策，指导环境外交思想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新世纪，我们放眼未来，发展并稳定多边，积极促进国际环境合作的全面发展，为促进全球环境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又要着眼于现实，认清形势，吸取传统文化的精粹，制定出正确的环境外交理论和政策，切实保护世界环境，维护国家利益，促进人 类和谐共生。
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指出中国要着力培植文化软实力，这对于扩一大中国的影响力，推广沉淀了五千年的华人文化是很重要的。中国的外交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要着力从传统儒家文化中找寻适合于当今外交的有用理论价值，应用于我国外交思想理论的构建，最终形成自己的文化外交思想。一国制定和推行的对外政策并非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深受其植根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发展道路和战略目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将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外交的未来发展。当前,中国外交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在国际事务中谋求合作,以及积极追求世界和谐的诚意和举动,也逐渐地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信任,相信在未来的国际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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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外交必将会取得更大的发展与收获。参考文献：
[1]谢慧.浅析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期刊论文]-文化论坛.2011 [2]肖晞.牛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期刊论文]-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3]王丽丽.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关系[硕士论文]-青岛大学.2009 [4] 楚树龙.王青.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期刊论文]-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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