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技术与政治发展历届全国人大会议表决方式的变迁与启示

第一篇：政治技术与政治发展历届全国人大会议表决方式的变迁与启示

政治技术与政治发展历届全国人大会议表决方式的变迁与

启示

历届全国人大会议的表决方式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一开始举手表决和无记名投票两种方式一起发挥着作用。后来，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与运用，电子表决器被引入到人大会议当中，其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举手表决的方式正逐渐被摒弃。这体现了一种新的趋势，一种新的发展。

一、表决方式的类型

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十三条规定，表决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无记名投票，二是举手表决。事实上，这就构成了一届人大期间两种最主要的表决方式。一次会议专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进行无记名方式投票办法》，对投票的范围和程序都作了规定。根据无记名投票办法，这种投票的范围是有限的。它主要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表决和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和委员、国务院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这些重要的人事任免的表决[1]。所以，在一次会议上，这些重要的人事事项都是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除此以外，其他的议案和人事任免事项，一般都通过举手的方式进行表决。事实上，尽管全国人大组织法规定了可以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但是并没有对这种表决方式的范围和程序作出规定，也没有其他的议事规则作出有关规定。所以，举手表决方式的适用范围和程序都是根据惯例形成的，具有很大的伸缩空间。

两种表决方式各具特点。举手表决的优点是简便、快捷，但是缺点也是明显的：一是难以统计，易出混乱；二是代表举手时间过长，会产生种种不利后果，如身体不支，手臂摇动不易统计，举手与否可任意变动等；三是部分人大代表有从众心理，在举手公开表决的情势下，易于影响少数代表真实意思的表示[2]。所以，举手表决向无记名投票方式的发展体现了对表决人真实意志表达的保护和尊重，体现了民主的发展与进步。

二、表决方式与范围的变迁

自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全国人大的表决过程不断在发生着变化。尤其是1978年五届人大以来，不断有一些新的变革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些变革有些甚至只是技术细节，但是也代表着政治进程的发展与进步。根据历届人大的无记名投票办法等文件，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表决过程变化的轮廓。

总体上来说，Ⅰ时期（1954～1957）、Ⅱ时期（1957～1966）、Ⅲ时期（1966～1976）出现的变化不大。除了通过宪法和重要的选举事项采用了无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外，其余议题一般都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

Ⅰ时期，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无记名投票办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和委员，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通过国务院总理人选，都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其余议案的表决都是举手表决。”[3]二次、三次会议没有制宪或修宪的议程，重要的选举事项也没有，所以，基本上都采用了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各项决议。

Ⅱ时期，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代表们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各项决议。在每项决议提付表决之前和通过以后，会场都响起热烈的掌声[4]。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没有通过表决办法的相关文件。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无记名投票办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和委员，决定国务院总理人选，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都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5]这和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规定是一致的，没有任何变化。

Ⅲ时期，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选举办法规定：“选举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委员，表决任命国务院总理人选，均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6]事实上也是如此。根据会后的报道，大会根据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经过认真讨论，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委员，任命了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7]。与Ⅰ时期、Ⅱ时期相比较，无记名投票选举的范围出现了一些变化，七五宪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取消了国家主席，所以不用再选举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受到严重冲击，还没有恢复，所以也没有选举。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一职因为彭真受到批判这次会议也没有选举。不过国务院人事任命的范围扩大了，包括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

Ⅳ时期（1976年以来），选举（表决）过程的变化开始呈现多样化的特征，不时有一些新的变化出现。这既令人欣慰，又令人期待。欣慰的是可喜的进展，期待的是进一步的创新。

五届人大期间，通过宪法和重要选举事项仍然采用了无记名投票方式。一次会议，根据无记名投票办法草案，“选举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决定国务院总理人选，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均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8]。三次会议，“决定国务院总理人选，补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和决定增补国务院副总理人选，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以全体代表过半数同意为当选或通过。通过其他各项议案，均采用举手表决方式”[9]。五次会议，通过宪法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以全体代表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票通过。通过其他各项议案，均采用举手表决方式，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可见，无记名投票方式在通过宪法和重要选举事项方面一直是首选方式。

六届人大期间，无记名投票和举手表决仍然是两种重要的表决方式。一次会议，“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人选；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的人选；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都采用了无记名投票方式，而决定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和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人选，采用了举手表决的方式”[10]。所以，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重要选举事项还是首选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但是对于其他选举事项，则沿用了举手表决的方式。三次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等议程。五次会议通过各项议案和进行选举，均采用了举手表决的方式。可见，举手表决的方式也是经常适用的，而且其适用的范围也是比较广泛的。

七届人大期间，无记名投票和举手表决逐渐被电子表决器取代。一次会议和二次会议，无记名投票和举手表决的方式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以全体代表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票通过，进行选举和决定的人选，除通过各专门委员会人选外，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议案和通过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以全体代表过半数通过[11]。二次会议，根据全国人大组织法的规定和大会主席团会议的决定，通过各项决议、法案、决定，均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三次会议以后，电子表决器付诸运用，逐渐取代了无记名投票表决和举手表决的作用。这是技术革新带来的结果。“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里装上电子表决器，事实上结束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举手表决’的历史。”[12]七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第三十六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或者决定任命，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第五十三条规定，会议表决议案采用投票方式、举手方式或者其他方式，由主席团决定。宪法的修改，采用投票方式表决[13]。这里并没有提到电子表决器的方式，但是属于由主席团决定的其他方式。此后的历届人大历次会议大都广泛采用了电子表决器的方式进行表决。

八届人大期间，无记名投票和电子表决器开始占据主导性地位。一次会议，《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办法》规定：“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进行选举和决定任命，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14]《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办法》规定：“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由主席团在代表中提名，大会通过。本次会议通过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采用按表决器的方式，分别对每个专门委员会整个名单合并表决。”[15]《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规定：“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议案和法律案采用按表决器的方式，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如表决器在使用中临时发生故障，改用举手表决的方式。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宪法修正案，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由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16]可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无记名投票和电子表决器已经开始占据主导性地位，而举手表决的方式已慢慢成为辅助性的方式。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表决议案和法律案采用按表决器的方式，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如表决器在使用中临时发生故障，改用举手表决的方式。补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实行等额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17]。三次会议，表决议案采用按表决器的方式，补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但决定国务院副总理的人选，采用按表决器方式。四次会议和五次会议都决定，表决议案采用按表决器的方式，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如表决器在使用中临时发生故障，改用举手表决的方式。这种规定为此后的历次会议所沿用。可见，举手表决的方式正在逐渐演变为一种备用的表决方式。

九届人大期间的表决方式和八届人大相类似。对于宪法修改和重要人事选举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其他的人事任命或议案表决都采用电子表决器的方式。一次会议规定，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进行选举和决定任命，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议案采用按表决器的方式，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如表决器在使用中临时发生故障，改用举手表决的方式。会议通过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也是采用按表决器的方式[18]。这和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规定完全相同。二次会议表决宪法修正案草案，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由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表决其他议案和法律案都采用按表决器的方式[19]。三次会议、四次会议和五次会议，表决议案和法律案都采用按表决器的方式。四次会议还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补选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所以，九届人大期间，无记名投票方式和按表决器的方式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地位。

十届人大是对八届、九届人大的继承和发展。无记名投票和表决器仍然依据议事规则的规定发挥着作用。一次会议沿袭了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和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规定。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除了通过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采用按表决器方式，其余选举和决定任命，都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议案采用按表决器方式，如表决器在使用中发生故障，改用举手方式表决[20]。二次会议表决宪法修正案草案，采用大会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其他各项议案，采用按表决器方式。三次会议对按表决器的方式进行了创新，首次出现了无记名按表决器的方式。这表明此前进行的按表决器的方式也可能是记名的。这实际上破坏了表决器作为一种秘密投票方式的价值。三次会议规定，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选举；采用无记名按表决器方式决定任命，对人选逐人表决；表决各项议案也采用无记名按表决器方式[21]。可见，直到此时，无记名按表决器方式和无记名投票方式仍作为不同的表决方式来处理。尽管它们保护人大代表投票意愿的功能是类似的，但其体现的其他价值可能还存在着差异。四次会议和五次会议都规定，表决各项议案，采用无记名按表决器方式。

三、启示

1.举手表决的方式渐渐被摒弃。举手表决的方式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举手表决的方式便捷高效，便于选民对代表的监督，但是举手表决的方式也可能导致虚假的意志表达。所以，随着历史的发展，举手表决的方式作为一种公开的表决方式，正慢慢被其他秘密的表决方式所取代。

2.无记名投票方式的地位相对稳定。总体上来说，历届全国人大会议，无记名投票方式的地位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不可或缺的。尽管世事变幻，但是无记名投票表决对象的范围和地位都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宪法修改和重要人事任免大都采用无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3.电子表决器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电子表决器是技术进步带来的表决方式的创新。电子表决器方便快捷，尤其是便于对表决结果的统计，甚至可以实时显示表决的结果。而且电子表决器还便于表达真实的意志，其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它也正取代举手表决成为一种重要的表决方式。电子表决器应该在将来发挥更为重大的作用。

4.表决技术的发展与变化也反映了民主的发展与进步。从举手表决，到无记名投票；从无记名投票到电子表决器；从记名按电子表决器到无记名按电子表决器，这一步一步的发展，反映的是民主的细节正在逐步改进逐步完善。小技术，大发展，尽管是小小的细节进步，日积月累，也会推动中国民主、中国政治发展稳步前进。尤其是无记名电子表决器的应用领域，如果能够由人大决策，逐步覆盖到所有政府的集体决策，乃至党委的集体决策，将能够推动中国的民主、中国的政治发展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注释：

[1][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无记名投票办法》，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秘书处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汇刊》，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69～570页。

[2]李林：《立法机关表决制度评介》，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90年第6期。

[4]《体现全国人民的革命意志，推动反右派斗争继续深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胜利闭幕》，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无记名投票办法》（1964年12月30日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国人大网，http：//.[15]《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办法》，中国人大网，http：//.[16]《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中国人大网，http：//.[17]《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中国人大网，http：//.[18]《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办法》（1998年3月1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人大网，http：//；《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1998年3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人大网，http：//；《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办法》（1998年3月6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人大网，http：//.[19]《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1999年3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人大网，http：//.[20]《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2003年3月1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人大网，http：//；《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2003年3月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人大网，http：//；《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2003年3月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人大网，http：//.[21]《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2005年3月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人大网，http：//；《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2005年3月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国人大网，http：//.

第二篇：政治文化变迁与农村社区制度选择

政治文化变迁与农村社区制度选择

冯仕政

[摘要]通过分析南街村的制度变迁,本文揭示了社区制度选择与国家政治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改革以来,南街村在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逐渐形成了一种逆市场化的集体制度,这样一种独特的制度变迁取向和路径正是国家政治文化不断塑造和建构的结果。本文揭示了这一过程中所蕴含的复杂而微妙的制度变迁逻辑和机制。

[关键词]政治文化;制度变迁;农村社区;南街村

改革开放以前,人民公社是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社区只是计划体制中的一个基层单位,自主权非常有限。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的不断分权让利,农村社区获得的自主权越来越大,主动性越来越强。利用国家赋予的自由空间,农村社区自主发展,各显神通;在此过程中,农村社区创造了千差万别的制度形态,其中一些很有特色的制度形态已经成为社会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产生了许多成果①。遵循这一传统,本文将研究河南省南街村的“共产主义小社区”制度。关于这一制度形态形成的逻辑和机制,笔者曾有专文阐述②。在这里,本文想着重讨论国家政治文化的变迁与农村社区制度选择之间的关系。

一、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政府-市潮与“国家-社会”之外

关于中国改革进程中农村社区制度变迁的逻辑和机制,以往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两种范式:一种是在经济学中流行的“政府-市潮,另一种是在社会学、政治学等非经济学学科中流行的“国家-社会”。在“政府-市潮范式中,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被理解为一个“理性选择”过程。所谓“理性选择”,指“政府”和“市潮都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特定的制度形态和制度变迁轨迹就是这两个“理性人”为了各自的最大利益而博弈的结果。在这种范式眼中,人类的“理性”只有一种,那就是追求收益最大化,或者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工具理性。由于各类人群的“理性”是没有差异的,自然不能用“理性”本身去解释不同社区在制度选择上的差异。

那么,社区之间的制度差异是怎么造成的呢?是由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造成的。遵循这一逻辑,“政府-市潮范式最后不是用人的“理性”,而是用人所处的环境去解释各地制度变迁的差异;它所谓的“理性选择”分析,实际上不是对行动者的“理性”本身进行分析,而是只分析行动者施展自己的“理性”时所面对的环境约束。由于在这一范式中,“理性”只是一个不需要解释的假设,而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分析的变量,导致文化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就被排斥在理论分析之外。在本文看来,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人固然是理性的,但理性有不同的方向,就像韦伯所论述的那样,有时是价值理性的,有时是工具理性的,有时是传统理性的,而不是像“政府-市潮范式所假设的那样,只有一个方向,即工具理性。不同人群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理性方向,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文化,文化作为一个符号和意义系统,既影响人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认知判断,也影响着他们的价值选择。

在后文我们将会看到,正是由于深受国家政治文化的影响,南街村在解读自身面临的困境和展望前进的方向时,才把“率先建成全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才把“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作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基本途径。与“政府-市潮范式不同,“国家-社会”范式强调与国家正式组织和正统意识形态不同的、甚至相对立的“社会”因素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影响。研究者们所揭示的“社会”因素很多,包括村落文化、家族文化、地缘关系网络、血缘关系网络、地方宗教信仰,等等。在这一范式中,虽然也有很多研究把社区制度变迁理解为一个服从工具理性的利益驱动过程,但至少,它在理论上没有先入为主地把文化因素排除掉,一些学者甚至特地强调文化因素的影响,比如林南先生在分析天津大邱庄时就特别强调家族文化因素。不过,正如“社会”这个概念所显示的,这一分析框架即使强调文化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影响,也只是强调“社会”文化,而未注意作为国家的政治文化。而南街村,决定其制度变迁方向和轨迹的恰恰是国家的政治文化,而不是“社会”的文化。

要言之,“政府-市潮和“国家-社会”这两种既有的分析范式受其内在解释逻辑的限制,都忽视了国家正统的政治文化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影响,即使注意到了也无法给出圆满的解释。本文力图在这两种分析范式之外,以南街村为个案来剖析国家政治文化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二、南街村的制度变迁:逆市场化的集体化

南街村是隶属于河南省临颍县城关镇的一个行政村。它自改革以来的制度变迁,不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而是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斌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对南街村进行社会改造的结果;社会改造的基本方向是要把南街村建成全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社会改造的基本手段则是“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经过20多年的社会改造,南街村形成了一个高度政治化、集体化的“南街村体制”。显然,这个体制不管是在方向上还是在实现手段上都是逆市场化而行的,这是“政府-市潮框架没有预料到的。

王宏斌在改革前即担任南街村的支部书记。1981年,在农村改革大潮中,南街村按照“大包干”的政策要求解散了集体,两个集体企业也承包给了私人。据称,集体解散后,南街村迅速陷入一盘散沙。特别是两个集体企业,效益急剧下滑,工资拖欠严重,安全事故不断。更糟糕的是,村民们怀疑这种局面是由于王宏斌受贿造成的,于是不断上访、告状,搞得王宏斌声名狼藉。1984年,王宏斌决定将两个村办企业收回来,由村党支部“集体承包”。“集体承包”后,南街村集体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以不断增强的集体经济为基础,王宏斌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逐步对南街村进行社会改造。

王宏斌治村奉行“外圆内方”的指导思想。“外圆”就是对外与市场经济接轨。按照“外圆”的思想,南街村兴办了大量集体企业,集体经济成为南街村“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经济基矗“内方”就是对内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治村。在南街村看来,“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两条:“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政治挂帅”是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视为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和建设“共产主义小区”的生命线。南街村深信,“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而物质的力量是有限的”;“南街村要发展,就一定得把政治工作放在首位。政治工作做好了,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的思想问题,经济工作就好办了。人的积极性只要调动起来,发挥出来,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③“破私立公”是不断消灭私有制,逐步扩大公有制的范围,直到生产和生活全部由集体统一安排。为此,南街村实行了统一分配住房,实行“低工资、高配给”等分配制度———在南街村看来,工资制只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而配给制则体现的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显然,在“外圆”与“内方”之间,“内方”高于“外圆”,“外圆”服务于“内方”。因此,“内方”才是南街村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动力。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南街村最终建立起与人民公社相类似的再分配体制,但其集中控制程度比人民公社要高得多,范围要广得多。南街村的全部权力都掌握在以王宏斌为首的一个领导班子手中。这个领导班子由分别来自党委、村委和企业等三个系统的20余人组成,但王宏斌在其中拥有绝对权力。以王宏斌为首的“三大班子”每逢单日开会,研究和指挥村里的大小事务。大至村里的发展规划,小至村民的婚丧嫁娶,均由这个班子决定。在经济方面,南街村是“生产资料全部公有,生活资料绝大部分公有”。南街村下属的26个企业均归集体所有,并且在经营方式上全部实行集中计划管理,各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都由“三大班子”一手控制,企业的自主权非常有限。最能体现南街村“共产主义”特色的是其“工资+供给”的分配制度。村民的工资收入很低,生活所需的绝大部分物资都由集体供给。南街村确定的政策走向是,今后要继续加大“供给”的比例,直到生活资料也全部公有。

以经济控制为基础,南街村领导集体进一步将权力控制延伸到整个社会领域。社会控制之严厉,从其婚姻制度可管窥一斑。南街村规定,男女青年不到23岁不准谈恋爱,不准订婚,不到25岁不准结婚;“村委会的婚姻介绍所保留审查所有婚姻的权力”,各位村民的婚恋对象须经村里审查通过方可;结婚必须采取集体婚礼的形式,“私自”结婚,或者举行集体婚礼后再摆宴席招待客人都是违反村规的。还有一些规定更是独特,比如,不准听流行歌曲、不准梳“汉奸头”,等等。

自改革以来,我国农村重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不在少数,但像南街村这样完全逆市场化而行的集体化却是非常罕见的。那么,南街村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制度变迁景观呢?其成因非常复杂。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国家政治文化变迁与社区制度选择之间的关系。前已述及,南街村的政治变迁方向和轨迹从根本上是由“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这一路线所决定的,因此,只要揭示这一路线是如何从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变成南街村制度变革的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具体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决定了南街村的制度形态即可。

三、计划体制的政治文化遗产

南街村独特的制度变迁景象与改革开放前的政治文化遗产有着十分直接的联系。这里所谓的政治文化,是指人们在一定政治体制下所养成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模式。如果从1956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算起,计划体制在中国的存在长达20余年。在这20多年的实践过程中,计划体制形成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核心观念是“公”,以公为美,以私为耻。“公”的观念被简化为“一大二公”,“越大越公越好”等政治口号广为传播,让农民,特别是农村干部耳熟能详。“一大二公”的计划体制存在着一个难以克服的痼疾,那就是微观激励不足,从而导致效率低下。要克服这一问题,“物质刺激”显然与“公”的要求不符,唯一的办法就是“政治挂帅”,用政治运动或“阶级斗争”去解决本该用经济手段去解决的效率问题。在此过程中,“树典型”是一种经常使用的政治动员手法。

“树典型”作为一种政治动员策略,其核心技术是抓取群众在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组织、个人、行为和话语,通过对这些事物进行重新诠释,将其改造为政治权威所钟意的意识形态符号,然后用以表达有关方针政策的内涵和期望。由于“典型”取自群众的日常生活,具有“群众基幢,因此,把经过诠释的“典型”重新反馈到群众中,往往容易被群众理解和接受。通过这个过程,政治权威就非常巧妙地将自己的政治意图灌输到群众头脑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树典型”是计划体制下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社会化机制,计划体制需要倚重它来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方针政策。因此之故,在改革前的20多年间,有关部门树立的各级各类“典型”不知凡几。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我王宏斌十四岁小学毕业,毕业就回来当农民啦,没考上中学。那时候语文算术门门是60多分,考不上中学,也没想着再留级上学。因为啥哩?那时候60年代社会上就号召学习邢燕子、董加庚,毕了业之后不当工人,不当干部,不进城市,回去到农村改变自己的家乡。那时候我在思想上就奠定了这个基础,就下定了决心:我这一生也走这条路。所以64年小学毕业以后也没有再想着上学,就回来了。回来了十四岁年纪太校现在我的个儿也不高,那时候更矮。重体力劳动活也干不成,只是干个小技术活,那就看个红薯苗呀,种个烟芽呀,粮食成熟季节看个庄稼。那几年里,一队50多户人家200多口人,大人小孩都说王宏斌是个好孩子。队里谁当干部都表扬我,不管谁来俺队也是表扬我。69年10月份南街大队整党,那时候整党是开门整党,选积极分子参加整党学习班。你想我的威信那么高,一选第一个选中了,选中我参加大队整党学习班。70年的元月份,整党学习结束,就选我当了个民兵排长。当了一年民兵排长,71年又当生产队长。在71年的10月份我又出去当了一段工人,在县生产公司当了保管员,业务员干了一段。干到74年的2月份,俺大队生产队又把我要回来当队长。75年俺生产队粮食产量就翻了一番半。县委当时是DW书记在这当书记。夏粮生产一结束,总结生产经验,一总结,总结住南街村一队。说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半,这速度是真不低的,全县是独一无二。县委宣传部就派了一个姓张的同志,到南街村总结经验。一总结,总结住我这生产队长,还是不当工人当农民回来当生产队长的,当时这种做法哩也是很少见的。那时候的农村社员都愿进城市,愿当工人。我是当上工人了又不当回来当农民当生产队长,回来以后粮食产量又翻了一番半。根据这两个素材写了一个材料,这个材料确实很吸引人。75年县里叫我发个言。一发言真是一鸣惊人,县委发了三个文件,全县青年学王宏斌。我是76年7月1日入党的。我入党的手续简单的很,没有预备期,也没有举手宣誓,县委常委一研究,就通知公社党委书记、组织委员到南街村大队,召开党员大会就宣布:“经县委研究决定,王宏斌从今天起成为中共党员,是南街村大队副支部书记兼一队生产队长。”就这么简单。在75、76、77这三年里我在临颍县红的发紫,谁都知道我王宏斌。县里领导还有公社领导,见了王宏斌都是先笑,后说话,再握手。④

这段话向我们展示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中国农民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先是“社会上号召学习邢燕子、董加庚”的政治氛围让他受到感染,暗自下定了“我这一生也走这条路”的决心。后来,县里把他树为“典型”的经历、“在临颍县红的发紫”的切身体验使其对有关意识形态观念的记忆更为刻骨铭心。如前所述,“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政治观念对南街村的制度变迁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定向作用。不难发现,这些观念正是通过树典型这一政治社会化机制从一种高居庙堂的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到南街村的。国家意识形态先是影响到王宏斌,再通过王宏斌这个人影响到南街村在改革以后的制度变迁。王宏斌在年轻时所接受的政治信仰为改革开放后南街村的制度变迁埋下了种子。

四、政治文化与初始制度选择

1978年,我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农村改革首开先河。与前苏联和东欧诸国不同,中国的改革是在保持基本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连续性下的渐进式改革。体制上的连续性保证了政治文化的连续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为先导的。拨乱反正的核心任务是肃清各种“左”的思潮,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指导思想。显然,南街村“政治挂帅”、“破私立公”之类的思想正好是拨乱反正的对象。在改革过程中,它本应丧失政治舞台和政治合法性。但事实正好相反,它在南街村顽强而成功地延续下来。这是为什么?原因在于具体制度的终结与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不同步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是为计划体制服务的,也是依托计划体制而存在的。作为计划体制之农村组成部分的人民公社制度虽然在改革初期即告解体,但在这一体制下养成的意识形态观念却不会同步终结。内中机制在于,个体才是意识形态传承的实际载体。在某一时点,某种体制的生命终结了,但在这一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个体并不会与之同时终结。通过社会化过程,原来的意识形态已经内化于某些个体的观念之中。随着个体生命的继续存在,这些意识形态观念的生命也得以延续。南街村即属这种情况。“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观念早就在王宏斌的头脑中扎下根来,人民公社的解体并不妨碍这些观念继续在王宏斌头脑中存在。这一条件与下述其他条件因缘际会,使得王宏斌个人头脑中的政治观念能够上升为整个南街村的指导思想:

一是农村改革未像以前历次政治运动那样进行干部清洗,而是有意识地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因此,在农村改革过程中绝大多数村干部仍然留任原职。王宏斌也一样。在南街村实行“大包干”之后,他仍担任村支部书记,权力虽然减小不少,但仍掌握着两个村办企业的支配权。利用这一支配权,王宏斌把这两个原本已经承包给个人的企业重新收回,由村党支部“集体承包”,这是南街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第一步。如果没有这个支配权和第一步,南街村就不可能有后来的集体经济,自然谈不上以集体经济为基础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

二是中央在进行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时,没有采取以往大规模的政治宣传或群众运动方式,而是只限于一定范围的有序讨论。这样一种处理方式为意识形态的延续提供了方便。所以,尽管中央明确指出要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分开来,但不少村干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仍然相当模糊。对于王宏斌来说,由于其早年的特殊经历,自然更容易继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思想。

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使“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能够成为南街村的指导思想,从而从思想上决定了南街村的初始制度选择。首先,早年所受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政治教育使王宏斌等一般村干部能够克服利己主义的行为动机,对集体事业采取的是积极作为而非消极不作为。任何制度变迁都是一个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理性选择理论预言,在集体行动中,由于每个人都按照利己主义的逻辑行事,都想“搭便车”,结果使集体行动变得不可能。这便是所谓的“集体行动困境”。⑤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我国的村级政制安排有一个重大缺陷,即村干部在经济、权力和声望方面得到的报酬47与其承担的繁重任务严重不相称,村社区制度变革中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集体行动困境”。所以,不难理解,很多村干部对集体事业都是消极应付,部分村干部甚至以权谋私。而王宏斌,即使曾经受到村民误解,也不但不秋后算账,反而知耻而后勇,致力于集体事业的发展。其背后的驱动因素,不是“理性选择”意义上的个人利益算计,而是王宏斌早年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政治责任感和荣誉感:那个时候(即村民因误解而到处告状)就没法与75、76年那几年相比。那几年,我在临颍县红的发紫,评啥先进少不了王宏斌,县委发过文件,要求全县青年学王宏斌。各级领导见了都是先笑后说话再握手。81年到83年那几年,领导见面都是扭扭脸过去了。评先进时,城关镇评了,报到县委组织部,部长一看:“那南街能当先进?!告状信那么多。”一句话就抹掉了。从这几方面看,我们支部这几个人浑身都是毛病,没有一点好地方,落了一身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开始反思。过了84年春节,我自己考虑,不能再这样搞承包了。从84年开始,把承包权收回来,村党组织实行了集体承包。

“集体承包”之后,必然出现一个选择何种制度进行经营和管理的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信仰又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在实行“集体承包”后,村支部开会讨论怎样搞好集体企业。王宏斌认为:南街村的企业要想搞好,需要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如果不用这样的人管理企业,企业还搞不好。大家都一致这样认定了。接着再探讨怎样才能把南街村人都武装成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人。我们都是过来人,对毛泽东思想感情非常深,也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有多大,首先选择的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教育人。

„„所以，在当时南街村就开展了这三大活动：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大学毛著,让我们的党员干部都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大学雷锋,让南街村人都树立起吃亏精神和奉献精神;大唱革命歌曲,让人的精神都振作起来,干劲都鼓起来。⑥

审视这一制度选择过程,不难发现“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观念在其中的影响。一方面,它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认知框架,规定了王宏斌选择“集体承包”而不是其他制度形式。由村党支部“集体承包”,确实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制度形式。王宏斌对此给出的理由是:“能人承包”不行。这一看法显示了王宏斌不同凡响的认知路径和政治勇气。因为“能人承包”是当时中央高度肯定的政策,被视为改革的正确方向,而王宏斌作为一个刚刚在政治上遭受重创的支部书记,甘冒政治风险(事实上,他曾为此遭到过有关领导的指责)也绝不盲从。显然,这一选择背后的认知路径和政治勇气同样来自他早年所受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政治教育。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王宏斌将“能人承包”的失败归因于承包人的素质不行,而不是制度不行,那么他所做的肯定就是更换承包人,而不是制度。如果这样,那么,南街村的制度变迁就完全会是另外一种走向。

另一方面,在“集体承包”之后,王宏斌马上想到要培养一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并选定“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其原因他自己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了:“我们都是过来人,对毛泽东思想感情非常深,也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有多大”。以上事实表明,“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意识形态观念对南街村的初始制度选择起到了决定性的定向作用。它不但缔造了王宏斌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创新精神的制度创制者和实施者,而且规定了他对具体制度形态的选择。

五、政治文化与制度演进

“集体承包”加上“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等“三大”活动构成了南街村制度体系的雏形,但与当前的制度形态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换句话说,南街村的制度形态有一个演进过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国家政治文化仍然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前所述,“树典型”作为一种社会动员策略是国家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盛行于计划经济时期,但在改革开放后一些领导和部门仍将“树典型”作为推动改革的一种重要工作方法。南街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重新树立为典型的。王宏斌在改革开放前即是当地一个“大红大紫”的典型,但在改革初期这个荣誉一度失落。在“集体承包”后,由于南街村不但集体经济搞得好,而且“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因此,王宏斌又被有关部门重新树立为先进典型。这一身份变化,对南街村的制度演进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是“树典型”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化机制,进一步改变了王宏斌自我认同和制度定向,二是“树典型”作48为一种特殊的资源配置机制,改变了南街村制度变革实践的外部环境。这两个方面,彼此独立,又相互强化,合成一股强大的动力推动着南街村的制度演进。

在“集体承包”之初,王宏斌虽然在南街村推行“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等“三大”活动,但“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的范围和强度都是非常有限的。如其所言,他当时搞“三大”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培养全心全意为集体服务的人,防止损公肥私现象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大”活动顶多算是一种很有特色的企业文化。在这个时期,王宏斌关于政治与经济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然而,在“树典型—当典型”这一饶有兴味的互动过程中,王宏斌逐渐确立了新的自我认同和制度取向。

南街村在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做法,逐渐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和重视。就这样,这个一度蒙尘的先进典型重新焕发光芒,成为当地在新时期的一面旗帜。在当地有关部门不断的宣传下,王宏斌和南街村的社会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在此过程中,南街村发生了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1989年秋,一位高层领导视察南街村,并充分肯定了南街村的做法。这个事件在南街村的发展史上影响深远。它掀起了正面宣传南街村的高潮。在宣传过程中,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走集体主义道路是反复被突出的两个要点。1991年,河南省有关部门派专人前去总结“南街村经验”,以备推广。在这次总结中,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

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

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③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南街村经验”最明确、最正式的总结。与以往的宣传导向一样,这一经验总结也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南街村的政治特色上。

外界的宣传导向,对南街村制度变迁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作为“推力”,给王宏斌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之不得不不断调整自己的身份认同和行为模式以适应有关方面对自己的角色期望;另一方面,它作为“拉力”,又明确地指出了王宏斌身份认同和角色建构的方向。这种外部环境再加上王宏斌本已具有的思想基础,使王宏斌开始改变自己和南街村的角色定位及制度取向,逐渐调整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不断扩大“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的强度和范围。

1990年,亦即那位领导视察南街村后的第二年,王宏斌就改变以前志愿加入集体,自愿参加集体劳动的“革命靠自觉”的做法,宣布“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理由是:“我们的事业已经成功,也就是走的路子得到了肯定。„„现在并不是凭自觉。你自觉我们欢迎,不自觉我们就要推你,拉你,向你做斗争。”⑦“这几年我们的事业基本成功,得到了上级各级政府的肯定。我们的路子走的对,群众也说还是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正因我们走的路子对,所以今天要这样做。这是对全村人民的要求和希望。现在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不革命我们要推着革命。”⑧1992年,也就是有关部门全面总结“南街村经验”之后的第二年,南街村即提出了“共产主义小社区规划”,表示要在全世界率先建成“共产主义小社区”。这绝不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前后有着因果联系的。从此以后,王宏斌就大大加快了实施“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计划的强度和进度,终于形成了我们当前所见的“南街村体制”。南街村重新被树立为典型表明,它已经为自己争取到至关重要的政治合法性。但对南街村来说,成为“典型”不仅意味着获得政治合法性或政治荣誉,而且意味着获得大量实际利益。树典型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典型”的示范作用来加强社会动员,但有关部门出于各种原因,往往给予“典型”以特殊的扶持。于是,南街村利用“典型”这一特殊身份,争取到大量资源。在政治上,南街村拥有比普通行政村大得多的治权,很多内部机构是乡级甚至县级设置。在经济上,南街村也得到很多实惠,最重要的是获得大量银行贷款。1990年以前,南街村从银行贷款非常困难,基本上只能靠民间集资和自有资金滚动发展。但就在那位领导前来视察并充分肯定之后,南街村的政治地位猛然提高,银行资金也随之滚滚而来。1990年,南街村使用银行贷款只有区区250万元,但到1993年则猛增至3亿1千万元,到1998年,南街村共欠银行贷款近6亿7千万元。这些贷款由于是政治意义浓厚的扶持性贷款,银行基本上“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账”,所以南街村从银行贷款非常容易,连王宏斌自己都感叹:“遗憾的是我们没有那么多项目,用不了那么多钱。”⑨在大量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飞速发展。1991年后,总产值连年翻番。

利用“典型”身份获取的大量贷款从根本上改变了南街村制度实施的外部环境。最重要的一点,49它使南街村的制度演进几乎摆脱了市场的约束。如果南街村在社区制度变革中所需要的大量资源都必须从市场中按照市场的方式取得,那么,在市场规则的约束下,南街村的制度演进显然不可能如此高度政治化。然而,大量基于政治考量的扶持性贷款不但弱化了市场对南街村的约束,而且强化了政治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南街村的制度变迁方向和路径的高度政治化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要言之,“树典型”这样一种政治文化对南街村的制度演进产生了重要的推动和诱导作用。一方面,它进一步将王宏斌塑造成一个具有强烈的历史和政治责任感的“政治人”,使王宏斌选择制度方向和选择实施手段时更加政治化,另一方面,有关方面对南街村这个“典型”的特殊扶持,又给予了王宏斌实施其高度政治化的制度选择所必需的种种资源。

六、结论

南街村的制度变迁模式虽然是独特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偶然的,但它从理论上表明,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与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联系在一起的。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变迁不但改变着社区制度选择的外部环境,而且塑造着社区制度选择的内在价值取向、认知路径和情感取向。社区制度变迁的行动者既不完全是具有单一而稳定的目标函数和效用函数的“理性行动者”,也不完全是沉溺于地方文化的“社会人”。因此,我们在分析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时,不但要关注社会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动机,而且要关注这一动机的多样性,以及造成这种多样性的文化因素;不但要关注地方文化因素,而且要关注作为主流政治文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方式;不但要关注社区制度变迁在资源上对计划体制的路径依赖性,而且要关注在文化上对计划体制的路径依赖性。

[注释]

①比如,胡必亮、胡顺延:《中国乡村的企业组织与社区发展———湖北省汉川县段夹村调查》,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林南(1996):“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中国农村地方法团主义之实际运行”,李康译,《国外社会学》第5-6期(合刊)。

②参见冯仕政《国家、市场与制度变迁:1980-2000年南街村的集体化与政治化》,《社会学研究》2007,(2)。

③参见“河南省政府办公厅、河南省委宣传部关于南街村双文明建设情况的调查”,南街村档案第6卷。

④省委组织部带领全省第一批农村支部书记培训班学员到南街村参观时的汇报,1993年2月28日,南街村档案第52卷。

⑤参见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0年版。

⑥王宏斌同志在基层干部会议上讲的六个问题(1994年10月17日),南街村宣传材料《理想之光·之一》170-174页。

⑦王宏斌经理1990年6月14日在公司各厂队、各室团干会议上的讲话,南街村档案第21卷。

⑧1991年6月13日“三大班子”会议记录,南街村档案第28卷。

⑨王宏斌在临颍县奔小康先进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上的发言,南街村档案第41卷。

第三篇：人民政协制度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

[内容提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协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两种重要形式，是当今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基础，决定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走向。完善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既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要求，又符合世界民主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大趋势，对有效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政协制度 中国 政治发展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强调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在宪法意义上享受管理国家的权力，主要体现的是人民主权观念。在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中，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还是相当有限的。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我们对人民当家作主(即实质民主)强调较多，对如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即程序民主)注意不够。

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人民通过投票选举人民代表，人民代表通过表决决定法律法规和国家发展的重大事项，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基本政治制度，人民政协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集中体现，在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广泛协商，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两种民主形式既是当今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基础，又决定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走向。应该说，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协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统一，但从实践模式看，前者注重于民主的结果，后者则侧重于民主的过程。因此，可以说人民政协的制度安排和政治实践，不仅弥补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安排和实践上的不足，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要求，而且与世界民主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大趋势相一致，是侧重于程序民主的政治运作模式。

人民政协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选择，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由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条件、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基本政治理念，共同决定了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程序选择必须以协商为价值偏好”，因此，协商(既是价值上又是技术上)是人民政协基本的程序选择。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载体的政治协商机制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一项制度安排。

从具体内容看，这项制度安排又分为不同层次。一是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当然，宪法对人民政协的制度安排是肯定性规定，而不是操作层面的规定。二是中共中央文件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明确提出要完善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要进一步完善政治协商的内容、形式和程序，并且对协商的内容和形式作了原则规定。三是政协章程和政协自己发布的文件、规定等，对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内容、形式和程序作了纲要性规定。四是地方各级党委贯彻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的实施意见和地方政协的有关规定，在关于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的有关表述上，与中共中央文件和政协章程的内容差别很小。

除了上述法律、文件、章程和规定等构成我国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基本制度安排外，近年来，各级政协还对与政治协商相关的工作作了具体的规定，如会议制度、提案工作条例等。在实践中，尽管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取得了不少成效，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这些问题，既有协商程序的技术过程设计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方面的，又有制度落实方面的。这些问题的产生，既有政协自身的原因，又有政协之外的因素。其主要表现为：

政治协商的主体不明确。政协章程及其他有关政治协商的文件、规定中对政治协商的内

容、形式有大概的规定，但对政治协商的主体并没有直接的表述。根据政协章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设若干界别。因此，政治协商的主体应是组成政协的不同界别，具体履职者是代表不同界别的政协委员。但实际运作中，政治协商往往是代表本人的政协委员之间的协商，或者是代表政协的委员与代表政府的官员之间的协商，委员的界别角色没有凸现，委员与界别的关系不明确。政治协商的内容比较模糊。尽管政协章程及其他有关政治协商的文件、规定对政治协商的内容作了规定，但具体内容的边界还是比较模糊，实际操作中往往出现一定的随意性。如“重要方针政策及重要部署”、“重要的地方法规草案”、“重大问题”、“重要事务”等，对其“重要”、“重大”的把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实践中，像“五年”规划这样的重大问题，相关部门未主动提交到政协充分协商的事例也存在。

政治协商的形式和程序不够规范。应该说，政协章程及有关的文件、规定中，对“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会议、各专门委员会会议”等形式的政治协商不仅制度安排比较周密，而且实际运作程序也比较规范，但其他形式的政治协商，其形式和程序都不够规范，实际运行的随意度较大，特别是根据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提议进行的政治协商，还缺少安排协商活动的协商机制。

政治协商的效果缺少合理评价。政治协商是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是对重大问题、重要内容决策的必经程序，但实际运作中，对政治协商的效果却缺少应有的评价。如对协商过程中所提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往往以现场口头回复为主，对于无法当场回复的，事后也没有通过一定的形式进行反馈。因此，如何从制度安排上保证政治协商的效果及对其作出合理评价，是推进政协政治协商的必然要求。

政治协商的制度效力有一定局限。近年来，全国政协对履行职能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人民政协对政治协商的制度安排对其政治协商的效力却存在局限性。在我国的政治架构中，严格地说，政协的章程、规定只能对政协自身发生效力，而不能对别的政治主体产生制约。政治协商往往牵涉到政府、人大和执政党，因此，政协的章程、规定对政治协商的效力自然就受到限制。当然，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和地方党委转发的有关落实政协的章程、规定等的文件，大大提升了有关政治协商的制度效力，但实际运作中也会受到各级干部的“政协意识”强弱的影响。

坚持和完善人民政协这种民主形式，对有效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现实价值。但上述问题的存在，影响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职能的有效展开，制约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从当代中国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实践模式看，应着重推进以下几个方面的完善和发展：

1、明确协商政治主体在政协中的定位和作用。在人民政协中，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其他界别都是协商政治的主体，它们在政协组织中是以界别的形式出现的，要明确各界别在政协中的定位和作用，从制度安排上赋予各界别政治协商的权利和义务。要推动组成政协的各界别有效组织化。制度是行为的规则，组织是行为的主体或角色。组织是具有共同目标的个人形成的集合。有效组织则是指该组织已形成实现其目标的理性的运作机制。有效组织的博弈有利于制度的形成和贯彻实施。在政协，有效组织是政协政治活动实现制度化和制度形成实施机制的关键。但目前组成政协的各界别的组织化水平较低，总体来看大多不是有效组织。各民主党派界别和人民团体类界别虽然是组织，不过还不能称为

有效组织。非人民团体类界别是某一方面委员的集合，不是组织，界别内部没有组织联系，不能发挥组织功能。因此，当前一要推进各民主党派界别和人民团体类界别的组织化水平；二要对政协的界别设置作比较大的调整，使非人民团体类界别组织化，可以用新的社会团体如行业协会、职业团体、学术团体、公益团体、社区组织等，代替部分非人民团体类界别，这样做，既可使参加政协的各界别有效组织化，又可满足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政治需求，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2、建立确定协商内容的民主协商机制。人民政协政治协商虽已比较规范，但对协商内容的确定却缺少规范的机制。现在会议形式的协商内容大多是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其他界别很少有机会对协商什么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样做既没有充分调动非中共界别主体的积极性和作用，又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主导作用的有效发挥，容易使协商变成通报会甚至工作布置会。协商内容应当通过双向甚至多向运行机制来确定，也就是在协商内容的确定上要充分体现政协的协商性特征。非中共界别主体毕竟代表和联系着多个界别的群众，而政协作为执政党与各界别之间协商议事的机构，在政治协商时，理应关注各界别群众的意愿与要求，把其中的重要问题作为确定协商内容的选择依据。

3、进一步完善政治协商的形式和程序。尽管“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会议、各专门委员会会议”等形式的政治协商的制度安排比较周密，实际运作程序比较规范，但专题议政会等形式要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完善，诸如参与协商的界别和人员、协商内容的确定、协商进行的原则和规则以及协商成果的处理及反馈等，都应当规范。尤其要关注的是，要积极探索根据“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提议”进行政治协商的问题，如果这方面能有所突破，必将促进人民政协政治协商职能的有效发挥。

参加政协的各界别都要模范地遵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有关政治协商的各项规定。在制度安排上，不仅要保证参加政治协商的各界别有充分的准备时间、规范的运作程序，而且要对各界别有具体的要求，避免走过场，从形式和程序上保证协商的基本质量和效果。当前可以探索非中共界别参与政治协商的基本要求和程序，使参加协商的各方最大限度地反映本界别广大群众的意志和愿望。

4、明确政协法律地位，增强政协制度效力。目前各级政协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召开，政协委员列席人大会议，参与协商国家和地方重大事务，政协委员的提案，相关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必须回复。政协与人大、政府、党委一起构成了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应该说，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制度安排对政协政治协商的效力存在局限性，所以其作用的发挥义会受到种种内外因素的制约。因此，我们应该以“人民政协法”的形式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整个国家政治结构中的性质、地位和职能，并把“就国家和地方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进行协商”的政治协商原则法律化，克服政治协商过程中的随意性，从而增强政协的制度效力，使人民政协政治协商职能的有效发挥具有法律保障。

5、规范委员产生机制，探索委员专职化途径。由于目前的委员产生机制不规范，造成了比例不低的协商议事能力不高的人上进入政协，影响了政协政治协商职能的有效发挥。因此，为了有效发挥政协的政治协商职能，必须规范现有委员的产生机制，把既有代表性又有政治参与能力的人士推选到政协中来。可以在某些界别中进行协商确定委员与选举确定委员相结合的试点。委员通过选举产生，既可以提高委员的协商议事能力，又可以增强委员的权利义务意识。

政协政治协商职能的有效发挥，不仅需要政协内部制度化水平的提高，还需要有比较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当前，影响政协政治协商职能有效发挥的重要外部因素是政协委员都

有自己的本质工作，政协委员是非专职的。既要求委员做好本质工作，又要当好政协委员，在实践中很难统一。当本职工作与政协活动相冲突时，需要牺牲的往往是政协活动。因此，有必要探索走委员专职化的道路。此外，常委会会议的协商是政协政治协商的基本形式，搞好常委会会议的协商对政协协商政治职能的有效发挥会起到关键作用。

第四篇：武周政治与佛教的发展

武周政治与佛教的发展

摘要：佛教在唐代的发展是由衰至盛又由盛转衰的抛物线过程，而最盛之时则在武周时期。其中，政治的需要则被视为最大的推动力。武则天荣登大统与佛教的发展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武则天为了规定自己的特殊身份，转借佛经教义；佛教在取得王朝对自己的有力支持后，佛教的文化氛围达到极盛，留下了众多的历史印记，使佛教在后世得以传承发展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武周时期、武则天、佛教、政治

唐初，佛教的发展处处受到限制，远远比不上在隋朝的发展。李唐开国之初，太史令傅奕便接连上表痛斥佛教，并强烈建议国家采取措施废黜佛教。此外，李氏以唐代隋后，为抬高门第攀附道教，认李耳为祖先。武德八年（625），高祖诏叙三教先后曰：“老教、孔教，此土之甚；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①自此，形成了抑佛崇道的风气。到唐太宗晚年时期，由于个人人思想转变，开始转信佛教。并且唐太宗、高宗对玄奘的佛学发张也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佛教在这一时期有一定的发展，但佛教居末的受压制的局面尚未大的改变。从现存的以及考古发现的佛教的文物，我们可以看出佛教的繁盛并非仅止于此。同唐后期的武宗灭佛时间相联系，我们可以断定：武周时期是佛教迅速发展并达到极盛的时期。

一、政治的强烈需求引发的佛教的发展

高宗时，武则天的摄政之心便已显著，高宗去世后，中宗、睿宗相继即位，但仅一年时间，武则天变夺取了政权。女子出仕，又为一国之君，这与处在正统地位的儒学思想大相径庭。尚书的《伪孔传》说：“雌代雄鸣则家尽，妇夺夫政则国亡。”这样的文化氛围对武则天及其不利。佛教在一段时间的演变发展后，在大乘佛教的经典中出现了妇人受命为转轮圣王成佛的教义。武则天便打出了“佛弟子”、“女菩萨”的招牌，自称“金轮皇帝”、“圣母神皇”，改国号为周。她竭力利用佛教教义来宣传和印证其取得帝位的合法性，而佛经也的确发挥了它应有的特殊作用。

此外，武则天称帝直接面对的政敌便是李唐家族。为了夺取和巩固自己的皇权，其中举佛抑道，贬黜李氏的宗系便是最重要的举措。武则天即位之初便宣布：“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又接待各方译僧。令神秀禅师入京行道，亲加礼拜；又征慧安禅师，入禁中问道，以师礼相待。佛教得到了当权官方的认证，确定了佛教高于道教的地位。694年以前，僧尼事务归鸿胪寺管理，后改名“司宾”，即佛教事务与外国事务等同对待。然而694年，武则天命令佛教事务归属礼部祭祠司管理。这便从法律上规定了佛教事务是国家礼制的一部分。

二、佛像与寺庙的大肆修建

①《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

伴随着佛教礼仪上升为国家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佛教礼仪的建筑也应 与国家的礼制建筑相适应。这样便引发了更高规制的以及更多的佛教内道场和官寺的修建官寺的修建

建寺造像的兴衰，不但与帝王个人的好恶相关，而且与政治风云的变幻密切相关。佛像雕塑在武则天时期达到了高潮，龙门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就是当时造像精品的代表之作。对武则天主持雕凿的龙门奉先寺，古人曾称：“正教东流七百余载，佛龛功德唯此为最。”奉先寺大像即卢舍那大佛，是龙门石窟群中规模最大的造像。奉先寺大像的开凿同武则天有着密切的关系。武则天曾为大像的开凿“助脂粉钱二万贯”，并主持了工程落成的“开光”仪式。值得注意的是，卢舍那佛是释迦牟尼的报身佛，意思是光明普照，而且是华严宗的教主。这座佛像既有男性的庄严，又略带女性的慈和。据考证，卢舍那大佛的头部形状和女性气质，显然有着武则天的影子。更说明武则天大肆修凿的佛像是为了替自己歌功颂德，试图以佛像来美化自己，进而把自己比作佛。尽管武则天修造佛像有着这样那样的政治企图，并不像虔诚的专职的佛教徒一样虔心向佛，换句话说武则天发展佛教的第一条件是基于政治上的需要，但是武则天在推动佛教或佛像发展上发回的重大的不可否认的作用。此外，她还对敦煌莫高窟进行修缮和扩建，延载二年在九十六窟主壁西塑成了依座弥勒大像一身，高达三十三米，庄严肃穆，大像俯视人间，正像是武则天君临天下。

为了迎合武则天改朝换代的政治需要，白马寺法明和尚薛怀义等僧十人为武则天呈上了伪撰的《大云经》，吹嘘说这是新近来自西土的佛门真经，并以经中“一佛没，七百年后为女王下世，威伏天下”等语句作为武则天的“受命之符”，上《大云经疏》劝进。疏中描说武则天是“弥勒下生，当代唐作阎浮提主”，理应取代唐朝统治天下普度众生。竭力建立武则天与弥勒佛、大周国的国土与弥勒净土之间的直接联系。《大云经》呈上内廷后，果然与武则天不谋而合，赢得欢心。因此，武则天敕令两京（长安、洛阳）、各州都修建国寺大云寺，各地大云寺各珍藏一本《大云经》。并总遣千名僧人，到各地讲解《大云经》。

（载初元年）“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②

武周时期声势显赫的大云寺到了开元时期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寺中的名僧大德在京城和地方宣扬佛法，主持法事，通过他们在全国的互相连通，形成了国家佛教网络。

三、华严宗的形成

武则天着力扶植了佛教中华严宗的发展。华严宗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宗派，就是直接受益于她的支持。华严宗所奉的根本经典是《华严经》，是一部论述诸法圆融无碍的体系庞大的经典，是一部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护国经典。如意元年（692），武则天派军收复西域四镇，此后发使于阗，求访八十卷本《华严经》梵本和译者实叉难陀回京。证圣元年（695），于洛阳译出。《华严经》译出以后，武则天又作《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推广其义。中国佛教宗派都以某一种或几种印度佛教经典作为该宗的理论依据，不同宗派的创立往往与佛经的翻译密不可分。法藏以《华严经》为基本经典创立华严宗，与武则天时期

②《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传》

翻译《华严经》有着密切的关系。武则天时期，《华严经》的译出，极大地推动 了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直接促进了中国佛教华严宗的形成。武则天不遗余力的支持翻译《华严经》，也是想利用《华严经》的广泛影响来维护其皇权政治然。扶植起的华严宗不仅有利于武周政治上的一统安定，而且相当重要的事在求访《华严经》的过程中加强了与西域的文化联系。然而，《华严经》的传译的文化意义远远超过其政治目的。以《华严经》为理论依据的华严宗是中国佛教四大派之一（中国佛教四大派是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迄今依然活跃在东亚地区。

四、佛经的大量翻译

姚兴、梁武帝之后，亲自参与翻译佛经的封建皇帝首数武则天。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等人都不同程度上支持过翻译佛经，如玄奘译经。但是，他们都未曾亲自参与译经。武则天却数次亲临，参加译经活动。由于武则天躬临译场，亲临发筵，因此，武周时期的译场不仅规模大，而且规格高，不同寻常。据统计，武则天时期，一共翻译佛经七十一部二百五十八卷。这些佛经的翻译，主要是释提云般若、释慧智、释实叉难陀、释弥陀山、释义净、释地婆诃罗等人主持译事并统摄始终。当时，更有许多高僧大德参与其间，共襄盛举，如法藏就是其中非常活跃的一位翻译家。武周天授年间，法藏与弥陀山一起翻译《无垢净光陀罗尼经》。在实叉难陀主持翻译《华严经》时，法藏不仅参与译事，还补齐了其中《入法界品》德阙文。后法藏又与实叉难陀和弥陀山在洛阳三阳宫共同翻译《大乘入楞伽经》。法藏不仅参与了实叉难陀等译主的译经活动，他还以考证文义的身份，参与了义净主持的大规模译经活动。在武周时期，像法藏这样积极参与译经活动的高僧大德有很多很多。

五、武则天时期所修内道场

内道场，又称内寺，即皇宫中祠佛场所，是专门服务于皇帝及近支宗室的宗教场所，因其大多处于宫廷内禁，得此称谓。内道场主要供奉高级僧尼，他们在内道场受到丰厚的供奉，侍奉于宫廷，念诵经文，修习佛法，翻译编修佛经，并随时接受武则天的问道。同时可能会举行各种和国家、宫廷密切相关的法事活动。因此内道场是武周宫廷内最核心的佛教机构。武则天通过和活动在其间的高级僧尼集团的密切接触，获取佛教界的最新情态，获得政治活动的佛教支持，实现武周政治与佛教的结合。至今全国各地还残存着众多的大云寺遗迹和遗物。

总而言之，武周时期是佛教各方面发展的鼎盛时期。虽然其出发点在于证实自己帝王身份，维护唐帝国的政治稳定，但客观上却极大地促进了佛教的全面发展。不仅在当代，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武周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有关佛教的大量的遗迹以及著作，对今天我们进行的有关佛教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物。

第五篇：教职工政治学习参考资料 - 物理科学与技术

教职工政治学习参考资料

（2012年第1期）

西南大学党委宣传部编

2012年2月25日

● 学习内容

（一）《中共西南大学委员会2012年工作要点》

（二）《西南大学2012年行政工作要点》

中共西南大学委员会2012年工作要点

2012年党委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六中全会

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切实加强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全面实施学校“十二五”发展规划，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凸显特色，提高质量，促进学校内涵式发展，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一、改革创新，进一步提升学校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1.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做好“一讲二评三公示”工作，重点推进“三创六进”行动计划，在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内涵式发展、提高办学质量、加强自身建设、开展为民服务的实践中创先争优；积极开展学雷锋活动，为党的十八大召开营造良好环境氛围。

2.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贯彻落实第二十次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和完善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干部党员头脑。

3.召开学校第二次党代会。把组织召开学校第二次党代会作为解放思想、统一认识的过程，作为科学谋划、推动发展的过程，作为发扬民主、凝心聚力的过程，营造团结和谐、昂扬向上、奋发进取的氛围，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下半年，召开中共西南大学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

4.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制定《西南大学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细则》；进一步推进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监督考核机制改革；切实做好中层领导班子换届后的干部培训工作，举办二级党组织书记、院（处）长培训班，新任副处级干部培训班，继续做好干部海外培训工作；4月份完成科级机构调整和科级干部选拔聘任工作。

5.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做好人才队伍规划、管理等工作；加大引才引智力度，吸纳海内外高端人才；完善人才教育培训体系；优化人才资源配置，健全人才激励机制。

6.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在创先争优活动中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年”工作；完成二级党组织换届，完善党支部设置；加强对党支部书记、党务秘书的业务培训和指导；制定实施《西南大学特邀组织员实施意见》；加强在青年教师中发展党员工作；做好党员信息数据库建设；进一步加强党校制度建

设，规范分党校的教学与管理，建好“网上党校”等平台，提高党校质量。

5月，承办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党校教育研究会第六次年会。

7.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和《直属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十不准”》规定；进一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加强领导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及作风建设情况的监督检查；继续推进师德师风建设、廉政文化建设和大学生廉洁教育；制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廉政准则相关配套措施及学校领导班子、二级单位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实施办法。

3月，召开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8.认真做好纪检监察工作。继续抓好反腐倡廉示范教育和警示教育；加强对学校人财物重点岗位和重要环节廉政风险防范工作；加强对二级单位党风廉政建设的检查和指导；加大对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的监督力度，规范各种权力的正常运行；认真做好信访举报和案件查办工作；切实加强纪检监察队伍自身建设，与北碚区纪委联合成立廉政文化研究中心；进一步加强与北碚区检察院的联合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认真筹备学校纪委换届工作。

9.全面推进党务公开工作。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组织实施《中共西南大学委员会党务公开办法（试行）》及《中共西南大学委员会党务公开目录》，进一步规范党务公开的范围、方式、程序和时限，做好对各二级党组织党务公开工作的检查与考评工作。

10.积极开展党建理论研究与宣传。充分发挥学校党委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基地等的优势，集中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研究，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党建理论研究成果。扎实开展系列理论宣讲活动，加强对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引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

二、强化特色、提高质量，深入推进学校持续健康发展

11.认真落实学校“十二五”发展规划。完善学校“十二五”发展规划目标监测，全面推进规划实施，认真做好发展规划实施情况的检查工作；进一步明确荣昌校区、柑桔研究所、应用技术学院、教学实验农场的发展定

位；指导各二级单位认真实施本单位“十二五”规划。

12.加强学科与学位点建设。完善学科建设体系；制订和实施基础学科振兴计划和协同创新扶持计划；推进研究型学部（院）建设；做好国家重点学科验收和申报工作；做好一级学科评估工作；完成“211工程”三期验收工作。

13.全面提高教学质量。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扎实推进本科教学质量工程；完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管理体制，积极申报国家级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深化本科专业分类培养，深入实施本科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加强含弘学院建设和创新实验班建设；遴选全英文授课课程，建设示范性教学资源平台；完善分级教学管理体系和质量监控体系；建设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深化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完善研究生奖助体系；开展本硕博连读试点工作；做好免费教育师范毕业生在职攻读教育硕士各项工作；实施国防生培养质量工程；认真实施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完成“985”优势学科教师教育创新平台建设项目的验收工作。

4月，召开学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

14.进一步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全面贯彻落实科研工作会议精神，建立健全促进科研工作的制度保障体系；做好各类科研基地和科研项目申报工作；加强家蚕基因组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重庆市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与生物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省部共建培育基地建设；组织好全国第八批博士后流动站和博士后基金申报工作。

15.切实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落实国家“高等学校高层次创新人才计划”；实施《西南大学师资队伍建设计划》；修订学校职称评审办法和教师岗位设置与管理细则；深化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启动绩效津贴及其考核工作。

2月，召开学校人才人事工作会。

16.增强社会服务能力。全面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研究院工作；推进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筹建工作；建设好重庆市洁净能源与先进材料研究院、重庆烟草科学研究所、重庆化工学院、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等机构；加强“国培计划”工作；扩大校地合作领域，推进产学研结

合；继续做好对口支援毕节学院、和田师范专科学校等工作；切实加强石柱基地建设，推进对忠县、巫山县的帮扶支援工作。

17.做好招生就业工作。继续实施招生“阳光工程”，规范各类招生考试；开展“大学生就业服务质量年”活动，建设好大学生就业“一站式服务平台”；开展《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精品课程建设；进一步拓展毕业生就业市场；做好2012届免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工作；做好在部分生源省（市）实施农科类专业单独代码招生工作。

18.深入推进国际化进程。推进与海外高校交换生项目，加大在校生赴海外交流学习力度；扩大留学生招生规模，进一步理顺留学生教育、教学和日常管理运行机制；拓展泰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育项目；启动加拿大BCIT孔子学院联合培养项目。

19.加强学校管理工作。修订完善《西南大学章程》；进一步健全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完善学术组织建设，优化校院两级学术组织构架；坚持依法治校，推进信息公开，加强民主管理；进一步规范国有资产管理使用；推进西南大学教育基金会工作；加强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后勤社会化改革；切实加强机关作风建设，提高管理服务水平。

6月，承办第四届西南片区师范大学联席会议。

三、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学校发展的坚强有力保证 20.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坚持和完善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加强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学习贯彻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实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工程，加强和改进阵地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资助育人，提升学生教育、管理和服务的科学化水平；实施“阳光心理”工程；开展研究生“千百硕博进基层”活动；贯彻落实《西南大学关于加强免费师范生“坚定从教信念”教育实施意见》；优化辅导员队伍结构，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

21.抓好宣传文化工作。围绕中心工作加强舆论引导，抓好对内对外主题宣传，塑造学校良好形象；制定和完善《西南大学新闻宣传管理暂行办法》

等规章制度；加强宣传文化阵地建设，积极推进校报和电视台的改版和优化升级；健全新闻发布制度；加强信息员培训，进一步做好信息报送工作；加强青春缙云网站的品牌化建设，办好学校第二届网络文化节；做好网络舆情引导和管理；积极开展文明创建活动；深入推进“唱读讲传”；完善校园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推进学校校园文化产品开发；建成侯光炯纪念馆；启动校史编撰工作。

5月，召开学校宣传文化工作会议。

22.推进和谐校园建设。做好信访工作；加强保密教育，严格执行保密制度；深入开展安全教育，进一步完善学校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加强安全设施建设，完成第三期视频监控系统；加强校园交通管理；深入推进“五个校园”建设。

23.切实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深入开展“同心”主题实践活动；加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联谊小组思想、组织、制度建设；协助上级部门做好各民主党派中央、市级组织换届和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推荐工作；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和侨台政策，做好学校民族宗教及侨台工作。

24.扎实推进工会、教代会工作。贯彻落实教育部《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进一步完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修订《西南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办法》；深入推进二级教代会建设，加强对工会、教代会干部培训；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体育文化活动；以“建家”活动为着眼点，积极开展送温暖活动；继续实施“健康工程”。

3月，召开学校第二届三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暨教职工代表大会。25.加强共青团思想文化建设和组织建设。开展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0周年系列活动；深入开展共青团创先争优活动，做好推优入党工作；切实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深化大学生“三进三同”社会实践活动；优化团组织设置，进一步推进研究生团组织建设；成立西南大学青年教师联合会；办好第三届“含弘杯”学生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组织作品参加第八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5月，召开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0周年大会。

26.做好社科联和科协工作。充分发挥社科联和科协作为党联系知识分子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学术交流、科学普及等活动。

4月，召开学校第二届社科界联合会。

27.做好离退休工作和关工委工作。全面做好离退休教职工服务管理工作；积极推进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大学建设；充分发挥离退休教职工在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和谐校园建设中的作用，积极支持关工委、高教老协、老教授协会、“晚霞专家组”等各项活动；组织开展“离退休制度建立30周年”系列活动。

西南大学2012年行政工作要点

2012年学校行政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十七大和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深化改革，提高质量，加快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综合大学步伐，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十八大的胜利召开。

一、全面实施“十二五”规划，深化学校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 1.进一步贯彻落实学校“十二五”事业发展规划。实施目标管理，分解量化“十二五”规划任务到工作计划中，确保按完成规划提出的各项指标和主要任务。

2.深化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进一步明确荣昌校区、柑桔研究所发展定位，开创各校区协调发展新局面。推动应用技术学院、教学实验农场运行机制改革。

3.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修订完善《西南大学章程》，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加强学术委员会制度建设，探索教授治学途径。进一步落实教职工代表大会有关规定，推进信息公开工作，加大教职工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力度。

4.做好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统筹实施“构建教师教育职前职后一体化培养体制改革”和“农科类专业优秀人才选拔培养改革”项目。

二、提高教育质量，提升人才培养水平

5.扎实推进本科教学工作。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完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标准体系。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深化本科教学分类培养改革，加强含弘学院和各创新实验班建设。做好国家级质量工程项目和教学成果奖申报工作。构建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管理体制，积极申报国家级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进一步强化实践育人工作。积极争取实施卓越农林人才、卓越法学人才、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等教育培养计

划。实施国防生“7+1”培养方案，提高国防生培养质量。完成教师教育创新平台建设项目验收工作。

4月，召开西南大学本科教学工作会议。

6.加强研究生培养工作。深化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完善研究生奖助体系。做好规范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大力培育优博论文和奖励高水平科研成果。做好免费教育师范毕业生在职攻读教育硕士学位工作。开展本硕博连读试点工作。

三、优化人才队伍，推进学科建设

7.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制定《西南大学师资队伍建设计划》，继续实施“聚贤工程”和“英才工程”，争取引进1-2名学科领军人物，提高师资队伍博士比率，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工作，启动实施“十百千”人才工程，初步构筑三个层次的核心人才体系。加强学校高水平学术团队培育，积极延揽海外高水平学术团队。

2月，召开学校人才人事工作会。

8.全面推进学科建设。实施研究型学部（院）建设工作。制定实施基础学科振兴计划和协同创新扶持计划。修订学科规划，完善学科建设体系。做好全国第三轮一级学科评估工作，启动国家重点一级学科申报工作。做好学科自主设置工作。完成“211工程”三期验收工作。

四、整体推进科研工作，提升科研竞争力

9.全面贯彻落实科研工作会议精神，创新科研管理，实施人文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积极培育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加强省部级创新团队培育工作。

10.做好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和科技成果奖申报工作，力保国家级重大项目稳中有升，国家三大奖项有所突破。加强标志性科研成果的前期培育，为出重大科研成果打好基础。

11.推进家蚕基因组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庆市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与生物资源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建设，积极谋划新增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工作，加强省部级平台建设。做好教育部和重庆市新一轮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申报工作。

五、发挥特色优势，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12.加强重庆化工学院、重庆烟草科学研究所、重庆市洁净能源与先进材料研究院等机构建设，推进校地、校企联合开展科研和人才培养。推进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建设，积极筹建重庆国学院，发挥文化传承创新作用。

13.全面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研究院建设。积极推进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筹建工作。加强“国培计划”工作。做好对口支援毕节学院、和田师专等工作。切实加强石柱基地建设，完成好对忠县和巫山县等的帮扶支援任务。

14.推进产学研结合，加大科教成果转化推广力度，面向全国拓展服务领域和层次。

六、扩大开放办学，加快国际化进程

15.推进师资队伍建设国际化。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来校工作，鼓励教师参与国际合作交流，选送50名以上教师赴海外一流高校留学培训。

16.加强留学生工作。加大在校生赴海外交流学习力度，推进人才培养国际化。完善留学生教育和管理机制，加强国际学院建设和汉语国际教育工作，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

17.推进国际合作交流。加强国外合作科研工作，重点做好“111”引智基地建设。依托学校优势学科召开高水平国际会议。建设好泰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和加拿大BCIT孔子学院，打造汉语国际推广品牌。加快推进西南大学附属中学外国语学校建设。

七、提升管理水平，推进内涵式发展

18.提高内部管理水平。深化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启动绩效津贴改革。修订职称评审办法和教师岗位设置与管理细则。做好新一轮教师及其他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工作和职务评审工作。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完善国资有偿使用制度，切实推进公用房有偿使用，加强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工作，加强学校地界勘测确定工作。实施校园网功能升级工程，提高

管理信息化水平。进一步规范学校产业管理，培育主导产业，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积极推进出版社集团化发展。深化后勤社会化改革，提高后勤服务质量和保障能力。

19.充分发挥重庆西南大学教育基金会的作用，强化校院两级筹资能力建设。建立重庆西南大学校友会，9月召开校友工作会。

20.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贯彻落实《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制定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健全师德考评制度，将师德作为教师评价考核的首要内容。

21.做好离退休工作。全面做好离退休老同志服务管理工作。以干部离退休制度建立三十周年为契机，组织开展纪念庆祝活动。切实关心老同志，尽力解决实际问题。

22.加强学生管理和服务工作。在授位周组织开展系列毕业教育活动，积极开展“大学生就业服务质量年”活动，多举措确保本科生一次性就业率不低于92%，研究生一次性就业率不低于90%,进一步提高就业质量。

23.加强反腐倡廉和惩防工作。完善财务制度，加强财务监管，进一步规范校内经济秩序。加强审计工作，加大人财物重点部位和重要环节监察力度，保证权力规范运行。

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深入开展和谐校园建设

24.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完成2012年基建计划调整2013年基建计划编制工作。加快中心体育馆、农学部大楼、经济管理实验楼、培训楼等建设。完成出版社大楼、化学化工和药学实验楼等工程建设前期准备工作。筹建中国柑橘科技（博物）馆。

25.深入推进“五个校园”建设。加强学校安全防范，完善突发事件防范和处置机制。加强校园交通管理。完善医保体系，做好柑研所职工医保统一工作，完善大学生参保机制。做好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改善医院医疗条件，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26.今年办好八件实事：

（1）实施校园主干道白改黑等改造工程。

（2）分批次为公共教室安装空调，增补多媒体设备。

（3）完善校园道路景观标识。（4）推进教职工活动中心建设。

（5）维修改造楠园六舍、十三舍等学生宿舍。（6）新建校园内若干停车位。

（7）安排全体教职员工进行一次健康体检。（8）完成校园视频监控系统三期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