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公民文化的构建与俄罗斯政治发展

第一篇：论析公民文化的构建与俄罗斯政治发展

论析公民文化的构建与俄罗斯政治发展

自俄罗斯启动民主化改革以来，其政治发展进程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公民文化的构建对于俄罗斯政治制度的完善及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都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俄罗斯目前带有权威主义色彩的政治现状，无疑对其构建公民文化提出了挑战。

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自建立“超级总统制”以来一直受困于一些制度设计等结构性难题，导致其政治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权威主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尽管在破解俄罗斯目前的改革困局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使俄罗斯的政治发展陷人了困境。而公民文化在为现有的政治制度提供必要的和良性的民意认同的同时，又天然地包含了一种继续推进俄罗斯政治体制发展的要求。因此，构建公民文化是俄罗斯走出其政治发展困境的可行之路。

一、公民文化与俄罗斯政治制度的创建和运行

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首先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创建与运行，然而新的政治制度在创建与运行过程中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政治文化或者说公民文化的构建。作为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二者是既有区别又相辅相成的。区别在于:政治制度的变迁是外在的、形式上的、刚性的，是政治发展过程中最直接、最具体的判断因素;而公民文化的变迁是内在的、本质的、柔性的，是政治发展过程中相对隐性的判断因素，但却是决定政治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性要素;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是政治发展过程中最直接的成果，可以为参与型公民文化的构建提供推动力;而参与型公民文化的构建，同样有利于民主政治制度运行机制的完善，有利于臣民向公民的转变，对民主成果的巩固将起到最重要的保障作用。

以俄罗斯的民主化改革为例。首先，摧毁一个政治制度是从政治文化的变迁，即公民对于现有政治制度认知的转变开始的。苏联时期，由于国家秩序一直是处于一种低层次的有序状态，集权、僵化、低效一直是描述苏联体制的修饰语，这一方面导致了俄罗斯人对苏联时期的政治制度产生疏离感，甚至相当一部分俄罗斯人认为国内一切危机都是苏联制度造成的，尽快打碎这一制度成为俄罗斯人的普遍愿望;另一方面，俄罗斯人非常向往西方的民主制度，普遍认为只要在俄罗斯实行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这种政治认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及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开启。其次，一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创建与运行不能逾越其所根植的政治文化土壤。新的政治制度从建立到运行，同样需要一个过程，至少需要有一个适宜的运行环境。由于俄罗斯人只是把民主当做解决俄罗斯面临的各种危机的灵丹妙药，一旦这种渴望落空后，人们对民主的态度就会心灰意冷，其政治发展就会出现向权威主义回归的迹象。例如在叶利钦执政时期，由于“休克疗法”的失败，俄罗斯人对民主的热情急转直下。1994年，詹姆斯·亚历山大在对俄罗斯两个城市的调查中发现，尽管大部分被调查者希望议会能够更加规范化，但是由于对议会的失望，人们已经更加倾向于对强势领导、总统权威、个人权威的支持，议会中的反对党也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因此，在目前的俄罗斯还不可能建立像美国那样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所以说，“超级总统制”是俄罗斯深厚的传统政治文化底蕴与西方民主思想融合的时代产儿。

可见，从旧制度的瓦解到民主制度的创建与完善的发展程度是与俄罗斯公民文化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而在公民文化构建过程中，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尤其在遭遇严重的社会危机时，这种传统政治文化甚至会占据公民思想的主流。因此，要巩固政

治发展的成果，构建民主的政治文化，从而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

二、公民文化与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

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最大特点是专制主义色彩浓厚，与之相对应的是“臣民文化”。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在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进程中，两种文化必然会发生激烈的碰撞，这对于培养和提高俄罗斯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树立服从合法权威、遵守法律的意识，以及培养尊重和容忍不同意见的精神构成了巨大挑战。考虑到俄罗斯精英政治的特点，构建符合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兼有时代性和现代性的公民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必须面对和回应的重要课题。

俄罗斯历经几百年的专制统治，在民众中形成了崇尚权威和被动接受专制政治的思维习惯，恰达耶夫说:“俄国人民从来都只将政权视为严厉程度不同的家庭权威，任何一个君主，无论他是怎样的，对于人民来说都是一位父亲”。这生动地体现了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家长制特征，臣民们对“父亲”的崇拜与依赖溢于言表。此外，受东正教以及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弥赛亚精神、强大帝国心理在俄民众中盛行，集体主义、极端主义、平等主义构成了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涵，表现出典型的依附性。这种依附型的政治文化在俄罗斯人的行为中表现为缺乏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似乎天生与公民生活相抵触，社团生活也不成熟。俄罗斯民意基金会于2001年6月对1.5万名俄罗斯居民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73 %的公民不愿意为任何公共组织工作，只有巧%的人愿意为公共组织工作;80%一90%的俄罗斯人不愿参加任何志愿性组织。俄罗斯人参与公共组织的人数很少，大约仅占人口总数的5%。由此可见，俄罗斯人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能力较弱，公民意识较缺乏。用科尔顿的话来说，“历史使俄罗斯人先天地倾向于不信任，禁欲主义地接受政府所做的一切而不是信心十足地影响它”。这导致诚信、守法、宽容等公民社会的积极品质难以成为俄传统政治文化作用下的社会基质。

因此，俄罗斯要实现政治发展，首先应解决其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即要完成构建民主的政治文化的任务。而传统的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即体现为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化。

公民文化，尤其是参与型的公民文化，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发育与运行，而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是推动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因为这种参与有利于公民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和法治意识的培养，这不仅能够保证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同时，公民只有通过积极地参与国家管理，才能真正发挥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断促进国家的政治向前发展。因此，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经历过高度发达的工业化时代的国家来说，通过构建公民文化来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进而培植一个发达的公民社会，最终实现政治发展，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

三、俄罗斯的政治精英集团与公民文化的建构

去除经济的、文化的以及一些外部力量条件，在发展中国家，精英的互动和领袖的推动通常会成为推进其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民主政治是一场由国家和公民社会中的少数精英参与其中的博弈”。例茹，在民主改革的准备阶段，主要包括民主思想的启蒙，一般都要由一个国家中思想最先进的群体—新政治精英来完成，并由他们来主导民主化开启的进程。在民主改革的第二阶段，即决定阶段，各种势力，包括新政治精英

与旧政治精英之间围绕着政治游戏、民主规则的设计与制订，通过互动、博弈、妥协最终决定政治发展的方向。其中精英们根据利益取向，一般会被划分为执政派与反对派，保守派与改革派，温和派与激进派。当民主化进程进人第三阶段，即适应阶段时，针对重新构建的民主制度等各方势力已基本形成认同，政治精英之间的互动则多数以妥协为主了。在这一阶段，推动国家政治发展的重担就落到了广大的公民身上，因此一个健康的公民文化能否形成，将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起着最重要的推动作用。

历史证明，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进程从开端到目前的整个过程就是在政治精英引导下的自上而下的转变过程。“对俄罗斯而言，当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政府政策选择不再为以民主化为中心的政治转型提供资源的时候，社会精英及其行为便成了政治转型成败的关键”。从1985-1991年的准备阶段或者叫民主启蒙阶段，到1991-1993年的决定阶段，即民主政治制度的构建阶段，再到1993年至今的权威主义转向阶段，无论是民主理论与改革思想的准备，还是具体过程的操作都是在苏联的旧政治精英和独立后俄罗斯新政治精英的直接领导下展开的。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民主化改革主要是由俄罗斯政治精英推进的。然而，在精英主导下，如何发展自己的公民社会，将决定俄罗斯未来政治发展的动力与方向。

目前，俄罗斯的公民社会在整个政治转型过程中一直处于被动承受的弱势地位，因此，公民社会要取得发展就不得不取决于政治精英的偏好选择。如果政治精英对于建设民主国家的意识不强烈、意志不坚决，那么公民社会在俄罗斯的发展至少不会在短期内得到国家的支持，甚至会遭到挤压而逐渐萎缩。叶利钦执政时期，政治精英关注更多的是任期、政府和立法机构等事关自身权力的问题，对构建有效的公民参与机制以及培育公共性活动组织，乃至于政党的发展基本上没有给予关注。普京执政后，认识到公民社会不仅仅是对于民主，而且对于俄罗斯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便采取了一系列发展俄罗斯公民社会的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普京对于发展公民社会所做的努力，似乎证明了俄罗斯政治精英已经意识到，现代民主政治是广大民众的实践，而不可能是少数政治精英的一相情愿。因为从一个社会结构变迁到另一个社会结构，必须要经过人的主观活动才能形成习惯，进而是自觉，并最终形成文化。而构建参与型公民文化正是发展中国家巩固民主成果，实现其政治发展的关键一环。

尽管如此，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在俄罗斯由政治精英主导一切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种精英主导下的政治不会给公民参与社会组织提供太多的机会。而没有国家支持的社会组织通常是非常弱小的，由于国家掌握着大部分资源，单纯依靠少数积极分子的热情来维系，开展组织活动更是无法长期坚持下去。正如俄罗斯政治学家米格拉尼扬认为的那样，“私有产权、法治、有效立法机构的确立以及正常运转的市民社会等自由主义的基石必须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来安排”。这里所说的国家，就是指政治精英主导下的国家，而非一切由选民决定的国家。所以说，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俄要发展自己的公民社会，在努力做好自下而上的思想准备的同时，要把重点放在寻求政治精英支持上，在他们的主导下着手公民文化的构建，进而带动公民社会的发展。

综上所述，关注俄罗斯公民文化的动向，也就把握了俄罗斯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作为政治发展核心要素的公民文化的构建，将是俄罗斯未来政治发展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

第二篇：浅析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及其前景

浅析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及其前景

潘德礼

 2011-03-07 08:20:27

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1期

【内容提要】 叶利钦执政8年多,给俄罗斯留下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普京执政以来放弃空洞的“民主”口号,在社会政治领域建立以总统集权为核心的“可控民主”,为社会政治发展和经济振兴提供有力保障。经过4年多的治理,与叶利钦时期相比,俄罗斯政治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形成了相对和谐的社会政治气氛、相对团结的精英集团、中央集权式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和强大的“政权党”。随着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开始,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问题开始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在普京一系列改革措施总体上取得成功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对俄罗斯未来的政治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的不利因素和不定因素。在“可控民主”下的俄罗斯,能够对执政当局造成振动的恐怕也只有来自精英集团内部、来自官僚体制内部的挑战。未来的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将最有可能来自执政集团。

【关键词】 俄罗斯 普京 叶利钦 政治发展 “可控民主”

【作者简介】 潘德礼,195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7)

经历了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政治动荡以及叶利钦时期的激烈政治纷争,俄罗斯进入普京时期。作为叶利钦选定的继承者——普京接任俄罗斯总统职务后励精图治,重新审视俄罗斯的发展道路,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国家政权,维护国家统一;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政权党”,消除政治斗争对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干扰;有步骤地利用法律手段和政治压力打击寡头,最大限度地控制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经过第一总统任期内的治理整顿,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前景逐渐清晰起来,即放弃空洞的“民主”口号,在社会政治领域建立以总统集权为核心的“可控民主”,为社会政治发展和经济振兴提供有力保障。

一 普京执政以来的政治作为

叶利钦执政8年多,给俄罗斯留下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它们从各个不同侧面影响着国 家政局的稳定。然而,核心的问题是政权问题,普京针对政治领域最突出的3方面问题进行调整和改革,扭转了政治混乱局面。

第一,叶利钦时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联邦制问题,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普京顺利当选总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所领导的对车臣非法武装的军事打击,而他当选总统后最先也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展开调整和改革。

在整个叶利钦时期,特别是他执政中后期,由于改革政策的失误,强大的反对派始终对执政当局保持着巨大的压力,迫使执政者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对付反对派,不断地与反对派占据多数的国家杜马进行斗争、协商和妥协。在此背景下,叶利钦采取了中央向地方领导人让步换取地方精英支持、保持国家统一和政局稳定的策略,相应地在对待议会两院的态度方面叶利钦更多的是利用聚集着地方领导人、“地方精英”的联邦委员会(上院)来制约云集了各种反对派的国家杜马(下院)。这种政治形势使得中央对地方的领导和控制大受影响,除车臣问题更为特殊之外,各种地方势力、“地方精英”自行其是的现象也极为普遍。同其他方面的问题一样,俄罗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也存在着两重性。一方面,地方上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发挥各自的潜力,探寻不尽相同的发展途径,这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对减轻中央负担与活跃地方经济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地方对中央的财政、投资等方面的依赖性减弱,尤其是总统出于政治斗争需要对地方当局的依重,导致地方开始摆脱中央的控制,各搞自己的一套。地方行政长官从原来的由总统任命变为由当地居民直接选举产生之后,其权力的合法性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同时也为他们违背总统和中央政府意志,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自行其是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许多地方权力机关藐视联邦宪法和法律,对联邦统一的政治法律空间构成威胁;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长官在处理当地事务中独断专行,形成一个个权力中心,联邦中央政令不畅。

针对这种状况,普京从两方面着手解决问题。

一方面,坚决打击民族分裂主义,维护俄罗斯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把搞民族分裂的恐怖主义和团伙犯罪视为对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严加防范和打击。另一方面,在他就任总统后立即着手消除叶利钦时期中央和地方行政体系严重脱节、地方官员自行其是的现象。普京强调指出,经济纪律、统一的法律制度、中央和联邦主体彼此负责,这是俄罗斯民族政策的3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核心是建立行之有效的垂直政权体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宏观领导。为此,于2000年5月出台了设立七大联邦区的改革方案,并向联邦议会提交了一整套有关改革联邦体制的法律草案,其中包括《联邦委员会组成原则修正法案》以及《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立法与执行权力机关基本原则的修改与补充法案》以及《俄罗斯联邦地方自治设置原则的修正法案》。正是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普京提出了要实行“法律专政”的主张。可以说,不处理好联邦中央与地方主体的关系,就谈不上俄罗斯的政局稳定。

普京在联邦制改革方面的步骤是十分清晰的,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设置联邦区和任命驻联邦区全权代表,使联邦中央拥有了对地方当局进行控制的行政管理机制,成为管理国家和推行其他联邦制改革措施的直接保障;将裁定地方领导人、地方议会违宪行为的权力收归联邦中央所有,建立了联邦中央约束地方精英的法律干预机制;通过《联邦委员会组成原则修正法案》将地方领导人的影响力限制在处理地方事务上,削弱了地方精英干预、影响联邦中央决策的能力。在其第二总统任期开始不久,以2004年9月别斯兰事件为契机推出了改变地方行政长官产生方式的改革措施,事实上掌握了地方行政长官的任免权。普京认为:“从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和成分复杂这一角度来说,由地区民众直接秘密投票选举产生地方立法机关代表,再由这些代表对总统提出的州长人选进行投票,这种做法是合适的,没有违背民主原则,也没有违背俄联邦宪法所确定的基本的民主原则。”[1]

经过对联邦制一系列改革,俄罗斯的联邦制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过去俄罗斯个别地区实际上不受俄联邦法律的制约,我们消除了这种绝对无法接受的局面。现在对于俄罗斯联邦的所有地区来说,俄罗斯宪法和联邦法律至高无上已成为生活的准则。”[2]而说到底是中央加强了对地方当局的控制能力。长期以来影响俄罗斯国家领土完整、政局稳定的车臣问题得到了控制,在车臣恢复了法制,建立起了符合俄罗斯宪法的地方政权,非法武装的嚣张气焰受到了遏制。

第二,叶利钦时期,形形色色的党派利益与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严重影响了政局的稳定和政策的实施。在这方面,普京上任以来采取了有步骤的措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自从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的苏联和叶利钦掌权伊始的俄罗斯实行多党制以来,俄罗斯的多党制一直处在不断演化的过程之中,到普京上任时远未发育成熟。在苏联剧变和解体过程中,为同执掌国家政权的苏共进行夺权斗争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政党、政治组织和运动,这种以“街头政治”为主要斗争形式的多党政治局面带来的是社会政治动荡。经过俄罗斯建国初期两大权力机关之间尖锐激烈斗争的洗礼、筛选,到1993年新宪法通过生效后,随着政治斗争从无序到有序、从“街头”转到议会讲坛,混乱的政党斗争局面逐渐清晰起来。此后,通过不断的分化组合,特别是多次国家杜马选举,政治力量格局处在动态的稳定当中。

尽管如此,在整个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政党政治仍然很不成熟。其一,派别林立,而真正符合议会制原则、能够反映不同阶层选民意愿的政党却寥寥无几。除俄罗斯共产党之外,几乎所有政党本身都缺乏明确的纲领、组织和稳定的社会基础。各政党及其领导人对政权当局的态度乃是决定其政治空间的基本因素,而各集团的意识形态自我定位则是第二位的。不过,对现政权的态度与意识形态宗旨的性质之间,相互关系十分模糊,而各政党的纲领口号和它们领导人的实际行为,也很不一致。当对政权当局的态度成为政党自我定位的基本标准的时候,“赞成-反对”这一最简单的轴心开始占据优势地位。结果,整个政党体制都被吸引到两极化当中去,尽管实际上任何时候也没有到达两极化。而且,许多党派的立场、观点又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不能仅仅根据它们的纲领性宣言来简单地加以判断。例如,根据当时对叶利钦政权的态度,也可以将所有的政党分为两类,即支持叶利钦政权并在其中有自己代表的党和在某种程度上反对这个政权的党。反对派的党几乎包括所有左派、大部分中派力量以及一部分右派;拥护现政权的党包括一部分中右派、大部分右派激进分子以及部分极右派。

其二,迫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尤其是反对派——俄共长期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状况,叶利钦执政时期依靠强力部门、以“金融寡头”为代表的“社会精英”来实现其统治,到其执政后期又出现了非选举产生的总统办公机构、“家族”势力暗中操纵权力的现象,而对政党始终采取利用、防范与限制的策略,将党派争论限制在立法机构范围内,始终坚决反对成立联合政府,反对议会多数党派决定政府的组成,而主张政府应当是无党派色彩的专家政府。这对党争不断的转轨初期来说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有助于政府远离政治斗争的旋涡。然而,这种做法的消极影响也十分明显:议会多数党派不能直接影响国家重大决策,更无法建立议会多数派政府,从而影响了政党政治的发展。

普京任总统以后,随着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长,党派格局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支持、拥护普京总统和政府的派别开始占据议会多数席位,左派共产党人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右翼自由派甚至被挡在国家杜马大门外,大多数党派对普京和政府表现出程度不同的寻求妥协、合作的意愿。

然而,正如普京所说,“俄罗斯所需要的是有广泛支持和稳定威望的政党,而不是一个接一个的、靠当局庇护但又想取代当局的官僚党。”显而易见,“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党可以确保人民与政权当局之间的经常联系。借助选举,政党这种最重要的手段目前已获得了最好的发展机会。没有党派就不可能推行多数派的政策,也不可能保护少数派的立场。”[3]“在其他国家多年的议会制和多党制传统的反衬下,我们的政党体系存在的不足显得尤为突出。政党弱小对一个软弱无力的政权当局有好处,这样政权当局就能更加安心、更加舒服地按政治交易的规则行事。”[4]为此,普京上任以来积极促成成熟政党体制的形成,推动政党政治的发展,当然是以扩大“政权党”的力量,削弱主要的反对派政党,特别是俄共的影响为前提。

2001年7月出台了《政党法》,以规定政党最低组成人数、明确提升政党在国家权力机关选举中以及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方式促进政党联合的趋势。2004年9月别斯兰人质事件后,普京推出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其中包括修改现行的国 家杜马议员选举办法,取消单一选区制,国家杜马全部450个议席均以采用政党名单的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所有这些措施显然不仅仅是为了促进政局的稳定,而更重要的是为了着眼未来的政治发展。

第三,在叶利钦时期,各种利益集团,特别是寡头们和“家族”势力干预国家政治进程,影响国家政权机关决策,致使国家政权机关威信扫地。普京执政后不久便明确了国家政权与寡头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关系,随着叶利钦“家族”势力退出,个别“不驯服”的寡头受到法律制裁,寡头势力虽然不可能被消灭,也起码受到了遏制。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以 瓜分国有财产的方式造就了一批与国家政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金融工业集团,出现了金融寡头干预国家政治进程的现象。他们在国家私有化过程中巧取豪夺,大肆侵吞国家财产,造成严重的社会贫富差距,社会不满情绪不断蔓延。同时,寡头们借助他们所控制的新闻媒体,肆意操纵公共舆论,兴风作浪,甚至凭借金钱的力量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在政治家背后操纵国家。特别是1996年总统选举期间,谋求竞选连任的叶利钦遭遇俄共推举的总统候选人久加诺夫的强有力挑战,这时正是俄罗斯的金融寡头们出钱、出力给叶利钦竞选总统以大力支持,并在叶利钦连任后获得了丰 厚的回报。金融寡头们与叶利钦“家族”势力相互勾结又勾心斗角,成为叶利钦执政后期的一种政治现象。

削弱寡头势力,让其“安分”地从事经济活动,排除寡头对政治进程的干扰是普京巩固其权力的重要步骤。既要严厉打击寡头对政权的渗透和腐蚀,又要考虑到寡头手中资源对国家的特殊影响。

要协调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体现社会公正,就要解决寡头势力这个“黑洞”,但是出于稳定国内政治经济局面的需要,又不可能大规模重新审视过去的私有化。为了实现政治稳定,普京在执政初期曾与他们达成不得干政、政府支持其合法经营的妥协。普京同时希望垄断寡头能够配合他的强国战略,大力发展经济。然而,问题是追求强国目标、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当权者与靠瓜分国家财产发家、控制着国家80%经济的寡头势力之间不可能保持永久的相安无事。普京执政后,在保证不重新审理私有化结果的同时,开始清理寡头的媒体王国,夺回舆论报道的主导权。接着又以法律手段打击不听话的寡头,2000年便开始对“不听招呼”的寡头的经济活动进行刑事调查,先后迫使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流亡国外,2003年10月又将俄罗斯第一大富豪、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投入监狱,结束了他们的政治影响。显然,普京总统反寡头行动就是要通过法律手段挤压寡头集团的势力范围,力图使他们成为对政权有益无害的民族资本,同时使国家政权控制包括经济资源在内的更多的资源。

普京治理俄罗斯的基本方略可说是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经过这种治理整顿,政治秩序得以恢复,国家政权得到了加强,普京因此而得到多数党派的支持和广大民众的拥戴。

二 普京的执政方式与俄罗斯政治现实

经过5年多的执政实践,政治领域诸方面消极因素受到了抑制,政治混乱局面得到了根本扭转,政治形势保持了稳定,国家政权进一步巩固。然而,俄罗斯国内外,有关总 统集权、民主发展受阻的议论和指责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尽管在俄罗斯国内针对普京总统的批评毕竟大大少于赞誉。

与叶利钦时期相比,普京时期的俄罗斯政治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突出表现在新俄罗斯两位最高执政者执政方式上的不同,特别是对民主的理解不同。

作为苏共的叛逆、苏联的掘墓人,叶利钦虽然从未明确主张国家实行资本主义,但他的政治立场还是十分清晰的,即否定社会主义、否定苏维埃制度,走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作为新俄罗斯第一任总统选定的“接班人”,普京在继承叶利钦所开创的“民主大业”基础上,对有关国家发展道路和国 家未来的一系列政治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反思,他所坚持的基本点是在承认苏联时期取得的成就的同时,否定苏维埃发展道路:“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5]。也就是说,放弃“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选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作为学习的榜样和发展方向是俄罗斯的必然选择。然而,这种“大方向”上的一致并不妨碍普京采取一系列不同于叶利钦的政策、方针对俄罗斯进行重新改造。

叶利钦的主要任务是摧毁苏维埃体制,建立所谓的民主政治,其中最突出的是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建立以总统集权制为核心的三权分立政权结构,这个过程已经完成。而叶利钦时期又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历史上的混乱民主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种种问题又是与国家政权的软弱无力相联系的。对此,普京是有深刻认识的。他指出,“由于国家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软弱无力,即便是有最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贯彻实施过程中也会出现乱了步调的现象,我们正处于这种阶段。目前俄罗斯复兴和蓬勃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政治领域。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也应该拥有这样一个政权体系。”[6]

普京执政后在政治方面的首要任务就是强化国家政权,使之有效率。为此他通过一系列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各种有碍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势力:打击地方分立主义、“削藩”,将地方精英置于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下;分化、压制反对派,扶植“政权党”占据议会多数,形成与总统合作,甚至听命于总统的立法机关;打击、削弱寡头势力,夺回对舆论、自然资源的控制权。显然,作为一个强势总统普京在强化国家政权体系,在全国统一法律,加强中央政府的行为能力,确保政令畅通的同时,形成了新型的权力结构:普京依靠广大民众的社会支持、官僚行政体系的实际运作,实现了高度的中央集权,牢牢地将国家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权力结构的核心是总统集权,总统的权力已很少甚至基本不受制约。

在经历了叶利钦时代民主混乱期的俄罗斯,普京强势总统的执政方式无疑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这种强势总统执政方式显然不同于专制独裁、极权统治,甚至也很难说它导致民主的倒退,因为它并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并且也始终遵守基本民主原则,起码是保持了程序民主,但也确实不同于类似西方的民主制,并因此而不时受到俄罗斯国内外“民主捍卫者”的批评、指责。针对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国内民主问题的“关注”、对俄罗斯“民主倒退”的批评,普京不止一次地作出回应,强调“俄罗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最大的欧洲国家。经过欧洲文化锤炼而获得的自由、人权、公正和民主的理想数百年来一直是我们社会明确的价值方向。”“俄罗斯是自由国家。”[7]普京明确指出,俄罗斯有自己对民主的认识、有权自主决定民主发展进程,西方的民主实践也并不是无懈可击,也存在着弊病。“„„美国政府和公众对我国的政治进程有不同的看法,应当说,我们也不赞同美国发生的一些事情。”而“如果批评是建设性的,我们就会倾听;如果是想把水搅浑,我们就不理睬它。”[8]

普京执政方式的核心是国家主义,这是由他认定的振兴俄罗斯的强国战略目标所决定的。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来说,为了振兴国家经济,不得不对各种资源进行合理调配和相对集中使用,而这一任务也只能由国家来承担。因此,相对集权是必要的,这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应对国际挑战、提高国家竞争力、在内外压力下保证国家统一不可或缺的条件。俄罗斯人发明的“可控民主”这一提法是对普京时期政治现实和普京执政方式较为准确的概括。普京的执政实践恰恰证明,尽管他也致力于法制建设,处处依法办事,遵守民主程序,但宪法赋予总统过大的权力使其能够事实上成为凌驾于民主之上的控制者,而这种“可控民主”的实质也就是“人治”的一种表现形式,一种以民主形式出现的“强人政治”。在俄罗斯目前的发展阶段,“可控民主”的确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也是大多数民众所认可和接受的,并因此而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经过4年多的治理,与叶利钦时期相比,俄罗斯政治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形成了相对和谐的社会政治气氛。正如普京所说:“我们国家迫切需要进行富有成效的建设性的工作,然而,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似的社会里是不可能进行的。在一个基本阶层和主要政治力量信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想倾向的社会里也是不可能进行的。”[9]经历了叶利钦时期的政治动荡,民众已经厌烦了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他们的思想政治倾向性也发生了变化,不再为那些立场相互敌对的极端主义政党所左右。整个社会开始由两极逐渐向中间靠拢,从而使社会对立程度大大降低,希望社会安定、国家政权发挥更大作用的社会情绪成为主流社会意识。在此背景下,人民群众接受了普京的“可控民主”。而随着普京执政以来一系列强化国家政权措施的实施,国家的行为能力明显增强:国家政权机关对社会政治进程保持着有效的控制,在遵守新闻自由的原则基础上对社会舆论实行了卓有成效的监督与控制,对包括因车臣问题而引起的恐怖袭击活动在内的各类突发事件也表现出一定的及时应变能力;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所有这些无疑增进了民众对国家政权的认同感和依赖程度,在开始新一轮社会福利改革之前,民众对普京总统和政府政策的支持程度始终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

第二,形成了相对团结的精英集团。社会转型初期,政治精英处于分散状态,不仅各种类型的精 英是分散的,而且就是同处一个阵营的政治精英也是分散的,这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各种政治力量构成及政党格局中。同样,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精英也是分散的,他们之间也在不断地勾心斗角,以求更多地靠近总统,影响国家高层决策。社会政治制度的急剧转变使得原有的政治秩序遭到破坏,政治精英们失去了以往苏维埃时期那种思想组织约束,到叶利钦执政中后期寡头干政现象的出现更加剧了政治精英集团内部的争斗程度,腐败现象丛生[10]。当时的许多政策,特别是有关国有资产的拍卖活动几乎都是精英们——上层统治者、官员、议员和寡头之间幕后交易的结果。与叶 利钦时期相比,普京执政以来,坚定地依靠行政系统和强力部门,大量启用“带肩章”的人——有军队、克格勃背景的人,努力消除寡头对国家政治进程的干扰,加之普京本人作为强势总统对国家政权机关控制能力的加强,保持了精英集团、干部队伍的稳定与相对团结。尽管精英之间的明争暗斗不可能完全绝迹,甚至在某些时候还会十分尖锐,但与叶利钦时期相比精英集团之间的争斗明显弱化了,或者说更加隐蔽了,并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起码是维持着表面上的安定团结。

第三,形成了中央集权式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央对地方当局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如上所述,通过实施一系列加强国家垂直权力体系的措施,以设置联邦区和任命驻联邦区全权代表方式,使联邦中央、总统拥有了对地方当局进行控制的行政管理机制;将裁定地方领导人、地方议会违宪行为的权力收归联邦中央所有,建立了联邦中央约束地方精英的法律干预机制;将地方领导人的影响力限制在处理地方事务上,削弱了地方精英干预、影响联邦中央的能力;改变地方行政长官产生方式的改革措施,事实上掌握了地方行政长官的任免权。几年来的实践表明,联邦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了双方都可以接受和遵守的共同规则——联邦中央在政治上加强管理,地方当局在经济领域拥有自主权,地方当局、地方精英对联邦中央和总统表现出了尊重和服从的态度,叶利钦时期经常出现的那种不服联邦中央和总统管的现象基本没有再出现过。然而,这是以联邦制本质性的变化为代价的,尽管普京认为“我不认为我们应转向单一制国家,尤其是苏维埃式的单一制国家。”[11]

第四,形成了强大的“政权党”,党派斗争烈度大为缓和,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发生重要变化。普京时期,随着社会情绪的变化,政治力量格局也开始发生变化,各种极端主义势力大势已去,主张恢复苏维埃体制的左翼和主张全盘西化的右翼自由派 都已丧失民心,中间力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左右两翼纷纷向中间靠拢。在此背景下,当权者对仍然具有重要社会影响力的左派共产党人进行了有步骤的分化、排挤,使其活动空间日渐缩小。与此同时,“政权党”的实力不断增强,实际上成了议会的主宰。

当然,俄罗斯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但基本政治现实是:普京作为一位有所作为的强势总统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根本改变了叶利钦时期国家政权机关软弱无力的状况。

三 俄罗斯政治发展趋势

普京执政以来的政治作为以及对叶利钦政治“遗产”的扬弃,保持了俄罗斯政局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然而,随着普京第二任期的开始,随着2007年议会选举尤其是2008年总统选举的日益临近,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各种利益集团已经开始酝酿新一轮角逐,俄罗斯未来政治发展问题又显现了出来。

4年多来,俄罗斯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的确取得了明显成就,完成了能够在相对较短时期内迅速见成效的各项任务,这主要是指那些可以依靠政权的力量、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配合以法律的通过和实施所能完成的任务,如上所述的改造联邦制,改革政党体制,破除寡头干政同时建立对舆论的控制等几方面的任务。所有这些无疑对俄罗斯未来的政治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在普京一系列改革措施总体上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俄罗斯积累的问题十分复杂,解决这些问题尚需时日,而随着新一轮政权更迭的临近一些新的问题也开始显现,所有这些不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将对俄罗斯未来的政治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概括起来,这些因素包括:第一,普京的“可控民主”,即强势总统的执政模式首先面临的是庞大的行政体系的效率和廉洁问题。普京的所有政治主张,都是围绕着强化国家政权体系这一中心展开的,而强化国家政权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构成这一体系的各级官员来实现。问题恰恰在于,“我们的官僚集团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封闭的和傲慢的集团,把国家公务看作是一种生意。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头号任务仍是提高国家管理的有效性、官员严格守法、向居民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12]。而要改变这种状况不可能一蹴而就,行政改革“„„不只在政府中慢,整个国家都慢。我虽然愿意像希望发生大激变的人一样高兴,但却没有看到激变,没有看到大的变化。还是让我们客观地看看现实吧。我国在长时间的历史发展中存在并且愈演愈烈的是超官僚主义的经济和超官僚主义的国家,官员有权自作主张地决定一切。不仅官员,连同官员无关的人都这样想。所有的人都等长官决定„„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但我觉得我们是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政府做的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13]在进行这种改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招致他们或明或暗地抵制甚至反抗。

第二,无论是联邦制改革、行政改革,还是政党体制改革,确定制度、机制,明确“游戏规则”还仅仅是第一步,虽然是关键性的一步,而使这些硬件设置发挥作用,取得实际效果,除了要靠各级国家权力机关来保证外,还必须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改革必然涉及权力、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问题。在这里,中央与地方关系、官僚集团与掌握着 国家大部分经济的财阀、寡头之间关系仍然是问题的关键。普京的联邦制改革和打击寡头行动取得了成果是事实,然而真正理顺国家政权、官僚集团与地方官僚、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国家政权、官僚集团与财阀、寡头之间的关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前者解决起来也许相对容易一些,叶利钦时期的教训说明,地方离心倾向发生于中央政权软弱之时,也正因为如此,普京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政权的措施。

至于说到国家政权、官僚集团与财阀、寡头的关系,则更为复杂。普京削弱寡头势力、消除寡头干政现象可说是见了成效,不听招呼的寡头受到 了法律的制裁,其余的寡头们“守规则”了。但随之而来的,不仅是来自国内自由派阵营和西方国家就破坏民主、干预自由经济活动等对俄罗斯政府的指责,实际上也使得国内投资环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普京出于政治、经济多方面考虑开始对寡头采取怀柔政策,试图用为包括寡头、财阀在内的生意人提供财产安全保证来换取他们政治上的中立,使他们安心经营活动,增加投资,扩大生产。从长远看,金钱必然要影响政治,使寡头们完全脱离政治、失去对政治进程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国家政权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应该看到的是,由于叶利钦时期精英集团与寡头、官僚集团与商界形成了盘根错节的联系,不少官员实际上从这种关系中获取经济实惠,以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同寡头、商界人士进行利益的“等价交换”。这种状况当然是隐蔽的,很难限定它们的范围和影响程度。

第三,2005年开始的社会福利改革触及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不满情绪,普京的社会支持率也因此而下降。左派共产党人、右翼自由派都在借机而动,传统的左翼力量如俄罗斯共产党以劳动者利益捍卫者的姿态出现,右翼力量联盟以恢复民主价值为口号,大量的小 型政党和非政府组织则举起社会公正的旗帜。在此情况下,民众的抗议有可能成为社会不安的根源,但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普京政权的基础。

第四,车臣问题一直是影响俄罗斯社会安定的主要因素之一,车臣恢复重建工作是一项繁重的任务,这暂且不提。近年来,俄罗斯境内所发生的几乎所有有组织的恐怖活动都与车臣恐怖主义分子有关。因此,对国家政权来说反恐任务十分艰巨,此项任务关系着社会安定,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政局产生影响。

第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并未因其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而使其国际环境得到改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坚持“冷战”思维,从未停止过对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挤压。俄罗斯一直面临着北约东扩的压力,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借反恐之机积极向中亚国家渗透,在中亚地区保持了军事存在。近来一些独联体国家相继发生“颜色革命”使俄罗斯周边环境不断恶化,这些经“颜色革命”形成的政权大多依仗美国人在背后撑腰,对俄罗斯表现出不友好甚至敌对态度。如果这一进程不断延续、发展,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势必会再次抬头,对政权当局产生巨大的压力,普京的外交政策难免会受到批评,引起精英集团的不满,从而影响执政当局的威信。

第六,最近一个时期,西方国家推动的“颜色 革命”在一些独联体国家频频得手,并有进一步蔓延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鼓舞了俄罗斯的反对派,特别是自由派、民主派政党。对此,俄罗斯政权当局是有警觉的。普京指出:“如果说到整个后苏联空间,令我不安的是用非法手段解决政治问题。这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是搞不断革命。一会儿是‘玫瑰’革命,一会儿是‘天蓝色’革命,或是别的什么。一个社会的内部应当建立某种规则和机制。当然,需要关注、支持和帮助民主。但如果走上不断革命的道路,对这些国家,对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没有任何好处。整个后苏联空间就会陷入一连串的没完没了的冲突,造成沉重后果。”[14]在2005年4月25日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所作的国情咨文中,普京以大量篇幅谈及民主建设、俄罗斯的民主发展道路问题,显然是对“颜色革命”的回应,也是对俄罗斯国内妄图借“颜色革命”寻机而动的反对派势力的警告。

当然,以上所有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消极因素,还只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目前尚不足以影响俄罗斯政局的稳定。在“可控民主”下的俄罗斯,能够对政权当局造成震动的恐怕也只有来自精英集团内部、来自官僚体制内部的挑战。

随着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开始,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问题开始成为关注的对象。普京多次 明确表示他将尊重宪法,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届满时移交总统权力。这将是对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完善程度、国家政权牢固程度的一次重要检验。正如普京所说:“我考虑的是我们如何跨过2008年这个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界线。需要尽一切努力以应有的民主方式举行俄联邦总统的大选。”[15]可以预计的是,由于普京执政以来的政治作为得到了俄罗斯社会多数的拥护,国家政权进一步巩固,政治体制尤其是权力体系基本定型并得以强化,各种反对派难有施展自己抱负、向选民展示自己治国才能的空间,尽管各派也会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参加角逐,但出现“黑马”的可能性不大,未来的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将最有可能来自执政集团。对照叶利钦后期当政者为最高国家权力交接问题煞费苦心的情景,可以清楚地发现,普京时期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叶利钦面对来自普里马科夫、卢日科夫领导的中左派力量的强有力挑战,又有强大的反对派政党俄共的掣肘,采取了一整套战术手段把自己选定的接班人普京推上向国家最高职位发起冲刺的制高点,为其当选俄罗斯总统做好了各种铺垫,创造了最好的时机。而普京时期反对派力量均已无法构成对政权的那种强大冲击力,同时由于普京执政以来他本人的威望如日中天,在俄罗斯上层精英当中始终没有出现有相应政治影响的出类拔萃人物,而使得未来的最高权力交接变得困难和神秘,同时也增加了偶然成分。

(责任编辑 向祖文)注释： [1]普京在2004年12月23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http://www.xiexiebang.com/chn/? SID=21&ID=631 [2]2003年5月1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所提交的国情咨文。[3]〔俄〕普京:《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提交的2000年国情咨文》,载《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82页。[4]同上。

[5]前引书:《普京文集》,第5页。[6]前引书:《普京文集》,第10页。

[7]2005年4月2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所提交的国情咨文。[8]普京在2004年12月23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http://www.xiexiebang.com/chn/? SID=21&ID=631 [9]前引书:《普京文集》,第7页。

[10]这方面的实例不胜枚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丘拜斯等一些政府官员直接卷入1997年“通讯投资”公司和“诺里尔斯克镍”的拍卖活动,引起精英集团内部不同派系的争斗,导致随后出现的涉及丘拜斯等当时一些政府高官的“稿酬丑闻”;1999年时任俄罗斯总检察长的斯库拉托夫威胁要对涉及“家族”的所谓纽约银行洗钱案展开调查以及随即发生的斯库拉托夫“性丑闻”,等等。在叶利钦时期,为搞臭政敌而泼脏水是精英集团内部常见的斗争方式,而其核心是经济利益之争。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官员们、精英们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11]普京在2004年12月23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http://www.xiexiebang.com/chn/? SID=21&ID=631 [12]2005年4月2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所提交的国情咨文。[13]普京在2004年12月23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http://www.xiexiebang.com/chn/? SID=21&ID=631 [14]普京在2004年12月23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http://www.xiexiebang.com/chn/? SID=21&ID=631 [15]同上。

第三篇：俄罗斯语言与文化

俄罗斯语言与文化
姓名：feibo 学号：

一 俄罗斯概况
俄罗斯，国名为俄罗斯联邦，国旗采用由传统的泛斯拉夫色白、蓝、红 三色所组成的三色旗。国徽采用以双头鹰为图案的红色盾。国花为象征光 明的向日葵。国歌为《俄罗斯国歌》。俄罗斯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 家，有人口 1.41 亿，80%分布在国土的欧洲部分，民族 130 多个，其中俄 罗斯人占 82.95%。主要少数民族有德意志、鞑靼、乌克兰、楚瓦什、巴什 基尔、等。俄罗斯联邦现在由 21 个共和国，9 个边疆区，46 个州，2 个联 邦直辖市，1 个自治州，1 个自治区组成。幅员辽阔，物产丰富！

二

俄罗斯的语言与文化

人造文化 这是一种拥有记号，符号的艺术物品。人造文化是由人类用各种 物品制造加工而成的 — 除此之外也包含了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科学，迷信，艺术及民间传说。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俄罗斯人创造出了丰富的人类 文化，艺术。俄语是俄罗斯联邦的官方语言。各共和国有权规定自己的国语，有 30 多种语言。并在该共和国境内与俄语一起使用，目前俄语是四个独联体国 家的官方语言。俄语属于 东斯拉夫语支,是世界语言之一, 同时也是最流行的 斯拉夫语之一.俄语同乌克兰语与白俄罗斯语一样由古俄语演变而来.。俄罗斯领土跨越欧亚两大洲，自然而然地融合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俄罗斯文 学源远流长，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出现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别林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肖洛霍夫等世界驰名的大文豪和 作家。俄罗斯的美术源远流长，绘画有着悠久的历史，著名的艺术大师有列维坦 列宾、苏里柯夫、克拉姆斯科伊等。俄罗斯的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有着深远的历 史传统，歌剧、交响乐和室内音乐具有鲜明的民族气质，奔放豪迈。简要的说俄罗斯文化具有：“中间性”，”兼容性”，“两极性”，“ 多 样性”。其原因，俄罗斯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让这位亚欧巨人成为了中西文 化的混血儿。成为了东方严重的西方，西方眼中的东方 俄罗斯文化可被称作为一种中世纪文化传统。它具有以下特征： 文化发展 速度很慢，其受上一代人的经验和传统影响很大。局部性，封闭性。当时在自 然经济的条件影响下各地之间的相对孤立的，缺乏经济联系。受基督教以及其 他宗教仪式很强的影响.虽然古俄罗斯文化发展模式与西欧各国不尽相同，但是 它们却始终在大体上保持着一致。宗教主要为东正教，其次为伊斯兰教。2001 年俄权威社会调查机构抽 样调查结果显示，俄居民 55%信奉宗教，其中 91 ％信奉东正

教，5%信奉伊

斯兰教，信奉天主教和犹太教的各为 1 ％，0.8 ％信奉佛教，其余信奉其 它宗教。东正教是俄罗斯最为广泛流行的宗教。正是对东正教的信仰影响了俄罗斯 文化的发展。然而，东正教从来没有完全主宰过俄罗斯社会：俄罗斯社会已经容 纳下了各种宗教的发展。据官方对部分俄罗斯居民调查显示： 俄罗斯有大约 50% 的人口不信仰任何宗教，30%~40%的人口是东正教徒。伊斯兰文化据专家统计(在最近的一次人口统计中没有涉及到宗教信仰的 问题)在俄罗斯有一千到一千五百万穆斯林。据俄联邦分部统计, 在俄罗斯有两 千万穆斯林.然而据俄罗斯最有名的伊斯兰研究学者罗曼·西兰捷夫认为，这些 统计数据偏高，而实际上穆斯林人数应该介于一千一百万到一千二百万之间。穆 斯林在俄罗斯大都居住在伏尔加-乌拉尔一带，北高加索地区，以及莫斯科市，圣彼得堡市，西西伯利亚地区。在俄罗斯有超过 6000 座清真寺（1991 年仅有百 余座）。俄罗斯人被认为是最具宗教品格的一个民族，在现实生活和文学作品 中，东正教所宣传的爱与宽恕的思想处处可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 里、列夫·托尔斯泰等著名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中都充满了种种宗教的哲理。

三、俄罗斯节日众多，主要节日有：
送冬节(又名谢肉节，为期 7 天，在每年的 2 月 19 日—25 日，节日期间，俄 罗斯各地都要举办化装演出、游戏、民族歌舞表演等活动送走冬天。谢肉节是 俄罗斯一年中最热闹的节日之一．举办谢肉节的时间在复活节过后的第八 周，一共有七天，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名称：第一天为迎节日，第二天为始 欢日，第三天为大宴狂欢日，第四天为拳赛日，第五天为岳母晚会日，第 六天为小姑子聚会日，第七天为送别日．人们会在谢肉节期间举行各种娱 乐活动，比如举办化装晚会，跳假面舞等等．)祖国保卫者日：2 月 23 日(1918 年，原为苏联建军节，1992 年改为祖国保卫 者日。)“宇航节”：4 月 12 日(1962 年苏联为纪念加加林首次太空航行而定)。“春天和劳动”节： 月 1—2 日(1992 年起将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改为春天 5 和劳动节)。反法西斯胜利日(又称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5 月 9 日(1945 年)。俄罗斯主权国家宣言日：6 月 12 日(1990 年)。国旗日：8 月 22 日。和谐和解日：11 月 7 日(1996 年 11 月 7 日，俄总统叶利钦签署了和谐和解日 命令，把原来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纪念日”(1917 年 11 月 7 日)定为和 谐和解日)。宪法日：12 日 12 日 总之，俄罗斯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

第四篇：俄罗斯文化与中俄关系

近日，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前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周晓沛在广州羊城学堂举行“俄罗斯文化与中俄关系”讲座。有关讲座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深入浅出，听众反响十分热烈。现将有关内容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第二次走进羊城学堂。两年前，我曾在这里讲过中亚形势与文化，这次主要谈俄罗斯问题。我想透过俄罗斯文化，来看俄罗斯这个独特的民族、独特的国家及其特立独行的政策，再来解读也可以说是独特的中俄关系，对某些问题可能会看得更清晰一点。经常听到有人议论，他们对俄罗斯很感兴趣，但对这个国家的好多事，包括外交变化无常，实在看不大懂。在一些老百姓眼中，昔日的“老大哥”也似乎风光不再，内心看不起俄罗斯。在西方媒体中，俄罗斯则被形容成“在街上乱窜、四处吼叫的熊”。不久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驻外使节会议上强调，应加强打造俄的“软实力”，以改变“被扭曲的形象”。

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民族，有别于世界上任何国家。如何解读这个独特的国家，确实是一个难题。几年前，法国总统萨科齐访俄时，曾向对方提出一连串问题。普京未予直接回答，而是引用了十九世纪俄国诗人秋特切夫的一段名言：“Умом Россию не понять...в Россию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верить”。意思是，凭智力难以理解俄罗斯，对她不能用常规量度；俄罗斯别具一格，对她你只能相信。而现实中的俄罗斯，却相当高调张扬，加之某些媒体抹黑渲染，有时又令国际社会难以置信。

俄罗斯是一个“巨无霸”，面积1700多万平方公里，1亿4千万人口，有190多个民族，大多信奉东正教。俄联邦横跨欧亚两洲，东西长1万公里，共有9个时区。到西伯利亚看后，你才知道什么叫“地大物博”。坐火车好几天都是看不到头的原始森林，自然矿产资源富得流油，天然气、煤炭储量均占世界总量30%。仅贝加尔湖的淡水，可供全球人口饮用半个世纪，被称为“世界之井”。有人开玩笑说，“后石油”时代，俄罗斯人靠卖水也能自救。俄罗斯被称为是一个“诗与剑”的民族。东西方文化交融，既有诗人般的激情、浪漫，又有剑客般的豪放、粗犷。1918年，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别尔加耶夫在《俄罗斯的命运》中这样写道：“德国是欧洲的男人，俄罗斯是欧洲的女人。俄罗斯可能使人神魂颠倒，也可能使人大失所望。她最能激起对其热烈的爱，也最能激起对其强烈的恨。”这似乎生动勾画了其民族的独特性、矛盾性及多变性。

俄罗斯文化积淀深厚。历史上名人辈出，诸如罗蒙诺索夫、门捷列夫、柴可夫斯基、列宾等世界级的科学家、艺术天才不胜枚举。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经典名著在中国家喻户晓。“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我们这一代人都记得保尔的这段闪光格言，这也是我外交人生的座右铭。我想，年轻人就应该有理想，有追求，要有所作为。

在世界近代史上，记载着两大辉煌：一是1812年俄国人民在卫国战争中打败不可一世的拿破仑；二是1945年苏联人民经过1418个日日夜夜的浴血奋战，用2700万人的生命换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靠的是什么？据说，主要是因为俄罗斯人具有克敌制胜的顽强意志和韧劲。

俄罗斯人爱喝酒，而且是“海量”。公元十世纪，基辅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说：“喝酒是罗斯人的天生嗜好，没有这种乐趣，就无法生存”。卫国战争期间，为提高战斗力，斯大林批准每天给前线野战部队每人派发伏特加100克，后又把打胜仗的定量增为200克。有历史学家称，他们是“靠伏特加和喀秋莎火箭炮打赢了战争”。现在，俄罗斯人均饮酒量也居全球第一。政府颁布过禁酒令，但“几度禁酒几度醉”。漫长而寒冷的冬季，不仅使他们嗜酒成性，也磨练了其特有的耐性。

俄罗斯人豪爽，重感情。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苏联工作，当时中苏关系不好，但老百姓家里依旧珍藏着五十年代中国留学生送给他们的钢笔、毛巾、老照片以及明信片。

二、三十年前认识的一些俄罗斯外交同行，现在来北京出差，都要给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家伙打电话，邀请一起吃饭聚会，并倡议成立“老朋友俱乐部”，定期见面叙旧，这是难得的人间真情。俄罗斯人不娇生惯养，从小就培养勇敢、冒险的性格，同时还到大剧院看芭蕾、听音乐会，接受文化艺术熏陶。据统计，俄罗斯的家庭平均钢琴拥有量占世界第一，家庭藏书率和国民阅读率也是最高。

当然，近些年来，俄国内也出现了许多负面问题，包括腐败现象严重，治安状况差，犯罪率上升等。但其整体素质仍然较高，不要轻易低估这个伟大的民族。

有人形容俄罗斯是“资源大国、军事大国、科技大国、人才大国”。战后五、六十年代，苏联经济发展很快，军事实力与美平起平坐，但轻工业、农业落后；七十年代社会停滞，后期经济开始下滑；八十年代中期国家乱套了，最终导致“亡党、亡国”。历经苏联解体磨难之后，俄罗斯又重新崛起。外交上呈强硬实用态势，维护自身民族利益，力图重振大国地位。仔细观察分析一下，俄外交上还是颇有章法的，包括应对西亚北非乱局、在反导问题上与美国针锋相对等等。

国际金融危机对俄罗斯冲击不小。随着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和国际能源价格回升，俄罗斯经济复兴明显，2010年和2011年增长均达4%，现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但经济过度依赖能源出口，地区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老化严重。俄政府提出深化改革和全面现代化，调整传统经济结构，将能源、军工和创新产业并列为实现未来10年经济发展战略的三大支柱，提升国际竞争力，争取2020年前进入世界五强。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普京在新任期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较前突出，但国内政局可望保持相对稳定，俄罗斯崛起的势头不会逆转。国际上对俄罗斯大选及普京复任反应不一。有人戏称“二人转”，有人指责“专制独裁”，有人则期盼“王者归来”。从内部看，随着经济恢复中产阶级

兴起，反对派街头政治重趋活跃，民众对改善民生的期望值增高，当局在民主变革、经济转型、社会发展方面的压力更大；从外部看，美西方对俄走向疑虑和防范加深，遏俄、弱俄的方针不会改变，国际环境更趋复杂。

个人认为，在可预见的一个时期内，自成一体、特立独行、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制度，符合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和基本国情。“柔道高手”普京强势回归，表明其政策主张仍受到普通民众拥护，其威望和影响尚无人取代。

近20年来，中俄关系取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中俄之间为什么要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究竟包括哪些内涵？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前景到底如何？要搞清这些问题，不能不回顾一下两国关系的演变历史及其发展轨迹。

迄今，中俄关系只有21年，而中苏关系却有42年的历史。苏联解体后，鉴于我国支持俄罗斯继承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因此中俄之间不存在重新建交的问题。1991年12月25日苏联宣布解体当天，我国政府代表团即飞抵莫斯科访问。双方商谈签署了会谈纪要，俄方承诺原中苏之间签订的条约继续有效，重申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确认将驻苏联大使改为驻俄罗斯大使，就顺利解决了中俄关系的继承问题。两国的建交日期依然是1949年10月2日。因此，看中俄关系，不能不谈中苏关系。

众所周知，中苏两国关系充满了跌宕起伏的变化。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中苏关系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十年友好结盟，十年关系恶化，十年对立为敌，十年缓和改善。我在外交回忆录《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一书中详细讲述了这个复杂过程。

大家可能听说过柯西金给毛泽东打电话被挂断的故事吧!1969年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后，中苏两国关系空前紧张。柯西金想直接与毛泽东主席通电话，中南海的女话务员竟把政府专线电话挂断，而且骂了他一通，说“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

有意思的是，不少网民对此事进行了热议。许多人都对这位话务员的做法感到“不可思议”，说她太“牛”了，应该受到处分。对于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那时中苏关系的敌对情绪确实匪夷所思。

珍宝岛事件后，学校组织到苏联驻华使馆门前游行抗议。当时我正在北大念书，我们一路上高喊“打倒苏修”、“打倒新沙皇”的口号。我清楚地记得，在使馆门前的“反修路”（原叫扬威路）两旁，张贴着“绞死勃列日涅夫”、“油炸柯西金”的醒目标语，而且名字上都打了大红叉。这就是当时的实情。但不管怎样，作为一名接线员，未经请示就擅自拒接电话是不对的。正因如此，毛主席获悉后批评说：“电话是打给我的，怎么不报告就拒绝了？”

关于柯西金与毛泽东通话遭拒的某些细节，俄罗斯方面也有类似披露。时任柯西金翻译的顾达寿在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生涯》中这样写道：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让他接通北京的电话，说要直接与毛泽东通话。莫斯科与北京的专线电话接通后，中方接线员小姐生硬地

说了一句“我不能给你接通这样的电话”，就将电话挂断了。应柯西金的要求，他接连拨了四次电话，都被挂断，而且很不礼貌地说：“我们的毛主席坚决不与苏修坏蛋柯西金通话”。作者称，他清楚地听见了对方说的“坏蛋”这个中国人用来骂人的词，但他没有如实向柯西金翻译。

在这儿，我还想讲一个上世纪赞颂中苏友谊的歌词作者命运沉浮的真实故事，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缩影。《莫斯科－北京》创作于1949年12月，正值中苏两国关系处于高潮时期。毛泽东到莫斯科访问的消息引起苏联举国轰动。在这种激情的感染下，一位名叫米·维尔什宁的被流放西伯利亚的诗人写下了“苏中人民永远是兄弟”的不朽名句。据说，斯大林很喜欢这首歌。毛泽东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已乘火车返回北京，他想亲自见一下歌词作者。而那时的维尔什宁，因遭人诬告还是苏维埃政权的“异见分子”。在斯大林的亲自过问下，苏联军事法庭很快撤销了对其所有指控，并被安排到苏中友协工作。从此，维尔什宁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一名普通作家迅速高升至苏联外交部长助理。然而，随着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莫斯科－北京》这首歌曲也渐渐被人淡忘，维尔什宁个人处境也越来越艰难，再次沦为一名普通的诗人。更倒霉的是，他的诗作再也没有人敢发表了。在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寒冬里，穷困潦倒的维尔什宁惨死在野外雪地上。这位在政治风云中大起大落的苏联诗人，哪里知道两国关系的“寒冬”过后会再度“回暖”？！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苏双方都调整政策，两国关系逐渐缓和、改善。1989年，戈尔巴乔夫应邀访华与邓小平举行了高级会晤。双方宣布，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

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使我们双方都蒙受了沉重损失，也都汲取了深刻教训。无论是结盟，还是对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苏关系还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这样，两国之间就建立起了不同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那种结盟关系，更不同于六、七十年代的那种敌对关系，而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相互睦邻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

正常化后不久，东欧剧变，两极格局崩塌，国际形势和两国国内情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邓小平同志指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从容地同他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这个方针很重要。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苏高级会晤确定的两国关系基本原则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而且成为建立新型中俄关系的基石。

从1992年俄罗斯总统首次访华开始，中俄两国领导人建立了定期互访机制。通过直接接触，增加了相互了解，消除了彼此隔阂。从中俄双方重新承认“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到确认两国已具有“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直至宣布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短短四年内，两国关系接连上了三个重要台阶。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一种新型的战略性国家关系，是具有长远生命力的正常国家关系。它不仅有政治互信的重要前提，更有传统友好、互利合作的扎实根基。所谓“战略协作”，其实质就是在双方关切的重大核心问题上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应对挑战，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自1996年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的16年中，两国关系实现了三次平稳过渡。第一次过渡是，普京接替叶利钦出任总统。双方重申，中俄建立平等信任、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为期20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把“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思想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并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两国边界问题。

第二次过渡是，梅德韦杰夫接替普京出任俄罗斯总统仅半个月，就到中国进行承前启后、面向未来的重要访问，双方共同推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更好更快地向前发展。双方强调，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核心内容，加强能源合作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扩大和深化人文领域合作对巩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在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取得了重大突破。2012年普京复任总统后不久即正式首访中国，预示两国关系巳顺利实现了第三次过渡，有人形容进入“黄金时期”。一向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的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这将有利于俄罗斯的稳定和振兴，也有利于中俄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普京在竞选纲领中谈及中俄关系时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决不是威胁，而是俄经济之帆赶上“中国风”的良机。这是俄领导人首次对“中国威胁论”的明确表态。

未来十年中俄关系的定位是：建立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双方将进一步发挥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经济互补优势，更好地联手应对全球性的新问题、新挑战，继续深化互利共赢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当然，中俄关系发展进程中难免也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相互认知有差异、贸易结构失衡等。现在，我国已是俄最大的贸易伙伴国。2011年双边年贸易额约800亿美元，双方规划到2015年达1000亿美元，2020年前提升至2000亿美元。要实现这些目标，思想观念需要创新，经济合作必须进入结构转型和战略升级的新阶段，着手进行战略性大项目合作。持续了20年的“灰色清关”和“假冒伪劣”商品贸易已经走到尽头，应尽早转入规范化的正常国际贸易轨道。双方还需进一步加强民间人文友好工作，夯实两国关系的社会民意基础。这也是我今天与大家交流互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前，世界上乱象丛生，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国际力量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演变，大国关系也在进行重大调整。中俄关系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对双方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总之，立足于“世代友好，永保和平”的两大邻国关系前景看好。

第五篇：论公民意识培育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论公民意识培育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原文出处】学术论坛

【原刊地名】南宁

【原刊期号】20051

2【原刊页号】60～6

3【分 类 号】D

1【分 类 名】社会主义论丛

【复印期号】200603

【作 者】卢爱国

【作者简介】卢爱国，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2005级博士研究生，湘南学院社会科学系讲师。（武汉 430079）

【内容提要】和谐社会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调。文章从人的现代化视角阐释公民意识与和谐社会的互动关系并提出培育公民意识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路径：认为公民意识是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柱，和谐社会构建是公民意识培育的现实阶梯，二者是一个双向推进的过程；培育公民意识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加强公民教育和努力培育公民社会。

【摘 要 题】和谐社会

【关 键 词】公民意识/和谐社会/培育和构建

【参考文献】

[1]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2]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3]丛日云.民主制度的公民教育功能[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1,(1).[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6]安东尼·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对政治实体的社会剖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7]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和谐社会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调。理论界和学术界对和谐社会的研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不少学者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了和谐社会的外部特征；有的学者从深层次上揭示了和谐社会内在的各种关系；更多的学者则针对和谐社会构建存在的问题作了较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大量的政策建议。然而，考察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有一个至关重大的问题未受到应有的关注，即作为和谐社会主体内在支撑的文化心理研究。现代化理论表明，社会现代化的根本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的关键是价值观念的现代化，是人性的提升。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赋予制度以真实生命力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己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性结局在所难免[1](P199)。对于和谐社会来说，则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普遍健全的公民意识。本文试图从人的现代化的视角阐释公民意识与和谐社会的互动关系并提出培育公民意识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路径。

一、公民意识：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柱

“在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精神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事业的背景有密切的根源。”[2](P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项伟大事业的精神支撑力量就是由普遍健全的公民意识而升华的公民精神。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成员对作为公民角色及其价值理想的自觉反映。它在本质上呈现为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主体自由追求和理性自律精神。在内容上包含了以自由、公正等价值理想为衡量准则的对公民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及个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公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及现实法定的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判断与认同；对公正合理的政治制度的维护与遵从；对诚信友爱的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自觉维护。概

言之，公民意识包括处于核心层次的主体意识、处于中间层次的权责意识以及处于外显层面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和社会领域的参与意识、合作意识、公德意识、诚信意识、生态意识、发展意识等。和谐社会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它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社会系统内部各种基本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要素之间的和谐。从外部特征上看，主要表现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无论从内涵，还是外部表征上看，其中心环节毫无疑问是人。因为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的和谐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前提，而和谐人或曰现代人的核心是公民意识。

民主法治的社会要以健全的公民意识为精神基石。一方面，公民意识是民主制度产生、发展和健康运作的理念支撑。世界民主史表明：没有公民意识的觉醒不可能建立民主制度，没有健全的公民意识民主制度不可能得到发展和完善[3]。另一方面，公民意识是民众参与政治的内在驱动。公民只有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意识到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与应承担的义务，才会产生能动的参与意识，并外化为政治参与活动；公民只有具备对法制的高度认同，才会采取制度化的参与行为。一言以蔽之，“民主的信念和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实现民主的关键性条件之一。

公平正义的社会要求每一个人都树立科学的公正观。公平正义是具体的、历史的和相对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公正观本质要求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利益与责任的统一。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没有全体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唤醒和对社会管理的积极参与难以推进正义制度的建设。公正的制度体系维系和运转同样需要公民个体强烈的正义感的道义支持，这要求公民把正义制度内含的权利义务作为一个整体承担起来，切实履行自己的责任。所以，以权责意识为主要内容的公民意识是公正的社会制度产生和公平正义社会实现的心理基础。

诚信友爱的社会要以普遍的诚信道德意识为基础。民主在取信于民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充分张扬，法治的过程也是一个诚信的过程。只有尊重和遵守诚信规则，人的创造活动才能得到维护，创造才能得以发挥，创造成果得到保护，社会才充满活力；没有诚信与法治的保障，社会秩序就会出现混乱，人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公平正义和安定有序也就难以实现。只有在诚信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才能坦然相处，也才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充满活力而又安定有序的社会要求人的主体性和理性力量的充分发挥。社会活力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条件。和谐社会的发展活力集中表现在社会成员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上。没有人的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和张扬，在经济上难以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在政治上难以保持和发展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则使人们缺失看护和改善自然的道德责任。安定有序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它意味着社会稳定发展、社会关系良性协调和人们心理平和。而安定有序的重要标志是成熟的公民意识。人际和谐、人与国家、人与社会的和谐只不过是人们心灵深处内在的秩序与和谐——规则意识、自律精神、理性力量等的外化而已。

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要求人类具有生态文明观并赋予自然以道德关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是指人能动地适应自然规律，与自然界互利互惠、生荣与共。一方面，在自然允许的范围内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使之为人类提供必要的物质资料，满足人类需求；另一方面，人必须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平等的一员，自觉地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促进自然界按其自身规律发展，当人的利益与自然界的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要控制人自身利益和维护自然界的整体利益。这就要求人类必须从观念上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二者放在平等的地位上，赋予自然以道德关怀。没有普遍责任意识和生态意识的形成是不可能开创生态文明时代的，而责任意识和生态意识正是现代公民意识的主要内涵。

二、和谐社会的构建：公民意识培育的现实阶梯

公民与公民意识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从历史上看，“公民”一词最早源于古希腊，是指在法律上享有特权的一小部分自由民。到了中世纪，教会和封建君主成为国家和人民的主宰，个人只是上帝的子民和封建君主的臣仆而不是公民。而在我国君主专制主宰一切的二千多年里，只有臣民而没有公民，当然，也无公民意识可言。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推翻了君主制并确立了国民主权原则，但在旧中国难以实现。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公民法律地位和法律资格，为公民意识的培育奠定了制度基础。然而，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特别是受斯大林模式和极左思潮的影响，使民众的公民意识未能真正确立。时至今日，大部分国人基本上仍未成为现代公民，在与国家的关系上，主人意识和权利观念淡薄；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参与和监督意识缺失；在与社会的关系上，规则意识和公德意识不强；在与他人的关系上，诚信友

爱缺乏；在与自然的关系上，生态意识薄弱。所以，培育国人健全的公民意识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性任务。

在改革开放20多年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根据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其实质就是要开拓一条不同于西方式的现代化之路，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培育公民意识奠定坚实基础。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市场经济成熟的社会，而市场经济是培育公民意识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不仅导致人的依赖关系的解体，造就出具有“独立性”的人，结束了绝对权力所要求的封闭和孤立状态，使人从狭隘的地域中走出来，成为具有开阔视野的人；而且市场经济促进道德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因为市场经济是规则经济、权利经济，它的特征是自由交易、公平竞争，它天然要求道德和法治。此外，它还培育人们的合作意识和参与意识。总之，只有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破除在小农自然经济方式和计划型体制基础上树立起来的非主体性自我意识。实现国民政治心理从狭隘顺从心理向参与心理、从人治意识向法治意识、从等级依附到平等自由、从封闭保守到开放创新的全方位嬗变。

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政治体制完善的社会，而政治体制是培育公民意识的制度保障。公民意识（公民文化）培育固然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但没有民主制度架构下公民的经历和体验，没有民主制度的教育和训练，公民意识也不会发育成熟。从世界民主化的历史来看，无论是在早发内生型民主国家还是晚发外生型民主国家，民主制度的教育和训练才是公民文化发育的现实阶梯。中国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传统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加上“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4](P332)。所以建立健全各项制度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内容。这个过程也将使民主这个复杂而深奥的字眼从理论的象牙塔走出来成为普通大众的实践，经常性的民主生活使公民对民主制度由陌生到接受，从而公民文化得到滋养而不断发育成熟。

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精神文明发达的社会，而精神文明是以公民意识培育为着眼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四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可见，精神文明首先是把人作为建设对象，因为人首先是作为个体而存在，进而组成社会。马克思曾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P131)这就是说，没有“自由人”，就没有“自由人的联合体”。同样，全社会道德风尚的改善、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首先要以社会成员个体素质的提高为前提条件，而着眼点就在于培育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随着社会成员公民意识的加强，他在社会活动中会自觉践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在与国家的关系上，会自觉履行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以主人翁的姿态保护国家利益、国家尊严；在与政府的关系上，会敢于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促进良好政治道德风貌和社会风尚的形成；在与社会的关系上，会自觉维护社会秩序，遵守社会公约和社会公德；在与他人的关系上，会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平等友爱的人际关系。

三、培育公民意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从以上分析可知，公民意识培育与和谐社会构建是一个双向推进的过程，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是公民意识培育，而只有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才能培育出公民意识，正是二者的互动推动着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以，我们必须大力培育公民意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夯筑公民意识培育的坚实基础。“社会心理因素是经济发展的产物。”[6](P370)要实现人们意识的现代化就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市场经济涉及许多工作和领域，当前应着重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和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首先，要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新秩序。加强法制建设和完善执法体系，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建立信用体系，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信用环境；建立和完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制度框架，加快我国市场从无序到有序的演进。其次，要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农民是我国民主建设最重要的力量。农村市场经济是实现农民意识现代化的大课堂。从主要方面看，要加速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当前主要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创新，确立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增强千百万农户的创造活力。

2.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构公民意识扩展的制度保障。我国原有政治体制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初建于新中国诞生之际，形成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又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中不断得到强化。这种政治体制存在诸多弊端，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

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4](P327)。这种体制堵塞了民众参与渠道，严重制约着公民意识的培育。现代社会的政治体制必然要有高度的自主性、适应性和凝聚性，才能有助于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在参与中熏陶公民意识和提高参与技能。对我国现有的政治体制要按照民主的基本原则进行民主化导向改革，当前除坚持和完善我国已构建的一系列民主制度外，应把加强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作为中国在新世纪政治体制创新的突破点，因为草根民主—社区自治是培育人们公民意识最好的舞台。

3.加强社会主义公民教育，优化公民意识生成的启蒙手段。一是要改善学校公民教育。在学校中开设独立的或综合性的公民教育课程，建立从小学到大学一体化的公民教育课程；在公民教育内容上变“法制教育”为”法治教育”；处理好公民教育与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的关系，把公民教育摆在独立和基础位置；在公民教育的方式上，要特别注重加强学生的实践本体论教育。不要把公民教育培养当作一种脱离实际生活、空洞枯燥的说教。二是要建立社会的公民教育体系。充分发挥媒体的宣传功能，改变近年来传播媒体在公民教育上存在的角色缺位问题，特别是传媒要努力营造一个公民话语环境；建立专门的公民教育研究和推广机构，学术界应加大力度研究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取向的特点规律，增强公民意识培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三是要注重公职人员公民意识的培育。公职人员拥有健全的公民意识对培养良好的公民意识起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然而，不少人在倡导公仆意识的构建时忽视公民意识的培育。事实上，公仆意识是建立在公民意识基础上的，公职人员应成为公民意识培育的重点对象。

4.努力培育公民社会，培植公民意识发育的社会土壤。公民社会是公民意识得以存在的土壤，是“公民价值的潜在储备库”[7](P125)。与西方不同，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是一个自觉过程，其推动力主要来自国家（政府）。目前，除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外，应致力于改革我国公民组织管理体制。我国目前的公民组织管理模式基本上还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选择型管理模式，公民组织基本上是政府伸向公民社会的触角。公民组织应具有非政府性、自主性等普遍特征，这只能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选择模式下才能获得。该模式认为公民组织和政府都是一种对社会公平正义负责的组织，任何公民都可以非常方便地成立组织，其支持力量更多的是来自民间。对于政府主导的我国公民社会进程来说，实现公民组织管理体制的转型迫切需要政府的制度安排和资源支持，当前则需要完善结社立法和提供必要的运作经费。基于我国大多数社会成员对于公民社会认识还很不够，中国共产党要承担起教育民众全面认识公民社会的历史重任，将公民社会建设成为推动现代化事业的积极力量；我国的社会科学界应开辟更多相关研究园地并结合国情建立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理论学说，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开阔政治视野下的理性选择，更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但关键在于培育健全的公民意识。随着人们公民意识的成熟，中国现代化必将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