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大学章句》思想辨析

第一篇：朱熹《大学章句》思想辨析

朱熹《大学章句》思想辨析

本文主要涉及以下问题：朱熹《大学章句》的文本来源处、其基本内涵、其理论根源的分析、其理论困境的分析和批判。其源头，《大学》本于《礼记》，原为儒家礼意之理论说明；其基本内涵，解说者可谓汗牛充栋，不出“修养功夫”、“内圣外王”之道，本文主要涉及“格物致知”和“新民”之意；其理论根源之分析，从制度文化条件和思想逻辑条件两方面展开；其理论困境的分析和批判，从朱熹《大学章句》思想中“明明德”和“新民”的理论困境的分析入手，提出一些有益时人的解释。

一、朱熹《大学章句》的文本来源

《大学》本是《礼记》第四十二篇。《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仪礼》的文章选集，由戴圣编订成书于西汉宣元之时，后称《小戴礼记》。《大学》在《礼记》中被后人列入通论或学术类中，主要解释儒家礼仪之内在意义和治世之功。此处可参看李方泽《朱熹对〈大学〉主旨的改造和诠释》一文，论述甚详。1此处不再赘述。

朱熹一扭《礼记·大学》的章句，分出三纲八目、一经十传，重新编排了文本次序，查漏补缺，其中以补《格物致知传》一段为大功，最终而成《大学章句》。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的《大学章句》一节又详细论述之，可供参考。2朱熹之功，在于把儒家传统文献中有关“礼意”之一篇议论文章转而成为儒家心性修治之哲学纲领，从而赋予了形而上的心性论价值，以及认识论、政治学价值。

二、朱熹《大学章句》的基本内涵

朱熹对《大学》原文大动干戈，分出经传，调动原文，以传来解经，条分缕析，不可谓用心不良苦。成书之后，《大学》就有了纲目，所谓“三纲八目”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三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八目。”《大学》本身提供给儒家知识分子一条从修养自身到掌握权力的理论程序，而朱熹则要为这一套程序做一番学理上的、逻辑上的合法性认证。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有个一脉相承的关系，那就是道德关系贯穿在个人、社会的整个过程中，对于个人可称为修德，对于社会可称为礼治。朱熹所谓“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也其暗涵着的意味是：个人无可逃避地生存于既定的（夫子、夫妇、兄弟、君臣）社会伦理关系中，而种种社会伦理关系并非出于后天创造，而是源自个人内在的道德本性。个人所能达到的最高价值，即止于至善，就是通过艰难的道德修养来实现在种种社会关系中的完满和谐并达到有效的社会治理。

朱熹《大学章句》的核心在 “新民”的提法和“格物致知”之新说。

“亲民”作“新民”解，源自程颐。朱熹赞同此说。而他分出经传，以传解经，将后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的说法来确证这一解释。从理论上看，“新民”之说与朱熹“天理心性”观是一致的，即要求克服气禀污染，复其天理本性，明明德是自我复其性，新民是教化民众使其复性。所以，“新民”说更注重道德教化，即圣贤君子对于庶民担当礼仪风俗教化责任的自觉。自然，“新民”说未尝没有争议，后来王阳明坚持用《大学》之古文，用“亲民”来解“亲民”，兼教养意，即强调圣贤君王对民负有完全责任，而不仅仅是教化一条，还有养育之责。况且，新民是民自新，而不能使其新。这是阳明心学之极大特色。此处可参考石福祈《从“新民”“亲民”看朱王之别》3，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中也反对朱熹篡改愿意，改“亲”为“新”，其说虽简陋，但也颇含深意：民是否要时时更新，是值得存疑的？无论如何，“新民”说都是朱熹思想之发光处，要特别注意。12李方泽《朱熹对〈大学〉主旨的改造和诠释》安徽大学学报，2006年3月，第三十卷，第2期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9，页278-284页 3石福祈《从“新民”“亲民”看朱王之别》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125-128 朱熹补《格物致知传》，发明新意，成为其思想之关键处。朱熹如此解释“格物致知”，“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4朱熹之格物致知，就是穷究事物之理，推广自身知识至极。外在上说，这是朱熹有意识同佛老反观内证的工夫论区别。内在上说，这符合了朱熹一贯之理气心性观，主张万物有理，人心有灵，能知万理。格物致知，即指求学之人充分发挥自身能动力量去认识万物之理的过程。落实了讲，这一过程不是科学实验的过程，不是发明创造的过程，而是一个自觉参与社会关系、塑造社会角色的过程，所谓“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虑念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5是也，这一过程所能达到的功夫效果就是认同社会关系、熟悉人情世故、熟练社会事务与实际工作，从而避免空谈心性造成的流弊。而朱熹所谓“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而无不明”是格物致知的最大功效，即达到成熟而完满的道德认识。这个结果是朱熹自信满满得出的，但却不能不受到后人的怀疑。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6中批评朱熹补《格物致知传》有理论上不通和实践上不通的地方。从理论上，“精神境界”和“具体知识”、“为学”与“为道”是两回事，增进知识开不出“全体大用”。从实践上，格物致知也不能带来“豁然贯通”之境。如果朱熹自我辩解说所谓“致知”并非是增长具体知识，而就是涵养道德理性，那冯友兰的批评就有些主观了。而如王阳明讲“格物致知”，以“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训“格物”，以“致吾心之良知者”训“致知”。此种看法最见道德理性之自明而不带外求。实则，朱子阳明各有侧重而指向为一，那就是道德修养需要一个充分自觉的道德理性认识为基础。朱子不过更强调在日用实行中“豁然贯通”来认识人性本体，而阳明更强调在反观自省中领悟其人性本体。这人性本体即包含仁义礼智之道德理性。

陈来《论朱熹〈大学章句〉的解释特点》7中详细解释了格物致知和诚意的涵义，并特别强调朱熹突出心性工夫的特色。同时，陈来总结了朱熹《大学或问》的主要观点，即以“明德”为中心，以理气观为理论背景，以圣贤能复其明德、全其本体而又能恻然救万民于陷溺之中，实现新民治平之功业。

这是朱熹《大学章句》基本内涵的概貌，详细问题要留待第三章节叙述。

三、朱熹《大学章句》理论根源分析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引言中简单扼要地论述了朱熹思想源头的宏观方面。从物质历史条件上说，以土地出租为主要经济形式的农业经济形态，政治上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高度发展，文官体制和科举制度的成熟都是朱熹思想得以成熟完善的物质历史条件。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思想条件，即“恩格斯所强调的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也就是朱熹从前代各家学者那里吸收借鉴而发展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此笼统解释必须要切入《大学章句》文本当中，才能识其真面目。

从“明明德”到“新民”理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和中央集权制。所谓“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是也。显然，先秦儒家自孔子起就很好的保留了对西周宗法制的继承和对传统人伦关系的理论化完善。之后出于正统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构建以及历代统治者的认同，使得这种家国同构的一致性理论更加完善。一个家族中的读书人的人格理想通过科举取士、加官进爵、光宗耀祖的路径来实现。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8，任何一个处在儒家文化传统中的人都要被这些人伦风俗所教化，并达到对宗法社会的身份认同。稳定的小农经济形态决定了稳定的有序差的社会关系，稳定的社会关系塑造了 45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页4 陈来《宋明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1 41 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卷，人民出版社2003.1，页199-200 7陈来《论朱熹〈大学章句〉的解释特点》，文史哲，2007年第二期，页103-111 8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页1 儒家文化笼罩下的理想人格和传统礼俗。

除了以上这种“自然而然”形成的社会关系，儒家学者在历史中自觉地树立起作为家、国负责人的主体性和道德法则的执行者的高度责任意识。这是《大学章句》所发展和完善的儒家道德政治理想的最直接原因。所谓“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9《大学》所要实现的主体便是“古之欲明明德者”，也就是所谓的君子、圣贤。具体而言，包括正统权力的继承者（君）、权力分配下的执行者（臣）、民间家族中优秀的读书人。显然，朱熹以第三种身份成为《大学》义理的阐释者，因而也具有了参与国家权力分配的资格，所以，《大学章句序》所述三代历史未必属实，但却恰好反应了朱熹有意识地为平民儒家知识分子争取理论上进学入仕的努力，尽管庶民参与权力分配春秋战国已有的事情，但此种理论论证是儒家特别强调的，而朱熹无疑是集大成者。

因此，朱熹通过《大学章句》所做的贡献便是理论化和系统化地建构了这样一个由家到国、由明明德到新民的进学之路。朱熹所做的努力包含着人类自觉地两种力量：求真和权力。前者在于儒家学者都有着普遍的真理性诉求，那就是对于普遍人性的孜孜以求，从孔子洞见性地发出“性相近”的追问一直到宋儒从宇宙本体出发为人之道德常性寻找终极本原，这种“求真”的冲动一直没有中断。后者是儒者主动参与国家政治权力分配的不懈努力。作为道德自觉的社会主体，儒者希望自己有机会参与国家权力的分配和国家事务的管理，如孔孟游说诸侯国的奔波努力；作为家族中管理者，儒家士大夫从中掌握了到治理国家的智慧，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的自觉；作为儒家文化的继承者，他们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辅佐圣贤君王实现三代之治的理想；作为贫寒的知识阶层，他们也希望通过做官出仕来改变命运、光宗耀祖。

简言之，中国传统社会稳固的宗法制度和君主集权制保证了家族、国家先于或重于个人的合法权威，反过来也保证了个人从家族到国家实行自身价值的有效路径，即“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勉焉以尽其力”这样一种“自知之明”。而儒家学者饱含着极大地道德热情和权力欲望参与到这一家国同构的制度建设和社会发展当中。

然而，历史的现实是否随人心愿，由“明明德”到“新民”的进学逻辑是否有理论困境？这是我们要接下来分析的内容。

四、朱熹《大学章句》理论困境的分析与批判

“明明德”的理论困境在于“存天理、灭人欲”的明德境界如何与现实的利益抉择发生关涉。“明明德”在《大学》为学次序中表现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此四者合起来也就是修身的过程。按照朱熹，“格物”指及物而穷尽其理；“致知”指推至人性良知之极处；“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矣，意既实，则心可得而正矣”来联系“致知”和“诚意”。“诚意”指所谓慎独而勿自欺；“正心”指心理情绪处在正当平衡的状态。此四者从认知到理性自觉，从意志净化到情绪控制，达到道德理性的自觉和道德心理的保养。

尽管这种“明德”并非人人都能完成，但只要经过理性的训练和日常生活的反省都是可以达到的，这个并不是某些人的专利。这也是朱熹所谓“新民”之所以可能的前提。但他认为这必须是上智大贤气禀清明者才能自明明德，然后施教以化万民。我们尽可以不去怀疑这种“明明德”的可能和真诚，而我们需要讨论的是“明明德”与处理现实的利益关系所产生的矛盾。

显然，判断一个人是否是一个“好”的人，并非因为他知善知恶，而是因为他行善而去恶。也就是说“复其本体之初”的“明明德”过程并不能保证一个人必然按照其所明之德来行动。按照朱熹的逻辑，一个心存天理，动静念虑皆能符合天理之人自然能无私心，而出 9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页1 自真诚地去如此行事。这一逻辑便是苏格拉底所谓：“无人有意做恶”，也就是“人知善而必行善”。但在处理实际事物中，道德善恶之所以成立是一定同欲望、同利益的抉择发生关涉的。现实事物处理的最佳效果不是以完全符合道德原则为标准的，而是以达到利益最优化为标准的。这一标准并不会因为儒家至高的道德理想而改变的。

所谓“明明德”的过程是一个理性反省和道德意识自觉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并不能保证一个人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正如王阳明可以下马讲经论道，畅谈天理良知；上马征战杀敌，建功立业。我们并不能说他在马上的屠杀少数民族的行为（当时称为南蛮）是从马下讲经论道而得来的。宋明儒者的一个优点也是弊端就是，过分强调内圣的作用，以修身为本，保守道德之教条而不能建立实际之功效。从道德之高尚不能建立平天下之功劳。明清之际儒者多有批评，此不赘述。

“新民”的理论困境则更为明显，那就是“新民”本身是不可能的。如果按其原意“亲民”解，便要面临着如何从道德的正当性到权力的合法性的解释困境。“新民”是朱熹继承程颐的说法。所谓“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新民之事。也就是朱熹把“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权力分配和国家治理的事情看作是不断改善民众道德水平和精神境界的事情。所谓“革其旧”、“去其旧染之污”的说法指一种道德意识的净化。这里实际的要求是鼓励人们追求更加纯粹的道德境界和清心寡欲地生活方式。但这种要求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国家强盛的目标，不过是宋儒心目中理想的古代之治在当时的美好投影。所谓“去旧而革新”反而是一种保守的心态，是要求人们对现实欲望追求的否定和对传统社会秩序墨守陈规的遵守。这点南怀瑾对“新民”的质疑是成立的。大多数人是不需要这种道德的自我净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才是民之本质，民众更多承担创造财货、满足众人欲望的任务，只要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和风俗习惯即可。“新民”说同《大学》平治一章的内容也是不相符合的。

按照“亲民”讲，更符合《大学》文本自身的意思。朱熹所谓“在与民同好恶而不专其利，皆推广絜矩之意也”，从一家之家长到一国之国君，无不要以身作则，通过自己良好德行来获得家族和国家百姓的信任和支持，通过自己的谦让和公平分配而赢得权力。君主以“民之父母”自命，便要遵守所谓“絜矩之道”，就是与人民同其好恶，利其所好，而去其所恶，至少不以自己所不欲而施加于人。“民之父母”要以仁德之道来获取权力，获得对财货的支配权，因其有良好的德性而并不会为自己争取私利，而是大公无私地分配给百姓，也就是“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以公正的财富分配来获得民众的支持。

这种“亲民”的认识是儒家为解释政治权力合法性所做的努力，这种解释在人类的政治历史中是一种极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源自周人“以德配天”的自觉，也是对以武力征服作为权力合法性的野蛮历史的抛弃。然而我们仔细分析这种由“明明德”的道德反省到“新民”的权力合法性论证，是存在着某些理论的困境和矛盾，这就是：道德自觉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道德规范是作为权力追求的目的还是仅仅作为论证权力合法的手段。

显然，在儒家的理想中，至少在朱熹《大学章句序》中“道德自觉”和“道德规范”既是国家权力合法的根据，也是国家权力所要实现的目的。所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这是《大学》关于国家政权目的的论断。但正如“新民”的困难一样，国家虽然可以承担教化民众之责，可以通过科举取士等方式引导天下读书人的价值观，但是国家从不是以追求道德的完善为目的，反而国家一定是处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为最重要目的。而经过儒家以道德代政治的理论的粉饰，严重地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相较于道德自觉和道德规范，政治权力具有更强大的独立性和力量，而道德自觉及道德规范往往成为论证权力合法性的手段，却不能阻止权力掌握者对权力的使用。相较于政治权力的制衡和监督（现代民主制的理论根据），道德化的政治往往倾向圣贤君王的人治特色，鼓励权力掌握者效仿古圣先贤的大公无私精神，同时软弱无力地批评暴政暴君。所以，从孟子一直到朱熹，从人心发微之恻隐之情到安定天下便是顺利成章的事情了。但历史的逻辑告诉我们，掌权者的高尚道德不一定能换来国富民安，而肆无忌惮的掌权者则一人就可以祸国殃民。“人治”之失就在于圣贤君王千百年难遇，而残暴昏庸之主则层出不穷，而没有有效方法制约。与此同时，本以为可以通过褒善贬恶来制约掌权者的道德规则，也成其利器用来控制天下的读书人。

儒家的道德理想若想脱离理论困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同权力分离，而以一自由面貌来寻找自己的根基。而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若想脱离困境，则不能再通过祖述尧舜，恢复“三代”之治而实现，而是彻头彻尾改变这种“人治”的妄想而更换成一种“法治”的现实。政治权力应当尽可能减少自身的使命，归还由民众自己就可以解决的社会事务，遵守“只禁止应当禁止之行为，而不再提倡和鼓励任何之规则”这一原则。把更多选择权归还民众，让他们遵守应当遵守之则，放任他们自由发挥自由之思想和能力。

第四章节，从朱熹《大学章句》中拎出儒家要命的关键处以作辨析，如此做的目的是我们今天依然在潜移默化地推行着“人治”的理念，宣扬着“圣人”的功绩。因为思考尚未清晰，不免东扯西扯，洋洋洒洒一篇，敬请斧正。

2011/10/17

第二篇：朱熹的教育思想

朱熹的教育思想

Z1101 22号 张慧

朱熹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他的哲学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源泉，对朱熹关于教育的作用、教育目的、教育阶段的划分、道德教育方法及其哲学基础的探讨，于当今教育朱熹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其道德教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朱熹为了培养人材,振兴宋室,他从事教育五十余年,留下了不少宝贵的遗产。认真总结朱熹的教育思想,剔除糟粕,吸收精华,对于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无疑是有裨益的。以“明人伦”为本 在阶级社会,教育总是要为一定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我国东周以来,封建宗法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宗法思想逐步确立与巩固,反映在教育上,就是要教育人们懂得这套宗法制度与观念,并用来约束自己的行动。

朱熹出生於书香门第，父朱松是二程(北宋理学奠基者洛阳程颢、程颐兄弟俩人)的再传弟子罗从彦的学生，朱松以二程思想教育朱熹。具有强烈求知欲和好学不倦的朱熹自八岁起即通读儒家经典。他对孔子极为崇敬，曾这样说过：“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朱熹於19岁起考中进士到69岁罢官回乡，在半个世纪中从事讲学活动历40多个春秋，即使在他五次出任地方官吏期间，也经常从事教育活动。他在任职期间，极力提倡设置州学、县学和书院。如於24岁出任福建同安县主簿时，办过县学。知南康军时(治所在今江西星子县)，曾重建白鹿洞书院，并参与讲课和制订了一整套学规。在宋代初年，白鹿洞书院乃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是故朱熹对後世书院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淳熙十年，又曾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收门徒，传播理学。61岁，知福建漳州时，“时诣州学，训诱诸生，如南康时”。65岁高龄，知湖南潭州时，仍提倡州学、县学，修复岳麓书院，且亲临讲学。《朱子年谱》曾这样记述当时他在该书院讲学情况：“先生穷日之力，治郡事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已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前来听讲者极众，“座不能容。”史载，朱熹19岁那年，即绍兴十八年，他与揭阳的郑国翰为同科进士，俩人遂成莫逆之交。郑国翰初授福建莆田县令，历任兵部郎中，後由於目睹国事日非，遂辞官归里，修建蓝田书庄於汤坑飞泉岭(今属丰顺县南砾)，招生授徒，以“澹”名轩，学者称他为“澹轩先生。”当时，朱熹常至揭阳郑国翰家中作客，且共同讲学於蓝田书庄，宣扬理学，名震四方。据《丰顺县志》载：有一次，他俩人同游飞泉岭时，朱熹兴致勃勃，即兴赋七绝一首云：梯云石磴羊肠绕，转阁飞泉碧玉斜。一路风烟春淡泊，数声鸡犬野人家。同时，朱熹还手书“落漠鸣泉”四字，且榜诸揽胜亭，还镌刻於石壁上。其遗迹至今尚依稀可辨。

宋绍熙五年8月，经宰相赵汝愚推荐，朱熹被任命为焕章阁侍制兼侍讲，给宁宗(赵扩)皇帝讲学，但为期仅46天即被罢免。同年11月，朱熹回到福建考亭(今建阳县)时，曾在此前修建的竹林精舍(後更名为沧州精舍)，继续他的教学和著述事业。庆元六年三月初九日，朱熹病逝，终年71岁。朱熹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还亲自编写教学用书，且注释儒家典籍作为教材。其著述共有七八十种之多，其中最著者有《四书集注》、《诗集注》、《楚辞集注》、《通鉴纲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影响极其巨大。据《鉴

略要注》称：到南宋朱熹出，当时“四方仰之如泰山北斗，至谓天下第一人。”朱熹的影响是远远超越了国界的。

朱熹认为教育作用在於改变人的气质。“为学乃变化气质耳。”在朱熹看来，气质之性，有清有浊，有善有不善。只有通过教育来澄浊为清，去不善而从善，才能变“气质之性”为“天地之性。”朱熹还认为教育的目的在於“明天理，灭人欲”。他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他在给宁宗讲授(大学)时指出，古代圣王设小学、大学以教子弟，都是为了“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即是为了使士子革除那些“物欲之私”，回复“天理”，使其言行皆符合於封建社会之伦理纲常的规定，成为儒家所宣扬的“圣贤”。至於教育任务，朱熹主张以小学而言，主要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至於发掘和探究事物之理，则是大学教育之任务。“大学是穷其理”，“小学是事亲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故若小学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便自养得他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同上)朱熹的教育主张，跟他的教育目的论是密不可分的。其教育目的论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为基础，认为教育目的在於明人伦，所谓“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同时，他主张学校要培养“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人才。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确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利禄而已也。”在《玉山讲义》中又说：“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语言、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造就充分表现了朱熹办学的目的，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主要方面。

道德教育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朱熹全部教育思想的精华亦集中於此。他常以孔子所谓“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为句话来教育学生，且认为“此是古今学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厘，缪以千里，切宜审之!”他坚决反对“学圣贤之理，为市井之行”的人。当时许多读书人都把做学问看作是中科举，猎官禄的阶梯和资本，朱熹对此是极为反对的。他提倡所谓“复天理，灭人欲”，实质上是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来教育学生，“使之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得朝廷之用。”朱熹始终把德育放在领先的地位，把德育与智育融为一体，既教学生以知识，又教他们怎样做人。在他看来，小学教育是基础，是“培根”的工作，故从小向儿童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尤其重要。朱熹认为，儿童必须学习和掌握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畏隆师之道”方面的伦理道德皆蕴藏於儒家经典之中。“道之在天下，其实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於圣人之手，而存於《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因此，儒家经典乃小学教育的基本内容。朱熹平生编写的大量著述中，儿童用书占有很大的比重。如《论语训蒙口义》、《易学启蒙》、《小学)、(四书集注》等，都是他亲自编写的儿童读物。特别《小学》和《四书集注》，一直为宋末和元明清三代六七百年间封建统治者作为正统的小学教材。

朱熹编写的这些儿童读物，都把宣扬儒家思想放在首位。如《小学》一书乃博采六经、史传以及孔子後学著作中有关忠君、孝亲、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故事、训诫等编写而成，集中反映了儒家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正如朱熹自己所言：“修身大法，小学备矣。”“後生初学，且看《小学》之书，那是做人的样子。”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还拟订了许多道德教育规范：“五教之目：父

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并认“学者学此而已。”朱熹又在《德业相劝》中说：“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肃政教，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导人为善，能规人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从上述所列举的21个“能”来看，要是真能做到，那就成为一个尽善尽美的人了。这虽是朱熹写的《增损吕氏乡约》一文中的条文，但也可以说是朱氏的道德教育观的基本内容。至於德育的方法，在朱熹看来，青少年德育最突出的特点是“先人为主”。他认为青少年思想单纯，最易受社会上各种思想影响，一旦接受了“异端邪说”，再教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就会遇到抵触。可是，“非礼之端不能禁外之不来，而能禁内之不往。”，是故只要我们把“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讲而习之於幼稚之时”，来它个“先人为主”，就可免“扦格不胜之意”矣。”朱熹强调“胎教”重要性，·他认为母亲怀孕时，“一寝一坐，一立一食，一视一听”都要注意。婴儿坠地之後，乳母之教，尤为重要。长到6岁，要教以数目、方名等浅易知识。8—15岁为小学阶段。“人生8岁，则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人小学，而教之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朱熹主张家长对青少年必须严格管教，切不可使其娇生惯养。如果“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亦凶狠。”所以家庭教育不可有丝毫放松。为便於教育从幼年抓起，朱熹亲自为儿童编写了一本《童蒙须知》作为教材之用。

朱熹继承了孔子关於“少时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看法。他认为只要使青少年日常一言一行都能遵循一定的礼仪守则和规范去做，日子久了，自然会形成习惯，长大成人後就能遵守伦理纲常而不违。可见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道德习惯是儿童道德品质养成的关键所在。如何能有效地培养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习惯呢?朱熹认为须从具体的日常事务人手，所谓“圣贤千言万语，教人且从近处做去。”为此，他主张培养青少年道德行为习惯最仕的方法就是把社会伦理具体化和条理化，让青少年遵照履行，为使他们“漉扫应对，人孝出悌，动罔或悖。”朱熹在其撰写的《童蒙须知》中，对儿童衣服冠履，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洒扫应对、读书写字等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都按照儒家的标准作了具体规范，要求青少年遵循不违，诚履笃行，庶几将来“自不失为谨愿之士”，甚而“人於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童蒙须知》主要适用於家庭教育，至於学校教育，朱熹乃推荐其弟子程瑞蒙、董铢二人编写的《程董二先生学则》作为塾师的教学南针，他还特地为该《学则》作跋，加以大力宣扬表彰。但是必须指出，在德育方面，朱熹虽然强调青少年的“行”，但并不等於说不重视“知”。他认为要形成青少年的良好道德行为习惯还必须同时向他们灌输社会伦理道德观念，这正如他所指出：“为学之实，固有履践。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则其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他又曾形象以目和足的关系来比喻行和知二者的关系：“知与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行与知二者是相互依存的。

朱熹还认为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实施必须以正面引导为主，特别是对後进生，应通过启发诱导以提高其认识，不能只靠简单的防禁。他曾明确指出：“教道後进，须是严毅，然亦须有以兴起开发之方得，只任严徒拘禁之亦不济事。由此可见，朱熹从事教育工作40多年的实践，为後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财富，对

後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这正如明代学者高攀龙所言：“删述《六经》者，孑乙子也；传说《六经》者，朱子也。”“孔子之学，惟朱子为得其宗，传之万世而无弊。孔子集群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圣人复起，不易斯言。”朱熹之《小学》一书，不仅在国内作为儿童教材，影响巨大，还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国，朝鲜李氏王朝甚至把它“作为殉葬品”。

朱熹把道德教育作为教育的核心，注重学生自身的内在修养。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实行素质教育不乏启示。当今普遍存在的应试教育使人以升学、求职、谋位等功利目标为教育目的，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进行“填鸭式”教学，忽视对学生的道德品质的教育。虽然也开有思想品德等相关课程，但多数流于形式，仅处于附属地位。朱熹的教育思想无疑再次提醒我们，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社会活动，不仅要教人以知识技能，更要培育学生具备高尚的品德。朱熹在汲取孔、孟等教育大家思想精华的基础上，结合其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教育教学原则和方法，其中有许多真知灼见符合人类认识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长期以来，我国的学校教育只重视向学生传授知识，而忽视了对学生的学习方法的培养。而朱熹在八百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不仅要授学生以“鱼”，更要授学生以“渔”，让学生“鱼、渔”兼得。通过对朱熹教育思想中教育方法论的进一步深入学习，能够促进我们的教育改革工作，对更好地总结教学规律和原则，加强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九三，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年。{2}朱熹，《大学章句》，佚名出版社，1983年。{3}陶渊明，《性理精义》，民国书刊，第三册 1867年。{4}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三，齐鲁书社，1997 年。

第三篇：朱熹的教育思想

朱熹的教育思想

一、理学的兴起及其集大成的人物——朱熹

汉代登上独尊地位的儒家经学，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逐步僵化、衰落，而且受到玄学、佛教、道教的强烈冲击，学术旨趣越来越下降，仅靠官方的提倡和选士的激励，才能维持在学校教学中的垄断地位。尽管唐代韩愈等人高呼捍卫和发扬儒家道统，但儒学要想重振，必须自身有一个新的发展。这一发展是在宋代实现的，这就是理学的产生。

开理学之先河的是北宋中叶的周敦颐（1017一1073年），他兼容儒、佛、道诸家学派，创造了“无极而太极”的宇宙生成说，成为理学的本体论。张载（1020一1077年）和二程（即程颢、程颐兄弟）分别从唯物和唯心的角度阐述了理与气、道与器的因果关系，并涉及到道德性命、天理人欲等，构成理学的基本范畴。南宋中期以后，朱熹(1130-1200年)对宋代理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发挥，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和主要代表人物。元、明、清三朝，程朱理学一直是官方推崇的统治学说。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出生于福建南剑(今南平)尤溪县一个官宦世家。父亲朱松是程颐再传弟子罗从彦的学生，朱熹从小深受父亲教诲，成年后又师从父亲的同学李侗，故深得程学真传。同时又吸收了周敦颐、张载的思想，形成系统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宋代理学集大成的人物。朱熹18岁就考中进士，担任过不少地方的官职。宁宗即位初，入朝兼任侍讲，但很快就被免职，后来还被列入伪学逆党，直至他去世九年后才得以翻案，被追赠为中大夫，谥号“文”。朱熹一生致力于教育和学术研究，在地方任职时总是重视教化，曾重建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亲自参加书院的教学、管理工作。他亲撰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教条”)，也成为教规的范本。主要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

二、论教育的目的和作用

朱熹的教育思想建立在其理学思想基础之上。朱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理和气两种因素构成的。“理”是精神性的范畴，是创造万物的本源，也是万物运行的目的，是第一性的。“气”是物质性的范畴，是构成万物的材料，也是“理”的载体，是第二性的。体现在人类社会中，封建的“人伦”，就反映了“天理”的内容。“明人伦”就是要体认天理，穷尽天理。这样，朱熹就把封建的人伦道德神圣化、永恒化。可见朱熹的教育理论，是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的。

朱熹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天然的理性的本能：“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自然万物(即“气”)都包含着一定的“理”，依靠这种本能的“心灵之知”，就可以接触体认事物，了解掌握事物的规则(即“理”)，这个过程就叫做“即物穷理”或“格物致知”。

从人性论的观点出发论述教育的作用。朱熹继承和发挥了二程、张载的人性说，认为人和万物一样，是理与气结合而成的，人性的主流，即禀受于“理”的部分，就是“天命之性”。他说：“性者，人之所以得于天理也。”“性即理也”。天命之性是纯然至善的，是超越个体而普遍存在的。理和气结合在一起，就体现为“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有清有浊，清明至善即为天理，昏浊不善则为人欲，而每一个人所秉受的气质之性各不相同。圣人之性清明至善，没有丝毫昏浊? 无人欲之私，故圣人与天地同体，不教而自善。贤人之性次于圣人，通过教育也可达到“无异于圣人”的地步。中人之性则善恶混杂，界于君子和小人之间，“教化之行，挽中人而进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堕于小人之涂。”这是继承发展了董仲舒和韩愈性三品的学说。就一般人的内心而言，都有“人心”和“道心”两种成分。“道心”体现天理，人心体现人欲，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存天理，灭人欲”，使“人心”服从 “道心”。这个过程也就是“明人伦”的过程。

朱熹建立在理学思想基础上的教育作用论，既吸收和归纳了先儒的观点，又更为系统和精密，将封建纲常推崇得更为深刻和神圣化，因而深受后来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欣赏。

三、论小学和大学的教育阶段与教育内容

朱熹在总结古代教育的基础上，对小学和大学的教育阶段划分及教育内容作了系统论述。人生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小学和大学是不可割裂的两个学习阶段，即都是为了体认天理的，只是内容程度有所不同：小学学其事，大学明其理。小学是为大学打基础，大学是小学的深化。

朱熹将小学教育比做“打坯模”，强调要从儿童幼小时，就要进行良好的道德行为的训练。小学以“教事为，具体说，就是“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在儿童阶段空讲大道理是收不到效果的，最好是从具体的行为训练着手，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教育与生长发育融为一体，就可以“习与智长，化与心成”。朱熹编写《小学》一书，汇集古代圣贤“嘉言懿行”，并以日常生活中的人伦道德主题分立纲目，如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心术、感化、衣服、饮食等，内容包括名儒的格言和前人的典范事例，对儿童进行生动形象的教育。又撰有《童蒙须知》，对儿童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守的礼仪、行为一一作了具体规范。

大学阶段是在小学之上的深造，即“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是发明此事之理”。其纲领，就是“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学的教材主要是《四书》和《五经》。朱熹认为：《四书》是大学的基本读物，是化入圣贤之学的门户，人人必须学好《四书》，至于进一步学习《五经》，那是专门研究的事了。朱熹认为：《四书》是大学的基本读物，是化入圣贤之学的门户，人人必须学好《四书》，至于进一步学习《五经》，那是专门研究的事了。所以，《四书》地位实际上超过了《五经》。

四、论教学和读书方法

追求至高至上的天理是程朱理学的修养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一方面要内省，明志养性，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也要外求，认真学习，体认客观事物。朱熹认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学习的首要内容自然还是儒家经典，因为它凝聚着天理的精蕴。朱熹指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 读圣贤之书并非一般的增知识、长见识，而是要体认天理，朱熹概括为读书穷理。他说：“为学之道，莫先欲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欲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这是朱熹对自己“平生为学”的总结。

朱熹去世后，他的弟子门人将朱熹有关读书的经验和见解整理归纳，成为“朱子读书法”六条，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六条的内容如下：

1.循序渐进。朱熹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循序渐进的含义：首先，学习的过程应当根据知识的难易程度确定次序，由浅入深，由小及大。他说：“事有大小，理无大小，故教人有秩而不可躐等”。并称：“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后传以远者大者”。其次，循序渐进也包括知识的积累和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他注解《论语》“譬如为山”时指出：“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小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治学应该坚持不懈，不断长进。其三，循序渐进还体现在读具体的书上，要按照首尾篇章的顺序，“未明于前，勿求于后”。强调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前进。

2.熟读精思。朱熹强调读书必须反复阅读，在遍数上不能打马虎眼。不仅要能够背熟，而且对书中的内容了如指掌，“一一认得，如同自己作出来底一般”。熟读是精思的基础，要对书中的名物训诂，都要一一领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刻理解文章的精义及其思想真谛。

3.虚心涵泳。读书必须以虚心的态度去体会圣贤的用心和寓意，来不得半点主观臆断或随意发挥。尤其是不能自己先有个意见，再“把圣贤言语来凑他的意思”，甚至穿凿附会地硬行联系，这样是学不好的。

4.切己体察。也就是“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读书不仅是要获得知识、寻求义理，更重要的是落实到自身修养的提高上，这是儒家提倡“求诸己”，讲究自律的思想体现。如果读书只是为了向别人炫耀，或是为了获取教训别人的材料，也就丧失了本义。

5.着紧用力。读书学习一定要抓紧，要努力。朱熹比做“撑上水船，一篙不能放松”，不进则退。读书又是细致功夫，不能蛮干。他以鸡抱卵为喻，急躁是不行的，而且过冷孵不出来，过热又会死。为此，他提出“宽着期限，紧着课程”的读书原则。要考虑到熟读精思的高标准需要，总的读书期限不能安排得过于紧凑。而一旦进入学习阶段，就绝不能放松，要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务。

6.居敬持志。朱熹视为读书的“致精致本”，关键还在学者的志向及良好的心态。“敬”就是端正态度，诚心诚意、兢兢业业地去做，可以说是做好一切事情的基础，读书也不例外。而居敬a则还有专静纯

一、持之以恒的意思。“持志”即有坚定志向。朱熹指出：“立志不定，如何读书？”要保持努力学习圣贤之道、修身复性的志向，才能真正取得成效。

朱子读书法是古代最有影响的读书方法论。六条均反映了读书学习的基本规律和要求，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它的局限性在于，主要是指读圣贤之书，自然句句是真理，读书的目的就是穷理，而穷理的目的就是进行封建伦理道德修养，掌握知识仅在其次，也不可能涉及质疑和问难的原则，不重视书本与实践的结合，这正是封建正统教育的弊病所在，所以也遭到后来不同学派人士的批评。

五、论教师与教学 “存天理，灭人欲”归根结蒂是个人修养工夫，朱熹认为学习主要靠学者自己努力上进，自求自得。他对弟子说：“读书是自己读书，为学是自己为学，不干别人一线事，别人助自家不得。”这是激励的话，不是说根本不需要教师。但教师应该发挥引导的功能。他说：“指引者，师之功也。”教师的作用在于;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终。重点抓学习的开头和结尾。教师的任务在于：“作得个引路的人，作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

在德育方面，朱熹主张教育者应以正面引导为主，尤其是对儿童，更应少说那不该做的事，以免起反面诱导作用。他指出：“小学书中，多说那恭敬处，少说那防禁处。”尽量多作积极的指引鼓励，少作消极的禁止申斥。因此，教师要晓之以理，并以身作则。他在《白鹿洞书院教条》中说：“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如果学生明白了道理，并且能自觉地身体力行，那么，也就用不着由别人给他们制定种种规矩禁令了。这些原则都是很有价值的。

来源：《中国教育史》

第四篇：浅谈朱熹的教育思想

西安工业大学

研究生课程论文/研究报告

课程名称： 中国思想史专题研究 课程代号： 0 9 2 0 2 0 任课教师： 王 星

论文题目： 浅谈朱熹的教育思想

完成日期： 2014 年 6 月 15 日 学 科： 思想政治教育 学 号： 1309240543 姓 名： 李 婷 成 绩：

浅谈朱熹的教育思想

摘要：朱熹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对先秦以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作了系统的总结建立了完整的“理学”教育理论体系，其理学教育的中心就是道德教育。本文对朱熹“小学”“大学”教育两个阶段进行了分析，并阐释了朱熹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

关键词：朱熹 “小学”教育 “大学”教育

Abstract: Zhu Xi is a famous ancient Chinese thinker and educator, he thought since the Qi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of systematically summed up a complete “Science” educational theory system, the center of its Science education is moral education.In this paper, two stages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Zhu Xi “primary school” were analyzed and explained the modern value of Zhu Xi's Educational Thought.道德教育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作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也是围绕德育构建其教育思想体系的 朱熹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教育思想，他的小学 教育思想和 大学 教育思想的中心就是道德教育 本文从朱熹 小学 教育思想和 大学教育思想展开分析，在此基础上阐释朱熹道德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南宋高宗建炎四年生于福建尤溪，卒于宋宁宗庆元六年。朱熹是中国古代一位“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况世大儒，同时也是毕生致力于讲学授道、卓有贡献的著名教育家。朱熹从事教育活动约五十年，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提出一整套教育理论，形成他独特的教育思想，对当今教育事业仍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一、朱熹的教育目的

教育目的是一切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对教育活动起着纲领性作用。朱熹反对当时以科举入仕为直接目的的学校教育，认为这是诱人“干禄蹈利”、“忘本逐末”、导致社会风气败坏的教育。他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明人伦”，所谓“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朱熹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 朱熹认为，只有把“明五伦”作为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共同的教育目的，才能使“天下国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乱日常少也”。同时，他主张学校要培养“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人才。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确指出：“今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言语，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认为教人为学首先就是要使学生明义理、会做人，而并非只是为学得杂博知识，做些华丽文章，用以沽名钓誉，争权夺利。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还从修身、处事、接物三方面对如何做人进行了阐述: “修身之要” 为“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显然，朱熹的上述教育思想反映了他对学生学会做人的最基本要求，对当今教育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二、朱熹的教育内容

教育目的决定教育内容。朱熹把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划分，是以年龄和智力发展为准的。人生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小学和大学是不可割裂的两个学习阶段，即都是为了体认天理的，只是内容程度有所不同：小学学其事，大学明其理。小学是为大学打基础，大学是小学的深化。

朱熹将小学教育比做“打坯模”，强调从儿童幼小时，就要进行良好的道德行为的训练。“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和“礼乐射御书数之习”的这些素质教育都是“小学之事”，应该“都从小学中学了”。指出“直自小学中涵养成就，所以大学之道，只从格物作起”，也就是说，如果小学阶段搞好了这些素质教育，大学阶段就不必再为此而化费大量精力，可以“便只理会穷理致知工夫(注: 即研究学问)”了。为此，他专门编写了《蒙童须知》，对儿童然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礼仪规矩、行为细节，做了详细的规定。内容涉及“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扫洒绢洁”、“读书写字”、及“杂细事宜”等几项。除此之外，他还编写了《小学》作为小学的教材，在书中列举了大量格言、故事，包括学习和道德方面的典型，通俗易懂。

大学阶段是在小学之上的深造，即“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是发明此事之理”。其纲领，就是“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学的教材主要是《四书》和《五经》。朱熹认为，《四书》是大学的基本读物，是化入圣贤之学的门户，人人必须学好《四书》，至于进一步学习《五经》，那是专门研究的事了。所以，《四书》地位实际上超过了《五经》。

1、朱熹小学教育思想分析

小学是教育的基础阶段，朱熹认为8到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在这个阶段，德育的任务是教事，即让儿童在日常生活学习中通过具体的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文明的行为习惯。他说：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去做 因此这时德育的主要内容应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以下三点：首先，主张先入为主，及早施教。在朱熹看来，儿童是 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很容易受各种思想影响，一旦接受了某种邪说，再教儒家的伦理思想就会有抵触，因此要及早进行教育。其次，朱熹接受程颐等前辈的思想，认为对儿童进行教育的时候，要形象生动，这样才能激发兴趣，使之乐于接受为此，朱熹广泛地从经传史籍以及其他论著中采集有关忠君孝亲事长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训诫故事等，编辑成一本儿童道德教育的教材，题为 小学，这本书在当时曾广为流传 他还专为蒙童编写了《蒙童须知》。朱熹针对儿童这一阶段自制能力较差，道德意识较薄弱等特点，在教育方法上主张主要通过在日常生活中严格地持续地对儿童进行道德行为习惯训练，使他们积久成熟，然后自成方圆，完成从开始的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转化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格物的认识过程在教育上的体现对于儿童道德行为习惯的培养有重要的意义朱熹开创以蒙童须知的形式，来训练儿童道德行为习惯的方式，值得我们借鉴。

2、朱熹大学教育思想分析

15岁以后是被朱熹称为 大学 教育的阶段。朱熹指出 大学 是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学教育是在小学已经成功之基础上深化和发展的德育在这一阶段的任务是教理，也就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朱熹在《小学辑说》里说，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 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就上面讲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 古代大学教育的方针，也就是德育目标和根本任务，在于培养光明磊落的德行，弘扬善性达到 止于至善的境界。在大学教育方法方面，朱熹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其中有两点值得学习：一是重视自学。他说：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我只是做得个引路的人，做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在教师指导方面，朱熹重视自学与研究，把其确定为大学教育中的一种重要的方法。其二，他提出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淳熙八年，他邀请持不同学术见解的著名学者陆九渊到他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学，切中学者深微隐痼之病，还将其讲稿刻石以记之 朱熹进行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交流的做法，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史和教育史的美谈。

三、朱熹的教育方法

朱熹一向重视教育方法，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其独特的教育方法体系。他说:“言教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贬以殉学者之不能也。”强调不仅是授学生以“鱼”，更要授学生以“渔”，向学生传授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朱熹的教育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居敬穷理、致知力行、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博学专精和熟读精思等。

1、居敬持志

朱熹认为读书的关键，在于学者的志向及良好的心态。“敬”就是端正态度，诚心诚意。“居敬”就是专静纯

一、持之以恒；“持志”就是要树立明确的目标。他指出，“读书之法，莫贵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

2、致知力行

朱熹强调在教育时既要“致知”又要“力行”，知行并重。他认为:“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在朱熹看来，知与行是紧密结合，缺一不可的，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均不可偏废。他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既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二者不可废一，如车两轮，如鸟两翼”。

3、因材施教

朱熹对先秦儒家因材施教的论述是很赞同的，并在实践中总结出了“教人之至难，必尽人之材，乃不误人”的重要方法。他说：“德行者，潜心体道，默契于中，笃志力行，不言而信者；言语者，善为辞者也；政事者，达于为国治民之事者也；文学者，学于《诗》、《书》、《礼》、《乐》，而能言其意者也。盖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长入于道。”他指出材有大小，教育的任务是，根据材之不同，施以不同的教导方法，使之小成小材，大成大材，这就是“各因其材所长而教之者”，这一观点反映了客观的教育规律，在朱熹的教育活动中也取得了显著的教育成果。

4、循序渐进

朱熹认为学习的过程应当循序而渐进，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易到难，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朱熹强调学习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能力，安排读书计划，并切实遵守它。“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一书言之，则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另外，读书要打好基础，不可急于求成。他把学习比作“登山”，“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处，不知自低处不理会，终无至高处之理”。

5、博学专精

朱熹强调在学习知识时要处理好博学与专精的关系。朱熹教育学生要博专结合, 既要重视“博学”，打好宽厚坚实的基础，又要在“博学”的基础上专精，认为没有广博的基础就难以专精，但如果只满足于一般性的知识广博而不在某一方面专精，那就不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朱熹关于博学和专精的论述充满着辩证法，对当代学子仍具开启心智的作用，值得借鉴。

6、熟读精思

朱熹强调读书必须反复阅读，他告诫学生:“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之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读便是学。夫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便是读，读了又思，思了又读，自然有意”，“若读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与理一，永远不忘。”

四、朱熹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朱熹作为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有远见卓识的思点家和教育家，他从事教育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封建阶级的长远利益，是为封建统冶服务的。但朱熹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创建了独特的教育理论体系，他的教育思想对当前我国教育事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重视道德教育，提倡从小抓起。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社会活动，不仅是教人以知识技能，更要培育学生具备健康高尚的品德。长期以来，我们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大搞“题海战术”，进行“填鸭式”教学，虽然也开有思想品德教育等相关课程，但在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仅仅处于附属地位，忽视了对学生进行道德素质的教育，结果导致学生的基本素质下降，具体表现为，有些学生正义感、责任感淡化，荣辱观混淆，公德心普遍缺乏，个人行为失范等。朱熹在其一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始终把德育放在首位，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明人伦”，教人为学就是让学生明义理，会做人，关注学生内在品格的提升。他特别注重小学阶段的道德教育，强调德育必须从小抓起，从基础抓起，他形象的把小学阶段比作是“打坯模”的阶段。他认为小学生年龄较小，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可塑性大，容易培养好的习性和思想。倘若小时候未受到良好的教育，没有形成好的道德行为习惯，要补救就十分困难，“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朱熹的这些见解是极为深刻的，对我们今天提倡养成教育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2、注重素质教育，摒弃应试教育。长期以来，我们学校普遍实施应试教育，以卷面分数作为衡量学生综合素质的唯一标准。因此在课堂教学中，老师单纯地传授知识，没有培养学生的能力，结果培养出来的人才是畸形的，可能是知识的集成块，却是能力的缺乏体，或者没有健康的心理和良好的身体。而朱熹早在八、九百年前，就对扼杀人才的科举应试教育进行过猛烈的抨击，并对要注重素质教育提出过一系列精辟的见解，如他认为通过教育“以修其身”，使人“变化气质”，将人“恶”的气质变化为“善”的气质，实质上即是现代教育所致力的通过教育来改善和提高人的素质的近义词。朱熹这些见解和主张，至今仍可使我们从中获得深刻的启迪。

3、关注个性差异，提倡因材施教。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特别强调统一性，个性教育观念淡漠，没有针对学生个性的不同实行因材施教，致使学生的个人特长难以发展，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朱熹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竭力效学孔子，实行“因材施教”。他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性格特点、才资和旨趣，施以方法各异的教育。通过启发式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发展学生的个性，使学生形成自己的见解，培养出有自己创见的人才。朱熹的这种做法符合客观的教育规律，在今天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中，尤其值得我们借鉴和效法。

4、重视教学方法，授学生以“渔”。当前，在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中，还有一些教师只重视向学生传授知识，而很少注重向学生传授科学系统、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学生“死读书”、“读死书”的状况也未得到明显的改善。朱熹在教育活动中，非常重视教学方法，他采取“非难非易”的适当方法引导学生学习，使学生在获得“鱼”的同时，也学会“渔”，即掌握捕捉更多的“鱼”、更大的“鱼”的方法和手段。譬如朱熹教授学生学习知识要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教授学生学习知识要处理好博学与专精的关系；教授学生学习知识要熟读、精思、多疑；教育学生为学要“专静纯一”，“居敬(严肃认真)持志(明确具体目标)”等等，朱熹关于教学方法的独到见解与远见卓识，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教学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5、注重躬行实践，强调知行并重。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应用型人才需求的日益增多，如何进一步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在学好理论知识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实践性教学，增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已成为教育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样也可从朱熹教育思想中汲取到丰富的营养。朱熹关于在教育时既要“致知”又要“力行”，知行并重，缺一不可的论述是相当深刻而透辟的，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理论知识学习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仍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总之，朱熹是继孔子之后第二个最有影响的杰出的教育实践家和思想家，他的教育思想是汲取孔、孟等古代教育的思想精粹并融合自己长期的教育实践经验，进行深刻的总结并加以理性思考而形成的理论结晶，其中许多富有真知灼见的主张和见解，是符合人类认识规律和教学规律的，对现代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金其桢.略论程朱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之借鉴[J].南京师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9).[2]余家春.论朱熹的童蒙教育思想[J].晋中学院学报, 2005(5).[3]钱晓勤.略论朱熹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 2000(2).[4]刘赫.朱熹的学习过程论[J].科学导报, 2005(10).[5]汪雁.略论朱熹教育思想及其意义[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 2004(2).

第五篇：儒学集大成者朱熹及其思想

中国思想史论文

题目：儒学集大成者朱熹及其思想

学院：电子工程学院

学号：02124005

姓名：康长世

上课时间：周三晚上

儒学集大成者朱熹及其思想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考亭先生、沧州病叟、云谷老人、逆翁。谥文，又称朱文公。朱熹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家境穷困，自小聪颖，弱冠及第，中绍兴十八年进士，历高孝光宁四朝。于建阳云谷结草堂名“晦庵”，在此讲学，世称“考亭学派”，亦称考亭先生。承北宋周敦颐与二程学说，创立宋代研究哲理的学风，称为理学。其著作甚多，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等，阂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其后世辑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作为教本。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后偕学生林用中、范念德从福建赶赴岳麓书院，与张栻会讲三月，会讲的主要议题是“太极”和“中和”，然后同游南岳。朱张会讲，盛况空前，学生多达千人之众，其声势为全国之最，史称湖湘学派自此之后，才去短集长，臻于成熟。终于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

朱熹哲学理论是客观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②理是事物的规律。③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

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专指理言，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朱熹的政治思想，继承了孔孟和二程的思想，视通观古今之天理为治世的基本原则。他说：“常窃以为亘古亘今，只是一体。顺之者成，逆止者败。因非古之圣贤所能独然，而后世之所谓英雄豪杰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九》）在朱熹看来，“理”存在于万事万物之内。因此，“君权”也是符合“天理”的，是“天理”之使然。他要求“君主”循天之理，按天理的原则治理国家。“人主之学，当以明理为先。是理既明，则凡所当为而必为，所不当为而必止者，莫非循天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文集》卷十三，《癸未垂拱奏剳二》）“天理”成为治理国家的最终依据。

以“天理君权论”为基础，朱熹提出“尊君”的思想。君主是封建统治阶级阶级利益的最高代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尊君”就是要维护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唯有“尊君”才能防止“臣弑君、子弑父”的发生。因此，臣事君要“忠”，“父子、兄弟、夫妇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爱敬，君臣虽亦是天理，然是义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须与此说忠。”（《朱子语类》卷十三）在君臣关系上，“忠”不仅是“尊君”所要求的，更是巩固封建统治的三纲之一，也就是“天理”。

朱熹的“修德”思想是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具体化、通俗化，以化民成俗、修已治人，是人们都遵循着一定的道德规范，是社会和谐有序，百姓安居乐业，万物欣欣向荣。朱熹的政治志向是治国平天下，他继承了孔子的“为政以德”的德治观，并与“礼”结合到一起。他在《论语集注》中对“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解释说：“言躬行以率之，则民固耻于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也。”（《为政第二》《论语集注》卷一）所谓“浅深厚薄”是指修德而感化人的时候，由于个人的“资质”、“资禀”不同，因而感化的程度也有深厚、浅薄的区别。“心者必观感而化，然禀有厚薄，感有浅深，又齐之以礼，使之有规矩准绳之可守，则民耻于不善，而有至于善。”从“不善”到“至善”，这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根本目的，就是说要使人们按照封建伦理纲常和道德的要求去做人。朱熹认为尽管“德”为“礼”之本，但两者是相互依赖不可偏废的。有“德”无“礼”，而无以齐一；有“礼”无“德”，而不知向慕。

“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他的弟子对他的读书方法做了集中概括。其中循序渐进，包括三层意思：一是读书应该按照一定次序，前后不要颠倒；二是“量力所至而谨守之”；三是不可囫囵吞枣，急于求成。熟读精思即是读书既要熟读成诵，又要精于思考。虚心涵泳中的“虚心”，是指读书时要反复咀嚼，细心玩味。切己体察强调读书必须要见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要身体力行。着紧用力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读书必须抓紧时间，发愤忘食，反对悠悠然；二是必须精神抖擞，勇猛奋发，反对松松垮垮。居敬持志中的“居敬”，强调读书必须精神专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所谓“持志”，就是要树立远大志向，并以顽强的毅力长期坚守。“朱子读书法”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对于读书方法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合理的内容，值得我们借鉴。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朱熹虽然认为“天理为义，人欲为利”，但并不一概反对功利，他的基本态度与孔子一样，是重义轻利，以公利至上。希望人们要“见利思义”，甚至“舍身取义”。并且发挥了孟子的思想，把“明人伦”称作“明义理以修其身”继而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又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他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反对佛教那种笼统地无限制地倡导无欲的思想，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更反对挥霍无度，穷奢极欲。

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佛教、黄老之术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最后成就于儒学。他不信鬼神，不相信世间万物是由鬼神主宰的，更不相信冥冥之中是有定数的，他认为逢事在人为，没有人不可以做到的事情。这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是十分难得的。他的诗词文学作品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他的学说，不仅成为中国的国学，而且从十四世纪开始，就已经相继流传于日本、朝鲜等东南亚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