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英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英国的政治制度是典型的君主立宪制，其主要特点是“议会至上”、以内阁为权力核心、君主虚位、政党组织严密。
首先，英国实行议会民主制，体现“议会至上”的原则。议会至上，即立法权在三权中居于核心地位，行政和司法机关都是立法机关的一个部分，行政权和司法权实际是立法权的派生，三者互有重叠。议会由英王、上院和下院组成，其中上院是贵族院，是主要西方国家中唯一以贵族政治为基础的政治机构。[1]在司法权与立法权关系上，议会上院是英国最高法院，具有除苏格兰刑事案件外其他民事和刑事案件的上诉管辖权；大法官是上院议长也就是最高法院院长，同时还是内阁和执政党成员。政党获得权力的主要途径就是赢得议会选举的胜利，即获得下院即众议院议席的多数，同时一般由获得下院相对多数的党领衔组建内阁，并由该党的领袖出任政府首脑。
其次，实行内阁制，作为“议会至上”原则在行政权与立法权关系上的制度体现。即国家的权力体系以内阁为核心，内阁拥有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英国内阁由英王授权在下院中获多数席位政党的领袖组建，成员必须是议员。内阁对下院多数负责，若下院通过对其不信任案，内阁要么辞职，要么提请英王解散下院重新大选。下院中获得次多数席位的政党成为反对党，受法律保护，平时组成“影子内阁”，对执政党进行监督。内阁不仅拥有行政权力，而且具有立法建议权，由执政党所控制的议会多数保证立法的通过。
再次，英王更多的是一种荣誉性职位，并无真正的实权。在英国政治制度中，国王作为国家元首均为世袭，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象征性、礼仪性意义，是在特殊情况下介入政党间的权力调解，平常较为超脱，不承担具体责任。
最后，英国政党的组织体系相对比较严密，但右翼党比左翼党要松散。政党无论是作为群众党还是精英党，大都有一个从上到下的组织系统，乃至还有一套党的外围组织如工会、青年、妇女组织，对本党执政起着一种辅助作用，甚至可以对政府形成某些牵制。
可见，英国政治制度最大的特点是“议会至上”，司法权和立法权都出于立法权，民主政治的实质部分居于虚位君主之下。这种政治制度的优点是，无论是体制形成还是实际运作都相对民主、公正，更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和周全。但缺点是，体制或制度容易模式化，导致官僚主义，影响执政效率。
英国政治民主的发展道路是一条介于传统与变革、激进与保守之间的道路，从中反映出英国政治文化的特点，那就是独具特色的不列颠式岛国心态，培育出了英国人在政治变革中的二元主义行为方式以及一种绅士风度的政治心态。
英国位于欧洲西部的不列颠群岛上，由大不列颠岛、爱尔兰东北部及周围5500多个小岛组成，西濒大西洋、东隔北海、南以多佛尔海峡和英吉利海峡同欧洲大陆相望。温和湿润的气候，平缓的地势造就了英国舒适的生存条件，自17世纪末以来，国内再无革命发生，社会稳定。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独特的社会发展走势，使英国人形成了以稳健、审慎、理性、独立、灵活、保守、调和、谦卑、妥协、隐忍、克制等特质为核心的不列颠式的“岛国心态”。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容易安于现状，重视传统经验，不易受极端观念、理想主义和个人感情的支配，乐于遵循、服从某些古板陈旧的、约定俗成的习惯法和规定”。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了念旧守成的群体心态。另一方面，相对独立安定的社会人文环境，促使他们在政治上“注重保持自身特色，善辟蹊径，自成体系，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中造就自己的风格特点”。[2]首先，具有老资格的英国工人阶级，常把争取经济利益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如果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他们便不思革命与暴力。其次，英国上层统治者，一向奉保守主义为圭臬。为维护阶级统治和等级制度，他们宁肯保留君主和贵族，一本正经地遵循君臣礼仪。在权力争夺的关键时刻，他们宁肯诉诸宫廷政变，邀请外国君主驾临不列颠。再次，在欧洲大陆的封建君主由于拒绝妥协和让步而被历史无情推翻之时，英国的王室及君主却因顺应历史潮流而没有被淘汰，作为一种旺盛的适应机制保存下来，在现代文明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既重视传统又追求特色的不列颠式岛国心态造就了英国政治民主发展道路上的二元主义行为方式。所谓二元主义的行为方式，即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相互交织，共同对英国政治民主发展道路发挥作用。在英国政治民主的发展道路上，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扮演了两个关键的角色。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历史传统在传统与变革的交织中，推动着英国式发展道路的形成。英国的保守主义并不像它的名字那样保守，它是承认进步的，但是这种进步是有限度的进步，是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的进步；他也承认变革，但是对变革的进程和方式持稳重的态度。英国的激进主义一方面主张对现存制度进行根本变革，另一方面又要求回归过去，回归自然传统，回归平等、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正是在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斗争中，才使两种理论得以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英国式的渐进发展之路。但是，在英国政治制度的发展道路上，保守主义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二元主义的行为方式使得英国两党在坚持各自利益的同时总能通过妥协来解决矛盾，避免了因各自固执己见而导致政治僵局或者暴力冲突，也使得基本的民主原则能在没有成文宪法保护的情况下完全按照一系列惯例正常运转，真正实现了民主文化与民主制度的完美结合。
英国的贵族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就已起源，随着社会的发展，贵族逐渐形成为社会的一个阶级，控制着上院和最高司法权，对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英国社会富于开放性、流动性、灵活性和竞争性，门阀之见和阶级偏见较小，具有很强的亲和趋向。在英国，“没有因袭的社会风尚去阻挠拥有土地的士绅经营工业或做买卖；没有法律上的障碍会阻止一个工匠的社会地位上升”。结果常常形成独特的社会景观：“贵族、绅士与商人、农夫杂处，商人与修理机械的工人共同饮酒，贵族的幼子进入贸易圈。”[3]这种既以进入上流社会为目标，又追求平等与自由的精神，最终形成了绅士风度的政治态度。绅士风度的政治态度主要体现为政治上的谦恭有礼，也就是说，在政治上发生无法解决的冲突时，通常就表现为为保存双方的颜面，各自后退，以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制度。
第二篇：现代英国政治制度2008
现代英国政治制度2008-03-14 20:38内容提要]近代英国政治领域的一系列制度变革促进了经济制度的变革，经济制度的变革又促进了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因此，近代英国崛起的动力之一毋庸置疑是其各领域的制度变革。但是，制度变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只有恰当、适宜、一定质量和规模的制度变革才能最终导致一个大国的崛起。同时，我们也不能认同绝对的“制度决定论”。
如果单从面积和人口来看，人们无法想像，这么一个“小小”的英国竟然在近代世界历史上叱咤风云，成为“日不落帝国”、18—19世纪的“世界霸主”。为什么小小的英国会崛起成为一个世界大国?换句话说，近代英国崛起的动力在哪里?很多学者认为，工业革命促进了近代英国的崛起，它是生产技术革新的直接结果。但是，有学者通过对近代英法两国的比较研究，认为制度对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英国正在走向自由主义、国会统治和进步；而法国则不断加强贵族政治，‘封建主义’以及浪费——简言之，加强旧制度”，“英国是宪法国家而且相对自由一些，而法国却是专制主义和独裁主义的国家”。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学者们对大国崛起的动力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制度在国家兴衰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换句话说，制度变革是大国崛起的主要动力之一。本文试图从制度变革这个角度对近代英国的崛起进行论述和分析。
一、近代英国政治制度的变革
近代英国政治制度的变革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其他国家政治思想和制度的影响来说，英国政府是世界上闻所未闻的最出色的一个”。近代英国制度变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现代议会制度的确立
英国现代议会制度的形成是在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开始的。英国资产阶级在17世纪革命初期就把议会的下院作为与国王斗争的阵地，议会与国王的权力之争成为这次革命爆发的直接动因之一。1628年，英国通过了《权利请愿书》，主要内容包括：国王不经议会同意不得征收捐税；不出示具体罪证不能任意逮捕任何人；和平时期不能随意实行军事法；不得任意在居民家里驻军；等等。1629年3月，查理一世解散议会，导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长期议会”(1640年11月—1653年4月)一度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中心。1649年1月，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同时，议会通过决议：“在上帝之下，人民是一切正当权力的来源；在议会里集会的英国下议院是人民选出并代表人民的，在本国有最高的权力„„”1649年5月19日，英国议会通过一个决议：“现在的议会以它的职责宣布并且规定：英国的人民和所有隶属于它的领地和地区上的人民，都是并且都由此构成、缔造、建立和团结成为一个共和国和自由邦。它将由这个民族的最高权力，即议会中的人民代表和他们所任命的为人民谋福利的官员所统治，而不需要任何国王和贵族院。”这两个决议体现了现代议会制度——主权在民的思想，说明英国的现代议会制度开始出现。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具有重大影响的《权利法案》，法案规定：“凡未经议会同意，以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力，为非法权力”，“未经议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税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过议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皆为非法”。这样，《权利法案》以成文法的形式宣布英国现代议会制度的确立。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现代议会制度形成了，可以看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与国王的斗争中，议会的权力不断扩大，最终超越国王，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二是在议会中，下院的权力不断扩大。英国的议会制度被称为“议会之母”，它所确立的制度和形式成为其他国家纷纷仿效的样板。同时，一方 1 面，现代议会制度的形成发展是近代英国国内社会发展变革的结果；另一方面，现代议会制度的确立又进一步促进了近代英国的社会变革。
2．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1215年《自由大宪章》中规定：国王不能任意征税，个人财产不得侵犯，不能随意逮捕自由人，等等。这说明英国国王的权力虽然至高无上，但必须受到法律和惯例的约束。此后，随着议会的兴起，英国国王的权力受到三大原则的制约：“其一，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立法。其二，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其三，他必须按国家法律掌管行政，如果他违背法律，其谋臣及代办官员应负责任。”如前所述，由于议会与国王的权力斗争，17世纪中期爆发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具有重大影响的《权利法案》，对王权进行了种种限制，议会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其后不久，议会通过《叛乱法》，规定平时必须经过议会同意才能征集和维持军队，而且这支军队只能维持一年。这个法案通过后，每年都要重申一次，以免国王破坏。这样，议会就剥夺了国王招募常备军的权力。1694年，议会制定了《三年法》，规定议会至少每三年召开一次；各届议会的任期也不得超过三年。1701年，议会通过了《王位继承法》，除了安排王位继承顺序外，还规定：“国王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随意做出决定了，他所有的决定只有经过枢密院成员的签署才能生效；为了避免国王的权利凌驾于法律权威之上，议会取代国王拥有了任命法官的权利；国王的赦免权也受到了挑战，遭议会谴责而定罪的人国王就不能随意赦免了。”这就确立了议会高于王权、司法独立于王权的原则，至此，君主立宪制在英国最终确立。在17世纪，英国是历史上第一个确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欧洲大部分国家仍旧处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下，这种政治制度上的创新无疑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典范，也是英国最终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制度保障之一。英国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评价说：“英国所以能顺利地在旧瓶里装进了新酒，还不致于爆炸的原因”，“可以说是一种宪法方面的胜利，这种胜利应该被当作是一种惊人的技艺”。“英国人的议会政府这种政治发明，为英国人后来发明的工业制度提供了顺利的社会条件。”
3．现代政党形成和政党制度的发展
英国是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发源地，这与其议会制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1674年丹比伯爵成为国王的主要顾问之后，便在下院中建立起一个忠于国王的集团，称为“宫廷党”，代表没落封建地主阶级利益，极力主张扩大王权、限制议会的作用，在宗教信仰上主张天主教。同时，以沙夫茨伯爵为首，成立了“乡党”，其成分比较复杂，其中既有以圈占土地发迹、在革命时期站在革命方面的新贵族，又有精于谋财治业的商人、金融家和自由职业者，该派承认保存君主制的必要性，又坚持限制王权，增强议会权力，在宗教信仰上主张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反对天主教。在关于约克公爵詹姆斯王位继承权问题上，两派 产生了分歧，“乡党”一派的议员坚决反对詹姆斯继承王位，在1680年议会休会期间，他们递交请愿书表示自己的态度，并要求召开议会讨论“排斥法案”，这批人被称为“请愿者”。而以“宫廷党”为主的一派人对“请愿者”十分反感，他们被称为“憎恶者”。两派互相敌视，互相攻讦，并互为对方起了含有贬义的蔑称。“请愿者”被称为“辉格”，而“憎恶者”被称为“托利”。至此，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名称出现了。然而，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因为它们仍然只是指一些不固定的议会派别，既没有政治纲领，也没有固定的组织，更没有权威的领袖。但是，这两个议会派别的出现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1688年“光荣革命”后，议会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强，辉格党和托利党在议会的活动中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转变。1694年和1710 2 年先后出现了辉格党和托利党一党内阁。1714—1760年，汉诺威王朝乔治一世、二世一直重用辉格党人，压制托利党，形成辉格党的寡头政治。1760年，乔治三世继位，他试图恢复君主专制，把辉格党人排除到内阁之外，而重用托利党人。当乔治三世继位时，辉格党分裂为四个派别：纽卡斯尔派、坦普尔派、格兰威尔派和布鲁兹伯里派。1762年，罗金厄姆侯爵在纽卡斯尔派基础上成立了宴会俱乐部，这标志着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组织的反对派”——罗金厄姆派的发端。该派主要由一些对当时重大问题的看法比较一致的思想激进的青年议员组成，经常根据需要召开各类院外党务会议(大型、中型和小型会议)，并首创新制，设立党派督导员，负责搜集情报、传达信息、督促本党议员出席议会会议，党的组织纪律明显增强。同时，通过党的理论家艾德蒙?伯克的理论宣传，宣扬政党的必要性，公开要求建立政党政府。1782年，罗金厄姆逝世后，查?詹?福克斯成为“有组织的反对派”的领袖，罗金厄姆派改名为福克斯派。该派在80年代开始设立了政党基金，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竞选宣传，并围绕基金掌管人，形成了中央党部的雏形。到1790年，该派已经控制了伦敦五家报纸，建立了党的舆论宣传阵地。1830年，奥尔索普在下院当选为辉格党的领导人，这是英国历史上公开选举产生政党负责人的最早事例。显然，这些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受辉格党人的影响，托利党人也在各地建立了“皮特俱乐部”，设立督导员和党务活动基金，控制报纸，加强在地方上的活动。1832年议会第一次改革是英国政党制度发展的转折点，两大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出现了。一般把1833年作为托利党改称保守党，1839年作为辉格党改称自由党的标志性时间。第一次议会改革使两党的组织建设出现了变化：(1)督导员制度形成：督导员是党内纪律的督察者，他要求本党议员在议会表决时按照党的意志投票，同时充当验票员，负责核实投票结果。(2)党的常设机构出现：托利党在1832年设立“卡尔登”俱乐部，这是英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央党组织；1836年，自由党常设机构“改革俱乐部”也宣告成立。在中央组织之下，两党还建立地方性常设组织，负责党员的发展及其选民登记工作。(3)党务基金设立：议会改革前后，两党相继设立了竞选基金，据估计，在19世纪上半叶，保守党与自由党各自的竞选基金在三四万英镑。1867年第二次议会改革之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及其政党制度形成。保守党于1867年建立起“保守党协会和宪政协会全国联合会”，1868年又建立起“保守党中央委员会”，两年后定名为“保守党中央总部”；到1887年为止，保守党地方协会为1100个。自由党1877年设立“自由党全国总会”；到1888年为止，自由党拥有的地方协会为716个。到19世纪末，实际上已形成以下三个基本事实：在议会中已存在着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永久性集团；在议会外存在着与议会内的集团有着明确关系，并在同样的政治标签下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永久性组织；议会内外的这些组织不断地影响着选民。这些，正是现代英国政党制度的特点，现代政党制度在英国形成了。一方面，议会制度导致了现代政党制度的出现和发展；另一方面，现代政党制度完善了近代英国的议会体系。
4．内阁制的确立
英国的内阁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1066年诺曼征服后，设立了一个新的顾问机构——“小会议”，偏重于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这个“小会议”就包含着内阁的胚芽。12世纪亨利二世统治时期设立了枢密院。17世纪查理二世统治时期，认为枢密院人数太多，不利于保守政府秘密，于是只召集九名大臣和议员在密室议事(Cabinet)，此后，这个会议被称为“内阁会议”。但是，内阁制的萌芽还是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真正产生的。“光荣革命”在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多次通过法律来限制国王权力，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内阁制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1689年，威廉三世和玛丽女王即位，威廉三世经常要带兵出国作战，而玛丽女王又厌恶政事，因此，国内事务通常由9—16个枢密大臣组成的内阁 3 会议密商处理。由于托利党人的主张与威廉的意见相左，威廉三世逐渐把托利党人排挤到内阁之外，1694年组成辉格党内阁，这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一党内阁。安妮女王时期，内阁会议已经成为惯例，一般在周日召开会议。此时，英国卷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10年安妮女王听取了有强烈厌战情绪的托利党人的意见，罢免了辉格党人，组成了托利党一党内阁。不过，直到1714年以前，内阁还不是一个正式的法定组织，内阁制还处于萌芽状态。1714年，汉诺威王朝入主英国，乔治一世继承王位，由于他不懂英语，1718年后便不出席内阁会议，而是指定一名大臣(一般是财政大臣)来主持。这样，由国王参加并主持内阁会议的传统中断了。久而久之，国王不出席内阁会议变成了惯例。1721年，罗伯特?沃尔波尔任首席财政大臣后，实际成为内阁的首脑。沃尔波尔在1721—1742年一直是内阁的首脑，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任首相。内阁和首相的出现，标志着英国内阁制的确立。
现代议会制度、君主立宪制、现代政党制度和内阁制的形成和发展促成了近代英国的“主权在议会”体制，正是这一体制引起政治领域其他方面的进一步变革，例如现代文官制度的出现、地方行政制度改革、司法制度的改革和选举制度的改革，等等。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变革形成了对本国产权、经济活动、信仰自由以及个人自由的政治制度保护，进而推动了近代英国经济制度变革。
二、近代英国经济制度的变革
“政治制度决定着以产权和市场为核心的经济制度，而经济制度决定了制度的绩效。”随着近代英国政治制度的变革，英国现代经济制度逐渐确立起来，主要表现在金融、土地、贸易等方面。
1．公债制度和英格兰银行的建立
“从1688年到1720年，伦敦完成了金融革命，用一套有效的政府信用制度取代了粗制滥造并受王室随心所欲所制约的制度。”1671年和1683年，英国分别把关税和效法荷兰开征的消费税收归国家管理。1714年，英国设立财政署，该机构后又发展为财政委员会，负责监督向国库输送收入。可以说，如果不实行财政机构的国有化，英国就不可能发展有效的信贷系统。英国政府为应付当时对外战争的困难，进行了长期的借贷，推行公债制度。从17世纪90年代起，个人和商业团体可以通过伦敦证券交易所买卖股票和债券。1698年起，所有政府发行的债券的价格每周发布两次，并在全欧发行。1697年，英国国债达2000万英镑；到18世纪中叶，国债已是1688年的80倍。而长期公债的基础是国家的信用和对公众的信任；公债的存在全靠国会开辟用于定期支付利息的新财源。1786年，英国首相皮特表示相信：“国家的强盛乃至独立取决于公债的成败”。1694年，英国成立英格兰银行，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协助销售战争期间的国债，以及通过贷出新发行的银行券获利。1807年，有23家私人银行取得英格兰银行的支持，到19世纪20年代，私人银行的数量增加到一百来家。同时，外省的“地方银行”(又称“乡村银行”)最晚在18世纪初已出现，1750年仅为十二三家，到1784年达到120家，1797年前后为290家，1800年为370家，1810年前后至少有650家。英国所建立的充满生机活力、行之有效的公私信贷体系使它成为18世纪欧洲金融最发达的国家。
2．“圈地运动”
中世纪，土地所有制在法律上都属于英国国王，国王把土地赐予他的臣属，在全国形成 4 大小不同的封建领主，各领主再分给更小的领主，处于最下层的领主再出租给农民耕种．、12世纪，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圈地运动就已经出现，但是规模很有限。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从15世纪30年代开始，圈地运动越来越频繁。为了国防、国内治安和国家财政的原因，都铎王朝不得不先后颁布许多反圈地的法令。但是，圈地一直在扩展，1455—1607年，共圈占土地约516673英亩，其面积约为总面积的2.76％。1593年，英国政府废止了禁止圈地的法令，圈地规模扩大。由于人民的反对，1597年，英国政府颁布要求复垦牧场的耕地，但是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圈地运动历经16、17世纪，一直延续到18世纪，甚至个别地方延续到19世纪初。据资料表明，1776—1815年间，英国圈占了数以百万英亩计的土地，圈地价格从最初的最多不过每英亩1英镑，最后提高到所有地方都达到5—25英镑。通过圈地运动，近代英国改变了原有土地所有制度，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有利于人员、资本、商品在英国境内的流通，促进了资本主义在近代英国的发展。
3．贸易公司与东印度公司等股份公司制度的出现和发展
英国早期的对外贸易一般是通过特许公司进行的。15世纪，伦敦商人就组成了冒险商人开拓公司，向北欧和西北欧国家出口呢绒。16世纪末，特许公司蓬勃发展。1579年，成立东地公司，与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进行贸易；1581年，成立东方公司，与地中海东部国家进行贸易；1588年，成立非洲公司，专门从事奴隶贸易。这些贸易公司只是一个受共同规程约束的商人团体，公司成员根据章程独自进行贸易而非合伙经营。1600年，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由许多商人人股组成，最初股本只有3万英镑，由入股的商人产生1名总裁和24名董事组成董事会。董事会负责筹办东印度公司的远航船队，其盈利按人股多少进行分配。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股份公司，此后的股份公司都按照它的标准成立。1698年，东印度公司按照法律调整成立一个新公司，这个机构称为“总社”，为保留在印度的贸易权，老公司于1707年加入新公司作为其中的一员。同时，一个名为“英吉利商人公司”的股份公司成立。1708，两家公司合并，称为“英商东印度贸易公司”。1708年，它的总资产达到320万英镑，有大约3000名股东。东印度公司一直持续到19世纪。正是这些贸易公司的出现，促进了英国海外贸易的稳步发展，据资料表明，1697—1802年，英国的出口增长速度为年均1.5％。在近代英国经济领域中，还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和行会改革等等，这些经济制度的变革进一步推动了近代英国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导致了工业革命的发生，也促进了近代英国的崛起。
结语
历史已经证明，正是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制度变革，最终导致了近代英国的崛起。1500年前后的英国还是一个没有强大海军和以农村人口为主的“落后”国家，财源只有两个：大量的羊毛生产和有力的呢绒工业„„情形与文艺复兴前的意大利城市大体相同。然而，到19世纪中后期，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世界贸易垄断者”、“世界金融中心”、“海上霸王”和“世界最大殖民帝国”。美国学者托马斯?K.麦格劳指出：“总的来说，大英帝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发展是很惊人的，到1850年，大英帝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之一。而且有人认为它可能是古罗马帝国以来势力最强的帝国。”政治制度的变革促进了经济制度的变革，经济制度的变革又促进了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这些新的安排产生了一个强国，它足以在一种前所未有程度上以有效的方式获取资源。并且，促进了英格兰在国际关系中的强势地位、一个世界性大帝国的产生以及最终形成无人匹敌的格局。”因此，近代英国崛起的动力之一毋庸置疑是其各领域的制度变革。同时，笔者要强调两点：其一，制度变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种制度秩序是一个极端复杂而灵活的系统，不是每种事物都可以将它完全 5 颠倒过来的。只有一定质量和规模的变革才能转变生产模式并且启动一个自我持续的经济发展过程。”也就是说，只有恰当、适宜、一定质量和规模的制度变革，才能最终导致一个大国的崛起。其二，制度的作用不能绝对化，即不认同绝对的“制度决定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同时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一方面，制度变革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各种因素的综合产物；另一方面，制度变革一旦产生会进一步促进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良性发展。对于今日的中国崛起，我们是否应该从制度角度加以深刻反思?现今的中国拥有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先进政治制度和改革开放20多年的经济成就，理应在制度方面对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篇：浅谈英国政治制度发展史
浅谈英国政治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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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展示∶
封建君主制度
一.统一国家的形成与贵族民主制（5—11世纪）
（一）英吉利统一国家的形成
（二）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政治制度
二．封建集权君主制（11—12世纪）
（一）集权君主制的建立
（二）集权君主制的巩固
（三）亨利二世改革与集权君主制的发展
三.等级—代议君主制（13-15世纪）
（一）议会的产生
（一）议会的早期发展
（三）早期议会政治的失败与等级—代议君主制
四.都铎王朝专制君主制（16世纪）
（一）专制王权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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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权与议会
五.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演进
（一）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二）责任内阁制的形成（三）两党制的形成3/ 12
浅谈英国政治发展史
一.统一国家的形成与贵族民主制
（一）英吉利统一国家的形成（5-11世纪）
从公元5世纪中叶，正处在原始社会解体阶段的3个日耳曼部落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入侵不列颠,形成若干小国争雄称霸长达近300年。公元597年罗马教廷派遣奥古斯丁到不列颠的肯特王国传教, 此后,不列颠的许多居民都成为了基督教徒。基督教的传播统一了大多数不列颠居民的宗教信仰,成为凝聚不列颠人思想的纽带。9世纪中叶,不列颠人联合打击丹麦人入侵,公元871年5月,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率军在爱丁顿与丹麦人展开激战,取得决定性胜利,迫使丹麦人退居北英格兰。为此,阿尔弗雷德被英格兰人公认为领袖。阿尔弗雷德死后,几代继任者征伐不止,终于在10世纪中叶赶走了丹麦人,并迫使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称臣,威塞克斯国王成了整个不列颠的统治者,英吉利统一国家终于形成。
（二）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政治制度
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是不列颠国家产生和统一形成时期。此前,盎格鲁—撒克逊人正处在原始社会解体阶段,建国之后,人们的思想冲破氏族观念,出现了阶级,以往的氏族民众会议也不复存在。然而,由于受原始社会氏族军事首领公选制的影响,在新国家中产生了特有的中央机构,即“贤人会议”“贤人会议”的成员主要是教士、贵族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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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会议由国王主持,会期不定。“贤人会议”职权范围广泛,他们与国王共同商讨国家税收、外交、防务和分封等重大决策问题。此外,“贤人会议”也是国家的最高法庭,有权审理各种讼案,包括涉及王室和达官显贵的要案。可见“贤人会议”作为民主性机构,它拥有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它不仅是国王的助手,又能制约国王。
在地方形成了以郡、区、村3级管理为主,城镇为辅的半自治性的管理制度。郡政府是半自治式的非常设的地方会议,每年开两次会,出席者主要是社会上层人士和大小土地所有者。郡政府职权广泛,主要负责贯彻国王命令,维持地方治安和管理地方公务,但更主要的是为国王管理税务,行使司法等职能。
由于历史的原因,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使英格兰人跨越了野蛮的奴隶制社会阶段,并很快结束了封建割据状态,他们带着原始社会末期极为珍贵的民主制的遗产,适应着社会的需要,逐步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国王与社会上层人物共同行使国家权力,并形成了以郡、区、村为主,城镇为铺的半自治性的地方行政和司法管理体系,在地方政权中也充分体现了贵族民主制的特点。
二.封建集权君主制（11—12世纪）
（一）集权君主制的建立
威廉一世时期是集权君主制的奠基时期。威廉一世取消了中央政府中享有较大政治权力的贤人会议,建立了国王法庭,俗称大会议。在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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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其他国家中,国王法庭是一种封建机构,完全由国王直属封臣组成。就职能而言,大会议除进行司法审判、处理封建主个人之间的封建利益冲突外,还为国王提供咨询、商讨国是、议决重大政策,行 使立法和行政管理权。在每一次大会议上,威廉都要重复加冕仪式,以强化王权的合法性和神圣性。
在军事上,由于全国大大小小的教俗封建主都与国王建立了封君封臣关系,都负有为国王提供骑士的军事义务,因此一旦需要,威廉一世能够集合起一支多达4200名骑士的封建军队。威廉一世还享有征调民军的权利，还可以命令教会，;未经国王批准,宗教会议制定的任何法律均告无效;宗教法庭不得审判王室官员和男爵,不得将他们开除教籍,不得对他们施行宗教酷刑。通过以上措施,威廉一世建立起当时欧 洲最强大的封建王权。
（二）集权君主制的巩固
诺曼王朝后期特别是亨利一世时期,英国王权又通过多种措施进一步巩固了集权君主制。第一,严厉打击贵族和教会分裂势力。第二,改组中央政府,强化国家机器。第三,进一步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控制。第四,对特殊地区实行特殊统治制度。第五,扩大国王司法权。集权君主制进一步巩固。
（三）亨利二世改革与集权君主制的发展
亨利二世时期是英国封建集权君主制的发展时期。1154年,亨利二世在19年的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之后登上王位。他首先重建了一度瘫痪
6/ 12 的中央政府,然后通过多方面改革,从制度上发展了集权君主制。在政治上,亨利二世继承了亨利一世的衣钵,注重从中小贵族中选任各级官吏。他完善了大法官厅、财务署等中央官僚机构,在威斯敏斯特王宫建立了政治统治中心。在财政上,亨利二世除加强王室地产管理、保证地租和封建捐税的严格征收外,又建立了国家直接税制。在军事上,亨利二世取消了封建骑士军队,建立了雇佣军制和民兵制。在司法上,亨利二世建立了巡回审判和陪审制,加强了司法的中央集权。亨利二世的上述各项改革从制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三.等级—代议君主制（13-15世纪）
（一）议会的产生
1215 年，为了反抗国王的过分的税收，贵族们发动起义，迫使国王签订了英国史上有名的《大宪章》。但是亨利三世即位后拒绝了《大宪章》，于是贵族们又开始起来与国王斗争。1258 年在牛津召开了一次称为“国会”的议会，它首次提出了政府主要大臣要对委员会而非国王负责以及定期召开议会的原则。由于牛津国会把全部权力都交给了封建大贵族，引起了市民、骑士和自由土地占有者的不满，为了争取这些人的支持，叛乱贵族西门．德．孟福尔于 1265年召开了由贵族、市民和市民参加的等级会议，其被称为英国议会的开端。
（二）议会的发展
1272 年爱德华一世召开了史称“模范国会”的会议，它标志着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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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阶层的代表数额由不稳定趋于相对稳定。到了 15 世纪，英国的国会获得了真正的立法权。
（三）早期议会政治的失败与等级—代议君主制
从 13 世纪到 15 世纪，表面看起来权力一直在向着制约国王权力 议会方向转移，但是国王仍然掌有有着实际性的决定权。国会只有在 国王需要的时候才召开。“在亨利七世统治的 24 年中，国会只召开了七次，伊丽莎白一世在世的 45 年中，国会只召开了 10次，即使仅有的几次国会也完全成了王权的工具”。因此处于封建时代的国会总体上讲是封建王权的附属机构，只有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排除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之后，国会才有可能真正的转变为资产接的的代议机构。
四.都铎王朝的专制君主制
（一）专制王权的建立及巩固
都铎王朝的创建人亨利七世以兰开斯特王室支裔夺得王位,上承长期战乱之余,登位以后又屡次受到争位者的挑战,根基很不牢固。他对抗命的贵族采取无情镇压和利禄收买两手,终于扑灭了玫瑰战争的余烬,收得统一英格兰之功,为都铎王朝历时百余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亨利八世即位时都铎王朝已经巩固。在他统治期间最大的成就是埃尔顿所提出而为许多学者所接受的“亨利革命”。这个“革命”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宗教改革,另一是政府改革。宗教改革使英国摆脱罗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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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的控制,使英王成为安立甘教会的首脑,此后英王身兼国家和宗教的首领。亨利八世死,经过爱德华六世和玛丽两朝的中衰后,伊丽莎白继位进一步发展了专制王权。
（二）王权与议会
十六世纪是英国议会发展的重要时期。议会制度是英国历史上独具的特点,议会对于都铎王朝专制制度的加强,起了重要作用。在都铎王朝以前,议会已存在二百余年,但它主要是一个批准征税和审理重大司法案件的非常设机构,以由教俗贵族组成的上院为主体,而由骑士和城市代表组成的下院则居于从属地位。英国宗教改革开始后,议会本身发生重大变化。“宗教改革议会”给予王权以巨大支持,并从王权获得许多权利。此后议会成为具有权威的立法机构。
五.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演进
（一）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1529年宗教改革开始后，人们争取民主的呼声越来越大。1640-1642年议会斗争：资产阶级、新贵族控制下的下议会要求限制王权，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查理一世为了筹划军费，镇压起义，被迫于1640年恢复长期关闭的议会。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合起来，利用议会同国王进行斗争，起草了《大抗议书》，抨击查理一世暴政，他们要求限制王权，取消国王的专卖权，监督国王和大臣的活动。查理一世拒绝接受《大抗议书》，最终和议会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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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年，查理一世挑起了内战，组织王军，向议会军发起进攻。1643年，克伦威尔前往英格兰东部，募集了一支主要由自耕农和城市平民组成的骑兵，在马斯顿荒原战役（1644.7），纳西比战役（1645）等战役中屡次击溃王党军。内战结束后，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处死。英吉利共和国时代开始。
1653年4月30日，克伦威尔发动政变，解散议会。12月16日，他正式宣布自己就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1649年占）的“护国主”，英吉利共和国时代结束，以克伦威尔的个人军事独裁为特色的护国政体时期开始。1658年，克伦威尔病逝。英国重新进入混乱时期。1660年，斯图亚特封建王朝（查理二世）复辟，他们推行反动政策，实行血腥报复，严重损害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1688年，支持议会的辉格党人与托利党人邀请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和时任荷兰奥兰治执政的女婿威廉（后来的玛丽二世和威廉三世）回国执政，发动宫廷政变，推翻斯图亚特王朝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新贵族的统治，这次政变没有流血而获得成功，因此史称“光荣革命”。1689年，颁布《权利法案》标志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统治确立。
（二）责任内阁制的形成
英国的内阁最早是由中世纪后期的枢密院外交委员会演化而来。当时即有内阁之称，但性质是封建君主的咨询机构。1694年，威廉三世从支持他的辉格党中任命枢密院成员，组成辉格党内阁。但当时辉格党在议会中并不占多数。1714年，乔治一世即位，因不通英语，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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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不出席内阁会议。1721年，下院多数党辉格党领袖、内阁首席大臣兼财政大臣R.沃尔波尔取代国王而成为内阁首脑。沃尔波尔内阁是英国第1届正规内阁。1937年通过了《国王大臣法》，使内阁的名称和首相的职位有了成文的法律根据。1742年,沃波尔因失去议会的支持而辞职，他这一行为开创了内阁得不到议会信任时必须辞职的先例。1784年,W.皮特(小)首相遭到议会下院反对时，提请国王解散下院，提前大选，获胜后乃继续任职。他的作法也成为惯例。到19世纪中期，议会、内阁的职能和制度进一步完善，责任内阁制最后形成。
（三）两党制的形成
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在议会内部形成了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1679年，议会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王位继承权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反对詹姆斯公爵有王位继承权的议员们被政敌斥为辉格（苏格兰强盗），赞成詹姆斯公爵有王位继承权的议员们则被对方骂作托利(爱尔兰信仰天主教的歹徒)。以后两派逐渐以此自称，形成两个政治派别。辉格党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主张限制主权,提高议会权力；托利党代表地主贵族利益,维护君主特权。
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英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同时，英国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变化，形成了代表土地贵族、金融贵族和大商人利益的保守势力与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改革势力。前者以土地贵族为核心，在原托利党的基础上组成保守党；后者以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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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由贸易的工厂主为核心，在原辉格党的基础上组成自由党。20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工人队伍的不断壮大，工党崛起。从1924年开始，工党取代自由党，与保守党轮流执政。到80年代末，英国除保守党和工党两大政党外，还有社会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英国共产党、合作党、威尔士民族党、苏格兰民族党、民族阵线以及英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等。
参考文献：
（1）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2）施雪华《当代各国政治体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3）王荣堂.《略论英国议会的起源》.史学月刊.1983年四月（4）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5）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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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日本政治制度的特点
日本政治制度的特点
当今社会，东方国家多走社会主义道路，西方国家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然而，地处亚洲的日本，却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东方国家。日本，它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制度的支持，日本的政治制度必然也有值得探讨与学习的地方。
日本现行政治制度是以1947年5月3日生效的《日本国宪法》为主要依据的。根据宪法，日本采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三权分立”原则，实行了同英国类似的议会内阁制。“国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国会对行政、财政、司法拥有监督权，可决定内阁首相从选，有权审议和通过政府预算和国家财政议案，可对玩忽职守和违反法律的法官进行调查和起诉甚至予以罢免。众议院有权通过内阁不信任案。
内阁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在内阁总理大臣（首相）的领导下，总揽全国行政大权，领导和监督各级行政机关的工作。它除执行一般行政事务外，还有权解散众议院，宣布国会大选，召开国会或决定召开国会临时会议，有权提名最高法院院长人选，任命各级法官等。
司法权属各级法院。最高法院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形式上同国会、内阁处于平行地位，有权决定一切法律、命令、规则以及处分是否符合宪法，有权提名下级法官。检察机关是各“检察厅”，统管检察官事务，但属于国家行政机关，归内阁法务省管辖。法务大臣有权统一指挥检察工作，但不能直接指挥每个检察官，而只能通过检察总长进行。
除三权分立外，日本实行中央与地方相对分权的地方自治管理形式。地方自治体行政首长、议会议员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官员由地方居民直接选举产生。地方自治体有管理财产、处理事务以及执行行政的权能，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制定条例。“仅适用于某一地方的特别法，非经该地居民投票半数以上同意，国支不得制定”。
而且，日本现在还存在天皇制。根据宪法，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属的全体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天皇不再拥有政治上的一切权力，只是根据宪法的规定从事一些形式上和礼仪上的国事活动。
二战后日本政局动荡，各政党分化组合频繁，对整个亚太地区乃至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依新宪法建立的政治结构成为日本宪政民主的主要载体。在战后几十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套日本特有的政治结构。
日本实行议会内阁制政体。其特点为议会中心、内阁集权、“议”“行”相容、议会内阁互相制约。
根据日本内阁制原则，哪个政党执政，取决于其在议会拥有多数议席或能结盟凑足多数。所以政党活动首先而且主要围绕争夺国会议席进行。只有在国会选举中获胜，政党才能组阁，否则就沦为在野党。政党发挥的影响力也取决于在议会中席位的多少。
议会是政治舞台的中心，但只议政表态，实际的问题，要政府解决，政府的权力又集中在内阁乃至首相手中。日本首相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集中权力，取决于执政党能否在选举中获得稳定多数及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相当微妙和复杂。如果首相是党内最大派系的领袖，便可以像英国首相一样大权独揽，甚至在下野后仍可以操纵大权。
日本内阁制政体的形式是“议行合一”，但“议”谁都可以“议”，在“行”上只是由议会极少数人控制。这部分人就是内阁成员，他们既是议员又是行政上层首脑。“议”“行”的一致还取决于执政党在议会有无优势，有多大优势，能否保持这种优势。自民党在1993年以后都是和别的小党组成联合政府，如果照顾不到小党的利益，就会产生政府下台的危机，所以自民党不容易推行自己的政策。
日本议会对内阁的制约主要体现在监督政府的活动，特别是在必要时可以通过不信任案迫使内阁辞职;当然，内阁反过来也可解散议会。若是前者，议员还可以照当;若是后者，议会和内阁要重新组成。议会要政府下台，政府就要议会解散，所以双方互相制衡，都不能轻举妄动。
说到日本的政治制度特点，就不得不分析日本政党政治了。战后民主化促进了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使日本保持了一极多党的政党体制。自民党得到美国的支持，是日本最大的保守政党。从1955年成立以来就把持政权，除自民党外，还有社会党(1995年更名为社民党)、公明党、共产党、民社党，在1993年后出现了民主党、自由党、保守党。自民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控制政权，是因为它在国会占有多数的席位，每每强行通过法案。1993年，自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导致政党分裂，虽然很快和在野党组阁重新执政，但在议会的议席数一直不能超过半数。因此像以前一样惟我独尊，我行我素是不可能了。1996年实行小选区制后，有利于多党两极制的实现，但现在尚无这种苗头，所以很可能走向意大利式的不稳定的一极多党制。
二战以后，日本处于美军占领时期，可以说，日本是在战败后一下子就完成了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但是，这种西方式的民主观念及其行为方式，却不可能一夜之间就为日本各阶层所接受。与西方的“天赋人权”不同，日本信奉的是“天赋国权”、“国赋人权”。因此日本的政党政治和西方的政党政治可以说有着形同实异的一面，带有“日本特色”。它既有一部西方式的民主宪法，又有日本传统政治的游戏规则。
日本的政党政治的一个特征是“派阀政治”，这一点继承了战前日本政治的传统。派别林立是许多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共同特点，其客观基础是资产阶级内部存在的各种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和其他国家的政党相比，日本政党的这一特点更为突出。各派别不但思想上、政治上自成体系，而且具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各派都根据需要建立了事务所、会计和执行机关等具体机构，管理本派事务，研究本派的活动策略。每个派系还有自己的基层组织，通常以“会”的形式出现，如中“曾根派”的“新政治调查会”等;各派别除了自己的核心组织外，还有各种类型的支援团体。在一个政党内，一个派阀首领作为一名实力人物，培植自己的亲信，尽可能多地网罗忠实“子孙”，组成自己的家族式派阀集团，目的是千方百计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更有资格成为这个组织的领袖，自己比别人更有能力使这个组织坐稳政权的宝座。在日本“只要有三个人就能形成派阀”。派阀首领自己对派系性质的概括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派阀与政党的并容与互利关系。我认为，日本的政治还是以金钱促使产生的。在日本，政治是属于有钱人的。一直以来关于日本的选举就有三大“神器”之说，即“看板”、“地盘”和“钱袋”。“看板”指社会地位与声望，“地盘”指选区与行业，“钱袋”指竞选过程的经费。国会议员选举通常需要上亿日元的竞选资金，在这样的选举现实下，纯粹由个人负担整个选举经费是很难想象的。正因如此，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治生命，现任的国会议员们不得不投身于某一个“派阀”中，借助“派阀”的势力和依靠“派阀”的经济资助。而作为“派阀”的掌门人，如何大量筹措选举资金，也就成了该“派阀”性命枚关之所在。而日本的政治家们在这方面几乎个个是行家里手。外界把这称为“金权政治”。
日本代议民主制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后，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建立的。保护私有财产是其制度的根本目标，政治结构的变化也是围绕如何促进私有制的发展，巩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进行的。
所以，日本政治结构的发展应有以下特点：
1、政党体制将由一极多党制向二极多党制转化
2、自1955年以来，自民党在国会成为多数党，主政长达38年之久。1993年7月沦为在野党，但不到一年又实现了对政局的主导。直到现在自民党在议会的席位一直没有超过半数，不得不和其他政党组成政党联盟。持续十几年的经济衰退，使人民对自民党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自民党主导的构造改革趋于失败，自民党面临分裂的危机。1996年成立的民主党已经成为日本的第二大党，民主党可能会更加强大，3、选举制度的变化
日本1996年实行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在小选区制下，每个选区选举一名议员，所以有利于自民党等大型政党。而比例代表制可以使小党有生存的空间，但比例代表制为“灰色高官”的再当选提供了机会，丑闻缠身的自民党议员即使在小选区落选，也可以在比例区当选。在小选区有几个候选人时只要30%~40%的选票就成为多数，可以当选。所以小选区产生的“死票”要多于中选区。小选区制今后会不会取消也是值得注意的。
4、自民党决策体制的变化
小泉提出政府政策的决策过程脱离政调会完全由内阁控制，加强内阁主导可以使自民党迅速调整政策，适应政治形势的变化。但此举遭到自民党议员的反对，能否成功还要看以后的发展变化。今后自民党政府还会继续抵制族议员对政府政策的干预，但目前来看，族议员还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
5、构造改革对今后的影响
实行小选区制后，自民党政策加速向中间政策转变。日本在社会经济总体崩溃的状态下，已经没有力量保护落后企业了，自民党面临政策转型的考验。
社会政策与日本人口的发展
周 云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北京100871)
【摘 要】社会政策已成为很多国家调整国内人口发展的重要手段。面对总和生育率多年来不断下降的
趋势,日本政府自1994年开始出台各种有利于人们生儿育女的社会人口政策。这些政策在目标、影响人群、法律效力及涉及政府部门方面有所不同。就目前来看,一些改善育儿环境、间接提高受孕几率的政策是有效 的,但这些政策对最终提高出生水平的效果却不理想。在任何人口和文化中,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无论是多 生还是少生,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关键词】人口发展;人口政策;日本
【中图分类号】C924.243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00301),女,山东青岛人,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面对人口压力时很多国家都试图利用包括人 口政策在内的社会政策来调整人口总量的发展。在诸多可控因素中,多数国家都将目标放在了生 育和迁移(而非死亡)这两个重要的人口学要素 上。当迁移,尤其是国际迁移不被一些国家所重 视或开放时,生育就成为可依赖的控制人口发展 的唯一有效途径。Weeks曾总结过控制生育政策 的途径,包括了直接和间接的政策。[ 1 ]但他所讨 论的政策多为降低人口数量或人口增加速度的政 策,并不适用于人口发展速度已经十分缓慢的国 家。根据联合国2006 年发表的《2005 世界人口 政策》的报告,世界范围内对本国生育水平满意 的国家比例从1976 年的53%降至2005 年的 36%。认为生育水平过高的国家比例则从1976 年的37%上升至2005年的41%。在发达国家地 区,自1976年以来,几乎没有国家认为本国的生 育水平过高。相反,认为生育水平过低的国家比 例从1976年的21%上升到2005年的65%。[ 2 ]也 就是说,超过3 /5的发达国家已对低生育的水平有了强烈的感受。发达国家目前被与发展中国家 完全不同的人口问题所困扰,也就是生育水平过 低、人口高度老化的问题。[ 3 ]如何鼓励国民生育, 提高整个国家的生育率是这些国家追求的直接目 标。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正是在发达国家祈 盼提高生育水平这样一个背景下,本文试图利用 现有资料,分析日本有关人口发展的社会政策的 变化历程,政策的内容,以及相关政策对人口变动 的实际影响效果。通过日本这样一个代表目前世 界上低生育水平国家对本国生育行为干预的各种 努力结果,思考人口相关政策的实际作用和特点。
一、日本人口变化的趋势及后果 人口变动是社会制定和改变社会政策的基本 依据之一。日本自1920年开始几乎每5年进行 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称“国势调查”),目前已 经进行了18次。[ 4 ]这些连贯、高质量的普查为我 们分析人口变动提供了方便。根据日本多年的普 查, 日本的人口, 特别是生育率在逐年下降(图1),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程度更是在世界上少 有(图2)。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的生育 率在经历了短暂的上升之后在1950 年降到了 2813‰, 1960下降到1713‰,而到1991年则降至 1位数的919‰的水平。与其相伴的是总和生育 率的直线下降:从1950年的3165下降到1960年 的2100, 1975年左右跌至人口更替水平之下,而 到1980 年为1175、2000 年1136、2005 年1126!— 3 — 这种状况引起了日本社会和政府的担忧。小川等 人认为,如果日本持续其2005年的1.26总和生 育率,其后的每代人将以40%的速度减少。[ 5 ]以 目前生育水平为基础的人口预测说明,日本的人 口总量将连续下降。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认为 日本人口总量到2050年将下降至8 900万,如果 不采取任何制止下降或提升增长的措施, 500年 后日本将剩下15万人口。[ 6 ]持续的低生育水平让 人感到整个日本民族会因此消亡。当然担忧的问 题并不限于生育率本身,也涉及到因生育率的降 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老龄社会的负担问题。政 府担心生育率的下降会使日本经济失去活力,社 会难以支撑社会保障系统;[ 7 ]个人更担心“谁来 为我养老”。[ 8 ] 图1 日本出生率的多年变化图2 日本总和生育率的多年变化 资料来源: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人口统计资资料来源:同图1.料集, 2007 [ Z/OL ].http: / /www.ip ss.go.jp.日本社会对生育水平极度关注始于1990年。当时日本总和生育率跌至1157,社会上对此反应 强烈,以致于出现“1157振荡”之词,说明1157的 总和生育率已经超出了社会可接受和承受的水平。根据联合国的相关数据(表1),日本在1976 年对国家人口增长的现状是满意的,但到2005年 则认为人口增长过慢。这种“过慢”的看法早在 1996年时就已出现,只是到2005 年政府才明确 表示需要有提高生育水平的国家政策。与此同 时,日本政府改变了一贯的“直接支持”民众采用 避孕措施的态度,在2005年转向“间接支持”的 策略。虽然我们没有日本官方资料说明这种态度 转变的原因,但从其他国家鼓励人们采用避孕措 施来降低生育率的理性逻辑来看,日本政府的这 种做法是有其提高生育水平的考虑。也即少用避 孕措施可增加受孕、生育的几率。
表1 日本政府对相关人口问题的看法(197612345 1245 资料来源: http: / /www.un.org/ esa /population /publications/WPP2005 /wpp2005.htm.注: 1 拯救母亲的生命;2 维持身体健康;3 维护精神健康;4 强奸或乱伦;5 经济和社会原因.在意识到生育率过低之时,人们也试图了解 和分析为什么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如此低的水平。目前流行的解释是: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包办婚姻的减少,婚后与父母 同住比例的减少以及婚前性行为的大幅度增 加。[ 9 ]政府的解释则是人们未婚、晚婚以及已婚 夫妇生育的减少。[ 10 ]正是在对人口现实的这种认 识和忧虑的背景下,日本近年来出台了多项有利 于人们生育的社会或人口政策。
二、日本与人口相关的社会政策 “人口政策”是一个社会为达到特定的人口变 动趋势而采用的一种策略。[ 1 ]Weeks认为,这一策 略可以是单一目的,例如在多长时间内将某种人口 指标降至或升到某一水平;也可以是多层面的,例 如提高妇女的生育健康。人口政策通常是在有了 证据说明若没有一定的人口政策,既定人口目标无 法实现的情况下而制定的。它可以分为直接的人 — 4 —
口政策(直接干预影响人口变动的行为的政策)和 间接人口政策(间接地影响人们行为的政策)。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例如中国),日本在 当今人口增长对国家发展如此危险的情况下似乎 也没有公开的、直接以增加人口数量为目的的人 口政策。但我们应该看到与其他发达国家相似, 日本政府制定了一些会直接影响人们生育行为、但没有明确人口数量目标的人口政策。特别自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针对不利于人们 生儿育女的社会环境,着手制定了多项社会政策, 努力提高其生育水平。表2反映了近年来日本政 府一系列提高生育率的努力,从中可以看出政府 的迫切希望和政策方向的焦点。
表2中的信息主要说明,日本提高生育率的 表2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相关人口政策 时间政 府 对 策政策经手的相关部门
1994.12 “有关今后支援育儿措施的基本方向”(也称“天使计划”, 19952004)大藏、文部、厚生、劳动、建设、自 治6大臣
2001 “有关工作和育儿并存的支援政策方针”2 内阁会议决定 2002 “少子化对策再加1”政策32003 “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62009)由“少子化社会对策推进会议” 决定
2006.3 设置“有关少子化对策的政府·执政党协商会”-2006.6 “有关少子化的新对策”8 由“有关少子化对策的政府·执 政党协商会”的对策会议决定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政府相关网站内容整理.注: 1 这是“天使计划”的一个部分。这一方针确定了在2002年开始“等待入托儿童0人作战”计划。3 其中提到全体社会都来支持下一代的培养,“下一代人的培养”首次成为官方文件中的使用语言。
4“少子化社会对策会议”是根据“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于2003年在内阁府内成立的一个特殊机构。政府内阁总理大臣担 任会长,内阁官方长官、总务大臣、法务大臣、外务大臣、财务大臣、文部科学大臣、厚生劳动大臣、经济产业大臣、国土交通大
臣、环境大臣、防卫大臣、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为委员。这一法律阐明了如何支援那些生育承担着未来社会重任的健全子女的人们以及如何完善培育子女环境的一些基本理念。6 这是2003年7月30日通过、同年9月1日实行的第133号法律。这一法律的基本内容包括了“雇用环境的完善”、“育儿服务 的充实”、“地方社会对育儿支援体系的完善”、以及“母子保健医疗制度的充实”、“宽松教育的推进”、“生活环境的完善”、“经 济负担的减轻”以及“教育和启发”等。[ 11 ] 7 提出为迎接未来5年左右人口转变期,日本全国应努力推动改变少子化潮流的各种政策。涉及对育儿的支援、工作方面的改革以及其他相关重要政策的各种规定。
各种政策包括了政策的目标、影响人群、法律效力 的强度以及涉及政府部门的不同这几个层面上。首先,面对1990年总和生育率“1157震荡”的现 实,政府用了4年多的时间确定了首期“天使计 划”。目标是给婴幼儿的成长提供社会支持,通 过社会的努力来分担人们养育子女的经济和日常 照料的担子。这些政策的部分目的是让民众不要 被育儿的重担吓倒而少生或不生。第二,政策的 影响人群不仅包括了婴幼儿,也包括了对婴幼儿 父母的支持。例如2002 年的“少子化对策再加 1”政策强调帮助那些因照顾子女辞去原有工作 却希望再次就业的父母找工作,考虑男性的工作 方式对育儿和低出生率的影响。[ 10 ]在2000年之 前,日本的人口政策多强调“少子化”,而2002年 左右开始,政府的相关政策更强调对“下一代人 培养的支援”。这种词语上的微妙变化可能更体 现了政策的目标虽然是提高人口数量,但在政策 的表述方面则更强调社会对个人需求的满足的责 任,使人口数量问题看上去更是一个社会政策问 题。第三,日本政府的人口政策最终上升到了法 律层面———《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国家希 望利用法律的形式,规范社会、企业等应付低生育 率问题的责任和义务。最后,近十几年来日本政 府有关低出生率问题的不同提案和法律是由政府 — 5 —
不同部门牵头制定的。开始是由多部委和领导牵 头商讨制定,而进入21世纪以来则多由“少子化 对策推进关系会议”牵头决定。
除上面对日本人口相关政策的归类外,我们 也可以把日本有关人口的政策分为减少育儿家庭 的照料负担和增加育儿父母经济收入的直接有利 于婴幼儿成长的政策以及增加避孕措施的种类、减少人工流产和弃婴例数的间接增加人们受孕、生育几率的政策。
11儿童津贴制度。这是直接面向儿童的社 会政策。这一制度随着生育率的降低而增加着补 助的范围。1971 年只有第三胎才可享受到补助(从出生到初中毕业), 1983年扩大到第二胎(从 出生到上小学), 1992年则放宽到第一胎(3岁以 内)。政府的儿童补贴享受年龄在不断变化,从 早期的部分子女初中毕业前、1992年的所有子女 3岁以内、2000年的6岁以内到2004年的9岁小 学毕业之前。[ 12 ]补助的额度也有所变化, 2000年 时头胎和第二胎每月各补助5 000日元,三胎以 上每月则各补助1万日元。[ 10 ] 21针对父母的补助。这主要体现在1992年 实施的不带薪的“父母产假法”,到1995年人们 可带25%工资休产假, 2001 年可带40%的工资 休产假。[ 12 ] 31增加避孕方法的选择范围。日本人在避 孕方法的使用方面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例 如,高避孕套使用率、荻野方法(安全期)的普及、避孕药的低使用率以及绝育手术的低比例(图3)。这种特点的形成与日本个人计划生育的 历史长、对一些方法的推崇、使用习惯、不同方法 的技术发展阶段以及法律法规的限制有密切关 系。尽管村松稔提到日本法律法规的分布及传媒 的宣传顺应了民心, [ 13 ]但不应忽视的是法律法规 和政策确会影响人们采用哪种方法,或社会能够 提供哪些方法。例如,日本是较早开发IUD(Ota 环)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但1931年日本政府规 定避孕行为为非法, 1936年禁止使用Ota环。[ 14 ] 1974年厚生省又再次允许使用IUD;1999年准许 使用铜环IUD。
低剂量口服避孕药也是一个例子。这种在其 他发达国家十分流行的方法直到2000年才在日 本正式得到认可。而1999年1月日本政府在接 到“伟哥”上市申请6个月后就给予了批准。[ 15 ]这 与长久以来人们使口服避孕药合法化的各种努力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暂不论日本政府的性别差异 的态度,仅就允许“伟哥”上市的事实就可能说明 “日本政府在用各种方法增加生育率”,“因为让 人怀孕的药物得到了政府的批准,而阻止怀孕的 药品得不到批准”。[ 16 ]或者说,尽管日本人现在有 更多的避孕方法上的选择,但长久以来政府对有 效避孕或提高受孕方法的控制政策,多少会影响 到人们的生育行为。
图3 日本不同避孕方法使用的变化 资料来源:同图1.41降低人工流产水平。人工流产在日本人 口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早期生育率的下降过程中 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对人工流产有影响的早期法 律有1880年出台、禁止任何形式的人工流产的刑 法和1940年出台的优生保护法。之后又有1948 年通过、1949 和1952 年修正的优生保护法。1991年厚生省颁布了一个法令,将人工流产的孕 期时间要求降低到22个星期内。1996年政府提 议并迅速通过了修正法律。新法律删除了所有与 “优生”相关的字眼,并更名为“母亲保护法”。[ 17 ] 现在做人工流产手术已经没有了优生的考虑,法 律规定不得对精神病患者和有精神障碍的人做绝 育手术。做人工流产的理由只能是母亲的健康可 能因为身体、经济等因素受到伤害以及被强奸等(见表1)。
在日本,人工流产数量之多促使政府和学者 考虑如何改变这种现状。2000 年日本“21 世纪 健康快乐家庭”委员会提出一个到2010年10年 间开展母婴保健全民运动的计划,其中明确提到 要降低青少年中的人工流产率。[ 18 ] Goto 等人认 为,为阻止非意愿性妊娠和人工流产,日本有必要 开展更为全面的计划生育活动,包括改善妇科保 健、加强生殖健康的教育、制定基于人们避孕需求 研究和分析的政策。[ 19 ]针对那些虽然没有做人工 流产、生了孩子却不想养育子女的个人,社会还为 此有所准备。例如2007年5月10日日本熊本市 的慈惠医院在日本首创了“弃婴摇篮”,接受出于 不同原因被遗弃的婴儿。医院根据相关法律于 — 6 —
2006年12月向熊本市提出了设立这一设施的申 请。但市政府以“这一设施超出现行法律预想” 为由,向厚生劳动省提出商定的要求。基于厚生 省“没有违法性”的答复,熊本市在2007年4月5 日发放了设立“弃婴摇篮”的许可证①。[ 20 ]可以想 象,这一计划若被各地所效仿,必定对增加婴儿的 存活和生长有积极的作用,或者说对日本人口的 增加、出生率的提高有正面的作用。
三、相关政策的效果
对于现代社会的家庭来说,生儿育女已经不 是一件自然和简单的事情。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 中,人们对子女的依赖程度降低、扶养子女的经济 和精神上的负担越来越重、家庭的传统角色在淡 化或消失、个人也越来越追求自我享乐和舒适。人们已经不需要生育很多子女来实现个人的社会 价值,也有越来越多的方法达到少生少育的目的。日本政府也正是通过间接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来 试图改变其人口减少的趋势。如果从政策目标来 看,相关政策的效果不一。
就各期“天使计划”,其直接后果是幼儿园和 入园儿童数量的增加。例如,入园儿童的人数从 1994年的159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197万人,其 中3岁以下儿童的入园人数则从41万人增加到了 62万人。[ 10 ]因此在改善就托环境和就托儿童数量 方面,日本的人口政策是成功的。政府的政策为人 们放心生育提供了良好的育儿环境。降低人工流产的努力也颇有成效。从图4的 趋势来看,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人工流产数占 全国人口出生数的66% ,之后这一数字不断回 落。到1990年,日本生育率水平凸显过低、政府 开始准备有所动作之时,人工流产的例数仍占出 生人数的近38%,也就是每出生100名婴儿时就 有近40个胎儿被流掉。但这一数字到2005年时 则下降到27%。尽管这一水平相对其他国家来 说仍然很高,但从日本本国的趋势来看是在下降 且达到了近年来的低点。虽然我们在这里无法断 定降低的人工流产数的后果,也即生育是否是其 结果,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数字的降低并不单 纯是人们避孕成功的后果,因为避孕方法历来都 存在且可得,只是在2000年时低剂量的避孕药加 入到避孕方法的选择类别中。另外,避孕方法的 现用率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55%左 右徘徊(图5)。因此我们认为人流与出生人数比 例的降低有其以最终婴儿出生为结局的一面,这 也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结果。
图4 日本人流与出生人口的比例图5 日本人避孕方法现用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同图1.资料来源:同图1.然而针对提高人口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的问 题,如果日本生育率下降的原因真如Retherford 等人[ 9 ]解释的那样,那么目前出台的一系列政府 认为对生育率的提高会有所帮助的各项人口、社 会政策就可能不会发挥太多的影响。例如,我们 不可能再让妇女少受教育、只待在家中不外出工 作,也不可能再为年轻人包办婚姻。或者我们可 以认为,日本生育率的下降是个人观念性改变的 结果。当人们的生育观念有所转变,特别是受到 社会经济的强烈影响时,在短期内改变人们的生 育观念和行为是非常困难的。经过日本政府近1 5年的各种努力,日本的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的
①日本的群马县自1986年开始设置了5年称为“天使的宿地”的弃婴收养设施,因设施的条件不够好,发生过婴儿被冻死的事件而
关闭。熊本市的弃婴窗口则接受了这一教训,慈惠医院将弃婴窗口设施内的温度始终保持在36摄氏度。一旦有人放入婴儿(必须是出
生后2周的婴儿)设施自动锁住,外人不可再开启;同时医院相关部门的警报鸣响,医院的工作人员可以及时地抱回婴儿。另外,在弃婴
窗口附近设置有摄像头,但角度只能看到弃婴的影像。[ 21 ] — 7 —
变化并不大,且有持续下降的趋势。例如厚生劳 动省2008年元旦对2007年生育水平的总结是: 出生人数低于2006年,总和生育率从2006年的 1132略微上升到1133。[ 22 ]尽管总和生育率略有 变化,但仍远远低于人口更替和提升水平。说明 人们的生育观念依旧停留在小家庭、少生育的水平上。因此,从生育水平的角度看,日本目前实行 的提高人口数量的政策仍然没有达到目的。对日 本这样的低生育水平的国家,如何改变人们的生 育观念、提高个人生育意愿将会是一个现实而严 峻的问题。同时,日本的经验也再次告诉我们,人 口问题的解决需要有科学和前瞻性眼光。低生育 水平发达国家的苦恼和社会政策的出台也为世界 上不同类别生育水平的国家提供了很多应避免的 教训和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第五篇：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1、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答：
1、以皇帝为中心，高度集中权力
皇帝个人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利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以后就着手建立和健全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此后，这种政治体制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在人神关系上，鼓吹君权神授，君权至上，以神权服务于君权，使政权与神权相结合，以神权作为政权合理性的依据。在君臣关系上，宣扬君令臣从，臣效死忠，下级依附上司，全国依附君主。在权力配置原则上，君主一人全面垄断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财政、军事和文化教育大权。
2、人治高于法制，人治的实质是独裁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在高度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下，行政权力包揽一切，实行人治。虽然每个朝代都曾制定和修订法律，但政治生活的主流是人治而不是法制，尤其是君主的言论，可以任意冲击、取代法律。
3、具有制度的完备性、周密性和成熟性
中国古代政治机构的设置相当完备，从君主到臣僚，从中央到地方，上下相依、交叉相连，统治法网严密周全。
4、宗法制残余严重影响到古代政治制度建设，父权观念深入人心
居家为孝，事君为忠，借助父权来加强君权和行政权
5、儒家思想长期影响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在漫长的政治制度发展过程中，儒家经典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历代各项制度与政策的依据。
6、贵族特权和官僚政治伴随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始终。
7、上述特征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还具有外戚、宦官交替干政祸国，将城市作为统治的中心，“明君”“盛世”的重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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