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救助一个人到帮助更多人

第一篇：从救助一个人到帮助更多人

从救助一个人到帮助更多人

玛莉亚女子医院与本报共推“健康希望工程”

——倡导互帮互助，共建和谐社会

四方伸援手，爱心谱和谐

一对来自贵州山区的年轻夫妇，丈夫遭劫匪刀刺致重伤，拖欠医院巨额医药费，妻子身怀六甲，无奈跪街乞讨，遭遇路人信任危机，一小时仅得5元捐助。杨花夫妇的境况经本报报道后（详见本报8月30日A11版），得到众多好心人的声援，多名读者先后前往医院捐出善款，妻子杨花更得到云南玛莉亚女子医院的免费产前检查及免费分娩援助（详见本报8月31日A16版）。

也有网友在本报QQ群留言“再被骗一次也要帮她”，“社会上的确有很多骗子，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次受骗就把我们的爱心冰封起来”，“帮助一名孕妇，有两颗心都在感谢你”„„

原本一场足以毁灭一个家庭的悲剧，在广大爱心人士的帮助下，最终演变为一曲充满温情与人性关怀的和谐之歌，我们在由衷地为杨花夫妇感到高兴的同时，更加欣慰于大众意识里所展现出来的人性光辉，理解、互助、爱心和善良，不正是推动社会走向和谐的强大力量吗？ 从救助一个人，到帮助更多人

作为媒体，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爱心行动昙花一现，爱心行为固然应该得到颂扬，然而，如果我们的同情和爱心只能在这样的个案上得到兑现，那不正说明爱心已成为我们社会的稀缺资源了吗？所以我们更希望能够推动某种形式的建立，让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关爱成为常态。同时我们更希望爱心的表达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施舍，因为我们认为，需要关爱的不仅只有弱势群体，当我们身心疲惫、或受到病患的折磨时，每个人都需要来自他人的关爱；爱心的表达也不应该只停留在物质援助层面，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次机会的提供、一点知识的分享„„都能让我们格外温暖！

当关爱成为一种互助行为，当爱心实现了平等表达，我们就能生活在一个更加温情与祥和的社会里。

帮助他人的人，也需要帮助

和谐社会，是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社会交往、情感交流、利益交换，才是和谐社会的根本与基础。在我们身边，许许多多具备了道德感和良知的人，都在向他人伸出援助之手，正是他们用一己之力一点一滴地为社会、为他人、为身边需要帮助的人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友爱与仁慈之心，才使得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不是梦想。然而，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也许他们自己同样需要别人的帮助，他们给予别人帮助时，是不索回报的，作为肩负着社会责任的企业，有义务为他们提供帮助。健康希望工程，关爱更多人，更多人来关爱

正是在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和美好愿景的推动下，本报与玛莉亚女子医院决定联合推出“健康希望工程”大型主题行动，健健康康地生活，是每个人的愿望，然而，由于生活压力大、日常保健意识淡薄，或者岗位特殊、健康易受损害等原因，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健康的，因此从面临健康危机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需要得到关爱——来自医疗行业的关爱。

在今后的活动中，“健康希望工程”会从以下方面重点展开： 第一，引导全民互助、创建和谐氛围。

少数的个人或企业，力量总是有限的，因此，只有你、我、他，只有每一个人都行动起来、参与进来，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和谐化。如果你身边有需要帮助的人、或者能为别人提供帮助的人、或者你能为别人提供一个得到帮助的机会，那么请告诉我们，本报将辟出专版，为所有提供帮助或需要帮助的人搭建交流的平台。另外，如果你身边有默默无闻的好人好事，也请告诉我们，玛莉亚女子医院将为他们提供健康帮助，我们一起努力，就能让好人得到好报。同时，如果你有开展互帮互助的好想法、新点子，也请告诉我们，也许你的一个想法，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第二，主题健康帮助行动。

“健康希望工程”将分阶段推出针对特定群体的主题健康帮助行动，包括针对特殊工作岗位（如公交女司机）的“健康才能奉献”行动、针对贫困女大学生的“健康就是未来（我觉得“成绩”不好！——这句话请删除！）”行动、针对贫困家庭女性的“健康就是财富”行动、以及针对患有疑难病症的女性的“健康就在春城”权威专家会诊行动，等。如果你有好的想法，请你告诉我们，我们将尽力采纳。

第三，主题健康宣传行动。

健康意识决定健康水平。因此“健康希望工程”也将提升女性健康意识、传播女性健康知识作为主要任务，我们将成立“‘有健康，才有希望’ 乳腺、宫颈筛查援济基金”，开展“健康希望工程社区行、企业行、高校行”系列讲座、培训、赠与活动，等等。

愿“健康希望工程”在本报与玛莉亚女子医院的全力推进下，得到广大读者的响应和参与，同时也希望相关单位和企业积极投身其中。我们相信，有了党和政府“构建和谐社会”重大战略的指引，只要社会各界、人民群众万众一心、各尽其能，就一定能推动“和谐社会”的早日实现！

第二篇：从管制到救助(社会保障学)

救助制度分析

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381号令，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救助管理办法》），并于8月1日施行，同时1982年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以下简称《收容遣送办法》）废止。国务院在极短的时间内通过并公布这项法规，表明了政府工作的高效率，也反映出政府对弱势群体生活的关怀。由于我国正处于快速社会转型期，流动人口规模巨大，流浪乞讨现象严重，所以，面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制度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这一法规出台具有特殊的社会背景，它反映了我国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本文拟对这一制度进行分析，并对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方向进行初步探索。

一、《救助管理办法》出台的社会背景

从国务院公布的《救助管理办法》的文本内容来看，它是对《收容遣送办法》的某种程度的替代和改进，而这种替代和改进与后者已不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及在收容遣送中出现的问题有关。《收容遣送办法》的变异和异化是《救助管理办法》出台的社会背景。

1.《收容遣送办法》的变异

收容遣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实施的整治社会秩序的工作。1982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问题开始突出出来。1982年国务院发布的《收容遣送办法》规定收容遣送的对象是：家居农村流入城市乞讨，城市居民中流浪街头乞讨的，其他露宿街头生活无着的。民政部门认为，这些人员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因灾害或生活困难流浪乞讨者，他们是社会救济对象；以乞讨为生财手段的好逸恶劳者，属于特殊教育对象；既流浪乞讨又无理上访或偷摸拐骗从事违法活动者，属于社会治安管理对象；少数犯罪逃逸或流窜者，属于刑事惩治对象。这样，收容遣送成为一项涉及社会救济、社会教育、社会管理和社会治安的多元性社会事务行政管理工作。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使越来越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寻求挣钱和生存之路，其规模每年达8000万之众。与此同时，城市国有企业改革的加速使下岗、失业日益严重，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员在城市之间的流动。大规模的、无序的流动人口必然给城市的公共秩序带来冲击，于是，中央政府在强调社会稳定的总目标下，越来越把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村流动人口当作管理的重点。1991年5月，国务院印发“国阅48号”《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将“三无”人员（即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收入的人员）纳入收容遣送之列。后来，收容遣送人员又扩大到“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不全的流浪人员。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有关文件再次强调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收容遣送越来越紧密地与治安管理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收容遣送办法》在实际操作中就发生了变异：一方面，收容遣送的对象从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和其他流浪乞讨者，变为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村进城但证件不全、住所不定者；另一方面，在性质上，收容遣送基本上没有社会救济的成分，而变成单纯的治安管理，即对被认定为危害城市社会秩序者的强制性收容和管治。

2.《收容遣送办法》的异化

进入90年代以来，中央越来越把维持社会稳定视为政府行政管理的最重要、甚至是压倒一切的任务，这也使得收容遣送在城市治安管理方面获得更加重要的地位。然而，治安管理任务重要性的加强又是以政府治安管理能力的不足为背景的。这表现为：

第一，治安管理人员的数量不足和能力不足。城市中缺乏足够合格的治安管理人员，许多治安管理人员简单地理解收容遣送，把它看成是强行管制，即行使权力。

第二，收容遣送工作经费不足。按照民政部门的说法，尽管多年来全国用于收容遣送的经费有所增长，但是由于物价上涨等原因，收容遣送工作经费明显不足。为此，民政部门采取了争取领导支持，发展站办经济和对被收容人员来站认领等办法。这样，在执行政策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在收容遣送过程中就会出现执法者的越轨行为。

在《收容遣送办法》已经发生变异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刚性的收容遣送任务（这常常与某种政治活动相联系）和不严格的收容遣送规则可能会促使某些人员为了完成任务而滥用权力甚至以权谋私。见诸报端的有：某些城市擅自扩大收容范围，那些刚刚进入城市尚未找到工作或未落下脚的农民被收容起来。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在城市中有大的政治活动时），甚至一些正常的进城务工者也遭受驱赶。某些“执法者”为了完成上级分配的收容任务，野蛮地对待进城农民，比如撕毁他们的合法证件。有的收容所将收容变成“创收”手段，向被收容者收取数额不菲的“遣送费”、赎身费，一个小城市5年内竟从1万多被收容的农民身上获取320万元的现金。至于被收容者在收容所遭到毒打也并非绝无仅有，“孙志刚案件”只是被揭露出来的、比较典型的一例。

3.《收容遣送办法》异化的制度原因及其后果

（1）《收容遣送办法》由顺利执行到发生变异，再到异化，在收容遣送过程中发生不容忽视的违规及恶性事件，虽然有治安管理人员个人方面的原因，但是应该主要反思的是制度方面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一些方面：

第一，用治安管理替代了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济和教育。虽然收容遣送从一开始就有治安管理的目标追求，但毕竟对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济被放在首位。后来，这一目标几乎完全让位于治安管理，并且越走越远。

第二，刚性的任务和低约束的手段。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变化，政府越来越把社会稳定、安定团结置于重要地位，甚至地方政府的常年的首要任务就是抓社会稳定。由于这一任务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具有刚性特点，而在方法或手段上却缺乏应有约束，所以出现了随意扩大收容范围和采用不合法手段的现象。

第三，上级只注意任务完成情况，而对过程缺乏必要的监督。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的行政管理系统普遍实行“目标责任制”，实际上是自上而下的强制完成任务制。上级只关心最终目标的实现，而不管完成任务的过程。收容遣送有任务指标，这极可能造成乱收滥抓。

第四，经费约束使收容遣送由救济变为创收。工作经费的约束使收容站的运行发生困难，收容遣送对象的变化使收容站由救济转向创收。民政部门普遍反映收容工作经费紧张，为此，一些收容站兴办合法的经济实体，也有的在收容对象上打主意，如收取“赎身费”，权力成为一些人非法谋取不义之财的机会。

第五，收容遣送工作缺乏监督。由于收容遣送被纳入治安管理，在不少城市又由公安部门执行，这使得收容遣送成为一个封闭的过程。即使收容所的工作，也因其特殊性质而处于封闭状态，被收容人员没有反映自己意见的机会，对收容遣送工作也没有有效的社会监督，这极可能产生执法者违法的现象。

（2）《收容遣送办法》被异化和滥用产生了诸多不良后果。

第一，它损害了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在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和城市社会秩序治理的目标下，流入城市后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获得的合法救助减少，一些进城务工、但暂无机会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伤害。

第二，恶化了城乡关系。由于后来的收容遣送主要是针对流动人口的，而流动人口中又以进城务工的农民为众，因此，收容遣送在某种程度上是用戒备的观点来对待进城农民的。这实际上是在恶化进城农民对城市的看法。

第三，丑化了政府的形象。随着《收容遣送办法》被滥用，政府已不再扮演对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的救济者的角色，而是管治流动人口，有的地方甚至靠此创收、以权谋私，这就大大地伤害了政府的形象。

第四，积聚社会不满，积蓄社会冲突。异化了的收容遣送是以强制、权力、惩罚为特征的，在此过程中某些工作人员的粗暴、对人的伤害会带来被收容者的不满，并可能形成潜在的社会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收容遣送办法》被替代，《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就是合理的和必然的。

二、从管制到救助：制度的进步

1.《救助管理办法》的实质是一项社会福利制度

新公布的《救助管理办法》并不是对原来的《收容遣送办法》的全部替代，而是对它的部分政策，即其社会救济部分的改进和发展，至于对流动人口、“三无”人员的管理和规制则不属于《救助管理办法》的管辖范围。

从《收容遣送办法》到《救助管理办法》是一种制度上的进步，这反映在如下一些方面：

第一，平视受助对象而不是污化受助对象。如上所述，不管是制度规定还是在工作人员中，流浪乞讨人员一般被视为懒惰、好逸恶劳的另类，因此，从意识上对他们没有好感。《救助管理办法》则用比较平等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认为他们在城市生活中遇到了暂时困难，而不是他们的本性有问题。

第二，救助而不是管制。在对对象看法发生变化的基础上，工作方法也发生了变化，即帮助生活无着落者度过困难，帮助他们恢复正

常生活，而不是把他们视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而进行管制。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基本上脱离了公安系统，而由民政部门负责，基本上排除了管制的成分，这是本质性的变化。

第三，给受助者以选择的权利。《救助管理办法》给予流浪乞讨者向救助站求助的自由，规定他们的合法权益不能侵犯，从而把受助者的选择置于重要地位。这体现了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对人的尊重，在中国救济、救助史上也是全新的。

第四，政府承担社会责任。《救助管理办法》反映了政府的责任意识，从经费保障到提供服务，政府基本承担了全部责任。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是政府的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个人责任观，这符合现代社会救助的主流的意识形态。

总的说来，《救助管理办法》不但是对已经走偏的收容遣送的矫正，而且是一种进步，它反映了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新理念。

第三篇：从标准到更标准

从标准到更标准

2001年，德阳市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成立，作为首批入驻单位之一，德阳市工商局在全市行政机关中率先撤销自身建立、已运行五年、效果良好的政务大厅，整体入驻市政务中心。

人人是优良环境，个个是服务标兵——入驻之初，工商局政务中心窗口即提出这一宗旨。全体人员认真落实“两集中、两到位”，全力实施“590”工程，打造标准化服务窗口。“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提高政务服务水平，让工商窗口创一流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德阳市工商局局长施强说。

打造标准化服务窗口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各项科学规范的制度，标准化建设实施过程中，“人”这个关键因素得到充分重视。除了对工作人员的基本学历、业务水平等方面的 “硬标准”，窗口还提倡和鼓励自学，每对业务人员至少进行一次相应的专业测试。

其实，在工商局自己建立政务大厅之时，相关工作已有很多规范，而通过“标准化”创建，工商局政务中心的窗口建设、窗口管理、政务公开、服务行为、服务质量都达到了标准化。“五化”使窗口工作更规范、更标准。按时上下班，窗口工作平台整洁，工作人员挂牌上岗，服务主动热情„„种种细节正是“标准化”创建的种种体现。

从高效到更高效

充分发挥登记职能，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提供便捷高效的登记服务是工商窗口的重要工作。

入驻之时，工商局就将企业登记受理审核全部纳入窗口工作，共整理、修订120类工商登记一次性告知单，把办理证照和其他事项的步骤印成“明白纸”，把登记事项、依据、条件、程序和期限、登记示范文本、监督电话等内容向社会公开，让企业和前来办事的群众“一看便知、一问便明、一查便懂、一办便成”。

对于申请办理企业登记的，工商窗口提前介入，主动提供优质、高效的指导和服务。尽量缩短登记时限，对资料齐备的当场予以办结。同时，注重提升服务质量，首先对登记注册窗口职责、权限、岗位目标、工商办事指南等进行公示，提供与审批事项相关的备查资料，方便企业和群众查询和办事。此外，工商窗口采用电子显示屏公示等模式，接受监督。

2008年10月，工商窗口增加了企业电子档案查询服务项目，是全市目前唯一一个提供此项服务的行政机关，已办理500余户企业的电子档案查询。2009年，工商窗口在政务服务中心率先增设“德阳市私营企业协会工商事务免费代办点”，为广大私营业主和普通群众免费代办工商事务，已帮助100余户私营企业办理相关登记。为切实提高行政效能，2009年10月30日，工商窗口又正式开通网上登记，凡是市区内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均可以通过网上登记系统申请办理营业执照。“我们作为申请人足不出户就能向登记机关提出申请并进行沟通，比起传统的登记过程，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为企业的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许多企业纷纷从红盾门户网站上提交登记申请。

从满意到更满意

从取得营业执照开始算起，什邡市大爱感恩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已有5个月时间。说起公司的顺利成立，企业和什邡相关部门对德阳市工商局窗口的办事效率及服务态度至今仍赞不绝口。

作为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在德阳投资的企业，大爱感恩科技有限公司的各种手续比较复杂。为此，工商窗口从企业筹划的每一个环节，都安排专人联系企业经办人，帮助企业理顺各类手续。5月18日下午，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工作人员前来办理其拟设外商投资有限公司的设立登记，并希望能当场领取营业执照。工商窗口工作人员在审查企业资料时，发现其提交的资料不齐全，且经营范围涉及到相关部门的前置审批，怎么办？工作人员二话没说，陪同办事人员等待前期审批部门的相关文件，直至7时30分，企业设立资料才提交齐全。工作人员随即又进行延时服务，加班为企业颁发了营业执照。这不但让办事人员感动，什邡市委办公室也特意写来感谢信。

在工商窗口，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紧紧围绕“创优环境兴德阳，改进服务促发展”主题，工商窗口大力加强自身建设，实施“优化创新”工程，通过创新服务机制，提供延时服务，大力支持德阳重点项目建设。进一步优化准入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方便条件。同时，工商窗口不断在提高服务质量上推出新举措，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群众的好评。

在办理“西博会”签约项目期间，工商窗口专门制定了得力措施，为签约项目注册登

资阳市工商局主要领导及有关领导分别对工商窗口工作和

窗口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要求工商窗口工作要主动增强服务意识，从六个“更”字上下功夫，即：共识要更强、目标要更高、把关要更准、效能要更佳、协作要更好、形象要更美，做到内提素质、外树形象，确保勤政高效，并表示将进一步完善相关激励机制，消除窗口人员的后顾之忧。

第四篇：林丹到场助阵铃基金 签名拍卖望帮助更多人

林丹到场助阵“铃基金” 签名拍卖望帮助更多人

10月20日，南京电动车展会，台铃品牌展台一位意想不到的参观者引起现场一片轰动。奥运羽毛球男子单打冠军林丹到场参观台铃品牌展台，并与深铃集团总裁姚立先生一同助阵台铃品牌爱心公益基金“铃基金”的启动仪式。

中国国家田径队官方指定电动车品牌-台铃电动车秉承“感恩社会、奉献公益”的企业社会责任宗旨，长期致力于以企业之力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并以“好品质缔造好品牌”的经营理念指导企业公益行动，努力成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优秀社会企业公民。

此次，台铃自筹资金设立了非公募的台铃爱心公益基金--“铃基金”。“铃基金”以“爱心回报社会，支持公益事业”为宗旨，以指定产品线销售利润抽成，品牌明星、社会资产捐助，企业内部捐款为主要资金筹措渠道，用于支持中国田径事业、特别是青少年体育运动的发展，爱心学校建设，发展绿色交通，援助社会突发灾难事件等以体育公益为核心的全社会、全方向公益事业。

“铃基金”启动发布会现场，奥运冠军林丹亲笔签名并现场拍卖台铃系列电动车三辆，共得21.1万元，另外还拍卖了亲笔签名的球拍及球包各一支，金额为3.7万元，拍卖所得成为“铃基金”第一笔到账公益资金。

林丹表示：“拍一辆我签名的电动车，我们不在乎拍多少钱。这样的仪式让有能力的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任何公益活动都需要全社会一起共同努力，长时间去帮助他们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们。在我未来多方向发展规划中加入社会公益事业是一个重要部分，能成为台铃品牌公益基金的启动嘉宾是我的荣幸，并希望社会各界关系支持我的朋友都能为这一基金的发展贡献力量。我希望能够走访一些需要帮助的地区和学校和孩子们见面。”

作为“铃基金”的践行之笔，2012年9月，深铃集团总裁姚立先生亲自监督实施了一次公益活动，前往福建龙岩上杭古楼小学捐赠了一批助学物资！姚立先生表示：“台铃及相关品牌长期组织实施各类公益活动，这次成立'铃基金'是为了能将我们长期积累的公益资源进行整合统筹，更好的服务于社会，更有力的实施公益行动并接受社会的监督。此次邀请林丹先生启动'铃基金'也是希望所有'铃基金'的工作人员能感受到他拼搏、进取、顽强的个人魅力，同时指导他们今后的公益工作。并希望林丹先生的社会知名度能帮助'铃基金'的启动建设，汇聚更多的社会力量！” 启动发布会上，台铃品牌表示，今年将会续约中国国家田径队，继续以民族企业力量支持中国田径事业稳步发展至世界水平，并希望能以国家队的力量更好地支援基层公益体育发展，实现企业、社会、公益的有机整合及全方位发展。

第五篇：从救助到福利中国残疾儿童福利发展的路径分析

从救助到福利

——中国残疾儿童福利发展的路径分析

姚建平梁智

2013-3-21 15:38:26来源：《山东社会科学》(济南)2010年1期

我国传统残疾儿童的替代性模式与新的社会发展形势显得很不适应，已经不能充分照顾到社会中所有类型残疾儿童的需求，也不适应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进程。因此，这就有必要对残疾儿童福利模式进行改革和重新定位，努力推进我国的残疾儿童福利模式逐步从“替代性”为主向“补充性”和“支持性”模式转变，即由“救助式”逐渐转向“福利式”，从现阶段来看，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特别重视：

首先，传统残疾儿童民政福利应该有所拓展。我国传统残疾儿童福利服务的范围主要限于儿童福利机构中的残疾儿童，这是不够的。在服务对象上，可以由机构内的孤残儿童转向社区内所有儿童。在服务方式上，除了传统的院内照顾外，可以进一步拓展收养、家庭寄养、“类家庭”等多种形式。在福利机构的功能定位上，不仅仅是传统的“养”、“教”、“治”，而要注重儿童情感和社会交往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以便他们更好的融入社会。另外，需要大力扶持和建设社区康复服务体系。社区康复就近就地、经济适用，指导、帮助残疾儿童和患者家庭在基层社区进行康复训练，特别适合我国残疾儿童数量大、分布广、经济条件有限的状况，也符合国际发展趋势。

其次，加强残疾儿童福利方面的立法，探索残疾儿童津贴制度。我国儿童福利方面的立法带有明显的计划体制特征和补救性特点。各种政策和条例在规范残疾儿童福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与我国残疾福利事业走向法制化和社会化不相适应。我国目前有大量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残疾儿童，国家对这些残疾儿童的支持远远不够。原始家庭是残疾儿童成长的最佳场所，因此政府有必要介入残疾儿童的家庭抚养，在适当的时候推出残疾儿童家庭津贴制度。

最后，残疾儿童福利的专业化取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一些高校陆续启动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为残疾儿童福利专业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广泛的人才来源。残疾儿童福利的专业化问题，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制度问题。目前在我国从事残疾儿童福利研究的专业队伍尚未完全形成，需要整合包括民政部门、卫生部门等在内的政府职能部门，包括妇联、共青团等在内的社会群众团体、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以及社会上与儿童工作有关的一切力量，逐渐构建起一支中国残疾儿童社会福利的理论研究队伍。在制度建设方面，我国残疾儿童福利的专业化需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对现有工作人员的培训。已在工作岗位的工作者，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地提高专业素质，加强职业技能。以残疾儿童的护理为例，目前发达国家的残疾人护理正在从生活护理转向残疾人的自理能力的培养，这对于护理人员专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要提供制度的保障，推行社会工作者的资格认证制度。以残疾儿童的康复为例，目前在儿童福利机构里的“康复医师”和“康复治疗师”大多是由其他临床专业的医务人员来担任的，甚至还有一部分是由护士转岗成为治疗师的，大多都没有经过统一培训认证就上岗。因此这类人员需要进行进一步系统化继续教育培训，通过一定的法律或制度，使他们能够持证上岗，为残疾儿童提供更为专业的治疗和保护。第三，通过解决福利服务工作者的职称问题，使他们与其他专业职称的工作人员一样，在使用、晋升、待遇等方面受到政府、社会的关注，从而实现专业化。例如，我国康复医学科和康复从业人员准入制度不规范，民政系统没有独立的职称评定专业委员会，国家在康复医学职称评定方面还存在许多政策问题，一些中专和高校培养的康复医师和治疗师在进入康复领域工作时感到发展空间受限，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这一领域工作人员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