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参与”实现地方治理(书评)[范文大全]

第一篇：通过“参与”实现地方治理(书评)

通过“参与”实现地方“治理” ——读《参与式地方治理研究》

赵光勇 杭州师范大学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与“善治”开始成为政治学的“时髦词汇”。“治理（Governance）”意味着对传统的“统治”和“行政”模式的超越，是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奥斯特罗姆在《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中所说，治理是一个比地方政府范围更大的对话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政府需要与其他组织建立起一种在开放的公共领域进行对话和互动的关系。而“善治”则是“治理”追求的目标。对政府而言，“善治（Good governance）”是比“善政（Good politics）”更高的要求。仅有“善政”是不够的，光靠政府一家不能实现“天下大治”。衡量“善治”可以有两套标准：“程序标准”和“绩效（结果）标准”，但只有一个纬度：能否实现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公民的参与和政府的回应或责任性既是“善治”的“程序指标”，又是“结果或实质指标”。如2008年出台的中国治理评估框架的第一条就是“公民参与”。因此，可以说公民参与对于“善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无参与，则无治理，更无善治。《参与式地方治理研究》一书，正是从制度绩效的角度来研究治理，探讨“参与”给地方治理带来的变化及其存在的问题。

参与式治理：凸显参与对于地方治理的意义

治理最适合、最见效的舞台在地方或基层。由于地方事务与公民福祉息息相关，公民对地方政府失灵感觉最敏锐、最直接。上世纪80年来以来的地方政府改革运动，经历了政府职能转变、工具创新、地方分权以及地方自治，从管理走向了治理。地方治理作为政府、私营部门、公民社会对地方事务的合作管理过程，对政府而言，是治理模式的大转型。

参与是治理的应有之义，在地方事务的公共管理过程中，只有充分发挥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的作用，才能实现地方事务的“治理”。而参与式治理（也有学者称为“赋权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治理模式，更凸显参与在治理过程中的作用。

参与式治理的出现，有其理论需要和现实的背景。首先是民主的考量。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代议制民主的弊端日益暴露，出现“民主的赤字”。为此，学者们建构了“参与式民主”、“强势民主”、“协商民主”等理论来克服这种现象，其指导原则如科恩在《论民主》中所说：“凡生活受到某项决策影响的人，就应该参与那些决策的制订过程。”学者们认为，参与式民主能够强化政治效率感，弱化人们对权力中心的疏离感，培养对集体问题的关注，塑造良好的公民意识。参与式治理被看做是“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或“强势民主”的实践。参与式治理通过扩展公共政治参与的程度和规模来深化民主。

参与式治理的出现，伴随于政府治理模式转变和治理概念的大行其道。传统的官僚制无法应对日益增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政府管理模式开始越来越僵化、缺乏回应性和效率低下。与此同时，随着政府职能扩张，官僚机构和公务员队伍也相应膨胀。政府固有的弊端如官员的自利行为、寻租腐败、漠视公共利益等也日益暴露，从而导致公民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对政治怀疑甚至冷漠。为解决市场失灵产生的凯恩斯主义却带来了政府的失灵。治理理论是针对政府合法性弱化和政府失灵提出的，意味着政府治理模式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倡导政府与社会的伙伴关系。参与式治理更加强调治理过程中的参与，凸显公民个人或团体在治理中的作用。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和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政治合法性危机，建立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治理

参与式治理还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治理过程中参与度越大，信息就越充分，就会有更好的结果。盖伊·彼得斯在《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写道，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与低层公务员和普通公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相关的计划和政策对他们影响最大，他们对此掌握的知识和信息也最多。如果这些知识和信息能够发挥作用，政府就会表现得更好。官僚体系内的专家无法获得制定政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有时甚至得不到正确的信息。因此，如果排除公众对决策的参与，就会造成政策上的失误而不能实现预定的治理目标。彼得斯写道：“要使政府的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那些一向被排除在决策范围外的成员，使他们有更大的个人和集体参与空间。”在《美国地方政府》中，奥斯特罗姆也认为，地方知识是重要的，地方机构、国家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的合作也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为开发和利用地方知识，并为多层次的合作提供适当的制度基础。

完美的决策需要对现有资源、需要和满足需要的途径有充分的信息。事实上，信息占有是不对称的，信息不均衡地分布于不同层次。政府和官僚层外的人可能占有前者没有或不充分占有的信息。参与式治理的目标就是克服这一问题，通过引入最大化的透明和信息共享的程序。在这一程序里包括所有的利害相关人，包括政府、官僚、最初受益人、相关受益者等走向一个可行的共同决策。

《参与式地方治理》围绕参与式治理在台湾和浙江两地的实践经验，聚焦“参与”在地方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分析了海峡两岸地方治理的进展和现状、问题与挑战等。作者们结合了目前参与式治理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参与式治理与政府制度创新、参与式社区治理、决策过程中参与式治理以及参与式治理实践中面临的一些问题与挑战。

参与式治理：重塑地方政府与公民关系

参与式治理是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者合力，共同致力于公共事务。参与式治理要求政府重新定位其职能和角色，要求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或者说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从单向度的权力运作到双向的分工合作。

参与式治理重塑地方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构建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治理网络。参与式治理主张政府与公民建立良性的互动合作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增强政府与公共行政机构、公民和其他社会主体如媒体、学校和私人、第三部门的合作和伙伴关系。斯蒂芬·弗里德曼在《后隔离时代南非的参与式治理和公民行动？一文中写道，政府为什么允许公民社团变成治理中的伙伴？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确保政府政策目标的实现。政府可能认识到没有有组织的公民参与他们的目标是不能实现的。公民的默许或积极支持对政府目标实现至关重要。为了确保所需要的合作，政府邀请这些公民团体的代表参加决策和监督执行，确保政府的平稳运行。换句话说，政府希望鼓励公民参与使决策更容易。张康之在《论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一文中也认为，各种非政府的、非营利的组织发展迅猛，它们以各种方式同政府部门进行协商、对话与合作，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适应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变迁和发展。政府在制定有关政策如社会经济政策时，与社团如工会、雇主协会等进行协商，并以协商结果作为公共政策的依据。这在目前更多地表现出参与治理的特征，却应当看做是合作治理的起点。

参与式治理对于地方政府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压力和催化剂。在《参与式地方治理》一书中，第一编的三篇文章分别就台湾桃园县的地方治理和产业聚集的关系、杭州的人民建议征集制度以及地方政府改革的创新持续力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研究。

在参与式治理中，政府和公民社会同为治理活动的主体，因此，必然要求建立二者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这一新型的政府与公民模式是对传统政府与公民两极摇摆关系的超越。传统模式下，政府与公民关系处在两极摇摆的状态：一个极端是一切推给社会，扩大社会自主领域，政府干预越少越好；另一极端是社会发育不起来，一切依赖政府，全能政府政府大包大揽。

“治道变革”所带来的政府职能转变意味着政府与社会权力的合理分割和治理模式的转型。参与式治理通过公民参与来培育公民社会，在公民社会和政府之间建立和互动合作的伙伴关系。参与式治理不只是公民参与政府治理，而且是政府参与公民社会的自我治理。而且，参与式治理所倡导的公民大会和民主协商，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创设了一个对话、交流、协商、合作的平台；互联网公共论坛的发展，增强了政府的回应性，成为政府与公民沟通和理解的新纽带和桥梁。参与式治理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无缝”对接，塑造良性互动的政府与公民关系。另外，参与式治理中的公民参与预算和政府绩效评估，也强化了政府的责任意识和政府与公民的关联。

通过“参与”优化政府决策

在多数学者看来，参与式治理是一个“决策框架”，是一种运用民主的方式使公共决策更加审慎、透明和责任的努力。K.帕帕达基斯在《公民社会、参与式治理和体面工作计划》书里写道： “在这个框架内，公共事务的运转并非单单委托给政府或行政当局，还涉及到国家和社会团体的合作。参与式治理不仅被视为一种有效的公共管理工具，而且更经常地看做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

参与式治理作为一个“决策框架”，有利于政府自身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参与式治理认为，要使政府的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那些长期被排除在决策范围外的成员，使他们有更大的影响决策和参与决策的能力和空间。目前我国各地的人民建议征集制度、听证制度、公民会议等，正是参与式治理的不同形式。通过公民广泛参与决策，不仅确保了政府决策的科学化，而且做到了民主决策。因此，对决策过程的参与，是参与式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研究参与式治理的一个重要考察点。赵伟的《地方政府竞争：多层次的考察》和蔡妮纯等的《由成长机器观点论证论证台北市北投空中缆车建置之政策网络》是这方面的尝试。

社区的参与式治理

社区是参与式治理的舞台之一。从世界范围来看，多数参与式治理的成功案例都是在地方和社区层面。参与式治理从基层入手，优化政府决策和治理行为，培育公民社会，促进公民参与，通过项目和行动的实践推广，达致治理模式的转型和治理目标的实现。对于中国而言，“参与式治理”的提出与地方治理和社区建设密切相关。我们的地方治理模式变革正是从参与式治理的理念出发，赋权于公民，在政府、公民个人和团体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使各种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决策，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同样，社区的参与式治理是多方合作的结果，在社区参与式治理方面，一些NGO也发挥了很大作用。王敬尧在《参与式治理：中国社区建设实证研究》一书中，也重点探讨了社区的参与式治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权和关系调适催生了社区居民参与的制度空间。基于社区事务管理的自组织参与方式，与政府和公民的合作参与一起，构成了中国式的参与式治理形式，也是未来我们治理创新的方向所在。

社区的参与式治理，成功之一就是要有一个强大积极的公民社会。然而，中国的难题是：我们的国家与社会向来没有清晰的分野。健康的公民社会的缺失使得我们对“大政府”极其偏爱，“大政府”反过来又强化了社会的脆弱性和延缓了公民社会的自我发育和成熟，如此导致的公民社会发展滞后是中国政治发展和治理转型的一大障碍。参与式治理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要有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强大的公民社会整合“原子化”公民个人的力量，对内维持社会自组织的韧性，对外以集体的力量与政府进行博弈合作，如此不仅实现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协同治理，而且在这过程中捍卫公民的个人权利。

《参与式地方治理》的第三编中，四位作者也分别探讨了中国的公民社会、社区建设中的非营利组织以及社区的网络治理等。

参与式治理：理论的限度与现实的挑战

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理论解释框架和实践模式，有其自身的应用限度。《参与式地方治理》的第二部分，结合参与式治理和协商民主的实践，给出了一些经验和思考。大致而言，参与式治理理论的限度以及在现实实践中的遇到的挑战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首先，如何处理好集体行动中的“谁来参与”和“谁来主导”的矛盾。参与式治理要求利害相关人的参与，是政府、民间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合作治理。在治理过程中，相关各方要充分协商，做出决策并加以执行。如何协调政府、公民组织甚至外部团体的行动就是一个大的难题，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通过协商来解决，然而协商产生分歧怎么办？如果仍然是政府说了算，那参与式治理就变成了一个“时髦的口号“；如果公民组织说了算，那么如何保证公民组织不被利益集团收买或占据？即使真正做到了赋权于民，这时候又会出现“集体行动的困境”。而且，如同治理一样，参与式治理对“平等参与”、“伙伴关系”、“多中心”的过分强调可能导致治理过程的无权威和无中心，进而损伤集体行动的能力。

其次，如何处理好地方知识和专业知识、多数和少数的矛盾。正如余逊达在《参与式地方治理》导言中所言：在一个分工的时代，人民是否真有足够的能力和知识去参与公共事务的处理？理查德·博克斯在《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书中认为，民众往往从具体的事务中组建提取并建立概念，他们并不习惯广泛而抽象地思考问题。公共管理当局与公民委员会经常会在观点上产生分歧，并且很难就某些议题达成一致。张康之认为，在官僚制的层级结构中，无论怎样动员或接纳公众的参与，也不能够改变权力由少数人执掌和行使的现实，至多也只是赋予了权力更加温和的面目和愿意妥协的假相，其实，权力支配过程的性质并不会发生改变。公众对政府事务的参与并不能决定政府的过程和程序必然在公共利益实现的轨道上，一个普通的公民担任了政府职务或参与到政府运作过程中来，也无法保证不会染上官僚主义。张康之批评说，热衷于参与治理的学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努力去探索如何改善参与治理。

最后，如何平衡“外部资源”与“内部力量”？“参与式治理”的落脚点在“治理”上，而治理，尤其是地方治理归根到底与公民最为利害相关，因此他们才是根本的力量。政府和志愿团体的参与，是为地方治理提供了外部支持的资源。问题是：外部力量推动的革新和改变，只能持续一段时间。一旦外部的支持没有了，公民的参与热情退去，一切又恢复以往。有的学者因此认为，参与式治理的成功取决于政府的意愿。如何保持参与式治理实践的长期稳定性，就需要培植“内部力量”。参与式治理通过政府的赋权、志愿组织的推动、公民在决策和实施过程切实的参与，培育公民的民主素养和公民精神。从这个意识上讲，一些学者将参与式治理称为“民主的学校”。从“民主的学校”学到的民主素养和公民精神，就是自身“内生”的力量。即使外力去掉，这个力量也能确保参与式治理的良性运转。海奈特和斯密斯认为参与式治理的成功取决于文化。在他们看来，参与式治理被认为能够带来更好的政府，更好的决策和更好的公民。但是，它的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和地区背景。他们所说的文化和地区背景，便是“参与式治理”需要的“内生力量”。

余逊达、赵永茂主编：《参与式地方治理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

第二篇：通过参与实现正义：论刑事诉讼参与原则

「摘要」

为保障司法的民主性和公正性，刑事诉讼必须确保当事人和公民对诉讼的参与性。我国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当事人和普通公民对诉讼的参与性，并为此提供了有效的制度和程序保障。但是，我国刑诉法关于参与原则的规定也有一些亟待完善之处。

「关键词」参与、当事人、公民、依靠群众

基于保障司法民主和公正的需要，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十分重视当事人和普通公民对诉讼的参与性，参与原则由此被视为现代刑事诉讼法的原则之一。本文从考察参与性原则的理论基石出发，分析了参与原则的内涵，并阐述了参与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贯彻实施的现状和不足之处。

一、参与原则的理论基础

在现代社会，公众对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已被视为是现代民主社会的一项制度性优势和结构特征。它根源于这样一个心理学事实，即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人们自由权利的扩展，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受到他人的控制或限制，哪怕这种控制或限制对其本人来说是有利的，而是希望能够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这种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政治生活领域中的表现就是公众从未如此迫切地希望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管理，而作为对这一思潮的回应，政治参与权已经被现代法治国家普遍认同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而对公民参与权的保障，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尺。

从本源上考察，参与权理念的兴起实际上是近代以来国民主权观念的勃发。在封建专制时期，政治上崇尚“君主主权”，因此，国家的一切事务都由君主及其代理人来管理，国民只是被管理的对象而非管理的主体，国民没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当然也就没有办法保护自身权益。近代以来，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封建的君主神话，确认国民才是国家主权的主体，由此实现了由“君主主权”向“国民主权”过渡的国家主权原理的转换。根据“国民主权”的政治原理，必然逻辑地延伸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国家主权属于国民，那么国民就应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事务，就有权参与决定关系到自身利益的重大事务，参与权理念由此而得以兴起。

诉讼从来就是一个国家政治状况的反光镜，政治领域的观念变革和制度变迁必然映射于诉讼程序之上，“如果将法律理解为社会生活的形式，那么作为‘形式的法律’的程序法，则是这种形式的形式，它如同桅杆顶尖，对船身最轻微的运动也会作出强烈的摆动。在程序法的发展过程中，以极其清晰的对比反衬出社会生活的逐渐变化。”[1]近代以来，与政治领域的民主化趋势相适应，在诉讼领域也兴起了司法民主化的要求。司法民主化，首先意味着对当事人参与权的保障，“人们至少有理由期望，在作出关系他们的判决之前，法院听取其意见，即他们拥有发言权，”[2]这被视为是司法民主的底限要求。保障当事人参与权的观念基础是诉讼主体性理念，间接来源于国民主权观念。根据诉讼主体性理念，当事人不再被视为诉讼程序的客体，而是被视为积极参与诉讼程序的、享有各种程序权利和义务的主体，诉讼程序的设计和运作必须保障当事人能够富有影响地参与法院解决纠纷的活动。[!--empirenews.page--] 在刑事诉讼中，对作为当事人的被告人的诉讼参与权的保障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因为刑事诉讼以惩罚犯罪分子和保障无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为目的，不仅涉及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秩序，而且关系到公民的财产安全、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等重大权益，因此，在程序上必须确保被告人能够有效地参与刑事诉讼过程，并最终影响到法院作出关系其自身利益的判决。同时，也正是在这一参与过程之中，被告人的人格尊严才能真正得到尊重，被告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地位才得以凸显，“某人被允许参与诉讼也表明别人尊重他，即他受到了重视”。[1]在现代法治国家，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性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刑事程序公正性的重要标准。

从更为开放的意义上来说，司法民主化不仅意味着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而且意味着社会上一般公众对诉讼的参与。普通公众参与诉讼，一方面，是与诉讼作为一项解决社会冲突的国家活动密切相关的。因为司法权本质上是一项国家权力，普通公民对诉讼的参与实际上是公众对司法权运作过程的参与和控制，而这正是国民行使主权的表现，充分体现了国民主权原则；另一方面，从查明案件真相的角度说，国家司法机关处理案件的能力是有局限的，吸纳公众参与诉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家机关司法能力的局限，从而保证正确的司法决策；同时，普通公众参与诉讼，有利于形成司法监督机制，克服因职业司法官员的腐败所造成的司法不公，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完整意义上的参与原则应当从当事人参与和公民参与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和把握。

二、当事人的参与

在现代刑事诉讼理论和立法实践中，当事人被视为是诉讼的主体，因此，参与原则首先就意味着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

（一）知情权：参与的前提

由于当事人参与诉讼的最终目的在于参与司法决策的作出，因此，他首先应当知晓相关案件情况包括被控罪名以及案件处理的信息，因为决策的作出依赖于对相关信息的掌握，而信息只能通过对话交流而知晓，因此，知情权与参与权紧密相联，是当事人行使参与权的前提。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刑事诉讼中同样存在着“信息偏在”的问题，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的信息交流机制中处于弱势地位，其获取信息的渠道存在着天然的不足，因此，刑事诉讼尤其注重的是对被告人知情权的保障。

在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知情被视为是正当程序观念的基本要求，“对于任何将作出最后决定的诉讼中的正当程序，其基本要求是合理适当的通知，在任何情况下，通知利益相关的当事人即将开始的诉讼并向他们提供提出反对意见的机会”。[2]在加拿大，被告人有权被迅速告知逮捕或拘留的理由，因为除非知道他被捕的原因，否则它是很难进行自我辩白的，相反的，并且恰恰是很重要的，他倒很容易进行自我归罪。除非某人知道对它的控诉内容，它才能够作出一个真实的回答，当然，如果被捕者确有辩白的话，那么在最初的时间内，他就必须被赋予此种辩白的机会。同样的，如果某人有罪，但不知道控诉它的是何种罪名，他很可能就对自以为是的控诉的内容进行辩白，这样作的结果，只会导致成功的自我归罪，很可能比警察所控诉的罪名更严重，这也是为什么作为公正和公平游戏的一个基本条件，被捕者应被告知被捕之原因。另外，根据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的规定，一旦起诉罪名明确，被告应毫不迟疑的被告知。[3][!--empirenews.page--] 在日本，犯罪嫌疑人获得信息权被视为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案件处理程序的信息，首先必须提供给犯罪嫌疑人本人，“这时向犯罪嫌疑人提供信息的理由，不单是为了解除犯罪嫌疑人的不安，而且也意味着让他以主体地位参与自己的案件的处理”，“承认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是因为犯罪嫌疑人也有参加程序的权利”。[4]根据日本刑诉法规定，被疑人有请求告知羁押理由的权利、在被疑人请求时，检察官应将不起诉处分的结果通知犯罪嫌疑人本人。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知情权，也就意味着国家司法机关承担着告知义务：一方面，承担控诉职能（包括作为控诉准备的侦查职能）的警察机关、检察院应当向当事人开示或者告知控方所掌握的关于案件的相关信息。从各国的规定来看，都赋予警察机关、检察院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案件信息的义务。在这方面，罪典型的是，控诉方承担的证据开示义务；另一方面，作为中立裁判者的法院也应当向当事人及时通报案件的相关信息。

从知情权的客观范围来看，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应当知悉的情况包括两方面：（1）案件事[1][2][3][4]下一页 实。包括为何被逮捕或羁押，公诉机关是否提起公诉，被控何罪名，对方有那些证人出庭作证等等；（2）诉讼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非法律专家，对自己享有的程序上的权利也许并不熟稔，因此，在进行诉讼中，应当及时被告知拥有哪些诉讼权利。也就是说，国家司法机关承担着告知、提示权利的义务，例如在德国，法院以及警察机关、检察院等刑事追究机关承担着“诉讼关照义务”，即它们有义务帮助不熟悉刑事程序的被告人伸张自己的权利。根据德国刑诉法的规定，法院、刑事追究机关对被告人和其他参加刑事程序人员负有告诉、提示的义务。[1]再比如美国的“米兰达警告”规则，实际上也是赋予了警察机关对被告人的权利告知、提示义务。

从知情权的主观范围来看，哪些人在诉讼中有权知情，各国有不同的规定，但一般均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知情权。至于被害人，从各国的规定来看，虽然未将被害人也列为当事人，但在讨论知情权的时候，往往也将被害人包括在内，赋予被害人了解案件处理情况的权利。如日本在理论上认为应当赋予被害人知情权，因为“不向被害人提供审判信息，不单是剥夺了被害人参与程序的机会，而且还会让被害人对刑事司法产生隔膜情感。”[2]在德国，刑事诉讼法第五编专门规定了被害人参加程序，被害人可以作为检察院的辅助人员参与公诉。根据有关规定，被害人有权提出申请，要求应当向他通知程序终结情况。这说明被害人在诉讼中也享有知情权。

（二）形式的参与：在场权

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首先表现在当事人在诉讼中有权在场见证诉讼的过程。这一原则也被表述为直接在场原则。在场原则要求庭审必须在有当事人（控辩双方）在场的情况下进行，除了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以外，当事人不在场时，不得进行法庭审理，否则审判活动将归于无效。[3]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检察院应当出席各个刑事法庭。检察院应当参加审判法庭的审讯，任何裁判的宣布应有检察院在场。”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26条规定：“审判是在被召集作裁判人员、检察院和法院书记处一名书记员不间断在场情形下进行。”同法第230条第一项规定：“对未到庭的被告人不举行审判。”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82条也规定：“公审庭应当有审判官及法院书记官到庭，并由检察官出席的情形下开庭。”第286条规定：除了法定情形外，被告人在公审期日不到场时，不得开庭。[!--empirenews.page--] 但是，需注意的是，在场原则并不排除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下，在当事人不在场时举行审判。所谓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从各国刑诉法的规定来看，包括：（1）缺席判决。各国刑事诉讼法均规定，在法定情形下，允许法官在控诉方（自诉人）或者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根据到庭一方的陈述、辩论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4]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270条规定：“如果被告人未能不活，或未到庭，应该缺席审判。”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也规定：“检察官依其侦查所得之证据，足认被告有犯罪嫌疑者，应提起公诉。被告之所在不明者，亦应提起公诉。”（2）当事人是法人的。当事人是法人时，不便于出庭，因此，可以不出庭或由其代理人出庭。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83条规定：“在被告人是法人的场合，可以使其代理人到场。”美国刑事诉讼规则第43条规定，法人可以有全权代理的律师代表出庭，而被告人无需继续到庭。

（三）实质的参与：诉权

当事人在场见证仅仅表明当事人在形式上参与了诉讼，因为如果当事人不能有效影响法院判决的作出，那么他实际上仍然被排斥于司法对话机制之外，因此，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不仅是指形式上的参与，更重要的是指实质上参与。所谓实质的参与，是指当事人应当能够参与司法决策的作出，影响法院判决的形成。当事人对诉讼的实质参与是通过诉权的行使来实现的。按照现代诉讼的一般理论，检察官和被告人被视为是刑事诉讼中相互对抗的双方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权。虽然由于他们参与诉讼的目的不同、在诉讼中的作用各异，以致双方的诉权在形式上有所区别，具体表现在：检察院行使的是控诉权，而被告人行使的是应诉权。[1]但是，从本质上看，检察院的控诉权与被告人的应诉权都是一种诉权，即请求法院对纠纷予以裁判的权利。控辩双方享有诉权，才能在法庭上陈述、向对方当事人以及证人发问、才有权举证及质证等，才能最终影响到法院判决的作出。

三、公民的参与

（一）公民参与的途径和形式

公民参与诉讼与当事人参与诉讼的性质不完全相同，如果说当事人参与诉讼是当事人的一项基本权利，那么公民参与诉讼则更多地体现为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公民参与诉讼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为辅助者参与司法，例如作为证人等；另一种是作为决策者参与司法，例如作为陪审员。两种参与形式的内涵及所导致的相关权利义务要求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综合起来看，公民参与诉讼有以下途径和形式：

1、协助司法。从国家司法机关的角度说，受主客观条件的局限，国家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的能力是有限的，在许多情况下，国家司法机关必须借助普通公民的力量才能实现打击、惩罚犯罪的任务。从普通公民的角度说，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他们不仅有守法的义务，也有积极保障国家法律实施的义务，因此，公民在一定程度上有配合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的义务。普通公民协助司法表现在：

（1）充当控告人，检举犯罪。任何公民都可以控告、检举犯罪。一方面这是公民的权利。公民对犯罪的控告、检举犯罪表达了社会希望追究犯罪的民意；另一方面也为司法机关查获犯罪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来源。因为犯罪具有高度隐秘性，国家司法机关有时难以察觉，但是犯罪活动却与普通公众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公众往往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犯罪，并向司法机关提供情况，这就有助于司法机关及时发现犯罪、打击犯罪。在“无被害人犯罪”案件中，[2]公民的控告、检举对于打击、惩罚犯罪至为关键；[!--empirenews.page--]（2）充当证人，出庭作证。公民具有作证的义务，公民如果知道案情，必须出庭作证，不出庭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英美国家对此将以蔑视法庭罪论处，大陆法国家则设立拒不作证罪加以处罚。但是作为例外，在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况下，证人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3）配合侦查、打击犯罪。如配合侦查机关抓获现行犯或通缉犯，进行“诱捕”侦查等。需注意的是，配合侦查具有权利与义务的双重性。一方面犯罪行为不仅危害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而且直接威胁或侵害了公民个人的权益，因此，公民有反抗、打击犯罪的权利。各国均规定普通公民在面对现行犯等紧急情况下有无证逮捕权；另一方面，配合侦查也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公民若无合法、合理的原因而拒不与司法机关合作的，将可能被控犯罪，如《加拿大刑法典》第118条规定：“任何人无合理原因于公务员或安全官逮捕人犯或维持治安之际，经合理通知应予协助而不为协助者，为公诉罪，处2年有期徒刑。”《法国刑法典》第R642-1条也有类似的规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公民配合侦查的义务是有限度的，因为普通公民毕竟不是司法官员，不可能对其科以司法官员同等的司法义务。例如侦查机关可以采用诱捕侦查措施打击犯罪，实施诱捕侦查需要选择“诱饵”，以引诱罪犯实施犯罪，这个诱饵根据案情需要可以是侦查人员，也可以是普通公民，在一般情况下，如果侦查机关要求公民充当诱饵，公民不得拒绝，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在公民的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如让公民充当黑社会“卧底”，公民拒绝合作则是合理的，因为该义务已与普通公民的身份不相符。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协助司法，不再是法律义上一页[1][2][3][4]下一页 务调整的对象，而必须充分尊重公民自身的意愿。

2、见证司法。为保证司法过程的公开性和公正性，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公民作为见证人参与司法过程。在侦查阶段，采用强制侦查措施如搜查、扣押时，往往需要有公民作为见证人在场。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05条第二项规定：搜查住房、办公地点或者有圈围的产业时，如果无法官、检擦官在场的，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应当请搜查区的一名市镇官员或者两名市镇官员作在场见证人。另外，在审判阶段允许群众旁听公开审判的案件，实际上也是一种广义的见证司法活动。[1]

3、决策司法。决策司法是指普通公民作为直接作为裁判者审理、判决案件。这主要是指陪审制度。近代以来，陪审制逐渐发展为两种历史类型：一是陪审团制。即由公民和职业法官分工而进行审判的一种制度。陪审团审理事实，而法官适用法律；陪审团只决定“罪的问题”，即可罚性，法庭单独决定“罚的问题”，即刑罚程度。在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采用了陪审团制度。二是参审制度。即公民与职业法官结为一体，以合作方式进行审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公民与职业法官有相同的权限。在陪审团制度下所具有的陪审团和法庭在罪与罚之间的分工特点在参审制下并不存在。具体做法是从公民中遴选出一定数量的陪审员，陪审员与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混合庭”），共同负责审判活动。在法庭上，陪审员与法官权限相同，共同负责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决定对证据的认定和取舍，以及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参审制为大陆法系国家所广泛采用。不管是参审制，还是陪审团制，作为参与审判的公民，都具有作出判决权，是公民参与司法决策的突出表现。[!--empirenews.page--]

4、监督司法。这里的监督，不是广义上的社会监督，而是指公民依据法律规定对司法进行的一种法律监督。在这方面，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最为典型。在日本，设立有公民的检察审查会制度，根据日本检察审查会法的规定，检察审查会设在地方法院及其支部，目的是反映公民对公诉权实施的意见、衡量公诉权实施是否公正。检察审查会成员从拥有众议院选举权的人中通过抽签产生，共有11人。检察审查会的功能主要是对审查检察官不起诉处分是否适当，并对检察业务的改进提出建议与劝告。控告人、检举人、请求人或犯罪被害人提出申请或者根据职权，审查开始。但是，检察审查会的决议对检察官并没有法定约束力，但检察长认为应予起诉的决议正确时，检察官必须起诉。对此，日本诉讼理论上认为：“对于检察官作出的不起诉案件，公民经过审查，其中一定数量的案件被起诉，这件事的意义很大。这是公民参加公诉程序的法律制度，这个制度是很可贵的。”[2]

四、参与原则在我国的适用

基于发现实体真实、查明案件真相的考虑，我国历来十分重视吸纳公民参与诉讼，依靠群众（普通公民）办案被视为是指导我国刑事诉讼法运作的原则之一。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程序公正的理 念被引入，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权也开始得到重视。现行刑事诉讼法为当事人以及普通公民参与诉讼提供了有效的制度和程序保障。具体而言：

（一）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权有保障。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被害人享有知情权。根据我国刑诉法第64条、第71条的规定，拘留、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同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而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这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知情权的表现。与国外不同，我国刑诉法将被害人也列为当事人，我国刑诉法规定被害人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不立案的决定，有权获知原因；对于人民检察院所作的不起诉决定，有权获得不起诉决定书。这就赋予了被害人以知情权。

（2）检察院和被告人享有在场权。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就此作出明确规定，但是从司法实践中的作法来看，除简易程序外，原则上检察官和被告人不在场不能举行审判。《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28条规定，提起公诉的案件，除适用简易程序决定不派员出庭的以外，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第一审法庭，支持公诉。第246条第三款规定，对于犯罪嫌疑人在逃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在采取必要措施保证犯罪嫌疑人到案后移送审查起诉。换句话说，如果不能保证犯罪嫌疑人到案，则不能移送审查起诉，更不能举行审判。[!--empirenews.page--] 即使被告人是法人的，也必须由代表人出庭，而不能缺席审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8条、第209条、第210条的规定，代表单位出庭的诉讼代表人，应当是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被指控未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应当由单位的其他负责人作为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出庭。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应当通知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出庭。接到出庭通知的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应当出庭。拒不出庭的，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拘传到庭。

3、检察院和被告人享有诉权。我国刑诉法规定检察院有权收集、调查证据，并有权在法庭上出示证据，即举证和质证的权利，这些都是检察院享有控诉权的表现。同时，刑事诉讼法也赋予了被告人应诉的权利，主要是辩护权。这就使得被告人可以通过辩护权的行使，影响法院判决的形成和作出，从而实质性的参与庭审过程。

（二）公民的诉讼参与权受重视

我国尤其注重普通公民对诉讼的参与，依靠群众办案一直被视为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原则之一。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依靠群众原则实际上是参与原则中的公民参与诉讼在中国语境下的表述。

根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依靠群众原则主要体现在：（1）协助司法。我国刑诉法第84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同法第43条规定，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充分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第45条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由作证的义务。另外，为了便于群众参加诉讼活动，对正在实施犯罪或者在犯罪后被发觉的人、通缉在案的人、越狱逃跑的人或者正在被追捕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这些都是公民协助司法的表现；（2）见证司法。根据我国刑诉法第112条、115条的规定，搜查、扣押，应当有见证人在场。案件的审理公开进行，允许群众旁听。这些都是公民见证司法的表现。（3）决策司法。根据刑诉法第147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或者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三人组成合议庭进行。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同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这是公民决策司法的表现。（4）监督司法。根据刑诉法第86条的规定，公民控告、检举犯罪后，司法机关不立案的，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这是公民行使司法监督权的表现。

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十分重视对当事人以及公民诉讼参与权的保障，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参与原则的规定中仍然有一些亟待完善之处，突出表现在：

（一）被害人的知情权不充分。我国刑诉法虽然规定被害人有权参与审判，但却并未规定进上一页[1][2][3][4]下一页[!--empirenews.page--] 行审判时，检察院或法院应当将有关情况包括程序开始和终结的情况向被害人及时通报。这就使得被害人难以及时掌握诉讼的进展情况。

（二）被告人诉权不当受限。根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被告人的诉权不得以消极方式行使，即被告人不得享有沉默权；同时，被告人积极行使诉权即辩护权，又受到诸多限制，这突出表现在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严重受限，侦查询问时律师在场权未能确立，导致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难以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同时，辩护律师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得不到保障。一是阅卷权受限。虽然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但是却对其具体范围缺乏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以此为借口，限制辩护律师的阅卷范围。同时，刑诉法对辩护律师到何处阅卷也未作出明确规定，致使检察院和法院相互推诿、“踢皮球”。二是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受到限制。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必须以被调查人同意为前提，调查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还必须“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这一规定极大地制约和限制了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行使，致使实践中辩护律师取证难，直接影响到辩护律师在庭审中的辩护效果。也影响到被告人对参与庭审的实质性效果。

（三）证人拒不出庭现象严重。尽管我国刑诉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是从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案件都是通过宣读证人证言笔录的方式来进行的，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现象十分严重，而司法机关对此基本上束手无策。证人拒不出庭作证，这里面既有民族文化心理和传统上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下，我国缺乏敦促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保障，在证人出庭补贴等制度缺位的情况下，很难调动证人出庭的积极性。

（四）人民陪审制被虚置。尽管我国刑诉法规定，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或者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三人组成合议庭进行。但是从人民陪审制度适用的现状来看，人民陪审制存在着被虚置的现象。据学者的调查研究，我国人民陪审制度虽然在现实中存在，但在现行审判制度中所具有的作用几乎已经达到了不被看重的地步。在司法实践中，施行陪审的案件数量级少，许多地方法院所审理的一审案件，有的法院98%的案件不搞陪审，一年难得有几件采用陪审方式。即使采用了人民陪审制审理案件，陪审员也是只陪不审，成为陪衬员，或者干脆只是在判决书上签个字，以便合议庭符合法定人数。

第三篇：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1.公与参与观念上的误区。首先，认为公民参与不重要。尽管目前民众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参与热情不断高涨，但由于传统观念束缚和受教育程度的限制等因素，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政治权力仍存有较高的依附、臣属、顺从心理，导致权威崇拜，缺乏自主评判的意识和通过参与改变现状的信心，对自身参与的权利并不看重。同时，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政府权利过度集中而导致的官僚主义仍存现于一些官员的思想中，“官本位”意识造成一种“自上而下”的思维定势，这种定势理所当然地用在政策制定或是公共服务供给中，公民只需要被动地充当接受者。其次，认为公民参与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率。公民参与和效率的矛盾一直是公民参与的重要议题。虽然广泛的公民参与有利于利益诉求的充分表达，但是参与程序、参与过程相对于其它制度的复杂和烦琐，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复杂的民意需求与政府发展经济的单一愿望格格不入；再加上改革开放前“万民游行”时代的沉痛教训，都成为地方政府在公民参与问题上采取较为保守态度的一个衡量因素。因此，在多数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公民参与的力度不大，甚至由于担心影响经济效率，参与流于形式。再次，就是对公民参与内涵的片面理解。我国的公民参与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公民社会发育尚不成熟，一些官员对公民参与的理解还停留在政治领域的选举或投票的范围内，仍然主张公共管理领域的事务应由政府掌控，公共服务的供给应由政府来安排，与一般的民众无关；认为参与就是选举和投票的民众不在少数。这成为影响公民参与公共事务领域拓展的障碍性因素之一。

2.公民参与的整体水平不高。一是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有限。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公共政策或公共项目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增加了普通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难度。信息搜集的成本及尚待提高的信息透明度，使得公民很难获得参与公共事务所必需的信息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参与要不流于形式，要不质量不高。二是由于受教育程度和潜在利益的影响，不同的公民(团体)有着不同认识能力和对客观事物的不同评判标准。因此，每个公民(团体)的选择都只能是有限理性。公民参与的一个潜在风险就是“在满足众多参与决策的私益性利益团体的时候，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却可能被忽视”。这样的参与有可能成为强势集团操纵资源配置的机会，而非保证广大公民权益的努力。三是公民参与的组织化程度不高。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公民参与的三大载体村委会、居委会及社团组织都得到长足发展，但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策略无法短时间内捋顺各种关系，因此无论是村委会、居委会还是社团组织的改革都无法摆脱政府的影子，它们对政府的依赖性大，独立性弱，尚不能充分发挥其公民参与载体的作用，承担传输日益高涨的公民参与热情的负荷。这样一来，既易导致缺乏影响力的碎片化公民参与，又易造成非理性的集体参与事件增多，影响参与质量，危害社会稳定。3.公民参与的制度环境仍待完善。随着宪法和基本法律制度体系的日益完善，我国公民的基本参与权是有法律保障的，公民行使权利的行为在程序和制度方面的保障也相对完备。但从总体上说，公民参与的角色制度化规定不健全，公民参与制度体系的配套性及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性不足，公民参与的操作性规定欠缺。首先，公民在行政立法、重大公共项目及相关公共事务领域参与程序的制度化和法律化的任务艰巨。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对公民参与立法进行有益的尝试，如广东省广州市政府制定的全国首部规范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地方政府规章、甘肃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规则(修正案)》中增加的公民可直接提出立法建议项目的内容等等。但是这些尝试远未普遍化。因此，这些空间可能成为“灰色参与”或“设租寻租”的滋生地，危害公共政策的公平与公正。其次，从制度配套的角度上看，我国已经具有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并体现出一定的层次，但许多制度之间存在相互矛盾，职责交叉等现象，制度配套程度不高，一些制度间的关系有待捋顺。此外，尽管目前我国公民参与渠道的铺设已具规模，但由于渠道建构合理性不足，结合实践情况的具体设计缺乏，多数渠道难以发挥功能，渠道的使用率不高，畅通性不佳，以致具有相当规模覆盖率的渠道网络在承载公民参与诉求方面仍然捉襟见肘。再次，应付公民参与新挑战的技术与策略不能迅速到位。一方面，当前公民参与制度体系中的原则性内容规定较完备，而有关参与制度的执行与落实等方面的规定则相对薄弱，许多公民参与的程序化规定有待具体化；另一方面，近几年的网络已在公民参与发展中作用日益突显，并且中国网民的数量已在前不久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之后还在以几何数字上涨。然而，面对这一新挑战的回应却有些迟缓和无力，各级政府对网络参与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至今尚未出台网络参与的相关程序与规范，网络参与的无序和失范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网络参与的功效，网络参与方式的无效利用不能不说是现代公共管理实践者的一大遗憾。

(三)对策思考

积极推进公民参与的健康发展，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目前公民参与所面临的挑战，解决存在的问题。目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扩大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1.要转变观念，正确认识公民参与。现代公共管理者需要有战略眼光，从公民参与的重要性、公民参与的意义及公民参与的内涵入手，转变对待公民参与的观念，正确认识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赋予的公民参与的内容。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整个社会尤其是公共管理者对公民参与的认识水平，更新观念，解放思想。通过加强公民“权利意识”教育，实现人们的权利意识的启蒙，让公共管理者了解到公民参与不仅是公民的权利，促成一个积极公民参与的时代的到来。公共管理者只有在思想上提高认识，才有可能在决策和管理实践中做出调整和改变，才愿意做出扩大公民参与的努力，帮助广大民众学习参与必备的政治知识、规则和技能的培训，增强公民的参政能力，发挥公民参与的作用，与公民一起为实现这一积极参与时代到来而努力。

2.进一步扫除公民参与载体的束缚。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村委会、居委会与社会团体三大公民参与的载体。这三大载体建构为公民社会的发育、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起到了启蒙和促进作用。单个公民参与力量是有限的，只有组织化的参与行动才是适当和有效的。一个社会公民参与的健康发展，需要足够的具有代表性的团体或组织来承载。因此，目前的村委会、居委会及社团组织的改革步伐还需加快。要明确村委会与居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职责与功能，摆脱其“影子政府”的身份，真正成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团组织的建设也需要鼓励和规范，并确保其独立的地位不受干涉。

3.强化公民参与的法律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因而我国公民参与的权利是得到宪法的保障的。然而，正如列宁指出的：宪法只不过是一张写着权利的纸。宪法的实现需要具体的制度体系作保障。因此，公民参与的良性发展必然要有一套制度体系作保障，而这套制度体系应该是以宪法为基础，以落实公民参与的各种政策及各种具体的操作规程的纵向保障机制和发挥监督作用的横向保障机制为支撑。通过强化公民参与的法制保障，防范和约束公共管理者进行危害公民参与的行为发生，将公民参与纳入有效的公共管理过程中。

4.要引进和应用公民参与的新技术和策略。一方面要加强公民参与技术改进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提高公民网络参与所必需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数据库建设等；另一方面就是要强化提高公民参与技术与策略的“软件”投入，组建公民参与技术与策略研究团队，开设强化公民参与技术与策略的培训课程，鼓励各地公民成功参与经验的总结与推广等。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已取得可喜的进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并面临新的挑战。据此，我们提出了推进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初步思考。当然，必须在实践中探索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的模式和途径，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我们相信，在政府与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未来中国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必将进一步发展，并取得骄人成就。

第四篇：参与式治理

“参与式治理”研究述评

［关键词］ 参与式治理；公民社会；述评

［摘 要］ 参与式治理，是指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组织和政府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分配资源、合作治理的过程。参与式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是参与式民主在治理中的运用。参与式治理在世界范围内的实施和推广，改善了当地的政治生态，提升了公民的主体意识，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作者通过对参与式治理的全面考察，认为参与式治理对中国的“治道变革”和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参与式治理作为一个“决策框架”，有利于政府自身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有助于重塑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有助于培育公民社会，塑造“良好公民”；参与式治理从地方和基层入手的实践本质也给出了我们治理创新的方向。

［中图分类号］ D08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2826（2009）08-0075-08

在全球化的今天，政府的作用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我们关注的不再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而是政府是否有效，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更好的政府治理。许多政府领导者和公务

［］（）人员都在不断地努力寻找好的治理方法。1P25在政治与行政日益不分的现实下，能否找到一种治理模式：既能满足日益高涨的公民政治参与的诉求，又能保证“良好”的政治输入和输出？既能克服当前代议制民主下政治的种种弊端，建立一个透明、责任、公平、有效的政府，又能塑造优秀的公民，从而实现人类善治和科学发展的目标？

参与式治理（participatory governance）便是这样的一种尝试。关于“参与式”的研究

［］［］已经持续了好多年，如佩特曼的“参与式民主”2和巴伯的“强势民主”。3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治理”的出现，“参与式治理”这一术语开始被学术界采用。对于“参与式治理”，尽管可能有术语上的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强调利害相关者(stakeholders)自下而上的参与。

国外近年来参与式治理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格瑞特和古彼普主编的《参与式治理：政治和社会启示》，海奈特等人主编的《可持续性、创新和参与式治理》、《多层次的参与式治理》，［］［］［］冯和赖特著的《深化民主：赋权参与式治理中的制度创新》，等等。456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公民参与世界联盟（CIVICUS）”等国际NGO也对参与式治理给予了极大关注。国内参与式治理的研究刚刚起步，主要成果有：王敬尧的《参与式治理：中国社区建设实证研究》和余逊达、赵永茂主编的《参与式地方治理研究》等。

参与式治理在世界范围内的实施和推广，改善了当地的政治生态，提升了公民的主体意识，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新型治理模式的内涵、实践面向以及存在问题的全面考察，给出参与式治理的全貌。最后希望这一治理模式能对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和治理转型有所借鉴。

一、“参与式治理”的研究面向及其主要内涵

参与式治理作为社会科学的“流行话语”，学者们的理解不同。目前这一术语的运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参与式治理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等同于“协商民主”或“审议民主”。在这一用法上，参与式治理与以往的“参与式民主”、“强势民主”的概念没有太大区别。参与式治理被看做是“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或“强势民主”的实践，是治疗当前代议民主的良方。［7］参与式治理通过扩展公民参与的规模和深度来扩大民主。

（注：①K•帕帕达基斯和彼得斯一样，是从决策的角度理解参与式治理。彼得斯的“参与式国家”或“参与式政府”也可被理解为参与式治理的一种模式。英文语境中的“国家（state）”是和“社会（society）”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在这里大致等同于中文的“政府”，因此“参与式国家”也称为“参与式政府”。彼得斯本人也在书中将两个概念混用。

②台湾学者将其译为“授能参与式治理”。参见鲁炳炎：《授能参与治理之研究》，中国政治学会暨“多元社会、和解政治与共识民主”学术研讨会，台北，中央研究院，2005。

③“治理”本身就包含参与的意义，没有参与，治理无从谈起。

（2）参与式治理是一个利害相关者参与的“决策过程”。8K.帕帕达基斯在《公民社会、参与式治理和体面工作计划》里写道：“在这个框架内，公共事务的运转并非单单委托给政府或行政当局，还涉及国家和社会团体的合作。参与式治理是“一种运用民主方式使公

［］共决策更加审慎、参与、透明和责任的努力”①。

（3）参与式治理是一个经验分析概念，强调治理过程包括决策在内的全程“参与”。利害相关者（stakeholders）不仅要参与“决策过程”，而且要参与政策执行。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一些学者将参与式治理等同于“多中心治理”、“协力治理”、“网络治理”、“合作治理”和“公民治理”等一些“时髦”的治理概念。

以上参与式治理术语的不同运用也可以看做参与式治理的深化轨迹：从影响决策到参与决策再到参与治理。因此可以说，参与式治理是指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团体和政府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分配资源、合作治理的过程。参与式治理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参与式治理是一个赋权的过程。参与式治理被有的学者称为“赋权参与式治理”（empower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②，即赋权给那些与政策具有利害关系的个人或组织，扩大其参与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阿尔休•冯和埃瑞克•赖特通过对四个案例的考察得出：“虽然这四个案例在方案设计、问题领域和规模上各不相同，但是都有一个期望，那就是深化、拓宽普通公民有效参与和影响那些与他们直接相关的政策的途径。根据这一共同特

［］征，我们将其称为‘赋权参与式治理’”。4“参与”和“赋权”是“赋权参与式治理”的核心概念。

（2）参与式治理更加突出“参与”。“参与”是在决策的制定和决策的过程中，那些受决策影响的人，尤其是边缘群众和弱势人群，能够有效地参与进来。参与式治理与其他治理模式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更加强调“参与”的价值和意义③。参与式治理要求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直接地、积极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发展政府、社会组织、私营企业以

［］及公民各主体间的多元参与、合作、协商。9在参与式治理中，参与不仅是自身的目的，而

［］且是在社会群体中分享资源、权力和责任，也是政治资源的整合和系统转型的过程。10

（3）参与式治理强调“利害相关人”的权力和责任。利害相关人指的是与政府政策有切身利害关系或受到政策影响的公民，有时也包括基层官员。从理论上讲，公民是国家正式

［］（）的所有者，但是在代议制下，公民对国家的所有权只是一面“象征的旗帜”。11P527-540参

［］（）与式治理模式是新型政府治理的最好模式，因为它满足了“利害相关人”的要求。12P137-147对于“利害相关人”，权利和责任是对等的，参与式治理意味着参与者在行使权力的同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4）参与式治理是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治理。参与式治理主张政府与公民建立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增强政府与公共行政机构、公民和其他社会主体如媒体、学校和私人、第三部门的协商和合作。1

1［

］（P527-540）

在斯蒂芬•弗里德曼看来，政府允许公民社团成为治理伙伴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确保政府政策目标的实现。公民的默许或支持对政府目标至关重要。为了确保所需要的合作，政府邀请这些公民团体的代表参加决策和

［］监督执行，确保政府的平稳运行。政府希望鼓励公民参与使决策更容易。13张康之认为，［各国在政府和非政府的部门间建立的合作治理机制就是参与式治理。

（5）参与式治理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与参与式治理紧密相连的是公民社会概念。公民社会指的是志愿、自组织的结构和实体。这些组织被纳入参与式治理中，以代表不同类型的利

［］害相关人。参与式治理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就是要有一个强大的组织良好的公民社会。15王敬尧认为，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形象日益清晰化，政府不再被认为是合法权力的唯一源泉，［］公民社会同样也是合法权力的来源，治理过程是民主行政的一种新的实现形式。16

（6）参与式治理是网络治理。这是以网络为分析单元来理解参与式治理。参与式治理认为，在许多公共问题上，单靠政府努力是不够的，有必要与商业部门、自愿部门和市民连结，形成一种建立在信任和规则基础上的相互依赖、持续互动的、互利互惠、有着相当程度的自组织网络。参与式治理认为，参与对形成社会资本具有重要作用，社会资本包括在市场领域之外在不同的个人和群体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参与式治理创造机会去加强这些网络和建立新的网络，无论是连接相似社会地位人们的“契约”网络还是允许不同社会地位人们相

［］互走近的“桥梁“网络。17

二、为什么需要参与式治理？

参与式治理的出现，有其理论需要和现实的背景。首先是民主的考量。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代议制民主的弊端日渐暴露。为此，学者们提出了“参与式民主”或“强势民主”、“协商民主”，来解决“民主的赤字”。其指导原则是：“凡生活受到某项决策影响的人，就

［］（）应该参与那些决策的制订过程。”18P15他们认为，参与式民主能够弱化人们对权力中心的疏离感，增强对集体问题的关注，从而培养出积极的公民。参与式治理被看做是“参与式民

［］主”、“协商民主”或“强势民主”的实践。7参与式治理通过扩展参与来深化民主。

其次，参与式治理的出现，是政府治理转型的需要。传统的官僚制无法应对日益增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政府管理模式日益僵化、缺乏回应性和效率低下。与此同时，随着政府职能扩张，官僚机构和公务员队伍也相应膨胀。为解决市场失灵产生的凯恩斯主义却带来了政府的失灵。治理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治理理论的提出意味着政府治理模式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参与式治理倡导政府与社会的伙伴关系，认为只有培育公共精神，培育公民社会，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才能缓解政府政治合法性［］危机，实现治理转型。19

参与式治理还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治理过程中参与度越大，信息就越充分，就会有更好的输出。盖伊•彼得斯认为，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与低层公务员和普通公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相关的计划和政策对他们影响最大，他们对此掌握的知识和信息也最多。因此，如果排除公众对决策的参与，就会造成政策上的失误而不能实现预定的治理目标。彼得斯写道：“要使政府的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那些一向被排除在决策范围外

［］（）的成员，使他们有更大的个人和集体参与空间。”1P60-73奥斯特罗姆也提到地方知识的重［］要性。20

参与式治理对公民参与的强调，也契合了新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过去的公共行政只强调如何达成组织的效率，却完全忽略了其服务的对象，这一“目标错置”的现象背离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原则，也完全漠视了公民权和公共精神。公民只有在参与中才能实现自己的公民资格，在广泛的参与过程中培育公共精神。通过全方位的公民参与（citizen participatory）和投入（citizen engagement）塑造“良好的公民”是参与式治理的一个重要目的。

参与式治理也是培育社会资本的需要。参与式治理被看做是对抗社会问题的方法，包括社会排斥、政治冷漠等等。在大转型和碎片化的社会里，公民的普遍和积极参与是培育社会资本的一个方法，对建设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是非常必要的。

三、参与式治理的实践面向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见证了参与式治理在各地的实践。巴西的参与式预算，美国的邻里治理，印度的村镇自治，孟加拉的公共服务提供改革，南非的工人合作治理，乌干达的听证制度，等等，这些措施给当地带来了积极的治理变化，也引起了巨大的示范效应。目前，参与式治理在世界各地都有推广和实施。那么，究竟如何“参与”和“治理”呢？

冯和赖特给出了参与式治理的三个基本原则：（1）“实践导向”。关注具体的现实问题比如提供公共安全、培训工人、照顾病人或重建市政预算等；（2）“自下而上参与”。针对那些受身边问题影响最深的人，“和这具有最密切关系的普通公民和官员”；（3）“协商或审议解决”。其中参与者倾听每一个选项，通过正确的思考和协商，产生最后方案。

斯奈德认为，参与式治理的第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至关重要的完备而准确的信息。政策建立在准确全面的信息上。信息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现实中不同的信息被不同的人掌握，参与过程增加他们对决策结果的影响。第二个基本原理，建立有效的委托和责任机制，确保决策者有委托责任，这样政策实施起来才更有效率、有效果。

他将传统的决策和参与式治理作了一个对比。

21［

］（P521-534）



［］

彼得斯认为参与至少可以通过四种机制来实现参与式治理。1第一，如果公民认为政府服务不佳或制度运转不当，他们有权申述。为了使这种权力有效，首先必须要让公民了解公共部门。因此，有效的公民权和参与的要求之一就是进一步开放政府，保证公民的知情权。第二，参与机制是通过增强公民独立决策，采用由下而上的政策制定过程。第三，公共政策应该让公众通过对话过程做出。第四，公民参与提供服务。

综合看来，当前参与式治理的实践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参与式财政预算。“参与式财政”(participatory budgeting)是参与式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公民个人和不同群体、不同利益的代表直接参与地方和社区公共财政的开支和投资决策的一种方式。它包括公众直接参与财政预算的制定、决定财政开支和投资的方向、目标及其优先顺序、规定政府和官员的责任、监督财政开支过程及其效益等不同环节。巴西

［］1988年的公民宪章为参与式预算创造了法律基础。151989年，巴西阿雷格里市(Porto Alegre)进行公民直接参与城市财政预算的改革，即由民众讨论决定“市”和“区”的教育和社会预算，自下而上地决定资源的分配及决定政府的施政方针，这一新的地方治理形式被称之为“参与式预算”。“参与式预算”很快扩展到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

（2）社区参与式治理。在美国，参与式治理在社区表现为邻里委员会。对社区控制和邻里政府要求的增加，使得许多地区已经在不同邻里区域建起了“小市政厅”，很多地方还

［］（）引入了以邻里为基础的咨询委员会，来为邻里最关切的问题的决策提供帮助。22P79-801988年，伊利诺伊州通过法令，公立学校的管理向邻里开放，通过邻里参与的形式建立地方学校委员会（Local School Council）管理学校事务。为了应对治安环境的恶化，芝加哥警务部门仿效学校的参与式治理方法，开始倡导“社区警务”，实施了一个“芝加哥替代警务战略（Chicago Alternative Policing Strategy）”，将治安的责任从警察部门转移到邻里治安委员会。［（3）农村参与式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在这里，参与式治理和脱贫、植被保护、灌区治理等

［］一些农村发展项目联系在一起。23

参与式治理不只是有效公共管理的工具，而且常常被看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参与

［］式治理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向量。24帕帕达基斯研究公民社会组织如何在参与式治理的框架下工作可能有助于实现体面工作议程的目标。作者考察了南非的经验，研究集中在三个领

［］域：职业创造和减贫，健康保健和艾滋病，童工。考察了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参与。25一些学者认为，参与式治理应当逐渐赋权给公民，特别是穷人和社会的最弱势群体，以便他们能将他们单个的力量变成真正讨价还价的权力。有的学者认为，参与式治理项目的目的是增

［］强南方国家公民社会和政府行为者的能力，促进和实践国家和地区层面的参与治理。26

四、参与式治理的限度及其面临的挑战

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有其自身的应用限度，具体表现为三对矛盾：

（1）如何处理好集体行动中的“参与”和“主导”？参与式治理要求利害相关人的参与，是政府、民间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合作治理。在治理过程中，相关各方要充分协商，做出决策并加以执行。如何协调政府、公民组织甚至外部团体的行动是一个大的难题，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通过协商来解决，然而协商产生分歧怎么办？如果仍然是政府说了算，那参与式治理就变成了一个“时髦的口号“；如果公民组织说了算，那么如何保证公民组织不被利益集团收买或占据？即使真正做到了赋权于民，这时候又会出现“集体行动的困境”。而且，如同治理一样，参与式治理对“平等参与”、“伙伴关系”、“多中心”的过分强调可能导致治理过程的无权威和无中心，可能“瓦解公共利益形成的基础，使得任何建设性的公共领域成［］为不可能，并进而削弱针对重大政治问题达成共识和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27

（2）如何协调治理过程中的“民主”和“专家（官僚）”的关系？也就是如何处理好地方知识和专业知识、多数和少数的矛盾。正如余逊达所言：在一个分工的时代，人民是否真

［］（）有足够的能力和知识去参与公共事务的处理？28P1理查德•博克斯认为，民众往往从具体的事务中组建提取并建立概念，他们并不习惯广泛而抽象地思考问题。公共管理当局与公民

［29］委员会经常会在观点上产生分歧，并且很难就某些议题达成一致。这一矛盾其实就是治理的“公共性”和“专业性”之间的冲突。

（3）如何平衡“外部资源”与“内部力量”？“参与式治理”的落脚点在“治理”上，而治理，尤其是地方治理归根到底与公民最为利害相关，因此他们才是根本的力量。政府和志愿团体的参与，是为地方治理提供了外部支持的资源。问题是：外部力量推动的革新和改变，只能持续一段时间。一旦外部的支持没有了，公民的参与热情退去，一切又恢复以往。

［］有的学者因此认为，参与式治理的成功取决于政府的意愿。30如何保持参与式治理实践的长期稳定性，就需要培植“内部力量”。参与式治理通过政府的赋权、志愿组织的推动、公民在决策和实施过程切实的参与，培育公民的民主素养和公民精神。从这个意识上讲，一些学者将参与式治理称为“民主的学校”。从“民主的学校”学到的民主素养和公民精神，就是自身“内生”的力量。即使外力去掉，这个力量也能确保参与式治理的良性运转。海奈特和斯密斯认为参与式治理的成功取决于文化。他们写道：参与式治理被认为能够带来更好的政府，更好的决策和更好的公民。但是，它的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和地区背景。［31］

五、参与式治理对中国的启示

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对中国的“治道变革”和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

首先，参与式治理作为一个“决策框架”，有利于政府自身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参与式治理的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与低层公务员和普通公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相关的政策对他们影响最大，他们对此掌握的知识和信息也最多，如果排除公众对决策的参与，就会造成政策上的失误而不能实现预定的治理目标。因此，参与式治理认为，要使政府的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那些长期被排除在决策范围外的成员，使他们有更大的影响决策和参与决策的空间。目前我国各地的人民建议征集制度、听证制度、公民会议等，正是参与式治理的不同形式。通过公民广泛参与决策，不仅确保了政府决策的科学化，而且做到了民主决策。

其次，参与式治理有助于重塑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在参与式治理中，政府和公民社会同为治理活动的主体，因此，必然要求建立二者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这一新型的政府与公民模式是对传统政府与公民两极摇摆关系的超越。传统模式下，政府与公民关系处在两极摇摆的状态：一个极端是一切推给社会，扩大社会自主领域，政府干预越少越好；另一极端是社会发育不起来，一切依赖政府，全能政府大包大揽。参与式治理在公民社会和政府之间建立互动合作的伙伴关系。参与式治理所倡导的公民大会和民主协商，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创设了一个对话、交流、协商、合作的平台；互联网公共论坛的发展，增强了政府的回应性，成为政府与公民沟通和理解的新纽带和桥梁。参与式治理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无缝”对接，塑造良性互动的政府与公民关系。另外，参与式治理中的公民参与预算和政府绩效评估，也强化了政府的责任意识和政府与公民的关联。

再次，参与式治理要求培育公民社会，塑造“良好公民”。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如同吉登斯所说，“国家和公民社会应当开展合作，每一方都应当同时充当另一方的协作者和监督者”，“在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并不存在永久的界限，根据情况的不同，政府有时候需要比

［］（）较深入地干预公民社会的事务，有时候又必须从公民社会中退出来。”32P83要达到这一点，首先要有成熟的公民社会。然而，不同于西方的是：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向来没有清晰的分野。健康的公民社会的缺失使得我们对“大政府”极其偏爱，“大政府”反过来又强化了社会的脆弱性和延缓了公民社会的自我发育和成熟，如此导致的公民社会发展滞后是中国政治发展和治理转型的一大障碍。参与式治理的成功需要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强大的公民社会整合“原子化”公民个人的力量，对内维持社会自组织的韧性，对外以集体的力量与政府进行博弈合作，如此不仅实现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协同治理，而且在这过程中捍卫公民的个人权利。

最后，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本质给出了我们治理创新努力的方向。参与式治理没有深奥的理论内涵，现实的可操作性是其显著的特征。参与式治理从地方和基层入手，优化政府决策和治理行为，培育公民社会，促进公民参与，通过参与项目和行动的实践推广，达致治理模式的转型和治理目标的实现。对于中国而言，“参与式治理”的提出与地方治理和社区建设密切相关。我们的地方治理模式变革正是从参与式治理的理念出发，赋权于公民，在政府、公民个人和团体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使各种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决策，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同样，社区的参与式治理是多方合作的结果，在社区参与式治理方面，一些NGO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参与式治理的落脚点在“治理”，经由“参与”的“治理”走向“善治”。“善治”和参与式治理的取向是一致的，都是寻求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治理，寻求国家与公民社会两者的最佳结合状态。在此状态下，不仅有“优良的”政治生活，而且有经济、社会和人类自身的和谐发展。因此可以说，参与式治理的最终目标是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第五篇：《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书评》

庞德法哲学思想分析 ——读《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摘要：本文首先论述了庞德法哲学的思想渊源，其次通过梳理文明、法律以及社会控制三者的关系以此阐述庞德对于法律、法律任务以及法律价值的理解。文章的最后作者尝试性地分析了庞德法哲学的研究进路，并且结合庞德的法哲学思想阐述了对于我国法治建设的启发。

关键词：庞德；实用主义；法律任务；法律价值；法治

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1870年—1964年）是美国20世纪著名法学家。作为美国著名的社会法学的代表人物，社会法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成就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的法学家，成为美国的官方法学。《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是罗斯科·庞德于1916—1936 年担任哈佛大学法学院校长时所做的两篇专题讲座的讲义，篇幅不大，但却详实而又清晰的说明了庞德对于什么是法律，法律的价值以及法律的任务这些在法理学中最基本而有最有争议的问题的思考。

一、庞德实用主义法哲学的思想渊源 庞德法律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同时他的社会学思想来源于三位美国的社会学家，李斯特.德沃、阿尔贝恩.斯莫尔和爱德华.罗斯的影响。其法学思想主要来自于霍姆斯、耶林和柯勒。

（一）哲学思想渊源

实用主义是庞德社会法理学的哲学基础，而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对庞德有着较大的影响。詹姆斯的世界观是彻底的经验主义，并且认为经验首先是一个公准，其次是一个事实陈述，最后是一个概括总结。詹姆斯认为，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

[1]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即：有用就是真理。庞德的法律理论体现了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社会法理学提供了一种以功能进路看待法律的方法：庞德关注法律的实际效果和作用而不是抽象的理论原则，将法律视为社会控制的一种工具，法律的目的在于衡量权益、需求和要求。同时庞德又修正了詹姆斯满足尽可能多的要求的功利主义倾向：首先，他认为目标应该在于满足尽可能多地总量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减少牺牲和浪费；其次，利益的承认、界分和保障最终是个价值衡量问题，而价值问题是科学法学不能回避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庞德和詹姆斯有所不同。

（二）社会学思想渊源

1.李斯特.德沃的社会学思想

李斯特.德沃的社会体系主要强调“文化的心理因素”以及从需求和利益中产生的“社会力量”。受孔德的实证主义和斯赛宾的进化论的影响，沃德认为宇宙进化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社会进化是宇宙进化的一部分。社会进化的主要力量依靠于人类心理的能力，即创造性综合，这种能力构建成了社会结构的背景和人类幸福的源泉。在此基础上，沃德主张建立一门为改善人类社会服务的社会学，希望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干预消除贫困或者将贫困最小化。沃德对于人类进步和人类对于社会控制的信心影响了庞德采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立场。

[1]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朱羽伦、孙瑞禾译，商务印书馆1997版，第29页。2.阿尔贝恩.斯莫尔的社会利益和冲突理论

阿尔贝恩.斯莫尔主张把社会结构和功能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着重研究人际之间互动的过程。他提出的社会利益和冲突理论认为，个体和群体的生活充满了利益，其基本利益可以分为六种：生理需求、财产、社交知识、审美和正义。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最原始的模式是利益冲突，但是通过社会化，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变成了合作，并因此形成了多种社会群体和制度，从而构成了社会过程。在庞德看来，莫尔斯是在他研究的关键时刻给他决定性推动力的几个人之一。庞德的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斯莫尔的社会利益和冲突的理论。

3.爱德华.罗斯的社会控制论

罗斯认为人性中本来就有“自然秩序”，包括同情心、社交性及正义感三种成分；人类社会早期，人们彼此同情，互相帮助，相互约束，自行调节行为。人类处于自然秩序状态，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快，移民的涌入，使得人性中的自然秩序瓦解，越轨与犯罪等社会问题加重，因此必须有一种新的机制来维护社会秩序，即“社会控制”。而在所有不同的社会控制工具——公众意见、信仰、社会建议等中，法律作为“社会使用的最特别和高度精致完美的控制机器”居于最高地位。循着罗斯的理论脉络，庞德集中于法律的社会特征研究，并把法律视为具有良好社会秩序的需要同时会影响那种社会。

（三）法学思想渊源 1.霍姆斯

霍姆斯主张今天利用历史而不是成为历史的奴隶，在这个意义上，他否弃了而又发展了19世纪的历史法学，在历史法学和分析法学将法理与立法理论区分且在法律思想领域排除了政策要素的背景下，霍姆斯关注法律方法，承认司法审判中的法律发现要素与支配法律制定的政策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霍姆斯有意识地思考协调彼此冲突或者互相重叠的利益；他相信效用，主张从功能的观点看待法律秩序，而不关注对法律的性质和定义的空洞争议。庞德认为霍姆斯是社会学法理学的先驱者，而自己和卡多佐法官则是在社会哲理的方向上发展着霍姆斯的思想。

2.耶林

耶林是社会功利法学的创始人，他反对从分析历史材料来界定概念并且根据一种纯粹的机械逻辑过程从概念中推导出案件判决的方法，主张法律律令应当参照它们的结果和实际适应情况加以阐释和检测。耶林将目的视为全部法律的创造者，认为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并且耶林还把利益称为请求、要求和愿望，即如果有一个组织的社会想要存续，法律就必须做些什么。耶林的思想对庞德的目的理论和利益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柯勒

新黑格尔代表人物柯勒认为，法律和文明是相对的。文明是一种观念，是最大限度——即认为为了自身的目的而最大限度地控制自然，其中包括对人性的控制——展现人类力量的社会发展。对于过去，法律是文明的一种产物；对于现在，法律是维系文明的一种工具；对于未来，法律是增进文明的一种工具。并不存在着适用于所有文明的普世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原则，存在的是一种普遍的文明观念。为了使法律更好的发挥作用，需要提出一种比维护和增进文明更为明确的东西来指导立法、司法和法学。因此他创造了“特定时空下文明的法律先决条件”理论——每个特定时空下的文明都具有某些法律先决条件，即各种有关法律制度和法律律令应予现实的权力的观念，法学家的任务就是阐明这些特定时空下的法律的先决条件而不是整个文明社会的法律先决条件，并且以此来型构那些传承至我们的法律材料。庞德将柯勒的上述观点概括为对于法律的文明解释。庞德认为，阐释特定时空中文明的法律先决条件的做法是他所处时代法律科学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在批判继承这种解释的基础之上，庞德提出了其著名的社会工程理论。

二、庞德法哲学思想下的法律

法律是什么？这个是难以回答的问题。西方许多著名的法学家都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和理解。也正是基于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也形成了西方的许多法律流派。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是普遍的自然理性，实证分析法学派则认为法律是规范性秩序，历史法学派则认为是法律是经验的产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庞德认为，法律是一门经验科学与社会科学，需要随着社会不断变化发展的情况，适时的调整和改造，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事实。

（一）文明与社会控制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的第一部分就写到了文明与社会控制的关系。庞德认为，不论

[2]我们把文明看作事实还是观念。我认为它是各门社会科学的出发点。并且，庞德认为，文明是人类力量不断地更加完善的发展，是人类对外在的或物质自然界和对人类目前能加以控

[3]制的内在的或人类本能的最大限度的控制。这里庞德论证了人类本性与文明之间的关系。人类在进入政治组织社会以来，正是因为人类对于自身内在本性的控制，才创造了当今政治组织社会的文明。但是这里就会存在两个问题，人类在进入政治组织社会以来，为什么对自身的内在本性进行控制，这种内在的或者人类本性所取得的支配力究竟是什么？庞德却认为，这种支配力是直接通过社会控制来保持的，是通过人们对每个人所施加的压力来保持的。施加这种压力是为了迫使他自己本分来维护文明社会，并阻止他从事反社会的行为，即不符合[4]社会秩序假定的行为。基于此种想法，庞德认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方式就出现了三种，道德、宗教和法律。

1.道德与宗教的社会控制

在法律产生以前或法律尚未从道德和宗教中分离出来以前，社会控制的主要方式是道德和宗教这两种方式，人们通常使用同一个词来表达宗教礼仪、伦理习惯、调整关系的传统方

[5]式、城邦立法，把所有这一切看作一个整体。因此，除去法律这种社会控方式，其他的社会控制方式的界限都是不清楚的。但是，其他的社会控制方式却在不知不觉中孕育了法律这种特别的控制方式。当伦理发展的结果产生了道德体系时，就出现了一种法律的发展阶段，[6]人们试图将法律与道德等同起来，使道德戒律本身也成为法令。至于宗教，很多早期的法

[7]律，接收了宗教制度和宗教戒律，并用国家的强力加以支持。法律中蕴含的很多理想的成分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可以说近代法律这种社会控制方式的形成受到宗教和道德很深的影响。

2.法律的社会控制

我们这里说的法律的社会控制一般认为是近代社会，并且法律在近代社会成为了的社会控制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庞德认为，在当前社会中，我们主要依靠的是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

[8]我们力图通过有秩序地和系统地适用强力，来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我们可以看到，法律虽然能够促进社会文明不断地进步，使得社会更加有秩序地运行，但是法律却对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如果我们回到庞德所讨论的文明社会中人类本性所取得的支配力的这一问题，那么就应该是近代社会的社会控制方式就是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而法律仅仅是政治组织社会强力的一个附属品。而庞德又论述到，今天，社会控制首先是国家职能，并通过法律来行使。它的最后效力依赖于转为这一目的而设立或遴选的团体、机构和官员行 [2][3][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楼邦彦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0页。同上，第10页。[4]同上，第11页。[5]同上，第11页。[6]同上，第11页。[7]同上，第11页。[8]同上，第12页。使的强力。我们认为这里所说的“强力”是国家权力。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我们发现法律这种社会控制的方式无非就是国家通过实行国家权力进行社会控制。但是，庞德并不会赞成这种观点。庞德认为，调整社会关系和安排行为仅仅通过行使政治组织社会权力的人们来适用强力来实现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一定要为法律找到一个较好的根据，一定要找出强力背后的某种东西，强力不可能是社会控制的最终实现，在强力背后有某种永恒的或至少是相对

[10]永恒的东西这样一个观念。庞德没有承认法律是政治组是社会强力的附属品，同时也没有将法律和强力完全对立起来，而是转入“实然”与“应然”讨论的范畴。现实中，法律依靠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对社会进行控制，在这个实然的层面上，我们不能发现强力背后永恒的观念是什么，而是应该讨论应然层面上强力背后的东西是什么，这样才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一种存在，使得人们普遍服从法律，约束自己的本性。我们可以通过庞德的论述，尝试性的去回答这一问题。

（二）庞德对法律的解读

庞德受到法律实用主义的影响，他对法律本身的解读与其他法学流派和法学家们的解读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最难能可贵的是庞德他跳出了法律本身的束缚，以社会控制为视角对法律进行的解读，有着特别的意义。

1.法律是什么 庞德认为，三个完全不同的东西都曾用着法律的名称，而人们都曾试图以其中一个为根据来解释所有这三者。第一，法学家们现在所称的法律秩序——即通过有系统地、有秩序地使用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来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制度。第二，一批据以做出司法或者行政决定的权威性资料、根据或指示，这也就是当我们讲到印第安纳州的法律、比较法、财产法或契约法时所理解的东西。第三，卡多佐法官中肯地所称的司法过程，而今天我们还必须加

[11]上行政过程——即为了维护法律秩序依照权威性的指示以决定各种案件和争端的过程。庞德认为上述的概念都可以用社会控制的观念加以统一，即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制度，它是依

[12]照在一批司法和行政过征程中使用的权威性法令来实施的高度专门形式的社会控制。庞德认为，第二种意义上的法律比较有争议的，它包含着三种成分，法令、技术和理想：即按照

[13]权威性的传统理想由一种权威性的技术加以发展和适用的一批权威性法令。首先，法令中本身就包含着技术成分和理想成分。其次，发展和适应法令的技术、法律工作者的业务艺术，都是有权威性的。最后，理想成分是一些公认的权威性理想。但是，还有一些重要的构成法令的要素需要我们进行考量，各种规则、原则说明性概念和规定标准。一项规则是对一个确

[14]定的具体事实状态赋予一种确定的具体后果的法令。法令最初以这种形式表现出来。一个

[15]原则是一种用来进行法律论证的权威性出发点。法律经验以归纳式思维总结的产物。一种概念是一种可以容纳各种情况的权威性范畴，因而，当人们把这些情况放进适当的筐子里时，[16]一系列的规则、原则和标准就都可以适用了。最后，一个标准是法律所规定的一种行为尺

[17]度，离开这一尺度，人们就要对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或者使他的行为无效。这些都是法令构成的基本性的要素，但是法律的存在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社会现实的变化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2.法律同权力的关系 [9][9][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楼邦彦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4页。同上，第17页。[11]同上，第24页。[12]同上，第25页。[13]同上，第25页。[14]同上，第27页。[15]同上，第27页。[16]同上，第28页。[17]同上，第29页。[10]我们认为这里说的权力是指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庞德通过对两种观点的批判论证法律同权力的关系。

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社会中的法律就是权力，但是庞德却认为法律是对权力的一种限制。社会控制需要有权力的——它需要用其他人的压力来影响人们行为的那种权力。最为社会控制的一种高度专门形式的法律秩序，是建筑在政治组织社会的权力或者强力基础之上的。但是法律绝不是权力，它只是把权力的行使加以组织和系统化起来，并使权力有效地维护和[18] 促进文明的一种东西。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法律是权威性的价值准则。这种观点认为，对任何道德的原则、任何事物的标准或对互相冲突的或重叠的人类需求进行评判的尺度加以证明，是不可能的。因而那些掌握政治组织社会强力的人们，为表达一个在社会上或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自

[19]我利益，便任意地规定或者建立各种价值标准，并强使其他人服从它们。如果仅从法律对政治组织社会强力的依赖性去论证，这种观点似乎很具有说服力，但是庞德却能够加以反驳。庞德认为，在我们的法律中记录着为理性所发展的经验和被经验所考验的理性这样一种教导[20]传统。庞德虽然认为法律是社会控制的工具，却并不否认法律本身是包含着人类理性的作 用。3.法律本身的局限性

我们虽然讨论了法律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但是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方式，法律在社会中运行的效果也必须加以衡量，即法律实现的程度问题。法律并非是万能的，庞德也提出了在实际的社会运行中，法律也会受到社会现实的限制。第一，有些限制产生于对适应法令的事实，在其确定中所包含的各种困难。有些事实并不是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并且这些事实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基于这样的事实，法律很可能做出错误的解释。第二，有些限制产生于许多义务难以捉摸，它在道德上很重要，但不能在法律上予以执行。第三有些限制产生于许多严重侵犯重大利益的行为，其所使用的方式微妙离奇，而法律对这些利益，如果可能的话，是会乐意给以有效保障的。第四，有一些限制产生于人类行为的许多方面、许多重要的关系以及严重的不良行为不能适用规则和补救等法律手段。第五类限制产生于为了推动和实施法

[21] 律，必须求助于个人的必要性。庞德从法律是什么、法律与权力的关系以及法律本身的局限性对法律进行了一个很好的论证，他认为法律本身就包含人类理性，而跳出法律本身而言，站在社会学立场去认识法律，法律是实现社会控制的一种主要的方式，虽然实现社会控制需要法律依靠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但是庞德始终坚持强力背后存在着永恒的观念，否认法律就是强力以及法律就是统治阶 级的意志体现。

三、法律社会控制目标

（一）法律解决的前置性问题 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为什么会从道德和宗教中凸显出来，是因为法律对解决社会问题有着宗教和道德无法比拟的效果，而这种社会问题就是法律任务的前置性问题。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生存和发展，都有谋求满足的许多愿望和要求，这样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愿望就会不断地重叠和扩大，庞德称其为是一种社会工程。这就有了一项使生活资料和满足生活在一个政治组织社会中的人们的各种要求和愿望的手段，在不能满足人们对它们的一切要求的情

[22]况下，至少尽可能地做得好些。庞德认为这是属于法律正义的范畴，正义并非一种理想关系，正义更多的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应该是对人行为的调整和安排，并且能使得人类在谋 [18][19][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楼邦彦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9~30页。同上，第30页。[20]同上，第30页。[21]同上，第33~36页。[22]同上，第39页。求自己愿望和要求的同时，使得人类在最少的阻碍和浪费中得到最大的满足。这样，庞德将正义问题从法律理念范畴转向了社会制度设计的范畴，将法律视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

（二）利益观

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谋求满足的愿望和要求，因此这种社会制度的确立，在能够保证我们最大限度得到满足的同时，不能强迫我们去做一些与我们愿望和要求相背离的事情。从耶林理论来说，这些愿望和要求就是利益。庞德将利益分为三种：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而每一种愿望和要求很可能包含着几种利益类型，它们之间没有明确的边界。而在法律制度中，这些利益是通过法律权利予以保障的。

（三）法律秩序的任务 通俗来讲，法律秩序的任务就是保证人类能够实现自己的利益。法律秩序的目的是承认某些利益；由司法过程（今天还要加上行政过程）按照一种权威性技术所发展和适应的各种法令来确定在什么限度内承认与现实那些利益；以及努力保障在确定限度内被承认的利益。[23]但是法律秩序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它需要根据社会不断变化的事实以及人类不断出现的新的愿望和要求而发生改变。就像庞德所说的，当任何一个主张或要求已被拒绝承认或已得到承认并未被划定了界限时，法律对这个主张或要求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有些尚未被采纳

[24]的主张，还在不断地要求得到承认。但是这里却存在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要求应该得到法律的认可，何种要求会受到法律的排斥，因此，需要有一个确定的价值尺度加以判断。

（四）法律的价值 庞德认为，我们很难提出一条能够使得每个人都去接受和遵循的价值标准，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要抛弃法律秩序，法律是一个很实际的东西，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比较合理的方式，并能产生很强的社会效果。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建立一个为每个人所同意的普遍价值

[25]尺度，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必须放弃一切而将社会交给不受制约的强力。其实，各个法学流派对此问题也有很系统的理论论述，庞德认为被近代各种法律体系所假设或接受的价值尺度，会相当接近于真相。我们应该去利用这些价值，去无限的向真相靠拢，而非去摒弃一个几百年来人们普遍服从的法律秩序，代之以其他方式。庞德正是利用这些理论，着眼于各种法令的实际制定、发展和适用，提出了三种价值判断标准。

第一种是从经验中去寻找某种在丝毫无损于整个利益方案的条件下使各种冲突的和重

[26]叠的利益得到调整，并同时给予这种经验以最合理发展的方法。这种方案困难之处在于，如何解决两种根本冲突的权利，当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根本冲突时应当如何选择。在近代法律的全部发展过程中，法院、立法者和法学家们虽然很可能缺乏关于正在做的事情的明确理论，但是他们在明确的实际目标的本能支配之下，都从事于寻求对各种冲突的和重叠的利益

[27]的实际调整和协调方法，以及（在不可能做得更多时）进行实际的妥协。这种方法使得损失最小的利益还满足人类的愿望，并且是经验和理性结合的产物。

[28]第二种方法，即依照一定时间和地点的文明的法律假说来加以衡量。当有新的利益要求法律承认时，利用这些文明的假说进行衡量。如果的得到认可，在用这些假说衡量新的利益与以确定利益之间的关系。庞德对此提出了几种基本的法律假说。第一，在文明社会中，人们必须能够假定其他人不会故意对他们进行侵犯。第二在文明社会中，人们必须能够假定他们为了相守其利益的各种目的，可以控制他们所发现和占用的东西，他们自己劳动的成果和他们在现行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下所获得的东西。第三，在文明社会中，人们必须能假定与 [23][24][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楼邦彦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9页。同上，第46页。[25]同上，第65页。[26]同上，第66页。[27]同上，第67页。[28]同上，第68页。他们进行一般社会交往的人将会善意地行为。第四，在文明社会中，人们必须能假定那些采取某种行动的人将在行动中以应有的注意不给其他人造成不合理损害的危险。第五，在文明社会中，人们必须能假定那些持有可能约束不住或可能逸出而造成损害东西的人，将对它们

[29]加以约束或把它们置于合适的范围内。这些价值标准正适应了安全尺度利益向个人生活尺度的以转变的价值标准。并且也为哲学与法学之间提供了联系。使得文明社会中人类不断重叠的利益得到调整和满足。

第三种价值尺度，无论在罗马法还是在近代世界法律的古典时代都被使用过，而在法律成熟时期则完全被确认了，这就是关于社会秩序从而也是关于法律秩序的一种公认的、传统的权威性观念，以及关于法律制度和法律学说应当是怎样的东西，把它们适用于争端时应当

[30]取得什么样的后果等的公认传统性权威观念。这种价值尺度是对当前法律秩序的部分理想化，这种理想化的部分并不会超越我们以目前可以法律价值可能解释的空间和范围。

四、庞德法哲学思考

（一）庞德法哲学的双重进路

庞德被认为是法律社会学的创始人，站在法律之外的社会视角去研究法律，通过将法律与社会本身联系起来，来论证自己对法律的理解，通过上述我们对庞德的著作《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庞德法哲学的双重进路。首先，庞德将文明与社会控制进行联系，中间介入了法律的方式和手段，但是在其论证过程中，我们可以很明确的发现法律对政治组织社会强权的依赖，而庞德本人并不承认这样的观点，转而认为强力背后必然有着永恒的观念使得人们自愿的去服从法律，而非服从于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或者统治阶级的意志。但是仅仅将从社会的角度而很难解释这个问题，于是第二个进路产生了，庞德又对法律本身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且批判了分析法学派的观点，庞德也承认法律本身含有理性的成分，这种观点不容置疑。通过这样的解释来论证法律并非是政治组织社会强力或者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产物，通过对法律本身的论述解决了社会视角下法律依靠政治组织社会强力的这一问题。所以，庞德的法律社会学的思想并非完全独立于法律之外，其对法律本身也有衡量的标准。

（二）尝试性回答的问题

通过庞德的论述虽然解决了在其文章开篇之中所提到的问题：“各门社会科学必须研究这种对内在的或人类本性所取得的支配力——它究竟是什么，它是怎么样产生的，以及最重要的是，它是怎样得以保持、促进和流传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庞德并没有在本书中明确的进行论述，这个问题就是法律这种社会控制方式的出现与人类去控制自己的本性存在着何种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庞德的论述尝试性的去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如果这种行为能够满足人类的愿望和要求，人类必然会选择。人类不会去做不能满足自己愿望和要求的事情。但是随着人类数量的增多以及愿望和要求的重叠，人类便不能全部的实现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其次，道德和宗教这种调控方式不能很好地起到社会控制的作用。而法律的出现可以较好的解决利益重叠的问题。于是人类选择去服从法律，因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人的利益的实现。因为在庞德看来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因此服从法律便是服从自己的理性，这样人类就能更好的控制自己的本性。虽然庞德的价值假设中也提到了法律的强制性问题，把它作为保证人类实现利益的手段，但是我们认为强制性可以是人类控制本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也是其区别道德和宗教控制很重要的一点。如果说强制性依赖于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但是更深入的说，这种强制性更依赖于全体人类的利益。因此，法律从两个方面去促使人类利益最大限度的实现。首先就是从正面而言，法律对于利益的确认。其次从反面来说法律对于侵害利益行为的处罚。[29][30][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楼邦彦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8~69页。同上，第71页。

（三）对于我国法制建设的启示与反思 首先，庞德在文章中一直强调法律并非依赖于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而是依赖于其强力背后永恒不变的东西，这里永恒不变的东西我们认为是人类的文明，而文明的形成方式是人类利益通过法律控制慢慢实现的一种产物，同时庞德认为法律是对政治组织社会强力的限制。因此，在我国的法治建设过程中，要不断地完善法律去限制国家的公权力，减少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害，做到我国公民的利益在法律的合理控制下慢慢的实现，进一步创造中国文明。

其次，对于法律本身的认识。从社会角度而言，法律是社会控制的工具，是人类利益不断实现的工具，也是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工具。因此制定法律一定要能够实现其社会的价值。从法律本身而言，法律一定要摆脱国家的强力以及公权力的意识形态，符合中国公民的根本利益要求。

参考文献 [1]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楼邦彦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2]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朱羽伦、孙瑞禾译，商务印书馆1997版。[3]王婧：《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