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临骏：论经典文本网络游戏的文化呈现

第一篇：肖临骏：论经典文本网络游戏的文化呈现

从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第一款网络游戏“泥巴”(MUD)到如今上千款网络游戏的运作，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网络游戏已经成长为一种新锐的、独特的文化势力与传媒现象，而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经典文本的网游化。文学艺术是沟通文化产业不同领域的桥梁，而就经典文本网络游戏在数学技术上体现的文学与艺术的融合。相对于文学电视电影改编是另一种独特的文化样态，这种文化样态，有着历史与传统、社会与人文、艺术与审美的多重结合。

一、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

那么，网络游戏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文化呢？对于文化，传统的文化观认为。它是指“智慧、精神和美学的一个总的发展过程”。根据这种“理想的”定义理解，“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当下人们通常对这类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来的文化精华和记忆，视为是“严肃文化”、“高雅文化”或者“精英文化”。而英国著名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说：“(文化)是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无论它是一个民族的，还是一个时期的，或者是一个群体的。”在此，他把“文化”与“生活方式”画上了等号，从这一理解出发，文化分析也就成了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呈现的意义或价值。网络游戏，作为新媒介技术所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从整体上来说并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意义上的“完美”或“永恒”，它只是这个日益繁荣的网络时代流行的一种文化现象，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快乐的生活策略。

理清文化的范畴，目的在于通过这种理解更好地对其进行相应的文化分析与实践，而事实上，今天对一种文化的性质进行适当的介定已相当困难，当购物中心、酒吧、夜总会响起贝多芬的交响乐时，当于丹把“论语”搬上电视荧屏时，当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在普通剧院的舞台上演时，当今我们已不能十分明确地区别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因此，如果一定要对网络游戏作一文化的归类与界定，在避免意识形态与道德论断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将它视为是一种新媒介的、普遍的大众性文化，是利用网络创作与操作互动而发展起来的主要流行于青少年上网人群中的“大众文化”。

雷蒙•威廉斯在1976年出版的《关键词》巾认为大众文化有四个主要的特征：首先是“许多人都喜欢的文化”，其次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文化”，再次是“有意迎合大众口味的文化”。最后是“实际上它是大众自己创作的文化”。从这个层面理解，大众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复合体，它直接产生于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和文化环境，并广泛地摄取其他文化领域的文化元素而由大众参与创造的文化。当代中同学者王一川也在比较综合的基础上给大众文化下了一个简要的操作性定义：“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

同时，网络游戏作为利用网络媒介进行快乐和休闲的日常娱乐活动，这种网络时代的大众流行文化现象，无论从游戏的生产者或是欣赏操作者来看。都与其他当下的流行文化一样，其中的精英、经典、大众、粗俗元素兼容并蓄、并行不悖。这种融汇和拼贴，使大众文化的普适性和流行性得到增强，也正是因为这一普适性，也使它在文化市场与商业经济中畅通无阻。但事实是。“大众文化”并非只是粗野简俗，“精英文化”也未必就是高雅精致。众所周知，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风”原是民谣俚曲，却成了后世的风雅之师；而曾一时受人推崇的宫廷诗歌、八股文章却成为历史文化的过客。

因此。网络游戏结合消费大众的需求而呈现出来的独特文化表现形式，不断地模糊着传统艺术的分类与雅俗文化的界限，挑战着现代性文化中的文学艺术观念，表现出其作为新媒介文化独特的文本叙述风格。

二、游戏的网络叙事

任何一种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都与其载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犹如文字之于纸张，影视文化之于荧屏。

传统的文本叙事严格地区分作者(创作者)、文本和读者(接受者)三者间的关系，其中作者提供完整的叙事文本——报刊书籍、广播、电影电视，而读者、听众和观众则被看做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直到网络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媒介受众从单纯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文本叙事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在此，网络游戏制作者只提供了文本叙事的可能性，叙事文本需要在玩家参与的过程中去完成，因而玩家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成了作品的“创作者”。这种叙事方式颠覆了传统的媒介叙事，是一种互动的超文本叙事方式。

网络游戏里讲述的故事一开始就要求游戏者积极地参与，共同完成故事的开始、发展、高潮、结尾。这种参与不仅要求心智的参与，也要求身体的参与。因为它与其他叙事的最大区别在于：这是一种交互叙事。游戏制作者与游戏者共同进行了叙事行为，而且这是一种地道的个人叙事，不同的游戏者讲述的故事版本是不同的——这并不是我们经常说的“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在这个示意图中(表1)，圆圈代表一些场景，表示如果游戏者到达这个场景时，将会有一件事情发生，这些是由游戏制作者设定的；箭头代表玩家的游戏过程，他必须由一个场景进入另一个场景，完成某一行为之后进入另一个场景。我们可以简单地认定，圆圈表示游戏设计者，箭头表示游戏者，网络游戏的叙事就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依次展开。

这种互动叙事的技术基础是由游戏引擎控制的，它决定了对游戏目标、游戏规则、角色以及角色任务的控制。然后通过电脑的输入系统、虚拟模型和输出系统展开游戏——游戏叙事由此开始。这种由玩家通过键盘和鼠标与所扮演角色展开的互动，带来的是许多在传统单向灌输式文化中所不能感受到的快感，包括高度的权力欲、暴力欲等一些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欲望。

在网络游戏叙事中，当玩家沿着加粗的线索进行游戏时，游戏会将故事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有的会对不同路径给予不同的回报和奖励，或是设定不同的难度来限定游戏的故事链，这为游戏的叙事提供了多样性。在这个多样性的任务流程中，游戏者在一个人物失败后。不一定会导致游戏的立即结束，而是有可能被导向另一个游戏分支，遭遇不同的战场形势和情节发展。

另一方面，当游戏者选中地图上的某一路径或场景中的某一线索时，其他路径和线索便不在场，对它们的探寻就相应地延缓了下来。这样，游戏的地图结构就成为无限开放的并且是物理上存在的“意指链”，从而创造新的文本空间，并在这文本空间上又创造游戏的无限空间，玩家就有可能会以令人惊讶的痴迷态度去重复玩某一个游戏。如在《三国策OLINE》中玩家进入游戏后，将与另七个玩家选择在一个地图上进行随机的君主，随机安排的城镇，随机出现的将领，使玩家的每一次作战的呈现都完全不同，这让玩家在同一张地图上重复无数次的游戏而不会感到厌烦。

网络游戏中，游戏者之间的联系既包括游戏者为展开游戏而进行的信息活动，也包括游戏者之间的其他信息活动，如进行商业交易、情感交流等。因此，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在提供语义网络、提供多重的信息体验的同时，也提供了对“主客两分”的质疑和对以作者为中心的传统审美的批判。

第二篇：肖临骏：如何看待“岭南无文化”的评价

惠能之学，引领着一个世俗主义的潮流；陈白沙之学，引领着一个个人主义的潮流；而康有为之学，则是引领着整个20世纪乌托邦与改良主义相纠结、相交胜的潮流。其实背后都有岭南易简之学作为它们的根本基础。

说岭南没有文化，这似乎是一个伪命题，但却不是完全没有根据。长久以来，来自北方的朋友多多少少内心都有一点“岭南无文化”的感觉。而一些南来的学者也曾留下“广东文化气氛不浓”的印象，比如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上世纪20年代来中山大学任教，对这里的图书条件、研究气氛薄弱都有微词。胡适1935年在香港大学演讲，也说过“广东人不会办教育，谈不上文化”一类的话。你看，“岭南无文化”似乎也不能说言之无据。

我想，这既有一个历史记忆的残存问题，也是一个现实印象。首先，岭南是中华大地上相对后开发的地区，比起中原、齐鲁、江南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属于文化水土比较薄弱的地方，这不用怀疑。

再让我们回到今天讲座的这个地方。这里是孙中山的“大元帅府”，是广州“河南”（编者注：珠江以南、今海珠区一带）地区的煊赫所在，而且在“河南”还有许多豪华庄园，早已是一个很不错的区域了。但即使这样，现在我们还可以听到这样的民间谚语：宁要“河北”一张床，不要“河南”一间房。怎么“大元帅府”这样的辉煌所在，都不能改变这个久远的评价呢？这就是历史记忆的顽固存在。其实，广州现在的商品房已经卖到南沙，几乎到海边了，要价都高达一两万元一平方米了，但“宁要河北一张床，不要河南一间房”的口号，还继续存在于老市民心里。这种现象，与“岭南无文化”的评价非常类似。因为广州发展的历史，正好与中国文化拓展进程一样：就是一个“东拓南进”的历史。

南方是个后发展区域，后发展就有它的文化特点，就有不同于先发展地区的劣势和优势。

南北文化的先后现象

广州的老城区是越秀区。而中华文明的“老城区”在哪？我们不妨看一下诗经地图，十五国国风包括什么？邶风、鄘风、卫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曹风、豳风，等等。这主要包括了现在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和湖北北部，这几个北方省。这就是中华文化的“老城区”。

而在这“老城区”里面，再加分析，还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以哪个地方为最高呢？孔子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最向往的人物是周公旦，最向往的时期是西周前期，最向往的地方是宗周丰镐、成周雒邑即今天的西安、洛阳。孔子说的“周”，既是个朝代概念，也有一定的地域性，也就是说，当时的文化地位以西安洛阳为最高。第二位是宋国和鲁国，宋是商朝后裔的封地，鲁则是周公儿子的封地，这两国在诗经中是有颂而无风的，毕竟颂高于风，其文化地位几乎与周相当。其他国呢？是有风无颂也无雅，就算第三等了。

孔子的区域概念是怎样的呢？“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个天下有多大呢？大概不出诗经的十五国。他周游列国，足迹遍天下，但最远也只是到了楚国的边缘——河南南部，但没有走进湖南湖北。所以诗经里面没有楚风！楚国虽然大，但是它还未入当时的文化视野，楚国还被称为蛮荆，等于现在的人说我们广东人是南蛮，当时湖南湖北还是蛮；蛮荆也就是楚蛮。那么吴越呢？也没有吴风、越风。江南地区当时被称做“火耕水耨，地广人稀”，从文化角度来看，更没有入流。

到了战国，楚辞、吴讴、越吟，开始见诸文献了，楚辞更是由名家来创作的，至少在司马迁眼里，他更看得起楚文化，写了《屈原贾生列传》。东汉蔡文姬，已经开始写骚体的《胡笳十八拍》了，这时候，楚文化相当有地位了。

到三国时候，蜀国由北方人管理和开发，刘备是河北人，诸葛亮是河南人，关羽是山西人，都是“老城区”来的。吴国呢？吴国的势力主要还是武力强宗，文化上根基不厚。江南的文化真正上一个台阶，要到永嘉之乱之后。所谓衣冠南渡，文化人才、政治人物避乱来到江南。很多山东人过来提升吴越地区的文化，王羲之定居会稽，搞文人雅集，写了兰亭序，绍兴地区才有了文气嘛。到了南朝，江南的本土文化开始受到尊重，就像当年楚辞那样，吴讴、越吟开始进入文化人的视野，像鲍照等人，则开始仿吴歌来创作了。这都是中华文化进一步南拓的文化标志。

但是，即使到了盛唐，文化的重心和西汉仍没多大区别，关东地区仍然是首屈一指，不过这时多了一个江南地区而已。

广东还未入流。惠能被称为“岭南獦獠（编者注：古代称呼南方少数民族用语，向无确诂，潘重规先生以为即田猎渔捕之獠人，可参）”，张九龄则自称“岭海孤贱”，可想而知，当时岭南的文化地位还很低。尽管张九龄当上了宰相，而且还当得挺称职，挺有风度，但毕竟浅根弱植，和北方比起来，人家山西闻喜一条村已经出了59个宰相，我们广东整个省才出了一个张九龄。

张九龄一死就是安史之乱，关中地区开始衰落，整个经济命脉更加倚重江南地区。到了靖康之乱，正式形成了南北之间的优劣势的逆转。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的第一等地区。北方“老城区”不大行了，南方的江南地区成了新的“城市文化商务中心”。

文化地理学家陈正祥做过一些统计：在盛唐以前，宰相大多都出在黄河以北。但到宋代就不一样了，他又做了一个“南宋诗人表”，显示文学人才已经集中出在江浙地区。

再看明代的“进士表”，第一等的地方是江南地区，第二等是四川、安徽、江西、福建。到了清代，广东还只属于三等地区，仅比云南贵州好一些。按照文化重心南移的趋势，如果清朝有五百年历史，应该慢慢轮到我们广东，很可惜，到了1905年科举制叫停。时不我与，没有广东的份，自始至终，广东都没有当过状元科第的高产地，连二流地区也不算。

讲回到文学视野，其顺序是这样的：西周有十五国国风，战国开始有楚辞，南朝开始吴歌行时。粤讴呢，要到清代，才因招子庸的整理和传播，引起全国的注意。到了民国，才有胡适学着用粤语写诗，就像鲍照写吴歌那样，但迟了一千多年！

说广东没有文化，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处于最南端，也几乎就是最后的文化开发地。我这里谈的，主要是地区文化的总体水平来讲的，而不是就个别杰出作家来说的。

南北文化的长短问题 刚才说的是第一个问题，文化的先后。现今有一个区域经济概念叫做“后发展优势”，那么，文化有没有后发展优势？有。后发展的文化少了一些历史包袱，更能看清旧文化的局限，更有批判性，更有突破能力。这就进入第二个话题，关于南北文化的长短问题。看发展先后，主要考察“面”；讲学术长短，就会更多考察“点”。

《世说新语》“文学篇”有一个内在的逻辑，讲的其实是文化的区域变化，并因此得出“南北文化不同论”的概括。对于我们理解此后一千多年的文化格局具有十分重大的启示。

“文学篇”第一二节，说的是东汉马融和郑玄，作为儒家经学的第一个高峰，马融是陕西扶风人，郑玄是山东高密人，二人存在传承关系，有一个由西而东的趋势，即马融说的“大道东矣！”总之，他们代表着关中与山东这两个深厚的旧学区域。千百年来，说起高密，个个都肃然起敬，那不是因为今天的莫言，而是因为郑玄。郑玄家连婢女也是用诗经来作日常会话的。可想而知，当时北方大文化世族是多厉害。凡经注，郑玄几乎是一个字都不放过，都要做一大通的注解。

但到魏晋时，谈玄之风兴起，学术超出儒学的范围，兴趣更多在老庄，这是新的学风，这些谈玄的学者像何晏、钟会多是河南人，他们没有马融郑玄那么尊儒，也反对繁琐经注。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许即放弃，这当然是横一尺而不是厚一尺，大概就是看了个开头，就说“了不异人意”！庄子这般高明，原来和我想的一样啊。对于先贤一点也不迷信，真有点“蛮子气”。

向秀注庄子，十分周密，但嵇康就质疑说：书也要注解的吗，这岂不是把我们看书的乐趣都败坏了？他的原话是“书讵复须注”？大有“六经注我”的气味。上面说到的庾子嵩是河南颍川人，嵇康是谯郡人，大体可以看出，这时河南与关中、河北、山东的学风已很不一样了。当然，那时的南北之分，与我们今日的南方北方概念并不一样。

这就是“南北文化不同论”的最早提示，因为此时已开始隐现南北文化的现实区别了。所以，在《世说》的文学篇里，紧接着这些南北学者的故事，来了个总结：“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精通简要”；“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暗。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学问太多，很难概括；学问少，没有枝枝节节，简单反而更容易直指核心，更加容易得到要领。南方人的学问是比北方少，但识见反而比北方人好，这就点出了南北学问的区别，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次总结：北方是邃密之学，是尊儒的，是严密而繁富的，是结构的；南方

是易简之学，是尚玄的，是更简要而综括的，往往是解放的。

这南北学术，即北方邃密之学与南方易简之学的区别，这样一个二元化的文化概括，起源于东晋，但贯彻了此后一千多年。而且越往南越往后就越显出这种分别的鲜明性。

从南北宗的顿悟与渐参之争，心学与理学之争，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汉学与宋学之争，一直到“五四”后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都几乎可追溯到这邃密之学与易简之学的矛盾。这种二元化的现象，与欧洲中世纪英国的经验主义与欧陆理性主义的二元化一样，千百年来，二元之间取长补短，互相批判，互相促进，互相补救，展现了极其丰富的历史场面。这二元之争，是“不可和之异同，亦不可无之异同”！如果没有了这一对矛盾，我们的中华文化就没有了积累与反思、传承与出新的能力。

而岭南文化的最精粹之处正在于易简之学。也正是由于岭南杰出思想家的易简之学的鲜明性，使得《世说新语》那一个天才概括得以永不落空，不断地得到证明。的确，岭南文化对于全国的贡献，对于一千多年中华文化的贡献，也就在这易简之学。岭南出过三个真正影响中国历史的一流思想家，那就是惠能、陈白沙、康有为，这

岭南思想的易简特征

惠能是不识字的，所谓“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砍柴担水莫非妙道。佛学发展到晋唐时代已经是很细密的学问，已经贵族化、学术化，讲究慢慢参透，渐悟，但惠能带着一个南蛮的自信，强调直指本心，佛性无南北，在佛性面前，獦獠与高等文化人一律平等！所以说：“自得曹溪法，诸经更不看。”意思是自从悟到了惠能的曹溪之法，经书便不用看了。这是岭南之学的易简特征的壮丽日出！陈白沙讲：“观书博识，不如静坐”，他觉得，看很多书，学很多东西，不如自己静坐，好好思考。“道不明，虽日颂千言，博览群书，不害为末学”，陈白沙的意思是，如果你道理不明的话，博学是没有益处的，这是岭南之学的易简特征再次凸现。康有为说：“日埋故书堆中，汨其灵明，不如绝学捐书，静坐养心，静里忽现天地万物与我一体，大放光明。”他亦是提倡静心悟道，扫除旧说，方可直抵孔子久被湮没的微言大义。这是岭南之学的易简特征第三次凸现。大家看一下，岭南这三家最一致的地方是不是易简特征？太一致了！

而六祖惠能对后世的影响，实在不止是在佛教领域，对此后一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都有极大影响。余英时认为他的影响是中国文化的第二次突破，是思想解放的开端。整个中世纪之后，思想走向世俗化，走向平等化的大方向，都是从惠能开始的，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对此有很明确的论述。毛泽东也认为惠能是“中国哲学的大跃进”，也就是说，无论是左还是右，对这位和尚的评价，倒是非常一致。胡适与陈伯达都认为惠能神会一系相当于中国的马丁·路德，就是宗教解放的先驱。惠能之学成为此后易简之学的最重要源头。对此后的韩愈、程朱之学，尤其是陆王之学，都有巨大影响。

白沙之学则是阳明之学的先驱，熊赐履评说是“陆象山之后劲，王阳明之前矛”。程朱理学到了明代中叶，已经作为统治思想太久了，已经开始束缚人们的思想，需要来一次解放。我们后来所见明代中叶以后特有的工商皆本、个人解放的思潮与陈白沙、湛若水、王阳明的心学兴起有关系。这些倡导心学的人，学生的成分遍及士农工商，特别是商人，而不止于只是读书人。当时，白沙的弟子湛若水与王阳明同时，那时的学者不出于王门就出于湛门，可见影响之大。所以西方的汉学家们就认为，陈

白沙他们其实是在提倡一种自由主义，是一种新的思想解放。我们读万历年间的《菜根谭》，居然发现有“不为君相所笼罩”之类的话，其实都与心学所解放出来的思想有关。

如果说惠能之学的主要内核是“不悟即佛是众生，一悟即众生是佛，万法即在自心”。陈白沙之学的主要内核则在“存诚”与“自得”四字上。

理解康有为

下面我重点讲康有为学术的主要内核。康有为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个人私德也多有可议。但作为一个思想家，我认为他至今还未得到真正的理解。

康有为与梁启超师徒在学术上的底色是不同的，这也导致了后来二人的差异。梁启超是学海堂打的底子，学海堂是广东的最高学府，这里尽管标榜打破汉宋之别，但根柢还是汉学，属邃密之学。康有为的老师是朱次琦，明显偏于宋学，讲究先儒大道之本。到了康有为，就更近于陆王心学与禅学，易简特征就更为鲜明。他说自己的学问到了三十岁已大成，而自信“吾道一以贯之”了，不必再有进了。康有为还笑梁启超的学问有如上海先施公司的货物，应有尽有，但货如轮转，流质多变。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康有为三十岁前的学问已经定型。他有许多奇思妙想就产生于白云山上的摩星岭。梁启超后来回忆自己少年时，为什么会转向崇拜康有为，他说，他们原来是学海堂的高材生，经史之学、考证之学已有相当造诣，这时梁启超刚中了举人，考官对他欣赏极了，要把妹妹嫁给他，他应有多自信。正是这时，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开讲，梁启超一听，如冷水浇背，如受电击，冲击非常之大，康有为最打动他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扫清章句之学，把学海堂那一套旧学一一反驳。康有为认为中国当时和今后的问题，根本不是章句之学、考据之学所能解决的，所谓的考证啊，古音韵啊，这类学问根本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他自己对于中国如何从“据乱之世”达至“大同之世”的思考，才真正通古今之变，得孔子的微言大义。

这一思考，集中体现在康有为对《礼运大同篇》的重新解读，他的解读是十分现代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这几句讲什么？讲否定君权神授，要民主选举，选出贤者作为我们的标杆，给予能者以办事的权力，崇尚道德，讲求效率。“讲信修睦”是什么，是和平外交政策，不做以诡黠待人之事。记得1972年中日建交时，周恩来赠给日本方面的是“言必信，行必果”，田中首相回赠中国的是“信为万事之本”，其实都不离“讲信修睦”四个字。“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是很高的道德修养，是博爱主义。至于“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就是社会保障制度啊，不就是养老补贴、最低生活补贴吗？“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这是共享共有啊，是社会主义啊。“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是劳工主义啊，每个人都成为劳动者，而不是剥削者，不劳动者不得食。康有为对“大同说”的发挥十分丰富，洋洋二百万言，一直讲到“安乐死”问题。

康有为通过对《礼运大同篇》的新发挥，赋予它新的内涵，使人们感觉古今一下子贯通了，这一古典思想得以闪现出现代的理想主义的光辉。当梁启超、陈千秋惊异于这种光辉时，且慢！康有为叫停了。他说：“今方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只能“以小康义救今世”，而断断不能以大同义行今世；“大同世界”是十分遥远的事，现在千万不可宣传！所以，在康有为生前，《大同书》一直没有正式出版。对康有为的“叫停”，梁启超至死都不能理解，那么好的思想，为什么说会引起天下大乱呢？

康有为最深刻的地方正在于此。他不单诠释了大同理想，还辅以“公羊三世说”来配套他的“大同说”。“三世说”以老旧的形式包裹着

极深刻的历史阶段论意识。不理解“三世说”，其实就不能讲“大同说”，这是有逻辑先后关系的，即要经过所谓的“据乱世”，再到“升平世”，然后再到“太平世”，才有“大同世界”。中国当时处于“据乱世”，先需要力争建设小康社会，到达类似于欧美的“升平世”；至于“太平世”，就远远未到，阶段不可超越，也就是他所说的“不可躐等”。康有为为什么思想上崇尚“大同说”，行动上却是个保皇派？道理就在阶段不可逾越，民主不可骤成。所以，他明确反对革命，认为革命一成功，必反过来实行专制，中国不会出华盛顿，也不会再出尧、舜，只会出秦始皇、汉高祖、明太祖。所以他宁愿拥护光绪皇帝，搞君主立宪。

梁启超是接受了康有为反对革命的学说，但梁启超一辈子也理解不了康有为说实行“大同说”会“陷天下于洪水猛兽”。李泽厚也批评说，这主要归因于康有为的改良主义的软弱性。总之都不相信追求大同世界会搞出“洪水猛兽”。

但是，经过“大跃进”之后，我们才明白，康有为忧虑的深远。1948年时，毛泽东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找不到通往大同的路；到了1958年“大跃进”，刘少奇大谈《大同书》，认为找到路了，那就是“公社化”！最奇怪的是，刘少奇一边让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去徐水县搞公社试点，一边又在中央全会上印发章太炎的《驳康有为反革命书》，总之，“大跃进”是要实践康有为的大同说，又批判他的历史阶段不可逾越的观点；这与康有为的本意刚好全反过来了，洪水猛兽真来了——一边虚报产量，一边忧虑粮食多了怎么办，大搞公共食堂，让人放量食饭，“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不必藏于己”，强硬来，结果酿成了极大的灾难，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人。我们侨乡广东，情况算好的，1959年至61年，非正常死亡80万人。

康有为最为忧虑的，结果都成为现实：军阀混战，蒋介石及其后来的独裁，以及“大跃进”的灾难！他几乎都预见到了。只有到了邓小平时代，才彻底摆脱大跃进、“文革”的思路，提出建设“小康社会”。

联系近六十年的历史，再细读康有为的这两句话：“今方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只能“以小康义救今世”，真是为之汗涔涔下，泪潸然下！因为这两句话，最终是由巨大的历史事实来作注脚的，是以几千万大跃进饿殍来注“洪水猛兽”这几个字，又以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巨大经济成就来注“以小康义救今世”这几个字。康有为的简明的断语，充满穿透力，这是多么的惊心动魄，而他又多么的孤独啊！

现在还有人因为“大跃进”的灾难而狠批儒家，狠批《大同书》，但忘记了康有为的“三世说”、阶段论。我们现在还在误解康有为啊！不但他的大弟子梁启超理解不了，几十年后的李泽厚也理解不了，今天的所谓自由派也理解不了，并对“大同说”深恶痛绝。我们批希特勒，又怎可以因此去追究尼采的“超人”说？何况康有为早有洪水猛兽的警告？

那怎么看大同说呢？它将永远是一个在野的思想，它是我们这个有缺陷的世界的美丽倒影，是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性对照。我对乌托邦思想始终有敬意，我们还记得前些天的新闻，仍在讲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境况堪忧。读起“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怎能不油然而生向往？

惠能之学，引领着一个世俗主义的潮流；陈白沙之学，引领着一个个人主义的潮流；而康有为之学，则是引领着整个20世纪乌托邦与改良主义相纠结、相交胜的潮流。其实背后都有岭南易简之学作为它们的根本基础。陆象山有句诗：“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易简功夫”为什么“终久大”？因为易简之学，不是用文献章句可以概括、可以推衍的，它是用历史的经验与血泪来作注脚，用我们的全部生命去感悟的。从这点上看，岭南的“无文化”，不是真的无文化，而是因为这里远离正统，远离主流，更少历史的包袱，容易摆脱成说旧见的影响，有时甚至不惜以一种“反智主义”的话语，以斩钉截铁的姿态，去打破知识障，从而开辟出一片新的文化疆土。

讲到最后，想起钱锺书在《谈艺录》序言说的：“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似乎是一种告诫，南方之学与北方之学并不是截然分为两橛的，南方之学往往是北方之学的儿子，它很多时候是从北方学术中提取出被忽略的部分，加以新的发挥，或者更尽致的发挥，从而转出新天！而南北之间，各有长短，邃密之学会流于琐碎，易简之学则容易流于空疏；邃密之学多有积累性贡献，易简之学则多突破性贡献。而岭南的易简之学在中华这个大文化体之内，是作为一种反思性的力量而存在的，这种贡献是无可替代的。

第三篇：肖临骏：浅谈如何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

企业内部控制管理体系的建设不仅关系着企业自身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社会各部门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和发展，对于企业的内控管理体系的建设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和管理规范。可见，通过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和体系的建设，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向利好的方向快速发展，提高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的市场竞争力都是必要且关键的。

1.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必要性

内部控制对于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的管理质量和管理水平，都在各个角度的不同程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通过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和体系的建设，对于维持企业平稳运行提供必要的保障。由于通过内部控制管理可以及时发现管理漏洞及存在的潜藏风险，并及时采取规避和防范措施，是企业降低由于风险导致的经济损失并保障运营平稳。其次，内部控制管理体制的相关制度和体系的建设，对于企业经济活动的合法、真实，以及对于经济成果的巩固也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因为及时有效的内部控制管理体系，对于企业的经济活动和财务信息的管理是重中之重。所以，对于不合法的经济活动，以及存在不真实或不客观全面的财务信息，也能够做到早发现早审计，这样对于企业经济活动合法顺利的进行，以及财务信息的客观真实提供必要的保障。再有就是在企业服务质量、产品品质、安全生产和运营等诸多方面都起着无可替代的保障性作用。

2.保证内部控制有效性须注意的问题

确保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及体系在的有效性，是建立和实施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和体系的关键，是通过建立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和体系保障企业平稳运行、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的基础。因此，保证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和体系的有效性，是推行企业内控制度的重中之重。一般情况下企业内部控制体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中之一是重点针对企业管理方面开展的以管理质量为主的内控制度，另一个方面就是重点针对企业经营经济活动开展的审计性质的内控体系。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以管理为主的内控主要是为了确保企业平稳运营、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为主要目的；而以经营活动为主要审核目标的内控则主要是为了规避由于企业经济活动不合法、财务信息不客观不准确导致的经营风险。有些企业两种内控制度分别执行，有的企业单独执行。虽然两种制度和体系侧重点不尽相同，但其之间却有存在一定程度的密切关联，因此充分的利用两种制度的优势和相互制约，也是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手段之一。

对于保证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和体系的有效性，笔者在此归纳总结了以下几个需要重点注意的问题和方面。首先要注意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规避和及时发现潜藏的风险，其主要作用是在问题和风险发生之前，及时发现并预防，而不是针对已经发生的问题采取严厉的处罚措施。处罚措施只是促进和保障及时发现问题，并整改问题的手段而已，并不是内部控制制度和体系的核心和重点。其次，企业内部管理的层次和方面十分众多，如果对各个方面和层次的工作都展开内控，那么内控工作无异于将企业内部的所有管理工作复制重做了一遍，不但增加了工作量，而且对于保证工作效率和内控制度的有效性也是毫无益处的。因此，有效的选择关键的内控工作点，就成为保障内控制度和体系有效性的关键和核心。另外，对于企业内部控制的程度和范围的设定，对于保证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也是十分关键的。对于内控的范围和程度设定时要做到，在保证内控效果的同时，避免产生冲突和隔阂。而且要通过制度激发企业员工对内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避免产生消极情绪影响工作质量和企业管理水平。

3.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对策

（1）企业文化是企业内控制度的建设和管理水平提高的重要前提和必要保障。具有成型企业文化的企业，对于任何制度的制定和执行的效率都是较高的。首先，统一的企业文化能够保证制度执行的统一性。另外，在企业文化的影响下，对于企业制度执行的有效性和高效率也在很大的程度上起到了保障作用。由于企业文化的统一和影响，使企业内部所有成员对于制度的认识是一致的，对于制度的规定是遵守的，对于制度的执行也是规范的，所以说企业文化对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和体系的建立和开展的重要前提。如果想通过建设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和体系，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对于该制度的执行和有效的开展工作是至关重要的。而企业文化，就是为内控制度体系顺利和有效推进和开展的必要保障。

（2）由于内控制度体系仅限于针对企业内部管理关键点开展风险防控和预防，因此对于企业的风险管理具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所以，另外建立相应的企业风险管理体系和风险预警机制，通过专门的、系统的、有针对性的建立风险管理制度和体系，更加切实有效的作用企业风险管理工作。使其与内控制度体系相互呼应，最终实现企业风险防控和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目标。

（3）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和体系的建设需要符合企业的发展方向和远期愿景。归根结底一切制度和体系的建立都是为了推动企业向利好的方向快速发展，并以实现企业愿景为最终目标的。内部控制制度和体系的建立也不外乎其中，因此，确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是建设企业内控制度体系的重要依据和基础。根据企业需求制定的内控制度，才能有效的运行并且实现通过内控制度的实施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的目标。

（4）建立健全的决策和风险控制管理机制。企业内控制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内控发现企业内部管理和财务方面存在的潜在问题和风险，但是发现问题是手段，解决问题才是目的。因此通过建立一套健全的风险预警和风险决策制度，才能真正起到防范风险的作用。对于发现的风险，通过相关的决策将其解决在萌芽中。也可以避免企业由于没考虑到相关风险，而在进行重大决策时出现疏忽和失误，带来不良影响和损失。

结束语：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有效实施，对于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和风险防控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企业的发展直接影响着我国国民经济体系的结构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进程。因此，企业内控制度对于企业发展是必要保障，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之一。

第四篇：肖临骏：《起风了》,努力活下去

肖临骏：《起风了》，努力活下去

“起风了”取自法国诗人保罗.瓦雷里著名诗篇《海滨墓园》中的一句：起风了，努力活下去！这就是宫崎骏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一直以来对孩子们说的那句话：这个世界即使再糟糕，也还是值得活下去的。

自从上一部2008年的《悬崖上的金鱼姬》上映之后，宫崎骏退休的传闻就不绝于耳，对于喜欢动画的观众来说，这是再遗憾不过的事情了。所以当2013年他最新一部动画《起风了》上映的时候，观众的激动和期待之情可想而知。

这部动画片和宫崎骏曾经的作品大相径庭。那曾经在动画中漫无边际的想象力，充满了日本民族的鬼怪精灵和像《龙猫》那样的纯真美好都已消失不见。这部动画的主人公已经长大，不再是少男少女。这是一个关于大人的故事，一部似乎不是很适合孩子看的动画电影。

但当我们真正地静下心来看完这部两个多小时电影的时候，就会发现，宫崎骏依旧还是那个制作了《风之谷》《幽灵公主》《千与千寻》，制作了《龙猫》的那个宫崎骏，他始终没变。《起风了》像一条线般串联起曾经的那些动画作品，是某种延续，更是对其的总结。

电影的主人公是一位真实存在于上世纪的日本年轻人，并且因其后所制造的著名“零式战斗机”而享誉世界，他叫堀越二郎。故事讲述的便是他从小热爱飞机，并梦想以后要建造出美丽的飞机这样一个故事。

曾经在二战中日本用于大肆侵略他国的战斗机的制造者，这个角色本身就存在着矛盾与争议。而宫崎骏在最开始也或多或少因此而不愿意制作这部电影，但他最终愿意制作这部电影，在很大程度上或许正是被这个故事中的“矛盾”所吸引。

当我们仔细地回顾宫崎骏曾经那些作品的时候，不难发现，那些隐藏在故事背后的思想充满了矛盾。典型的便是在《幽灵公主》这部电影的最后，人类与自然不可调和的矛盾始终在那里。

在关于《起风了》所有的争议中，“反战”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最高。在宫崎骏制作这部电影的同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环境正处于右翼保守派的笼罩之下，再加上宫崎骏一直以来督促日本对于曾经犯下的罪行道歉，使得他在日本国内遭受了众多的指责与批评。

在网站公开的企划书中，宫崎骏就制作意图做了如下解释，“这部电影既非对战争予以控诉，亦非意图通过对零式战斗机的杰出之处之描写来鼓舞日本的年轻人，却也不想掩饰二郎真心打造民用飞机的心愿，只希望讲述这么一个忠于自己的梦想、不断奋进之人的故事。"在宫崎骏的作品中，他一直反复言说着那些“忠于自己的梦想、不断奋进之人”的故事。无论是那个勇敢美丽的那乌西卡，还是曾经胆小自私的千寻，她们始终都走在自己成长和梦想的路上，都在努力地不断奋进着，而堀越二郎同样如此。

作为主人公生活的背景，电影用了很大篇幅向观众介绍上世纪20-30年代的日本。那时的日本动荡不安，贫困与疾病横行，加上不景气的经济和破坏力巨大的关东大地震，年轻人普遍感到未来的迷茫和不可捉摸。宫崎骏通过一系列细节来展示那时日本年轻人在外所受到的轻视与鄙夷。或许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二郎的同事本庄，他在电影里反复地强调国家的衰败和落后，希望自己能为国家的振兴和发展做出一份贡献。我们也很难否定在二郎想要制造飞机的这一动机里不存在为了国家这一因素。

这是宫崎骏在电影中必须面对的矛盾之一，他必须面对那个年代的日本，面对曾经的贫穷与落后。面对过去，实则是为了寻找为何日本最终走上侵略者道路的原因。这样的矛盾在电影中贯穿始终，宫崎骏小心地走在其中，点到为止，并未过多的渲染。这或许也是许多批评者的不满之处，认为他迷恋在清新优美的田园中，而忽略外面世界的残忍战争。肖临骏：《起风了》

第五篇：肖临骏：令狐塔前话感恩

归来多日，而我湿润的情绪仍萦绕于心。

站在山脚下，依傍碧霞圣母塑身，瞻仰着面若满月的圣母容颜，听豁达博学的师兄娓娓地为我们讲述着当地百姓口熟耳详的感恩故事。侧身有石身神龙自山林盘桓而下，龙头向东南方似迎接远方访者，耳畔松涛如笛。沿着宽阔古旧的台阶，闻松竹间秋风徐徐，低眉倾听秋声隐隐，拾阶而上，直达塔顶。

秋景虽自另有迷人之处，而我此时却无心赏景。令狐山位于安徽省定远县的千年古镇藕塘，山顶有令狐塔，令狐庙，轻踏石阶循塔而上，四层处供奉着黑奶奶像，檀香袅袅，黑奶奶慈眉善目，满面微笑，我恭立像前，眼前便是我那逝去多年却时常闪现梦中的祖母面容，于是她老人家的一颦一笑、或喜或悲，点点滴滴，若春风若春雨，氲氤心间„„

令狐山之行，收获最深的便是这儿深厚蕴藏的人类最美最善的情感：感恩。常存行善之举，可令世间少了诸多冷漠，处处洋溢着温情；怀有感恩之心，亦使生命温润平和，人性变得美好。“令狐”一姓，缘于感恩：春秋魏姓名将救一弱女之命，而在战场拼杀危急之际又得所救女子之父舍命相助结草绊倒敌将而立下奇功，所受封赏之地为令狐。而其后代以封地为姓氏，这便是令狐氏的由来。魏将施恩不图报，而老翁刻刻怀感恩之心，行结草之举报答，又谱写出一段历史佳话。令狐氏后裔更延续出 “泣墓堂”、“博施堂”等一段段孝感天地、恩泽万户的人间美谈。

而至西汉末年王莾篡位时，有令狐后代子伯因家父为官正直遭奸人迫害满门抄斩，幼小子伯在正直小吏舍命相助下得以逃脱并流落至藕塘镇，令狐子伯年小志大，每日饥寒交迫却潜心苦读，得山上僧侣钟爱授其学业，当地百姓送衣送食，更有当地老妇黑奶奶，将子伯视如己出，照顾有加，助其每日安心潜修功课。而在令狐子伯不负众望安帮定国、功成名就后，回山中找寻黑奶奶和寺中僧人报恩时却发现恩人已逝，令狐子伯伏山痛哭，哭声响彻山林，泪水化为山泉倾泻而下，苍松翠柏闻之哭泣，蓝天白云为之动容。为答谢当地父老，令狐子伯倾其所有，重修庙宇，塑黑奶奶像并立塔为志。从此后，当地百姓便将此山由锥子山改称为令狐山，塔为令狐塔。

沿塔扶阶而下，塔正前方立有两只青石香炉，立于炉前回望令狐塔，青砖碧瓦古色古香，身边炉内檀香绵绵沁人心脾，回望远处山峰连绵，虽含秋意，松竹青翠仍风光无限，令人心旷神怡。段段行善与感恩的故事，与眼前景色浑然整合，令人流连忘返。千年沧桑尽在黑奶奶一笑，历代艰辛均付青山绿水之间。塔前庙后刻有各方善男信女的片片心意，因感受施与受、受与还的人性美，灵魂得到净化和升华，身心也因此似与青山翠柏相溶。

我依依不舍地沿着宽阔的台阶而下，步步感受着古人遗风，历代人物从我身旁依风而行，历历在目，或传承本地文化，或诉说沧桑历史。在令狐子伯苦读的紫兰亭前，我仿佛见到子伯捧书吟读，乡亲父老将衣食之物轻放一边后悄然退去；来到山间僧侣特意为当地百姓上山砍柴劳作歇憩驻脚而修建的夕照亭前，我又见到百姓端坐亭内，擦汗饮水，谈笑自若；“惊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这是景致的美丽，更是心境的安然。经过子伯像前，我深躹一躬，不仅为他的落魄不落志，更为他的得志不忘恩，才有了这千古佳话，留给当地百姓乃至诸多后人学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缓缓而下，轻言慢语。及至山下，眼前便是令狐山庄了，杨柳依依垂首俯视碧波，影照过雁，静不可言。独立这水边柳下，听当地百姓对我私语：其实我们都听祖代人说，那黑奶奶并不是凡人，她是西天的碧霞圣母娘娘因曾在静修时得助于人类，为报恩便化身黑奶奶来到人间，以助那令狐子伯成就大业来普渡众生，为百姓谋福址。所以说，我们老百姓行善事做好人，天上神灵都在看着呢。

美的景物赏之不尽，善的传说代代续写。这山这水这树这人，都令我感受着恬静和美好，梧叶飘零，回归大地，乃是回报大地滋养，化为春泥，以期来年更美更艳的春天；白云时刻不停浮荡在天空，在蓝天映衬下构画出幅幅绝美图案，亦是对蓝天胸怀滋养的感恩。这儿的百姓笑容真诚，话语恳切。

千年古镇藕塘是革命老区、兵家重地，多少销烟往事，几多沧桑历史，虽曾兵戈相见、刀光剑影，却因为有这恩泽轮回，使当地百姓世代放眼古镇大好河山，胸怀感恩之心，身心变得清净、祥和；世代怀有行善之念，相互之间亲切、友善，从而民风淳朴，天净地宁；而小民之念汇成的集体感恩心更是促进繁荣的和谐社会的巨大力量。古镇藕塘每年的传统庙会日，善男信女连续几日扶老携幼摩肩接踵，炮竹声震天地，各地商贩云集，当地丰富的物产资源加上勤劳朴实的百姓，不仅带来和谐的自然生态，更令当地经济飞速发展。

“革命摇篮旗帜在，应同胜迹共流传”，宝塔传说与绮丽风光并存；人人都心生行善与感恩，自然也会生出万物的神奇力量，代代传承，以美德沐浴着人类，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