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临骏：日本学者福山的理想国新样本

第一篇：肖临骏：日本学者福山的理想国新样本

喊出“历史的终结”25年后，福山显然已经不再认为，西方体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剂良药。

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声名始自一篇1989年的论文《历史的终结？》。柏林墙的倒塌催生了这篇论文，它推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西方的生活方式或许就是人类社会文化演进的终点，也是人类政府最终的组织形式。似乎从此天下无忧，以后都是好日子。

1992年福山把论文展开写成书出版，题为《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支持阶级冲突论的政治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讥讽说，弗朗西斯·福山得到了“15分钟的名声”。1968年，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在一次展览中说过：“在未来，每个人都能有15分钟的名声。”这个说法被视为沃霍尔对未来媒体形态的预言，人们更多地用它形容来得快也去得快的知名度，就像今天社交网络上的“少年不可欺”事件。

福山的名声并未止步于15分钟。他著述不断，始终广受媒体关注，他关于民主政治的任何论断都有风向标的意义。时代需要号角和宣言，福山生逢其时，风行一时的处女作让他成为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学界的代表人物。诞生于196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从冷战的前哨建立自己的主张：以果断姿态在全球推广民主，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此不惜使用强力。

1998年，福山与“新美国世纪”智库成员一起致信总统比尔·克林顿，建议美国支持伊拉克内乱，以推翻萨达姆·侯赛因；“9·11”事件之后，他又与人联名致信小布什，建议逮捕或击毙本·拉丹，对萨达姆·侯赛因发起致命一击。

从2003年起，福山跟新保守主义者渐行渐远。他对美国在伊拉克唯武力是尊、放弃在国际框架下解决问题的努力大为不满。到2006年，在写给《纽约时报杂志》的一篇文章中，福山将“新保守主义”直呼为“列宁主义”：“它相信如果恰当使用武力和威权，历史可以沿着设计好的方向发展。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版本已经是出悲剧，现在由美国来搬演，则成了一出闹剧。新保守主义，在政治符号和思想体系的意义上，都已变成我无法再支持的东西。”

喊出“历史的终结”25年后，福山显然不再认为，西方体制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剂良药。在2014年9月末出版的新著《政治的秩序和政治的衰落》中，他的视野从西欧、美国、苏联的经验扩展到阿拉伯国家、希腊、德国、中国、意大利、印度、拉美„„他用整章分析德国如何兼得强大的政府和民主的体制，而希腊富于民主传统，却始终无法建立起强大的国家。

在《政治的秩序和政治的衰落》的扉页，福山引用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名言：“对于一个好政府来说，执行力是第一位的。它可以使一国免遭别国入侵，它可以保证法律的有效执行。不管一个政府基于怎样的法理基础，如果缺乏执行力，它都是坏政府。”

福山重提政府的力量，盖因近年美国遇到的一系列问题。10月，就新书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福山提到：“尽管美国在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投入了大量军力和金钱，但他们已经处于失败国家的状态„„从后世袭型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远远比从集权向民主的转变艰难。这是美国应当在阿富汗、伊拉克学到的血泪教训„„当前世界政治的最重要分野，并不是民主与威权或其他形式的集权，而是这些后世袭国家同现代式国家的分歧。”

“美国试图在各地区建立足以自行对付恐怖主义和处理安全威胁的国家机器，但现在看来似乎一切都要推倒重来。不论在伊拉克还是叙利亚，美国的问题似乎在于，美国人根本不懂何谓国家建设。”

“在美国，分化的两党意味着在议会中无法达成广泛的一致，严重阻碍立法。自2008年以来就没有一份财政预算案可以一次走完国会的程序，2013年的预算案僵局更是造成了联邦政府短暂关门„„税法不仅繁复低效，而且充斥着可被巨头利用的特权„„”

美国曾经是福山的民主样本，现在他的样本变成了丹麦。在《政治的秩序和政治的衰退》一书前言，福山写道：“发展中国家和那些旨在帮助这些国家的国际社会面临着‘抵达丹麦’的考验。在这里，‘丹麦’并不是一个地理上的国家，而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它繁荣、民主、安全，国家治理得当，腐败率很低；在那里，有执行力的政府、强有力的法律和民主的保障并存。”

然而福山承认，对丹麦这个好榜样，过去政治学家所知不周。尤其没有搞明白，这个国家如何从世袭制转型成现代国家。在福山看来，丹麦式国家应有三根柱石：现代化的国家、强有力的法律、民主的保障。其中，20年前福山给民主最高的加权系数，现在，他更强调国家力量。

2014年11月25日，在北京参加学术活动的福山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这位第三代日裔美国人在回忆家族在二战中遭受的不平待遇时语气平稳、笃定，像在陈述教科书：“我祖父1905年到美国，在洛杉矶做生意。珍珠港事件之后，全家都被监禁到一个专门隔离日本移民的营地。1980年代，政府为此事道歉，给予赔偿金。我父亲在洛杉矶长大，以英语为母语。他说过，他一辈子没有因为是日裔而在人生道路上遭遇挫折。二战中的遭遇，反而使他有机会上大学，因为人们意识到：那样对日裔不公平，应给他们以补偿。”

南方周末记者问他为什么对终极问题这么感兴趣，福山说：“本科时，我读过很多哲学家的著作，他们让我知道问大问题的必要。从那之后，问大问题成为我的习惯。”当提及福山曾师从罗兰·巴特、德里达时，他直截了当打断：“我跟他们学习过，但他们算不上重要的老师，我发现他们的观点彻头彻尾错，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他们都是虚无主义者，不相信任何事情。跟在他们身后，你无法抵达真理。”

你不大会推倒重来

南方周末：在新书里，你回顾了德国、英国、希腊、意大利等国各自不同的历史经验，现在你还相信“普遍历史”吗？

福山：如果看完我的书，你会发现一个普遍的历史进程：大约4万年前，非洲大陆上的人类以小型家族社会的形式生存；大约1万年前，部落出现在亚洲、非洲、欧洲„„大约6000年前国家出现。你看，在解决人类普遍问题上，也就是怎样组织起日益复杂的社会，人们的努力是有交集的。尽管不同制度的起源或有偶发性。这就像生物进化，比如毫无关系的物种都进化出了眼睛，因为他们需要视觉。同样，不同的社会也都发展出类似的制度、法律，因为他们面对同样的问题。今天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是如何建立现代国家、依法治理国家，如何实现民主。尽管路径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现代化”这种东西是的确存在的。一旦建立起某种制度，你不大会把它彻底推倒重来。但我必须承认，我们的时代确实面临政治的衰退，这是因为国家机器、制度被权势阶层把持，这是全球普遍现象。

南方周末：在《政治秩序的起源》里你写道，今日最成功的非西方国家往往是在与西方打交道之前就建立起自己的制度、治理模式的国家。这难道不是“普遍历史”的反证？

福山：我的意思是，中国、日本、韩国这样的亚洲国家建立起与欧洲平行的现代国家，这是它们今日之成功的重要基础。有了这个基础，这些亚洲国家的命运才不同于撒哈拉非洲国家的命运。但不同社会之间，制度、观念的借鉴一直存在，此地的成功经验能迅速移植到彼地。

南方周末：1992年你在《历史的终结》里提出，对“普遍历史”的认同优于对宗教、国族的认同，因为后者是“恣意性的认同”。在新书里你又说，国家的建立必须以国族身份为基础。你的观点似乎发生了变化？

福山：不错，国家的存在有赖于其公民的忠诚，这忠诚某种程度上属于非理性的范畴。因此它与现代民主制度有种悖反。这两者可以共存，但有时候要协调它们，确实很难。我认为，现代化的一大陷阱就是沉溺于民族主义，并把民族主义当成借口，破坏民主应有的宽容。历史上惨痛的例子比比皆是。在过去的两百年间，民族主义在德国曾经膨胀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9世纪，德国的一大目标是把中东欧所有说德语的人集合成一个整体，结果就是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出现。非常不幸，俄罗斯总统普京现在在干类似的事情。

成功处理民族主义的例子也有，如美国、印度。印度的民族认同建立在政治原则上，而非民族和宗教原则。在印度，你不得不如此，他们有16种方言，宗教和种族也相当多样。如果以宗教和种族因素建立民族认同，那国家势必四分五裂。现在挑战来了：最近的大选中，印度人民党领导人纳伦德拉·莫迪当选印度总理。印度人民党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如果他们囿于党见，对于民主制度会产生相当的破坏，因为在印度有全世界最多的穆斯林人口，比印尼的还多。到目前为止，他们做得还算成功。

福山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戴学林/图）

我们并不知道丹麦何以成为丹麦

南方周末：在《历史的终结》里，你给世界开出的药方是民主和自由市场，但在新书里你更强调国家的力量。为什么？

福山：在美国，人们特别容易忘记国家的重要。他们往往把强大国家的存在视作理所当然。但事实上，强大的现代国家机器是非常难建立的。你看看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遭遇就知道了，那些地方国家机器根本不存在。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同样的问题，现代国家机器是发展的基础，没有基础，民主会异常艰难。但这不等于说，国家权力不需要其他力量的制约。南方周末：这就是你把丹麦作为新的民主样板的原因吗？

福山：与美国相比，丹麦是一个超级福利国家，不过这并不重要。我更看重的是，在全球的廉洁政府排行榜上，丹麦一直高居榜首。我认为，能否抵抗腐败是现代国家成败的关键。对于丹麦，政治学的学者似乎从未进行过彻底研究，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丹麦何以成为丹麦。当然，可以粗略地列举一些原因，比如，这个国家像德国、日本一样曾经面临与周边国家很长时间的军事冲突。这很关键：为了在战争中取胜，丹麦必须完成现代化的转型，有现代化的动员手段，给所有公民适当的教育。除此之外，一定还有其他因素，偶然的、必然的，所有条件的加合造就了丹麦。我们对丹麦的无知恰恰说明，我们对现代国家的历史条件并不十分清楚。

就算我们知道丹麦何以成为丹麦，也不意味着可以把丹麦的经验移植到阿富汗和索马里。美国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后，这两个国家有好几次民主选举，但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国家已经建立。发展的秘密，不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从来不能由外在的力量赋予，而当由某国人民自己争取。在这个意义上，丹麦是一个隐喻，它也许是未来的应许之地，但每个国家抵达那里的路径是不同的。

不会再有美国人热衷于重返中东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提到，冷战时期，很多国家的腐败执政者都是美国的代理人。近年你也不断批评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在你看来，美国在推广民主方面做过什么？

福山：美国在这方面的记录有好也有坏。冷战中，美国帮西欧抵御了苏联的扩张，所以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做法是有道德基础的。结局也并不坏：民主制度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保留下来；1991年之后，民主的版图还扩展到东欧。

但在拉美和越南这样的发展中区域，美国的对外政策并不成功，为了一些战略目的使用强力，与它扩张民主的愿望背道而驰。

至于伊拉克战争，这是美国政府犯过的最大的一个外交错误：它起源于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惧，推广民主只是事后诸葛。到了那儿他们发现，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以布什政府就以民主为托词。但最后这个理由也不灵。从这个错误中美国人应该意识到：硬碰硬的军事力量并不能带来我们所期望的那种政治变化，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逻辑。

南方周末：伊拉克战争似乎是你学术生涯的转折点，你就此从新保守主义者变成现实的威尔逊主义者？

福山：你可以这么说。我认为那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在那个时刻美国犯下大错。不过这并不是我说我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就不能被有效地运用。

南方周末：目前，现实的威尔逊主义在美国有实际的影响力吗？

福山：当然。从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就能看出来。他不愿意再次掉进中东的泥潭。他当选之后，就把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作为重中之重。我认为他有点操之过急。其实他大可以放心：经历了这两次战争，基本不会再有美国人热衷于重返中东了。

当中产阶级的期望落空

南方周末：按政权的民意基础之不同，你把它们分为派系政治、代理人政治和民主政治，你认为中国的政治属哪一类？

福山：我在《政治秩序的起源》里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起现代国家的社会之一——中央集权化的官僚体系，至少在理念层面想要摆脱人治，也就是摆脱派系政治。但在随后的两千年里，中国的历史一直在反复，比如后汉时期政治衰落，世家大族分夺了权力，情况持续到隋和唐，可以说直到宋代才有了根本改变。在中国，忠于家族、地区利益的要求和建立现代国家的渴望一直在角力。20世纪如此，当代中国也如此。

在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方面，中国一直很行，但法治和民主制度却始终未能像国家机器一样强大。所以中国的发展呈现一种极不平衡的状态：强大的国家机器既可以创造巨大的福祉，也能带来巨大的灾难。

南方周末：你说过，当代很多和平的民主国家都经历过相当长的**、暴力、威权统治。某种程度上，这一系列过程是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需要的一种整合性力量。中国人可否据此对未来抱有某种谨慎的乐观？

福山：为了建立现代中国，你们必须推翻旧制度、旧王朝，你可以说革命及其后的一系列暴力行为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德国也是，为了建立一个现代德国，打了两百年。但那个过程，我想任何人都不想重来一遍。找到一条通往未来的和平之路，对中国来说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南方周末：你关注中国的中产阶级吗？有学者认为他们“消费前卫，政治后卫”。我在你的书里读到：相比政治理念，当初西方生活方式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普通民众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在民主觉醒的路上，物质的追求能推动中产阶级走多远？

福山：单纯的物质追求并不会带来政治的积极参与。但是随着受教育程度和财富的提高，人们会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因为你不想让政府拿走你的财富，你有参与的愿望。在中国，我觉得中产阶级跟政府相处得很好，因为是国家的政策造就了中产阶级。只有当中产阶级的期望与所得有了落差，比如高失业率、经济萧条出现的时候，中产阶级和执政者的矛盾才会出现。

亨廷顿（注：萨缪尔·亨廷顿，1927-2008，美国当代政治学家，福山曾师从于他）和我都特别强调“落差（Gap）”的概念。美国和英国的19世纪和20世纪，这种落差都没出现：中产阶级可以组织工会，生活水准不断提高。但在阿拉伯世界，落差出现了。我认为这就是阿拉伯之春的原因：那些国家出现了越来越多受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但执政者却不能为他们提供工作和在社会阶梯中晋级的机会。到目前为止，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尚未出现，中国政府很善于向中产阶级提供他们向往的一切。

第二篇：肖临骏：令狐塔前话感恩

归来多日，而我湿润的情绪仍萦绕于心。

站在山脚下，依傍碧霞圣母塑身，瞻仰着面若满月的圣母容颜，听豁达博学的师兄娓娓地为我们讲述着当地百姓口熟耳详的感恩故事。侧身有石身神龙自山林盘桓而下，龙头向东南方似迎接远方访者，耳畔松涛如笛。沿着宽阔古旧的台阶，闻松竹间秋风徐徐，低眉倾听秋声隐隐，拾阶而上，直达塔顶。

秋景虽自另有迷人之处，而我此时却无心赏景。令狐山位于安徽省定远县的千年古镇藕塘，山顶有令狐塔，令狐庙，轻踏石阶循塔而上，四层处供奉着黑奶奶像，檀香袅袅，黑奶奶慈眉善目，满面微笑，我恭立像前，眼前便是我那逝去多年却时常闪现梦中的祖母面容，于是她老人家的一颦一笑、或喜或悲，点点滴滴，若春风若春雨，氲氤心间„„

令狐山之行，收获最深的便是这儿深厚蕴藏的人类最美最善的情感：感恩。常存行善之举，可令世间少了诸多冷漠，处处洋溢着温情；怀有感恩之心，亦使生命温润平和，人性变得美好。“令狐”一姓，缘于感恩：春秋魏姓名将救一弱女之命，而在战场拼杀危急之际又得所救女子之父舍命相助结草绊倒敌将而立下奇功，所受封赏之地为令狐。而其后代以封地为姓氏，这便是令狐氏的由来。魏将施恩不图报，而老翁刻刻怀感恩之心，行结草之举报答，又谱写出一段历史佳话。令狐氏后裔更延续出 “泣墓堂”、“博施堂”等一段段孝感天地、恩泽万户的人间美谈。

而至西汉末年王莾篡位时，有令狐后代子伯因家父为官正直遭奸人迫害满门抄斩，幼小子伯在正直小吏舍命相助下得以逃脱并流落至藕塘镇，令狐子伯年小志大，每日饥寒交迫却潜心苦读，得山上僧侣钟爱授其学业，当地百姓送衣送食，更有当地老妇黑奶奶，将子伯视如己出，照顾有加，助其每日安心潜修功课。而在令狐子伯不负众望安帮定国、功成名就后，回山中找寻黑奶奶和寺中僧人报恩时却发现恩人已逝，令狐子伯伏山痛哭，哭声响彻山林，泪水化为山泉倾泻而下，苍松翠柏闻之哭泣，蓝天白云为之动容。为答谢当地父老，令狐子伯倾其所有，重修庙宇，塑黑奶奶像并立塔为志。从此后，当地百姓便将此山由锥子山改称为令狐山，塔为令狐塔。

沿塔扶阶而下，塔正前方立有两只青石香炉，立于炉前回望令狐塔，青砖碧瓦古色古香，身边炉内檀香绵绵沁人心脾，回望远处山峰连绵，虽含秋意，松竹青翠仍风光无限，令人心旷神怡。段段行善与感恩的故事，与眼前景色浑然整合，令人流连忘返。千年沧桑尽在黑奶奶一笑，历代艰辛均付青山绿水之间。塔前庙后刻有各方善男信女的片片心意，因感受施与受、受与还的人性美，灵魂得到净化和升华，身心也因此似与青山翠柏相溶。

我依依不舍地沿着宽阔的台阶而下，步步感受着古人遗风，历代人物从我身旁依风而行，历历在目，或传承本地文化，或诉说沧桑历史。在令狐子伯苦读的紫兰亭前，我仿佛见到子伯捧书吟读，乡亲父老将衣食之物轻放一边后悄然退去；来到山间僧侣特意为当地百姓上山砍柴劳作歇憩驻脚而修建的夕照亭前，我又见到百姓端坐亭内，擦汗饮水，谈笑自若；“惊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这是景致的美丽，更是心境的安然。经过子伯像前，我深躹一躬，不仅为他的落魄不落志，更为他的得志不忘恩，才有了这千古佳话，留给当地百姓乃至诸多后人学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缓缓而下，轻言慢语。及至山下，眼前便是令狐山庄了，杨柳依依垂首俯视碧波，影照过雁，静不可言。独立这水边柳下，听当地百姓对我私语：其实我们都听祖代人说，那黑奶奶并不是凡人，她是西天的碧霞圣母娘娘因曾在静修时得助于人类，为报恩便化身黑奶奶来到人间，以助那令狐子伯成就大业来普渡众生，为百姓谋福址。所以说，我们老百姓行善事做好人，天上神灵都在看着呢。

美的景物赏之不尽，善的传说代代续写。这山这水这树这人，都令我感受着恬静和美好，梧叶飘零，回归大地，乃是回报大地滋养，化为春泥，以期来年更美更艳的春天；白云时刻不停浮荡在天空，在蓝天映衬下构画出幅幅绝美图案，亦是对蓝天胸怀滋养的感恩。这儿的百姓笑容真诚，话语恳切。

千年古镇藕塘是革命老区、兵家重地，多少销烟往事，几多沧桑历史，虽曾兵戈相见、刀光剑影，却因为有这恩泽轮回，使当地百姓世代放眼古镇大好河山，胸怀感恩之心，身心变得清净、祥和；世代怀有行善之念，相互之间亲切、友善，从而民风淳朴，天净地宁；而小民之念汇成的集体感恩心更是促进繁荣的和谐社会的巨大力量。古镇藕塘每年的传统庙会日，善男信女连续几日扶老携幼摩肩接踵，炮竹声震天地，各地商贩云集，当地丰富的物产资源加上勤劳朴实的百姓，不仅带来和谐的自然生态，更令当地经济飞速发展。

“革命摇篮旗帜在，应同胜迹共流传”，宝塔传说与绮丽风光并存；人人都心生行善与感恩，自然也会生出万物的神奇力量，代代传承，以美德沐浴着人类，并发扬光大。

第三篇：肖临骏： 独享雪夜读书之乐

我读书总是为形势所迫——为会议提交论文，你得读书；给报刊写文，你得读书；编《记忆》，你还得读书。我也订过宏大的读书计划，二十四史、莎翁全集、严译名著„„没用。形势比人强，计划全泡汤。

因为要给报刊写“社会语言学小识”的系列文章，只好把语言学的书找来大读特读。什么语汇学、篇章语言学、浑沌语言学、礼貌语言学、社会心理语言学„„仅社会语言学就买了十几本。一路读下来，发现还是30年前读过的陈原的《社会语言学》更令人怀念。于是到处搜寻陈原的书。苍天有眼，从万圣买到打折的三卷本的《陈原语言学论著》。这套书虽然写于上世纪90年代，但比本世纪出的，由教授博导写的，冠以什么什么出版基金资助、得了什么什么奖的同类著作要好得多。究其原因，陈著是长期积累、深思熟虑的结果，不是为职称、课题、出版的应景之作。虽然受时代局限，虽然是业余之身，但作者敢碰真问题，而现在出的书绕来绕去避重就轻，净说一些无关痛痒的鸡毛蒜皮。

半年前，我兴致勃勃地买来南开某教授写的社会语言学，翻到最见这一学科功力的一章，不禁大失所望——作者还没跟问题交手，就鸣金收兵了。如今的专家竟不如30年前的业余，学术之进退，由此可知。

写这类文章，除了语言学的书，还要读好多看似无关的书，比如，要弄清套话的来龙去脉，就得读《中国尺牍文学史》，要揭示当下女权主义的男权性，就得读《女人无穷动》；要说明花季女生为什么突然不约而同地骂起人来，就得读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在这种随便翻翻的阅读中，我发现了《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叶维丽、马冬冬著，新华出版社，2008）。

此书是用对话形式写的，对话的是两位有很多共同点的知识女性，她们都生长在红色大院，都在北京上中学，都下乡当过知青，都是工农兵学员，都赴美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这本书是她们人过中年回顾往昔，思考历史的互相访谈录。书中谈到了各自的父母、家庭的影响、大院文化、中学的“革命化运动”，谈到了阶级划分，红卫兵运动、女学生怎样学骂人，“文革”中的青少年亚文化，以及她们对理想的认识，对农村的感受。撰稿人叶维丽是史学博士，她的谈话不是率性之举，而是富于问题意识的深思熟虑。例如，她把17年教育分为两个阶段，它们有着彼此对立的性质，后一阶段（1963年以后，“文革”以前）对前一阶段的教育，做了全盘的彻底的否定。这一观点，不但纠正了笼统的“狼奶教育”的说法，而且对理解“文革”的起源很有帮助。因为办《记忆》，我有幸看到了很多人看不到的自印书。所谓自印书，并不是地下出版物，也不是被禁之书，而是由文化公司代理编辑印制的非商业性质的出版物。因为它合法且便利，所以近十年来，“自印书热”持续升温。中国最早收购自印书的是南京大学，南大带动了一批大学图书馆，国图也开展了这一业务。但是，这些图书馆不知道到哪儿去收购这些书。而在他们踏破铁鞋无处觅的时候，我却能独享雪夜读书之乐，想起来，不禁有些得意。

绝大多数自印书是回忆录或自传，作者都是七老八十的过来人。在这类书中，有一些颇具社会历史价值。随便举几个例子，原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写的《青史难隐：最后一次交代》对研究当代国史很有用，其重要性不下于《问史求信集》。前影协书记处书记写的《士之殇》也是一本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书，对研究反右、“文革”以及知识分子心态都有帮助。同类的书还有，赵文滔的《伤害》、江皓的《缺钙时代》、马文蔚的《难忘的“现反”经历》、郭慕岳的《被革命回忆录》、谭合成《血的神话》等。

办《记忆》也让我对史学著作有所留心，美国史学家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为我分析当下的“文革”研究提供了思想武器，尤其是他关于历史神话化的观点，更是启人心智。什么是历史的神话化呢？柯文指出，这是一种特殊的虚构。它“不是捏造出来的，而是通过对不符合或有悖于其目的的历史资料的歪曲、简化和省略来完成的”，我们周围的事实证明了柯文的洞察，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都可能造成历史的神话化。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恢复披上神话色彩的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它常常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与死亡造成的痛苦不同），引起严重的不安，所以有时会受到人们坚决的抵制。”令人痛苦的是，我们身边发生的很多事情，似乎都在证实着柯文的判断。

第四篇：肖临骏：《起风了》,努力活下去

肖临骏：《起风了》，努力活下去

“起风了”取自法国诗人保罗.瓦雷里著名诗篇《海滨墓园》中的一句：起风了，努力活下去！这就是宫崎骏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一直以来对孩子们说的那句话：这个世界即使再糟糕，也还是值得活下去的。

自从上一部2008年的《悬崖上的金鱼姬》上映之后，宫崎骏退休的传闻就不绝于耳，对于喜欢动画的观众来说，这是再遗憾不过的事情了。所以当2013年他最新一部动画《起风了》上映的时候，观众的激动和期待之情可想而知。

这部动画片和宫崎骏曾经的作品大相径庭。那曾经在动画中漫无边际的想象力，充满了日本民族的鬼怪精灵和像《龙猫》那样的纯真美好都已消失不见。这部动画的主人公已经长大，不再是少男少女。这是一个关于大人的故事，一部似乎不是很适合孩子看的动画电影。

但当我们真正地静下心来看完这部两个多小时电影的时候，就会发现，宫崎骏依旧还是那个制作了《风之谷》《幽灵公主》《千与千寻》，制作了《龙猫》的那个宫崎骏，他始终没变。《起风了》像一条线般串联起曾经的那些动画作品，是某种延续，更是对其的总结。

电影的主人公是一位真实存在于上世纪的日本年轻人，并且因其后所制造的著名“零式战斗机”而享誉世界，他叫堀越二郎。故事讲述的便是他从小热爱飞机，并梦想以后要建造出美丽的飞机这样一个故事。

曾经在二战中日本用于大肆侵略他国的战斗机的制造者，这个角色本身就存在着矛盾与争议。而宫崎骏在最开始也或多或少因此而不愿意制作这部电影，但他最终愿意制作这部电影，在很大程度上或许正是被这个故事中的“矛盾”所吸引。

当我们仔细地回顾宫崎骏曾经那些作品的时候，不难发现，那些隐藏在故事背后的思想充满了矛盾。典型的便是在《幽灵公主》这部电影的最后，人类与自然不可调和的矛盾始终在那里。

在关于《起风了》所有的争议中，“反战”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最高。在宫崎骏制作这部电影的同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环境正处于右翼保守派的笼罩之下，再加上宫崎骏一直以来督促日本对于曾经犯下的罪行道歉，使得他在日本国内遭受了众多的指责与批评。

在网站公开的企划书中，宫崎骏就制作意图做了如下解释，“这部电影既非对战争予以控诉，亦非意图通过对零式战斗机的杰出之处之描写来鼓舞日本的年轻人，却也不想掩饰二郎真心打造民用飞机的心愿，只希望讲述这么一个忠于自己的梦想、不断奋进之人的故事。"在宫崎骏的作品中，他一直反复言说着那些“忠于自己的梦想、不断奋进之人”的故事。无论是那个勇敢美丽的那乌西卡，还是曾经胆小自私的千寻，她们始终都走在自己成长和梦想的路上，都在努力地不断奋进着，而堀越二郎同样如此。

作为主人公生活的背景，电影用了很大篇幅向观众介绍上世纪20-30年代的日本。那时的日本动荡不安，贫困与疾病横行，加上不景气的经济和破坏力巨大的关东大地震，年轻人普遍感到未来的迷茫和不可捉摸。宫崎骏通过一系列细节来展示那时日本年轻人在外所受到的轻视与鄙夷。或许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二郎的同事本庄，他在电影里反复地强调国家的衰败和落后，希望自己能为国家的振兴和发展做出一份贡献。我们也很难否定在二郎想要制造飞机的这一动机里不存在为了国家这一因素。

这是宫崎骏在电影中必须面对的矛盾之一，他必须面对那个年代的日本，面对曾经的贫穷与落后。面对过去，实则是为了寻找为何日本最终走上侵略者道路的原因。这样的矛盾在电影中贯穿始终，宫崎骏小心地走在其中，点到为止，并未过多的渲染。这或许也是许多批评者的不满之处，认为他迷恋在清新优美的田园中，而忽略外面世界的残忍战争。肖临骏：《起风了》

第五篇：肖临骏：作为信仰的文学

继叶嘉莹的听课笔记将我们领进顾随先生六十年前的课堂之后，由陈丹青整理的听课笔记（《1989-1994文学回忆录》）也出版了，这使我们可以从容领略另一位良师的风采。

梁文道在序言里称木心为局外人，这不是一个称呼，而是一种恰当的分类。非但如此，这还是一个局外人对着一群局外人讲文学课的事。这群局外人是与文学并无直接关系的人，主要是画家。讲课时间是在二十年前，地点是在异国他乡的纽约，与局外人们的故乡隔着半个地球。这一纯属私人性质的事件经过陈丹青的力荐，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文学传奇之一。

笔记记了五本，印成书后，依然有厚厚的两大本。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通篇大言断语，经常一言以蔽之。笔记对口头演讲的过滤固然促成了这个特点，但它未尝不是木心自己风格的体现。对于当代中国人，所谓的大言欺世不是什么成语，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的现实，但木心的大言并不欺世，相反，却能使人回到那种古老的“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的感觉。炎炎，按照成玄英的解释，猛烈也。

“老子精炼奥妙，庄子汪洋恣肆，孟子庄严雄辩，墨子质朴生动，韩非子犀利明畅，荀子严密透辟，孔子圆融周到„„他们的用字，用比喻，都成专利，别人冒充不得。

“浪漫主义太滥情，现实主义不重灵性，自然主义太重细节”，“象征主义以为现实世界后面，隐藏着理念世界„„但象征主义实践这些理念时，一举一动都要象征，多么小家子气。”

在很多专家为一块邮票大小的地方忙碌一辈子的今天，琐碎的小言才是主流。因此，如此猛烈的大言既令人耳目一新，又显得不合时宜。也许正因为其猛烈，我们从中也能发现不少错误或问题。灼见之中有错误和谬见，这本是私人性质的文学史无法避免的，本书自然也不例外。这一点我们不必讳言，因为这些错误或问题无损于它独特的光芒和价值。

“希腊人当年的知识范畴如何？很狭隘。希腊人不知道世界史，不知道世界地理，不知道其他种族„„”用狭隘来形容希腊人的知识，这倒是头一回听说。对于一个擅长航海并能精确测算出地球周长的民族，如果她不知道世界地理，还有哪个民族比她更知道呢？

“我骂儒家，是将好好一部《诗经》弄成道德教训，诗曰如何如何”，“《楚辞》，很幸运未被孔子修改过、歪曲过，没弄成道德教训。”木心对孔子对《诗经》的大删大改耿耿于怀，痛心疾首。问题是，孔子有没有将三千多首诗删为三百多首？自孔颖达以来，很多人都怀疑这一说法。现代学者大多认为，孔子在《诗经》的形成中作用有限，可能仅限于音乐校正方面。

“如果司马迁不全持孔丘的立场，而用李耳的宇宙观治史，以他的天才，《史记》这才真正伟大”，这个想法有些古怪。中国的姑且不论，无论是修昔底德、米什莱、兰克或者法国的年鉴派，哪一位是用《道德经》的宇宙观治史的呢？倒是有用黑格尔的观点或某某主义治史的例子，但那是什么样的历史呢？

“太阳系处于中年期，到了老年期，能量消耗完了，地球将要冷却”。哎，他老人家显然以为太阳里的聚变反应跟煤球炉里的燃烧反应一样。

《西游记》的版本是一个复杂问题，但就吴承恩本、朱鼎臣本和杨致和本的关系讲，学术界已经大致厘清了一个次序，即朱本和杨本是吴本的删节改写本。在孙楷第、郑振铎等人的工作后，已经没有多少人认同，吴本是对杨本的扩充这一最初源自鲁迅的看法。因此下面这段关于吴承恩写《西游记》的话就变得有问题了。

我曾说过“风格是一种宿命”，他是好证据——忽然他发现杨致和的《西游记传》，灵光一闪（可能拍案而起，大叫：“有了，有了！”），《西游记》于是孕育而诞生。有了杨致和的骨架，吴承恩大展身手，找到自己，找到风格，连《南游记》《北游记》的精华也拖了几段过来（铁扇公主即出于《南游记》）。

这段话十分精彩，真希望有一个拍案而起的吴承恩，真希望《西游记》就是这样诞生的。这样的话，吴承恩就成了一个“有资格挪用别人东西”的“高贵的强盗”。

木心有着强烈的老子情结，这使他对司马迁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又使他在看待帕斯卡尔的“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时，匆忙地下结论：“这是老子的东西嘛！”帕斯卡尔对人类处境的洞微察幽，是为了论证救赎者存在的必要性；而在《道德经》中，非但没有救赎者什么事，且人在其中的地位亦不特殊。他视文学为信仰，且是惟一的、可以覆盖一切的信仰，一旦碰上真正的信仰，反倒觉得无法理解了。于是，《旧约》和《新约》的文学性在他眼中成为首要的、压倒一切的东西，耶稣由于充满灵感的布道成为“天才诗人”（《圣经》的文学性虽然是研究中的冷门，却也并非无人研究。木心的着眼点主要在耶稣的人格魅力以及善用比喻的说话方式上，对于叙事手法——《圣经》的叙事之美值得细细品味——基本上忽略了，这一点对《旧约》其实更重要）；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在他眼中，真正有价值的“不满两页”。他视宗教为催眠，“再聪明的科学家、文学家也受催眠”，这与宗教是精神鸦片的观点倒有相似之处。

“《伊利亚特》太幼稚，《神曲》太沉闷，《浮士德》是失败的，都比不过莎士比亚”，木心说。对于作为宗教思想家、政论家、艺术理论家的托尔斯泰，他完全不能理解，直说他脑子不行。这口气，真有点登山训众的样子。他站在山顶上了吗？没有，但他的确站在了高处，且一再强调登顶的重要性：“有了制高点，看起来就很清楚。一览众山小，不断不断地一览众山小”，这正是木心可贵的地方。不过话说回来，就像统摄万物的万有理论是否存在一样，这样的山顶是否存在，还真不好说。

读木心的东西，我常常为他的审美直觉和连珠妙语而击节，但有时也为这些妙语缺乏一个较坚实的学术基础而叹息。的确，在专业的文学史中，错误不会这么多，胆子也不会这么大，但灼见也少啊，有时少到没有，有时少到是负数，起反作用，被引入歧途而不觉得，如果你选择不当的话。读此书的乐趣就如同去琉璃厂淘旧书，每有意外的收获，便有一股快意在心头升起。这样的快意，是无法从学院派循规蹈矩的文章里获得的。这一点目前已经有不少文章谈及。网上甚至流传着从《文学回忆录》中摘抄的一句话体的语录，供大家分享。关于这些，我不想多说什么，只想补充一句：这是异端的权利，也是异端的胜利。这是木心一个人的胜利。

很多人可能不会同意木心对批评家勃兰兑斯、小说家哈代的推崇以及对契诃夫的贬抑，然而对于近现代的文学流派，尤其是二十世纪初蜂起的主义，木心常能表现出过人的见识：“凡主义，都是强扭的瓜，不甜，烂得也快”，“未来主义没有未来”，“表现主义比未来主义强，至今还有影响”，“垮掉的一代，只有斯奈德没有垮掉”。这是本书的两大亮点之一。至于本书的另一大亮点，我以为并不是世界文学至十九世纪的历史，而是世界文学格局下的中国古典文学。似乎从青年时代起，木心就拥有一副世界性眼光，且常能从历史和演化的角度看问题。比较文学于他人是一门学问或职业，于他是一种天性。他用水草与水的比喻来形容《红楼梦》中诗与文的关系，这个比喻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尽管这个地区的文学与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孤立演化的。

在陈丹青的笔下，木心作为圣徒的形象已经粲然可见。使他超越他人而成为圣徒的，既不是他的禀赋，也不是他的学识，甚至也不是他在逆境中的表现，而是他的心灵，一颗雅尚高洁、向死而生的心灵。对于他，生只是死前的一段过程，而离开艺术的生是暗无天日的，除了平庸、不幸、绝望和死亡外，没有别的出路。他张开双臂，紧紧抱住艺术的十字架，既因此而吃尽苦头，又因此而度过劫难，并于垂暮之年终获拯救，尽管十字架上并没有一位鲜血淋漓的基督。因此，本书最大的价值不是有关文学的知识以及许多令人难忘的妙语金句，而是木心作为艺术家的个人感悟。“始终不肯背叛自己的人，即使吃了很多苦头，最终却可以笑着”，他说。这虽然是艺术家一生的心得，却令我想起一位波兰民族英雄（皮尔苏德斯基）临终前说的话：有被消灭的危险而不屈服者常能胜利，成功之后即不长进者常会失败。“来美国十一年半，我眼睁睁看了许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牺牲世俗的虚荣心，和生活的实利心。既虚荣入骨，又实利成癖，算盘打得太精：高雅、低俗两不误，艺术、人生双丰收。我叫好，叫的是喝倒彩。生活里没有这样（的）便宜。”这是一位历尽沧桑、劫后余生的老人的冷眼旁观。虽然被喝倒彩的人未必听得进去，毫无疑问，他是对的。

在肉体上，木心属于这个时代。在精神上，他却属于一个消逝了的时代。当他选择与卞之琳、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生活在一个时代时，他也选择了自我隔绝。这种自我隔绝造就了一位超凡绝尘的世外高人，但代价也是有的。他的过于讲究的文字对他的写作形成妨碍，而他并不觉得，这无疑是代价之一，且是其中较小的代价。须知，“汉家陵阙的石兽，如果打磨得光滑细洁，就一点也不好看了”，说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木心本人。

有一天，木心讲到了水浒，讲到了施耐庵，他说：“我见过一篇施耐庵作的序，极好。‘风雪夜，听我说书者五六人，阴雨，七八人，风和日丽，十人，我读，众人听，都高兴，别无他想。’我幼时读，大喜，不想后来我在纽约讲课，也如此。”这个序自然不是施耐庵作的，而是由金圣叹代笔的。原文也不是这样的。木心凭记忆说，不算错，且经过记忆坩埚的重新熔炼，变得比原文更畅达，更符合现代语境。不知不觉间，木心自己也变成了强盗，且是高贵的强盗。但幼时读即大喜，却令我生疑。这是一段卢梭式的confession吗？从他少时与人讨论《新约》的文学价值看，我只能选择相信。这个人是何等的早慧，他的心态又是何等的可贵！这样的心态古人有，陶渊明有，寒山有，胡应麟有，崔述有，上个世纪也还有。在大家的裤腰带上都别着一个小喇叭的微博时代，谁还会有呢？一个局外人对着一群局外人讲文学课，这样的事在今天还会发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