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临骏：蓝色多瑙河与红色维也纳的风格

第一篇：肖临骏：蓝色多瑙河与红色维也纳的风格

据说150年前，当小约翰·施特劳斯（Johann Baptist Strauss，1825-1899）的圆舞曲《蓝色多瑙河》在奥匈帝国演奏之后，维也纳人才意识到多瑙河有着和蓝天一样的颜色。1872年，小约翰·施特劳斯受邀，前往美国波士顿参加音乐盛典，在容纳10万人的空间里，指挥由上千名乐手组成的乐队演奏《蓝色多瑙河》。从此，他和他的音乐风靡美国，使得欧洲之外的人也将维也纳与蓝色联系起来。20世纪后半叶，《蓝色多瑙河》作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固定曲目，则更是聚集了全世界观众对于维也纳的蓝色想象。

如此一来，人们却忽略了维也纳的另外一种颜色——红色。而红色，对于奥地利的深远影响不亚于蓝色。就连小施特劳斯本人也不乏红色成分。当1848年维也纳爆发市民革命时，他加入到革命派阵营，曾因演奏《马赛曲》被拘捕。《蓝色多瑙河》是他在1866年帝国战败后，受托创作的一部“象征维也纳生命活力”的圆舞曲。

1890年的第一次游行 虽然五一游行始于美国，1886年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全美35万工人示威，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但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确立则是在欧洲。1889年7月14日，在法国大革命100周年这天，由各国工人政党组成的国际组织第二国际成立大会在巴黎举行。这次会议通过了《劳工法案》和《五一节案》。第二国际的一个重要成员是来自维也纳的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1852-1918），恩格斯的终生好友。

阿德勒出生于布拉格犹太富家，学习于维也纳大学，与小约翰·施特劳斯不仅生活时空有重叠，而且是1848市民革命精神的追随者，更有甚者，他伴随和参与了1860年代在维也纳兴起的工人运动和组织，最终整合各个工人组织，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工人党创始领袖。

阿德勒决定在通过《五一节案》的第二年，1890年，组织工人在维也纳举行一次显示力量和团结的五一游行，宣布五一节是劳动人民的节日。地点选在原皇家猎场，后成为城市公园的Prater林荫大道。

对此，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f I，1830－1916）非常紧张，唯恐发生工人暴动，严阵以待。五一这天，阳光灿烂，工人们携家眷欢快而轻松地前往Prater大道。他们衣装整洁，佩戴红色康乃馨，四人一排行进。与军警林立形成强烈反差。同在维也纳的心理学家弗罗伊德（1856-1939）曾在他的书里说：“在维也纳，不同颜色的康乃馨有着不同含义，白色康乃馨是反犹太人的标志，而红色康乃馨则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象征。”这是因为当局禁止举旗游行，他们决定将红色康乃馨别在衣服扣眼里作为识别标志。

历史上的五一。（柳红/图）

一战后，社会民主工人党（现社会民主党）成为第一共和国执政党（1919-1920年）——“红色维也纳”就是这样来的——然而在1934年被法西斯政权取缔，二战后重新崛起，成为最强的政治势力，一直处于联合执政地位。

一百多年来，维也纳发生了这样那样的演变，但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举办大型游行集会，一直没有变，成为一种传统。

市政厅前响起“英特纳雄耐尔”

2016年的五一，并非一个寻常的五一。它不单是左派、劳动者聚会、表达诉求的“节日”，更是奥地利执政首脑面对国民的尴尬时刻。因为，就在此前一周，4月24日，奥地利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中，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名落孙山，极右势力自由党候选人赢得高达36.7%的选票，遥遥领先。而这背后则是交织在一起的难民危机、失业和经济问题。社会民主党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面临分裂。

这是个阴天。早晨8点多，各个社区、工会团体已在维也纳市政厅附近集结。每人身上至少有一个红色标记：红衣、红裤、红鞋、红旗、红围巾、红帽子、红气球、红色康乃馨。市政厅是修建于1872-1883年的哥特式建筑，市长和市议会办公场所。门前广场是市民游乐园，冬天开设溜冰场，夏天放映露天电影，也作为维也纳城市马拉松终点，和五一集会会场。

上午9点，游行开始。并非印象中雄赳赳气昂昂的阵式，而是漫步，一个一个团体走向主席台。大约有数十上百个团体，比如有来自各行各业的工人；知识界则有各级教师、医生、艺术家；公务员有财政、税务、养老等机关职员；社会团体有妇女、环境、反核、少数民族等等。至少有十几个乐队，吹奏者将曲谱夹在端举乐器的左臂上；还有驾驶的汽车、小火车、摩托车、自行车、婴儿车、残疾人车；有很多老人，也不乏小孩和宠物。

游行队伍中来自医院的员工，还亲自演绎医护工作，还有人扮成死神。（柳红/图）

每个队伍都举着旗帜、标语、横幅，诉求主要有几类：一是收入分配：“征收财富税”“公平报酬，而不是让财富流向大公司”“为资本设上限，而不是为普通劳工”；二是对待难民：“没有必要设立栅栏”“难民法案撕裂了社会民主党”“给予人平等保障”；三是国际贸易：“反对TTIP，公正的世贸不这样”；四是执政党和选举：要求现任总理辞职，召开党大会，把票投给来自绿党的独立候选人等等。

整个游行过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或在游行队伍中，或在主席台上，维也纳市市长霍伊普尔（Michael Häupl，1949年生人）来得早，始终向游行队伍挥手；奥地利总理维尔纳·法伊曼（Wernner Faymann，1960年生）到得迟，和几十个人挤站在台上，似乎未见警察相跟。

10点45分，游行完毕，集会开始。首先由总理讲话。尚未开口，已是嘘声、哨声一片。他一再提高嗓音也难以盖过，只能借助麦克风比赛谁声大。他说：“过去一年来我们帮助了许多难民，我们为此而自豪。但是，奥地利不可能独自解决全世界的难民问题，我们需要法律和措施来保障人权和秩序。”台下的人们将败选的怒气一股脑地投向他，不想听漂亮的言辞，要求他承担责任和下台。

集会中奥地利总理出来稳定民心，未见警察相随。（柳红/图）

紧接着是当了22年维也纳市市长霍伊普尔的讲话。他回答了很多人心中的担心：社会民主党会不会为了执政与极右势力合作？他的回答是：绝不会！

集会结束时，全场高唱《国际歌》。有人举起左臂，伸向前方，“英特纳雄耐尔”，这六个被我们唱过千百遍的字，是世界范围内无论用何种语言歌唱都能听得懂对得上的，其实就是international——“国际”的音译。伫立在寒风中，眼前的红歌海洋，据说有8万人，令我有恍惚隔世之感。

市政厅主会场的活动结束了。接下来是各个左派团体的时间，他们把摊位支起来，海报标语举起来，有演讲的，有端着马恩列斯毛像游行的，有卖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有卖毛选的；有托派，有毛派，有马克思派，还有来自不同宗教信仰国家的左派，不一而足，各行其是。

随着游行队伍走过，洒水车和清洁工人马上将街面打扫干净，城市恢复如常。

卡尔·马克思大院与红色住宅

位于维也纳19区海利根施塔特的卡尔·马克思大院，有一个“红色维也纳”展览，在五一节这天对游人免费开放。

时间要回溯近100年。1918年，当奥匈帝国国王放弃权力的第二天，卡尔·伦纳（Karl Renner，1870-1950）就宣布就任德奥共和国总理。伦纳政府推出了八小时工作制和带薪休假，并给予妇女选举权。共和国第一任维也纳市长（1919-1923）雅各布·瑞曼（Jakob Reumann，1853-1925）一上任，就开始考虑工人住宅，而真正实现这个构想的，则是第二任市长（1923-1934）卡尔·塞兹（Karl Seitz-1950）。他们的目标是：给大量居无定所的工人，包括从帝国其他地方涌来的工人，建设大型宿舍区，既负担得起，又有好的生活条件。设计规划采取城中城的概念：有一座大门，进去以后是园林，从园内可进入各个楼道和公寓。配套设施有：超市、游泳池、洗衣房、幼儿园、图书馆、浴室等等。

奥托·瓦格纳美术学院的学生参与了这一庞大的设计项目。第一座住宅在维也纳5区落成；接下来就是卡尔·马克思大院，它是由一位名叫卡尔·恩(1884–1957)的设计师所做，卡尔·恩还完成了位于16区一座拥有1531套公寓的建筑。

最值得看的是建于1927-1930年的卡尔·马克思大院。这是一座宽广雄伟的楼房，长度达1100米，跨度有4个汽车站，是世界上最长的单体居民楼，共有1382套公寓，每套面积30-60平方米。在15.6万平方米土地上，仅用了18.5%建造楼房，其余都用做游乐园和花园，可供5000人享用。

马克思大院。（柳红/图）

1930年，在卡尔·马克思大院落成庆典上，维也纳市长致辞说：“有一天，当我们都不在了，这些石头会替我们说话。”诚哉斯言。

二战期间，这里曾被重炮损坏，上世纪50年代得到修复；此后1989年和1992年又作过翻新，至今还在使用。

从1923年到1934年，维也纳究竟建设了多少公共住房？答案是惊人的：第一，在348个区块里，建有61,175套公寓；第二，在42座排屋里，建有5227套公寓。这是发生在90年前的一次社会政治实验。从地图上看，红色住宅星罗棋布。难以想象，如今的维也纳如果没有这些建筑，整个建筑图景会是怎样？

关于维也纳的红色联想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已经有138年历史，却在此次大选中显现出被社会各阶层抛弃的困境：同情难民的左翼对执政者收紧难民政策不满，转向支持绿党出身的候选人；排外的劳工认定他们不再代表自己的利益，转向支持极右党。在国家（民族）利益和人权人道之间究竟有没有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在哪里，怎么才能达成，成了摆在奥地利面前最为严峻的课题，它也是欧洲乃至世界的严峻时刻。而这，与一个多世纪前，社会民主党创立时面对的问题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处。

如果将目光从卡尔·马克思大院移开，退一步，拓宽一个较大的视野，又看到了什么？首先，社会民主工人党红色住宅项目，也是一战之后国家重建的一部分，奥地利是行动最快和力度最大的；其次，时值美国经济大萧条，全面波及欧洲，却没有使维也纳的建设停下来；第三，1923年慕尼黑啤酒馆政变，纳粹势力抬头，近在咫尺的维也纳似乎尚无警觉；第四，身在维也纳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981-1973）等人与波兰经济学家兰格（1904-1965）等在1920-1930年代，就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展开过一场历史性争论。这些事件似乎是孤立的，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提及这个时段的维也纳，不免想到同时生活和工作在红色维也纳的一些影响历史的思想家，例如，弗洛伊德，1873年入维也纳大学，188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19年成立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精神分析学派正是在这个期间最终形成；经济学家熊彼特（1883-1950），1901年入读维也纳大学，1906年获法学博士，1919年任奥国财政部长；卡尔·波普尔，毕业于维也纳大学。192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哈耶克，1899年出生，1921到1923年就读于维也纳大学，分别获法律和政治学博士学位，同时也学习哲学、心理学和经济学。这不由得让人想到：红色维也纳和维也纳学派、奥地利学派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关系，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思想史的关联？在欧洲福利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和发育过程中，维也纳起了什么作用？至少可以肯定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年出版）和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1944年出版），有着比我们已知的更为丰富的思想和社会资源。

当然不免会想到这个时段的中国，北洋政府和广州革命政府的决战，黄埔军校和北伐，之后，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分裂，直至发生国共第一次内战。还有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那是一个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制度遭受彻底破坏，只有革命和战争，充满动荡，少有建设的岁月。而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对于二十世纪思想史的贡献，实在是太有限了。

从卡尔·马克思大院返程，沿多瑙运河南行，途中巧遇奥地利艺术家和建筑师，被中国人叫作百水先生（Friedensreich Hundertwasser，1928–2000）的杰作——维也纳热能与垃圾处理厂。将能源产生、垃圾处理艺术化，是百水设计精神的体现，从色彩到形状到结构，无直线、无平面、无相等，彻底地“人应与自然共存”和“对不规范的容忍”。真是有意思的比照！卡尔·马克思大院与之相得益彰。这才是维也纳最适合人类居住的真谛所在。归根结底就是开放和包容。这也是它眼下应对政治与社会危机当取的精神。

第二篇：肖临骏：红色之旅韶山行

韶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乡，踏访伟人故里，瞻仰伟人风采我心向往已久。

初冬时节，我和老伴踏上了红色之旅，来到心慕已久的韶山，在激动与臆想中，感受着她的魅力与神奇。

韶山位于湘潭与湘乡、宁乡交界处，距湖南省会长沙90公里。

那日中午，我们乘坐的火车从长沙抵达韶山站，然后坐汽车进入韶山的群山环抱之中。此时这里仍是满目苍翠、鲜花盛开，芬芳四溢，让人顿感心旷神怡。

走下汽车，我心訇然涌起万般情愫，是兴奋？是激动？是幸福感？我说不清。像一股热流推着我疾步前行，直奔毛主席故居。

毛泽东故居座落在三面环山绿树成荫的韶山冲里，坐南朝北，青砖泥墙和黒木灰瓦的建筑呈“凹“型。这里层峦叠嶂，松柏葱茏，翠竹依依，风景秀丽。传说这里的山脉间暗藏着“龙脉”人称风水宝地。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于这里。并在此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故居前有一池塘。池塘岸边绿柳婆娑，塘里长着荷花，此时已是冬天，花已凋谢，但池中的水却非常清澈，平静如镜，四围青山屋影清晰可见。

参观故居的游人如织似潮，但大家都好像怕打扰了什么似的，却是那样的安宁与恬静，迈着庄严的脚步，缓缓走进这向往已久的农家小院，“毛泽东同志故居”几个金色大字映入眼帘。

走进故居横屋，右边是父母卧室，墙上挂着二老的遗像。里处是毛主席卧室，墙上挂着一幅他与母亲文氏弟弟毛泽民毛泽潭的合影，室内床上放着一布棉被支着蚊帐。转过右厢房、卧室、廊檐和碓屋之间，可看到毛泽东的全家照，日常器皿和各种农具以及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文物照片和资料，其中陈列着毛泽东少年时期用过的扁担、水桶、锄头等。

横屋书房客厅,毛主席曾先后在这里组织农民学习革命理论发动农民运动，并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建立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17岁时他以“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一首诗告别了父母走出韶山冲，奔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探求真理，立志救国，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苦难，走上了社会主义幸福大道。其博大胸怀，丰功伟绩，彪炳千秋

睹物思人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心绪久久不能平静。就是从这极其简朴、平常的农舍中，竟然走出了一位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开国领袖。

那一物一景都会能勾起你对历史的追溯而万分感慨，给人予心灵深处的震撼。得以踏进这块孕育伟人的圣地，心里自然感到无比的自豪。

走出毛主席故居，我们来到韶山冲凤凰山下的毛泽东纪念馆，该馆建筑现代化设计风格优美，气势宏伟，肃穆庄严。

步入大厅，一尊毛主席塑像赫然入目，满面慈祥，亲切自然。展厅共收藏有关毛泽东生平和韶山人民革命斗争的文物、资料、照片有上万多件，充分的反映了毛泽东生平和光辉业绩。

展厅里游人熙熙攘攘络绎不绝，每个人都将庄重与激动写在自己的脸上。每一件文物都让我感到亲切，都使我心生敬意，每一件文物都有不寻常的背景和历史，见证了我们人民领袖的崇高与伟大。

走在纪念馆里，给人感觉是走进革命传统教育艺术的殿堂。

离开纪念馆，我们又去参观毛泽东铜像广场。在广场入口处有一墨绿的青松掩映着一块巨大的橘黄色岩石，形状很像我国的地图，上面刻着八个鲜红的大字：“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广场南北约有两百多米长百余米宽，地面用花岗岩铺成。四周群山环抱，两边绿化植物错落有致，花卉点缀其间，姹紫嫣红，争芳斗艳。苍松翠柏间竖立着六块形状各异的天然岩石制成的诗碑，上面镌刻着毛主席手体的诗词。

广场上到处都是来此瞻仰的人群，穿过这些人群，清楚地看到，金光闪闪的毛泽东铜像背靠韶峰，座南朝北，高高地耸立在多层台阶之上，褐红色大理石基座正面，镌刻着“毛泽东同志”五个贴金大字。周围摆满人们敬献的花篮。毛泽东身着中山装，左胸前挂着主席证，手执文稿，目光炯炯，面带微笑，正视前方，巍然挺立，气宇轩昂，展示了主席在开国大典上的风采，再现了这一伟大光辉的历史瞬间。

听导游讲，毛泽东铜像是1993年12月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而建。基座高4.1米，寓意他老人家执政41年；像高6米，通高10.1米，暗寓国庆10月1日，更象征着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

导游还讲述当年运送毛泽东铜像时，曾发生几件极为奇妙的事情。

一是1993年12月铜像铸成后从南京启运，行至井冈山时车子忽然抛锚久修不好。因天色已晚，有人提议，井冈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闹革命时建立的第一个根据地，和主席有着特殊的情感，就让他老人家在这里住一晚上吧！于是决定全部护送人员留宿井冈山。次日一早在没有任何修理的情况下，车子居然恢复正常启动！

二是铜像如期抵达韶山后，更为神奇的现象又接连出现。原本春天开放的杜鹃花竟在寒冬天争相怒放，如同一团团红色的火炬，映红了韶山，笑迎主席归来。

三是在江泽民同志为毛主席铜像揭幕时，蔚蓝的天空突然出现了日月同辉的景象，仿佛日月有眼，花木有情，令在场的众人万分激动。是奇迹还是巧合？无从解释，这让韶山原本就灵秀的地方更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也引来更多人来追寻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足迹。

此时，阴沉的天空飘起了淅沥小雨，整个广场更加肃穆庄严。《东方红》《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乐曲不时响起，在韶山冲久久回荡。

伴着乐曲，向毛泽东铜像敬献花篮的仪式连续不断。大家怀着一颗崇敬之心，表达对伟人的深情怀念，自觉的在毛泽东铜像前排列整齐向他老人家鞠躬致敬。还有外国朋友也来瞻仰主席的铜像，此刻我的心情非常激动，眼睛湿润了，是泪水？雨水？分不清了„„

在毛主席铜像前，人们纷纷拍照，我俩也合影留念，终于了却了我的多年夙愿，心中不禁荡起阵阵涟漪„„

傍晚时分，太阳露出红脸，我们恋恋不舍的告别韶山。

巍巍韶山，美丽风光，伟人风范，永励后人。

韶山之行，红色之旅，感恩之旅，感慨万千。伟人虽去，其物犹存，无不引起我们对伟人的深切怀念。

伟人的博大情怀和丰功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里。

第三篇：肖临骏：令狐塔前话感恩

归来多日，而我湿润的情绪仍萦绕于心。

站在山脚下，依傍碧霞圣母塑身，瞻仰着面若满月的圣母容颜，听豁达博学的师兄娓娓地为我们讲述着当地百姓口熟耳详的感恩故事。侧身有石身神龙自山林盘桓而下，龙头向东南方似迎接远方访者，耳畔松涛如笛。沿着宽阔古旧的台阶，闻松竹间秋风徐徐，低眉倾听秋声隐隐，拾阶而上，直达塔顶。

秋景虽自另有迷人之处，而我此时却无心赏景。令狐山位于安徽省定远县的千年古镇藕塘，山顶有令狐塔，令狐庙，轻踏石阶循塔而上，四层处供奉着黑奶奶像，檀香袅袅，黑奶奶慈眉善目，满面微笑，我恭立像前，眼前便是我那逝去多年却时常闪现梦中的祖母面容，于是她老人家的一颦一笑、或喜或悲，点点滴滴，若春风若春雨，氲氤心间„„

令狐山之行，收获最深的便是这儿深厚蕴藏的人类最美最善的情感：感恩。常存行善之举，可令世间少了诸多冷漠，处处洋溢着温情；怀有感恩之心，亦使生命温润平和，人性变得美好。“令狐”一姓，缘于感恩：春秋魏姓名将救一弱女之命，而在战场拼杀危急之际又得所救女子之父舍命相助结草绊倒敌将而立下奇功，所受封赏之地为令狐。而其后代以封地为姓氏，这便是令狐氏的由来。魏将施恩不图报，而老翁刻刻怀感恩之心，行结草之举报答，又谱写出一段历史佳话。令狐氏后裔更延续出 “泣墓堂”、“博施堂”等一段段孝感天地、恩泽万户的人间美谈。

而至西汉末年王莾篡位时，有令狐后代子伯因家父为官正直遭奸人迫害满门抄斩，幼小子伯在正直小吏舍命相助下得以逃脱并流落至藕塘镇，令狐子伯年小志大，每日饥寒交迫却潜心苦读，得山上僧侣钟爱授其学业，当地百姓送衣送食，更有当地老妇黑奶奶，将子伯视如己出，照顾有加，助其每日安心潜修功课。而在令狐子伯不负众望安帮定国、功成名就后，回山中找寻黑奶奶和寺中僧人报恩时却发现恩人已逝，令狐子伯伏山痛哭，哭声响彻山林，泪水化为山泉倾泻而下，苍松翠柏闻之哭泣，蓝天白云为之动容。为答谢当地父老，令狐子伯倾其所有，重修庙宇，塑黑奶奶像并立塔为志。从此后，当地百姓便将此山由锥子山改称为令狐山，塔为令狐塔。

沿塔扶阶而下，塔正前方立有两只青石香炉，立于炉前回望令狐塔，青砖碧瓦古色古香，身边炉内檀香绵绵沁人心脾，回望远处山峰连绵，虽含秋意，松竹青翠仍风光无限，令人心旷神怡。段段行善与感恩的故事，与眼前景色浑然整合，令人流连忘返。千年沧桑尽在黑奶奶一笑，历代艰辛均付青山绿水之间。塔前庙后刻有各方善男信女的片片心意，因感受施与受、受与还的人性美，灵魂得到净化和升华，身心也因此似与青山翠柏相溶。

我依依不舍地沿着宽阔的台阶而下，步步感受着古人遗风，历代人物从我身旁依风而行，历历在目，或传承本地文化，或诉说沧桑历史。在令狐子伯苦读的紫兰亭前，我仿佛见到子伯捧书吟读，乡亲父老将衣食之物轻放一边后悄然退去；来到山间僧侣特意为当地百姓上山砍柴劳作歇憩驻脚而修建的夕照亭前，我又见到百姓端坐亭内，擦汗饮水，谈笑自若；“惊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这是景致的美丽，更是心境的安然。经过子伯像前，我深躹一躬，不仅为他的落魄不落志，更为他的得志不忘恩，才有了这千古佳话，留给当地百姓乃至诸多后人学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缓缓而下，轻言慢语。及至山下，眼前便是令狐山庄了，杨柳依依垂首俯视碧波，影照过雁，静不可言。独立这水边柳下，听当地百姓对我私语：其实我们都听祖代人说，那黑奶奶并不是凡人，她是西天的碧霞圣母娘娘因曾在静修时得助于人类，为报恩便化身黑奶奶来到人间，以助那令狐子伯成就大业来普渡众生，为百姓谋福址。所以说，我们老百姓行善事做好人，天上神灵都在看着呢。

美的景物赏之不尽，善的传说代代续写。这山这水这树这人，都令我感受着恬静和美好，梧叶飘零，回归大地，乃是回报大地滋养，化为春泥，以期来年更美更艳的春天；白云时刻不停浮荡在天空，在蓝天映衬下构画出幅幅绝美图案，亦是对蓝天胸怀滋养的感恩。这儿的百姓笑容真诚，话语恳切。

千年古镇藕塘是革命老区、兵家重地，多少销烟往事，几多沧桑历史，虽曾兵戈相见、刀光剑影，却因为有这恩泽轮回，使当地百姓世代放眼古镇大好河山，胸怀感恩之心，身心变得清净、祥和；世代怀有行善之念，相互之间亲切、友善，从而民风淳朴，天净地宁；而小民之念汇成的集体感恩心更是促进繁荣的和谐社会的巨大力量。古镇藕塘每年的传统庙会日，善男信女连续几日扶老携幼摩肩接踵，炮竹声震天地，各地商贩云集，当地丰富的物产资源加上勤劳朴实的百姓，不仅带来和谐的自然生态，更令当地经济飞速发展。

“革命摇篮旗帜在，应同胜迹共流传”，宝塔传说与绮丽风光并存；人人都心生行善与感恩，自然也会生出万物的神奇力量，代代传承，以美德沐浴着人类，并发扬光大。

第四篇：肖临骏： 独享雪夜读书之乐

我读书总是为形势所迫——为会议提交论文，你得读书；给报刊写文，你得读书；编《记忆》，你还得读书。我也订过宏大的读书计划，二十四史、莎翁全集、严译名著„„没用。形势比人强，计划全泡汤。

因为要给报刊写“社会语言学小识”的系列文章，只好把语言学的书找来大读特读。什么语汇学、篇章语言学、浑沌语言学、礼貌语言学、社会心理语言学„„仅社会语言学就买了十几本。一路读下来，发现还是30年前读过的陈原的《社会语言学》更令人怀念。于是到处搜寻陈原的书。苍天有眼，从万圣买到打折的三卷本的《陈原语言学论著》。这套书虽然写于上世纪90年代，但比本世纪出的，由教授博导写的，冠以什么什么出版基金资助、得了什么什么奖的同类著作要好得多。究其原因，陈著是长期积累、深思熟虑的结果，不是为职称、课题、出版的应景之作。虽然受时代局限，虽然是业余之身，但作者敢碰真问题，而现在出的书绕来绕去避重就轻，净说一些无关痛痒的鸡毛蒜皮。

半年前，我兴致勃勃地买来南开某教授写的社会语言学，翻到最见这一学科功力的一章，不禁大失所望——作者还没跟问题交手，就鸣金收兵了。如今的专家竟不如30年前的业余，学术之进退，由此可知。

写这类文章，除了语言学的书，还要读好多看似无关的书，比如，要弄清套话的来龙去脉，就得读《中国尺牍文学史》，要揭示当下女权主义的男权性，就得读《女人无穷动》；要说明花季女生为什么突然不约而同地骂起人来，就得读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在这种随便翻翻的阅读中，我发现了《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叶维丽、马冬冬著，新华出版社，2008）。

此书是用对话形式写的，对话的是两位有很多共同点的知识女性，她们都生长在红色大院，都在北京上中学，都下乡当过知青，都是工农兵学员，都赴美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这本书是她们人过中年回顾往昔，思考历史的互相访谈录。书中谈到了各自的父母、家庭的影响、大院文化、中学的“革命化运动”，谈到了阶级划分，红卫兵运动、女学生怎样学骂人，“文革”中的青少年亚文化，以及她们对理想的认识，对农村的感受。撰稿人叶维丽是史学博士，她的谈话不是率性之举，而是富于问题意识的深思熟虑。例如，她把17年教育分为两个阶段，它们有着彼此对立的性质，后一阶段（1963年以后，“文革”以前）对前一阶段的教育，做了全盘的彻底的否定。这一观点，不但纠正了笼统的“狼奶教育”的说法，而且对理解“文革”的起源很有帮助。因为办《记忆》，我有幸看到了很多人看不到的自印书。所谓自印书，并不是地下出版物，也不是被禁之书，而是由文化公司代理编辑印制的非商业性质的出版物。因为它合法且便利，所以近十年来，“自印书热”持续升温。中国最早收购自印书的是南京大学，南大带动了一批大学图书馆，国图也开展了这一业务。但是，这些图书馆不知道到哪儿去收购这些书。而在他们踏破铁鞋无处觅的时候，我却能独享雪夜读书之乐，想起来，不禁有些得意。

绝大多数自印书是回忆录或自传，作者都是七老八十的过来人。在这类书中，有一些颇具社会历史价值。随便举几个例子，原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写的《青史难隐：最后一次交代》对研究当代国史很有用，其重要性不下于《问史求信集》。前影协书记处书记写的《士之殇》也是一本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书，对研究反右、“文革”以及知识分子心态都有帮助。同类的书还有，赵文滔的《伤害》、江皓的《缺钙时代》、马文蔚的《难忘的“现反”经历》、郭慕岳的《被革命回忆录》、谭合成《血的神话》等。

办《记忆》也让我对史学著作有所留心，美国史学家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为我分析当下的“文革”研究提供了思想武器，尤其是他关于历史神话化的观点，更是启人心智。什么是历史的神话化呢？柯文指出，这是一种特殊的虚构。它“不是捏造出来的，而是通过对不符合或有悖于其目的的历史资料的歪曲、简化和省略来完成的”，我们周围的事实证明了柯文的洞察，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都可能造成历史的神话化。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恢复披上神话色彩的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它常常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与死亡造成的痛苦不同），引起严重的不安，所以有时会受到人们坚决的抵制。”令人痛苦的是，我们身边发生的很多事情，似乎都在证实着柯文的判断。

第五篇：肖临骏：《起风了》,努力活下去

肖临骏：《起风了》，努力活下去

“起风了”取自法国诗人保罗.瓦雷里著名诗篇《海滨墓园》中的一句：起风了，努力活下去！这就是宫崎骏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一直以来对孩子们说的那句话：这个世界即使再糟糕，也还是值得活下去的。

自从上一部2008年的《悬崖上的金鱼姬》上映之后，宫崎骏退休的传闻就不绝于耳，对于喜欢动画的观众来说，这是再遗憾不过的事情了。所以当2013年他最新一部动画《起风了》上映的时候，观众的激动和期待之情可想而知。

这部动画片和宫崎骏曾经的作品大相径庭。那曾经在动画中漫无边际的想象力，充满了日本民族的鬼怪精灵和像《龙猫》那样的纯真美好都已消失不见。这部动画的主人公已经长大，不再是少男少女。这是一个关于大人的故事，一部似乎不是很适合孩子看的动画电影。

但当我们真正地静下心来看完这部两个多小时电影的时候，就会发现，宫崎骏依旧还是那个制作了《风之谷》《幽灵公主》《千与千寻》，制作了《龙猫》的那个宫崎骏，他始终没变。《起风了》像一条线般串联起曾经的那些动画作品，是某种延续，更是对其的总结。

电影的主人公是一位真实存在于上世纪的日本年轻人，并且因其后所制造的著名“零式战斗机”而享誉世界，他叫堀越二郎。故事讲述的便是他从小热爱飞机，并梦想以后要建造出美丽的飞机这样一个故事。

曾经在二战中日本用于大肆侵略他国的战斗机的制造者，这个角色本身就存在着矛盾与争议。而宫崎骏在最开始也或多或少因此而不愿意制作这部电影，但他最终愿意制作这部电影，在很大程度上或许正是被这个故事中的“矛盾”所吸引。

当我们仔细地回顾宫崎骏曾经那些作品的时候，不难发现，那些隐藏在故事背后的思想充满了矛盾。典型的便是在《幽灵公主》这部电影的最后，人类与自然不可调和的矛盾始终在那里。

在关于《起风了》所有的争议中，“反战”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最高。在宫崎骏制作这部电影的同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环境正处于右翼保守派的笼罩之下，再加上宫崎骏一直以来督促日本对于曾经犯下的罪行道歉，使得他在日本国内遭受了众多的指责与批评。

在网站公开的企划书中，宫崎骏就制作意图做了如下解释，“这部电影既非对战争予以控诉，亦非意图通过对零式战斗机的杰出之处之描写来鼓舞日本的年轻人，却也不想掩饰二郎真心打造民用飞机的心愿，只希望讲述这么一个忠于自己的梦想、不断奋进之人的故事。"在宫崎骏的作品中，他一直反复言说着那些“忠于自己的梦想、不断奋进之人”的故事。无论是那个勇敢美丽的那乌西卡，还是曾经胆小自私的千寻，她们始终都走在自己成长和梦想的路上，都在努力地不断奋进着，而堀越二郎同样如此。

作为主人公生活的背景，电影用了很大篇幅向观众介绍上世纪20-30年代的日本。那时的日本动荡不安，贫困与疾病横行，加上不景气的经济和破坏力巨大的关东大地震，年轻人普遍感到未来的迷茫和不可捉摸。宫崎骏通过一系列细节来展示那时日本年轻人在外所受到的轻视与鄙夷。或许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二郎的同事本庄，他在电影里反复地强调国家的衰败和落后，希望自己能为国家的振兴和发展做出一份贡献。我们也很难否定在二郎想要制造飞机的这一动机里不存在为了国家这一因素。

这是宫崎骏在电影中必须面对的矛盾之一，他必须面对那个年代的日本，面对曾经的贫穷与落后。面对过去，实则是为了寻找为何日本最终走上侵略者道路的原因。这样的矛盾在电影中贯穿始终，宫崎骏小心地走在其中，点到为止，并未过多的渲染。这或许也是许多批评者的不满之处，认为他迷恋在清新优美的田园中，而忽略外面世界的残忍战争。肖临骏：《起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