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西进——富士康内迁调查报告
西进——富士康内迁调查报告
北大、清华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调查组
2010年5月富士康深圳员工连环跳楼事件之后，富士康向内地城市拓展的步伐进一步加快。2010年5月，重庆富士康正式投产；7月，成都富士康动工兴建，10月产出第一批苹果平板电脑产品。
此次重庆和成都之行，调查组集中了解两个方面的情况：两地富士康的招工状况，尤其是学生工的使用情况；富士康内迁之后其管理状况是否有所改善。
调查在今年三月进行，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式，调查组成员深入工人的生活社区、厂房工地、生产车间，并且有成员以普工的身份进入到富士康企业内部，在一个多月的打工生活中进一步了解情况，亲身体验富士康的管理模式。为了解工业园区征地情况，调查组一行还深入到当地居民家中、居委会、田间地头、集市村镇，了解征地之后的农民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在征地拆迁过程中的遭遇。部分调查组成员进行了历时将近一个月的田野调查工作，在此基础上获得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使我们得以认识到许多鲜为人知的富士康企业背后的故事。
图︰富士康位于中国大陆、香港、台北的生产基地
本报告将在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上，分四个部分对成渝两地富士康的 用工、管理和拓展情况进行细致描述：
一、招工陷阱：介绍两地富士康的招工方式以及在招工和工人录用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二、学校还是中介：学生工的困境 介绍分析两地富士康使用学生工的一些情况；
三、管理乱象：工人的工作与生活 详细考察富士康内迁之后的管理是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四、征地之痛 介绍由于富士康的进驻而给当地农民造成的影响。（本部分将另文讨论）
一、招工陷阱
一）招工方式
富士康在内地大举扩张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劳动力的供给，为此地方政府不惜动用大量行政资源为富士康输送大批廉价劳动力。目前，重庆和成都的富士康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招募工人：社会招募、政府劳动部门代招、职业学校输送。
1、社会招募
在重庆和成都，几乎在每周的人才市场大型招聘会上富士康都会出现。目前富士康通过这种社会招募方式主要招收技术、管理、行政、人事、后勤等非生产性员工，普工的招聘通常是委托给劳务公司或者在富士康专门的招募点进行。
在重庆，许多大大小小的劳务公司都在为富士康招工；而在离厂区不远的富士康招募中心的门前，每天也会有很多人排队报名参加面试。
成都的情况与之类似，在成都火车北站的出站口，一出站台就能看到富士康的招募点，在现场就可以报名，并等候参加面试的通知。
图︰成都火车站北出口，设有至少两个富士康流动招聘报名处
2、政府劳动部门代招
今年春节后，“民工荒”现象显露出来。在此背景下，满足富士康巨大的用工需求成为成渝两地政府最新增加的重要任务。
成渝两地政府将富士康的用工需求指标层层分解，自上而下分派到各个区县和乡镇。为了保证招工任务的完成，有些地方政府还为此拨出专款作为招工之用，并对任务完成较好的机关部门进行奖励，甚至还将招工的完成情况作为考核政府工作的重要参照标准，为富士康招工俨然成为一件严肃的政治任务。
在成都市郫县红光镇政府、郫县郫筒镇政府的办公场所，都挂有富士康招募点的醒目横幅。本来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劳动部门成为几乎是与劳务公司无异的专门为富士康招工的劳务机构。据了解，有的地方政府不仅负责招募，还负责新工人的体检工作，并且负责将招募到的员工用车直接送到富士康的厂区进行报到，其对富士康企业的服务不可谓不到家。
图︰郫县红光镇特设“富士康”招工报名点，现场免费派发招工单张，政府工作人员逐 一为求职者登记个人资料以及存取身份证、学历等副本
图︰郫县郫筒镇人民政府提供名为“富士康员工现场招募”的免费服务
3月15日，在成都市双柏东一街的富士康招募中心外，停靠着近十辆来自成都市温江区的中巴车，司机告诉我们刚送来温江地方政府代为招募的几百名工人。在成都市菊乐路9号原政府职业培训部转为富士康招募中心的大操场上，有近千名工人排队等候面试，他们都是经由青白江区、成华区等地方政府集体组织、早上由大巴车接送来报到的新工人。
3、变身中介的职业学校
在2010年进行的深圳、昆山等地的调查中，我们已发现富士康存在着严重的滥用学生工现象。此次成渝之行，我们看到这一问题更为严重。
其实富士康自2009年与重庆签约伊始，就同时与当地的两百多所职业院校签订了用工协议，这些以承担教书育人责任的学校也就成为富士康主要的劳动力储备库，源源不断地向富士康输送年轻、廉价、驯服的劳动力。比如在重庆电子工程学院，富士康不仅和学校签订了定向培养协议，甚至还提供了据称价值高达1000万元的实训设备，用以建设SMT和PCBA的生产线，这些生产线建成以后将会安排学生投入生产。这一模式虽然被美其名曰“实战学习”，实际上是在学生的学习期间就开始为富士康服务，此举将会大大降低这些员工进入富士康之后的培训成本。
调查期间，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一批批学生工抵达重庆和成都富士康的场景，他们中一些人在经过体检、录用和军训之后，又转而被送往昆山、南京等地的富士康厂区。
二）招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011年3月，虽然成渝两地的富士康厂区仍处于半生产、半建造的状态，产线编排、机台设备、厕所等基本设施仍未尽妥善到位，但这并没有减缓富士康招工的步伐。而对于那些已经成为富士康一份子的人们来说，当初的承诺如今看起来许多不过是谎言而已：低廉的工资、令人疲惫的劳作、无聊的生活，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萌生了去意。
1、“本来说是在重庆工作，现在却要去昆山”
在重庆西永微电园的菁英公寓小区内，每天都可以看到一批批拎着大包小包的新工人进来报道并被分配到不同的宿舍，不同批次的人大多来自于同一个地方，多是以学校或者地方政府组织的形式被成批地招募进入富士康的。与此同时，同样可以看到的是一批批的工人提着他们的行李被大巴送到重庆的火车北站，然后乘坐大约四十个小时的硬座火车之后，到达富士康的昆山工厂。去昆山的名义是实习，时间通常为一到三个月不等。昆山是老厂区，在那里他们被将训练成熟练工人然后再调回重庆厂区。很多新招聘的员工事先并不知道将会被分派到遥远的昆山，18岁的学生工小慧（下文中还会提到）在报到签订合同并在“军训”(入职新人的整队步操等训练)了三四天之后，才被告知要去昆山工厂，她说：“本来说是在重庆工作，现在却要去昆山”，小慧虽不情愿，但却没有自愿选择的余地。对于极少数态度坚决的工人，富士康亦会采取妥协的做法，任由其留在重庆厂区。
如此很多工人会有一种受骗的感觉，他们中的很多人之所以选择留在重庆找这份工作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到沿海去，就是因为重庆离家近，可以免去远赴沿海的奔波劳碌之苦，不想这一期望再次落空。
成都的情况类似。为求达到招人目标，富士康和地方劳动部门往往隐瞒工作地点至最后一刻。例如，富士康以“成都专案”之名招工，来自青白江区的年轻求职者都顺理当然地以为自己就在郫县上班。等到面试的时候，才被告知三五天内就要去南京厂区培训，为期半年。一路上随行带队的政府人员难道不知道实情？为什么不向求职者事先说明？对此富士康的责任未能推卸。
2、“我们不知道要军训到什么时候”
在成都富士康，由于生产设施未能完全就位，并不是每一个新员工都能立即上岗工作。在代号为803（B区）的仍处于繁忙工程施工状态的成都郫县富士康新厂区内，空地上随处可见一百多人的“军训”队伍，他们是新招聘来的工人，但因为许多厂房尚未竣工，生产规模有限，富士康就以这种“军训”方式来稳住工人。所谓“军训”，并没有任何军人教官，发号施令的不过是一些老员工，军训内容很简单，最主要就是“站”，一百多人被分成排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或者进行一些诸如“向左转、向右转”之类的简单动作。至于这种无聊的军训什么时候会结束，工人自己并不能确定。有人说要持续一周左右，而有的则说会有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直到新的厂房建好投产他们才能真正进入工作状态。
图︰成都郫县高新科技区，偌大的富士康工业园区，建筑工地举目无边界
三月中旬刚刚进入重庆厂区的一位工人告诉我们，他在完成入职手续之后的第二天就被分配到生产线上工作，但三天之后当他们处理的一批HP返工的产品做完以后，就又开始处于无事可做的状态，以军训来打发时间。
这当然不是工人们想要的状态，因为类似这样的军训意味着他们只能拿到900多元的基本工资，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用这点钱维持基本生活开销尚显艰难，更不要说别的了。而一些已经进来一个多月的员工，仍然没有开始正式地进入产线工作，而是安排进行一些诸如除草、捡垃圾、拖地扫地等原本不该他们去做的工作，同样也是只能领到基本工资。
3、“富士康招聘的时候说的那些话根本就是骗人的”
在随处可见的成都富士康招聘广告中，工资待遇在首6个月的试用期内：“综合收入”介乎1600-2000元/月；试用期满以后，“综合收入”介乎2200-2800元/月。而在更早些时候，关于“富士康在成都招万名普工最低工资1590元”的报道更是见诸各大主流媒体。但实际情况如何呢？据了解，成都富士康的底薪只有950元/月。图︰成都郫县红工镇政府办公室广告栏上所张贴的成都富士康招工广告。内容除了展示了厂区外观面貌、“HAPPY快乐的工作”员工生活照之外，还说明了现场报告的两个主要地点︰(1)四川省各州市就业窗口(2)成都市菊乐路9号
穿着黄色马甲的小张看起来还像是个孩子，碰到他是在成都富士康北区的大门外，当时正值中午的下班时间，小张和许多人也是在吃过午饭之后来到厂区大门外休息。但他看起来实在太小，如果不是出现在富士康的门口，你难以想象他 已经是这个代工王国中的一名工人。小张还不满十七岁，春节刚过就进厂了，上班已超过一个月。原定三月七日发放的工资，因为管理混乱要推迟至月底才能发放。小张一个月的日常开支要一千元左右，不得不请求父母再次寄钱。
小张虽然还没有领到工资，但已有一种很强烈的被欺骗感，招聘时工厂给的承诺是一个月的收入保证能在两千元以上，而一进来就发现实际情况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小张现在的基本工资是950元，加上餐补240元，房补50元。扣除保险等，能拿到手的不过是一千多一点而已，在今天的物价水平下，正常的伙食开支每月至少要三四百块钱，还有基本的日常社交如手机通话费、上网费等，这点钱花起来实在有点捉襟见肘。不仅如此，工作还非常累，一天到晚都是站着，这让小张很吃不消。再加上如此低的工资，现实的情况和当初富士康的承诺以及自己对富士康的想象相去甚远，不满和萌生去意也就不足为怪。
同样在成都富士康上班的小英来自四川广安，和她一起进厂的有同村的8个人。让小英感到最为气愤的就是政府欺骗了他们，因为当时政府给他们承诺的底薪是1500元，而到了富士康签了合同之后才知道，底薪只有950元，差了一大截！小英认为政府是明显地“哄骗他们进入富士康的。”至于这是政府为求达标讨好富士康而单方面采取的行为，或是联合富士康共同制造的骗局则不得而之。
经常的情况是政府有关部门在招聘时含糊其辞，比如在郫县郫筒镇政府的富士康招募点，招募广告上写明“员工试用期内综合工资1600元—2000元，转为正式员工后综合工资2200—2800元。”而对于什么才是所谓的“综合工资”，广告中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工人进厂后才会发现只有大量加班之后才有可能拿到2000元。
4、变质的政府招工
富士康要在短期内招募数以万计的工人，这对于企业来说意味着不菲的资金和时间成本，然而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富士康将这一负担转移到了政府头上。为富士康招工成为川渝两地许多地方基层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甚至成为政绩考核的指标。
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发现了更多令人吃惊的事实。据一位在成都富士康北区上班工人讲述，当地的镇政府为了能够完成招工任务，竟然同意给愿意到富士 康工作的人上低保。地方政府为了满足一家企业的用人需要，竟然如此滥用原本就不足的公共财政资源和社会福利，实在令人费解。而据我们了解，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据工人讲，一些地方政府如宜宾、资阳安岳县政府甚至给予在富士康求职成功者750元—1000元不等的奖励。一位来自四川资阳叫阿丹的女工就告诉我们，当地政府将会在她工作满三个月后给予750元的津贴。
从表面上看，政府提供的津贴、奖励最终发放到了工人手中，似乎对工人是有好处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这样做的出发点并不是真正地为了散富于民，而是为了实现为富士康招工这一政治任务而滥用公共资源。政府的基本职责是利用公共财政为全体民众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使用纳税人的钱来为一家企业服务。
在当前工人集体谈判力量缺失的情况下，劳动力供应趋紧这一结构性变化本来为工人工资上涨提供了一个契机，但是在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下，企业不是通过大幅度提高工资福利水平以吸引工人，而是费尽心机地利用种种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来招募工人，并大肆地渲染“民工荒”的严重性。与此同时，崇尚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们，这个时候却集体沉默，而不再用他们的经济理论来论证用工紧张是因为工资太低，而是反过来痛呼工资的上涨给企业带来沉重的压力不利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二 学校还是中介：学生工的困境
在2010年进行的两次深圳、昆山等地的调查中，我们都发现了富士康存在着严重的滥用学生工的现象。而此次的成渝之行，让我们意识到这一现象在内地较之沿海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2010年的调查报告中，我们已经提出学生工是“廉价、驯服、灵活”的劳动力的看法；而对于内迁成渝有着巨大用工需求的富士康来说，大量使用学生工意味着一种更经济的、批量化的招工方式，通过和当地的职业院校签订用人协议，可以以低廉的招募成本获得大批年轻劳动力的供给。
而此次调查也更加印证了我们之前的判断：学校，正在沦为劳动力中介机构；以实习为名，学生正在成为“富士康—职业学校”这一利益联盟中的牺牲品。18岁的小慧是位于贵州大方县的汇灵职业学校的学生。她的专业是酒店管理，但在去年，和班上的其他三十多个同学一起，由老师带队进入江苏常州的一家电子厂，干了四个月之后每个人总共只领到了二千元的工钱。当时的名义虽然是教学实习，但把学习酒店管理、旅游专业的学生送到电子厂做普工，从事拧螺丝之类的机械操作，这样的安排还被称作是教学实习实在是勉为其难。
到了今年上半年，小慧满以为能够回学校上课了，但没料到又被拉来进了富士康，说是要实习半年，完成之后回学校参加考试就算是毕业了。贵州的老师把他们带来重庆，告诉他们总校（校方声称汇灵职业学校的总校在重庆）会有人来照应他们，但在他们交了200块钱的路费到达重庆之后，还没等到分宿舍贵州的带队老师就走了，而传说中的重庆总校的老师却始终没有出现。
类似的情况几乎出现于所有的学生工身上。概括而言，富士康在使用所谓的“学生工”方面具有以下特点：
1、以“实习”为名，但却从事与普工没有任何差别的工作
既然是“实习”，既然被称作“学生工”，就说明他们的基本身份仍然是学生，但从他们进入富士康的那一刻起，他们在工作环境、工作任务、工作时间、工作内容等方面已经和通过社会招募的普通工人没有任何区别了。富士康并不会因为他们是来实习的学生而给予他们任何的特殊照顾，而学校也不会因为他们还是自己的学生而给予任何的关怀。
小雷17岁，就读职高二年级，她向我们讲述了自己一天的“实习”生活轨迹：在成都富士康南区金加生产部工作，每天早上6点多起来准备上班，从清江宿舍出发，乘坐着拥挤不堪的厂车，要在8点左右提前赶到车间。8点半开始上班到11点半，然后是午饭时间，12点半又开始上班一直到下午5点半。然后是一个小时的晚饭时间，从6点半加班到8点半，这样一天的工作才算结束。如果从早晨起床算起，每天实际花在工作上的时间超过了14个小时。
不仅如此，小雷说他们的工作环境也是非常之差，车间有很大的灰尘，“每天一定要洗头，不洗的话头发都打结了。”由于他们的工作环境经常接触油漆、胶水等腐蚀性的化学药品，小雷说自己的三位同学都先后出现过皮肤过敏的情况。
2、所学无用，专业不对口
实习的基本含义就是要使学生在学校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从而能够锻炼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将所学的知识真正变成实用的技能。然而从沿海到内地的三次调查都表明，这些尚未毕业的学生工以“实习”的名义进入富士康之后，其所从事的工作与他们在学校所学习的专业内容基本上完全不相干，比如上面提到的小雷所学习的是电子商贸管理，小慧的专业则是酒店管理，而她们所做的都是流水线上普工的活儿，而这种情况是普遍的。所谓“实习”不过是个掩人耳目的幌子罢了，真实的目的是为富士康提供大批量廉价而年轻的劳动力。
3、学校失责，他们已经不再是学生了
这些从学校以实习的名义进入富士康的学生工，虽然其身份仍然是学生，但同时却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工人。名为实习，但对于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却在实质上意味着他们学生时代的结束，而成为属于富士康企业的劳动力大军中的一员。他们可以选择在实习结束之后回到学校完成学业拿到毕业证，但许多人并不会做此选择，来富士康实习对很多人来说就意味着已经和学校脱离了关系，他们已经成为“富士康的人”，而不再是学生了；而学校也不会因为他们还是自己的学生就会派驻老师照顾他们的学业和生活。就这样，两年或者只有一年的学校教育、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学费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换来在富士康的一份几乎不需要任何学识技术的普工工作；不仅如此，他们当中的有些人还要向学校缴纳数额不等的“实习费”——虽然学校在这个过程中已经不再履行任何培养和教育的责任，而这部分所谓的“实习费”，乃是学生工们在富士康辛苦劳作的血汗钱，这也就是意味着除工厂之外，他们还可能要接受学校的剥夺。
由此可见，许多和富士康签订了就业协议的职业技术学校实际上已经变身成了劳动中介机构：一方面他们收取学费并获得国家的财政拨款；另一方面他们却未能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这些学校的学生在匆匆一年或两年的学习之后，就被送到了富士康这样的工厂里；学生们名义上虽然是实习，但基本上已经和学校脱离了关系；学校对他们也已经是不管不问，至于在工厂的工作、生活、安全等等也已经和学校没有了什么关系。打着“工学结合”旗号的实习，既做不到专业对 口，也谈不上促进学业，更没有因为他们学生工的身份而为其提供合法的劳动保护和权益保障。实际上他们从迈出学校大门的那一刻，就已经和社会上的求职者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愿意，他们可以拿钱换回一张毕业证；虽然名为技校毕业，但这种学习经历对于他们的职业发展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助益。
三、管理乱象：学生工的工作与生活情况
从沿海迁到内地，学生工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是否有所改观？富士康的“人训话”管理方式是否有所改善？学生工的权益是否得到了有效的保障？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走进重庆和成都富士康的生产生活空间。
1、糟糕的工作环境
成都富士康的南厂区位于郫县高新科技区，是四川省市政府“一号工程”的主要项目。这里是一片尚未完工的工地，尽管如此，富士康的生产却已经开始了。在“边施工，边生产，边招工，边出货”的策略下，富士康厂区内充满着施工机械、噪音、灰尘，第一代和第二代苹果平板电脑iPad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并销往世界各地的。
正在施工的厂区内到处堆放着沙堆和泥土，道路也凹凸不平。在工厂入口处的地上，简陃地临时垫上了几块木板，在高低不平的小沙丘上辟作行人通道。数以万计的工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进入工厂工作的，“前天下小雨，我摔了一跤”，女工小妮抱怨到。有的厂房还没有完全竣工，一些楼层还正在施工，到处堆放着诸如钢筋、水泥之类的建筑材料；而另外一些楼层已经投入生产了。在厂房外面，建筑施工产生的灰尘使天空看起来都是灰蒙蒙的。
“尘土飞扬，铝屑飞扬。天晴一片灰蒙蒙，下雨泥泞遍地。”这是工友小丽对生产环境的描述。由于iPad的外壳是铝制的，在打磨加工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铝屑灰尘。在车间内，铝屑常常是漫天飞舞，随手便可以触摸到银灰色的铝屑。厂方虽然也发放了口罩等劳保用品，但工人们表示口罩并不能很好地起到阻隔灰尘的作用。此外，戴着口罩会很闷，让工人觉得很不舒适。工友小冠说：“戴着口罩很不舒服，就算带了，也经常吸入铝粉尘。”还有工人说：“我们也不能经 常戴口罩，带着很闷热，很不舒服。”经常暴露于高浓度铝屑的环境中，无疑会影响到工人的健康。
2、偏低的工资待遇
学生工工资偏低，试用期过长。在今年四月份之前，重庆与成都富士康基本工资为950元/月；四月份之后，调整至1350元/月，与此同时取消了每个月240元的餐补，以及50-110元不等的住房补贴。而据成都富士康一位学生工向我们介绍，像他们这种实习生要实习满一年之后，才可转为正式员工，之后还要再经历三个月的考核期。这段时间他们的工资标准会低于正式员工。
如前面提到的小张、小英感觉在招工时就工资待遇受骗的情况其实很多。在重庆，由于加班受到管控，而基本工资又没有提上去，很多已经工作了几个月的老员工每个月的收入也只有区区一千多一点；如此低的收入造成人员流动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重庆富士康生活区门口所遇到的小辉就是这样的情况。小辉是从深圳富士康调回来的，已经在重庆干了两三个月；这段时间以来由于加班很少，经常都是双休，挣不到加班费，自己每个月能够拿到手的钱只有1300多元。这样，相比招工广告上“转为正式工人以后每月收入在2200-2800元”距离很远，使工人们十分沮丧。小辉打算干到五月份就走人，因为工资实在是太低了。
据我们了解，富士康在招工过程中所做的“诱人”承诺在现实中往往会打很大的折扣。这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试用期长。重庆、成都富士康同样规定试用期为6个月，另外还有3个月的考核期，实际上相当于有9个月的试用期。按厂方人资的说法，合同期为期三年，设6个月为试用期“既合法，也合理。”至于试用期未满的工人，跟正式工人在薪资待遇方面“有些许差别，也属正常，富士康员工的待遇比市最低工资标准要高。”
二是要扣除各种费用，实际能够拿到手的钱会大打折扣。以成都富士康为例，在今年四月份之前，试用期基本工资只有950元，另外有50元住房补贴，240元的餐补，加起来的基本收入为1240元。但这并不是工人真正能够拿到手的钱，实际上240元的餐补对于许多人来说根本就不够吃。因为餐补的计算标准是这样的：标准餐早餐1.5元、午餐4.5元、晚餐5元；每周5天，每个月22天，仅此 合计每个月就要242元；而实际数字还不止于此。据我们访谈过的许多工友反映，食堂所供应的标准餐非常难吃，由于工作压力比较大，要保持充沛体力，很多工友都会选择自助餐，就是在标准餐之外额外加一些自己喜欢吃的菜，这样每顿饭基本上要多花一到二块钱左右，每个月下来仅此一项就要多开支几十元。此外周末的时候也要自己拿钱吃饭。基本上一个月正常的伙食开支至少都要三四百块钱，因此餐补的240元对许多人来说是不够的。
除了伙食费（工人自付240元餐补以外的部份)，每个月还要从工资当中扣除七十多元的保险费用，以及从50元到110元不等的住宿费。以成都为例，每个月从工资中扣除的上述各项费用少说都有三、四百元。这对于本来只有一千多块收入的工人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小数目。
虽然四月份基本工资涨到了1350元/月，但同时又取消了餐补和房补，所以实际的涨薪幅度非常有限。
三是对加班的管控使得工人收入锐减。目前地方政府所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远不能提供对工人基本生活的保障，距离生活工资的标准更是相去甚远。因此，加班费就构成了工人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能占到工人总收入的一半。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不得不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减少加班，那么仅仅依靠基本工资的收入无法维持生存；要么牺牲自由支配的休息时间，拼命地加班以换取更多的收入。在重庆和成都的富士康工厂，由于厂区还正在施工当中，尚未完全建成投产，因此工人经常面临无班可加、甚至无班可上的情况。这样一来，他们就可能仅仅拿到一千多元的基本工资，还要扣除各种费用，这样的收入水平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要想做到“体面劳动”和“体面生活”实在有点勉为其难。
3、严苛的生产管理
通过工人的叙述，我们发现重庆和成都富士康工厂的生产管理同样存在严重的问题。
首先，拖班、连班现象严重，劳动强度高，而工人的加班费亦有时会被拖欠。如果遇到生产紧张的情况，常常出现拖班的情况，工人们经常被强迫延迟下班。富士康有时还压缩工人的就餐时间，工人把这种情况称为“连班”。据工人小雪介绍，连班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工人原本1个小时的吃饭时间被压缩为半小时，吃完后就马上回到车间继续上班；第二种情况是吃饭时间被取消，中间只允许休息十分钟。我们遇到几名工友，他们反映：“有好几次赶货，我们就要从早上一直忙到晚上将近8点，只有中午能吃饭，晚饭就吃不了。晚饭的时候只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等我们连完班后，食堂的饭菜早已冰冷了。”
富士康的工人很多需要站立工作，这意味着他们每天至少有十个小时是处于紧张的站立工作状态。女工小雷说她入厂之后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站立”。实际上，工人每天的站立时间还不止十个小时。如果是上白班，工人们每天7点钟之前就要起床，然后挤上巴士，到厂区之后打卡还要集合，领导训话，然后才开始一天的工作，工作期间只有吃饭时能坐下休息，直到8点半下班再一次匆匆挤上巴士，回到宿舍之后一般都在晚上9点钟以后了。因此对于工人们来说，每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处在站立状态。
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令工人们疲惫不堪。女工小玉说：“因为工作时，我要高度集中精神，眼睛就特别困，总是红红的，大家都以为我哭了。有空的时候，我哪里都不想去，只想睡觉。在我的那条线上，一些新进来的员工因为受不了长时间地站着工作，常常会哭起来。我还亲眼看到新员工干着干着就晕倒了。”
其次，管理方式简单粗暴，工人请假困难。“人训话”的管理方式几乎已经成为富士康的特色之一，重庆和成都富士康也同样如此。据在重庆上班的工人描述，他们每天上班都要经过面无表情的保安的严格检查。这些保安在富士康帝国内部，拥有特殊的地位，因此经常趾高气扬、言语粗暴。此外，富士康工人还要忍受管理人员每天的早晚会：工人们的工作似乎永远都不能让管理层满意，他们总是被训斥要求集中精力、提高速度。一名工友告诉我们，他的线长有时会这样警告他们：“以后你们如果不认真干活的话，把我惹毛了，你们每天都要挨骂。”调查组成员还亲眼目睹了一次富士康开晚会的情况。当时是晚上8:20，正是白班工人准备下班的时间，工人们被要求排队站在厂房外的工地上，泥头车、混凝土车、货柜车在工地来往穿梭，车声、机器声隆隆作响，灰尘漫天飞舞，一名线长在对员工喊话：“互相帮助，努力工作，大家团结”。由于开会时间过长，导致工人们都未能按时准点下班。
“请假难”几乎是所有富士康员工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在富士康，生产进度是“最高纲领”，工人必须服从于生产的需要。如果遇到生产高峰，工人即便是 生病，也很难请到病假，以致不少工人不得不带病工作。一位名叫阿秋的工友说：“我在一月份的时候发高烧，线长就是不准请病假，因为当时生产赶货，很缺人。”一位叫小春的女工向我们提及在富士康流行的一句话：“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机器用。”小春说由于车间里气温低，最近有许多人感冒，都在吃药，但是都请不到病假。小春说：“我也感冒了，但他们比我严重，我还没有吃药。一开始进车间，我双脚、双手、脸上，皮肤过敏，又红又痒，很难受。”尽管如此，小春却没时间看医生，“我就在宿舍楼下的超市买了一瓶白酒，倒入纸杯，用两只牙签夹着棉花沾湿了白酒，涂抹双脚。到了下班的时候，脚又会痒起来。”
4、低劣的日常生活
在成都富士康，由于工人的宿舍尚未全部建好，有些工人被安排住在离厂区较远的地方，富士康安排巴士接送工人上下班。在成都富士康南厂区通往德源宿舍的路上，在上下班的时间经常可以看到一辆辆巴士载着工人往返厂区和生活区之间。据工人们反映，这些巴士往往是拥挤不堪，一辆巴士通常会挤上去七八十人，“在车上特别挤，连转个身都不可能。”“厂车很挤，挤的头晕。”但除此之外，工人们别无选择，步行太远，而打车太贵，他们只能选择每天拼命地“挤车”上下班。
除了每天上下班挤车耗掉工人们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之外，排队是另外一件让工人怨声载道的烦心事。由于工人数量多，厂方提供的设施又不齐全，工人们乘车需要排队、上下班打卡需要排队、吃饭也需要排队。工人们向我们抱怨，“打卡机根本不够，要花很长时间打卡，站了一天，已经很累了。”而另外一位工友则向我们描述了工作当中的一个小小“惊喜”，因为当天上午工作完成的比较快、质量也比较好，线长允许他们提前两三分钟下班。“不要小看这两三分钟，它意味着我们可以赶在前面不用排十几分钟的队。”
工人的宿舍环境与伙食也不能令人满意。在重庆富士康厂区，工人目前居住在一个名为“菁英公寓”的小区内。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还以为这是一片商品住宅小区：新建的宿舍楼外表显得干净整洁，空调和电梯等设施看上去也比较齐全。从外表看，富士康工人的住宿环境还不错。事实真的如此吗？带着好奇，在工友小峰的带领下，我们进入到宿舍内部一探究竟。当时是晚上的八点钟，正是工人下班的高峰期，18层楼的电梯门口被等待上楼的工人挤得水泄不通。同行的小峰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用电梯，尤其是早晨上班的时候，会非常地拥挤。像我们这种住在中间楼层的人，电梯到的时候就已经挤不进了，因此我们只好选择步行爬上七楼，却发现楼梯间的灯很多已经坏掉了，我们在黑暗中不得不借助手机的亮光摸索着上楼。”
到了工友的宿舍，里面的景象更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一进门就发现宿舍的客厅也住满了工人，这里放了三张上下床，可以住六名工人。在客厅的左边，是一个十平方米的房间，一共住着六名工人。客厅的右边的是一个稍大一点的房间，里面有八名工人。在两个房间的隔壁，都有一个小阳台，堆放着一些杂物，还挂着一些衣服。宿舍中还有两个共用的卫生间。我们计算了一下，在这样一个大约四十平方米的宿舍中，总计住着二十名工人。在这样狭小的空间中，工人几乎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除此之外，我们发现在宿舍中除了床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家具，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工人每人只有一个柜子可以存放一些个人物品。这样的安排表明，富士康的宿舍只是工人在繁重的工作之后用来睡觉的地方，而不是生活和休闲的场所。更让人沮丧的是，像深圳富士康一样，重庆富士康工厂的每间宿舍的每个窗户都被铁丝网所封闭，宿舍外墙也挂满了一个接一个的“防跳网”，使得这个沉闷的空间看起来似乎更像是个牢笼。
在调查过程中，很多工友反映工厂食堂的伙食非常差，简直是“难以下咽”，更谈不上口味。此外，这样的伙食也很难提供工人每天十多个小时高强度劳动所需要的能量和营养。
为了切实了解伙食的情况，我们调查组一行来到重庆富士康位于惠普工业园内的食堂。富士康的伙食标准为“两荤一素”，但所谓的荤菜中却基本没有什么肉。一名学生工这样说：“一丁点的猪肉，更多的是尚未弄干净的猪毛。”有一名学生工小龚向我们抱怨：“第一天吃这里的菜，我差不多要吐！从没吃过这么难吃的菜。以前认为学校饭堂很差劲，现在对比才知道学校的伙食有多好！” 夜班的工人反映，晚上的伙食会更差，因为晚上吃的饭菜很多是白天剩下来的，根本不新鲜。工友阿莲说：“饭堂的伙食很差，白菜没菜味，跟喂猪的差不多。”
事实上，许多工人都忍受不了食堂的伙食，选择了花更高的价格在厂外的小饭馆吃饭。我们看到，在富士康厂区外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小饭馆，还有一些路 边的小食摊，但是这些地方的食品卫生和安全亦很令人担忧。
结语
在位于成都郫县双柏东一街的富士康招募中心，写着“科技是第一产业、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红色大横幅悬挂中心大楼两边，格外显眼。在成都市一环路菊乐路9号的另外一处富士康招募中心，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宣传标语：“出身无法选择，在这里，未来由你把握；在这里只要有梦想，你就能飞翔。”“是人才你就来，我们提供大舞台。”等等。公开标榜的口号令人振奋，而实地调查的结果却让我们心痛：现实的状况与富士康给工人描绘的美好图景背道而驰。这里的工人的确被富士康当作是“第一资源”，因为只有通过不断提高产量、加大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时间、克扣加班工资，富士康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才能不断扩张产业并维持代工帝国的地位。
正如标语中所说的，工人们的“出身无法选择”，但进入富士康并不意味着工人们就有了新的选择，就可以在富士康为他们提供的“大舞台”上翱翔、实现自己的梦想。富士康的扩张与发展实现了郭台铭们的梦想，也铸就了苹果、惠普们的惊人利润与辉煌，但在这些许多还是孩子的工人们耗尽自己的时间、精力和青春后，他们的梦想在哪里？又有谁能够给他们答案？
在每天漫长、沉重、乏味的工作之后，青年工人们已经没有时间去思考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也没有时间和精力通过学习来提升自己，他们甚至连看病的时间都没有。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并不足以提高工人们的生活质量，因为节节攀升的物价和不断高涨的生活成本让工资不断缩水。
此外，长时间的加班对青年工人的健康来说更是“不能承受之重”，但如果不加班，仅靠那点略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基本工资，工人们将难以生活。面对“要钱”还是“要生活”的两难困境，对于工人来说，生活工资和有尊严的工作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当年轻的工人们为富士康透支了自己的青春和体力之后，他们在未来又该去往何处呢？ 建议
富士康把劳动力的使用带入一个新的时代，使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呈现出使用学生工的独特现象。从1980、90年代先后使用女工、男工到今天的合法使用“学生工”，学生工已经成为富士康在中国各地工厂中的一个庞大的劳动群体。组织学生到工厂第一线体验生产、巩固专业知识，是发展职业教育的一个趋势，然而，一些企业和职业学校打着实习的名义，以学生充当常规劳动力，甚至从中赚取人头费、中介费的行为，不仅成为现代职业教育的一大弊端，也是今天权力与资本横行中国的一种新现象，这必将导致更大的社会问题。因此，这一问题应引起有关各方的足够重视，共同努力，制止违法行为，为学生的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首先，学校要切实担负起教书育人的责任。
（1）安排学生实习应该考虑学生所学专业，做到专业对口，切实做到学有所用，为学生未来的成长奠定良好的基础；
（2）切实落实学生实习责任险；
（3）督促实习老师履行对学生进行保护、指导和教育的职责；
（4）积极维护实习学生合法权益，对于学生工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积极应对；
（5）加强对学生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教育；
其次，富士康应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良好的环境，同时也为企业的发展积累高素质的人才资源。
（1）为员工提供生活工资。诚如前述，在目前的收入水平下，员工必须依赖大量的加班才能获得维持基本生活的收入，他们依然无法摆脱“要钱VS要命”的选择矛盾，实现“体面劳动”、“体面生活”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2）尽量为进厂实习的学生提供专业对口的岗位，并对于技能的锻炼和提高提供切实的指导和帮助，同时也是在为企业发展储备人才；
（3）切实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学生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不安排学生工加班，不上夜班，不进行高强度劳动，不在恶劣、危险的工作环境下工作；（4）设立“员工发展教育基金”，为员工的业余生活、职业发展提供更大的支持。
同时，政府要切实地履行职责，加强监管，改善工人的工作生活条件。（1）加强执法对企业和职业学校安排学生实习的过程进行监管，严厉打击在使用学生工的过程中存在的违法现象；
（2）对借实习牟取中介费、交通费、报名费等非正当收益的学校予以严惩；（3）应对实习时间长短进行细化的规定，防止不法企业或学校从滥用学生劳动力中获利；
（4）停止政府代企业招工行为，尤其要严格杜绝基层政府滥用公共行政资源为富士康招工现象；现阶段出现的“用工荒”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普通劳动者的报酬过低造成的，因此政府应努力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而不是采取滥用公共资源、闪烁其词诱骗应聘者的方式来为富士康招工。
苹果：幕后推手
正如在本报告的开端部分所提到的，无数人为之疯狂苹果iPad 2，正是在成都富士康尘土飞扬的工地和尚未完工的厂房中生产出来并销往世界各地。而在上个月刚刚发布的苹果2011年第二季度财报现实，苹果公司当季实现销售收入246.7亿美元，净利润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59.9亿美元，其盈利能力令人咋舌，堪称奇迹。
然而，在这奇迹的背后，是无数富士康中国工人的血汗，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健康乃至生命铸就了富士康的辉煌，并同时也造就了所谓的苹果奇迹。
苹果作为富士康的主要客户，对后者拥有绝对的权力，苹果产品全球热销的背后是施加给富士康的巨大生产压力，而工人，则成为这种压力的最终承受者。在繁忙季节，他们必须昼夜不停地加班，尽管眼睛布满血丝，尽管已经疲惫不堪，尽管可能拖着病体，但他们不能休息，除了工作别无选择。苹果为商界所津津乐道的饥饿营销，对工人来说却不啻是一场场的噩梦。
与此同时，在苹果靓丽的业绩报表背后，是中国工人所必须承受的甚至都不 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可怜的工资。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富士康，虽然名为高科技企业，但实际上它的工人却在从事着几乎不需要任何知识和技能的简单重复的工作，那些学生工们在支付了昂贵的学费之后发现：他们的所学在富士康这个“大舞台”上一无所用。
因此，学生工以及整个中国产业工人困境的背后，是苹果公司的幕后推动。作为享誉世界的品牌巨头，苹果需要勇敢地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更多地关注苹果产品制造者的处境而不仅仅只是利润，并采取切实的行动来推动富士康工人处境的改善。
这是我们的呼吁，也是富士康学生工以及所有产业工人的呼吁！
图︰FOXCONN富士康成都招募中心，位于成都城区菊乐路9号
图︰成都郫县郫筒镇政府办公室广告栏上所张贴的“富士康成都厂区员工招募简章”，年龄要求介乎16.5-35周岁
第二篇：富士康调查报告
富士康调查报告
一、企业简介
富士康科技集团创立于1974年，是专业从事电脑、通讯、消费电子、数位内容、汽车零组件、通路等6C产业的高新科技企业。凭借扎根科技、专业制造和前瞻决策，自1974年在台湾肇基，特别是1988年在深圳地区建厂以来，富士康迅速发展壮大，拥有60余万员工及全球顶尖IT客户群，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专业制造商。2008年富士康依然保持强劲发展，出口总额达556亿美元，占中国大陆出口总额的3.9%，连续7年雄居
第三篇：高校富士康调查报告之三
高校富士康调查报告之三：花季少女的劫后余生
调研组发现，田玉的自杀背后隐藏着富士康这个冰冷的集中营对花季少女的摧残。异化劳动、对年轻劳动力的榨取、不负责任的管理、将工人碎片化的宿舍体制，„„都将这年轻的生命一步步逼上死亡的深渊。悲剧发生后，富士康不但不肯承担起其应负的责任，还想通过区区十几万草草安置田玉的未来。这是何等的冷血和残酷！在此，调研组强烈呼吁——
1.富士康应该承担起其应负的责任，给予田玉不低于50万的赔偿。
2.建立独立的教育基金，还田玉以及其他未成年工人受教育的权利。
在深圳龙华人民医院的白色病房里,躺着一个17岁的花季少女。这个女孩皮肤白皙，面容干净，眼瞳清澈，笑起来的时候有如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就是这样一个笑容如阳光般明媚的女孩，在今年的3月17日，从龙华厂的宿舍四楼跳了下来。虽然上帝让她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但是诊断书里“半身瘫痪”的字眼，却宣告了她今后的命运——她将在冰冷的轮椅上度过漫长的人生。到底是怎么样的工厂体制，让这个涉世未深的孩子不顾一切地从富士康跳下？到底是怎么样的冷漠人情，将这个单纯的孩子推向绝望的深渊？田玉——富士康坠楼存活者之一，为我们揭示了冰冷的集中营——富士康对花季少女的摧残。
一、陌生的工厂
田玉和所有17岁的花季少女一样，喜欢看电视，也喜欢偶像明星。她从小就是一个乖巧文静的女孩，对于深圳的了解只限于电视里所展示的那些鳞次栉比的大厦。但她来深圳后看到的却“跟电视上看到的一点都不像”。她到的第一站就是富士康，现实中见到的深圳就是苍白的大工厂。她刚来的时候和堂姐住在观澜富士康附近。堂姐帮她找工作的时候，其他的厂都因为她未满十八岁拒绝给予工作，但富士康却答应让她上班。据小组调查，富士康近几年来大量招收实习生，通过压榨年轻的学生劳动力来创造利润，同时，富士康对普工年龄的要求是16-24岁。富士康偏好年轻劳动力的目的在于，当工人处于体力最充沛的黄金年龄时，不分日夜地榨取他们的劳动力，而当工人的体力开始衰退时，就会像丢掉次品一样毫不留情地抛弃他们。像田玉这样的未成年人，在富士康看来正是榨取剩余价值的理想人选。17岁，刚结束单纯的学校生活，对于企业的剥削还不懂得如何反抗，理所当然也是被锻造成驯服劳动力的最佳人选。于是，田玉就这样走进了那个苍白冰冷的大工厂。
对于这些初涉人世、单纯懵懂的孩子，富士康并没有提供任何有关适应生活的培训。在接受简短的技能培训后，田玉就被送上了流水线。对于像田玉这样的小小螺丝钉而言，工业大机器是庞大而陌生的。龙华富士康对她来说就是一堆灰白的建筑和几十万拥挤人群的集合，她不知道哪个建筑是做什么的，也不知道随处可见的英文缩写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上哪去找跟她相关的公司部门。“我工作的第一天就迟到了。那里太大，我迷路了。所以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车间。”在田玉的印象里，富士康就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怎么也熟悉不起来。田玉爸爸告诉我们：“她刚来，有时候他们说的话，她也不是听得多懂”。在富士康，她只是创造利润的工具，她的迷茫、不安、无助，无人关心。
二、令人窒息的流水线
和所有的普工一样，田玉的工作无聊到令人窒息。她在富士康工作的一个月，就在苹果的生产线上（事业群为IDPBG）负责目检，也就是检查产品上是否存在划痕。问她觉得工作怎么样时，她说“很没意思”便没有再说下去，说完就望着天空，沉默。这和她聊起植物的表情完全不一样。聊起植物的时候她总是笑，还告诉我们各种花的名字，但是只要一提到工作，她脸上就露出忧郁和无奈的表情。她爸爸说，打电话问她工作累不累时，她只淡淡地说“做的时间挺长的”。相比栽种植物的自由和快乐，在富士康的工作对田玉来说似乎是不愿忆起的痛苦回忆。富士康所采用的泰勒制和福特制管理方式将工业的流程尽可能简化，变成工人们不需要专门知识和训练便能进行的标准化操作。工人们在工作中只需要扮演不需要思考的零件，机械地重复几个简单的操作。“工作枯燥”、“单调”、“无聊”是工人们经常用来描述工作的词汇，反映出他们已遭到严重异化的生活状态。“很没意思”就是田玉在令人窒息的流水线上一点点被抽空灵魂的真实表现。
除了泰勒制，对生产过程的军事化管理——通过暴力与惩罚来建立对工人的统治也给田玉的心灵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口。有几次田玉跟爸爸说，产品不是她弄错的，但是线长不分青红皂白，硬把责任推给她。线长这种乱扣帽子的行为在她跳楼之前已经发生了好几次。线长总是以“很凶”的形象出现在她的眼里。
三、冰冷的宿舍
田玉在令人窒息的流水线上工作了一个月，一直没有交到朋友。但这并不是因为她没人缘、缺乏交朋友的能力。田玉读书的时候很受老师和同学欢迎。中学的时候，经常有同学到她家玩。一次她住院，老师和同学结队去看她。在老师和同学眼里，她是个乖巧的讨人喜欢的女孩。
图
1但是来富士康以后，她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常地冷漠。她的宿舍一共有8个人，这8个人来自不同的事业群、不同的事务处和不同的部门。田玉提起这些舍友的时候说道“不是很熟”、“她们都比我大”。富士康长久以来都将不同事业群的人安排在一间宿舍中，这些不同事业群的人在工作和休息时间上经常不一致。这种独特的宿舍安排，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工人的休息，还严重阻碍了新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建立。对于田玉这样外出打工的孩子，当离开老家的时候，已经和过去的社会关系切断。她说那些过去学校里的朋友，也早已外出打工，不知道漂泊在哪里，失去了联系。而富士康的白夜班安排和宿舍安排又阻碍了田玉和其他舍友的交流。虽同处一室，却彼此隔膜。田玉就像一颗漂流在冰冷人海中的原子，孤独而无助。她说她有时候会上网和别人聊QQ，但是QQ里加的都是陌生人，“都是不认识的人，没怎么聊”。这种孤独和无助在一个月后的工资事件里堆积
成内心的绝望。那时，她身无分文，却连借一块钱应急的人都找不到。
四、被遗忘的原子
田玉在冰冷的人海中就像一颗孤独无助的原子。没有人关心她，没有人帮助她，整个富士康都似乎将她遗忘了。工作了一个月，到了发工资的时候，其他人都拿到了工资卡，唯独田玉没有。她问线长是怎么回事。线长说她虽然在龙华富士康工作，但是工资卡在观澜富士康。她按照线长的指示，到观澜富士康的某栋某层去询问工资卡的情况。但对方说完全不知道有这回事，又让她到另外一栋楼的某层某室去询问。一天下来，田玉就像皮球似的被不同办公室的人踢来踢去，却怎么也问不到有关自己工资卡的情况。员工没有领到工资卡，本该是企业的责任，但富士康却完全无视其应当承担的责任，对其工作上的失误置之不理。这是何等的冷漠和无情！富士康只将工人当作可以被随意遗忘和丢弃的商品，完全无视其作为人的生存和感情的需要。“就好像做一桩买卖一样，没有什么情和义”，田爸爸说。
没有问到工资卡的情况，田玉疲惫不堪。到富士康一个月了，父母给的钱都已经花完，跟宿舍的人借吗？完全不熟，别人怎么肯借给你呢？手机也坏了，跟住在富士康附近的表姐也联系不上，想要坐车回龙华富士康，但是身上已经身无分文。无奈之下，田玉只好从观澜走回龙华，一个多小时车程的路，田玉从下午一直走到晚上。在这个陌生而冰冷的工厂里，一个月以来的孤独和无助愈发涌上田玉的心头：令人窒息的流水线、陌生的宿舍、办公室里的冷眼„„在富士康里，不仅劳动价值，连身为人的价值都被抹去了。田玉，在一个本应该享受阳光和花香的年龄，却被囚禁于黑暗的富士康帝国，最终被冰冷残酷的机器大工业逼上了结束自己生命的道路。
3月17日，有着清澈笑容的田玉，从龙华富士康的四楼宿舍跳下。
五、虚伪的温暖
故事远没有结束。幸运的是，田玉被救活了。但不幸的是，田玉将面临终身瘫痪。在田玉治疗期间，已有多名自杀者结束生命。富士康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开通了关爱热线，甚至耗费千万举行“珍爱生命、关爱家人”的“誓师大会”。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富士康，似乎是不惜花重金为员工创造温暖的美好形象。但事实是怎么样的呢？悲剧发生之后，田爸爸卖光了家里的牲畜和田地，赶来照顾女儿。富士康却逼迫田家签订《医疗费垫支申请》，作出“先期救治费用申请由贵公司垫付，除司法判断承担公司应付部分外，其他先行垫付部分公司保留追溯权利”的声明。从3月一直到现在，富士康一直不肯给他们赔偿。直到最近，在田父几近绝望，准备对外求助时，这个庞大的帝国才拿出区区十几万的赔偿金，准备打发父女两个回乡。十几万甚至还不够田玉的前期治疗。富士康愿意花千万来举行“誓师大会”，却不愿救助一对无助的父女，足让世人为之心寒。
六、总结与建议
通过了解，调研组发现，田玉的自杀背后隐藏着富士康这个冰冷的集中营对花季少女的摧残。泰勒制下的异化劳动、对年轻劳动力的榨取、不负责任的管理部门、将工人碎片化的宿舍体制、适应培训的缺乏，„„都将这个年轻的生命一步步逼上死亡的深渊。不是新生代农民工内心脆弱而是富士康这个冰冷的集中营，将年轻的田玉逼向自杀的绝路。悲剧发生后，富士康不但不肯承担起其应负的责任，还想通过区区十几万来草草安置田玉的未来。这是何等的冷血和残酷！在此，调研组强烈呼吁——
1.富士康应该承担起其应负的责任，给予田玉不低于50万的赔偿。
2.建立独立的教育基金，还田玉以及其他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
3.改变宿舍分割安排制度，增进对员工的关怀。
4.废除宿舍劳动体制，由当地政府提供公共住房。
5.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清查并禁止企业招收未成年工，阻止企业利用廉价劳动力，来增加利润的行为。
6．企业和相关部门应该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相应的城市融入培训，让其更快地了解城市，以在城市中更好地工作和生活。
第四篇：学生卧底富士康调查报告
10月9日，一份《富士康调研报告》由内地及港台高校师生联合发布。报告中列出了富士康管理中的数宗“罪”，直指强制加班、超时加班、克扣加班费、漠视职业安全、压力巨大的工作环境等隐患，是富士康“连环跳”事件的祸首。
调查结论不仅来自富士康位于深圳、昆山等12个厂区的1736份问卷调查，更有14名调查团成员以打工者的身份、卧底富士康的生活体验。
进厂面试先看手
8月6日，清晨七点三十分，与其他一百多名应聘者一起，卧底富士康的调查团成员之一李静(化名)来到了富士康廊坊厂区。作为富士康调查参与者的她，刚刚开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应聘者分成两组，被带到了厂区的一处楼房，面试地点在三楼。”李静被告知，想进入富士康，要经过笔试面试和体检，所有工作在一天内便可完成，而所有步骤的开始，是让应聘者伸出双手。“面试的人会让你伸直手臂，跟着他的命令翻转一下，抓握一下，判断你是不是有基本的操作能力。”
招聘人员还将应聘者的学历以大专为界限分开，“大专以上学历，进厂后直接就是师1级，也就是工程师1级，如果到不了大专，你就只能当员1，即作业员1级。”
为体验普通工人的生活，李静隐瞒了自己的学历，而招聘人员也没有对她的学历进行核实，假称是一名“高中毕业在饭馆刷了两年盘子”的女工，李静进入了笔试面试。
“笔试大多是初中水平的。”其中笔试中的一道大题是勾股定理。面试同样平淡无奇，工作人员只是简单询问了李静的家庭与经历。
面试一直到下午5点，等待结果的人群最终被分为三部分，被富士康的工作人员带到厂区门外的人，会被告知不予聘用；而其他人或被通知复检，或直接被带到食堂吃晚饭，然后住进宿舍。李静进入了富士康庞大流水线体系的第一环――当天就住进富士康：“每天都有上百人经历这个过程，而录取率大概在3/4左右。”
惩处规定达127条
与李静一起通过招聘的上百人，被安排进有空缺床位的职工宿舍。每间10人居住的宿舍，由于工作人员流动大，不时出现空缺，李静所住的宿舍，有5个床位空着。
“这些人从哪里来的都有，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同，进入富士康，大家只有一个想法，赚钱。”这里有找不到工作的中专毕业生，有梦想开奶茶店而来攒钱的待婚女子。她还了解到，工人其实有社招工和推荐工的区别――由于缺少工人，富士康鼓励工人推荐亲友加入工厂，每个成功推荐者都会得到上百元的奖励。面试后的第二天，李静与新来的同事一同签订了劳动合同，社招工与劳务公司签订了两年的劳动合同，而所谓的“推荐工”，则可以与富士康签3年的正式工作合同。
进入富士康的当天下午，李静开始了长达一周的人资培训，她被告知，任何违反生产纪律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事后，她与其他调查人员发现，在《富士康科技集团员工手册》里，仅涉及惩处的规定便有127条。
在培训课上，李静看到了一段富士康自制的教育视频――“阿丙打工记”，视频中的阿丙，为自己的利益努力抗争，企业的管理者也被分成了“好线长、坏线长”，好线长态度和蔼，而坏线长脾气很凶，总是呵斥自己的员工。
借着这样的机会，李静向主管询问为何富士康出现了这么多跳楼事件，主管却不愿多谈，只半开玩笑的表示深圳的主管不如自己，对员工太凶了：“然而实际上他也很凶，不许我们私下谈论自杀事件。”与李静同去的一位同事，由于还没有配共用衣柜钥匙从而无法拿到工作服，遭管理人员责骂：“虽然培训时说管理人员不能凶，不过现实中，没有一个不凶的。小姑娘被骂得直哭。”
员工犯错后的惩罚，也五花八门，另一位在杭州体验的学生回忆，曾有同事因漏锁螺丝，被罚抄总裁语录300遍。
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
原本七天时间的培训，由于生产线的人员短缺，被浓缩成了三天。三天之后，李静被分派到C03厂区，所谓C03，是一栋全是生产车间的楼房，这样的楼房在富士康厂区中有十多座。
李静所分派的车间，被用来生产某著名品牌手机的主板。每一块手机主板都是自动印刷电路并焊接，印刷后，将有一道被称为“AOI”的自动检测，然后主板随流水线进入回焊炉焊接，之后流出到李静面前，她的工作便是用5倍放大镜检查主板的元件是否准确的焊好，是否存在错位。
“我的工作便是站在那里，看到不良就进行记录，如果多个不良连续出现，就要通知线长和相关技术人员。”李静表示，这样的工作，在富士康的规章中其实有“标准人力”的设置，通常是二至三人，然而由于人手短缺，同一个检查点，往往只有一个人工作。
第一天正式进入工作，李静便被告知富士康实行“黑白两班倒”的方式，而她被安排到了晚班，时间是晚八点到早八点，由于流水线需要站立工作，这也就意味着，李静需要每天站立面对放大镜超过10个小时：“每天在我面前经过的电路板都要七八百块，看得我都要疯了。”
在《富士康调研报告》中，也专门讲述了富士康工作时间的“超现实主义”。调查报告中对富士康工人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75%的工人“月平均休息天数”为4天，8%的工人“月平均休息天数”少于4天。此外，73.3%的工人“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在10小时及以上。工人月平均累计加班时间为83.2小时。“每条生产线都有生产指标，如果完不成任务，大家都要加班，在下班的晚课上，我们还要自我检讨。”
经过两周的工作，身体已有些吃不消，李静萌生去意，不料当她透露了想离开时，却遭到了同伴的一致反对：“大家都劝我忍一忍，每个人都说，出来不就为了挣钱么。当谈到自杀事件时，每个人都觉得那是自杀者的个人问题，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很庆幸自己能够随时离开。”
员工质疑工资“明升暗降”
繁琐的工作，巨大的压力，换来的却只是微薄的薪水。李静透露，作为普通工人，即使算上全部加班费，每月也只能拿到一千五百元至一千六百元的工资，而这还是富士康针对连环跳事件推出“加薪30%”举措后的数字。
这样的加薪承诺也被调查组质疑。2010年6月，为回应公众对于富士康的质疑，富士康宣布为工人加薪30%。据资料显示，分布在国内各地的富士康均上调了工资，加薪后工人的基本工资约为900至1200元左右，其中上海与杭州的企业上调后达到了1250元。
不过在一位富士康内部人士的眼中，富士康的“工资上调”，只是钻了政府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时间差。
“2010年很多省市都开始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也就是说，如果富士康不上调自己的工资标准的话，那么连最低工资标准都无法达到。但它宣布上调30%，却给人一种大幅上调的感觉。”该内部人士透露，富士康加薪承诺看似上调30%，但如果与各地政府新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相比，富士康员工的基本工资仅仅高出不到10%。
以上海为例，目前上海市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为1120元，而富士康普工基本工资则为1250元，仅仅高出130元：“说是上调了工资，实际还是在贫困线上。”甚至有工人透露，在上调工资后，原先的奖金被取消或减少，实际上收入“明升暗降”。
过低的基本收入，使得工人想要拿到更高收入，只能靠加班来实现。《富士康调研报告》中举例，一位在“SMT部门”工作的员工，2010年7月工资总额为2417.52元，其中1123元为加班工资，加班时间达到了103.36小时，而根据《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加班时间不能超过每月36小时。
2010年10月，富士康再次高调宣布加薪100%，不过对于许多员工来讲，这样的承诺也显得好似空中楼阁。
与此同时，微不足道的工资，还被不断上涨的物价和员工的自身消费需求消弭殆尽。调查报告显示，部分富士康厂区周边房屋，在富士康宣布涨工资后，立即上调房租标准，工人只得哀叹“工资是给房东涨的”。
“工作压力让他们产生了排解压力的需求。”李静的一名室友，常在闲暇时跑到厂区周边的迪厅跳舞。而上班12小时后还要去网吧玩上两三个小时的工友，更是比比皆是，消费需求、物价飞涨与收入低廉的巨大反差，使得许多原本打算在这里攒点钱的人，成了“月光族
第五篇：厦门大学内迁长汀简史
厦门大学内迁长汀简史
1937年，在厦门大学刚改为国立大学不久，便面临了一场大灾难，即日寇全面侵华。此时此刻，厦大师生并没有被这场突临的灾难所吓倒，而是在萨本栋校长的带领下，精诚 团结，勇敢面对。抗战8年中，厦门大学不仅没有被战争所摧毁，还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人才，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更是发扬了厦大的“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
一、抗战时期厦门大学内迁长汀抗战前夕，由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建的私立厦门大学于1937年7月1日正式被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改名为国立厦门大学。7月6日，教育部任命萨本栋为校长。紧接着，就发生了七七事 变和“八一三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由于厦大位于国防最前线且临近炮台，易成为敌人摧毁的目标。9月3日，生物大楼便被摧毁，于是迁校的计划被提上议程。9月4日，厦 大借闽西职业学校为临时办公处继续办公，并在鼓浪屿借得英华中学和毓德女校的部分校舍，作为学生宿舍和课堂，以维持学校正常教学工作。厦门大学迁到鼓浪屿后，还是处于 战火严重威胁下，所以萨校长多方考虑，决定进省城去商议迁校的事情。根据萨校长提出的3个原则，即“要留在东南最偏远的福建省内，以免东南青年向隅；要设在交通比较通达 的地点，以便利闽浙赣粤学生之负笈；新校址的环境，要比较优良，以使员生得安心于教导于求学”。〔1〕因此，最后决定将厦大迁往与江西省交界的山城长汀。
随后，厦门大学于1937年12月20日停课，准备迁移之事。师生从24日起开始分批出发，进行迁移。从厦门到长汀，虽说是省内迁移，但其路途也有近千里，并且闽西多山，道路崎 岖，图书仪器很难搬运。在师生齐心协力下，至1938年1月12日，人员都已安全抵达，剩下的难搬运的仪器也陆续抵达长汀。在内迁的过程中，虽然遇到种种磨砺和考验，但学生们 却学到了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人生经验，也加深了师生彼此间的感情。
长汀地处闽西偏僻山区，初来的时候，既无校舍，又少经费，师资严重不足，可以说是一片凄凉之景。但在政府的帮助及全体师生的努力下，红红火火的开展了校舍的建造和旧房 的改建。在迁到长汀短短两年的时间，便建造了男女生宿舍、食堂、图书馆、教室、实验室、医院、操场等硬件设施，为学生的学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来汀之后，又聘到 了急需的教师，调整了院系课程，制定了严格的教学制度，使厦门大学的教学研究走上正轨。在1938年迁汀后，共计学生239名，教职员83人，其中教授18人，副教授4人，讲师8人，助教14人。
二、抗战时期厦门大学之抗日抗战时期，厦门大学学生不忘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积极备战，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尽一份绵薄之力，厦大师生主要是通过创办刊物和组织一些社团来开展抗日救亡 运动。
厦门大学在抗战时期出版了一系列刊物，有发展各个领域学术的，如《语言文字导刊》、《科学》、《教育周刊》、《经济》。同时，由于厦大历来就有抗日爱国的光荣传统，曾 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出版了《救国出路》、《抗日救国须知》、《抗日救国方案》等抗日书刊。在七七事变内迁长汀后，也立刻组织出版了抗日刊物《救亡言论》，其目的是在于 “能够唤起读者的警惕„„对每个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说明大时代里的神圣责任，共同起来推进这大时代的巨轮”。〔2〕其文章如《从“屈膝到抗战”》、《抗战呐喊》等，都体 现了厦大学生日益增加的抗日民主意识，并为迁往长汀后开展抗日办刊活动奠定了基础。内迁长汀后，厦门大学救国服务团继续开展活动，在经费短缺的困难条件下，于1938年3月 13日正式出版了《唯力》报刊。《唯力》在第一期《献词》里便直接道出了它的发行目的：“一方面冀将平日研究学术之一得，公诸社会;他方面是要把我们心坎里救亡的呼吁，从 文字上广播给本地民众和全国同胞。”“唯力”二字的意义也是“唯有集合全国的一切人力、财力、物力，才能打破中华民族的历史难关”。《唯力》报刊不仅为进步文化的传播 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与当地的抗日活动相互呼应，相互促进，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自1939年至1942年，厦门大学总共有13个社团，分别是：“厦大剧团、铁声歌咏团、数理学会、中国文学会、教育学会、化学会、经济学会、机电工程学会、生物学会、法律学会、政治学会、华侨学会、木屋学社。”〔3〕这些社团有以研究学术为宗旨的，也有专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但是两者会经常交叉，学术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学术。如华侨协会乘“ 三二九”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日，举办了“当前的救侨问题”座谈等活动。具有代表性的是铁声歌咏团，以歌咏作为宣传手段，唤醒民众，宣传抗战。在校内，他们举办演奏会，为难民筹集善款；在陈嘉庚莅校时唱出学校的精神和成为“南方之强”的信心和决心；在萨校长赴美时，用国歌唱出抗战胜利的信念。在校外，他们跋山涉水，深入到农村的穷 乡僻壤，教民众唱歌，为村民服务，慰劳驻军等等，用洪亮的歌声激起人民的斗志。教育学会还在当地的爱国路举办了一所民众夜校，救济一些失学的民众和展开一些抗日宣传活 动，学会还拟定了具体的《战时民众训练课程纲要》以合理开课。即使在假期的时候，学生也不忘抗日救亡的大任，他们成立了“国立厦门大学战时后方服务团假期工作队”，1939年暑假分别在新桥、林田、童纺展开了各种活动。
三、抗战时期厦门大学之成功办学八年抗战期间，厦门大学为何能在这个偏僻的小县城顽强的生存下来，并大力扩充了师资，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呢？可以说，这是综合因素结合的成果，包括校长的付出，教师的努 力，学生的刻苦，社会的支持等等方面。其中，我认为最为主要的因素包括以下3个方面：
首先，厦门大学非常重视教学质量的提高。萨校长当时就说过这样一句话：“本校一向对学生的程度的提高非常注意，在量与质不能兼顾的情形下，对质的改良，比量的增加尤为 重视。”〔4〕虽然此时的厦门大学资金短缺，条件艰苦，但她并没因此放松了对教学质量的监督，无论其课程，考试，教学都有严格的要求。对于课程，学校极为重视学生的基础 知识，并出现了厦大独有的一道风景线，就是由名教授教基础课，如萨校长教授普通物理学、普通制图学等，周辨明教授教英文课，吴士栋教授教西洋通史等。并明确规定一年级 的学生必修国文与英文这两门课，不及格者要重修，重修不及格者则令其退学。除此之外，课程上还注重对学生通识的培养，要求文科学生必须要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理工科 学生不能没有社会科学知识，所以严格规定各院系学生必修国文、英文、中国通史、高等混合数学以及一门社会科学的课程。在考试上，学校要求严格，实行严进严出的原则，平常小考不断，让学生及时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并加以改进，学校还规定：“凡一年所修学分考试成绩有二分之一学分不及格或三分之一学分不上五十分者退学。”〔5〕故每年被淘 汰的学生不少。对于毕业生的考试要求也很严格，一般3人中至少有一人不能按时毕业。学校在此期间还制定了《母校修正通过毕业试验暂行办法》，以保证毕业生的质量。在教学 上，学校还实严格的导师制，制定了《国立厦门大学导师制施行细则》，规定每一个导师最多带15个学生，并对学生的学习生活各个方面进行训导，且做记录以便最好地了解每 个学生，促进学生的发展。学校在教学上还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科研实践能力，甚至在迁汀期间，生物系的学生都不忘借此机会对闽西的寄生动物、鸟类及其他脊椎动物的形态生 态进行研究。学校还积极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践环境，至1941年，已建成实验所31间，可容纳621人，这对锻炼学生动手能力，培养学生专业技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其次，厦门大学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保障学生的利益。在战火硝烟中，厦大认识到，使学生安心的学习成为这特定时期的头等大事之一。为此，厦门大学设置了一些机构，如生活自 助委员会，帮助学生解决生活问题。并派人去产粮区采购大米、黄豆，提倡学生吃糙米，还规定给学生提供早餐配黄豆、中餐配青菜的饮食要求，以基本保证学生的身体正常健康 需要，学校还自制豆腐以增加学生的营养。并为经济困难的特困生介绍校内外的兼职工作，解决其燃眉之急。除此之外，学校还在免费与公费制度上制定了一些具体章程，以帮助 战时家贫力学和成绩优异的学生。厦大确定每年的免费生约为60名。同时在公费制度上，厦门大学也尽量扩充其名额。在公费制度内，设置了奖金、津贴、服务所得3个方面。奖金 方面又包括了6种：(1)嘉庚奖学金，(2)林文庆奖学金，(3)刘树祀奖学金，(4)萨师俊奖学金，(5)中正奖学金，（6）各省教育厅奖学金。这些免费制度和奖学金的总额是很庞大的，以1939年为例，其总额就达到21808元。相对于当时学校的经济状况，已经占有很大的比例了。这些政策的设立，给予学生以正确的学习导向，对学生起到了鼓励作用，也为全校 师生员工树立了爱校爱国奋发图强的榜样。学校还想尽办法寻求各方的支援，如当时就得到了闽西学生救济委员会所赠送的多件特殊药品，还有一些大学的教授捐款。像美国波士 顿大学的布鲁斯教授，斯坦福大学主任Terman博士都慷慨解囊，以资助学生。
第三，厦大为建立起一支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而不断奋斗着，尤其是萨本栋校长的辛劳付出。自萨校长来到厦大的第一天时，就以清华的标准来要求厦大。他认为要提高教学质量，必须聘请高素质的教授。所以，他亲历亲为，利用其个人声望，以及与清华大学和留美公私的关系，为聘请到优秀的教师而四处奔波，在其不懈努力下，群贤毕至。如在1939年 就聘到李宗池、肖伟信、傅鹰、黄开禄、叶明升等15名教授，在1941年又新聘各院系教授多人，如施哲存、周长宁、时昭涵、徐人寿等等，这些教授大都在国外著名大学学习过，并有丰富的教学经验，都是当时的一些名士。这些教授也是具有清华特色的，在51名教授中，有47名是来自清华大学的。除了大量聘用知名教师，学校还积极培养年轻教师，尽量 给他们多提供深造的机会，千方百计去发展他们的才智。如萨校长就曾经动员和帮助陈梁生等去报考庚款留学，陈梁生后来在土壤学方面很有成就。另外，厦大还邀请校内外著名 学者名流来校演说，广泛开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如在1944年就有英国纽凯索大学英国文学系教授雷立克特地来汀专阅母校，曾作5次演讲，又为英诗引论班同学讲学3小时。同时，美国地质地理专家葛德石曾作公开演讲一次，并为经济地理学班同学讲学一小时。他参观母校时，称赞不止，并称厦大为加尔各答以东之第一个大学。随后，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李约瑟博士来校讲演，讲辞内容丰富，让学校师生受益匪浅。这些学者的到来，为厦门大学在抗战时期开展科学研究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对于师资 的管理，学校也积极向清华学习，实行民主治校，教授治校，并根据厦大自身的情况，设立一些常设委员会，从职员中聘定委员，在1941年，就设立了招生委员会、校舍建筑委员 会、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等13个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各司其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
四、抗战时期厦门大学之成就厦门大学迁汀的8年中，积极抗日，努力办学，不仅有条不紊的发展，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从学校自身来说，首先表现在增设学院和招生人数的增多上。在刚来到长汀的时候，学校只有3院8系，3院分别是文学院、商学院、理学院。当时的学生一共为284名，教师83名。到1940年，学校便发展为4学院13系，学生也发展到600余人。到1944年，全校发展为4学院15系，在校学生已有800余人。1945年抗战胜利时，全校发展为4院15系，教授、副教授94 人，学生达到1044人。其次表现在教师所取得的成就上。当时的校长萨本栋便是一个榜样，他非常重视学术研究，曾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的《线路分析》上册，在厦大出版了《七 股算机设计》，其论文如《矩阵与张量》、《三相电路中的双相座标系》等也受到科技界的重视。萨校长还获得了美国荣誉褒奖和国民政府的三等景星勋章。除此之外，学校的许 多教师在学界也颇有成就，如当时的李培囿、阮康成、张文昌3人合译的《教学视导原则》一书获得教育部奖金，文学院的周辨明教授被教育部聘为方音注音符号修订委员会委员。第三，除教师的饱学钻研，学生也勤学刻苦，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教育部于1940年举办了第一届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业竞试，厦门大学以最少经费取得最好成绩，获得团体第一名，在第二届竞试中还蝉联第一。在1943年的本省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辩论会和联合国论文竞赛中，也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当时的厦大毕业生也卓有成就，如1939年在英国留学的 卢嘉锡和沈金在伦敦大学研究卤族原子放射性的研究和炼油问题研究上获得宣读论文之荣誉。1943年厦大生物学系毕业的曾呈奎在美研究琼胶藻类获重大成果，被当地政府及各界 人士所推崇。当时的学生后来成为两院院士的有15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1人，大学校长6人，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教授、企业家数百人。〔6〕当时学校在长汀的各种活动也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从教育方面来看，初来长汀时，长汀全县只有一所中学，小学也是极少数，大部分是私塾，接受高等教育学生更是少之又少，当时在厦大读书的无一人来自长汀。在厦大内迁以后，长汀教育出现蓬勃朝气的局面，1939年建立了长汀县立初级中学，由厦大毕业生潘懋鼎任校长，也增设了多座小学，接受 高等教育的人也逐年增多。另外，厦门大学的教育学系，商学系创办了夜校，学校又常开展演讲会，辩论会及抗日宣传的活动，让当地民众接触一些知识和接受教育，大大活跃了 当时的社会学习的氛围。其次，厦门大学迁到长汀后，带动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就全校师生的消费及学校的经费来说，每年就有二三十多万。在厦大的帮助下，县政府顺利地 开展了一些市政活动，如长汀改造马路，开辟公园等工程。其三，是对社会风气之改变上，长汀由于地理及经济原因，其民众思想也是很封建保守的，他们见不得学生奇装异服，跑跳踢打的，尤其看到女同学抛头露面，本地人更是觉得有伤风化，然而经过厦大师生共同的努力，在举行多次比赛之后，风气大为改变，看见大人小孩男的女的跑跑跳跳都不足 为怪了，并且还建立了长汀体育场，为民众强身健体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厦大8年，在教育史上谱写了一段光辉的篇章。从内迁长汀办学众多的宝贵遗产中，其内迁闽西艰苦办学的自强精神使厦大成为当时国内最完备大学之一，“印度加尔各答以东最完 美的大学”。而校长与师生同甘苦共患难，从严治校，身体力行，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更是自强精神的表现。这种精神是厦大特有的精神财富，并一直勉励的全校师生不断追求 真理，“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注释：
〔1〕许乔蓁、林鸿禧：《萨本栋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
〔2〕〔3〕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厦大校史资料》第２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142页。
〔4〕〔5〕〔6〕陈武元：《萨本栋博士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7、88页。
（本文作者 杨宁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福建厦门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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